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邑之謀」始末：邊郡武將集團的戰略豪賭

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匈奴軍臣單于遣使求和親，引發漢朝內部主戰主和爭論。以大行王恢為首的主戰派，深惡匈奴多次背盟，主張興兵出擊，韓安國反對，認為勞師遠征有弊無利，堅持和親。當時太皇太后竇氏尚未去世，漢武帝不敢違逆「黃老無為」大政方針，故「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徃來長城下」(《史記．匈奴列傳》語)。惟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竇氏已病逝。漢武帝親政，竟一反常態，用聶翁壹建議，誘軍臣單于至馬邑以伏擊之，史稱「馬邑之謀」。

《史記．匈奴列傳》：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姧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查《史記．韓長孺列傳》，聶翁壹的身份是「鴈門馬邑豪」，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豪猶帥也。」「豪」指地方豪傑或領袖，他們往往擁有財產與私兵，成為割據一方或保衛鄉里的關鍵力量。聶翁壹是鴈門、馬邑兩地的地方豪強。鴈門、馬邑是北方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必經要地。如斯人物願意違反漢朝禁令，私自與匈奴進行商業活動，更放出風聲願意將馬邑城賣給軍臣單于。軍臣單于不虞有詐是很合理的。

但聶翁壹並非普通地方豪強，他是漢朝的間諜，《史記．韓長孺列傳》：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聶翁壹因為大行王恢的主戰立場而獻計，可見他是同意主戰。趁匈奴剛與漢朝達成和親協議，放鬆戒備，不如用財貨利益作為誘餌，引其大軍深入，予以擊殺。為了令單于信服，更不惜找一死囚充當「馬邑令丞吏」，斬其首以向單于表忠。計謀天衣無縫，王恢不可能不參與構思，軍臣單于領兵至武州塞，武州塞位於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部至左云縣一帶。

《史記．韓長孺列傳》：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

李廣以「隴西良家子」投身軍伍，屬邊郡武將集團。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曾怕李廣戰死而哭，亦為此集團之一員。王恢為東北邊地燕國人。李息是郁郅人，郁郅即北地郡郁郅縣，位於今甘肅省慶陽市境內。北地郡是「六郡」之一。合而觀之，馬邑伏擊基本上是邊郡武將集團主導的一次軍事行動，韓安國等人只是輔助。

《史記．匈奴列傳》：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 (怪) 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滿山遍野都是牲畜，卻看不到一個放牧的人，先令軍臣單于起疑心。再有鴈門尉史泄密，將漢軍在馬邑設下埋伏的計劃全盤托出。結果匈奴避過一劫。王恢想追擊，見對方兵多，不敢妄動。王恢後來被漢武帝追究責任，斬首收場。

「馬邑之謀」失敗，令匈奴與漢朝的外交關係變得緊張，邊境軍事衝突不斷。不過值得留意是，匈奴和漢朝的關市 (邊關的交易場所，屬於官方控制貿易市場) 並沒有中斷。這種「亦戰亦和」的經濟及文化持續交流，長遠更促使部份匈奴人逐漸內附並深度漢化。四百年後匈奴後裔劉淵 (漢趙開國皇帝) 能熟讀漢籍、並假借「繼承漢室」之名起兵中原，實發軔於此。

「馬邑之謀」背後：邊郡武將與中央官僚的權力博弈

《史記．韓長孺列傳》記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 以前，西漢對匈奴仍採取和親政策。元光元年聶翁壹進言，遂有「馬邑之謀」。值得留意是太皇太后竇氏於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 病逝，人亡政息，竇氏堅持的以和為貴終被年青的漢武帝所篤信的出兵討伐取代，馬邑伏擊則是武帝對付匈奴的首次嘗試。

《史記．韓長孺列傳》：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沖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這是元光元年以前的主戰、主和爭論。

大行王恢的背景很特別，他是燕國人。我們知道，燕王盧綰在漢高祖劉邦駕崩後，曾帶領部下投降匈奴。燕地本來就是一胡漢交雜極密切的地域。王恢在邊郡任職地方官吏，對匈奴虛實瞭如指掌。此完全和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沒分別 (昆邪景帝時為隴西郡太守)。其亦應該和「六郡良家子」的將士們無隔閡。他提議勿許匈奴和親，改為出兵討伐，相信是代表著此一邊郡武將集團的共同意見。

按照王恢看法，漢朝送去大批金帛和絲綢，卻換來極其短暫的和平。匈奴不過數年便撕毀盟約，南下燒殺擄掠，和親根本無法帶來長治久安。與其姑息養奸，不如主動出擊。

然而，以韓安國為首的「主和派」不以為然。他站在理性務實的角度，提出幾個方面的難題：

1. 漢軍深入大漠作戰，光是運送糧草就已經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補給線過長亦容易被匈奴截擊。

