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今天 (6 月 24 日) 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從此結束二十六年辦報歷史。
誠如吳志森所言，二十六歲屬青年，青年英年早逝，率先受影響是香港報業生態。《東方》、《星島》、《文匯》、《大公》，清一色親共。《明報》雖以持平中立見稱，但近年已左傾。換句話說，代表右派立場，揭櫫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報紙，在香港可謂買少見少，所餘無幾。
曾幾何時，五十多年前，香港仍由英國人管治，左中右的報紙都可見於市面，左有《文匯》、《大公》，中間有《明報》、《星島》，右有《華僑日報》、《香港時報》、《萬人日報》等。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百花齊放，市民才能接收多元的資訊，從中作出獨立思考和判斷，只可惜在中共及其傀儡管治下，香港這個優良傳統被毀滅殆盡，以後都是吹同一個調子，誠堪可惜！
關於《蘋果》種種，論者多矣，但一些說法必須澄清。
(1)《蘋果日報》之死，不是自殺，而是被政權逼迫得走投無路，無以為繼。
許多人藉近年紙媒銷售反應冷淡、《蘋果》內容質素每況愈下，論證《蘋果》做不住是遲早的事。這有一定道理，但是次《蘋果》出不到報紙，分明和港共凍結壹傳媒所有戶口，致使《蘋果》未能出糧造成。加上 5 高層被捕，連社論主筆李平亦不能倖免，與其說《蘋果》自行了斷，不如說它是「被自殺」，跟李旺陽當年的情況一樣。
(2) 商業營運不是罪。
另有一種評論，覺得黎智英辦報，太重市場反應，專揭名人陰私以吸引讀者。對此，筆者無意否認，事實上，狗仔隊對新聞行業帶來不良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問題是，辦報完全不講究市場銷路、商業利益，又是否可行？即使專揭陰私，如果無受眾，成功怎麼可能？《蘋果》過去一些做法值得非議，但香港人亦應該反躬自省。畢竟，有什麼樣的讀者，就有什麼樣的報紙。
(3) 陷溺政治沒有錯，港式愛國招禍尤。
有謂黎智英 2014 年雨傘革命後對政治越來越熱衷，不只給予民主派經濟支持，更身體力行參與佔領、見外國政要，終於「上得山多終遇虎」，中共神經被觸動，傾覆其傳媒王國。
關於此一說法，我們不妨看看 1989 年八九民運時黎智英做了些什麼。他竟安排旗下的佐丹奴印製大量民運 T 恤，印上各式標語，給香港人穿上街遊行。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步有民主，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可助中港更好地互動，根本是其一貫立場！竊以為此也是當時香港人的一種獨特的愛國情懷。
因為有此信念，他不贊成激進的本土主張，予以遏抑。他也反對從根本上否定中共的管治。無奈中共背信棄義，先有 2014 年八三一決定，再有不斷升級的來自國家機器的暴力。苦戀多年，不見好夢，卻來惡夢，眼見保不住年青一代，唯有咬緊牙關，爭取外援。箇中無疑存有不少對政治形勢、對中共的誤判，那顆「作為香港人，應該主動關注及參與香港事務」的心倒是十分珍貴。與其說是陷溺政治太深招禍，不如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1956 年反右，提出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多黨制及政黨輪替者，俱被劃為右派分子，予以整肅。數十年過去，《蘋果》今日慘遭「滅門」，反映中共絲毫沒有進步，容不下異見聲音，距離文明相當遠。
七一遊行、初選、六四集會、《蘋果日報》都被消失了，下一個被消失的，會不會是香港人，不得而知。想起倪匡《追龍》的一段話：「要毁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毁滅死亡。」
不過，米蘭．昆德拉亦說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香港人，請牢牢記住自由、民主、人權的可貴，強權縱使能消滅一個蘋果，蘋果的種子仍會在不久的將來長出更多更大更美的蘋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