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與卡繆

沙特和卡繆都是享負盛名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沙特有名言「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

簡單講，人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過怎樣的生活，全賴其如何選擇。而選擇需以人於時空間的存在為前提 (人死如燈滅，選擇即不可能)，故云「存在先於本質」。

西方自柏拉圖以降，皆主張「本質先於存在」，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不過是人的理型的複製品。沙特一句話，顛覆了舊哲學傳統。

沙特又說：「人命定是自由的」(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親朋戚友的規勸、老師長輩的建議，始終需要你決定實行才能成事。這個下決定的動作，永遠只能由你來做，不能假手別人。你自己下決定，後果自然由你自己承擔，不可諉過於人。沙特發現人做各大小決定時往往兩無依傍，由此而言「自由」。

和沙特不同，卡繆不太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哲學家，亦無系統性的理論著作傳世。他的思想更多源自感性生活，直接體驗。

《西西弗斯的神話》透過描述凡間最聰明的人 - 西西弗斯天天重複推石頭 (用力把大石推上山頂，大石到頂會自動掉下來，西西弗斯再由坡底推上去，日復日，年復年，永無休止)，諷刺人每日都過著刻板無意義的荒謬日子，吊掛生命。

生命被吊得乾枯至死，理應提早了斷。卡繆卻說：「第三種自殺的態度是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他認為，幸福必須靠反抗才能獲得，「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卡繆 1951 年發表《反抗者》後，沙特曾與之進行論戰，最終決裂。

卡繆反共，沙特則 1955 年有份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周年慶典，兩人一左一右，非常有趣。

中共一味靠嚇難換來港人尊重

將「國歌法」以《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是意圖用外在懲罰恫嚇威迫港人不敢侮辱國歌。

有網民指一旦立法，黎天王率先遭殃，因其舞池大熱《全日愛》開首就是 sampling 國歌。

混音創作自由收窄，連帶填詞自由亦被波及，詼諧版「起來！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住哥斯拉，阿媽話我真係變態，非洲牛肉好食，因為係紅色，起來！起來！起來！成個世界輸哂，老婆仔女都走埋，起來！老婆仔女都走埋，還債！還債！還我債！」算不算侮辱國歌？假如沒有客觀標準判別到哪些版本屬於侮辱，哪些不是，指責他人侮辱國歌會否流於主觀，失於武斷？

人民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歌，前提是該國家必須關懷、愛護、照顧他們，保障他們有計劃自己未來的空間，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妄圖藉高壓強制手段禁止人民侮辱國歌，噓聲確實不見了，但他們心服嗎？不。

戰國時，孟子曾經講過：「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用嚴刑峻法軍事武力壓得他人服從，那人心裡必定有氣，只是力有不逮沒奈何而已。相反，以德行感化他人，令其服從，那人心悅誠服，反叛之心自然不起。統治者之德行為何？即確保老百姓能夠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少點不必要的干預、阻礙。前者孟子稱之為「霸政」，後者則是「仁政」、「王道」。

以力假人，力終會有不及的一日。秦併吞六國，架勢十足，國祚僅得十五年。今中共繼續貫徹「千載猶行秦法政」，強硬引進「國歌法」，難保他朝經濟崩潰、外國環伺，不會落得亡黨亡國的下場！

英治年代，哼「個個揸住個兜」、嘲諷「鬼佬返老家批薯仔」完全不構成侮辱，百業興旺，人人安樂。英國對香港好，所以《天佑女皇》奏起時，港人從未報以噓聲，近年甚至有人聽到淚垂。

重光七十二周年紀念

8 月 30 日是香港二戰重光紀念日。回顧 1941 年十八日的保衛戰，有不少片段至今仍值得大書特書。

當時駐守香港的軍隊不純粹是英軍及華人兵團，還有第 7 拉吉普團第 5 營、第 14 旁遮普團第 2 營，俱由印裔軍人組成。

又加拿大政府派出的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及溫尼柏榴彈兵營，營內很多士兵年青有為，無私付出增援香港。相反，國軍受制於大陸惡劣情勢，根本無法分兵南下。

戰事展開，駐港守軍並無懦弱退縮。

約翰‧奧斯本率領 65 名榴彈兵團成員沿山路退至渣甸山守軍凋堡時，遭日軍用手榴彈襲擊。奧斯本逐一將手榴彈拋回，有一枚來不及檢起，他竟縱身覆蓋手榴彈，自我犧牲以保護同僚安全。

日軍強攻北角發電廠，負責鎮守的「曉士兵團」(Hugheseliers) 雖然年逾五旬 (且為社會上有名望的商人)，卻志未頹、氣未衰，頑強與日軍駁火。擔任指揮的，是怡和洋行大班百德新少校。「兵團」內不少人年輕時參與過一戰、西班牙內戰等，因社會責任重返戰場。他們無畏無懼，阻礙了日軍沿英皇道進入市區。

羅遜准將是西線總指揮，黃泥涌峽的西旅指揮部遭日軍包圍，他手執短鎗，對部屬吶喊一聲：「fight it out」，突圍而出，奈何不幸被殺，享年 54 歲。紐芬蘭犬根達 (Gander) 更口咬快要爆炸的手榴彈遠離小隊，命喪於戰場。

香港 12 月 25 日淪陷，楊慕琦及一眾官員淪為階下囚。可是，他們決不獻媚投敵。傅瑞憲在赤柱拘留營從事秘密情報活動，被日方揭發，判處死刑。將被處決，他堅拒供出同伴，勇氣可嘉。反而華人精英如周壽臣、羅旭龢與日軍合作，協助維穩。

三年零八個月，國軍影子也不見，東江縱隊游擊抗日保香港？拯救了多名港府政要是有的，但 1945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其在梅窩銀礦灣突襲一批為數只有 15 人的日軍，激發日軍殺害無辜平民 12 人以作報復，300 名村民被日軍虐打凌辱，釀成「梅窩血案」，亦是事實。跟加拿大、蘇格蘭援兵相比，他們極其量從旁協助 (甚至有點越幫越忙)，絕非主力。

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香港頻臨糧食短缺，隨時饑荒。蔣介石本來已派張發奎前來接收香港，英國外交部卻暗中聯絡前輔政司詹遜籌組臨時政府，同時安排夏愨少將率軍艦抵港。香港在英國庇蔭下避過一劫。國共兩黨不久爆發內戰，大陸難民紛紛南逃，為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蓬勃製造有利條件。

今天港共用東江縱隊老成員來紀念香港重光，教新一代毋忘歷史，本身已經歪曲歷史、對歷史不尊重。到西灣國殤紀念墳場、赤柱軍人墳場憑弔吧！這樣才是真正面對歷史。

欲深入了解「香港保衛戰」細節，鄺智文、蔡耀倫合撰的《孤獨前哨 -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是一本很值得讀的書。另外，「熱血時報」節目《腹黑議事廳》「香港保衛戰英雄傳」一集亦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史料 (本文主要參考)，有興趣者不妨趁重光紀念日好好認識。

李嗣源稱帝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養子，深得信任，李存勗尊稱他為「義兄」。克用死，存勗在魏州稱帝，建立後唐，是為莊宗。攻打汴梁時，嗣源充當前鋒，乃滅亡後梁的大功臣。

郭崇韜滅前蜀有功，卻遭宦官誣陷至死，嗣源心裡惶恐。同光四年 (公元 926 年)，魏州士兵皇甫暉發動兵變，斬殺楊仁晸，立偏將趙在禮為帥，攻破鄴都。莊宗雖忌嗣源，卻因缺乏人才，加上其在軍中具有聲望，只好命其前往討伐。豈知部下忽然擁嗣源與魏州叛兵會合，女婿石敬瑭勸告：「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代北胡人康義誠亦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嗣源於是決心謀反，南下汴梁，西攻洛陽。

莊宗固守洛陽，伶人出身的禁軍統領郭從謙，竟乘機發動「興教門之變」，率兵攻入皇城，莊宗被殺。嗣源不久入洛陽，盡殺伶人，即皇帝位，是為明宗。

莊宗悲劇收場，有三個主要因素導致：

(1) 遲暮心理

沉迷演戲、看戲使伶人獲得信任，甚至手握軍政實權，史彥瓊終於摧毀和平解決魏州兵叛的契機，郭從謙更置莊宗於死地。

(2) 寵信劉皇后

劉玉娘是個冷血、無情、自私的漂亮女人 (從她不認貧窮親父見其冷血、無情、自私，從她「姿色絕眾」見其漂亮)，但十分愚昧。

尚未有足夠證據肯定郭崇韜謀反，她竟擔心兒子李繼岌被加害，下教令殺郭，結果惹得各將士們人人自危。

她又推薦元行欽 (即李紹榮，劉守光愛將)。「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根據這條，嗣源狠下心腸作反，行欽乃始作俑者。

最惡毒是莊宗中流矢失血過多，其「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莊宗送命，連東山再起的機會都沒有。

劉後來為求自保，投靠莊宗弟李存渥，百般挑逗，公然通姦。莊宗過份寵信一個不愛自己的美艷笨女人，卒之大禍臨頭。

(3) 性格猜疑與寵信宦官

莊宗對功臣宿將本就猜疑，加上恢復重用宦官監軍，宦官們乘機加油添醋，錯殺、誤殺不時發生，功臣宿將心生不滿。

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魏州兵和中央禁軍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魏州即唐朝「河北三鎮」之一魏博鎮的治所，向來軍力雄厚，跟中央政府對著幹。朱友貞能夠順利殺死朱友珪，楊師厚的支持起著很大作用。楊即擁重兵屯魏州也。莊宗得以做皇帝，全賴魏州軍士不滿梁末帝削弱魏州。到魏州軍士覺得「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莊宗未幾失勢。

中央禁軍唐朝由宦官執掌，多次干預帝位廢立。後梁朱友貞亦靠禁軍支持發動政變。郭從謙可以發動「興教門之變」報仇，同樣仗賴禁軍。

我們可以說，誰有效控制魏州兵和中央禁軍，誰就能夠保有帝位。

李嗣源即位後，革除莊宗弊政，勵精圖治，興修水利，誅滅宦官，體恤百姓，精簡官僚架構，後唐步入治世。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威權法治時代，戲子謊言充斥

林鄭說香港不會進入威權法治時代，自己亦不愛製造社會矛盾。大家相信嗎？

黃之鋒、羅冠聰本來已完成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卻認為判刑過輕，向上訴庭要求將他們收監。這是公正裁決？老師會罰完學生站立，覺得不夠，再罰留堂嗎？還有，《立法會條例》規定，被判監超過 3 個月，5 年內無法參選。判囚至少 6 個月，立法會選舉 3 年後舉行，不是有意利用司法打壓反對派，從事政治任務，吾不信之矣！

