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9 連任，港人要小心

「老左派」吳康民一反以往批評的論調，認為「新左派」689「是連任特首的理想人選」。此固然不是基於什麼大徹大悟，而更多受脅於形勢，無奈轉軚。

毫無疑問，689 缺乏民望，管治手段拙劣，政治、民生議題皆不能妥善處理。可是，試觀習近平最近的反應，他依然肯定 689 的工作表現。這裡的「肯定」實際上包含以下三個意思：

(1) 肯定他能「不妥協，不流血」平定「雨傘革命」的大功績；

(2) 肯定他擁有毛澤東式的鬥爭思維；

(3) 肯定他能密切跟隨黨中央的步伐，預先對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有所洞察，並予以警惕。

我們再回頭看 689 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在答問大會上公然引述毛澤東的詩句「牢騷太盛防腸斷」、在「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故意挑起年青人和老年人兩代的矛盾，凡此種種，根本不是偶然發生，而是 689 刻意做給中共看的！

適值習近平以「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自居。一連串「反貪防腐」行動，將「新四人幫」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等拉下馬，盡顯好鬥本色。加上強調「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主張「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689 乘機投其所好，習總自然龍顏大悅，連番嘉許。

相比之下，「財爺」曾俊華雖然得到習近平主動上前握手，但由於沒有鬥爭意識與正面評價「本土」，注定失落下屆特首寶座，僅能勉強作為其中一位候選人。至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其早已多次表明不會參選。吳康民現在要改撐「忌才」的 689，更可證明「老左派」人丁單薄，對下屆特首選舉無能為力。

既然 689 很大機會連任，而中共內部可能正在蘊釀另一場「文革」(前中共中央委員于幼軍在中山大學講課時呼籲，警惕文革重演。林和立、劉夢熊亦先後指出，現在習近平的作為有不少類近 1966 年「文革」爆發前夕)，香港人於 2016 年實在需要萬分小心，必要時用更激烈的抗爭手段捍衛自己家園，避免捲入漩渦。

大談本土，別有用心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中共一連串殖民政策密不可分。清拆皇后碼頭、強推普教中、縱容走私水貨客、呼籲土生土長青年北上發展......凡此種種，俱令港人產生「家園正被瓦解」的覺悟，繼而對中共極度厭惡 (甚至痛恨)，並希望盡一己之力挽救危城於不墮，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自主的政府。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提出「本土、民主、反共」三大綱領，年輕學者方志恒主張「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這些皆可被視為本土意識的核心內容。

然而，「財爺」曾俊華在 12 月 27 日發表的網誌＜喇沙與我＞中談論本土意識說：

每當我置身舊生圈子，無論是叫口號或者唱校歌，都令我覺得喇沙仔對學校那股近乎狂熱的歸屬感，和近年流行的所謂「本土」意識有着不少共通之處，兩者都是對本身的身份、傳統和文化，有着強烈的感情和自豪感，這種情感，大至國家民族，小至一間學校，都會存在......我相信這一種感情和自豪感，同時存在於所有香港人之中......

對於「反共」、「港中區隔」隻字不提。本土意識淪為一種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性質同於對就讀學校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如此理解之下，難怪青年民建聯也聲稱要在立場上「諗得再本土啲」。

他又說：

我們對香港深厚的情感，同樣可以團結成一股正面、具建設性的力量，推動香港變得更好，讓香港整體都能夠得益，而絕對不止於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此變相批評現今的本土意識表現為「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可是，敢問「財爺」，為什麼本土意識會與保護主義掛勾？「封閉式的、消極的、具破壞性的」又如何界定？

說到底，「財爺」依然無視中共殖民，覺得香港年青一代是害怕競爭，拿「捍衛本土」作護身符，加上踢篋、惹得小朋友哭泣，表現還不夠消極、具破壞性？一貫「離地中產」口吻，這是他最大的致命傷。

「財爺」所說的本土意識不是真正的本土意識，忠實的本土派支持者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來。他的話更多是說給以下三類人士聽：

(1) 傾向支持本土理念，但不太了解箇中內容的人；

(2) 泛民、建制的支持者；

(3) 中共，

旨在：

(a) 增加自己的民望，為日後參選特首締造有利條件；

(b) 將「本土」進一步普及，令現時的本土派被標籤成本土意識的「不健康體現」，再而被邊緣化；

(c) 勸導中共不必以強硬手段打壓本土意識的興起，以免殺錯良民，激起更大的民憤。

基於 (1)、(2) 類人士佔香港整體人口的大多數，「財爺」的盤算，可謂既能成一己之私，又能成中共之私！

只可惜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樊鵬昨天 (12 月 28 日) 在《環球時報》撰有＜警惕香港「新本土主義」＞一文，配合習近平早前說「『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689 近日呼籲商界不要捐錢給大學 (大學乃本土意識最澎湃的地方)，「財爺」的努力，只怕賠了夫人又折兵，不被中共算賬已是萬幸。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由「財爺」大談本土，到中共連番打壓，香港的本土意識確實漸成氣候了。

休兵和解，不易實現

李怡先生昨天 (12 月 26 日) 撰文促請「泛民」與本土派相互「休兵」，立心是良善的，卻不易實現，原因是：兩派之間的矛盾，除了涉及私人恩怨、抗爭手法的不同，更含有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

「泛民」不少骨幹成員，如「民主黨」的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人，同時是「支聯會」主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搞手。他們仍然相信香港人有責任為大陸同胞爭取民主，中港區隔只是臨時手段，中港兩地實現民主化才是最終目標。李柱銘對此說得最清楚：「現在，你們打的這場仗 (案：指「佔中」)，不是為香港自己打的，你們是為十三億人民打的！」(引錄自去年罷課集會上的發言)。

黃毓民卻於 2012 年「人民力量」的選舉造勢大會上高呼：「如果要我承認共産黨一黨專政，才算是中國人，我寧願不做中國人！我是香港人！」。2013 年 1 月 29 日在中大逸夫書院的演講中，毓民再次以「窮則獨善其身」為題，重申香港人沒有責任為大陸爭取民主，要爭取民主必然是爭取屬於香港的民主。另一本土派領袖陳雲則在著作《香港城邦論》中主張，「中港區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應該由臨時狀態演變成常態。

凡此種種，俱在論說上與「泛民」處於敵對狀態，只能捨此取彼，無法相互磨合。兩派南轅北轍，分開無疑對雙方更有利 (至少可明朗化各自的立場，「泛民」極力爭取愛國民主人士支持，本土派則爭取年輕獨立青年、中老年反共人士支持)，勉強合作只會催生無數紛爭。

又「泛民」中的「社民連」篤信「社會民主主義」，著重消弭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始終不知道，不談「香港人優先」，自己努力爭取的，只會淪為大陸人的嫁衣裳，受益的始終不是香港本地人。理論上，他們本來可以過渡成為本土派，但礙於盲信「大陸人是弱勢社群」、「大陸人和香港人都是人，雙方應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他們不願調整自己的步伐，甚至帶頭譴責、詆毀，結果是與「泛民」同流合污，變相為大陸人爭取權益，壓迫香港人。本土派旨在守護自己的主場，捍衛自己的權益，「社民連」的做法，猶如助長中共殖民香港人，合作、諒解自然無從談起！

至於「人民力量」，蕭若元、陳偉業等人皆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見利忘義，加上有「篤灰」(向黑警告密) 前科，休兵？何處言休？

「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固然明白，誰喜歡互相敵視、追擊？但當彼此政見迥異、立場截然不同，或許自立門戶、各據山頭更為合適。

改良笞刑

「改良笞刑」是軒尼詩的一大建樹。

開埠初期笞刑施行的情況

笞刑，俗稱打籐。犯人一般被捆綁在木樁上，行刑者頭戴紅帽，手持浸透煤油的「九尾鞭」(用九條皮帶 / 九根麻繩束成的鞭子，上面有許多節，一鞭下去會有九條傷痕)，用力抽打其赤裸的脊背。十九世紀初，英國將此一刑罰引入印度。1841 年香港開埠，笞刑旋即被帶至這個「荒蕪、地瘠山多、天然資源缺乏的小島」上。

根據葉靈鳳的記述，砵甸乍年代華人遭受笞刑的過程是這樣的：

向中國人所施用的刑罰是鞭笞、苦工和監禁。全部，或者近於全部都要鞭笞，鞭笞的數目從 20 下至 100 下不等。笞 100 下的很少，大都是 40 下或 50 下，後一數目是最普通者。這是公開當眾施行的。罪犯背上掛著一塊牌，寫著中國文字，從監獄領至上環街市的刑場，在那裡執行法律所判處的刑罰，然後再送回監獄。

為什麼港府普遍對華人判以笞刑，卻不判以做苦工、監禁？高馬可有以下一番解釋：

殖民統治者相信，貧窮華人寧進監牢多於流落街頭，所以經常對華人判以當眾鞭笞，而杖刑和戴枷這些刑罰只會施用於華人身上。

加上歐籍人士的「圍城心態」和「白人至上」信念作祟、華人不熟悉英國法律而鮮能上訴、法院帶有「華人被告定然有罪」的主觀偏見，笞刑於是被濫用，每星期施行一次，每次受刑不只一人。華人偶有輕微過失，如不繳罰款、偷一盞燈，都會受到笞刑，動輒數十、數百下。

儘管 1845 年以後笞刑的施行受到節制 (英國下議院有人對香港的笞刑提出質疑)，麥當奴出任港督，依舊大量運用笞刑對付被定罪的犯人、乞丐、麻痺病人、危險可疑人物。直至軒尼詩上任，情況才有所改善。

軒尼詩積極改革刑罰制度

和歷任港督一樣，軒尼詩需要有效控制華人，他因此把犯罪行為定義得很寬泛，令華人動輒得咎，不敢造次。

不過，軒尼詩擔任納閩 (Labuan) 總督期間，對當地華人留下良好印象。抵達香港後，他較為同情華人的遭遇，遂著手改革對華人罪犯的刑罰制度。

針對囚犯必須以打烙印 / 刺字來換取遞解出境的機會 (這是 1866 年由麥當奴推行的措施，旨在減少監獄內的人數)，軒尼詩表示反對，建議用「實行更長的監禁期」取代。

至於笞刑，軒尼詩認為此乃有違人道精神，不符合英國法制，主張廢除。他先向法庭要求暫緩對罪犯執行笞刑，再而委託醫生撰寫報告書，證成廢除有理。只可惜事與願違，受委託的醫生竟然同意笞刑有助遏止犯罪。軒尼詩的努力，最後僅能獲取：

(1) 把刑具改良，將「九尾鞭」尾上的結解除不用；

(2) 不再公開笞藤，笞刑在監獄內執行；

(3) 笞藤時不再打犯人的脊背，改打臀部，行刑時對犯人的頸部、大腿予以遮護。

然而，這已足夠令他得到整體華人社會的支持。

結語

「改良笞刑」是軒尼詩竭力爭取、在港歐籍人士頑固反對相互磨合的產物。它既反映軒督對本地華人的尊重、關心 (源自相信種族平等的自由主義思想)，亦揭示當時歐籍人士對華人充滿歧視、抗拒 (源自種族優越論)。

除了改革刑罰制度，軒尼詩還用心將監獄打造成幫助囚犯的社區 (a prisoners-aid society)。換句話說，即將「更生」、「互助」等觀念帶進監獄。他又相信預防勝於治療，大力加強各項教育設施以消弭人們的犯罪意識。

由於與歐籍人士對著幹，軒尼詩並不受歡迎，被批評為「偏袒華人」，以致罪案數字增加。即使 1882 年他卸任離港，歐籍人士也未有前往送行。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4. 葉靈鳳，＜香港笞刑史話＞，收錄於《香海浮沉錄》。

聖誕節帶給香港人的意義

聖誕節對香港人來說有兩重特別的意義：

1. 反映香港文化深受英國影響

每逢聖誕節臨近，中小學就會有學生誦唱 “Joy to the world”、“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Jingle Bells”。“Joy to the world” 出自英國 17 世紀一位聖詩作者 - 以撒‧華滋 (Isaac Watts) 的手筆，“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是 1935 年發表的一首英國西部鄉村的歌謠，“Jingle Bells” 的創作人詹姆斯‧羅德‧皮爾龐特 (James Lord Pierpont) 則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位於美國大陸東北角、瀕臨大西洋、毗鄰加拿大的區域，屬英屬北美殖民地之一) 出生。

又「聖誕大餐」中循例有火雞作為主菜，可追溯到 18 世紀時法國耶穌會進口火雞至英國，以致火雞逐漸在英國大行其道。至於參與報佳音、子夜彌撒，主要和港府過去友善歡迎羅馬天主教、英國以基督新教為國教密不可分。

我們不妨說，英國因素乃香港文化構成一個關鍵的部份。所謂「去 (英國) 殖民化」，無異於扼殺香港，這是中共心腸歹毒的地方。

2. 讓人憶起 1941 年的「香港保衛戰」

第 21 任港督楊慕琦在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正值聖誕節。「黑色聖誕」的到來，標誌著「香港保衛戰」正式結束。

歷經 18 日，駐港英軍、英聯邦軍人、義勇軍等奮勇抗敵，寫下了一頁又一頁捍衛香港主權的輝煌歷史。

曉士兵團 (Hugheseliers) 放下商人身段，以一戰老兵的身份重返戰場，死守北角發電廠，阻止日軍沿英皇道入市區，表現英勇。加拿大軍人約翰‧奧斯本 (John Robert Osborn) 為救同僚，不惜縱身覆蓋手榴彈，壯烈犧牲。羅遜准將 (Brigadier John Kelburne Lawson) 更在日軍兵臨西旅指揮部 (位於黃泥涌峽) 時，手握短槍，隻身突圍被殺，終年 54 歲。

楊督方面，其先後兩度拒絕投降，意志堅決 (最後投降乃出於彈盡糧絕)。英國首相邱吉爾亦多次發電報鼓勵守軍戰鬥到底，訓示他們「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設想」。

王晶、陳佐洱之流斥責英國未有盡力守護香港，這是歪曲歷史！聖誕節正好給予港人機會認清此段史實。

無心退保，教授遭殃

港共政府昨日 (12 月 22 日) 公佈「退休保障諮詢文件」，列出「不論貧富」及「有經濟需要」兩個模擬方案，供市民選擇其一。「不論貧富」方案主張對所有長者每月發放津貼 3230 元，「有經濟需要」方案則建議先經過資產審查 (資產限額定於 8 萬元) 才發放津貼。

政府指出，50 年後，「不論貧富」方案將會耗費接近 24000 億元，屆時庫房可能因此提早「爆煲」，出現結構性財赤，需要透過增加「薪俸稅」或開徵「銷售稅」來應付有關開支。「有經濟需要」方案則只需耗費約 2500 億元 (佔「不論貧富」方案總開支十分之一) ，且能夠收取更大的效益。

