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羅書院」的創校血淚史
1. 史丹頓牧師的努力
「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由史丹頓牧師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於 1849 年創辦。史丹頓牧師出身英國海外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名英國聖公會差會或安立甘會)，1839 年抵達澳門學習中文，並負責主持當地基督教聖堂的崇拜。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史丹頓牧師一度被擄至廣州拘押，四個月後獲釋 (換言之，他是中原王朝的排擠對象)。
1841 年，史丹頓牧師經紐約返回英國，開始為在中國開辦學校籌募經費。兩年後，他獲英國聖公會委任為首任香港殖民地牧師 (Colonial Chaplain)。6 月，史丹頓牧師帶同妻子何露絲 (Lucy Anne Head) 抵港履新。在任期間，除了協助興建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參與港府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外，他還積極籌備開辦第一所教會學校。於是，會督府 (Bishop's House) 及校舍的建築工程在 1845 年全面展開。1849 年，書院創立 (前一年，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已核准書院的章程)，位處中環政府山 (Government Hill) 的忌連拿利 (Glenealy，又稱「鐵崗」)，學生僅得 9 人。
創校初期，蘇謀斯 (James Summers，負責教授中文)、蒙奇理牧師 (Rev. Edward T.R. Moncrieff) 皆在校內任職。「恭敬天主，愛人如己」是書院的校訓。1850 年，史丹頓牧師因病返英，臨別前將學校轉交新上任的香港聖公會首任會督施美夫主教 (Bishop George Smith)。次年，施美夫主教將學校正名為「聖保羅書院」，同時擔任書院的首任校長。
2. 陷入困境，學校停辦
1852 年，「聖保羅書院」的學生人數增至 33 人。翌年，施美夫主教獲港府委任主持教育委員會，負責督導 5 間政府資助華人學校的發展，蒙奇理牧師等人亦有份擔任委員，由此可見「聖保羅書院」深受港府器重。
只可惜好景不常，1857 年，蒙奇理牧師在印度遇上「印軍嘩變」(The Indian Mutiny)，不幸遇害。「聖保羅書院」被迫停辦數年。書院復辦後，雖曾經邀得精通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傅蘭雅博士 (Dr. John Fryer) 到校任職，卻在 1868 年因主要贊助人顛地洋行陷入財政困境而導致經費不足，再度停辦。
3. 包爾騰主教復辦書院
堅尼地出任港督期間，定例局通過《聖保羅書院條例》(St. Paul's College Ordinance， 1875 年第 7 號條例)，將「聖保羅書院」的業權交予坎特伯雷大主教，並許其聯合「聖保羅書院」校長及港府輔政司制訂學校的新章程。1876 年，「聖保羅書院」在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的帶領下復辦，書院還特別開設了專門培訓教會神職人員的神學班。同年，包爾騰主教又獲港府委任主理香港的教育政策，「聖保羅書院」至此恢復昔日光輝。
1877 年，「聖保羅書院」更與「聖若瑟書院」合辦了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開風氣之先。
從「曰字樓女館」、「曰字樓孤子室」到「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
1. 「曰字樓女館」的始建與結業
「曰字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始建於 1860 年。創辦人為「聖保羅書院」首任校長施美夫主教的夫人 (Lady Lydia Smith)，以及英國遠東女子教育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第五任港督羅便臣的夫人則是主要的贊助者。
「曰字樓女館」的創校宗旨是「為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1862 年，伊頓女士 (Mary Anne Winifred Eaton) 獲聘出任校長一職。與此同時，校董會於般咸道購入一塊稻田，籌建一座水泥校舍。一切教學、寄宿，都在這座校舍內進行。
「曰字樓女館」的「曰字樓」也有一番典故可說。事緣般咸道的校舍形狀呈「曰」字形，本地華人遂慣用「曰字樓」三字稱呼之。之所以稱「曰」而不稱「日」，主要是根據《香港轅門報》的記載。
伊頓女士克盡己職，令「曰字樓女館」漸上軌道。可是，礙於：
(a) 當時的華人社區並不希望女子接受任何教育，特別是西式教育；
(b) 華人存有將女子視作財物寶貨的扭曲觀念。
校內的學生人數一直偏低。部份家境貧困、略通英語的學生甚至被父母以較高的價錢出售給歐籍人士作情婦，此從視學官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伊頓女士的丈夫) 博士致輔政司史釗活 (Frederick Stewart) 的一封信件中得到證實，他說：
1865 年，當發現幾乎每個在那裏學過英文的女學生離校後都成為涉外婦人 (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這所學校只好被迫暫停。
不久，伊頓女士更遭到華籍暴徒襲擊，反映該校在華人社區中不受歡迎。伊頓女士脫險後，請求即時休假，且自行解散學校。直至 1865 年，「曰字樓女館」才宣告重開，由蘭德爾女士 (Ms. Rendle) 接任校長。