又上台不到兩個月，四名議員遭 DQ，16 名「和理非」抗爭者入獄。吹和風會是這樣子麼？把溫和中間派都視為激進，用敵我矛盾的思維對待，非連根拔起不可，此即製造矛盾。做賊的不認自己做賊，可笑不可笑？

最荒謬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竟指黃、羅等「求仁得仁」，現主席譚允芝亦認為雙學三子非政治犯，跟范婦人講的一模一樣。想起胡適的話：「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今天的香港正處於胡適所描述的「變態」境況，成年人不像樣，年青人像樣到遭冷嘲熱諷。

因參與「魚蛋革命」而被控暴動罪的 18 歲少女李倩怡，日前於網上發表聲明，宣稱自己不再相信香港有法治，將成為香港第一個政治流亡者。誰迫逼無私為香港前途付出的年青人落得如斯田地？一群手握權力、矯情偽裝的戲子，歷史終有一日會審判你們的罪惡，即管說多些謊言吧！

為晚年孫中山辯誣

孫中山不認為蘇俄「共產主義」制度適用於中國，《孫越宣言》有以下一段：

「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為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孫指出，中國的經濟狀況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共產主義」制度宜於生產力大大領先生產關係時方推行，其因此不是「救中國」的良藥：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民生主義第二講》)

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更似理想共產主義，遙承孔子的大同世界，近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富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同上)

「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為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證。」(《國父全集第三集》)

蘇俄「世界革命」那一套，孫斥之為「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孫不認同蘇俄所實行，卻決定「聯俄容共」，多少有點迫於無奈。他對劉成禺說：

「汝以為予相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乎？吾知汝與共產黨人水火，故派汝全權辦理湘鄂豫軍政大事，此後黨務，可不必問。予自蒞粵設立政府以來，英美日三國無事不與我為難；英尤甚！如沙面事件，派兵艦搶海關事件，皆汝所親見，我可謂無與國矣。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且幫助一切重要物資，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吾則以外交政策聯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專在俄國？聯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雖全體加入國民黨，汝以為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即如李大釗，前日在大會演說：『中國國民黨老前輩，當與人以為善，今共產黨全體自願拋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尚遭拒絕，未免示人以不廣。』汝以為李大釗之言可代表共產黨全體意見乎？」(劉成禺《先總理舊德錄》)

「聯俄容共」純粹是現實政治產物，就理想建國藍圖言，孫中山始終心繫英國，他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時表示：

「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的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吾人必須以英國為模範，以英國式之良政治傳播於中國。」(《國父全集第三集》)

回到廣州，他又對廣東軍政人員說：

「余此次回粵，抱有一極大志願，即改良吏治是也......港澳接近廣東，其政治舉措足資借鏡......廣東之外交最密接者為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對於民黨雖多誤會，然自陳炯明背叛後，英人已有覺悟。知中國將來必係民黨勢力。故近來港督方針，亦為之一變，此為吾人最好之機會也。吾人可乘此良機，加倍努力，一致合作，實行興利革弊，則厚望多矣。」(同上)

他「切願與列強維持友誼，對英尤甚」(《國父全集第四集》)，同時呼籲「中日兩國，就目前世界大勢言，非根本提攜不可，兩國人民尤應親善攜手，共禦他人侵略政策。」(《國父全集第四集》)

足見蘇俄不是孫唯一著力聯結的盟友。

誠然，「聯俄容共」成效未如理想。以為 (1) 蘇聯放棄「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類似民生主義) (2) 批准中共黨員用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等於溶化共黨於無形，更屬一廂情願的錯誤判斷。

可是，謂孫中山晚年失智，完全不知共黨陰謀，民生主義帶有馬克思式共產主義氣味，痛恨英美日帝國主義，此未免與史實不符。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海員大罷工

1922 年初，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日。

背景

一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通貨膨脹嚴重，工人生活困苦。工人屢次要求資方加薪，皆遭拒絕，心生不滿。

華人海員甚至要從事較低賤及勞累的工種，工時長達十七、八小時，工資卻每月僅得二、三十元 (同工種的外籍海員四分一工資)。因他們很多來自廣東，曾協助孫中山發動革命振興中華 (藉此改善華洋不公待遇)，孫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給予華人海員十足支持。加上受到歐洲工運啟發，華人海員遂於 1921 年 3 月 6 日在德輔道中 137 號 3 樓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總」)，爭取合理權益。

「海總」招牌獲孫中山親筆提字，會長陳炳生、副會長蔡文修等全是國民黨員。港府最初並不批准工會成立，經倫敦政府施壓 (倫敦需要顧及遠東船務發展，且不願與護法政府有過節) 才讓步。

經過

(1) 罷工開始

1921 年 9 月和 11 月，兩大英資公司渣甸和太古船務的華人海員向資方要求加薪 (加 30 – 40%，以追上飛漲的生活費)，同時爭取工作介紹權 (即聘用海員須由工會介紹，非通過包工頭) 等，為資方所忽視，反而增加外籍海員薪酬百分之十五，華人海員怒不可遏。翌年 1 月 13 日，「海總」第三次要求加薪得不到答覆，正式宣告罷工。

罷工令發出二十四小時內，共有一千五百名海員離船，返回廣州 (生活費較低)。「海總」每日向罷工海員派發 4 毫 5 仙到 1 元的生活費，短短一周內，參加罷工的海員人數多達六千，碼頭起貨工人、煤炭工人也相繼響應，香港航運癱瘓，百多艘船滯留維港。

不過，資方態度依然強硬。

(2) 孫、陳角力

「海總」得到廣東省長陳炯明支持，於廣州西濠口越華酒店設立罷工總辦事處。陳又提供地方、飯食予罷工海員，可謂不遺餘力。

然而，孫中山決心北伐，不希望罷工無限期擴大，觸怒英國，並影響後方穩定的社會環境。何況他賴以北伐的軍火，貨船全滯留香港，無法卸貨。孫因此希望事件和平解決，海員盡快復工。

陳炯明不同意北伐，和孫中山有矛盾。他積極給予罷工海員經濟援助，某程度上是要跟孫對著幹。

(3) 港府強硬回應

罷工展開當日，華民政務司夏理德曾親自前往「海總」要求海員盡快復工，無功而還。華商要求東華醫院和華商總會介入調停，但談判不久破裂。

港府一口咬定罷工不是純粹經濟性的，而是孫中山一手策劃攻擊英國殖民管治的政治行動 (華人及歐亞混血裔領袖，如劉鑄伯、周壽臣、何東等則認為，事件乃共產主義者鼓動，譴責罷工者自私愚昧。高馬可：「這些精英最關心的似乎並非調停斡旋，而是防止工會取代他們成為華人社會的領導者」)。錯誤判斷催生錯誤做法。

1922 年 2 月 1 日，港府以維持治安及秩序為理由，宣佈「海總」為非法團體，派軍警到「海總」搜查封禁，更拆去招牌 (高馬可：「當海員工會在沿岸派駐武裝糾察，並截留九廣鐵路列車運載的食物後，司徒拔於 2 月 1 日將海員工會列為『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非法組織』加以取締」)。

各界同情「海總」遭遇，覺得港府過份，發起同盟總罷工，參與者超過十二萬 (佔全港人口兩成以上)。倫敦政府知悉司徒拔採取強硬手段，亦十分不滿。

(4) 沙田慘案

大量罷工工人離港返鄉，令市面百業蕭條。司徒拔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禁止張貼海報和舉行公眾集會，警察可檢查郵件和隨意搜身)，2 月 28 日下令九廣鐵路停駛。

罷工工人改為步行往深圳，再轉車上廣州 (「行路上廣州」的由來)，警方卻在上水、粉嶺一帶堵截，驅逐他們回市區。3 月 3 日清晨，數千名罷工工人步行返廣州途中，在沙田遭軍警開槍射殺 (副警司經亨利下令，經亨利又譯京氏。徐承恩：「英軍鳴槍示警，禁止罷工者繼續前進，他們卻繼續前行衝擊防線，英軍之後向民眾開槍」)，釀成五死八傷。「沙田慘案」發生，使僵局更難化解。

(5) 罷工結束

群情洶湧，港府及資方只好讓步。3 月 5 日，經英國駐廣州總領事代表出面調停，雙方達成協議，資方答應華人海員加薪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支付海員於罷工期間的一半薪金，港府允許「海總」以原有名字恢復運作，解封會址，並把招牌送回。3 月 8 日，「海員大罷工」結束，華人勞工大獲全勝。

影響

「海員大罷工」的成功，刺激了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為後來「省港大罷工」埋下伏筆。它也引入「工人」、「社會主義」等一套話語。

司徒拔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此次罷工的幕後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一具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的組織控制下」，使倫敦政府、粵港富商開始懷疑孫中山「左傾」，他們轉為支持陳炯明。

共產國際方面，馬林對孫中山支持「海員大罷工」表示高度讚賞，間接促成「聯俄容共」政策出現。

結語

徐承恩說：「事實上罷工者提出的，都是本土的經濟民生訴求，與中國國族主義無關。工人之所以行路上廣州，主要是因為當地生活指數較低，使工人較易維持生活以持續抗爭……海員大罷工是非政治化的本土勞工活動，因本土經濟因素而起，以本土勞工權益為目標，與愛國主義無關。」

這應該是對「海員大罷工」最中肯、最客觀的評價。

另外，華商的既得利益遭罷工損害。其也無法自命為華人社群唯一領導者。精英們忿忿不平，普羅華民以「英商代表的同路人」回敬，華人階層至此正式決裂 (1922 年 2 月 8 日，東華醫院召開大會討論如何處理「海員大罷工」，與會人士大多批評罷工者，指斥他們破壞社會秩序。東華精英未幾甚至慫恿港府強硬對付工潮，反而英商階層傾向與罷工者和解)。

強硬鎮壓被證明無效，只會令局面惡化。慶幸尚有倫敦政府明白事理，司徒拔的粗暴作風方得到斷制、糾正。

97 主權移交後，英商遠去，中共不懂陰柔之道，香港失去阻止暴政的保險掣。行政長官一味強硬，親建制人士猶如昔日華商只知維護既得利益，指斥反政府人士擾亂社會，歷史彷彿重演，結局卻大不一樣。

[主要參考資料]

1.《香港歷史系列 II – 海員大罷工》，http://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285&lang=zh-CN&id=10437

2.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 (1895 – 1925)》。

5. 麥勁生、李金強，《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

6. 張俊義，＜20 世紀初粵港政局之互動＞，收錄於《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 – 1938)》。