退休保障之所以要推行，旨在肯定每位市民年輕時為社會所作出的貢獻，確保他們年老時有足夠的經濟條件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這種希望每位市民「老有所養」的想法，其實可以追溯至《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是，港共政府竟將帶有資產審查的「有經濟需要」方案置於退保諮詢文件中，且不斷宣傳其優點，貶抑另一方案，這裡衍生出三個流弊：

(1) 政府既然一早認為「有經濟需要」方案比較可取，諮詢根本無須進行。現在勉強進行，諮詢必然淪為「假諮詢」。

(2) 政府傾向「有經濟需要」方案，意味著它只願意保障某部份市民，此與退保的原意相違，而近似於扶貧，「掛羊頭賣狗肉」，混淆視聽。

(3) 汲汲於推介「有經濟需要」方案，選擇性給予某部份市民津貼，容易令人懷疑政府眼中只知節省金錢，卻忽略了全體市民的福祉。

周永新教授斥責政府將扶貧和退保混淆、質問「既然政府已有立場，點解要再諮詢市民？」、指出退保是倫理道德問題，可謂切中箇中要害。

只可惜癡心畢竟錯付了，周教授團隊不少研究數據仍然被港共惡意利用。林鄭還要得勢不饒人說「但當然做研究過程之中，周教授有他自己的感受，我從來不會抹黑或者扭曲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變相暗示周教授感情用事，研究態度有欠社會科學專業所要求的客觀、冷靜。

回想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曾多次勸告「別淌政治渾水」，不知周教授會否後悔自己太遲醒悟？

坐井觀天，劃地自限：阿叻、大台的可悲

「阿叻」陳百祥嘲諷黃之鋒沒有 12 個 A，且考不上八大院校，所以沒有資格認叻。他彷彿不知道黃之鋒去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現在 DSE 只准許考生報考八科，12 個 A 根本不可能出現、不少愚昧無知的小人皆出身自八大院校 (例如林鄭和馮煒光)。

盲目沉溺於舊日扭曲的價值標準，視之為天經地義，以理殺人，卻不能張開雙眼看清世代更替、接受一套新的價值標準，這是「阿叻」最可悲的地方。

同樣可悲的還有「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當年星光熠熠、充滿廣泛代表性的樂壇盛事，今時今日竟淪為 TVB 的小圈子。二十首得獎歌中，有五首是電視劇主題曲。星夢旗下藝人許廷鏗、鄭俊弘、胡鴻鈞、吳若希各自奪得兩個以上的獎項，獲力捧的吳業坤則成為「最受歡迎新人獎 - 金獎」得主。對於周柏豪、連詩雅、JUDE 曾若華、糖妹等人的努力，頒獎禮一點肯定也沒有給予。

鄭丹瑞過去曾在《勁歌金曲》節目中探討香港樂壇的死因，其實，香港樂壇並未死去，只是 TVB 不願意緊貼樂壇發展的步伐，向觀眾如實反映樂壇的實況。

「阿叻」又好，「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又好，兩者的共同病患皆在於：坐井觀天，劃地自限。朱子《論語集注》：「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觀乎「阿叻」被搬上神台 (獲頒「萬千星輝演藝人大獎」)、「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支持度一年不如一年，退步似乎已經出現。

自虐之都

當下香港是一個反常的地方。這裡土生土長的人，自小就進入幼稚園，歷經小學升中試、中三評核試、中五會考、中七高考，成就出一套喜歡爭勝的心態，以及仰慕成功者、賤視失敗者的白鴿眼。

儘管大學三年反覆宣揚「不同系的同學都是一家人」，這些俱是哄騙話。到了求職的時候， BBA、醫科、法律、工程等畢業生相繼覓得工作，哲學系、宗教系的卻面臨就業無門、眾叛親離的困窘，真相即時大白。

成功進入各行各業的新人類，一方面受著老一輩的頤指氣使，一方面則不斷嘲笑學歷、收入比自己低的人以洩忿。大說風涼話的背後，是不斷提醒自己教導下一代「千萬不要做 loser」。

因為「不要做 loser」，孩子還未懂得喊「爸爸」、「媽媽」，就要帶他 / 她上 playgroup 學「煲冬瓜」，贏在起跑線嘛。幼稚園一定要「有西人教英文」，小學必須讀直資，最好能夠「一條龍」升入傳統名校，遇強越強，競爭力充足，就不怕落後於人，HKU 不收自己。

孩子悶悶不樂說：「TSA 補充太多，做唔哂」，你卻氣急敗壞道：「一日都係你唔勤力，做極都唔識，浪費哂 D 時間」，孩子發怒了，你怪責他 / 她變壞。孩子終於屈服，用弱小的身軀背起異常沉重的書包，一步一步走著，抑鬱亦一步一步伴隨而來。是你，作為父母的，親手扼殺自己的孩子，天真爛漫的孩子。

未曾生兒育女？不打緊。正所謂「學到老，做到老。唔學到老，做都冇得你做」。一筆一筆收入，奉獻給一張一張證書、文憑。學士不夠，可以讀碩士、博士，最緊要有錢。於是，人不斷辛苦自己以確保自己未來可以繼續辛苦，無限輪迴，直至撒手塵寰。

一朝事業有成，由於得來不易，遂決定死不放手。「維持現狀」是硬道理，哪怕當權者是共產黨，反正鉛水不會是我這些努力上進的有錢人喝得到。水貨走私客？sorry，我看不到。金舖、藥房滿街？R. I. P.，與我無關。大陸人搶床位、奶粉？never mind，我可以住私家醫院、買價格高昂的奶粉。總之，香港要繁榮穩定，不要拉布示威。所有反對派都是收錢搞亂香港的，越早清除越好。

他們始終不知大陸專才一南來，多年來建立的名譽、地位就會被褫奪。又或者，他們不是不知道，只是已經打算「默含淚光衝往世外」。

孩子的爸媽，眼見子女日益長大，香港越來越躁動不安，亦開始計劃移民了。原來勞碌大半生，最後是要親手將自己趕出家鄉，不可謂不諷刺。

還記得彭督曾經說過：「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真想不到這裡的「一些人」，竟然佔整體香港人口的大部份。當人人習慣了反常，醉心自殺而不自知，即使 2047 年香港依然存在，它也不過是一具喪失生命力的死屍。

建制泛民，全是垃圾

《2014 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的「中止待續」辯論，在立法會進行僅兩日，議員的荒誕、愚蠢即盡現人前。

民建聯蔣麗芸說：「精神病醫生聽精神病人講太多嘢，聽聽下自己都黐線埋啊主席」，一來是歧視精神病人，二來是嘲諷拉布議員有精神病。議員論政應該謹慎自己的言辭，針對相關議題條分理析，「元秋」卻傲慢無禮而不知檢點，胡說八道，無怪乎曾鈺成曾經批評「元秋」：「我建議你少 D 講無乜用嘅說話」。

民建聯作為建制派，一昧替港共護航，毫無獨立意志，言辭荒誕在所難免。然而，民主黨也好不了多少。黃碧雲企圖用「點人數」導致流會，何俊仁、單仲偕竟未有相應配合離開會議廳。事後，黃氏還要在面書強辯「留一兩名泛民議員在會議廳」是「為免被主席偸雞剪布立即投票」、「以免被突襲」，彼似乎不知「只要何、單二人離席，流會即時出現，突襲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這個簡單的道理。

又黃氏在毓民痛斥「泛民」時提出「點人數」，此舉旨在捍衛民主黨的名聲，並非真心拉布。彼卻不知『點人數』結束後毓民可以繼續發言，民主黨的名聲一樣保不住。折騰一番，僅留下「你用屎忽講嘢呀？」一句有失斯文的說話，以及抗爭者異口同聲呼叫「民主黨，賣香港」，若非愚蠢至極，焉能為此？

議員質素低劣，缺乏能力，誰要負上最大的責任？當然是選民！正因為香港人著重眼前實利、喜歡「蛇齋餅粽」、相信「唔投民主黨，共產黨最高興」，民建聯、民主黨的垃圾才可以長期盤踞立會，絲毫無損。「青年新政」、獨立「傘兵」雖然次第冒起，但港人心態只要一日不變，香港未來依然是一片死寂，看不見曙光。

軒尼詩登場

堅尼地於 1877 年 4 月 22 日卸任「香港總督」一職後，旋即出任「昆士蘭總督」。1883 年，堅尼地正式退休，結束多年對殖民地的管治。6 月，堅尼地在乘船返英途中死亡，享年 74 歲。

堅尼地是一個務實、穩健的政治家。他不對民間作出過分的干預，這有助香港的社會、經濟自生自長，逐漸邁向繁榮。另外，友善待人的態度，亦令他贏得不少市民的支持。

堅尼地卸任後，由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1834 年 4 月 5 日 - 1891 年 10 月 7 日) 接任港督。以下我們嘗試簡介其生平。

出身叛逆家庭，長大棄醫從政

和麥當奴、堅尼地一樣，軒尼詩出生於愛爾蘭的科克郡 (County Cork)。他的父母乃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反對奉行基督新教的英國的統治。獨特的家庭背景，令他有別於一般的英國人。

軒尼詩幼年體弱多病，患有慢性支氣管炎 (Chronic bronchitis)，不能上學，只能在家中隨私人教師學習。長大以後，遵從家人的意願，在「科克女皇學院」(Queen's College, Cork) 習醫，成績驕人 (以一級榮譽畢業)。1855 年 5 月，軒尼詩離開愛爾蘭，前往英格蘭繼續學醫。次年，他毅然棄醫從政，到樞密院辦公室擔當職員。後來，他又進入內殿律師學院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the Inner Temple)，修讀法律，期間加入「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從當選到落選，短暫的國會生涯

軒尼詩之所以選擇「保守黨」而不是「自由黨」(Liberal Party)，原因有二：

(1) 「自由黨」崇尚「自由主義」(Liberalism)，重視個體，破除對宗教神靈的迷信。加上黨魁威廉‧格萊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出任首相時推行多項反天主教徒的政策，致使軒尼詩對「自由黨」並無好感。

(2) 對於「保守黨」政治家本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堅持「貿易保護主義」(一種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極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的經濟政策)，軒尼詩深表贊同。

自 1859 年起，軒尼詩以「保守黨」人身份，在國王郡 (King's County) 選區參選國會議員，取得勝利，成為首位信仰羅馬天主教的「保守黨」籍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 議員。

在任期間，他一方面推動國會修訂扶貧法 (Poor law)、監獄法 (Prison Ministers Act)、采礦守則法 (Mines Regulation Acts)，一方面主張修改愛爾蘭土地法、透過填海造地安置移民、改革教育制度，對英國作出了不少貢獻。

「印度民族起義」(又名「印軍叛變」、「印度第一次獨立戰爭」) 結束，他更建議英國政府改弦易轍，全面檢討對印度的殖民地政策 (詳情可參考 1860 年 7 月 26 日英國下議院的逐字紀錄，收於《英國國會議事錄 1803 - 2005》)。

可惜好景不常，1861 年的大選，軒尼詩以七票之差落敗。與此同時，他因私人問題而負債累累。在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安排下，軒尼詩黯然退出本土政壇，轉往納閩 (Labuan，位處今天馬來西亞東部) 出任總督，展開殖民地管治的歲月，時為 1867 年。

急當地人所急，稱職的殖民官

納閩是一個貧窮、落後、遍佈沼澤的地方，軒尼詩被派往此處出任總督，可謂大材小用。不過，他擁有在地管治的視野，任內積極改善囚犯的待遇，提高了稅率，深受當地人歡迎。惟部份官員與他不咬弦，軒尼詩卒之在 1871 年 9 月離開納閩，啟程返國。

1872 年 2 月，軒尼詩被派往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出任總督。有別於一貫殖民者的高高在上，他堅持攜帶三歲長子約翰到塞拉利昂首都 - 自由城 (儘管約翰不久因染上當地流行的痢疾而病逝)，以示親民。上任後，他實施一系列改善當地居民權益的政策，包括：

(a) 任命當地人為高級官員；

(b) 尊重當地人信仰伊斯蘭教，批評前來傳教的新教教士；

(c) 展開衛生改革；

(d) 取消直接稅、木材稅；

(e) 鼓勵興建大學。

軒尼詩時刻替當地人打算，為他贏得不少民心。塞拉利昂人甚至設立「軒尼詩日」紀念他。1875 年，軒尼詩被委任為「巴巴多斯及向風群島總督」(Barbados and the Windward Islands)。兩年後，他接替堅尼地，成為香港第八任總督。

結語

軒尼詩出身愛爾蘭、信奉羅馬天主教，凡此種種，俱導致他經常被英國殖民地精英 (接受基督新教) 視作局外人 (outsider)。他因而鍛鍊出特立獨行的處事作風、不偏不倚的思想立場，有利於香港維持高度自治、避免倫敦政府過度干預。

又軒尼詩對納閩的華人留下良好印象，促使他成為首位認真採取措施以尋求華人協助、聽取華人意見的港督。張連興說：「香港輿論界認為，比起以往七任總督，軒尼詩是『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任總督」，所言甚是。

軒尼詩任內，華人伍廷芳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這皆事出有因，並非偶然發生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4. 《英國國會議事錄 1803 - 2005》，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

垃圾桶爆炸，何用急譴責

周三 (12 月 9 日) 的立法會大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被迫押後至下周才恢復二讀，這是一個好消息。不過，「泛民」議員紛紛譴責「垃圾桶爆炸案」的放火人士，這對香港無疑極為不利。

「雨傘革命」失敗後，我們都知道，大規模的「公民抗命」無助迫使港共政權讓步。要令港共俯聽民意、黑警獲得應有的懲罰，更激烈的抗爭手段必須採取，例如：衝擊、爆玻璃、投擲氣油彈之類。在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當下，論述者眾，行動者少。難得一群人冒著被捕風險，將不滿化成具體行動，做了我們想做而不敢做的義事，我們向他們致敬尚且來不及，何用譴責？

「泛民」只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對放火人士指手劃腳，一昧譴責，此乃昧於香港政局之嚴峻！劉慧卿不知「網上直播打機」為何物事小，以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段仍然適用事大。何秀蘭還要呼籲放火人士「收手」，這與默許中共、港共侵蝕香港有何分別？賣港有需要賣得如此明顯麼？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表示，不會隨便揣測作案者的動機或目的。答得中規中矩，足以取「泛民」而代之。至於希望香港將來能夠建國的我們，心志應該更堅決些。對於「義士」所作出的努力，我們全力支持，予以高度評價！勉強要譴責，也只能如劉穎匡在面書所言：「我強烈譴責炸垃圾桶事件！因為......點解唔炸埋立法會大門？」。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由「垃圾桶爆炸案」一事，可見日後在香港「各領風騷」的「才人」一定不是「泛民」！

談季卿叔、杜葉錫恩辭世

近日，孫季卿、杜葉錫恩相繼辭世。二人雖然同歸塵土，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人生形態，值得我們這些在生者「心嚮往之」。