2. 匈奴是游牧民族，騎兵機動性強，漢軍大舉進攻時，很容易在沙海中迷失，糧草耗盡而潰敗。

3. 匈奴土地多為荒漠草原，無法農耕，人民逐水草而居，難以納稅與管理，勞師動眾而收益少。

4. 戰線拉長，補給困難下，漢軍戰鬥力必定大減，將疲憊的軍隊暴露在強勢的匈奴騎兵面前，難有勝算。

韓安國原為梁孝王劉武幕僚。劉武被景帝疑心謀反，他用計解開景帝心結，令兄弟和好，因此獲太皇太后竇氏、長公主劉嫖賞識，聲名顯赫。某程度上，他算是站到太皇太后一邊。

漢武帝繼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以親舅舅身份專權用事。韓安國用財物巴結田蚡，田蚡向王太后推薦安國，安國得以出任北地都尉。建元六年，田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一是中央當權派，一是邊郡新興武將集團，主戰主和的爭論，實際是兩派在奪取主導權。失去舊日靠山而新皇帝希望有所作為，主和派無疑是不利的，主戰王恢等人獲重用。不過，獲重用代表著要有所建樹，後來王恢無功而還，《史記．韓長孺列傳》有以下記載：

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以慰士大夫心」的「士大夫」究指何人？韓安國及其支持者。「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韓安國不是純粹的儒家，而學法家、雜家，「陽儒陰法」、「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至此獲得證實。

如上言，王恢與「六郡良家子」出身的兵士們關係密切，「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罷兵其實源自「物傷其類」的情感表現。可惜漢武帝未能體會，他只知自己頂著韓安國等的壓力重用王恢，希望取得成效，奈何全無所得。誅殺王恢，是要循名責實，此為法家思想之運用。至於經田蚡、王太后進言意圖扭轉結果而不得要領，恰好反映元光元年以後漢武帝已正式親政，外戚再無置喙餘地。

竇太后到漢武帝政治思想與對匈奴政策的演變

長公主劉嫖，母親是竇太后，為景帝之姊，王夫人與她結成兒女親家，實際是站到竇太后一邊，劉徹能夠成為太子繼而做皇帝，亦跟竇氏不無關係。

竇太后所篤信的政治思想，以黃帝、老子為主。《史記．外戚世家》：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廖書賢＜《史記》的黃老政治哲學＞：

漢初之漢高祖、漢惠帝、掌實權的呂后，因應實際政治社會的需要，倡行黃老思潮的無為之治……黃老學派是整個道家思想脈絡的一個特殊思潮，正因其能融合道、法，並主張清靜自定、無為而治，特別適應漢初時代休養生息、穩定政治局勢和恢復發展經濟的需要，而能得到統治者的重視，並極盛一時。

換言之，竇太后是保守祖宗家法的，體現在對匈奴的態度上，她主張和親而反對討伐，同意與匈奴建立友好外交關係，不贊成劍拔弩張。有一則記載見於《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其後匈奴王 (唯) 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 (唯) 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景帝不接受周亞夫勸諫，欲封投降的匈奴王為侯，旨在用利誘的手段吸引更多匈奴人歸順，避免干戈。以和為貴，不惜在忠臣節義等原則上稍作讓步，此不能無竇太后「黃老之術」的影響在。

然而，竇太后堂兄之子竇嬰，已不好黃老而尚儒家。漢武帝舅父田蚡也好儒術。漢武帝作為一青年皇帝，夾在兩種意識形態的隙縫之間，動輒得咎，不難想像。

《史記．孝武本紀》：

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

趙綰、王臧被誰推薦？原來是竇嬰、田蚡。《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太皇太后竇氏將趙綰、王臧剷除，實際是要警告劉徹，勿用竇嬰、田蚡的一套變更祖宗舊制。漢武帝派遣大軍在馬邑伏擊匈奴軍臣單于，事在元光二年 (公元前 133 年)。兩年前，太皇太后竇氏崩逝，武帝正式親政。

《漢書．儒林傳》：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漢書．楚元王傳》：

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

浮丘伯是荀卿門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趙綰、王臧是申公學生，此乃荀子一脈之傳承。由此可窺漢武帝尊崇之儒學實為荀學。

漢武帝劉徹即位的權謀真相

《史記．孝武本紀》：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漢書．武帝紀》：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兩條記載結合一起看，可以發現：

(1) 漢武帝劉徹生母王氏，在景帝朝的後宮體制中屬「美人」的位階。《漢書．外戚傳序》：「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美人」地位待遇僅次於皇后、夫人。

(2) 由《史記》文字，可見劉徹被立為太子，是經過一番曲折。栗太子被廢，他才有機會。

(3) 劉徹即位時，乃一青年，血氣方剛，勢必想有所作為。偏偏太皇太后竇氏及其勢力集團仍在，田蚡、田勝以外戚身份進入朝廷，新舊派系發生矛盾衝突，在所難免。

《史記．外戚世家》：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

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

「栗太子」即劉榮，漢景帝寵妃齊人栗姬所生。劉榮被廢，與母親栗姬不太懂得人情世故有關。長公主劉嫖想將女兒給予劉榮為妃，栗姬竟拒絕這門親事。長公主不是等閒之輩，從她引薦諸美人令其得景帝寵幸，慢慢形成一個派系言，這個女人是有政治手段的。栗姬被自己個人情緒沖昏頭腦，得罪了一個胸懷城府的，其自然不得好下場。長公主不斷向景帝進讒，是景帝對栗姬印象轉壞一大原因。

