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我們將簡單介紹四大英資洋行 - 怡行、寶順、和記、太古的成立。
以走私鴉片起家：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 (又名渣甸洋行) 於 1832 年由兩名蘇格蘭裔英國人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 及詹姆士‧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在廣州創辦。洋行早年從事走私鴉片的貿易，累積了大量資本。直至 1834 年，怡和洋行已經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中英鴉片貿易的主要公司，佔廣州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亦正因為此，當清廷在 1839 年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到虎門銷煙，威廉‧渣甸最為不滿，親自在倫敦遊說英國政府與清廷開戰，間接引發日後中英鴉片戰爭。
威廉‧渣甸又注意到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利用作為貿易據點，其於是大力建議英國政府從清廷手中奪取香港。適逢查理‧義律認為香港可作為駐華海軍的後勤補給基地，香港未幾被英軍單方面佔領 (依據《穿鼻草約》)。
1841 年，英軍在上環上坑口街登陸。同年，英國人開始拍賣香港的土地，怡和洋行隨即以 565 英鎊購入銅鑼灣 (當時稱為東角) 一帶的大片土地 (此乃香港首幅出售的地皮)。次年，怡和洋行將總公司從廣州遷至香港，正式以香港作為根據地。
怡和洋行在香港的競爭對手有寶順洋行、沙遜洋行、旗昌洋行等。放棄對華走私鴉片後，洋行轉為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投資興建鐵路、船塢、工廠等。1863 年黃埔船塢的創辦、1876 年上海吳淞鐵路的興建，怡和洋行皆有參與其中 (換言之，怡行洋行對香港及中國的現代化，起著推動的作用)。
風光一時的對手：寶順洋行
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 (「寶順」乃顛地洋行在中國通行的中文名稱，取其「寶貴和順」的意思)。1823 年，英國人托馬斯‧顛地 (Thomas Dent) 來到廣州，以合伙人的身分加入大衛蓀 (Davidson) 洋行。次年，大衛蓀離開中國，洋行更名為顛地洋行。兩年後，蘭斯祿‧顛地 (Lancelot Dent) 代替托馬斯‧顛地成為顛地洋行的負責人，洋行業務蒸蒸日上。
和威廉‧渣甸一樣，蘭斯祿‧顛地也是廣東著名的鴉片商，藉走私鴉片置富。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寶順洋行遭受嚴重損失，顛地遂建議英國以武力打開清廷的貿易大門，促成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結束後，寶順洋行的總部設在香港，專門從事鴉片入口、轉口貿易，以及對外輸出茶葉、生絲 (茶葉產自安徽一帶，生絲則產自杭州、嘉興、湖州地區) 等業務。怡和洋行是它的競爭對手，但兩者的鴉片進口量、貨船數目其實不相伯仲。顛地後來更成為「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的主要贊助人，積極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
不過，好景不常，1867 年，香港發生第一次金融風暴。寶順洋行因陷入財政困境而被迫結業，「聖保羅書院」亦隨之停辦。位於畢打街東與德輔道中交界的總行大樓，不久被改建成香港大酒店 (Hong Kong Hotel)，輾轉為置地公司所購，建成告羅士打行 (Gloucester Building)，再演變成今天的置地廣場。
出色的後起之秀：和記洋行、太古洋行
與怡和、寶順相比，和記洋行成立較晚，始於 1860 年。它的業務主要是經營布匹、雜貨及食品的轉口貿易。
至於太古洋行，創辦人為約翰‧施懷雅 (John Swire，1793 - 1847)，其業務包括：從事進出口貿易、經營輪船隊等。1870 年，太古洋行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在港英資洋行的一分子。
「官商一體」管治模式的確立
由於各英資洋行在經濟上舉足輕重，洋行的「大班」往往能夠阻礙，甚至挑戰港府的管治。砵甸乍出任港督不足一年、戴維斯被迫提早兩年辭職，這都是和他們不得各洋行「大班」支持有關。
文咸上任後，為了改善港府、英資洋行之間的緊張關係，採用「行政吸納」的手段，將各洋行的「大班」吸納至定例局中。1850 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大衛‧渣甸被任命為定例局首位非官守議員，同時加入定例局的非官守議員還有約瑟‧艾德格 (威廉‧渣甸的外甥)。1857 年，大衛‧渣甸退出定例局，由弟弟若瑟‧渣甸 (Joseph Jardine) 接任。1861 年，亞歷山大‧波斯富 (Alexander Perceval) 被委任為首席非官守議員，波斯富亦是怡和洋行的「大班」。至於另一位怡和洋行的「大班」詹姆斯 (James Whittall)，則在 1864 年加入定例局。寶順洋行方面，主席約翰‧顛地 (John Dent) 也曾經出任定例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港府未幾進一步吸納各洋行的「大班」至行政局，「官商一體」的管治模式從此確立。
官商合作管治，好處在於：政策的制訂考慮到商人的意見，一旦推出，即能夠獲得大財團的支持，政府的施政因而比較暢順。壞處則是容易造成官商勾結和偏重商人利益。
結語
今時今日，怡和、和記黃埔、太古集團依然活躍。
香港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轉口港，且對中國大陸產生正面貢獻，英資洋行實在功不可沒！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2. 曾銳生，《現代香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