季卿叔生前乃無線的金牌綠葉。因 76 年投考佳視編劇不遂，輾轉加入演員行列，一演就超過 30 年。和尚、醫師、掌櫃、市井小民等角色，皆是季卿叔的拿手好戲。不過，要數到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 1996 年版《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遺憾的是，他從未飾演過男主角。2013 年，他的頸部更長有一巨大腫瘤。然而，事業上的失意、身體上的毛病並未令季卿叔心生沮喪。練得一手好書法的他，以「流水落花春去也，行雲野鶴任逍遙」自勉。即使死訊傳出，也是異常的低調。這種「知足寡欲」、「安時處順」的做人態度，只有道家型的隱士可以持守。

和季卿叔迥異，杜葉錫恩早年積極從事教育及社會運動。1954 年與杜學魁創立慕光英文書院。六十年代，出任市政局議員，連番利用傳媒的輿論壓力逼使港府正視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間接促使「廉政公署」的成立。她又積極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認為「活著就要為窮人說話」。儘管近年親共取向越趨明顯，杜葉錫恩依然深受老一輩民主派的尊重，這由李柱銘讚揚她是「爭取民主的先驅」可見一斑。儒家向來要求「君子」仗義執言，不屈服於當權者的淫威之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對社會上顛連無告者予以支持 (《禮記》：「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觀乎杜氏的一生，正好是儒門「君子」的具體示範。

季卿叔、杜葉錫恩皆是香港輝煌時代的象徵。他們的辭世，多少標誌著昔日盛世正式離我們而去。

又綜觀今天的政圈、娛圈人物，能恬淡自守者固然不多，擇善固執者更屬稀有品種。當吳克儉可以自吹自擂「一個月睇三十本書」、「財爺」曾俊華憑威士忌吧越來越多論證低下階層生活已經有所改善，回望季卿叔、杜葉錫恩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噓。

                       

再造奇蹟，圍堵立會

《2014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將於本周三 (12 月 9 日)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這個被形容為「網絡 23 條」的惡法，阻礙其通過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只可惜現任立法會議員中，唯黃毓民、梁國雄、陳志全、范國威四人堅決表示會「拉布」。「泛民」陣營內，僅工黨表示會盡力發言，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揚言不會「拉布」而只會投反對票。

在現時功能組別議員循例護航之下，民主黨投反對票根本毫無作用。「拉布」至少可換取時間讓議會外的群眾聚集、作出抗爭行動，投反對票則是一點作用也沒有，難怪「學民思潮」周庭也看不過眼，急切呼籲民主黨這個「大佬」積極參與「拉布」。

誠然，按目前的情況看來，「拉布」戰亦不易打。毓民 903 條修正案被曾鈺成無理刪剩 42 條，另有 10 條將由陳鑑林代表委員會提出。倘若沒有發生任何變故，有關條例必然被通過，此亦是 689 嘲諷「『拉布』無補於事」的原因。

不過，議會抗爭走不下去，正好更清晰地告訴所有香港人：「是時候重返街頭抗爭的行列了」。

有人認為：「即使包圍立法會，也要對準版權 (修訂) 條例，而且採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筆者對此並不苟同。

首先，假設港共今次在群眾壓力下讓步，難保他朝有一日它會舊事重提，猶如 23 條的夢魘般揮之不去。其次，由「雨傘革命」至今，港共從未作出過任何疏導民怨的嘗試。暗角七警依舊逍遙法外，「佔中」仍然被視為大逆不道的違法活動，義士不斷被起訴。怨憤無處宣洩，為何不可借「包圍立法會」好好的爆發？請不要忘記，這是港共一手造成的。其三，既然是宣洩去年一直累積的怨憤、怒火，「和理非非」自然應該被勇武手段取代，否則只會遭受秋後算賬。

2003 年七一大遊行，50 萬人上街「倒董」，是香港人第一次創造奇蹟。2012 年反國教事件，12 萬人包圍政總，是香港人第二次創造奇蹟。2014 年「雨傘革命」，20 萬人佔領主要街道，是香港人第三次創造奇蹟。

各位，請再次創造奇蹟，給香港一個希望，明天前往立法會門外。

甲戌風災

1874 年 9 月 22 日 (即同治甲戌年農曆八月十二日)，一個強烈颱風吹襲香港，造成大量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史稱「甲戌風災」。

颱風與香港地理

香港位處華南一隅，屬亞熱帶地區 (subtropics)。典型的海洋性亞熱帶季風氣候，令到香港夏季經常遭受熱帶氣旋侵襲，每年最少有一次颱風，十年即有一次風力比較強勁的。

由於香港早期尚未設有「天文台」，加上民間的防風意識不足，每次颱風襲來，人民例必損失慘重，生活飽受影響。

「甲戌風災」發生的經過，以及所造成的破壞

根據香港港口當局事後依靠船隻紀錄所進行的調查，引起「甲戌風災」的颱風在 9 月 22 日下午 4 至 6 時仍位於東沙附近，向西北方向移動。9 月 23 日上午 2 時，風暴最接近香港，當時其中心位處香港的南面數海里，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動，部份地區的風勢一度保持平靜。

最低氣壓方面，香港錄得 28.88 吋汞 (978 百帕)，風速則因風速計被吹毀而不可知。颱風最後橫過珠江口，在澳門附近登陸。

颱風襲港持續了兩日 (由 9 月 22 日至 24 日)。陸上 17 名歐洲人死亡，華人死亡人數估計超過 2,500。海上約 200 名歐洲水手及船員死亡，十多艘遠洋船隻沉沒，數十艘擱淺或損壞 (包括太平洋郵輪「阿拉斯加號」)，數百至千隻中國漁船沉沒，死傷數千人。

風暴之威猛，又掀起數丈高的巨浪 (儘管 9 月 23 日上午 2 至 3 時為天文低潮，維多利亞港內依然出現風暴潮，海水比正常高潮高出 5 至 6 呎)，石澳、鶴園、土瓜環、馬頭圍等村落被夷為平地，海旁的碼頭貨倉、新建成的「聖約瑟教堂」、「昂船洲監獄」(第五任港督羅便臣批准興建，1863 年 2 月 10 日落成啟用，專門監禁刑期五年以上的囚犯，共 600 名) 全被摧毀，港督居住的「山頂別墅」、筲箕灣及油麻地的「天后廟」、清廷設在鯉魚門和汲水門的稅廠房屋被吹至倒塌，香港仔「黃埔船塢」受到重創，市內多處起火，尤以華人居住地區的災情最為嚴重。

漢學家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目擊整場風災，他在一部著作中指出，自從風災發生以後，香港市面慘遭蹂躪，不少歐式及中式房屋被破壞及失去屋頂，大樹被連根拔起，屍體遍佈在海濱之上。歐氏之說，大體與事實相符。

警方拒絕救援，民間著力善後

風災發生後，警察司甸尼 (Walter Meredith Deane，1867 年上任) 以保障下屬的生命安全為理由，禁止警員參與救災工作。坊間紛紛發表輿論譴責，要求追究甸尼的責任，卻遭到港督堅尼地的拒絕。甸尼終於未被處分，殖民地大臣卡納芬 (The Earl of Carnarvon) 甚至認為，甸尼下此命令是出於「良好動機」(平情而論，甸尼關注警員的生死，這亦未嘗逾越「人本主義」的考量，堅尼地、卡納芬不追究甸尼，尚算合理)。

不過，救災工作始終刻不容緩，「東華醫院」於是肩負起這個重任。它一方面用心照顧傷者，一方面妥善安葬死者，將昂船洲被發現的屍體與其他罹難者合葬在雞籠灣墳場，稱為「遭風義塚」(1959 年，雞籠灣墳場停用，義塚遷到和合石墳場)。

值得一提的是，筲箕灣「天后廟」的重建，主要得力於當地居民的慷慨解囊，自行籌募經費，南海人潘藜閣所撰的＜天后古廟重修碑記＞有以下一段，可以為證：

創始自壬申，繼遭風於甲戌。茲棟宇，盡屬荒涼；獨視几筵，又經摧毀。抑知各共一心，蚨錢爭擲，工興數月，鳳闕新成。

風災促使「天文台」成立

「甲戌風災」是香港開埠以來較為嚴重的風災。經此一役，香港的有識之士 (例如測量署署長派斯) 逐漸認識到觀測氣象對預防自然災害的重要，他們於是積極建議設立氣象觀測機構，以便發佈及接收信息。1883 年，香港「天文台」正式成立，由杜伯克博士 (Dr. Doberck) 出任台長。

結語

「甲戌風災」雖然令香港蒙受重大損失，但華人自治傳統的進一步鞏固、「天文台」的成立、港人對觀測氣象及預防颱風的重視，無不得益於此。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此番道理正好為「甲戌風災」所體現。

又由狼狽面對「甲戌風災」到毅然成立「天文台」，再一次印證筆者過往所言非虛：「港府在『防患於未然』上誠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但在有效對治已然出現的問題上，其明顯有異常出色的表現」(見＜興建水塘＞)。這是港府過去具備的一大優點。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 》。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3. 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歐洲在中國：從開埠到 1882 年的香港歷史》(Europe in China :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4. 蕭國健、湯開建，《香港 6000 年 (遠古 - 1997)》。

5. 陳昕、郭志坤，《香港全記錄 (卷一)》。

立足本土，何需錢穆

中大校長沈祖堯對部分學生噓「義勇軍進行曲」感到痛心，並希望學生緊記錢穆的話：「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敢問沈校長，「義勇軍進行曲」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作詞人田漢於 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而錢先生一生尊稱蔣介石為「蔣公」，著作序必以「中華民國」紀年，錢氏果真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正朔乎？抑或是閣下心術不正，誣枉前人？

沈祖堯心繫中共，只表示香港的大專院校進一步被染紅，並無什麼值得驚訝。反而，「本土派」輿論領袖紛紛替錢穆辯解，此處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怎樣解釋「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都應該反對

對於錢穆「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盧斯達＜沈祖堯，請不要強姦錢穆的屍體＞作出了以下的詮釋：

錢穆那句「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首先是針對共產黨盤踞整個中國，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其次是針對當時以英國人為主導的社會環境，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

不過，即使採用這種詮釋，香港人也不見得不應該反對。

首先，香港有自身一套混合各海洋族群 (福佬、蜑家、來港定居的英國人) 的文化、百多年的開埠發展歷史。「中華文化」只是 1949 年以後，在香港自由流通、傳播、普及的文化之一。故此，所有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不一定需要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而「中華文化的傳人」則需要終身肩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視之為使命。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香港是中華文化最後的傳人」的意思，這其實強行剝奪了香港人選擇不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自由。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終身保存、弘揚鄰國傳入的歷史和文化？即使要保存、弘揚，亦應該是香港自身固有的歷史和文化，而不是「中華文化」(流亡至香港的大陸知識分子除外)！

其次，「文化上的根」未嘗不可以忘記，先決條件是：忘記了以後，我們將能夠走上更美滿、更幸福的道路。用一個簡單的類比來說明，一個慘遭父親虐打、母親毒殺的可憐人，只有忘記了自己從何處來、姓甚名誰，他才可以在外面的世界打開心胸結交新朋友，展開快樂、有意義的人生。個人如是，國家民族亦然。倘若錢先生「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有「告誡學生不能忘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就算你講一口英文，你都不是英國人」的意思，一來助長人們拒絕沉浸於外國文化的惰性，二來亦容易令人變得抱殘守缺、劃地自限。觀乎錢先生自白：「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於耶魯大學。余不能英語，課務輕簡，乃草為此注，自遣時日」(《論語新解》再版序)，可見箇中弊害之大。港人不應步錢先生後塵，借寫書逃避無法與世界各地人士交談的孤寂，「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因此並不可取。

「反共」必須「反中」

「墳總」青永屍撰有＜共產中國不是中國，中國在中國人身上＞，文中說法亦不無問題：

錢賓四先生向記者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邪惡：「共產主義主張經濟決定一切的、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人心永遠向『和與安』而前進的。我們不能說人類永遠喜歡分着階級來鬥爭。共產黨為什麼要被批評和唾棄？須知共產主義推行，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有留意中共近二十年發展的人都知道，「六四慘案」以後，大中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大陸官民之間的黏合劑。1994 年 10 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更揚言：「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是中華民族的希望」。自此以後，「經濟決定一切」不再，代之以「思想決定一切」(習近平近年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大量援引《中庸》、《孟子》等儒家原典，述說其「中國夢」構想，於此可見一斑)。至於階級鬥爭，今天大陸已不再流行「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帽子了。據此，錢先生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國共產黨」？

當然，錢先生可以回應：「中共現在還有權力鬥爭，人心始終不和、不安，故『反共』仍是必須」。可是，中國歷代也有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何解錢先生只知批評中共「使人心不和，使人心不安，他背逆了人性、他是不道德的」？

說到這裡，要麼錢氏的「反共」純粹是一種缺乏理由支撐的情緒反應，要麼錢氏需要提出另外一些具有說服力的理由。

按照筆者的意見，隨著中共日漸演變成「中華文化」的膺品，「反共」不可能不「反中」。墳總「不認同共產中國，不等於數典忘祖」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放在現實政治抗爭上，一天不走到數典忘祖，一天香港仍會被大陸人羞辱「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嘛」、「我們都是尊敬孔子嘛」、「我們都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嘛」。「反共」必須「反中」，這是港人需要慢慢適應的，單單接收錢先生遺留下來的話語、論據將無助我們應對今日的困局！

錢穆見解不乏淺陋無知

況且，錢穆曾說：「中國傳統政治，既非貴族政治，又非君主專制，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政學私言》)，這與習近平去年「(行政長官) 普選必須合乎中國國情和香港區情」、「鞋是否合穿要自己穿著才知」的言論可謂一脈相承。

徐復觀在＜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中說得好：「錢先生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僅憑這一點，我們就沒有必要替錢先生作出過多的辯解，因為辯解了，對香港亦只會有害無益。

結語

「東講西讀」＜你是香港人，不要忘記了香港！＞說：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引述錢穆先生給學生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錢穆先生是從中華民國逃難到香港的「中華民國遺民」，香港是他「避秦之地」，他心繫中華民國，因中華民國是他的祖國，故此，以他的身份說這句話是十分合理。

......但，對著今天的青年人，請勿再重複這話了，他們大部份都是英治時期出生的，出世紙上是有皇冠徽號的，國籍也是英國的。

縱使更年輕，97 後出生的一代，他們亦非中國人，他們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中國可禁止他們入境；而在中國境內，中國是可隨時把他們趕出國境的。只有香港，只有這裏不能把他們趕出國境，因為他們是香港人，只有香港的公民權。

筆者認為，這是最中肯、客觀的評價，僅以此結束全文，讓各位好好深思。

堅決空襲，絕對有利

英國下議院以 397 比 223 票通過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ISIS) 據點進行空襲。首相卡梅倫在發言中形容「伊斯蘭國」為「強姦女性、謀害穆斯林的中世紀怪物」(woman-raping, Muslim-murdering, medieval monsters)，並指出是次軍事行動純粹為了保障英國人的生命免受傷害。這反映 (1) 英國政府以「捍衛現代的自由、人權，對付中世紀的專制野蠻」看待空襲「伊斯蘭國」(2) 英國政府所捍衛的自由、人權，主要屬於本國公民。