栗姬天性亦容易嫉妒，見自己不再得寵，氣上心頭，結果應對景帝連番出錯。景帝身體狀況不佳，希望栗姬日後好好照顧其他妃子所生、已經封為諸侯王的兒子，栗姬竟出言不遜，態度非常不恭敬。相比之下，劉徹生母王夫人是有權謀的，除了接受長公主之女做兒子劉徹的王妃，還暗中派人鼓動朝中大臣，讓他們向景帝上書，請求冊立栗姬為皇后。一試之下，景帝大發雷霆，覺得栗姬在背後勾結大臣，逼宮奪權。劉榮於是在長公主和王夫人連番出招、栗姬單純欠機心下被廢為臨江王。

記載漢武帝時期雜聞佚事的《漢武故事》有以下一段：

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此乃成語「金屋藏嬌」的由來。可是，查《史記．外戚世家》，明有「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陳皇后更似是憑藉長公主擁立之功而驕貴，非劉徹特別寵愛她。

西漢邊郡武將集團的崛起

《史記．李將軍列傳》提到公孫昆邪為李廣屢次與匈奴作殊死戰而泣，泣不能毫沒來由，必有同情共感、物傷其類存其中。何以一匈奴人 (學者林梅村推斷) 會對李廣產生如此深厚的感情？這可以從二人的活動地域及生活模式尋找解釋。

公孫昆邪是北地郡人，李廣則來自隴西，兩地都是漢王朝的邊郡，民風強悍，盛產武將，也因和外族頻繁交流，少了儒家的客套，往往以真性情待人。

李廣為將門之後，「世世受射」、「善騎射」，恰好公孫昆邪亦在馬背上討生活，《漢書．公孫賀傳》有「賀少爲騎士，從軍數有功」，公孫昆邪正是公孫賀的祖父。

復添以公孫昆邪在景帝時曾任隴西太守，與來自隴西的李廣有鄉土與軍事淵源。平定七國之亂中，公孫昆邪、李廣各自為朝廷立功。二人實接近同一階層 (class)，故李廣隨時命喪沙場，公孫昆邪憂心忡忡。

《漢書．地理志下》：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字裡行間，彷彿六郡和匈奴一直勢不兩立，長期處於緊張敵對狀態，為加強軍事實力以作抵禦，遂和匈奴漸趨同化以學習其擅長之騎射打獵。

然而，此一說法無疑是偏頗的，帶有漢族主義中心，事實上，邊地族群文化交流頻密是常態，彼習騎射，我亦學彼之居仁由義 (故有昆邪之泣)，敵對是有，但軟性互動亦未必不存在。

要之，此一胡漢結合的新力軍，成為西漢新建騎兵的主力。而這支軍隊，似和梁孝王劉武有著密切關係，《史記．李將軍列傳》：

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為何李廣接受了梁孝王劉武授予的將軍印，回朝便得不到朝廷封賞，戰功被朝廷抵銷？《史記．梁孝王世家》透露出線索：

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筑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

劉武作為弟弟，向來以母親竇太后做靠山，雖為諸侯王，卻有天子排場與架勢。凡此種種，景帝看在眼內，焉能不氣忿？還有，竇太后有意讓劉武做皇位繼承人，景帝芒刺在背之感必定更加強烈。這個敏感時刻，李廣受劉武將軍印，等於政治上站了隊，企在梁王一邊。景帝當然要對他壓抑，封賞都停了。

另外，周亞夫在七國之亂中的軍事部署亦值得注意，《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卻。

周亞夫當時是太尉，最高軍事長官，李廣是驍騎都尉，官階和權力都較低。周亞夫用梁地為餌以絕吳楚叛軍糧道，是他和景帝的事前共識。偏偏李廣與梁王劉武過從甚密，雖未直接違背周亞夫的戰略方針，但在軍事紀律上確實犯了大忌。

慶幸皇位競爭的過程中，劉武失敗，膠東王劉徹被立為太子。劉徹希望有一番作為，不再對匈奴忍氣吞聲，擁有豐富對匈奴作戰經驗的李廣於是備受重用。元光二年 (公元前 133 年) 於馬邑伏擊匈奴軍臣單于，公孫賀也參與其中。

從李廣看「六郡良家子」何以成為漢軍主力

《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

李廣是西漢名將，歷經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來自隴西成紀縣。《漢書．地理志》：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據此，隴西乃專出武將的六個邊郡之一。這又和其地理形勢息息相關。杜志強＜六郡良家子考論＞：

隴西郡是關中的西部屏障，其地理相對於關中而言具有戰略價值，顧祖禹云：「(鞏昌，隴西郡治) 翼蔽秦隴，控扼羌戎……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成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而河湟之要領舉」，是「自古用武之國」，所以，「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固隴右，鞏昌豈非都會之所哉？」這正說明隴西在古代定都關中時的戰略地位。

