「慶曆變法」規模過於廣闊，推行過於急進，致使保守派反對。限制恩蔭、嚴格官員升遷等，尤其令既得利益者不滿。他們紛紛指責范仲淹等借變法黨同伐異，一時「朋黨之論」甚囂塵上。
慶曆四年 (公元 1044
年)，夏竦為了向石介報復，命家中女奴模仿其筆跡，偽造了一封給富弼的信，信中指革新派陰謀廢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內不自安，請求外調，仁宗初不允許，後以其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
仲淹經過鄭州，與垂垂老矣的呂夷簡會面。往日的勢成水火不再，換來是彼此問候。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如實回答：「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他似乎認為待事件丟淡了，自己就能重返朝廷。倒是呂夷簡精明，說：「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何解仲淹「此行正蹈危機」，以後再難重返中央？夷簡未有明言。不過，從「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見慣官場風浪的一代權相可能早就洞悉先機。
范仲淹遠離中央，富弼不久亦請求宣撫河北。石介擔心夏竦進一步謀害，自求外放到濮州出任通判，未赴任即病逝，終年四十一歲。
面對政敵鋪天蓋地的攻擊，暫時離開避鋒頭，算不算明智？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第一把手汪精衛馬上以就醫為名，離粵赴法國，銷聲匿跡，結果給蔣介石機會成功崛起。汪精衛、范仲淹等人的案例，印證了董建華「離去是很容易的決定，留低卻需要好大的勇氣」所言非虛，為政者需要有勇氣。
朝中只有杜衍 (九月，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及一批諫官為革新派支撐場面。
偏偏「衍務裁僥倖」，封還內降 (不按常規經中書等省議定，而由宮內直接發出詔令，謂之內降)，杜絕私情，惹起仁宗反感
(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諫官蔡襄、孫甫等更因是否召還陳執中跟仁宗爭拗
(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封還內降，等於逆天子之意。屢次唱反調，加上石介謀反信事件，仁宗逐漸對革新派失去信心。「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這裡仁宗其實已覺得革新派在搞朋黨，予以不點名批評。
杜衍喜歡舉薦賢士，抑制僥倖之徒，得罪了很多人。其女婿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見「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遂諷其僚屬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
仁宗未幾受章得象唆擺，以為范仲淹「挾詐要君」。右正言錢明逸指責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還誣陷杜衍包庇二人。仁宗於是在慶曆五年
(公元 1045 年) 把杜衍、范仲淹、富弼一併罷黜 (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仁宗同時下詔廢棄各項新政，韓琦也遭罷免，變法全面失敗，歷時一年四個月。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