工黨黨魁柯爾賓服膺於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他堅決反對空襲，這並不足為奇。反而，國會外有大批民眾反對出兵，此不免令人懷疑英國是否「承平日久」，以致「民不知戰」。

二戰前夕，英國曾經彌漫反戰情緒。1929 - 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促使英國人只想集中處理國內事務。對於希特拉及納粹黨在德國崛起，他們普遍抱持觀望態度，卻不視之為一種嚴重的威脅。當時，只有邱吉爾一人苦口婆心提醒國民切勿鬆懈，隨時預備作戰。而歷史終於證明，邱吉爾的判斷是對的。

邱吉爾在一次演說中提到：

希特拉深知，如不能在英倫島上擊潰我們，他將徹底失敗。如果我們能抵禦他，整個歐洲便可得到自由，全世界便可走上陽光燦爛的廣闊大道。但是如果我們失敗了，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切，將陷入一個新黑暗時代的深淵。

「黑暗時代」乃「中世紀」的代名詞。據此，在邱吉爾心目中，希特拉及其納粹主張未嘗不是「中世紀怪物」。

憑著邱吉爾的果斷、力排眾議，英國卒之在上個世紀維持於不墮。今天卡梅倫不理「左膠」、短視民眾的反對，堅決發動空襲，這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對英國絕對有利。至於那些「出兵只會加快英國遭受恐襲」的言論，筆者不禁要問：難道英國坐以待斃，「伊斯蘭國」就會放它一馬麼？

甘為賣藝人，自然遭奚落

許志安在大陸歌唱比賽節目《中國之星》被崔健奚落，卻依舊堅持「剛才崔老師說得非常對」，這反映香港只有兜售歌聲的賣藝人，並無真正有水準的歌者。

真正有水準的歌者，必然有自己一套歌唱風格、演繹方式，不會為他人而轉移。堅持自我，乃歌者應有之義。一旦怯於權勢 / 名利而背離自己的個人特色，歌者即不是以「歌唱」作為首要考慮，而代之以「生命安全」/「自身利益」。此時，歌者將不成歌者，而淪為在江湖上飄泊的賣藝人。

賣藝人沒有自我，只求生存，著眼金錢實利。市場上需要山歌式的大叫，我就改變唱腔，投其所好。看倌不接受？不打緊，我改，馬上改，最緊要有錢。難道許志安真的認為崔健是他的老師？又真的覺得崔健說得對？當然不是，他只是不敢開罪「金主」(大陸的歌迷)，斷絕財路，尤其是現在的他在香港已經半紅不黑。

說到這裡，香港的樂迷其實也要負上一定的責任。我們總是貪新忘舊、喜歡比較。新手上路，沒有包袱，加上唱片公司鋪天蓋地宣傳，他們的作品不一定吸引，但至少較易為人認識，亦較易獲得寬容。相比之下，陳年紅星擁有無數精彩作品，卻得不到唱片公司的全力支持、樂迷的高度容忍。在星途日趨黯淡、生活仍需繼續的困境下，只好「跪地餼豬乸」、北上賺取人民幣，任人戲弄。早前的李克勤如是，今天的許志安亦如是。

崔健說：「為甚麼沒有更現代、更年輕一點的香港人登陸到大陸舞台上去表現自己的聲音？」，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只可惜他未有深究背後的原因。

又他說：「讓現在的觀眾、年輕人聽一個老歌，而且用廣東話唱，你的寓意是什麼？」，寓意很簡單，就是：「戀殖」、「反中」、「保港」。不過，許志安唯錢是尚，他是沒有膽量說出這番話的。

虐待兒童，必遭天譴

「要求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議案在民建聯、工聯會為港共護航下遭否決，這反映什麼呢？反映民建聯、工聯會與吳克儉朋比為奸，合力剝奪我們下一代愉快的童年！

吳克儉說：「TSA 不會用作評估學校表現，近年亦未出現過以 TSA 作殺校指標」。可是，學校、家長不是這樣看啊！對學校來說，TSA 數據是招納小一新生的賣點。殺校會否出現，全賴學生在 TSA 中的表現。至於家長，坦白說，誰不想自己子女的學業成績更上一層樓？他們看重 TSA 是必然的。既然學校有需要，家長有要求，密集得過份的操練、Pre - test 就不可能不出現。吳局長的話看似沒有問題，實際上已然脫離學校、家長當下的心態，難怪有議員批評「吳克儉係咪住地球」。

密集得過份的操練、Pre - test，對具備正常學習能力的小童而言，尚能勉強應付。不過，請各位不要忘記，香港現在是推行「融合教育」的。有不少具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有限智能的學生，根本無法完成相關操練、Pre - test。學校教師看見這種狀況，二話不說破口大罵，學生大哭、以違規行為宣洩，教師甚至對學生心生厭惡，學生的無力感、挫敗感全然被忽視。家長也好不了多少，強迫子女用遊玩、休息的時間完成所有家課、溫習，還要為他們報讀補習社。可愛、單純的面孔兩面受敵，日復日，年復年，怎會不產生自殺的念頭？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簽約國承認兒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之權利」。今天香港的學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利」麼？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麼？沒有，只有做練習、前後測，最後應付 TSA。他們成為學校宣傳的工具，家長滿足虛榮心的工具，卻不被當作人來看待。這是香港的悲歌！

筆者於小學就讀的時候，正值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位期間。當年的我，讀的是官立小學，功課量不多，偶爾還可在課堂上偷做功課，教師亦不太介意。Pre - test 在那個年代並不流行，補充練習是我希望考試成績更進一步而求父母買的，選擇權操在我手。每逢放學回家，日本的卡通、特攝是例牌娛樂。暑假的最後一日必定要看「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學能測驗」可算是小學生最大的惡夢，但也只不過纏擾兩年 (小五、小六) 的時間。

今時今日，小學生還可以看日本的卡通、特攝嗎？「兒歌金曲頒獎典禮」不是已經變成選美盛事嗎？原來 97 主權移交，受害的不只是我們這些成年人，更有香港現在的新一代。他們美好的童年被斷送了！

民建聯、工聯會不問是非黑白，只知一昧替港共護航，這是正常不過的，無可厚非。要怪責就怪 97 前的香港人未有盡力爭取維持現狀，任由中共接收香港主權。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今天的小童，正在承受上一代種下的苦果，只可惜像徐子見那樣懷有「向年輕人贖罪」心態的上一代並不多。

金融風暴

在進入談第八任港督軒尼詩的事蹟前，還有兩件在香港發生的大事需要交代。一是「1866 年金融風暴」，一是「甲戌風災」。

本文主要集中析述「1866 年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的序幕：格尼公司結業

1866 年，包攬英國半數以上票據買賣的貼現行 - 奧弗倫．格尼公司 (Overend, Gurney & Co.，以下簡稱格尼公司) 因投資失誤而導致嚴重虧蝕。在欠缺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 的協助下，公司於 5 月 11 日下午宣告停業。消息一經傳出，整個英國金融市場出現恐慌，銀行開始擠提，股市大幅下跌。尤有進者，香港不少商行皆受到英國的不景氣所影響，破產、負債者不計其數。

格尼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亦有一番曲折可說。事緣格尼公司的創辦人森姆．格尼 (Samuel Gurney) 作風穩健，加上其曾在 1825 年為英倫銀行有財困的客戶、銀行家提供短期貸款，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不少原屬英倫銀行的客戶因此將他們的現金盈餘存入格尼公司，使公司在金融票據市場上聲名大噪，影響力倍增。

不過，自從森姆．格尼於 1856 年去世以後，他的繼承人逐漸改變以買賣票據為主的業務方針，轉為將資金投放在鐵路資產、鋼鐵工業、船務等可獲長期回報的項目上。有趣的是，格尼公司的資金大多屬於借入的短錢 / 被不能兌現的證券所套牢，此做法間接促使公司出現「不良資產管理」的狀況。

適逢英倫銀行向來與格尼公司相互對壘，格尼公司於 1865 年陷入財困，作為「最後貸款人」(A lender of last resort) 的英倫銀行竟然拒絕伸出援手，借出救亡資金 400,000 英鎊。格尼公司最終於翌年 6 月破產清盤，總欠債高達 1,100 萬英鎊，英國 200 多間銀行受拖累。

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商業受挫

1866 年的金融風暴，始於英國，卻波及香港。

根據港府 1867 年 3 月發表的年報顯示：

危機過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 (即 1867 年 2 月份)，個別表現最好的大型華人商行的利潤也不超過 15,000 元，大部分華人商行已到了無利可圖的地步。其中本地米商虧損總額高達 400,000 元，一般華人商品店鋪的損失更無法統計，估計大約每商戶損失在 10,000 元至 130,000 元之間。大型商號也只能勉強度過這次難關，至於小型華人商店的損失和倒閉情況，更加不計其數。

欠債破產的華人中，最多是洋行買辦，包括：葉公和 (Yip Kung Woo)、程阿虎 (Chaong Afoo)、林勝 (Lum Shing)。其次是華商，包括：一般貨品商人彭華平 (Pang Wah Ping)、承建商盧阿琳 (Lo Alum)、承包商灼阿福 (Cuey Afook)、民濟堂中醫師黃新 (Wong Sun)、綿羊經銷商郭徐興 (Kwok Tsui Hing)、大米經銷商方阿茂 (Fong A Mow)。

步入 1867 年 3 月，華商破產者越來越多。鄺阿成 (Kong Ashing) 和韋阿基 (Wei Ake) 因無法償還梁阿虎 (Laong Afoon)、梁阿育 (Laong Aye) 和陳阿三 (Chun Asheen) 的 5,000 元貨款，被迫逃離香港，連累擔保人柯昇 (Oo Shing) 和盧阿周 (Lo Achau)。此外，「怡和錢莊」也因合伙人「義記絲商」出現周轉困難 (面對金融危機，絲綢出口嚴峻，「義記絲商」因而遭受虧損) 而於 1867 年無奈停業。

洋商方面，受創比華商更甚，包括：麼者時洋行 (Moses & Co.，又名瑞祥洋行)、士乜禍文公司 (Schmidt & Volkmann，著名的歐洲船泊供應商和售貨店)、孖刺新文紙館 (Daily Press) 等。洋商欠債繼而引發連串追討、拆伙、撤換主事人、重整人事安排等事宜。部份捱得過這場風暴的，如鐘錶製造及珠寶商德忌利士 (Douglas Lapraik)，亦變得心灰意冷，無心再戰。德忌利士未幾將業務交給侄兒，其侄兒將公司發展成為小型蒸氣輪船業務公司，乃黃埔船塢早期創辦人之一。

至於怡和洋行的競爭對手 - 寶順洋行，在這次風暴中也難逃一劫。早於 1865 年底，洋行已然負債累累，無復昔日風光。金融風暴爆發，洋行雪上加霜，終於在 1867 年宣告破產 (「聖保羅書院」同時因缺乏贊助而停辦)

經濟影響著政治：港府改弦更張

金融風暴不只帶來經濟上的影響，更帶來政治上的刺激。

據資料顯示，1866 年，在港外籍人士犯上嚴重罪行 (包括：謀殺、誤殺、行劫、暴力、傷人、盜竊、綁架、非法藏械等) 的案件，急升至 1,033 宗。罪案頻生，而警隊貪腐無能，卒之導致第六任港督麥當奴毅然成立「團防局」，間接提升華人的社會地位。

又港府本來成立「香港造幣廠」自行鑄造貨幣，卻因遇上是次風暴，市民對銀幣的需求減少，「香港造幣廠」於 1868 年帶著 34 萬元的巨大損失倒閉。

英資洋行一直是港府的合作伙伴。金融風暴的襲來，徹底打擊了各大洋行的經濟實力，港府收入因而受損，出現入不敷支的財赤困境。麥當奴「開放賭禁」，在道德層面或許說不過去，但在維持政府日常運作上，麥督的做法未嘗不是情有可原。「開放賭禁」最終在反對聲音中告吹，問題卻是依舊存在。麥督利用開賭所得支持創辦「東華醫院」，旨在「退而求其次」，透過拉攏受創較輕的華商，從而利用他們的財富，協助港府維持善治。至於「東華醫院」令華人勢力進一步抬頭，這已是後話。

結語

要了解香港過去如何受到英國因素影響、本地華人如何逐步上升，「1866 年金融風暴」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近年來，介紹香港歷史的著作甚少提及這場風暴，此不免有點可惜。

[主要參考資料]

1. 林準祥，＜1866年：一場期待的金融風暴＞。

2. 林準祥，＜世紀金融風暴衝擊香港商業 (上篇)＞。

3. 林準祥，＜世紀金融風暴對香港商業的衝擊 (下篇)＞。

4.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5. 鄺健銘，＜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收錄於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革命無效，還玩選舉

自從「雨傘革命」無疾而終，港共的劣質管治無日無之。由鉛水問題、發展郊野公園用地，到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 TSA 事件，可以看出，港共根本置香港人的健康、下一代的福祉於不顧。配合 689 經常在外「唱衰香港」、林鄭將宣傳假政改視作行公義的事、財爺的「離地」言論，我們實在很難想像香港至今仍未發生大規模的暴動。

回想「雨傘革命」之所以出現，部份源於港人對「體制內抗爭」的不滿。泛民又好、社記人力又好，他們皆是不敢強硬向中共說「不」的。對於走私客充斥、大媽霸佔行人專用區、雙非學童搶奪幼稚園學位等問題，他們甚至以「包容」二字迫逼香港人接受。既然議員不代表我，我就只好隻身站出來，為自己充權。「雨傘革命」初期，佔領區經常有寂寂無名的市民聲嘶力竭提出各種訴求，卻不見政黨的旗幟、直幡，這是因為大家都不再相信代議士、不再相信「體制內抗爭」會收效。

不料一年過去，香港人竟然重新聚焦在「體制內抗爭」- 區議會選舉上。此還不夠，最可悲是代表溫和本土路線、曾經譴責光復行動的「新民主同盟」竟然深得選民歡心，勝選的獨立「傘兵」們驟聞 689 邀請他們加入諮詢組織，旋即表示願意溝通。引頸以待的暴動沒有出現，取而代之是重蹈舊日的覆轍，以緩慢改革的方式救港，這種演變其實是一種大倒退！

倘若中共並未加快對港殖民的步伐，「體制內抗爭」未嘗不可取。問題是，以今天中共殖民的速度，「普教中」的全面推行、紅色商人的逐漸滲入、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只怕不出三五年，香港即被消滅於無形。事實上，觀乎近年已有本生土長的小童嘲笑父母不懂講普通話、小學跨境學童的數目持續上升，香港的確時日無多了。正所謂「緩不濟急」，一時區選的好消息根本不值得慶賀，為香港急救才是當下最需要做的事。