李廣先祖李信是秦朝將領，身為將門之後，李廣自幼學習射術。漢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 166 年)，匈奴大舉南侵，攻入蕭關 (今中國寧夏固原市東南)，威脅首都長安。李廣以「良家子」身份跟從漢朝大軍對抗匈奴，因擅長騎射，殺敵眾多，立有戰功，擔任「中郎」的官職。

所謂「良家子」，是指不屬發配流徙的罪犯，出身清白，家世端正，無醫、巫、商賈、百工等賤業背景的人家的子女。至於中郎，為皇帝近侍，負責宮廷禁衛。

景帝在位期間，李廣對內協助平定吳楚叛軍，對外多次與匈奴死戰。《史記．李將軍列傳》：

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

值得留意是公孫昆邪的哭諫，竟擔心李廣自負甚高，會在與匈奴的戰爭中送命。查《漢書．公孫賀傳》：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

義渠傳統上被列為西戎一支，與秦國長期對抗，最後為秦國所滅。《史記．匈奴列傳》：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其後義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

秦滅義渠而有隴西、北地、上郡，換言之，三地本來為義渠所控制。《漢書．公孫賀傳》：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公孫賀是懂騎射的，和李廣一樣。我們可以作一大膽推斷：隴西、北地、上郡等邊郡，因長期為外族根據地，當地漢人與外族一同生活，慢慢沾染遊牧民族習氣 (即「胡化習氣」)，以騎馬射箭為生存本能。漢朝要徵召驍勇善戰的將領兵卒對抗機動性強的匈奴，捨邊郡男丁再難尋覓，「六郡良家子」因此成為漢軍主力，後來新建成的騎兵，也以此為骨幹。

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兵五．撫士》：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視兵卒如愛子，同甘共苦，致使士卒在戰場上甘心為李廣效命。

七國之亂與匈奴因素

《史記．匈奴列傳》：

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

關於趙王劉遂的身世背景，《史記．楚元王世家》：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後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後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閑郡為河閑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於漢。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劉遂為劉姓宗室。自文帝起，受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影響，封國被削減。景帝比文帝剛猛，信晁錯用削藩，迫得吳楚諸國作反，劉遂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外聯北方匈奴以響應，豈料因吳楚聯軍先敗而未能成事，落得城亡自殺收場。由此可以發現，匈奴此一「外部勢力」，在西漢初年是經常介入中原內政，與諸侯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史記．梁孝王世家》：

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

值得留意是吳楚聯軍未能西向，與趙王劉遂合流，是因為梁孝王死守睢陽。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河南五》：

蓋睢陽襟帶河濟，屏蔽淮徐，舟車之所會。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陽爲腰膂之地者。

由於睢陽是連結南北的咽喉要道，兼為水陸兩路的交通及物流樞紐，漢軍力保不失，等於扼殺吳楚聯軍入主中原的希望。

劉武是漢文帝和竇太后之子。《史記．梁孝王世家》：

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

最後膠東王劉徹被立為太子，關鍵是袁盎等人的進言。

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

竇太后對袁盎固然忿忿不平，她站在劉徹的對立面，亦可想而知。劉徹便是日後的漢武帝。

「吳楚七國之亂」被平定，中原再無給匈奴可乘之機 (沒有反叛勢力可合作以打擊漢朝統治)，於是有《史記．匈奴列傳》所記的和平時期：

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漢景帝的邊郡馬政與地緣制勝

根據中國甘肅網＜兩千年前馬有多重要，官方供養良馬「入編」＞：

秦統一六國之後，設置了以太仆為最高職官的養馬機構，並在適宜養馬的地方設立牧師苑。西漢建立後，在西北邊郡地區設立 36 個牧師苑，擴大了養馬的範圍。隨著武帝時西北邊疆的不斷開拓，上郡、北地、安定、武都、金城及河西各地均設苑監管理牧苑，以供軍用和皇室所需馬匹。

＜漢代：涼州之畜為天下饒＞更明確指出：

牧師苑是漢朝自景帝時開始設在邊郡的大規模國營牧場，在牧師官管理之下，以養馬為主，兼牧牛、羊、駱駝等，其所養馬稱為苑馬。

西漢初期，為了適應對匈奴戰爭的需要，建立強大的騎兵部隊，保證充足的邊防給養與運輸畜力，西漢朝廷採取了各種措施促進官營馬苑和民間畜養業的發展。

漢景帝在西北邊郡設牧苑養馬以建立騎兵對抗匈奴，背後也有一番地理上的考慮。＜兩千年前馬有多重要，官方供養良馬「入編」＞：

祁連山的雪水孕育了河西走廊廣闊的草場和大片的綠洲，使得西北地方有了得天獨厚的畜牧業條件。

晁錯《論貴粟疏》又提議，老百姓每擁有能駕車的馬或騎乘的馬一匹，即可免除三個人的兵役，鼓勵民間養馬。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