重開後的「曰字樓女館」，痛定思痛，收生不再限於華人女童，華人女童亦不得如以往一樣接受英文教育。然而，1867 年的財政困境，卒之令「曰字樓女館」無奈結業。
2. 「曰字樓孤子院」的接續與轉型
1869 年，「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在柯爾福主教 (Rev. Charles Richard Alford) 的協助下成立，仍以「曰字樓女館」的原址作校舍。新校招收英裔、華裔、歐亞混血兒、其他國籍的適齡兒童，不分男女。除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宿，學校更著重向兒童灌輸基督新教教義，引導他們建立誠信和勤儉生活的觀念。
1870 年 7 月，任職於「香港英軍學校」(Garrison School) 的雅瑟先生獲聘請為「曰字樓孤子院」的校長，雅瑟的夫人汪瑪麗女士 (Mary Annie Vaughan) 則擔任女舍監 (Matron)。雅瑟在任期間，「曰字樓孤子院」的學生人數雖無顯著上升，但社會各界的捐款則逐漸常規化，學校因而得以持續經營。1878 年，「曰字樓孤子院」被香港教育司署劃入津貼學校 (School of Grant-in Aid Scheme)。同年，因夫人健康欠佳，雅瑟毅然辭去校長一職，轉任「中央書院」副校長。
雅瑟夫婦辭職後，校董會決議將「曰字樓孤子院」轉型成一所男校，不復招收女生。同年 11 月，「中央書院」助理校長俾士 (George H. Piercy) 出任「曰字樓孤子院」校長。俾士在位接近四十年，一直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校先後在劍橋及牛津本地升學試 (Cambridge and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令「曰字樓孤子院」聲名大噪，民間往往將俾士視作「曰字樓孤子院」的標誌，稱之為「俾士書館」、「俾士書院」。
「俾士」後來因音聲不雅而被改稱「拔萃」，「曰字樓孤子院」則輾轉易名為「拔萃書室」、「拔萃男書室」，到今天的「拔萃男書院」(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拔萃書室」就讀，此可視為香港對中國現代化一貢獻)。
3. 「拔萃女書院」創立
至於「拔萃女書院」的創立，一方面是「曰字樓孤子院」轉變成男校的副產品 (大量女生需要學校繼續升讀)，一方面則源自莊思端女士 (Ms. Margaret Johnstone，創辦「菲莉女校」，即「協恩中學」前身。「曰字樓孤子院」變成男校，「菲莉女校」曾全數接收院內女生) 等人的大力推動。1899 年，「拔萃女書室」在玫瑰行 (Rose Villas) 成立，由史及敦女士 (Ms. E. Skipton) 出任校長。
天主教背景的「聖若瑟書院」
和上述三間書院不同，「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 信奉天主教，它的前身是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s College)，屬葡資私立學校。
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聖救世主書院」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由都化‧瑪利修士 (Brother Hidulphe Marie) 出任校長。創辦初期，全校只有學生 75 人。後因澳門受颱風吹襲，不少葡裔家庭來港避難，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有見及此，高主教在 1876 年 6 月以 $ 14,000 購入一幢位於堅道 9 號的房子，作為原來校舍的擴充。
都化‧瑪利修士擁有豐富的學校管理經驗，在他的領導下，「聖若瑟書院」的學生人數不斷上升。直至 1879 年為止，校內已有學生 259 人，僅相差「中央書院」331 人。同年，書院招收了第一批華人學童。學業成績方面，公開試合格率高達 90.71 %。
又書院曾經和「聖保羅書院」合辦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且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足球隊。
時至今日，「聖若瑟書院」依然是香港的頂尖學府之一，有「狀元搖籃」之稱。
透過回顧四大書院的創校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a) 香港人能夠接觸現代西方文明，不分男女，教會學校居功至偉 (這又和中原政權衰落，外國傳教士可以自由傳教、辦學有關)；
(b) 教會學校未有禁止學童接觸中國語文及文化，這有助學童保持關注中國、回饋中國的愛國情懷，並使華夏傳統文化得以在香港傳承下去；
(c) 西方良善的理念 (如男女應享有接受英文教育的權利) 在香港落實時往往受到華夏惡習的歪曲，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貧困家庭販賣女兒為他人之情婦) 及反響。換句話說，97 主權移交前的教育制度及政策，更多是有效調和中西的結果，乃百多年香港歷史沉澱下來的瑰寶；
(d) 基督 / 天主教、體育競賽在香港的普及，與教會辦學密不可分；
(e) 經濟上的動盪不安 (如 1867 - 1868 年的金融風暴)、鄰近地方的天災人禍 (如澳門的風災)，對香港的教育事業未嘗不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今天的港共政府，一意進行「去殖民化」，輕視英語教學，強推普教中，以通識代替中史，且胡亂花費公帑。香港教育行業的每下愈況、年輕一代知識水平的大不如前，並非事出無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