區選後感

區選告一段落。泛民老將何俊仁、馮檢基相繼下馬，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至於「民建聯」鍾樹根被 48 歲的徐子見擊敗，除了因為徐子見抱有一個向年輕人贖罪的心態，更重要是鍾樹根的惡名已然深入社區，無復挽救。黨友葛珮帆則主要敗在對手工黨葉榮的殘疾身軀及堅毅不屈上，合情合理。

反而，進步民主派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激進本土派 (「熱血公民」、「城邦派」) 並未乘「雨傘革命」的餘威再下一城，走中間路線的溫和本土派「新民主同盟」卻在競逐 16 席中取得 15 席，此一結果較為耐人尋味。

傘後一年，談到本土派，抗爭者大多只會聚焦在「熱血公民」、「城邦派」、「港獨派」身上，要不然就是「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新民主同盟」根本不入流，與「學民思潮」一樣，兩面不是人 (既不願屈從於傳統泛民，又無法擠身本土派行列)。有趣的是，今次的區選結果竟顛覆了抗爭者們一貫的想法，原來溫和的「港中區隔」、「香港人優先」是有市場的，而且客源異常充足。可以預計，在不久的將來，越來越多從政者會選擇走這一條路線，當中甚至可能包括部份「泛民」、進步民主派、激進本土組織 (「熱血公民」除外)。

在眾多「傘兵」中，不得不提「青年新政」。年青、有活力、肯承擔，加上宣傳短片大打感動牌，此乃 9 名參選人能夠取得高票的關鍵。然而，高票不一定可以當選，當選還需要出動「掌心雷」提示、騙取老人院公公婆婆的歡心，「工聯會」的陳穎欣不是憑此勝出嗎？「青年新政」8 名參選人之所以落敗，在於他們不會採用下三濫手段。單純至此，鄺葆賢醫生能夠在黃埔西贏得一席已經是萬幸，游蕙禎實在不必介意狙擊「鼠王芬」不成。

難得「青年新政」今天還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選民鄭重致歉，游蕙禎更於謝票期間一度感觸落淚，香港有如此真誠的年青人，是一種福氣。不過，話分兩頭，面對溫和本土派的成功，「青年新政」確實有需要認清自己未來的發展路向。

四大書院

「聖保羅書院」、「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聖若瑟書院」是香港開埠初期的四大書院 (不計港府創辦的「中央書院」) ，以下我們嘗試簡單介紹它們的創校經過。

「聖保羅書院」的創校血淚史

1. 史丹頓牧師的努力

「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由史丹頓牧師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於 1849 年創辦。史丹頓牧師出身英國海外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名英國聖公會差會或安立甘會)，1839 年抵達澳門學習中文，並負責主持當地基督教聖堂的崇拜。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史丹頓牧師一度被擄至廣州拘押，四個月後獲釋 (換言之，他是中原王朝的排擠對象)。

1841 年，史丹頓牧師經紐約返回英國，開始為在中國開辦學校籌募經費。兩年後，他獲英國聖公會委任為首任香港殖民地牧師 (Colonial Chaplain)。6 月，史丹頓牧師帶同妻子何露絲 (Lucy Anne Head) 抵港履新。在任期間，除了協助興建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參與港府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外，他還積極籌備開辦第一所教會學校。於是，會督府 (Bishop's House) 及校舍的建築工程在 1845 年全面展開。1849 年，書院創立 (前一年，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已核准書院的章程)，位處中環政府山 (Government Hill) 的忌連拿利 (Glenealy，又稱「鐵崗」)，學生僅得 9 人。

創校初期，蘇謀斯 (James Summers，負責教授中文)、蒙奇理牧師 (Rev. Edward T.R. Moncrieff) 皆在校內任職。「恭敬天主，愛人如己」是書院的校訓。1850 年，史丹頓牧師因病返英，臨別前將學校轉交新上任的香港聖公會首任會督施美夫主教 (Bishop George Smith)。次年，施美夫主教將學校正名為「聖保羅書院」，同時擔任書院的首任校長。

2. 陷入困境，學校停辦

1852 年，「聖保羅書院」的學生人數增至 33 人。翌年，施美夫主教獲港府委任主持教育委員會，負責督導 5 間政府資助華人學校的發展，蒙奇理牧師等人亦有份擔任委員，由此可見「聖保羅書院」深受港府器重。

只可惜好景不常，1857 年，蒙奇理牧師在印度遇上「印軍嘩變」(The Indian Mutiny)，不幸遇害。「聖保羅書院」被迫停辦數年。書院復辦後，雖曾經邀得精通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傅蘭雅博士 (Dr. John Fryer) 到校任職，卻在 1868 年因主要贊助人顛地洋行陷入財政困境而導致經費不足，再度停辦。

3. 包爾騰主教復辦書院

堅尼地出任港督期間，定例局通過《聖保羅書院條例》(St. Paul's College Ordinance， 1875 年第 7 號條例)，將「聖保羅書院」的業權交予坎特伯雷大主教，並許其聯合「聖保羅書院」校長及港府輔政司制訂學校的新章程。1876 年，「聖保羅書院」在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的帶領下復辦，書院還特別開設了專門培訓教會神職人員的神學班。同年，包爾騰主教又獲港府委任主理香港的教育政策，「聖保羅書院」至此恢復昔日光輝。

1877 年，「聖保羅書院」更與「聖若瑟書院」合辦了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開風氣之先。

從「曰字樓女館」、「曰字樓孤子室」到「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

1. 「曰字樓女館」的始建與結業

「曰字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始建於 1860 年。創辦人為「聖保羅書院」首任校長施美夫主教的夫人 (Lady Lydia Smith)，以及英國遠東女子教育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第五任港督羅便臣的夫人則是主要的贊助者。

「曰字樓女館」的創校宗旨是「為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1862 年，伊頓女士 (Mary Anne Winifred Eaton) 獲聘出任校長一職。與此同時，校董會於般咸道購入一塊稻田，籌建一座水泥校舍。一切教學、寄宿，都在這座校舍內進行。

「曰字樓女館」的「曰字樓」也有一番典故可說。事緣般咸道的校舍形狀呈「曰」字形，本地華人遂慣用「曰字樓」三字稱呼之。之所以稱「曰」而不稱「日」，主要是根據《香港轅門報》的記載。

伊頓女士克盡己職，令「曰字樓女館」漸上軌道。可是，礙於：

(a) 當時的華人社區並不希望女子接受任何教育，特別是西式教育；

(b) 華人存有將女子視作財物寶貨的扭曲觀念。

校內的學生人數一直偏低。部份家境貧困、略通英語的學生甚至被父母以較高的價錢出售給歐籍人士作情婦，此從視學官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伊頓女士的丈夫) 博士致輔政司史釗活 (Frederick Stewart) 的一封信件中得到證實，他說：

1865 年，當發現幾乎每個在那裏學過英文的女學生離校後都成為涉外婦人 (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這所學校只好被迫暫停。

不久，伊頓女士更遭到華籍暴徒襲擊，反映該校在華人社區中不受歡迎。伊頓女士脫險後，請求即時休假，且自行解散學校。直至 1865 年，「曰字樓女館」才宣告重開，由蘭德爾女士 (Ms. Rendle) 接任校長。

重開後的「曰字樓女館」，痛定思痛，收生不再限於華人女童，華人女童亦不得如以往一樣接受英文教育。然而，1867 年的財政困境，卒之令「曰字樓女館」無奈結業。

2. 「曰字樓孤子院」的接續與轉型

1869 年，「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在柯爾福主教 (Rev. Charles Richard Alford) 的協助下成立，仍以「曰字樓女館」的原址作校舍。新校招收英裔、華裔、歐亞混血兒、其他國籍的適齡兒童，不分男女。除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宿，學校更著重向兒童灌輸基督新教教義，引導他們建立誠信和勤儉生活的觀念。

1870 年 7 月，任職於「香港英軍學校」(Garrison School) 的雅瑟先生獲聘請為「曰字樓孤子院」的校長，雅瑟的夫人汪瑪麗女士 (Mary Annie Vaughan) 則擔任女舍監 (Matron)。雅瑟在任期間，「曰字樓孤子院」的學生人數雖無顯著上升，但社會各界的捐款則逐漸常規化，學校因而得以持續經營。1878 年，「曰字樓孤子院」被香港教育司署劃入津貼學校 (School of Grant-in Aid Scheme)。同年，因夫人健康欠佳，雅瑟毅然辭去校長一職，轉任「中央書院」副校長。

雅瑟夫婦辭職後，校董會決議將「曰字樓孤子院」轉型成一所男校，不復招收女生。同年 11 月，「中央書院」助理校長俾士 (George H. Piercy) 出任「曰字樓孤子院」校長。俾士在位接近四十年，一直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校先後在劍橋及牛津本地升學試 (Cambridge and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令「曰字樓孤子院」聲名大噪，民間往往將俾士視作「曰字樓孤子院」的標誌，稱之為「俾士書館」、「俾士書院」。

「俾士」後來因音聲不雅而被改稱「拔萃」，「曰字樓孤子院」則輾轉易名為「拔萃書室」、「拔萃男書室」，到今天的「拔萃男書院」(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拔萃書室」就讀，此可視為香港對中國現代化一貢獻)。

3. 「拔萃女書院」創立

至於「拔萃女書院」的創立，一方面是「曰字樓孤子院」轉變成男校的副產品 (大量女生需要學校繼續升讀)，一方面則源自莊思端女士 (Ms. Margaret Johnstone，創辦「菲莉女校」，即「協恩中學」前身。「曰字樓孤子院」變成男校，「菲莉女校」曾全數接收院內女生) 等人的大力推動。1899 年，「拔萃女書室」在玫瑰行 (Rose Villas) 成立，由史及敦女士 (Ms. E. Skipton) 出任校長。

天主教背景的「聖若瑟書院」

和上述三間書院不同，「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 信奉天主教，它的前身是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s College)，屬葡資私立學校。

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聖救世主書院」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由都化‧瑪利修士 (Brother Hidulphe Marie) 出任校長。創辦初期，全校只有學生 75 人。後因澳門受颱風吹襲，不少葡裔家庭來港避難，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有見及此，高主教在 1876 年 6 月以 $ 14,000 購入一幢位於堅道 9 號的房子，作為原來校舍的擴充。

都化‧瑪利修士擁有豐富的學校管理經驗，在他的領導下，「聖若瑟書院」的學生人數不斷上升。直至 1879 年為止，校內已有學生 259 人，僅相差「中央書院」331 人。同年，書院招收了第一批華人學童。學業成績方面，公開試合格率高達 90.71 %。

又書院曾經和「聖保羅書院」合辦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且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足球隊。

時至今日，「聖若瑟書院」依然是香港的頂尖學府之一，有「狀元搖籃」之稱。

 

結語

透過回顧四大書院的創校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a) 香港人能夠接觸現代西方文明，不分男女，教會學校居功至偉 (這又和中原政權衰落，外國傳教士可以自由傳教、辦學有關)；

(b) 教會學校未有禁止學童接觸中國語文及文化，這有助學童保持關注中國、回饋中國的愛國情懷，並使華夏傳統文化得以在香港傳承下去；

(c) 西方良善的理念 (如男女應享有接受英文教育的權利) 在香港落實時往往受到華夏惡習的歪曲，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貧困家庭販賣女兒為他人之情婦) 及反響。換句話說，97 主權移交前的教育制度及政策，更多是有效調和中西的結果，乃百多年香港歷史沉澱下來的瑰寶；

(d) 基督 / 天主教、體育競賽在香港的普及，與教會辦學密不可分；

(e) 經濟上的動盪不安 (如 1867 - 1868 年的金融風暴)、鄰近地方的天災人禍 (如澳門的風災)，對香港的教育事業未嘗不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今天的港共政府，一意進行「去殖民化」，輕視英語教學，強推普教中，以通識代替中史，且胡亂花費公帑。香港教育行業的每下愈況、年輕一代知識水平的大不如前，並非事出無因。

少理老董

15 年前 (即 2000 年)，「次文化堂」曾經推出一系列諷刺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的政治漫畫，名為《老懵董》。15 年後，董建華搖身一變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行政長官則由他的得意門生 689 擔任。然而，董建華依舊不脫其「老懵董」本色，循例判錯症、落錯藥，真的令人想說一句：「少理老董」！

眾所周知，「八萬五建屋計劃」的失敗，源自 689 的錯誤估算。董建華如今全力為 689 發展郊野公園用地護航，借助新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大力吹風，此顯然是「見過鬼仲唔怕黑」，重蹈歷史覆轍而不自知。

至於去年發生的佔領街頭運動，肇始於中共措辭強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依法無據的「落三閘」決定、京官的趾高氣揚、港共黑警的濫暴等。董建華對此一概不理，只看見年青一代的不文明及違法行為，這一來已經自打嘴巴，中了「小部分港人選擇性聚焦在某些個別事件，並將其無限放大、以偏概全」的陷阱；二來亦無法掌握香港管治問題的核心。說教式的言辭更是惹人討厭。

孔子曾經責罵原壤說：「老而不死，是為賊！」(＜論語．憲問＞)。今天的老董，同樣是一個「老而不死」的賣港「賊」。

年輕人應該把握中國崛起的機遇，盡快認識中國？中國經濟已然頻臨崩潰，軍力強大只是金玉其外，我們認識中國來幹什麼？況且，身處香港，我們對這片土地尚且了解不夠，何必好高騖遠，認識鄰國？

「如果每一個人都熱血街頭，香港還會繁榮安定嗎？」敢問具體證據何在？且不說佔領行動對旺角食肆帶來正面影響，一個到處充斥走私水貨客、中國大媽、拖篋陸客的擠迫城市，繁榮安定難道又能保持？年青人鼓吹港中區隔，發起街頭抗爭，實屬迫不得已，旨在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老董若然真心著緊香港的繁榮安定，理應全力支持年青人，何必自相矛盾教訓起年青人來？

其他「破壞一國兩制」、「拖慢香港發展」云云，全屬陳腔濫調，了無新意，不駁也罷。

香港淪落到被一位愚昧無知的老賊指指點點，可謂折墮至極，無怪乎陳雲在面書上說：「董先生，你現在就死，落地獄去，會多一點人去殯儀館送喪，那就少一點人熱血街頭了」。

換人不如換制度

港大政政系教授陳祖為以 328 票當選校委，接替早前辭任的袁國勇。不少人對陳氏寄予厚望，相信他會保護港大、對抗赤化。然而，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姑勿論「雨傘革命」期間陳氏曾多番埋怨「雙學」拒絕退場的決定，僅憑他是「中間溫和派」湯家驊的戰友、「民主思路」的聯席召集人，可以預料，陳氏將比埋首細菌、傳染病的袁國勇更「親共」。港大當前之困局只有日益惡化的可能，卻無可被挽救的餘地。

當然，港人誤信陳祖為可以替港大開新面，亦有原因可尋。除了出於對陳祖為的認知貧乏，更重要是他們仍然相信「新人事，新作風」，覺得只需換一個人，困局就可以完全消弭於無形。