對於騎兵發揮關鍵作用，嚴耕望由秦人一統次第剖析：

秦國領有中國最佳的戰馬產區，所以騎兵特強。以悍卒乘壯馬，如虎添翼，絕不是東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趙國北境也產馬，訓練騎兵，所以戰國後期能與秦國一抗的只有趙國，當秦趙長平一戰，趙國失敗，喪師四十多萬之後，東方各國就已精神崩潰了。這也是秦國能統一天下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但過去的人講歷史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會民風與戰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盤瞭解這段歷史背景了。講到騎兵，我在此附帶說一句，通觀歷代，凡是能控有今陝西中北部及甘肅地帶的朝代，總能居於強勢，凡是不能控有這一地區的，總是居於弱勢；其故就在騎兵。因為騎兵在古代戰爭上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坦克機械化部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對抗騎兵，總是失敗的。(＜治史的幾條基本原則＞)

匈奴對漢朝積極建立自己的騎兵，深感憂慮，故有掠馬之舉。

不過，就馬的品種論，中國本土難以出產優良戰馬，趙超＜漢代的駿馬＞：

有學者判斷，這些馬屬於甘肅、青海一帶出產的「河曲馬」，其特點是個子小、四肢粗壯、頸短臀圓、胸寬背闊。這種馬力氣大、耐力強，但是奔跑速度較低，屬於蒙古馬系列的品種。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中原地區不適於馴養馬匹，尤其是不能馴養出優良戰馬。所以，自古以來，朝廷飼養繁殖馬匹的馬監都設立在今陝西北部、甘肅、寧夏一帶的草原地區……這一帶傳統的馬種如上所述，仍是蒙古馬的品種。而要獲取身材高大、奔跑迅速的良種馬，就要向西域乃至中亞地區尋找。

漢武帝後來派人到大宛國尋覓汗血寶馬，不惜勞師動眾武力遠征，都要引進西域優良馬種。這跟他看到自身馬匹局限有關。

從地形防守到苑馬蓄力

《史記．孝文本紀》：

後元六年 (公元前 158 年) 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勾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據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九．山西一》：

《晉．地道記》：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勾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

飛狐口、勾注山向來是中原政權抗拒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關於飛狐口的地理形勢，顧氏引述：

飛狐口，在大同府蔚州廣昌縣北二十里。《水經注》：代郡南四十里有飛狐關。《輿地廣記》：飛狐峪，飛狐關，在蔚州南四十里。其地兩崖峭立，一線微通，迤邐蜿延，百有餘里。

飛狐口位於今日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之南，即戰國秦漢時期的代郡以南。峽谷兩旁懸崖峭壁高聳直立，中間只有一條極其狹窄、如同線條般的通道可以通過。地勢極其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非常適合固守的兵家要隘。

勾注山又如何呢？

勾注山，在太原府代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雁門山……《河東記》五代李璋撰：勾注以山形勾轉水勢流注而名，亦曰陘嶺，自雁門以南，謂之陘南，以北謂之陘北……武德二年，劉武周引突厥入勾注，寇太原。五年，突厥頡利入雁門，寇并州。

位於今山西代縣西北，是北方遊牧民族想南下直取太原無法繞過的必經咽喉，與太原唇齒相依。此一狀況至隋唐之際而未改。

細柳指細柳倉 / 細柳原。《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陜西二》：

《元和志》：縣西南二十里有細柳倉，漢舊倉也。漢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使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即此……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亦謂之柳中。漢初，樊噲從入關，攻下柳中，即細柳云。

細柳又名柳中，是西漢朝廷儲備核心糧草的重大設施，位於長安城外的渭河沿岸。屯兵細柳是為了保護細柳倉的安全，避免長安城內守軍陷入斷糧危機。另細柳屬於高出周邊平原的台地地形，佔據高地能獲得開闊的視野，便於觀察敵情、防守與居高臨下衝鋒；其鄰近渭水，在防禦北面來的敵人時，河流與高地恰好形成了一道天然防線。

北地在今甘肅慶陽、陝西西北一帶，屯兵旨在防範匈奴從西線迂迴包抄長安。霸上位於今日陝西省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一帶，因地處霸水西高原上得名，是函谷關以東進入長安的交通要道。至於棘門，據顧氏引述：

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宮門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陜西二》)

綜合言之，面對匈奴大舉南下，漢王朝設置「飛狐口—勾注山—長安北」三重防線以應對。偏向被動防禦，力保不失，是這個階段漢朝對付匈奴的一大特色。

漢景帝即位，仍用和親政策，但開始有細微的變化。《漢書．景帝紀》：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

這場發生在漢景帝中元六年 (公元前 144 年) 夏季的事件，提到「苑馬」一重要概念。究竟漢朝上郡何以有「苑馬」？匈奴為何要掠取？《漢書．食貨志上》：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

驟眼看來，「苑馬」不似用於軍事上。不過，《漢書．地理志下》有「六郡良家子」的說法：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六個邊郡專出武將，而上郡是六郡其中一郡。