後唐內亂

早年雄心壯志、勵精圖治的君主，晚年往往遲暮，唐玄宗李隆基如是，後唐莊宗李存勗亦如是。

後唐建立，莊宗覺得自己戎馬半生，是時候好好享受餘下日子。他自幼喜歡看戲、演戲，遂大肆招攬伶人 (戲曲演員)，再粉墨登場，改藝名「李天下」。

景進、郭從謙、史彥瓊俱以伶人之資，獲莊宗信任，授予官職。他們與朝廷官員相抗衡，形成「伶官」系統。

所謂「伶官」，實質即皇帝親信心腹。莊宗未幾更恢復宦官權力，批准其監軍，諸將於是不滿。

侍中郭崇韜滅前蜀立下大功，卻因得罪宦官李從襲、向延嗣，被誣陷至死。莊宗聞訊，未有為郭平反，反而下詔公佈罪狀，且誅殺郭廷說於洛陽、郭廷讓於魏州、郭廷議於太原，沒收其家產。

睦王李存乂 (莊宗弟) 為郭女婿，「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 (即朱友謙，朱全忠義子，朱友珪弒父，友謙歸附李存勗，改名李繼麟) 亦遭景進誣害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全家被屠滅。

伶官、宦官聯手作威作福，莊宗完全不加制止 (甚至支持)，令將士們人人自危。有份參與滅蜀的李紹琛 (即康延孝)，在班師回朝途中，因擔心自己會落得郭崇韜、李繼麟的下場，決定起兵作反。

與此同時 (同光四年，公元 926 年)，魏博軍士兵皇甫暉趁人心思歸，發動兵變，攻破鄴都 (皇甫暉劫持魏博指揮使楊仁晸說：「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逾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 。

劉皇后建議由李紹榮 (即元行欽) 率三千兵馬前去招撫，豈知史彥瓊從中作梗，「戟手大罵曰：『群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觀史武德之言」，估計「上不赦我矣」，拒絕投降。莊宗大怒，發諸軍討之，並下屠城令。

邢州方面，趙太等四百人也據城叛變 (後被霍彥威，即李紹真殺死)，全國陷入一片混亂。

李嗣源 (莊宗稱之為「義兄」) 領兵攻鄴都，期間，被軍士脅持，與鄴都叛軍合兵造反。嗣源不得已攻汴州，莊宗親征反擊，不果。汴州落入嗣源之手。

莊宗固守洛陽，等候李繼岌大軍班師，和李嗣源決一死戰。不料郭從謙趁機作亂 (郭從謙向來視郭崇韜為叔父，又是睦王李存乂的養子。郭崇韜和李存乂先後被莊宗冤殺，從謙忿恨)，率軍攻打興教門。莊宗中流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史稱「興教門之變」)

李嗣源入洛陽，大開殺戒，不久於汴州稱帝，是為後唐明宗。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將莊宗悲劇收場歸咎於其耽於逸樂、溺愛伶人，大體允當。

胡三省注：「酪......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劉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實際等同謀殺親夫，絲毫不念夫妻情誼。劉後來還要挑逗李存渥 (莊宗弟)，與之通姦，反映她根本不愛莊宗，莊宗都算可憐。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機器工人罷工

1920 年春，香港華人機器會組織罷工，要求加薪 40%。

一戰期間，港幣大幅貶值，百物騰貴，華人勞工待遇卻未見改善 (歐籍工人反而獲加薪 15%)。大米運往歐洲解決糧食短缺問題，致使香港大米嚴重不足，米價狂飆。儘管港府實施價格管制，買不起米的華工大有人在。香港華人機器會請羅文錦律師 (歐亞混血兒) 協助他們提出訴求，在資方四度拒絕勞方加薪要求後，機器工人們 3 月 31 日開始進行罷工。

他們發表＜罷工宣言＞：

「敬啟者：

同人等食力香江，久慚雌伏；頻年僕僕，依樣葫蘆，不謂運來百物奇昂，米珠薪桂，終年食力，入不敷支，困苦艱難，問天無語；廠主不情，諸多搪塞；哀求數次，總不加工，忍令沉淪，般般輕視，凡有血氣，莫不裂毗。同人等念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敢不死裡圖生。是以率合群儕，交相討論，僉謂非最後之解決，莫可以生存；非挺 (鋌) 而走險，則艱難越甚。是以停工，為勢所逼，非輕於嘗試也。茲已將次實行，見端開始。惟是同人眾庶，在在維持，結果如何、莫能妄斷。伏望同業諸君，惟念同胞，絲蓮耦 (連藕) 斷。仰懇瑤函攻錯，指時方針，俾以遵循，得依軌路。會常危難，訴哀哀。語語肝腸，字字血淚，臨書涕雪，不盡所言，盡此佈聞，敬候團妥不備。

闔港機器同業全體公叩。」

一星期內，接近一萬人參與，香港經濟陷於停滯。

許多罷工者返鄉後得到孫中山革命政府和當地工會支持。

資方一味強硬，寸步不讓，卒之激發港府介入，在華民政務司夏理德施壓下，資方終於同意加薪 32.5%。

和「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不同，是次罷工純粹由經濟因素觸發。

透過有效組織、團結勞工力量，竟可爭取到集體權益，工人們逐漸懂得利用罷工與僱主討價還價，各工會紛紛冒起。

港府不久制定《社團條例》(Societies Ordinance)，禁止任何懷有不法目的或妨害本殖民地治安與秩序的社團成立。香港工會受規管。

又罷工鼓舞了廣東省工人採用同樣方式爭取自身權益。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馬冠堯，《車水馬龍》。

孤獨著幸福

「閱讀人」面書專頁貼有以下一段文字：「問一個朋友，婚姻裡面最美的是什麼？他回答：有人在家等他。忽然間我懂了，我們常常覺得等待是無聊的，但原來等待也是有力量的，因為你給你愛的人回家的力量。」

誠然，天天有愛侶等待回家，享受人倫之樂，互相扶持到白頭，是最美最幸福的事。不過，世上並非所有人皆能有此福氣，無奈單身的人比比皆是。「被迫孤獨，適應孤獨，享受孤獨」或許是他們「非如此不可」的生存之道，得享另一種幸福。

劉若英說：「一輩子孤單並不可怕，如果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自由，那我們就是幸福的。」

有伴侶即有束縛，任你的另一半如何寬大不介懷，你能連續數晚不回家睡覺嗎？你能多天不吃他 / 她燒的飯菜嗎？記得有位已退休的男教師，學識淵博，頗有古時文人的風度，課堂上生龍活虎的他，每當被問及中午會否外出吃飯，他總是搖搖頭：「我要吃掉我老婆煮的。我不吃，回家就不好受了。」他甜笑著，卻失去選擇的自由。

劉若英又說：「有一些人，這一輩子都不會在一起，但是有一種感覺卻可以藏在心裏守一輩子。」

能成雙成對廝守終身而毫無瑕疵的愛情畢竟少有，溫馨依偎背後，可能是某種妒忌、介意、偽裝的隱隱不發，與其這樣，何不一生只愛一個，獨自留在原地？至少來得坦誠、舒暢。

不習慣麼？嘗試寫點東西「字療」吧！又曦說得好：「寫作就是書寫孤獨。」

能夠自由自在過日子、坦誠面對自己情感做個好人、用筆尖訴說自己想說的，此亦是幸福，孤獨著幸福。

雙雙對對的人永遠不會明白，上天很公平。

前蜀滅亡

同光三年 (公元 925 年)，李存勗派遣兒子李繼岌、侍中郭崇韜攻滅前蜀。

前蜀開國君主王建，年少時為無賴，「黃巢之亂」爆發，他投靠唐室，護衛僖宗，獲封為西川節度使、壁州刺史。昭宗大順二年 (公元 891 年)，王以二千精兵打敗陳敬瑄五萬兵，攻佔成都。未幾取得東川梓、渝諸州 (今四川)，以及山南西道 (秦嶺以南，劍門關以北) 控制權。天復三年 (公元 903 年)，昭宗封他為蜀王。

朱全忠篡唐，王建不承認，建國號「大蜀」，以成都為首都，史稱「前蜀」。在位 12 年，勵精圖治，注重農桑，興修水利，與民休息，蜀中大治。

可惜其長子王宗仁殘廢。次子王宗懿被立為太子，驕橫跋扈，更與樞密使唐道襲有隙，唐道襲揚言宗懿必反，宗懿竟狠下毒手，殺死唐。王建派兵鎮壓，廢宗懿為庶人 (早立太子絕非好事。唐太宗立李承乾，清康熙立胤礽，都以叛亂謀反收場，可以為證)，另於三子王宗輅和八子王宗傑中擇嗣。在徐賢妃和宰相張格等悉心經營下，大臣們請求立王衍 (徐賢妃之子) 為太子，王建也誤以為王衍得人心，表示同意。王建死，王衍繼位，是為蜀後主。

王衍奢侈荒淫，寵信宦官王承休，對北方政局不聞不問，前蜀國勢日衰一日。

李存勗滅後梁，定都洛陽，旋即劍指前蜀。繼岌為存勗長子，劉玉娘所生，封魏王，兼任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則是李克修親信 (克修死，改隨其堂兄李克用)，以廉潔幹練著稱，曾接納後梁將領康延孝來降、獻計，「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授侍中、成德節度使，封趙郡公。奉命遠征，任東北面行營都招討使，為軍隊實際統帥。

唐軍一路勢如破竹，蜀軍潰敗，王衍養兄齊王王宗弼迫逼王衍投降，前蜀滅亡。

不過，宦官李從襲素來痛恨郭崇韜，向延嗣 (也是宦官) 帶詔書入蜀促郭班師回朝 (郭遲遲未能班師原因：「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從襲乘機誣陷郭意圖謀反：「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己為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

向延嗣又上奏：「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遣匹馬而已。」

李存勗派馬彥珪審視郭是否有異心再作決定，劉皇后卻擔心自己親生兒子被加害，暗中下教令殺郭。

《資治通鑑》有以下一段：「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跡，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

透過這條，我們可知李繼岌和郭崇韜之間並無矛盾，李亦不想郭死。

奈何事與願違，「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並殺其子廷誨、廷信。」

沒多久，存勗處死為郭叫屈的李存乂 (存勗弟，郭崇韜女婿)、族誅疑與郭一同謀反的李繼麟。後唐將士人心惶惶，深恐他朝將獲得類似悲慘遭遇，兵變於是不絕。

孟知祥入成都，即皇帝位，繼續以「大蜀」為國號，史稱「後蜀」。

[主要參考資料]

