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始末
早在 1865 年，清政府已經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設立海關，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等事務。適逢香港開埠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自由貿易港，外國商船川流不息地經維多利亞港前往中國各通商口岸，華人船隻亦可享有不受限制的活動自由，很多商人於是乘機以「走私漏稅」的方式運載鴉片、泰國和越南的大米至中國，嚴重損害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有見及此，清政府規定，凡是由香港駛出、前往非通商口岸的中國載貨帆船，一律需要被截留檢查，且按規定繳稅。
清政府當時面對著沉重的經濟負擔，嚴厲打擊「走私漏稅」可說是無可厚非。然而，對於香港的商人來說，此一做法無疑帶來極大的不便。麥當奴上任後，旋即向清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倫敦政府也表態支持麥督，卻始終未能造成任何改變。
清政府後來更變本加厲，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艦拖著一列海關躉船，停泊在香港外海，專門作檢查之用。其又於急水門、東龍洲設立稅關，晝夜巡查。香港的航運業因此遭受重大影響，歐籍商人稱呼清政府的做法為「封鎖」(Blockade) 香港。
堅尼地於 1872 年接任港督。12 月 15 日，他委任香港商會主席賴星、港務處長湯式、總登記官湯隆基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清政府的安排如何令本地商人深感不滿。1874 年 9 月 14 日，公開會議正式召開，不少商人 (除了怡和洋行的域陶) 在會上批評清政府的做法猶如「有組織地侵犯此一港口的自由」(an organized invas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port)。儘管英國外交部傾向恪守《煙台條約》(The Chefoo Convention) 以下一條：
......現在議定，即由英國選派領事官一員，由中國選派平等官一員，由香港選派英官一員，會同查明核議、定章遵辦。總期於中國課餉有益，於香港地方事宜無損。
殖民地大臣卡納豐 (Lord Carnarvon) 不同意香港商人的看法：
中國政府在公海或其領海上搜查本國船隻的權利不容置疑......所申訴的中國政府行使這一搜查權利......並未影響該港口的自由，不構成提出外交抗議的有效理由。
堅尼地一直站在香港商人那邊，替他們發聲，認為香港屬於外國港口、是一個自由港，貿易管制應該盡量減至最少。
終於，隨著「八瑤灣事件」(發生在 1871 年，指琉球漁民因誤闖排灣族領地而遭台灣原住民出草身亡)、「牡丹社事件」(發生在 1874 年，指日本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 相繼發生，清政府急需列強出面為之斡旋，堅尼地乘機向清政府施壓，要求解除對香港的「封鎖」，撤走停泊在香港外海的檢查船。長達七年的「封鎖」至此告一段落。
若干評議
清政府嚴查香港船隻，純粹為了確保自身的財政收益，卻引起香港歐籍商人的困擾，航運業遭受重大打擊。又堅尼地能夠成功協助香港解除「封鎖」，主要依賴清政府面臨「外憂」(日本進攻台灣)。由此印證一個事實：「中國越強大，香港越衰頹，反之亦然」(司徒華說：「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他似乎忽略了：香港過去之所以成功，全靠百餘年來中國的積弱、墮落。一旦中國走向強大，香港將距離死亡不遠。思慮不周，以致政治立場有誤，變相出賣、葬送香港，這是「民主回歸派」的致命傷)。
另外，商人們以捍衛「此一港口的自由」不滿清政府的「封鎖」，獲得堅尼地大力支持，這反映香港珍視自由的傳統乃奠基於歷代歐籍商人、港督的努力堅持上。高馬可在《帝國的邊緣》(Edge of Empires) 中指出，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它同時體現著一種解放。末代港督彭定康甚至在 97 主權移交前夕說：「北京那班老頭子真正了解香港如何成功嗎？」，凡此種種，俱不是出於刻意扭曲、夜郎自大之心，而是立足在對歷史事實的客觀理解上。
至於堅尼地拒絕附和英國外交部、殖民地大臣的意見，與香港商人站在同一陣線，何機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此一方面體現著「專職總督」的特色 (從香港的角度思考問題，集中關注香港市民的福祉，並非傾向捍衛英國政府的利益)，一方面亦令香港的自主性得以保持。
結語
今天的香港人對堅尼地尚且缺乏認知，更遑論清楚掌握「解除封鎖」一事的細節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意義。香港史日後必須獨立成科，旨在令香港人對自身的歷史有真切認識。
唐太宗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仁人志士要導引當下荒謬的香港重返正軌，虛心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是第一步。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徐承恩，＜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5. 蘇賡哲，＜民主回歸派的幻滅＞。
6. 英國廣播公司 (BBC)，《末代港督彭定康》(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