劉輝《西漢傳驛馬匹之來源考述》指出，邊郡牧苑的馬主要用於軍事戰爭。雍際春＜西漢牧苑考＞一文指出，「苑」一般設在牧地，是專為國家繁殖畜養馬匹的機構 (轉引自李想＜漢代的馬政研究綜述＞)。我們有理由相信，被匈奴掠取的「苑馬」，實際是漢景帝多年來精心畜養、企圖用於日後軍事行動的戰馬，而上郡在當時是一片高質素的天然牧地。換句話說，對匈奴反守為攻的部署與準備，早在漢景帝時已經開始。

匈奴深知馬匹是發展騎兵的「戰略資源」，為了在源頭上扼殺漢朝正在組建的騎兵部隊，其於是掠取漢朝的「苑馬」。可憐二千漢朝官吏兵卒為保護「苑馬」而戰死。

漢文帝時期的塞防危機

《史記．秦始皇本紀》：

西北斥逐匈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高闕」是陰山山脈的天然關隘，控扼北方草原通往河套交通的軍事重地，也是趙武靈王構築趙長城的西端終點。「北假中」指今內蒙古自治區黃河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西北」二字反映秦朝時匈奴肆虐的地理範圍。至於「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匈奴似以中國西北河套一帶為天然牧場。王方晗＜漢代黃河河套區域農業發展與邊疆農牧文明的互動與融合＞提到河套地區「宜耕宜牧」。

漢高祖在位時，匈奴攻馬邑，圍平城，攻勢偏近正中間，即今日山西省。盧綰投降，漢朝東北屏障驟失 (參《史記．高祖本紀》)。文帝三年 (公元前 177 年)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北地」指北地郡 (今甘肅、寧夏、陝西一帶)。「河南」即「河南地」，黃河以南的河套地區。漢朝首都長安位處陝西，河套被匈奴騎兵劫掠，京師不安全可想而知。

尤其甚者，匈奴往往與中原內部勢力勾結，對既有秩序構成威脅。早在戰國時，便有韓、趙、魏、燕、齊五國聯合匈奴合攻秦國。《史記．秦本紀》：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至漢文帝，淮南王劉長心存叛逆，其找盟友，竟想到匈奴，《史記．孝文本紀》：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

值得留意是漢武帝時謀反的淮南王劉安，乃劉長之子。《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

主動出擊匈奴，與解決劉姓諸侯王反叛，實為同一問題之兩面，漢武帝不是無緣無故對匈奴用兵。

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 166 年) 冬天，又是弓勁馬肥的時節，匈奴再次南侵。《史記．孝文本紀》：

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田永衍、陳華鋒、秦文平＜再論皇甫謐故里「安定朝那」＞解釋「朝那塞」：

秦末漢初，「朝那」就已是北疆地名，可能在此處還建有軍事要塞 – 「朝那塞」。有學者亦指出，《史記》或單說「朝那塞」，或「朝那」與「蕭關」並列，說明「朝那」與「蕭關」均為秦漢際軍事要塞、關隘，不過後來「蕭關」在抗擊匈奴的軍事記載上更多出現，名氣更大。

位於今日寧夏回原縣東南部與甘肅交界處一帶的北地郡朝那縣，當年是為了防禦匈奴入侵而設立的重要邊防要塞與關隘，屬於拱衛漢朝京畿關中地區的戰略樞紐。漢文帝用周舍、張武屯兵渭水北岸，渭水北岸與長安是非常近的。匈奴兵鋒變相直指漢朝核心。

當時漢朝軍隊是如何一個規模？「車千乘，騎卒十萬」，勞榦＜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漢初確有用車兵的事實……文帝時的確有用著兵車……但武帝自己用兵時，卻又不見兵車的實際應用，所以武帝的前後應當是中國戰術革命的關鍵……漢多車騎，但卻用騎不用車，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成功的關鍵。從此以後，可想到漢家一定要騎重於車了。到武帝用兵匈奴，最初還有輕車將軍的名目，後來率直連輕車的名目也不用了。這一點又可以想到征伐匈奴對於軍制的改革，一定有相當的關係。

漢武帝後來有條件正面迎擊匈奴，是因為軍隊已完成全面的騎兵化。文帝時期用兵車，於塞內平原的防禦戰與陣地戰會有優勢，但面對匈奴輕騎兵的高機動性，一旦深入大漠，漢軍即容易陷入苦戰，亦無法施展長途奔襲、迂迴包抄等戰術。

西漢初年對匈奴的隱忍與反擊

《漢書．匈奴傳上》：

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

這段記載透露若干資訊：

(1) 韓王信投降匈奴後，倒戈對付漢王朝，聯合匈奴多次侵擾代、雁門、雲中三地，三地皆是當年趙國為抵禦匈奴而修築的「趙長城」沿線的重鎮 (代、雁門位於今日山西)。

(2) 從韓王信倒戈，至漢高祖改用陳豨戍衛而陳豨反，燕王盧綰未幾亦反，率眾降匈奴，漢王朝與匈奴交手，處於不利位置，更多是受到內部政治拖累。

(3) 樊噲乃一驍將，收復代、雁門、雲中三地後竟「不出塞」，反映匈奴對三地所施壓力極大，三地在地理位置上也適合用堅壁清野的固守戰術。

(4) 和親只能抑制匈奴野心於一時，卻無法從根本杜絕邊患。

(5) 上谷郡位於今日河北懷來縣一帶，原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盧綰投降，意味著匈奴鐵騎得以侵凌中國東北，直至高祖過世而未止。