1. 薛居正，《舊五代史》。

2. 司馬光，《資治通鑑》。

阿基諾三世的妄言

馬尼拉人質事件發生七周年，外界重提此事者甚少，僅網絡上略有反應。今天回望，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曾蔭權打電話給阿基諾三世，阿基諾三世竟然拒絕接聽，理由是：「菲律賓某個省長試圖致電美國總統奧巴馬，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兩國都不會容許這名省長與他們的領袖通話。」他還語帶輕蔑道：「不斷道歉對我們沒有好處。」

那些年，驟聽這些話，內心不免忿忿不平，覺得香港並非中共國的地方行政單位，香港被矮化。可是，到了現在，阿基諾三世有說錯嗎？把香港和中共國的省份並列已經很客氣。若按照狼英講法，香港不過是「做到深圳一半就好」的二線城市罷了。香港地位真的下降，表面似賣港官員、親共議員、愛國團體、沉默群眾聯手造成，但歸根究底，97 主權移交始終是禍源所在。

鄧小平於中英談判期間表示：「『回歸』只是換支旗、換港督、換駐軍。」這說法其實非常有問題，足夠令主權移交中止。

以大學為例，港督必然出任校監，且有權委任校董會主席和校董，乃殖民地惡法。又《公安條例》關於管制集會、遊行的部份，亦是英殖殘餘 (本來 95 年已大幅刪改，中共國 97 年藉臨立會令死灰復燃)。殖民地舊體制仍在，皇家義勇軍卻遭解散，殖入解放軍，插上中共國旗，這決非「回歸祖國」，而是殖民宗主轉換。港人當時理應激烈反抗，不該默許。

鄧又說：「其餘的法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葉國華透露，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方已有共識：首二十五年香港維持現狀，「一國」尊重「兩制」；後二十五年香港逐漸與中共國接軌，「兩制」慢慢趨近、傾向「一國」。如是者，「五十年不變」不真是五十年 (最多二十五年) ，港人受騙。

香港既從英國遠東殖民地 (具準國家形態) 一轉而為中共國殖民地，中共國為確保新殖民計劃順利進行，自然安插大量親共議員、愛國團體。至於官員賣港、群眾沉默，通通是英殖奴才主義 (所謂「做 yes man」)、仕途主義、缺乏深厚的公民教育所致，歷史悠久，無可厚非。

所以，香港地位下降，始於 97 年港人默許主權移交。

阿基諾三世都算聰明，港人尚不知香港毀於己手，他坦坦白白告訴你，香港已經成為中共國一個省，並給你中共國省內人民的待遇。

七年過去，眼見林鄭上任不到兩個月就頻頻返大陸，益見阿基諾三世的妄言不妄，可悲可悲！

劉皇后紅顏禍水

李存勗的妻子劉氏，原名劉玉娘，魏州成安人，自幼隨父親劉叟 (自號劉山人，黃鬚，善醫卜) 行乞維生。李克用攻魏州，掠成安，劉玉娘被虜，年僅五六歲。歸晉陽宮，為李存勗母親曹氏的侍女，學會吹笙歌舞等技藝。因姿色絕眾，長於聲伎，被選中做存勗之妾，生下兒子李繼岌。繼岌貌似父親，母憑子貴，備受寵愛。

劉玉娘飛上枝頭變鳳凰，不希望往昔寒微家世、乞食經歷暴露於人前 (「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劉竟然說謊，堅決不認自己親父：「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且對親父處以笞刑。無情、自私，竊以為是劉的本色。

存勗即皇帝位，欲立劉為皇后，礙於正室韓夫人、側室伊夫人，未有化成行動。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奉迎主上，奏稱劉具美德，當立為后。同光二年 (公元 924 年) 四月，劉被冊立為皇后，韓、伊二夫人依序獲封為淑妃、德妃，以示安撫。

劉玉娘出身寒門，吃過貧窮的苦頭。她因此有著貪婪 (「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吝嗇 (「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 的性格。

劉又認定自己能夠成為皇后，必是佛祖保佑，沉迷佛教推廣，耗盡四方錢財。

得來不易的榮華富貴，豈容他人奪去？於是有迫逼存勗賜愛姬給元行欽之舉 (「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尤其甚者，她誤信馬彥珪所言，密令兒子繼岌殺死平後梁、滅前蜀的功臣郭崇韜 (「莊宗令中官向延嗣齎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己為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遣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發，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

此卒之令將士們人心惶惶，且激起伶人郭從謙 (平時一直視郭崇韜為叔父) 怨恨，間接釀成日後禍亂。

[主要參考資料]

1. 薛居正，《舊五代史》。

2. 歐陽修，《新五代史》。

李存勗與後唐建立

後唐莊宗李存勗 (小名「亞子」) 是李克用和寵妾曹氏的長子，自幼擅騎射，膽識過人，少年隨父作戰，曾獲唐昭宗誇獎。

長大後存勗更精通《春秋》大義，曾勸父親說：「夫盛衰有常理，禍福係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為沮喪！」鼓勵他與朱全忠繼續對抗。

天祐五年 (公元 908 年) 正月，李克用病危。諸位養子手握精兵，恃功自恣，欺存勗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存勗遂與叔父李克寧聯手：「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勳德俱高，眾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候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得克寧首肯：「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

李存勗繼任晉王，軍事一律委之於李克寧。「權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顥者，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委父拜侄，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托，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

克寧雖無叛逆之心，但「日為兇徒惑亂」，加上「群凶之妻復以此言干克寧妻孟夫人......夫人懼事泄及禍」，存勗不能不起疑。適逢「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為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近臣史敬鎔乘機在曹太后面前誣告他勾結李存顥謀反，存勗信以為真，「擒存顥、克寧於坐」，克寧最後伏誅 (從克寧泣對曰：「蓋讒夫交構，吾復何言！」其未必真想造反)。

有見於潞州 (今山西上黨) 為軍事戰略要地，可保護河東地區，李存勗派兵突襲圍潞州的梁軍，大獲全勝。朱全忠感嘆：「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未幾，存勗又在柏鄉大敗梁軍 (騎兵的機動性及進攻力強發揮很大作用)，後梁喪失對河北的控制權。

天祐十年 (公元 913 年) 十一月，存勗拔幽州，消滅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建立的燕國。十年後，存勗於魏州稱帝，建國號為唐。

顧名思義，存勗是要中興唐室。他一方面為唐歷朝皇帝立廟，一方面族滅 / 貶抑當年協助朱全忠篡唐的舊臣 (如李振)。

梁末帝兵敗自殺，唐軍攻入汴京，後梁滅亡。

存勗乘勝收服李茂貞，同時對前蜀展開軍事行動。

前蜀由唐「蜀王」、西川節度使王建在成都建立。朱全忠篡唐，王建不服，獨立建國。勵精圖治，興修水利，獎勵農桑，與民休息，令前蜀的經濟、文化、軍事實力大大提升。可惜王建死後，繼任人王衍奢侈殘暴，後唐趁機出兵，蜀軍潰敗，成都失陷，前蜀滅亡。

[主要參考資料]

1. 薛居正，《舊五代史》。

2. 司馬光，《資治通鑑》。

可喜亦可悲

逾萬群眾上街遊行聲援年輕政治犯，是可喜的現象，證明港人良心未泯，不畏強權，勇於站在公義一邊。作家雲海說：「柒娥真係好嘢！今日同行五人，全部七一無上街 (包括我)，今次就迫到出晒嚟！當中有教書先生、傳媒人、左派機構員工、IT 人，令到不分左中右上街反你新政府！」

港人異常憤怒，與「第一次上街叫『釋放 xxx！』中人名係香港人！以前都係大陸人名！殺到埋身啦！」(雲海語) 有關。年邁的東北村民在台上呼籲守護好下一代，建設好香港，尤其教人動容。

不過，表達訴求、發洩怒火後，群眾仍是一如以往解散，未有做後續佔領，或留下小部份作激烈抗爭。

岑敖暉希望下次遊行都有這麼多人參與，無異癡人說夢。「針吉到肉」的政治議題可一不可再。況且屢次遊行徒勞無功，人民始終有疲乏的一日。今日人山人海，不保證他朝不會冷冷清清。除非抗爭方式有變，否則難聽點說，每大規模動員群眾一次，就等於削弱民間反抗火種一次。主流傳媒意見領袖還一面倒褒揚，高呼「大型遊行有用」，未免觀察有欠仔細，忽略箇中存在的隱憂。

弔詭是往昔批評「和理非非」最力、揭櫫「以武抗暴」大旗的梁天琦、黃台仰，昨天竟率領支持者參與遊行，跟「和理非非」合流。不是說不可以參與遊行，但作為本土派，理應比「泛民」、「左膠」在抗爭手法上思考出更多可能性吧！所做的與對方完全相同，當初何必破口大罵？揚言什麼「三分天下」？

有網民感慨道：「現在更倒退回最初最初最初的遊行了，香港人還好意思自鳴得意？香港人到底有幾想改變？還是只求心安理得？答案是可想而知。世界上大概只有香港人會沉迷於無效果的『抗爭』，世界上大概也只有香港式『抗爭』是幫政客抬轎的。就是不怕淪為世界的笑柄。香港人，繼續自鳴得意、求個心安理得吧！民主與自由，你們不配擁有。」

不好聽，卻刺中了要害。

後梁興亡

朱全忠建立後梁，集中精力改善民生，提倡農業之餘，下令不准在兩稅外巧立名目。

他又沿唐制置樞密使，統帥全國軍政，由親信大臣擔任，「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資治通鑑》)

各地藩鎮不承認後梁，令新政權轄地僅今河南、山東兩省，陝西、湖北大部分，河北、寧夏、山西、江蘇、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與李克用之間的恩怨，更令梁晉 (李克用封晉王) 持續爭戰。李克用佔據潞州，朱全忠發兵收復，不果。未幾，「柏鄉之戰」(朱疑心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致使二人起兵反梁，且向李存勗求援。存勗領兵擊梁軍於柏鄉，梁軍大敗) 爆發，梁軍主力受損，處於劣勢。趁晉攻燕、晉、趙、定四州，朱親率 50 萬大軍北上，卻遭遇符存審，偷襲未能成功。

張皇后死，朱全忠開始縱情聲色，荒淫無度，沉迷亂倫。三子朱友珪妻子張氏貌美，竟被召入宮中侍寢。義子朱友文之妻王氏也和朱通姦，得到特別寵愛。在王氏慫恿下，朱打算傳位朱友文。張氏知悉，告知丈夫，乾化二年 (公元 912 年)，朱友珪發動政變，派馮廷諤殺死父親，登基為帝，立張氏為皇后，改年號鳳歷。

