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選制度的確立
自羅便臣以降，「官學生計劃」一直為港府提供優秀、能幹的管治人才。「官學生計劃」的成功，證明以考試方式選拔公務員的制度卓有成效。堅尼地於是在 1877 年制訂了一套通則，規定全體公務員 (低級工人除外) 以考試方式招聘。當時，英國只是早了七年採納相同原則作為招聘公務員的總體政策。
首次貸款給中國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擁有大量白銀儲備，而清政府在對外戰爭、維新變法上都需要不少金錢，後者遂經常向前者借款，後者則一次又一次協助前者渡過難關。
1875 年，清政府打算收復新彊，但因資金缺乏，光緒帝下令左宗棠「借外國債五百萬」。次年 (即 1876 年)，在大班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 的努力下，匯豐銀行順利成為清政府 500 萬兩債券的承銷人。左宗棠未幾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物資補給的源源不絕，全賴匯豐所提供的巨額資金。
誠然，匯豐銀行貸款給清政府，純粹出於經濟上的有利可圖。可是，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多少有助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維持平穩、安定的局面。
學校、學童數目增加儘管「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 引發軒然大波，香港的學校和華人學童數目依舊有增無減。
1872 - 1876 年間，官立學校 (Government schools) 的學生人數由 1,480 增至 2,922，升幅超過一倍。
與此同時，帶有濃厚宗教背景的學校亦發展蓬勃。直至 1874 年為止，香港共有 18 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學校，學童人數超過 700 (十六年前，當時香港只有 1 所天主教學校，校內僅得學者 8 人)。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 (St. Saviour's College) 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1876 年，聖公會的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更復辦「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九年前因主要贊助人顛地陷入財政困境而一度停辦)，繼續弘揚基督新教的精神。
學校、學童數目的持續上升，標誌著香港慢慢成為一個文明城市。這與當時的中國大陸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面對人口急劇膨漲，「薄扶林水塘」的食水供應開始無法滿足普羅市民的用水需求。有見及此，堅尼地委派負責工務工程的總測量師派斯 (J. M. Price) 尋找新水源，於 1873 年提出規模龐大的「大潭計劃」- 選址大潭谷興建香港第二個水塘。
大潭谷能夠提供大面積的集水範圍，且可在日後進行擴建工程，是興建水塘的理想地點。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該地距離市區較遠，輸水問題必須先被克服。派斯於是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挖掘一條貫穿黃泥涌山嶺的隧道管道，管道緊接地面依灣仔山勢而建的寶雲輸水道，然後連接西端的濾水池和配水庫。
「大潭計劃」後來雖因經濟不景氣、1874 年的颱風襲港而被迫擱置，但它的提出，多少反映香港的城市發展正在穩步上揚。
遏止販賣「苦力」
堅尼地抵港時，不法的華工 (俗稱「苦力」) 買賣蔚然成風。1873 年，立法局通過三條法令：「移民船裝配法令」(the Emigrant-Ship Fitting Ordinance)、「中國移民船法令」(the Chinese Emigrant Ship Ordinance) 和「中國女性及兒童保護法令」(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Ordinance)，禁止將貨船改裝成「苦力」船、「苦力」船停靠香港、販賣中國的婦女及兒童。
同年，堅尼地勒令停泊在香港的五艘「苦力」船立即離開。至於另外兩艘仍在修理中的「苦力」船，港府則給予 5 -7 天寬限期，然後要求其離開。
結語
就「開創」一面言，堅尼地或有所不足。然而，從「守成」的層面看，堅尼地無疑表現卓越。
香港人至今仍然重視考試、教育機會均等、人權自由，堅尼地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古物諮詢委員會，＜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群、黃泥涌水塘、九龍水塘、城門 (銀禧) 水塘和香港仔水塘的文物價值＞，收錄於《第 138 次會議討論文件 (附件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