在軍事上無法與匈奴相抗衡，只可憑藉外交手段委曲求全，致使高祖死後呂后遭冒頓單于調侃。《史記．匈奴列傳》：

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冒頓究竟留下什麼「妄言」，司馬遷未有交代。不過，《漢書．匈奴傳上》有清楚記載：

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

扼要言之，冒頓單于在送交漢王朝的正式官方書信中，語帶輕佻地表示，希望與剛喪偶寡居的呂后結為夫妻，共享歡娛。此對呂后固然是有意騷擾，對漢朝也是極不尊重。所以呂后為此勃然大怒，欲對匈奴採取軍事行動，還以顏色。

然而，以陳平、季布為首的大臣們對呂后看法不敢苟同。《漢書．匈奴傳上》：

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原來白登山之圍樊噲是有參與而無助高祖脫困，「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可見冒頓是以斷絕漢軍前鋒的後勤補給及糧食供應令其陷於困境。前車可鑑，今天因一時盛怒而再遭軍事挫敗，未免不智，漢高舊臣的務實，呂后之善納諫言與隱忍為國，成功化解了一場干戈。

漢文帝三年 (公元前 177 年)，匈奴右賢王率領部眾，擅自進入「河南地」，大肆劫掠上郡，殺害百姓。匈奴官制，右賢王與左賢王並列，位置低於單于，控制帝國的西方地區。上郡即今日陝西榆林市，距離漢朝首都長安非常近，致使漢文帝不得不有所反應。《漢書．匈奴傳上》：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漢軍戰鬥力是否不如匈奴？由丞相灌嬰率領八萬車騎討伐右賢王，而右賢王出走塞外，答案不言而喻。問題是，分封造成的問題矛盾重重，窒礙漢朝採取更為主動、積極的措施對付匈奴。

劉敬其人與和親政策

白登山之圍在漢高祖厚賄冒頓妻子為其說項下，順利化解，自此西漢改用和親政策應對匈奴，所謂「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劉敬原本姓婁，齊國人。漢高祖定都長安，以關中為根據地，出自劉氏建議。《史記．劉敬傳》：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細按劉敬的理由，主要有二。

(1) 關中地區南面有巍峨的秦嶺作天然屏障，北面有北山環繞，東面有黃河天險阻隔，中南部則有渭河貫穿。函谷關 (東)、散關 (西)、武關 (南)、蕭關 (北) 四大關隘形成堅固防線，易守難攻。

(2) 關中平原物產豐富、土地肥沃，農業發達，足夠新成立的王朝向東抗衡反叛勢力，向北對付匈奴。

《史記．留侯世家》：

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從張良的分析更見關中地理位置優越。東有殽山、函谷關為天然屏障，西有隴右蜀地可供耕作，南有物產豐富的天府之國，北有與北方遊牧民族地區接壤的天然牧場 (即有戰馬產出)。東方不作反，糧食源源不絕西輸長安。東方若作反，軍隊可順流而下進行軍事鎮壓。劉敬與張良英雄所見略同，二人俱有軍事地理卓識可知。

值得注意是劉敬的身份，從他會說：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史記．劉敬傳》)

相信有德方可王天下，無德則亡國收場，他似乎受儒學薰陶。一個旁證是，司馬遷將他和叔孫通合為一傳，「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叔孫通為儒者，劉敬不可能不是。

漢高祖以「和親」籠絡冒頓，詳情如下：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史記．劉敬傳》)

按劉敬原來意思，他希望漢高祖將嫡女魯元公主嫁冒頓為妻，並藉此給予豐厚賞賜。其想法是欲以儒家倫理規限匈奴軍事進犯。冒頓未死，女婿不能對丈人不敬；冒頓死，公主子為新單于，外孫更應對外祖父言聽計從。他不贊成找他人冒充魯元公主，免被揭穿，惟呂后不願，魯元公主避過一劫。

匈奴本不知儒門禮數，和親之初，基於厚賜，或稍收斂狼子野心。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史記．劉敬傳》)

及後物資用盡，仍是會繼續侵擾，甚至擺出傲慢的姿態。

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史記．劉敬傳》)

礙於國內兵戈剛結束，百廢待興，「和親」成為權誼之計。至漢武帝，歷經文景之治，物質條件充裕，遂一反舊時做法，主動出擊。

漢高祖白登山被圍始末

《史記．匈奴列傳》：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御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

扼要言之，韓王信乃戰國七雄中韓國的後人。因手握勁兵，被漢高祖徙至太原以北對抗已然強大的匈奴。漢高祖最初想他以晉陽為主要據點，韓王信反對，提議用馬邑。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歷代州域形勢二》，馬邑位於今山西朔州東北。