可惜朱友珪得不到朝中老將支持。趙巖、袁象先、朱友貞、楊師厚等密謀政變，率禁軍數千人入宮，朱友珪及張氏被殺，朱友貞繼位，是為梁末帝。

貞明元年 (公元 915 年) 初，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病死，梁末帝以其領地魏州地廣兵強，難以控制，乘機分割治理，引發魏州軍士叛降李存勗。次年，存勗佔據河北大部份地區，與後梁夾河對峙。末帝命王檀率軍 3 萬襲太原，不敵堅壁清野。

接續數年，雙方交戰，各有死傷。直到龍德三年 (公元 923 年)，存勗 (已稱帝，以大唐為國號) 乘後梁西攻澤州，派大將李嗣源率騎 5000 襲鄆州。後梁用王彥章為帥，段凝為副帥，徵調 10 萬精兵向北討伐，存勗親自率軍迎戰於楊劉。彥章兵敗。沒多久，唐軍抵汴京城下，梁末帝自殺，後梁滅亡。

後梁是五代國祚較長的朝代，歷時 16 年。

和唐代迥異，後梁一開始即缺乏光明的精神，人道意識欠奉。土匪作風、對禮教輕蔑，更造就亂倫、子弒父等醜態。

日本作家高島俊男指出，「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內部勢力，即『紳士』和『流氓』。紳士是知識分子，他們成為官僚或政治家，構成統治階級，追求『道統』。流氓則是社會遊民，聚眾結黨成為盜賊，並可能成為皇帝，實踐『盜統』。」(《盜賊史觀下的中國：從劉邦、朱元璋到毛澤東的盜賊皇帝史》) 據此，朱梁政權應算是承繼「盜統」了。

毛澤東把三國曹操與朱全忠並列 (「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而狡猾過之」)，從出身上看，勉強講得通 (曹操父親是宦官曹騰的養子，屬寒門)，但孟德畢竟是一代詩人 (《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便出自他手筆)，亦未淫辱兒子之妻妾，品行高尚得多。

五代遞嬗

黃巢部將朱溫降唐，獲賜名「全忠」，控制汴梁 (今河南開封) 一帶，與盤踞河東 (今山西太原) 的沙陀名將李克用鼎足並立。朱溫未幾篡唐，建國號「梁」。宮內發生權力鬥爭，給予李存勗 (李克用兒子) 可乘之機。隨著晉王軍隊大舉南侵，後唐取代後梁，李存勗成為後唐莊宗。

莊宗對討伐前蜀有功的郭崇韜猜疑，郭遭滅族。前車可鑑，令戰功顯赫的李嗣源 (李克用養子) 心感不安。李嗣源不久被將士們擁戴，是為明宗。莊宗則於「興教門之變」(由伶人郭從謙發動的政變，郭從謙素來視郭崇韜為叔父) 為亂箭射殺身亡。

李嗣源在位期間，勵精圖治，興修水利，關心民間疾苦，後唐趨向強盛。可惜好景不常，晚年病重的他，數日不見臣下，秦王李從榮為內定帝位繼承人，打算一改武人專政惡習，起用大批文官，結果觸發既得利益者反對，喪失性命。宋王李從厚繼位，信任朱弘昭、馮贇等人，準備削藩。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恐懼，起兵造反。李從厚出逃，後被殺。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乃李嗣源女婿。坐擁「河東軍團」的他，意圖奪取帝位，派桑維翰赴契丹 (耶律阿保機重用漢人韓延徽，建都邑，分市里，營宮室，教墾藝，安民創典，契丹逐漸強大起來，既保有胡人之機動與勇悍，又具備華夏農耕文明。阿保機死，耶律德光繼位，國勢更加鼎盛) 向耶律德光借兵，德光答允，但要求石割讓「燕雲十六州」，且自稱「兒皇帝」。石得到契丹騎兵支援，戰鬥力大增，攻陷洛陽，後唐滅亡。

後晉傳至第二任皇帝 (即晉出帝石重貴，重貴為石敬瑭之侄)，改變向契丹卑躬屈膝作風。大臣景延廣口出狂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卒之惹來契丹兵大舉南侵，汴梁失陷。

耶律德光初時決定留守中原，建國號「遼」。因氣候以致身體不適，被迫領兵北返。劉知遠搶佔汴梁，建立後漢。

隱帝劉承祐，生性猜忌，將郭威一家全部斬殺。郭威忿忿不平，舉兵攻入京師。劉知遠弟弟劉崇在太原即皇帝位，與新政權對峙，史稱北漢。

後周世宗柴榮是郭威養子，南征北戰，「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他先後擊敗後蜀、南唐，再連陷益津關、瓦橋關、高陽關。不幸英年早逝，臨終前用趙匡胤取代張永德任殿前都點檢 (禁軍統帥)，怎料棋差一著，趙光義 (匡胤弟)、趙普等來個「黃袍加身」大戲，孤兒寡婦的江山落入趙氏手中。

五代合計共 54 年。後梁國祚最長，維持了 16 年。後漢最短，僅 4 年光景。

樞密使在唐代開始設置，專門負責執掌軍政。五代時，其地位如同宰相。

馮道歷侍五朝八姓十三帝，卻不以為恥，還自號「長樂老」，可謂政壇一奇葩。

朱全忠與李克用

朱全忠和李克用是唐末兩大強藩，他們分別下開後梁和後唐。

朱全忠原名朱溫，宋州人。年少時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是個典型的無賴。參加黃巢起事後，因屢立戰功，升為大將。未幾作戰失利，投降唐室。僖宗用他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賜名「全忠」。中和三年 (公元 883 年)，授以宣武節度使，坐鎮汴州。

黃巢敗亡，朱全忠斬其餘部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宦官韓全誨幽禁昭宗，宰相崔胤召朱救駕，韓依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朱攻鳳翔，李茂貞殺韓等七十餘人求和，且護送昭宗出城。立有大功的朱，不久盡殺宦官，廢神策軍，自封梁王。天祐元年 (公元 904 年)，殺宰相崔胤，迫昭宗遷都洛陽。八月，指使朱友恭等人殺昭宗，另立唐哀帝。「白馬之禍」肅清擁護唐室的「衣冠清流」，開平元年 (公元 907 年) 廢哀帝自立，改國號「梁」，五代開始。

朱全忠治軍嚴苛，交戰時，如將軍戰死，所部士卒一律斬首，又軍士須紋面以防逃匿，全無人道精神。

張氏乃朱之嫡妻，賢明精悍。《舊五代史》引《北夢瑣言》：「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為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 (案：即張氏為朱夢中情人)。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禮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

張氏死，朱全忠見三子友珪之妻貌美，召入宮中侍寢。他同時和義子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通姦。亂倫縱欲，正是土匪特色。

李克用則出身沙陀族。沙陀又名處月、朱邪，原是西突厥一部，因其牧地有大沙丘，故得名。

克用父親朱邪赤心平定「龐勛之亂」有功，獲賜姓名李國昌。克用天生一目較細小，人稱「獨眼龍」。擅長衝鋒陷陣更為他贏得「飛虎子」稱號。

僖宗乾符五年 (公元 878 年)，代北 (今山西省北部) 飢荒，漕運不繼。大同防禦使段文楚縮減軍士衣物、米糧，令士卒怨恨，擁李克用殺段起事。兩年後，李殺河東節度使，佔領太原，不久為唐軍所敗，逃入韃靼部落。

中和元年 (公元 881 年)，朝廷赦李克用之罪以換取其率沙陀騎兵南下助戰，驅逐黃巢。黃巢撤出長安，在狼虎谷自殺，李功勞最大，被任命為河東節度使，盤踞太原。

朱全忠曾乞援於李克用擊退黃巢。亂事告一段落，朱在汴州上源驛為李慶功。李傲氣十足，出言不遜，令朱大怒，派兵包圍，四面縱火，亂箭齊發，欲置李於死地。李狼狽逃走，自此跟朱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朱、李互相爭戰，朱不斷併吞鄰鎮，兵勢日盛，李卻遭遇幽州劉仁恭叛變，元氣大傷。憑藉太原地勢利於堅壁清野，朱始終無法消滅李。朱篡位在即，李堅決反對，多次發起勤王行動，均未能成功。後梁建立，李克用仍沿用唐天祐年號，以「復興唐室」為名繼續鬥爭。天祐五年 (公元 908 年)，李積勞成疾去世，享年 51 歲，子存勗繼立。

李克用有 13 位義子，外號「十三太保」。其中李嗣源，即日後後唐明宗。

英式文明向中式文明過渡

英國人看法律，從不視之為天條不可撼動。法律必須體現公義。不公義之法，人民發起抗爭、示威反對，乃正常不過。退休英國大法官賀輔明 (Lord Hoffmann) 說：「能包容這種抗爭或示威，是文明社會的印記。」

中國人偏偏不明白英國這一套。法律無異於封建專制時代的法，是在上者管控老百姓的工具。老百姓違法，即有意挑戰在上者權威，危及其統治，當然要寧枉勿縱。公義？強權就是真理。管他什麼「公民抗命」，總之違法就不應該，需要嚴懲。中國的文明，在西方是野蠻。

大家對文明野蠻看法迥異，《紐約時報》編輯倡議「雙學三子」應獲諾貝爾和平獎、彭督指「我們應為孩子們的行為感到驕傲」，而中共外交部卻重申「任何人都不能打著『民主』、『自由』等幌子，作違法暴力活動」，便不難理解。

香港人往昔在英國襁褓裡成長，習慣用西方價值觀看世界，以為只要講求和平理性、本乎良知抗爭，就能感動在上者，獲得在上者寬容諒解。殊不知中國並非英國，違法就是違法，不容爭辯。中國千百年來反政府的抗爭都需要流血，是有原因的。

事到如今，主權移交了，錯誤已經鑄成，無法挽救。「和理非非」會做政治犯，「以武抗暴」也會做政治犯，何必再自我設限、苦苦壓抑？

關餘事件

談「關餘事件」前，先簡單交代「辛亥革命」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

袁世凱憑藉強大的北洋陸軍迫清帝遜位，建立民國。然而，其並非真心誠意擁戴革命，從蔡元培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職，袁故意以平定兵變為由拒絕離開，已能略窺一二。

袁世凱上任，宋教仁積極籌組國民黨，嘗試利用國會將其牽制。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大勝，成為第一大黨。袁擔心權力受約束，遂安排趙秉鈞授意洪述祖，到上海找青幫人馬行刺宋教仁。宋 1913 年 3 月 22 日遇刺身亡，國民黨風雨飄搖。

