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秦始皇本紀》：
西北斥逐匈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高闕」是陰山山脈的天然關隘，控扼北方草原通往河套交通的軍事重地，也是趙武靈王構築趙長城的西端終點。「北假中」指今內蒙古自治區黃河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西北」二字反映秦朝時匈奴肆虐的地理範圍。至於「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匈奴似以中國西北河套一帶為天然牧場。王方晗＜漢代黃河河套區域農業發展與邊疆農牧文明的互動與融合＞提到河套地區「宜耕宜牧」。
漢高祖在位時，匈奴攻馬邑，圍平城，攻勢偏近正中間，即今日山西省。盧綰投降，漢朝東北屏障驟失 (參《史記．高祖本紀》)。文帝三年 (公元前 177 年)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北地」指北地郡 (今甘肅、寧夏、陝西一帶)。「河南」即「河南地」，黃河以南的河套地區。漢朝首都長安位處陝西，河套被匈奴騎兵劫掠，京師不安全可想而知。
尤其甚者，匈奴往往與中原內部勢力勾結，對既有秩序構成威脅。早在戰國時，便有韓、趙、魏、燕、齊五國聯合匈奴合攻秦國。《史記．秦本紀》：
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至漢文帝，淮南王劉長心存叛逆，其找盟友，竟想到匈奴，《史記．孝文本紀》：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
值得留意是漢武帝時謀反的淮南王劉安，乃劉長之子。《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
主動出擊匈奴，與解決劉姓諸侯王反叛，實為同一問題之兩面，漢武帝不是無緣無故對匈奴用兵。
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 166 年) 冬天，又是弓勁馬肥的時節，匈奴再次南侵。《史記．孝文本紀》：
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田永衍、陳華鋒、秦文平＜再論皇甫謐故里「安定朝那」＞解釋「朝那塞」：
秦末漢初，「朝那」就已是北疆地名，可能在此處還建有軍事要塞 – 「朝那塞」。有學者亦指出，《史記》或單說「朝那塞」，或「朝那」與「蕭關」並列，說明「朝那」與「蕭關」均為秦漢際軍事要塞、關隘，不過後來「蕭關」在抗擊匈奴的軍事記載上更多出現，名氣更大。
位於今日寧夏回原縣東南部與甘肅交界處一帶的北地郡朝那縣，當年是為了防禦匈奴入侵而設立的重要邊防要塞與關隘，屬於拱衛漢朝京畿關中地區的戰略樞紐。漢文帝用周舍、張武屯兵渭水北岸，渭水北岸與長安是非常近的。匈奴兵鋒變相直指漢朝核心。
當時漢朝軍隊是如何一個規模？「車千乘，騎卒十萬」，勞榦＜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漢初確有用車兵的事實……文帝時的確有用著兵車……但武帝自己用兵時，卻又不見兵車的實際應用，所以武帝的前後應當是中國戰術革命的關鍵……漢多車騎，但卻用騎不用車，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成功的關鍵。從此以後，可想到漢家一定要騎重於車了。到武帝用兵匈奴，最初還有輕車將軍的名目，後來率直連輕車的名目也不用了。這一點又可以想到征伐匈奴對於軍制的改革，一定有相當的關係。
漢武帝後來有條件正面迎擊匈奴，是因為軍隊已完成全面的騎兵化。文帝時期用兵車，於塞內平原的防禦戰與陣地戰會有優勢，但面對匈奴輕騎兵的高機動性，一旦深入大漠，漢軍即容易陷入苦戰，亦無法施展長途奔襲、迂迴包抄等戰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