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 (今河南開封) 地處華北平原東部，周圍無險可守，被稱為「四戰之地」。
錢穆說：
北宋防遼，常開塘濼植榆柳以限馬足。 (《國史大綱》下冊)
只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管道，於渠旁多植榆楊。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禦遼人之大隊騎兵。(《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充分反映汴京面對契丹鐵騎南下時之困窘。
他又說：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豁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而低窪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國史大綱》下冊)
遼軍能迅速攻至黃河北岸的澶州 (今河南濮陽)，威脅汴京安全，跟汴京本身地理位置不佳有極大關係。
宋太祖在生時，曾主張遷都洛陽，理由是：洛陽有山河之險可以憑藉。事後回望，太祖當日的想法，何嘗有錯？宋太宗過分著重汴京的經濟效能
(所謂「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未有考慮其不利維持國防安全，卒之為真宗帶來麻煩，遼軍如入無人之境。
寇準堅持真宗親征，在「偃武修文」施行了一段時間下，其實有點兒冒險。錢穆因此謂「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宋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段記載：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如果御駕親征十拿九穩，王旦就不會有「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的憂慮，真宗亦不會認真答「立太子」。真宗實際是豁出去，將性命置之度外。由此也看出他對寇準非常信任。
黃仁宇說：
「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的產物，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觀乎宋遼俱推崇華夏文化，遼人取不到壓倒性優勢而宋軍不致遇戰即潰，黃氏所言甚是。
「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一百二十年不交兵。遼邊地發生饑荒，宋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駕崩，遼聖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
有指真宗在宋軍士氣高漲時「以布帛換和平」是非理性、委曲求全、示弱，實情是：
(1) 給遼歲幣不及用兵開支百分之一，而且歲幣往往經邊界貿易重歸宋朝之手，宋朝甚至一年淨賺數千萬以上；
(2) 談判時，曹利用多次拒絕契丹要求，重申不交還關南之地 (瀛、莫二州)；
用經濟實力消弭軍事兵爭，以經濟優勢彌補軍事上的不足，更似是真相。
「澶淵之盟」的後遺症是：河北、京師武備皆廢，武臣遭排擠，軍事力量大削，宋朝成為一吹即倒的紙老虎。(「以經濟優勢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可以，但決不能發展至解消軍事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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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軍事國防於不顧。唐玄宗開元盛世夠繁榮吧！中央軍事力量薄弱，終於給安祿山、史思明機會造反。以香港為例。麥理浩十年建設令香港經濟起飛，大幅超越中共。可是，皇家義勇軍解散，令日益富強的中共無所顧忌，對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加緊干預、操縱)。
[主要參考資料]
1.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2. 脫脫等，《遼史》。
3. 錢穆，《國史大綱》下冊。
4.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5.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