「晉陽去塞遠」反映晉陽與長城的距離較遠，換言之，馬邑較接近與匈奴交鋒的前線。「數入」可見匈奴對北邊侵擾頻繁。隋末劉武周，以馬邑為根據地，旋即陷代踰勾注山而入晉陽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歷代州域形勢四》)，此地為南下入關的咽喉，極具戰略重要性。一場攻防戰看來一觸即發。

然而，局面出乎意料地逆轉，韓王信輾轉投降匈奴，更將馬邑拱手相讓。《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秋冬季節弓勁馬肥，匈奴騎兵數目眾多，根本無從抵擋。加上漢高祖猜疑韓王信心存反叛，多次派使者去匈奴斡旋解決紛爭，竟被視為與匈奴暗通款曲，落得被斥責。左右是死，韓王信選了一個較穩妥的保障，聯合兵力強大的匈奴倒戈漢王朝，其實無可厚非。

由漢高祖御駕親征，韓王信敗走匈奴，馬邑的投降乃是迫出來的，無詳細規劃。冒頓和韓王信未有協同作戰，令漢軍屢戰屢勝。《史記．韓信盧綰列傳》：

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匈奴仗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不過，《史記．匈奴列傳》透露了一些重要訊息：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第一，當時已經是冬天，天氣嚴寒，雨雪交雜而至，竟致漢軍將士手指凍傷而脫落，所謂「墮指」，捷報背後暗藏隠憂。第二，漢軍得逞，是因為冒頓採誘敵深入之計，假裝戰敗，引漢軍深入，一旦補給線拉長，即可予以截斷，再施以包圍。漢高祖果然中計，領大軍北上，遂迎來白登山之圍。

清人楊守敬《水經注疏卷十三》概括白登山位置：

《正義》又引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而顏師古云，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邱陵矣。

大約為平城以東一高地。平城即今日山西省大同市 (在馬邑以北)。《史記．匈奴列傳》：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有

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上遂至平城。

結合起來看，白登山被圍的應該是漢高祖的先頭車騎部隊，步兵移動較慢，趕不上車騎部隊的行軍速度，於是給冒頓可乘之機。東西南北盡是優質戰馬組成的精良騎兵，共四十萬，人數上、機動性上，可謂遠超漢高祖部隊，發難突圍成不可能。慶幸漢高祖有智謀，派使者買通冒頓妻子幫忙說項，加上冒頓、韓王信聯軍內部傳出通漢謠言，冒頓才放過漢高祖一馬。

戰國至秦對匈奴戰略之演變

匈奴對中原政權構成威脅，始於戰國。據司馬遷記載，秦、趙、燕三國各自修築長城以抗拒匈奴，皆採守勢，《史記．匈奴列傳》：

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筑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稍加整理，可以得出：

跟匈奴接壤的國家	防範匈奴入侵的前線據點
秦國	隴西、北地 (二地位處今日甘肅)、上郡 (今陝西)
趙國	雲中 (今內蒙古)、鴈門 (今山西)、代郡 (今河北)
燕國	上谷 (今河北懷來)、漁陽 (今河北京津一帶)、右北平 (今天津)、遼西、遼東郡 (二地位處今遼寧)

趙國憑藉大將李牧，成功令「匈奴不敢入趙邊」。李牧採用什麼戰略對付匈奴？堅壁清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正面出擊匈奴，基於匈奴騎兵的靈活與機動性，趙國只會損失大而收效小。李牧於是利用代、雁門的地理優勢，閉關自守，一面加強防禦，一面避免敵軍獲得糧食補給，使其難以進行持久作戰。唯一一次交鋒，也是匈奴主動大舉入侵，李牧以逸待勞。隨著匈奴大敗，趙國北方邊境得保安寧。

和趙國的被動迥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對匈奴主動進行討伐，《史記．匈奴列傳》：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值得留意是「河南地」。西漢初年，匈奴肆虐，主要依賴控有「河南地」。及至武帝用衛青收回，實行移民屯墾，匈奴侵擾亦旋即減弱。採用積極進取的軍事攻勢以奪地，輔之以移民與屯田，實肇始於秦始皇 (此見秦漢體制一脈相承)。

九原郡為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 214 年) 蒙恬取匈奴「河南地」後所置。雲陽位於今日陝西省淳化縣。秦朝首都咸陽在陝西，直道的修築，不難猜想，旨在把軍隊和物資持續不斷運輸北上，以支援對抗匈奴的前線，屬軍事用途。

主動出擊之餘，也保留被動防守，遂有將燕、趙、秦三國長城連上的做法。惟堡壘從內部攻破，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史記．匈奴列傳》)

所以西漢初年北邊是在失去「河南地」之下與匈奴抗衡。

《史記．匈奴列傳》：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匈奴在秦始皇年代有所收斂，除了始皇有「河南地」，還因為西邊有大月氏，東邊有東胡予以箝制。然而，冒頓殺父親頭曼而代領其眾，先後滅東胡及擊走大月氏，時值楚漢相爭之際，邊事無人關顧，冒頓乘機由東北方 (燕)、正北方 (代) 南下，東、西、北邊境都曝露在匈奴騎兵的威脅下，而且為數不少，共三十餘萬，這迫使漢高祖不得不有所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