回想「雨傘革命」爆發初期，「撤回人大 831 決定」明明是清楚不過的訴求，後來竟輾轉變成「689、禿鷹下台」的卑微願望。何以會出現這樣一種轉折呢？因為香港人過份重視人，忽略了困局可以肇始於制度上的不公、政策方向的失當等。港人觀念出錯，加上積重難返，終致三十年來換人不斷，民主路則毫無寸進。

制度比人優先，這是港人今天必須認真學習的！之所以要換人，目的仍是希望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

區選在即，年青候選人出戰各區者不計其數，卻不是個個皆有志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青年新政」近日與「城邦派」、「熱血公民」聯署聲援陳雲，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令人刮目相看，值得給予支持。至於「泛民」尹兆堅、羅健熙之流，他們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會面尚且不以為恥，更遑論有雄心壯志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倘若港人只著眼於「泛民」換了新人，不知「泛民」的新人全是新瓶中的舊酒，香港必死無疑！

回到陳祖為的事件上，與其對陳氏存有無謂的幻想，不如在必要時以罷工罷市的形式支持港大師生，爭取一些更為根本的改變。

港隊拚命，奮力守和

香港隊昨晚 (11 月 17 日) 在旺角場成功守和中國隊，基本上粉碎了中國參與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的春秋大夢。回想習近平在 2011 年 7 月 4 日會晤韓國民主黨黨魁、國會議員孫鶴圭時提到「中國足球夢」(所謂「中國足球夢」，內容有三。一是中國足球隊能擠身世界盃，二是中國能舉辦世界盃，三是中國有朝一日能獲得世界盃冠軍)，真不知他對整場球賽的結果作何感想。

港隊方面，一如既往，球員拚命，教練用心。金判坤曾說：「球員必須有為國捐軀之心」，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誨，門將「英雄輝」在球場上多次救出險球，基藍馬、法圖斯、麥基亦有出色的表現。

不過，「人和」之外還不能缺少「天時」、「地利」之協助。比賽期間，中國隊一個疑似入球被球證宣判無效，另外兩次射門則被門柱、門楣輕易化解，此皆屬於「天時」。至於球場內 "We are Hong Kong" 不絕於耳，球場外各區聚集觀看直播的人不計其數，這都是主場之「地利」。

誠然，港隊最終未能全取三分，確實有點可惜，但無容致疑，港隊今次的表現是爭氣的、令人鼓舞的。

值得一提的是，港中大戰前夕，689 被問及會否支持香港隊，他避而不談：「好可惜去咗馬尼拉之後，喺嗰度睇唔到波」。比賽結束，他卻在個人網誌中說：「我對香港隊和國家隊球員的出色表現表示欣賞」。689 說謊成性，港人經已見怪不怪，最荒謬是一個代表香港的行政長官竟然不敢公開表態支持香港隊，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不如，難怪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會高呼：「選民叫我問你幾時死呀！」。

又球迷繼續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Hong Kong is not China" 標語被高高舉起，凡此種種，俱反映香港人正在摒棄中國人身份，積極建構自己的民族。他朝「香港民族」一旦成形，獨立建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嚴華夷之防：法國恐襲帶給港人的教訓

法國發生連環恐怖襲擊，與歐洲近期大量收容敘利亞難民有密切關係。中國歷史上，因收容他國族裔而引致政權崩潰者，首推司馬氏創建的西晉。

自從東漢末年以來，胡人 (主要是匈奴人) 內徙長城以南地區的情況日趨普遍。曹魏為了用最低的成本建立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往往批准內徙的胡人擔任僱傭兵。加上胡人開始仿傚華夏「耕讀傳家」的傳統，他們於是逐漸變得安土重遷，不願重返塞北。

然而，他們的觀念出現一個問題：以漢室的苗裔 (王昭君當年曾以漢室公主的身份下嫁匈奴單于，生有子女) 自居，且視曹魏、西晉為篡奪漢室天下的不義政權。這對西晉維持有效管治是非常不利的。有見及此，大臣郭欽、江統先後向晉武帝提出「徙戎」的建議，江統《徙戎論》說：「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背後訴諸的理念正是「嚴華夷之防」(即明辨華、夷)，只可惜晉武帝最終未有採納相關建議。

晉武帝死後，「八王之亂」爆發，晉室元氣大傷，胡人盡窺箇中虛實。匈奴人劉淵未幾乘亂自立，以興復漢室作號召，派軍攻打洛陽，西晉卒之在懷、愍二帝被虜後滅亡，享祚僅 37 年。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法國的悲劇，正好刺激我們記起西晉滅亡的一段往事，從而認識「嚴華夷之防」的重要。

近年香港充斥大量囂張跋扈、語音不純的「新香港人」，這亦是港共不「嚴華夷之防」的結果。倘若要拯救當下的香港，「嚴華夷之防」必須重提，此亦是法國恐襲帶給香港人的「血的教訓」！

無懼打壓，聲援陳雲

嶺大校長鄭國漢向陳雲發出警告信，要求陳氏「慎言慎行，回歸教學及學術研究，否則後果自負」。鄭氏曾出任 689 的競選辦顧問，與 689 關係密切，是次事件顯然屬於一場對大學學者的政治打壓，旨在殺雞警猴，令其他大學學者噤若寒蟬，不復議論及參與政治。

現時各大學學者大多著力埋首書冊，對政治的關注僅限於粘牙嚼舌。偶有一兩位願意發表政見、推動社會變革，卻是戴耀廷、陳健民、陳祖為的貨色。只知政治道德，毫無政治智慧。如斯悶局下，陳雲的本土論述、親身製盾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活水。

誠然，「城邦論」部份觀點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此並無損陳雲特立獨行之可貴。我們珍視他、聲援他，更多是出於對他人格的欣賞，而不是出於對他主張的服膺。

況且，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早就明言：「沒有人是孤島……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今天 689 借鄭國漢之手限制陳雲議政、參政的權利，難保他朝你和我的議政、參政權利亦受到同樣的限制。故此，不論在公在私，我們都沒有不關注、聲援陳雲的理由。

然而，有趣的是，向來喜歡理性討論的泛民、左膠，至今仍沒有一個人為陳雲發不平鳴，只知象徵式的分享。大是大非不過問，卻去字斟句酌什麼是「真」普選、「物化女性」。香港民主路之停滯，不是有跡可尋嗎？

英資洋行

自從 1842 年開埠以來，香港經濟日趨繁盛，這與英資洋行的貢獻有密切關係。

以下我們將簡單介紹四大英資洋行 - 怡行、寶順、和記、太古的成立。

以走私鴉片起家：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 (又名渣甸洋行) 於 1832 年由兩名蘇格蘭裔英國人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 及詹姆士‧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在廣州創辦。洋行早年從事走私鴉片的貿易，累積了大量資本。直至 1834 年，怡和洋行已經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中英鴉片貿易的主要公司，佔廣州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亦正因為此，當清廷在 1839 年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到虎門銷煙，威廉‧渣甸最為不滿，親自在倫敦遊說英國政府與清廷開戰，間接引發日後中英鴉片戰爭。

威廉‧渣甸又注意到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利用作為貿易據點，其於是大力建議英國政府從清廷手中奪取香港。適逢查理‧義律認為香港可作為駐華海軍的後勤補給基地，香港未幾被英軍單方面佔領 (依據《穿鼻草約》)。

1841 年，英軍在上環上坑口街登陸。同年，英國人開始拍賣香港的土地，怡和洋行隨即以 565 英鎊購入銅鑼灣 (當時稱為東角) 一帶的大片土地 (此乃香港首幅出售的地皮)。次年，怡和洋行將總公司從廣州遷至香港，正式以香港作為根據地。

怡和洋行在香港的競爭對手有寶順洋行、沙遜洋行、旗昌洋行等。放棄對華走私鴉片後，洋行轉為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投資興建鐵路、船塢、工廠等。1863 年黃埔船塢的創辦、1876 年上海吳淞鐵路的興建，怡和洋行皆有參與其中 (換言之，怡行洋行對香港及中國的現代化，起著推動的作用)。

風光一時的對手：寶順洋行

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 (「寶順」乃顛地洋行在中國通行的中文名稱，取其「寶貴和順」的意思)。1823 年，英國人托馬斯‧顛地 (Thomas Dent) 來到廣州，以合伙人的身分加入大衛蓀 (Davidson) 洋行。次年，大衛蓀離開中國，洋行更名為顛地洋行。兩年後，蘭斯祿‧顛地 (Lancelot Dent) 代替托馬斯‧顛地成為顛地洋行的負責人，洋行業務蒸蒸日上。

和威廉‧渣甸一樣，蘭斯祿‧顛地也是廣東著名的鴉片商，藉走私鴉片置富。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寶順洋行遭受嚴重損失，顛地遂建議英國以武力打開清廷的貿易大門，促成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結束後，寶順洋行的總部設在香港，專門從事鴉片入口、轉口貿易，以及對外輸出茶葉、生絲 (茶葉產自安徽一帶，生絲則產自杭州、嘉興、湖州地區) 等業務。怡和洋行是它的競爭對手，但兩者的鴉片進口量、貨船數目其實不相伯仲。顛地後來更成為「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的主要贊助人，積極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

不過，好景不常，1867 年，香港發生第一次金融風暴。寶順洋行因陷入財政困境而被迫結業，「聖保羅書院」亦隨之停辦。位於畢打街東與德輔道中交界的總行大樓，不久被改建成香港大酒店 (Hong Kong Hotel)，輾轉為置地公司所購，建成告羅士打行 (Gloucester Building)，再演變成今天的置地廣場。

出色的後起之秀：和記洋行、太古洋行

與怡和、寶順相比，和記洋行成立較晚，始於 1860 年。它的業務主要是經營布匹、雜貨及食品的轉口貿易。

至於太古洋行，創辦人為約翰‧施懷雅 (John Swire，1793 - 1847)，其業務包括：從事進出口貿易、經營輪船隊等。1870 年，太古洋行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在港英資洋行的一分子。

「官商一體」管治模式的確立

由於各英資洋行在經濟上舉足輕重，洋行的「大班」往往能夠阻礙，甚至挑戰港府的管治。砵甸乍出任港督不足一年、戴維斯被迫提早兩年辭職，這都是和他們不得各洋行「大班」支持有關。

文咸上任後，為了改善港府、英資洋行之間的緊張關係，採用「行政吸納」的手段，將各洋行的「大班」吸納至定例局中。1850 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大衛‧渣甸被任命為定例局首位非官守議員，同時加入定例局的非官守議員還有約瑟‧艾德格 (威廉‧渣甸的外甥)。1857 年，大衛‧渣甸退出定例局，由弟弟若瑟‧渣甸 (Joseph Jardine) 接任。1861 年，亞歷山大‧波斯富 (Alexander Perceval) 被委任為首席非官守議員，波斯富亦是怡和洋行的「大班」。至於另一位怡和洋行的「大班」詹姆斯 (James Whittall)，則在 1864 年加入定例局。寶順洋行方面，主席約翰‧顛地 (John Dent) 也曾經出任定例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港府未幾進一步吸納各洋行的「大班」至行政局，「官商一體」的管治模式從此確立。

官商合作管治，好處在於：政策的制訂考慮到商人的意見，一旦推出，即能夠獲得大財團的支持，政府的施政因而比較暢順。壞處則是容易造成官商勾結和偏重商人利益。

結語

今時今日，怡和、和記黃埔、太古集團依然活躍。

香港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轉口港，且對中國大陸產生正面貢獻，英資洋行實在功不可沒！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2. 曾銳生，《現代香港史》。

和平紀念日，港人勿忘記

昨天 (11 月 11 日) 是香港的「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Day)。「和平紀念日」於 1919 年一戰結束後由香港政府訂立。今天屹立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和平紀念碑，正是於 1923 年 5 月 25 日由當時的港督司徒拔主持揭幕儀式，用以紀念一戰中陣亡的軍人。

現在香港人對一戰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世界歷史課本上，談一些「三國同盟 / 協約」、「塞拉耶佛事件」、「施里芬計劃」等，卻甚少從本土的視角出發，仔細審視香港曾經參與一戰的往事。根據政府文件顯示，一戰期間，香港最少有 264 名居民被徵召到英國參戰，包括 61 名警務人員及小量公務員，俱為英籍的歐洲人。又 61 名被徵調往英國參戰的香港警務人員中，共有 10 人陣亡。換句話說，每 6 名參戰的警員，就有 1 人與香港永別。

不過，礙於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英籍歐洲人為國捐軀乃理所當然。加上華洋隔閡向來嚴重，一戰後的「和平紀念日」只是港督與殖民地官員循例進行悼念及閱兵的紀念日而已。直至二戰結束、香港重光，和平紀念碑因成為紀念 1941 年「香港保衛戰」陣亡將士的地標，連帶「和平紀念日」亦日益被全體香港人重視。

和「重光紀念日」相比，「和平紀念日」的英殖氣息明顯較為濃烈 (這亦是主張「歸英」的朋友喜歡提及「和平紀念日」的原因)。至於和平紀念碑的外觀仿傚自 1920 年建成、由埃德溫‧魯琴斯爵士設計的倫敦白廳和平紀念碑，與百慕達、奧克蘭的相同，此更反映香港不容抹殺的身份 - 英屬自治海外領土。

陳佐洱之流高呼香港「去殖民化不力」，這本來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沒有了殖民歷史，香港根本不成香港。倘若中共一意孤行，利用港共強推「去殖」政策 (「香港郵政」計劃遮蓋郵筒的英殖標記，便是港共「去殖」的先聲)，他朝香港走上獨立共和之路，也是迫不得已。

香港正被瓦解

香港正在被瓦解，此乃教人痛心的事實，但又不能否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天 (11 月 9 日) 在深圳出席一個經貿會議時表示「前海的建設發展，首先要依託香港，利用香港高端服務業發達的優勢，學習和借鏡香港發展服務業的成功經驗。所以，前海既是推動深圳的發展，也是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敢問司長，當前海全面學會香港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和技能，成為香港一個非常厲害的競爭對手時，香港憑什麼維持自身的獨特地位和角色？

林鄭司長可能會回應：「有良性的競爭，香港才會有進步。況且，前海非常歡迎香港年輕人前往創業，香港因此有所得益」。然而，問題是：(1) 為什麼一個代表香港的政府竟然不鼓勵年青一代在香港創業，反而慫恿他們離開香港？(2) 為什麼年青人連選擇「只和香港人競爭」/「不參與競爭」的自由也沒有？

當港共政府不斷出賣港人利益，年青一代備受打壓，生活逼人之下，「花果飄零」(即移居他方) 是必然出現的。加上中共一統台灣之心昭然若揭，香港不能再擔當「示範單位」的角色，可以預料，中共日後將持續收緊對港政策，「港人治港」的前景勢必黯淡，「一國一制」的惡夢很快就會來臨。