袁又試圖削弱革命黨人勢力，終於，李烈鈞、柏文蔚、陳其美在孫中山指示下發動「二次革命」。奈何雙方軍力懸殊，革命失敗，孫逃亡日本。

鎮壓「二次革命」後，袁世凱變本加厲，開始發他的皇帝夢。他先規定總統任期為十年，可連選連任，並有權推薦繼承人。再利用楊度組織籌安會，鼓吹君主立憲。1915 年 12 月，袁即皇帝位，改元「洪憲」。蔡鍔、唐繼堯感不滿，於雲南組成「護國軍」，起兵討袁。段祺瑞、馮國璋亦表示反對。眾叛親離，袁最後鬱鬱而終。

黎元洪接任大總統，與北洋軍領袖段祺瑞 (時任國務院總理) 鬥個你死我活。黎引張勳入京，張乘機擁溥儀復辟。段率「討逆軍」剿平，不久解散國會，廢《臨時約法》。孫中山見狀，聯合陳炯明、陸榮廷等，於廣州成立軍政府，揭櫫「護法」大旗，跟北京分庭抗禮。

當時，歐洲列強普遍認北京政權為合法，護法軍政府為非法。海關關餘 (李雲漢：「中國海關稅收，依『辛丑和約』，作為賠款及別項外債之抵押，除償還此種債務本息外，所餘之款稱為關餘。」) 因此由稅務司交北京政府。孫中山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要求廣東稅關每月把關餘轉交護法軍政府，遭拒絕。

各國公使的決定其實合理。偏偏司徒拔希望護法軍政府得到這筆關餘，可以之作擔保，向香港進行借貸。他大膽建議外交部接受孫中山的要求，被時任外務大臣的寇松勳爵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嚴詞指罵 (寇松斥責司徒拔的建議與英方立場相違。另外，司徒拔隸屬殖民地部，根本沒資格對英國外交事務指指點點)，司徒拔不得要領。

未幾，護法軍政府單方面宣佈接管境內海關 (1921 年)，英、美、日、法等國派遣軍艦近二十艘至廣州示威。此時的司徒拔已一轉立場，響應外交部決定，派軍艦保護廣東海關，同時主張封鎖廣州。孫中山接管海關的計劃擱置。

孫就任「非常大總統」，港府嚴禁任何相關的慶祝及籌款活動。護法軍政府提出抗議，司徒拔答「北洋政府才是英國承認的合法政權，港府做法並無不妥」。直至英國駐廣州總領事 (其表示，港府舉動不得人心，致使部份敵視國民黨的華人都同情廣州政府) 與本地英文報章齊聲批評，港府方改弦更張。

張連興有以下一段描述：

「面對孫中山的強硬態度，史塔士 (案：即司徒拔) 採取了從內部分化廣州政府的措施......在史塔士的授意下，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港商劉鑄伯提出了一項援助陳炯明的計劃，在香港和廣州兩地為陳炯明募集資金，從財政上支援陳炯明，要求陳炯明向北京政府妥協，與孫中山斷絕一切聯繫。1921 年 3 月 26 日劉鑄伯專程前往廣州，與陳炯明舉行了會談。史塔士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說，他特別希望殖民地部同意這項計劃，因為這將會給香港帶來無窮的好處。殖民地部拒絕了史塔士的建議，指出：『香港捲入廣東政府內部事務是極其不明智的舉動。』因為英國內部的分歧以及陳炯明回絕，這一從內部分化瓦解廣州政府的計劃才告夭亡。」

弔詭是，1923 年 2 月，司徒拔竟高調邀請孫中山訪問香港 (孫剛平定叛變的陳炯明，重新控制廣州)，且安排他於香港大學發表公開演講。孫中山說：「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港府、廣州政府總算化解了誤會，恢復友好。

司徒拔政治觸覺有欠敏銳，但絕對是一個盡責的港督。凡事皆以促進香港利益為依歸。

香港孕育出孫中山國民革命，港府卻親近北京政府多於廣州，反映我城 (1) 論政風氣自由，崇尚意見多元。(2) 著重現實政治，不好激進。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唐史可分前後兩期

陳寅恪「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論韓愈＞) 可從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思想四方面得到證實。

(一)

唐代開國，主要沿襲北周至隋「關隴集團」搭配「山東士族」的格局。瓦崗寨投奔李世民，寨中不少兄弟與北齊有淵源，因隋末山東大水起事，這群擁有武裝力量的「山東豪族」(徐世勣、程咬金等)，也是朝廷的中堅分子。

武昭儀要奪取皇后之位，「關隴集團」、「山東士族」兩派皆反對 (武士彠僅為一平凡木材商人)，獨李勣發出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要問外人」，武於是在「山東豪族」默許下當皇后。不過，李敬業 (李勣之子) 未幾起兵，武再不能依靠「山東豪族」。她透過科舉提拔一大批知識分子以供己用，同時剷除「關隴集團」，用武承嗣、武三思等取代。諸武在「唐隆之變」遭肅清。狄仁杰、宋璟、張九齡......科舉出身，其先後為相，有助唐室撥亂反正。

科舉以進士科最受人注重，進士科又以詩賦取士 (這亦始於武后)。中唐以後，藉進士科入朝為官者漸多。他們文筆犀利，懷有改革理想，卻帶輕浮之氣，不黯具體政治操作。尤其甚者，會黨同伐異，徇私枉法。門閥世族出身的官員們因而對其反感。「永貞革新」失敗，李黨長期打壓牛黨，皆與此相關。

作為維持國家管治的柱石，「衣冠清流」勝任有餘，但長期對寒門士人歧視、壓迫，還自鳴得意，不免招致仇恨。「白馬之禍」裡，李振說：「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便是仇恨的證明。

隨著門閥世族 (包括「山東士族」) 被摧毀殆盡，未來國家經營，唯有靠科舉選拔優秀人才一途。北宋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或懷有改革理想，或文筆犀利，或黨同伐異，或三者兼備，追源溯始，乃中晚唐科舉流弊未革之後遺。

(二)

唐初「均田制」、「租庸調制」並行，計口授田，為民制產。「均田制」乃北魏李安世上疏倡議。至於「租庸調制」，則脫胎自李沖「調」法。

兩制俱依賴地廣人稀作為前提，偏偏歷經貞觀、開元之治，人口急劇上升，土地不足分配。尤有進者，「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的慣例未被嚴格恪守，均田可行卻必須先審正戶籍。安史亂起，百姓遷徙他方避難，戶籍散失嚴重，理無可理。朝廷於是改用「兩稅制」，不復分田，直接在夏秋兩季徵稅，以確保稅收。

「租庸調制」以徵收實物 (如農產品) 為主 (即實物地租)，「兩稅制」則規定一律用銅錢繳稅 (即貨幣地租)。後來明清時期政府普遍要求人民用白銀交稅，有關做法肇始於中唐。

另外，唐代發明了「飛錢」，宋代的交子、元清兩朝的鈔票，皆濫觴於此。

(三)

全國置六百三十四個折衝府，寓兵於農 (每戶招一二丁男，平時負責耕作及接受軍事訓練，戰時由中央遣將帶領出征，戰後將歸朝廷，兵返本府)，沿襲西魏蘇綽「府兵制」。

唐玄宗時，邊患日亟，用兵不斷，無人願意當府兵，以致折衝府無兵可交。玄宗採納張說建議，改行彍騎制，招募京兆、蒲、同、歧、華、潞諸州壯丁擔任宿衛京師的工作 (共十二萬人)，稱「長從宿衛」。邊防戍守方面盡數委之於「十節度使」。中央軍與地方軍的界劃，漸趨明顯，對立性亦隨之增加。

蔥嶺、南詔喪師，兩京精銳毀於一旦，給安史有可乘之機。安史亂後，節度使不聽朝廷命令，據地自雄。中央禁軍操控在宦官之手。皇帝要剿討某節度使，往往需借助其他節度使的軍隊，萬一被借助者心生反叛，皇帝即時陷於劫難，不能自救。「涇原兵變」德宗出逃便是一好例子。

宦官手握軍隊，故能廢立君主，皇帝也要仰其鼻息。朱全忠盡殺宦官，篡唐自立，禁軍重新由皇帝執掌。後唐時禁軍改稱「侍衛親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是為「侍衛司」。後周世宗柴榮另組「殿前軍」，置「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點檢」，是為「殿前司」，位在「馬步軍都指揮使」上。中央禁軍分成「侍衛親軍」和「殿前軍」兩支，其中以「殿前軍」戰鬥力較強，地位較高。「殿前都點檢」位高權重，宋太祖趙匡胤即憑位居此一要職，奪周室天下。

又遭北宋蕩平的南方諸國，很多是唐末藩鎮的延續。

(四)

學術思想上，唐初佛道比較興盛，中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後，風氣始有復興儒學的跡象。李翱作《復性書》，更利用佛學義理詮解儒家心、性、情等概念，為兩宋儒者鉆研心性之學埋下伏筆。

伴隨儒學復興而來，是文學革新。反對駢四儷六、言之無物的浮華誇張文字 (三國六朝最流行)，強調「文以載道」，追求簡單樸實，「古文運動」因而出現，影響及於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千祈唔好慣

先有何潔泓、黃浩銘等 13 人因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被判囚，再有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因「926 重奪公民廣場」入獄。前者屬社運左翼，後者屬自決派。林子健事件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共有意打擊民主黨聲望。反對派內剩餘本土派頭面人物未被整肅，估計梁天琦、黃台仰等判囚的年期更長。尤其甚者，2014  年有份參與佔領的人，極有可能被秋後算帳。林鄭甫上場刻意營造的「和風」，至此不復存在。

港共政府和法院沆瀣一氣製造政治犯，並非始於今日。陳柏洋、薛達榮、許嘉琪、麥子晞，俱是先例。不過，由向素人義士開刀，到明目張膽拿鎂光燈下的政治明星祭旗，香港司法獨立明顯消亡。竊以為此乃習近平 2008 年提出的「三權合作論」的全面落實。

反對派面臨中共及其傀儡如狼似虎的進攻，繼續執著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分歧委實不合時宜。須知在中共眼裡，凡是反對派都要連根拔起，哪管你是泛民、自決、城邦、港獨、歸英。聲應氣求、互為奧援，才是現在應該做的事 (請注意，不用團結統一口徑，只需彼此聲援即可)。網民 Pierre Cheung 講得好：「今日可以咁告佢地，第日可以咁樣告埋你我。與藍絲之流同一口徑落井下石算係咩玩法？」

