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即位，改元咸平。
要了解真宗面對什麼管治難題，我們不妨看看王禹偁及柳開的上疏。
王禹偁
咸平元年 (公元 998 年) 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談五件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為民也。
「如何跟外族和解、弭兵？」是真宗朝一大問題。
和解論、弭兵論甚囂塵上，因太宗對外征戰委實徒勞無功，更令民生凋敝。
和解、弭兵要成功，關鍵在表現出友善態度。安排封疆大吏致書遼國使臣求兩國和好，此乃對遼國十分的尊重。「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党項族李繼遷反叛，太宗用趙普計，扶植其族弟李繼捧管轄夏臺，對抗繼遷。李繼捧後來涉嫌和李繼遷私自溝通，太宗免去他的官。太宗又派大軍討伐李繼遷，宋自此與党項交惡)
則待党項以寬仁。
禹偁認為，本乎仁義而行，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
「如何消減冗官、冗兵，節省政府開支？」是真宗朝另一大問題。
太宗「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雖可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語)，但長此下去，官僚系統會架床疊屋，影響行政效率之餘，耗費國家公帑，「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是冗官越來越多之實況描述。
軍隊方面，退役制度欠奉，令政府需耗財養不能戰之老兵。又宋太祖矯枉過正，為防止地方將領擁兵自重，行更戍法，分遣禁軍輪番更戍各地，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將領時常轉換，軍隊訓練不精，戰鬥力大減，士兵人數卻日益增加，軍費龐大，雖「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但「兵威不振，國用轉急」。
錢穆《國史大綱》：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吸國家的精血。
說得非常到位。
禹偁建議，源頭減廢，從根本上「減冗兵，併冗吏」。
「盡取山澤之利」、加徵茶稅以養無用的官和兵，無異於捨本逐末，他不贊成 (范仲淹去冗官，王安石裁兵置將，與禹偁意見相契)。
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
「如何提高中舉門檻？」和「如何消減多餘的冗官？」是一體兩面。
「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太宗......臨御之後......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說明太宗是宋朝冗官充斥的罪魁禍首！
恢復太祖選仕舊規、取消皇帝親考、嚴格限制京官人數，是禹偁提出的解決方案。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眾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佛門僧尼數目過多，不交稅不服兵役，朝廷倒不斷造寺、捨施，得不償失，這是真宗朝第三大問題。
禹偁不主張滅佛，僅教真宗「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排佛手法相對溫和。
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垍銓品庶官，垍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垍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鑑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眾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疑心重，不信任臣下，喜歡聽奸佞小人進讒，此乃宋太宗自身的問題，而禹偁擔心真宗重蹈父親覆轍。
引用帝堯之事例、說「國用足而王道行」，反映禹偁為一儒臣
(《宋史》：「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不過，他並不迂腐，先議兵，後議吏，再艱選舉、禁僧尼，井然有序，可資跟從。「澶淵之盟」未幾率先締結，禹偁多少有貢獻。
柳開
咸平元年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
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冺，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
柳開也視「怎樣妥善處理與契丹、党項的關係？」為首要問題，尤其以與党項的關係更具迫切性
(因「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冺，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
跟王禹偁篤信仁義不同，他傾向多管齊下：
(1) 用良將守戰略要地，防止党項發作；
(2) 以利誘滿足党項之貪婪，使其無意欲東侵；
(3) 撫慰表示友好，再待之以寬恕，息其怨念；
(4) 派人入甘州、涼州爭取党項人支持，必要時為李繼遷製造「後顧之憂」。
今甲兵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
此論冗兵充斥，軍隊質素遠遜太祖在位時。
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廷，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
柳開認為，禁軍訓練應恢復舊時方式，這裡的舊時，當指五代，即廢除更戍法。
另外，「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等於支持裁冗兵。安排武將在殿廷擊刺貔虎，此乃朝廷尚武之宣示。太宗親試進士，令「重文輕武」過了火，柳開遂提出這一主張，以作挽救。
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
此主張裁撤冗官，替架床疊屋的官僚系統「瘦身」。
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
有人或許會問：官員被裁撤，他們不是會反抗麼？柳開給出兩個好辦法：
a. 讓其出外輔助宗室子弟治理地方 (宗室子弟同時可累積地方行政經驗，一舉兩得)；
b. 讓其出任部份州縣長期懸空的官職。
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柳開講出一個為王禹偁所忽略的大問題：朝廷官員自私勢利，互相傾軋內鬥，見死不救，且言行輕浮。
太宗雖然禮待讀儒書出身的知識分子，但知曉儒門義理不代表能行得出，知識分子一旦躋身朝廷，為保自己得來不易的權位和利益，打擊政敵、拉幫結派、袖手旁觀，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又喜歡炫耀知識，紙上談兵，所謂「輕浮」，即指此而言。
中唐牛李黨爭，牛黨大多透過科舉出身，亦好侃侃而談，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柳開發現的問題，其實肇始於中唐，可視為科舉制度的副作用 (side
effect)。
太宗藉科舉吸納大量人才，變相承受更大的副作用，北宋中葉出現新舊黨爭，舊黨又分洛蜀朔三派，爭拗無日無之，並非偶然。
結語
綜合王禹偁和柳開的上疏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真宗朝主要問題有四：
(I) 如何妥善處理跟契丹、党項的關係？
(II) 如何消減冗官、冗兵？
(III) 如何避免佛門蠶食國家府庫和國防？
(IV) 如何提高官吏及士兵的質素？
除了 (III)，其他幾乎都與宋太宗有關 (冗兵部份是宋太祖造成)。北宋積弱，孰令致之？答案顯而易見。
仁宗朝的「慶曆變法」，旨在解決 (II)。神宗朝的「熙寧變法」，旨在解決 (I)、(II)、(IV)。據此上推，真宗對諸問題之無能為力可想而知
(否則不會留給後人處理)。
慶曆、熙寧兩變法，實際等於幫宋太宗「執手尾」矣！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