又梁錦松大發謬論：「香港能發展成容納有 1,000 萬人口的國際都會」，無非是想曲線支持大量「匪國」新移民南下香港，打破中、港的地域邊界。至於董建華、689 汲汲於將郊野公園連根拔起，這不是出於解決土地短缺問題的善良動機，而是想借新獲得的土地扶植「紅色」資本家，以對抗唯利是圖、略帶本土情結的舊地產霸權 (如李嘉誠)。屆時，香港人依然是「樓奴」，休憩地方卻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無奈的是，上班族對上述種種只知冷嘲熱諷，繼而置若罔聞。香港正在被瓦解而無人能救，這是非常可悲的！

持續發展

在堅尼地的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經濟、教育、民生皆得到了持續穩定的發展。

考選制度的確立

自羅便臣以降，「官學生計劃」一直為港府提供優秀、能幹的管治人才。「官學生計劃」的成功，證明以考試方式選拔公務員的制度卓有成效。堅尼地於是在 1877 年制訂了一套通則，規定全體公務員 (低級工人除外) 以考試方式招聘。當時，英國只是早了七年採納相同原則作為招聘公務員的總體政策。

首次貸款給中國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擁有大量白銀儲備，而清政府在對外戰爭、維新變法上都需要不少金錢，後者遂經常向前者借款，後者則一次又一次協助前者渡過難關。

1875 年，清政府打算收復新彊，但因資金缺乏，光緒帝下令左宗棠「借外國債五百萬」。次年 (即 1876 年)，在大班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 的努力下，匯豐銀行順利成為清政府 500 萬兩債券的承銷人。左宗棠未幾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物資補給的源源不絕，全賴匯豐所提供的巨額資金。

誠然，匯豐銀行貸款給清政府，純粹出於經濟上的有利可圖。可是，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多少有助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維持平穩、安定的局面。

 



學校、學童數目增加

儘管「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 引發軒然大波，香港的學校和華人學童數目依舊有增無減。

1872 - 1876 年間，官立學校 (Government schools) 的學生人數由 1,480 增至 2,922，升幅超過一倍。

與此同時，帶有濃厚宗教背景的學校亦發展蓬勃。直至 1874 年為止，香港共有 18 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學校，學童人數超過 700 (十六年前，當時香港只有 1 所天主教學校，校內僅得學者 8 人)。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 (St. Saviour's College) 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1876 年，聖公會的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更復辦「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九年前因主要贊助人顛地陷入財政困境而一度停辦)，繼續弘揚基督新教的精神。

學校、學童數目的持續上升，標誌著香港慢慢成為一個文明城市。這與當時的中國大陸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計劃興建「大潭水塘」

面對人口急劇膨漲，「薄扶林水塘」的食水供應開始無法滿足普羅市民的用水需求。有見及此，堅尼地委派負責工務工程的總測量師派斯 (J. M. Price) 尋找新水源，於 1873 年提出規模龐大的「大潭計劃」- 選址大潭谷興建香港第二個水塘。

大潭谷能夠提供大面積的集水範圍，且可在日後進行擴建工程，是興建水塘的理想地點。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該地距離市區較遠，輸水問題必須先被克服。派斯於是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挖掘一條貫穿黃泥涌山嶺的隧道管道，管道緊接地面依灣仔山勢而建的寶雲輸水道，然後連接西端的濾水池和配水庫。

「大潭計劃」後來雖因經濟不景氣、1874 年的颱風襲港而被迫擱置，但它的提出，多少反映香港的城市發展正在穩步上揚。

遏止販賣「苦力」

堅尼地抵港時，不法的華工 (俗稱「苦力」) 買賣蔚然成風。1873 年，立法局通過三條法令：「移民船裝配法令」(the Emigrant-Ship Fitting Ordinance)、「中國移民船法令」(the Chinese Emigrant Ship Ordinance) 和「中國女性及兒童保護法令」(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Ordinance)，禁止將貨船改裝成「苦力」船、「苦力」船停靠香港、販賣中國的婦女及兒童。

同年，堅尼地勒令停泊在香港的五艘「苦力」船立即離開。至於另外兩艘仍在修理中的「苦力」船，港府則給予 5 -7 天寬限期，然後要求其離開。

結語

就「開創」一面言，堅尼地或有所不足。然而，從「守成」的層面看，堅尼地無疑表現卓越。

香港人至今仍然重視考試、教育機會均等、人權自由，堅尼地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古物諮詢委員會，＜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群、黃泥涌水塘、九龍水塘、城門 (銀禧) 水塘和香港仔水塘的文物價值＞，收錄於《第 138 次會議討論文件 (附件B)》。



台灣，小心！

習近平、馬英九在「馬習會」中的發言，值得大家深思。

習近平說：「兩岸海峽隔不斷兄弟親情，擋不住同胞對家鄉的思念，和對家人團聚的渴望。同胞親情的力量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衝開兩岸封鎖大門」。此顯然是借昔日台灣民眾的思鄉情結，遮掩今天年輕一代日益高漲的本土意識，從而合理化日後統一台灣的行徑。

他續說：「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過去 7 年，台海局勢安定祥和，兩岸關係發展成果豐碩，兩岸雙方和廣大同胞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敢問習主席，「和平發展」還是今天中共的外交政策麼？倘若如此，彼何以汲汲於竊奪中華民國的抗戰成果、飛彈又不移除？言不由衷，必要時動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才是心中所想吧！

「兩岸關係 66 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不管兩岸同胞經歷多少風雨，有多長時間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屬典型法西斯主義的套路，循例訴諸種族、血緣，迫使你沒有選擇的餘地。接著一段更毒辣：「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方向和道路的抉擇，我們今日坐在一起，是為了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不得而復失，讓兩岸同胞繼續開創和平安寧的生活，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共享美好未來」，用摧毀「和平安寧的生活、子孫的美好未來」要脅台灣人就範，可謂無賴至極！

馬英九提出：「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兩岸目前已不再處於過去的衝突對立，雙方應該持續降低敵對狀態，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是異常天真的請求，注定徒勞。至於「鞏固『九二共識』」云云，可以預料，習近平定必貫徹「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為其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僅此而已。

馬英九相信「大陸的飛彈部署並非針對台灣」，且帶上「馬祖老酒」供習近平享用，撫今追昔，不禁令人想起「五代十國」南唐的末日餘暉，難怪蔡英文會重提台灣的民主、自由，以及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

無謂與虎謀皮，不如負隅頑抗

馬英九嘗試通過「馬習會」挽救「國民黨」的選舉劣勢，這是非常愚蠢的。

姑勿論台灣年輕一代能否繼續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關鍵是：馬總統釋出善意，習主席會領情嗎？

中共近年顯然要從中華民國手上奪取「中國」話語權。故此，抗戰膀利七十週年，中共刻意用主人家的身份舉辦大型紀念活動，對國民黨的反對聲音視若無睹。「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一說更是完全竊據國府當年的抗日功績，歪曲了歷史。

習近平此一做法，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截然不同，企圖把「中國即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爲其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變成現實。如今馬英九妄想「九二共識」可以藉著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而得以延續，根本是昧於形勢，與二戰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妄想「慕尼黑協定」可以換取歐洲和平的延續無異。

有評論指出，即使民進黨的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其亦不能背離馬英九所奠立「維護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外交方針。「馬習會」因此別具意義，有助雙邊領導人建立溝通機制、兩岸關係逐步邁向常規化和制度化。

然而，筆者對此並不認同。面對一個專制獨裁、不自量力、被民族情感沖昏頭腦的「紙老虎」，強硬抗拒始終比友善交往更為有利。況且，誠如陳獨秀所言：「這已經不是某一民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民主自由存亡問題」，與其跟不懷好意之匪類通好，不如重新思考蔣公當年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

齊昕摑母，並非不孝

梁齊昕於萬聖節掌摑「龍蝦」，且說上一句耐人尋味的話：「You know this mom is not my actual biological mother」，引發網上展開對「孝」的討論。有人認為齊昕的做法「不孝」，但更多人認為「愚孝」是不必的。究竟「孝」是什麼一回事？「孝」應否與「愚」連上？這其實可以從古籍中找到答案。

「孝」是儒家的觀念。《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嚴格言之，「孝」是一種對父母尊敬的態度。而父母之所以值得尊敬，前提是：他們仁慈對待子女，《禮記》：「何謂人義？父慈，子孝」(＜禮運＞)、「孝慈而敬」(＜表記＞) 可以為證。據此，「孝」的踐行必然涉及一定的思考和認知，不可能「愚」。放在齊昕摑「龍蝦」一事上，做母親的對女兒施以家暴、言語辱罵在先，女兒心生不敬乃是正常不過，「慈」尚且不存在，「孝」從何說起？「不孝」的指控因此不攻自破 (應行「孝」而不去行，謂之「不孝」)。

當然，有人可能反駁：「古代聖人舜也曾多次遭受父母迫害，其最後不是以德報怨，孝順父母麼？曾參甚至被父親曾皙怒打，其何嘗有半分怪責父親？」對此，筆者的回應是：

(1) 舜被父母迫害、曾參被打的故事出自《孔子家語》，而《孔子家語》主要經三國時期的王肅之手編成。由先秦歷兩漢至三國，「孝」的內容已經被嚴重扭曲。「慈」不再是「孝」的必要條件，「孝」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行為，哪怕父母比禽獸更不如。舜的以德報怨、曾參的和顏悅色，極有可能只是漢代人的思想投射。換言之，它根本不是「孝」的具體示範。

(2) 即使舜的以德報怨、曾參的和顏悅色是客觀發生過的史實，此僅反映舜、曾參天生異稟，卻不表示每個人皆應該倣效他們。倘若每個人皆倣效他們，世上將會出現越來越多充滿威權壓迫、個人痛苦的家庭，家庭不應該如此。

林毓生教授說得好：「雖然家庭不是政治社會的一部份，但家庭中父母的權威卻須在『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s) 的涵蓋之下。如此，父母的權威才不致於氾濫。」(《熱烈與冷靜》)。齊昕摑「龍蝦」，源自「龍蝦」對她的連番虐待、羞辱。坦白說，齊昕何錯之有？

民主黨叛徒，投奔建制派

前民主黨成員、「新思維」副召集人黃成智在「民建聯」舉辦的圓桌會議中表示，現時香港之所以面臨嚴重的管治危機，源於政黨政治的缺乏。他坦言「希望民建聯執政」，以確保惠益民生的政策得以延續。黃氏的見解，竟然與「傳統左派」曾鈺成、葉國華的想法不謀而合，令人始料不及。

曾鈺成在 9 月 17 日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無分優劣＞。文中反覆暗示：即使香港發展不到貫徹「三權分立」的美國總統制，此也不代表它發展不到英國的議會制。曾氏會否參加 2017 特首選舉尚未可知，但作為「民建聯」的創黨主席，鼓吹香港實行英國的政黨政治，背後的意圖十分清楚：他希望「民建聯」日後有機會成為執政黨。

無獨有偶，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於《維港故事：獨掌難鳴》一書中說：

建制派有不少有能力、能夠明白市民所想的政治家，只是限於現時香港的政治制度而不能完全發揮他們的才能。很多人似乎都忘記了，香港的第一大政黨是民建聯......他們有多年的選舉經驗，對香港市民的心聲非常理解，對政治事件更加有敏銳的觸覺。民建聯擁有經驗老到、連反對派也敬重的政治家，也有新一代從地區做起的年青人......

......假設政策由政黨制定，他們的政治觸覺和智慧可以確保政策不會有太大的反彈，或者在遇上阻力的時候會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當政策由政黨決定時，這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的議員在議會必須要支持政府政策，特首和問責官員需要逐個政黨拉票的問題也會徹底得到解決。可是，北京對完整的政黨政治在香港施行可能會引起全國的影響有根本性的顧慮......(頁 108 - 109)

如今黃成智認為香港應該實行政黨政治，且支持「民建聯」出任執政黨，這正好反映「成為建制派一分子」才是「第三條路線」致力的目標！

背棄天主的天主教徒

宗教信仰本來是為了導人向善。然而，人類心靈的墮落、不可一世，往往驅使他們利用宗教信仰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使宗教信仰失其本真。近日林鄭誤引「真福八端」中的「為義被難真有福」，且說「天堂已經預左個位畀我」，正是天主教被人性醜惡利用的示範。

姑勿論林鄭著力宣傳政改、對鉛水問題的處理是否合符「正義」，林鄭憑什麼理由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必定「正義」？天主的默感？抑或是個人一己的傲慢、自大？又誰人得享天堂的位置似乎是由至高無上的天主來決定，林鄭如今大言不慚，這是意圖將自己視作大能的天主麼？當謙卑被拋諸腦後，代之以傲慢、自大，這其實已經是「異端」的所為了。

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會一度腐敗不堪，教士們以「捍衛正統教義」為名，迫害、虐待宗教異見人士。他們口裡說得動聽，卻不知真正的「異端」乃是他們自己。中國過去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且說明代末年，陽明心學大盛，不少出身市井、不學無術之徒將嫖、賭等劣行一概視為「良知天理」之流露，結果鬧出「滿街都是聖人」。他們始終不知自己一直在放失「良知天理」而不知求！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何以不曉得？因為自私、墮落、不可一世。因為跋扈、自大、傲慢。這是人類亘古亘今的通病，林鄭亦不能例外。只不過，我們不是耶穌，加上港共一連串劣質殖民管治，「怨憤」或許比「赦免」更來得合理。

議而不行，困局難解

港共警隊昨天 (10 月 31 日) 舉行招聘日，據警司余鎧均透露，今次共收到 2,200 份申請，比 7 月份的夏季招募申請多 5%，其中 768 人主要申請督察職位。黑警行列至今不乏年青人加入，除了因為「薪高糧準」，更重要是他們仍然相信警察執勤時可以保持「中立」 (理工大學商科 3 年級學生、首次投考督察的姚小姐說)。「雨傘革命」結束將近一年，本土輿論被描述得空前澎湃，但實情是：年青人對黑警的邪惡形象尚未能完全看清。由此可見，本土運動發展到現在，實在稱不上有什麼成就。

撇開黑警不說，近日有網友在面書表示，對於一眾白領上班族而言，他們根本不曾聽過「本土派」三個字。稍為聽過「本土派」三個字的人，又往往以為陳雲、毓民才是真正的「本土派」，「城邦建國」、「獨立」、「歸英」、「公投自決」等主張，根本從未進入他們的耳朵裡。加上「本土派」人丁單薄，部份地區長期缺乏相關人士 / 組織露面。結果，縱使市民不願支持建制派、泛民，他們亦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迫票投泛民 / 放棄投票。泛民憑此可以繼續裝模作樣，小市民則默默忍受生活困苦，敢怒而不敢言。久而久之，怒火勢必轉化成認命。本土思潮確然銳不可擋，大家都清楚自己是香港人，但這一切於改善現實苦況有何裨益？