六名民選議員被 DQ，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他們日後即使重新參選，也難過確認書「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一關，變相等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有報導指羅冠聰、黃之鋒分別被判囚 8 個月和 6 個月，根據《立法會條例》和《區議會條例》「任何人被判囚超過 3 個月，而又不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監禁，由定罪日起的 5 年內喪失參選和當選議員資格」，無異喪失參加補選 (專指羅) 及下屆立法會選舉資格。律政司上訴不存在任何政治動機？別開玩笑了。

「我城墮落如斯，會出現大規模反抗嗎？」2014 年七十九日佔領失敗，公眾已經清楚「和理非」抗爭方式不可取。寄望「勇武抗爭」，偏偏勇武到極點只是掟掟磚頭。當舊的方式行不通，新的未成形，壓力卻越來越大，唯有汲汲於移民，或者做順民 (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人性使然，不宜苛責)。大規模反抗，按照目前形勢估計，不太可能吧！

可是，記緊中共及其傀儡之暴虐、年青人的無私付出，將來謀求轉型正義，仍是能夠做，而且值得做。

六七暴動時，群眾向警員擲石及玻璃樽，僅判罰款 / 守行為。今天，群眾手無寸鐵衝入立會、公民廣場，被判囚多個月。陶傑說：「難怪許多正常的香港人懷念英治時代。」講得非常對。

Hong Kong 變成 Xianggang，各位「千祈唔好慣！」(電影《十年》金句)

「作故仔」定被誣蔑？

林子健涉嫌「作故仔」誤導警務人員被捕。然而，有三點值得注意：

(1) 假如警方用三天時間就能從覆蓋率極高的閉路電視的片段證明林子健說謊，為何他們花超過一年都查不清林榮基當日所言是否屬實？這裡引申兩個可能，要麼林榮基講的是真實發生 (故警方不敢公開調查結果)，要麼警方指林子健「作故仔」屬有心誣蔑。

(2) 林鄭見記者時表示，自己由始至終沒有參與事件調查，又社會對執法機關應有信心。根據港共「正言若反」的慣例，政治考慮、執法機關受行政左右，未必沒出現。

(3) 林子健被捕的同時，13 名 2014 年 6 月試圖衝擊立法會阻止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審議的社運「左膠」被改判監禁 8 至 13 個月 (原本判社會服務令)。馮敬恩、梁天琦等不久亦極有可能罪成判監。「自決派」全遭 DQ，重選難過「確認書」一關。綜合觀之，林被捕更似不是一單獨事件，而是中共整肅香港反對派的其中一個環節。

誠然，林子健回家後洗澡及清洗衣服未有保留證據，不斷說「我只是一名無名小卒」、「我不會再參與政治」、「總而言之我不玩這個遊戲，這是最後一次」，冀事情盡快結束可赴美國讀書，令人懷疑他是否「狼來了」，自編自導自演。

可是，即使如此，中共時常有人來港越境犯法仍是鐵一般的事實，不會因林是否說謊而改變。尤其甚者，「一地兩檢」一旦實行，大陸執法人員可以在港行使權力，越境犯法發生的機會更高，屆時香港人的人身安全將得不到保障。林有意無意多少刺激港人思考防制之道。

一面倒袒護 / 批評林子健並無必要，認清中共猙獰面目 (想把反對派連根拔起、威脅港人人身安全) 才要緊。

唐朝滅亡

宣宗死，神策軍中尉王宗實等矯詔擁立李漼為帝，是為懿宗。

懿宗縱情聲色，崇抑佛法，「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導以禁軍、兵杖、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彩樓及無遮會，竟為奢靡。」

翰林學士劉允章見懿宗把「大中之治」的成績敗得乾乾淨淨，作《直諫書》，提出「國有九破」：「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

隨著裘甫、龐勛相繼起事，大規模民變卒之出現。

接懿宗棒的是唐僖宗李儇，年僅十二歲，朝政由宦官田令孜把持。

他「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鬥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毯，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毯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跟杜牧《范陽盧秀才墓誌銘》中的盧秀才沒有分別 (盧生只知「擊球飲酒，策馬射走兔」，卻不知周公、孔子是誰。僖宗與之相近，反映唐末君主有胡化傾向，比觀唐初太宗看不過眼李承乾的胡化作風，可見唐室末日黃昏矣)。

王仙芝起事，黃巢予以響應，聲勢浩大 (二人皆以販賣私鹽起家，累積大量財富，故能起兵。元末方國珍也是販賣私鹽為生)。仙芝死後，黃巢代領其眾，先克廣州，再回師北上，陷洛陽，入潼關，佔長安 (廣明元年，即公元 880 年，十一月)。宰相盧攜服毒自殺，田令孜率五百神策軍護送僖宗入四川，同時召沙陀人李克用領兵援救。李克用把黃巢逐出關中。未幾，黃巢部將朱溫降唐。中和四年 (公元 884 年)，黃巢死於泰山虎狼谷。

「黃巢之亂」雖然結束，但餘波未了。秦宗權 (曾因兵敗投降黃巢) 在蔡州稱帝，四處劫掠，據聞其用車盛載鹽醃的死屍，以作軍糧，又周圍擄掠百姓，任意烹殺煮食。秦後來被朱溫擒獲斬殺。

劉漢宏據浙東，李昌符據鳳翔，諸葛爽據河陽、洛陽，高駢據淮南八州......中央政府無力節制，天下已然分裂。值得注意是兩大巨頭：朱溫 (賜名全忠) 坐鎮汴梁，李克用則盤踞太原。前者手握南北運河命脈，有經濟優勢；後者控有沙陀騎兵，戰鬥力特強 (即「河東軍團」。五代遞嬗，與誰握有「河東軍團」關係密切。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都是「河東軍團」的領袖)。兩相對峙，唐室早遭架空。

僖宗死，弟弟李曄繼位，是為昭宗。

宰相崔胤覺得宦官「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爵，蠹害朝政」，打算利用朱溫將之誅除。豈知朱溫盡殺宦官數百人，廢神策軍後，竟以「專權亂國，離間君臣」殺害崔。昭宗被迫遷都洛陽。

朱溫不久殺昭宗，改立哀帝。

天祐二年 (公元 905 年)，朱溫在親信李振慫恿下，於滑州白馬驛一夕殺盡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等「衣冠清流」三十餘人，投屍於河，史稱「白馬之禍」。

《新唐書》的＜裴樞傳＞：「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這或許是「白馬之禍」發生的主因。

姜維公、高文輝《白馬之禍考析》：「遇害唐臣多是與科舉有瓜葛的文人，不支持朱溫篡唐容或有之，但絕對對朱溫篡唐不構成威脅。白馬之禍表面上是為朱溫篡國做準備而採取的一次清洗行動，但在實際上，這次行動已經超出了清洗的範圍，帶有明顯的報復色彩，在白馬之禍中，有不少遇難的唐臣實際成了科舉弊端的犧牲品。」

無論如何，「白馬之禍」徹底摧毀唐室政治及社會基礎。兩年後 (公元 907 年)，朱溫篡位自立，唐朝滅亡。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香港綠洲與《1960》

上世紀九十年代，英倫樂壇有一場大戰，牽動著無數香港樂迷的心。樂隊 Oasis 和 Blur 在排行榜上拉鋸，由互相讚許一轉而為敵對。二十年過去，Oasis 已拆夥解散，Blur 亦無復當年勇，偏偏在香港這個赤化日亟的彈丸之地，有一隊獨立樂隊以 britpop 作招徠，這支樂隊叫做 12.8 (twelve.eight)。

12.8 (twelve.eight) 2012 年成軍，現時有主音 Jason、結他手 Kelvin、低音結他手 Mo、鼓手卓、鍵盤手 Brian。他們最喜歡聽的樂隊是 Oasis，其次為 The Fratellis、Arctic Monkeys、Keane。最新單曲《1960》，無論在音樂還是演繹上皆像極全盛期的 Oasis，make Hong Kong Great Britain again？他們至少在音樂領域方面做了開路先鋒。

前一單曲《Pioneer》，政治味略嫌收斂。《1960》則無論題材選取、歌詞、MV 皆極盡諷刺時弊之能事，勇氣可嘉。

六十年代，親共愛國人士告訴我們，那時香港遭受英國殖民壓迫，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12.8 (twelve.eight) 卻用影像澄清史實，指出當時人民有生活，皇家警隊訓練有素，城市更有外國風情。

歌詞「Before you come the sky is grey. It turns black when you leave」，與鍾祖康「英國的殖民統治提升了香港的文明水平，中國的殖民統治則降低了香港的文明水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尤其精彩是黑警濫暴片段穿梭其中，且以彭督感慨「香港的自由正逐點流失，因為人們沒有強硬地站起來反抗」作結，目前香港是否正在變成親共愛國人士口中的六十年代？假如「回歸」才是真正殖民的開始，香港人為何不堅決反抗？

於 Oasis 不再、香港慢慢被消失的動盪時代裡，一群年青人有誠意有態度，用 Oasis 招牌腔調及曲風，輕彈細唱我城種種，或控訴，或回味，或慨嘆，無論如何，都值得支持，值得鼓勵！

太平戲院大辯論

蓄婢制度存廢惹起爭議，1921 年 7 月 30 日，立法局議員劉鑄伯、何福等在西營盤德輔道西太平劇院召開論壇進行公開討論，共有三百人參與 (出席大會的有不少苦力、工會領袖、華人名流太太，又各工團派出義工組成糾察隊)。

是次辯論分成兩派。楊少泉、王愛棠牧師等主張廢除蓄婢制，代表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宗教團體，堅持人道主義立場。劉鑄伯、葉蘭泉、何福主張保留蓄婢制，代表華人紳商，從協助貧困家庭生計立論。

楊、王等「激進改革派」鏗鏘有力地向與會人士講述反對蓄婢的論據，獲得不少支持。「保守派」則用下列理由還擊：(1) 蓄婢制有助改善貧困家庭的生活，其女兒得獲教養；(2) 女子在家亦會受到父母打罵，打罵「妹仔」乃教導的一種方式；(3) 防止「妹仔」受到虐待便可，無需全面廢除蓄婢；(4) 廢除蓄婢涉及中國古老習俗，務必謹慎。

何福在發言時更指出，希士路活夫人的批評並沒有就事論事，說：「我們中國人自己為什麼不可組織一個協會來解決這些問題......取得適當的權力對虐待婢女的案件進行起訴？」此番見解後來導致「保護妹仔協會」(即「防範虐婢會」) 成立。