有人認為，「本土派」之所以未能發揮重大影響力，源於主流傳媒 (例如：無線、《蘋果》、《明報》) 不死。可是，敢問香港多少人仍會定期追看主流傳媒的報導？退後一步，就算各大主流傳媒即時停辦，這代表新興的「本土派」網上新聞平台可以取而代之嗎？難道市民不可以選擇不看新聞？誠然，主流傳媒的偏頗或有窒礙「本土派」領袖人物曝光的機會，但以此為「本土派」未能壯大的關鍵，這似乎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因素：香港普羅市民的鴕鳥心態。

據此，再看本土派內部的口誅筆伐，就更加顯得可笑了。人渴望改變社會現實而最終發現無能為力，希望另闢蹊徑以尋找滿足感，這是可以諒解的。然而，過份沉溺的話，香港始終無法走出困局，口誅筆伐如是，冷嘲熱諷各政治人物亦如是。

明代儒者王陽明說得好：「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困局還是需要透過身體力行來打破，口舌、筆桿只是合理化行為的工具而已。

解除封鎖

堅尼地在任期間，解決了清政府「封鎖」香港的問題。

事件始末

早在 1865 年，清政府已經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設立海關，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等事務。適逢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外國商船川流不息地經維多利亞港前往中國各通商口岸，華人船隻亦可享有不受限制的活動自由，很多商人於是乘機以「走私漏稅」的方式運載鴉片、泰國和越南的大米至中國，嚴重損害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有見及此，清政府規定，凡是由香港駛出、前往非通商口岸的中國載貨帆船，一律需要被截留檢查，且按規定繳稅。

清政府當時面對著沉重的經濟負擔，嚴厲打擊「走私漏稅」可說是無可厚非。然而，對於香港的商人來說，此一做法無疑帶來極大的不便。麥當奴上任後，旋即向清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倫敦政府也表態支持麥督，卻始終未能造成任何改變。

清政府後來更變本加厲，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艦拖著一列海關躉船，停泊在香港外海，專門作檢查之用。其又於急水門、東龍洲設立稅關，晝夜巡查。香港的航運業因此遭受重大影響，歐籍商人稱呼清政府的做法為「封鎖」(Blockade) 香港。

堅尼地於 1872 年接任港督。12 月 15 日，他委任香港商會主席賴星、港務處長湯式、總登記官湯隆基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清政府的安排如何令本地商人深感不滿。1874 年 9 月 14 日，公開會議正式召開，不少商人 (除了怡和洋行的域陶) 在會上批評清政府的做法猶如「有組織地侵犯此一港口的自由」(an organized invas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port)。儘管英國外交部傾向恪守《煙台條約》(The Chefoo Convention) 以下一條：

......現在議定，即由英國選派領事官一員，由中國選派平等官一員，由香港選派英官一員，會同查明核議、定章遵辦。總期於中國課餉有益，於香港地方事宜無損。

殖民地大臣卡納豐 (Lord Carnarvon) 不同意香港商人的看法：

中國政府在公海或其領海上搜查本國船隻的權利不容置疑......所申訴的中國政府行使這一搜查權利......並未影響該港口的自由，不構成提出外交抗議的有效理由。

堅尼地一直站在香港商人那邊，替他們發聲，認為香港屬於外國港口、是一個自由港，貿易管制應該盡量減至最少。

終於，隨著「八瑤灣事件」(發生在 1871 年，指琉球漁民因誤闖排灣族領地而遭台灣原住民出草身亡)、「牡丹社事件」(發生在 1874 年，指日本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 相繼發生，清政府急需列強出面為之斡旋，堅尼地乘機向清政府施壓，要求解除對香港的「封鎖」，撤走停泊在香港外海的檢查船。長達七年的「封鎖」至此告一段落。

若干評議

清政府嚴查香港船隻，純粹為了確保自身的財政收益，卻引起香港歐籍商人的困擾，航運業遭受重大打擊。又堅尼地能夠成功協助香港解除「封鎖」，主要依賴清政府面臨「外憂」(日本進攻台灣)。由此印證一個事實：「中國越強大，香港越衰頹，反之亦然」(司徒華說：「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他似乎忽略了：香港過去之所以成功，全靠百餘年來中國的積弱、墮落。一旦中國走向強大，香港將距離死亡不遠。思慮不周，以致政治立場有誤，變相出賣、葬送香港，這是「民主回歸派」的致命傷)。

另外，商人們以捍衛「此一港口的自由」不滿清政府的「封鎖」，獲得堅尼地大力支持，這反映香港珍視自由的傳統乃奠基於歷代歐籍商人、港督的努力堅持上。高馬可在《帝國的邊緣》(Edge of Empires) 中指出，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它同時體現著一種解放。末代港督彭定康甚至在 97 主權移交前夕說：「北京那班老頭子真正了解香港如何成功嗎？」，凡此種種，俱不是出於刻意扭曲、夜郎自大之心，而是立足在對歷史事實的客觀理解上。

至於堅尼地拒絕附和英國外交部、殖民地大臣的意見，與香港商人站在同一陣線，何機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此一方面體現著「專職總督」的特色 (從香港的角度思考問題，集中關注香港市民的福祉，並非傾向捍衛英國政府的利益)，一方面亦令香港的自主性得以保持。

結語

今天的香港人對堅尼地尚且缺乏認知，更遑論清楚掌握「解除封鎖」一事的細節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意義。香港史日後必須獨立成科，旨在令香港人對自身的歷史有真切認識。

唐太宗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仁人志士要導引當下荒謬的香港重返正軌，虛心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是第一步。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徐承恩，＜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5. 蘇賡哲，＜民主回歸派的幻滅＞。

6. 英國廣播公司 (BBC)，《末代港督彭定康》(紀錄片)。

軟弱的大國

美國乘中共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派出導彈驅逐艦「拉森號」首次進入南沙群島渚碧礁與美濟礁附近 12 海里水域航行，這是公然挑戰中共「對南海地區擁有主權」的宣稱 (渚碧礁、美濟礁乃中共在南海的人工造地)！

不過，中共的反應卻異常軟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如果有關方面一再在本地區製造緊張，無事生非，最終也許會使中方不得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可能我們確實有必要加強、加快自己的相關能力建設，我奉勸美方不要弄巧成拙」，間接暗示中共現時軍力未臻完備，「紙老虎」的形象表露無遺。

其實，早於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已經在一個演講中表示：「即使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中方亦決不輕言訴諸武力」。大陸網民群起而攻之，嘲笑范長龍為「范長蟲」，背後已隱然透露出「中共軍力薄弱」此一不爭的事實。

實力欠奉，對外譴責自然只能停留在口頭上。強硬而具體的行動，更多表現在國內維穩，原因是：國內人民手無寸鐵。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中共一直企圖用「以力假人」的手段來達致強大，對於這番道理，只怕不曾知曉。

689，請向齊昕討教

面書從來不只是一個社交平台，它同時是人們塑造不同形象的工具。透過發出不同的 status、share 不同的照片和影像，平常毫無自信的獨男可以變成大情聖，奸狡蠱惑的人可以扮作正氣凜然。故此，不少政客、影視界明星皆會在面書上開設專頁、戶口，目的在於建立適切的形象以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689 自上任以來，聲望每下愈況，形象「插水」。謊話連篇、好鬥成勝、迫害親女......俱為民間對他的套版印象，揮之不去。要改變普羅大眾長久以來的觀感，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是必要的。689 近日在面書上開設帳戶，似乎是為「洗底」而鋪路 (這可能和備戰下屆特首選舉有關)。

然而，689 首先發放種花照片，再而追蹤女兒梁齊昕、說：「曾鈺成主席和我閒聊，我建議他去馬代，剛過去的暑假，他去了，還住了我住過，向他推薦的酒店。鈺成主席回來說，相當滿意」，不是失於枯燥乏味，就是流於矯情造作。對比梁齊昕以「我愛死你，太有趣了」來回應網民「真心問：你老豆幾時死？」，誰更擅用面書，大家一目了然。689，虛心點向女兒學習吧！

田二少的反智口號

新民黨田北辰以「只做實事，唔玩政治」作為本屆區選口號，這是異常反智的。既然田二少過去一直「只做實事」，今天何需刻意提及？難道彼不相信選民眼睛是雪亮的？至於「唔玩政治」，孫中山先生有云：「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除非田二少打算當選後「潛水」，否則區議員處理地區上的事務就是「玩政治」。當然，田二少可以回應：「『玩政治』是指運用權謀詐術，煽動群眾，窒礙政府的施政，拖慢香港的發展」，但現在的港府為 689 及其垃圾官僚所把持，凡事不以香港人的利益為依歸，「窒礙政府的施政」必定「拖慢香港的發展」？不然。如是，在今天的香港「玩政治」有什麼問題？反而「唔玩政治」才更值得被人唾棄！

田北辰不知羞愧提出反智的口號亦有原因。愉景選區多中產人士，中產人士普遍關注經濟實利，對議會拉布、街頭抗爭深感厭惡，視之為「搞亂香港」。他們再而將發起議會拉布、街頭抗爭誤解成「玩政治」，田北辰「唔玩政治」於是能夠產生吸引力。又中產人士日常工作忙碌，根本不會留意區議員做過什麼。對他們來說，要判斷一個區議員是否在做實事，主要取決於：

(1) 他 / 她有沒有經常跟區內市民打招呼、說早晨；

(2) 他 / 她有沒有白紙黑字寫明「只做實事」。

孟德斯鳩說：「有這樣的人民，就有這樣的政府」。田北辰能夠明目張膽高舉反智大旗，選民的愚昧無知實在需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青年新政等「傘兵」不一定值得信賴，但與建制派相比，至少他們像樣得多 (只可惜愉景選區沒有「傘兵」)。

「財爺」地已離

在 689 倒行逆施、林鄭受政改一役拖累之下，「財爺」曾俊華本來是下屆特首的大熱人選。不過，「離地」言論一再發表，似乎令他無法取得香港市民 (特別是基層) 的支持。

曾俊華在網誌中以 (a) 打入香港的威士忌品牌和種類愈來愈多 (b) 新開業的威士忌吧如雨後春筍，成為新的蒲點 (c) 愛好威士忌的人品酒越來越講究，來證明「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改善」。敢問「財爺」，威士忌品牌、種類多是否必然代表多數香港人有足夠財力購買威士忌？又威士忌吧有否遭受生意黯淡、客源狹窄等問題？愛好威士忌的人佔整體香港人口百分之幾？將局部的風光看成是社會的全部，此乃「離地」人士的通病。

曾俊華又說：「在今年的 6 月至 8 月，最低收入的三個十等份的全職僱員，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到八，扣除通脹後，實質增幅有百分之三至四。基層市民收入提升，生活壓力相信亦能夠得到一定紓緩」。彼似乎未有正視失業多年的年青人、需要供書教學的單親家庭、僅靠生果金和積蓄過活的獨居長者。退後一步，在出外用膳動輒需要花費四十元、交通工具不斷增加收費的情況下，「扣除通脹後，實質增幅有百分之三至四」未嘗不值得懷疑。曾俊華不問實況，只知盲信數據，又是另一「離地」的表現。

「離地」不可怕，「離地」而不自知才最可怕，尤其是高官。曾俊華經歷「粟米班塊飯」事件而不知自省，繼續依然故我，對民間疾苦視而不見，這變相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增添障礙，可謂愚不可及！

謹慎守業

除了整頓警隊，堅尼地還善待本地華人，興建「堅尼地城」，推動若干改革。

重視本地華人

過往管治其他殖民地的經驗令堅尼地深深服膺於「間接管治」原則。適逢華商的財富和社會地位逐漸上升、華人社群日益鞏固，堅尼地於是盡量減少政府直接的干預，改為攏絡華人領袖，尊重華人社群的意見。

其中一種堅尼地用以爭取華人領袖支持的方法是：邀請華人領袖出席港督府舉行的各項慶典、社交活動。此外，他又要求督府官員增進對華人社會的了解，拉近歐籍人士與華人的距離。

鑒於華人向來有歸鄉安葬、不願客死異鄉的傳統，堅尼地於 1875 年批准東華醫院在新建城市 (即「堅尼地城」) 裡設立義莊 (最初設於牛房附近，後來因市區發展需要，於 1899 年遷往大口環現址)，收容客死者的靈柩，並助其返回家鄉安葬。中央書院持續培養能夠繼承中國傳統的現代化人才，堅尼地對此亦表示贊同，視中央書院「為帶動中國的一粒原子 (An atom to leaven the whole mass of China sooner or later)」。

比觀開埠初期「本土人和歐人幾乎完全隔絕」(第四任港督寶靈語)，華洋隔閡於堅尼地任內明顯得到緩和。儘管「地方分治」(即歐籍人士住在港島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區，華人則在東西兩端搭建木屋生活) 仍然貫徹執行著，華人慢慢與歐籍人士進行良性互動，這對港府維持有效管治是極為有利的。

建造「堅尼地城」

堅尼地在任期間，積極進行填海工程，開闢了西區岸邊土地。這片新土地後來稱為「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是「維多利亞城」(City of Victoria) 的一部份。「維多利亞城」始建於 1841 年英軍佔領香港島後，開埠以來，一直被外界視作香港的首都，中心為香港聖公會的聖約翰座堂。1857 年，香港政府將「維多利亞城」的範圍劃分成「四環」，即西環、上環、中環、下環。「四環」又再細分為「九約」，包括了東角、跑馬地等地。「堅尼地城」正是屬於「四環」中的第一環 (即西環)、「九約」中的第一約。

「堅尼地城」位處港島最西陲，南面背靠摩星嶺，北面遠望卑路乍灣 (海灣的名稱是紀念在 1841 年測量維多利亞港的英國海軍愛德華‧卑路乍軍官)，西面與大小青洲隔着硫磺海峽，東面與石塘咀相連，是香港最早被開發的地區之一。它的名字曾經歷過多次改易，初名「堅利德城」，後改稱「堅彌地城」，再簡化成「堅尼地城」。又因它是西環的盡頭，故被稱為「西環尾」。

實施若干改革

堅尼地執政期間，開始容許立法局議員提動議案，在議會中討論各種事宜，立法會權力得以擴大。另外，他正式以港元作為香港全境的單一貨幣單位 (unitary monetary unit for the entire territory)。

結語

香港經過堅尼地管治，「一個由華洋資產階級和殖民官僚所組成的統治階層開始形成」(轉引自張連興)。到了軒尼詩 (Sir John Pope Hennessy) 出任港督，立法局終於出現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 伍廷芳。

「堅尼地城」於日據時期曾被改名為「山王台」。香港重光後，該地的發展較中上環、灣仔、銅鑼灣和北角緩慢。加上區內有不少擾民的社區和工業建設 (如焚化爐、水泥廠、屠房、殮房、廢物轉運站等)，交通有欠便利 (主要依靠巴士、小巴、電車，出入耗時)，「堅尼地城」自此風光不再。直至 97 主權移交後，港共政府將部份擾民設施遷移 (關閉兩個焚化爐和屠場)，配合高級住宅的發展、港鐵「堅尼地城站」正式啟用，「堅尼地城」才恢復生氣。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十九世紀之香港自治＞。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3.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4.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5.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