勸人勿虐待「妹仔」，等於默許蓄婢制繼續存在。該協會實際是要阻礙廢除蓄婢制運動展開。

「激進改革派」見「保守派」未有讓步，遂於辯論尾聲提出投票表決，要求與會人士就有關議題表態，製造民意壓力，逼「保守派」就範。豈知動議遭劉鑄伯 (他同時是大會主席) 否決，「這個論壇純粹是談論究竟華人社區 / 政府應否成立一個團體去防止富裕家庭虐待『妹仔』」。「保守派」自私、狡詐的面目，促使「反對蓄婢會」(Anti-Mui Tsai Society，由楊少泉、黃茂林、麥梅生等籌組) 成立，以抗衡「保護妹仔協會」。

「反對蓄婢會」以「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悟、婢女得解放」為宗旨 (《簡章》)。短期替「妹仔」爭取應得的權利和社會地位，長期則為廢除蓄婢制而努力。

《宣言書》揭露蓄婢制種種流弊：

「第一、蓄婢有傷人道；第二，敗壞道德、喪失品行；第三，有傷風化，擾亂社會治安。因此，婢制必須革除，養婢惡習，尤當禁止。」

提出禁婢運動的根本辦法：

「一、要設法鼓吹，大力宣傳，製造輿論，使社會各界明白蓄婢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註冊，取消契約，使婢女獲得人身自由；三、設立監護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監督；四、創辦教養院等公益場所，收留無依歸之婢女」

民間自發組織，結合英國本土民間機構，從下而上推動香港社會變革，實現人道、平等、自由諸現代價值，往昔從未出現過。

僅就「太平戲院大辯論」言之，三百人對一個公共議題展開討論，正反雙方各陳己見，然後「激進改革派」利用「公投」作為抗爭手段，向「保守派」施壓。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有公開論政的風氣 (公民社會賴以形成的條件之一)、民主精神的躍動，非常明顯。

值得注意是，反蓄婢人士很多來自基督教志願團體，如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基督教培道聯愛會等。基督教對香港社會及政制發展的貢獻，不容低估。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人權之路 - 妹仔的辛酸、傳統與人權意識的衝突＞，擷取自「辨法論政」面書專頁。

2. ＜香港工運縱橫 - 十九世紀香港妹仔解放運動＞，擷取自「惟工新聞」。

3. 許雅斐，＜香港妹仔與解放運動 - 台灣刑法妨害風化罪的生成背景＞。

4. 施其樂 (Carl T. Smith) 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 - 香港社會史論》。

蓄婢爭議再起

蓄養「妹仔」向來被視為華人傳統習俗而得以保存。儘管首席按察司司馬理 (John Smale) 1879 年曾大力抨擊，一眾華商卻上書港督軒尼詩解釋「合法買賣男女童」有別於「非法誘拐販賣」，且援引義律過去承諾「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作護符。軒尼詩最後委託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進行調查，得出「司馬理論點過於誇張，港府無需橫加干涉」的結論，蓄婢爭議不了了之。

事隔三十多年 (1917 年)，香港發生一宗「妹仔」失蹤案。兩名年齡分別爲 13 歲和 10 歲的婢女在灣仔買糖果時被賊人綁架，經過一輪追捕，賊人於上環落網，兩名婢女安然無恙回到主人身邊。有趣的是，法官和控辯雙方在審訊犯人時，竟爭辯被綁架女孩的身份究竟是家中女僕還是奴隸。主人在庭上作供：「華人的習俗就是可以買賣僕人，她們是我買回來的，是我的財產。」法院即不復審理。陸軍上校沃德 (John Ward) 知悉此事，看不過眼，覺得「妹仔」是奴隸的變種 (奴隸不被當作人，所以法院不用為其進行公平審訊，主持公道)。他後來當選英國國會議員，遂要求殖民地部迫令港府正視問題。

1919 年，駐港海軍少校希士路活及其夫人 (Mr. & Mrs. Haslewood) 在聖約翰座堂聽到有關「妹仔」制度背後的不人道苦況。他們慨嘆，香港外表繁華，內裡暗藏殘暴不仁、不公不義。尤其是當聽到「妹仔」被主人毒打時所發出的慘痛叫聲、看見警察以華人風俗爲理由不作介入，二人更加憤怒。希士路活夫人卒之在四份英文報章的通信欄上發表反蓄婢意見，指斥「妹仔」制度等同奴隸販賣，激起香港上層人士強烈反應。

司徒拔貫徹港府一貫立場，不願觸動華人既有習俗，以免出現管治危機 (殖民地「間接管治」精神和「保守主義」漸進改良方針的結合)。他迫逼海軍部調走希士路活，同時譴責希士路活夫人，重申「妹仔」為中國傳統。希士路活夫婦返英後並未放棄，在各份報紙上披露有關「妹仔」制度的事實。他們又與「廢奴及保護土著協會」、沃德合作，於國會內外施壓。時任殖民地大臣的邱吉爾開始注意問題，對「妹仔」制度表達強烈不滿。他在 1922 年 2 月向司徒拔發電報，要求港府立即採取相應行動。可是，司徒拔一再拖延 (此見港督敢於違逆上級意旨)。

平情而論，華商蓄養「妹仔」者不知凡幾，假如司徒拔強硬執行殖民地部指示，開罪自己的政治合作夥伴固然少不免，香港出現大動亂也未可知。為安全計，採取拖延策略實屬明智。

又「妹仔」制度對貧苦之家的女孩未嘗不是一條生路，可保障其獲得溫飽及教育。反蓄婢原意雖善，一蹴而就實行，「妹仔」解放後無法自力更生，她們變相被推入地獄深淵。魯迅《娜拉走後怎樣》談一直為丈夫所照顧的娜拉離家出走後只有兩條路可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其實，解放後的「妹仔」何嘗不是面臨類似處境？與其墮落為娼妓遭陌生男人凌辱，不如在大家庭裡做好本份，打點好家務，許多「妹仔」在適婚年齡是獲准出嫁他人，恢復自由身的，這不是更好，更人道麼？

誠然，站在「激進改革派」立場，司徒拔的作為無疑令人失望。故此，反對蓄婢人士在太平戲院大辯論 (1921 年 7 月 30 日，兩名華人立法局議員劉鑄伯、何福在太平戲院召開論壇，討論「妹仔」存廢問題，共三百人參與。其中，楊少泉和王愛棠牧師反對蓄婢，劉鑄伯等則贊成保留。論壇尾聲，楊、王等提出讓在場人士投票表決，被劉鑄伯阻止) 後成立「反對蓄婢會」，積極爭取「妹仔」應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並為將來廢除「妹仔」制度奮鬥。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人權之路 - 妹仔的辛酸、傳統與人權意識的衝突＞，擷取自「辨法論政」面書專頁。

2. ＜香港工運縱橫 - 十九世紀香港妹仔解放運動＞，擷取自「惟工新聞」。

3.  施其樂 (Carl T. Smith) 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 - 香港社會史論》。

香港人要學會反抗和自救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因打算將球星美斯的簽名照贈予劉曉波妻子劉霞，被「強力部門」盯上，施以禁錮、毆打和虐待 (用釘書機在大腿釘出多個十字)。大陸人公然越境犯法，香港人會否起來反抗呢？根據以往經驗，恐怕又是遊行示威唱歌仔，然後太陽如常由東邊升起。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表示高度關注事件。高度關注？為何竟說「不會容許香港以外的執法部門在香港做執法工作」？現在林子健犯了什麼法？哪條 (香港 / 中國) 法律不准人把明星照送贈一囚犯的遺孀？還有，林已經將照片送出麼？未送出，純粹用暴力手段恫嚇、警告，此乃黑社會所為，是犯法，非執法！警隊如斯混帳，與其報警保平安，不如自救。

英治年代，越境犯法時有發生，慶幸那時殖民政府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場，警隊是為香港人服務，且皇家義勇軍未被解散，香港人才可以安穩過日子，人身安全不受威脅。

97 主權移交後，隔鄰最大犯罪集團首腦同時是香港最高領導人的上司，警隊完全聽命於香港最高領導人，等於做「奴才的奴才」。義勇軍解散，迎來一車車解放軍。官匪難分，往昔保護罩早就悄無聲地消失，可憐香港人仍舊懵然不知。

從林榮基、李波「被失蹤」到林子健「被釘十字架」，從「跨境執法」到「越境犯法」，情況明顯在惡化。繼續表個態然後當沒事發生，甚至連態都懶得表，有朝一日不幸降臨你身上，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香港人，是時候學會反抗！學會自救！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二年 (公元 875 年)，黃巢響應王仙芝起兵造反，爆發「黃巢之亂」。

早在黃巢、王仙芝前，裘甫已於大中十三年 (公元 859 年) 領導浙東地區農民暴動。唐懿宗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被派往桂州討伐南詔的戌卒 (共 800 人) 因駐守期滿無法還鄉，憤而譁變，劫奪糧庫，擁立糧料判官龐勳為首領，擅自北歸。儘管裘甫、龐勳之亂最後被平定 (皆借外族助戰平亂)，民變勢頭卻一發不可收拾。

王仙芝，濮州人，以販賣私鹽為業。連年饑荒旱災，迫逼他與三千饑民在長垣起事，自號「天補平均大將軍」。曹州、濮州先後被攻克，黃巢未幾與之聯合，叛軍聲勢更加浩大。

黃巢，曹州冤句人，出身鹽商家庭，同樣販售私鹽。因慘遭朝廷剝削，起來反抗，加入叛軍行列。

乾符三年 (公元 876 年) 七月，天平節度使宋威在沂州大敗王仙芝，王率殘部逃走。九月，王仙芝攻克汝州，殺董漢勛、劉承雍，俘王鐐，劍指東都洛陽。十一月，叛軍攻佔郢州、復州。

王鐐力勸仙芝歸順，蘄州刺史裴偓、宰相王鐸 (王鐐堂兄) 亦誘降仙芝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仙芝動搖。

黃巢痛罵仙芝「始吾與汝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汝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何所歸乎？」對他毆打，傷其頭部。「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仙芝、黃巢分道揚鑣，前者轉戰南方，後者領兵北上。二人一度合兵攻宋州，但不久再分開。乾符五年 (公元 878 年)，王仙芝逼近江陵，荊南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李福，李福率沙陀兵來救，仙芝不得要領，只好「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二月，仙芝在黃梅為曾元裕所破，被斬首。餘部與黃巢合流。

黃巢陷陽翟、郟城、汝州、鄆州等。仙芝死後，他代領其眾，自稱「沖天大將軍」，改年號王霸。

乾符六年 (公元 879 年)，黃巢血洗泉州，劫殺富商萬人。叛軍旋即入廣東，攻佔潮州。黃巢向朝廷討封廣州節度使不成，攻克廣州，大肆殺戮，不少阿拉伯、猶太、波斯商人遇害 (共十二萬)，財寶全數遭掠奪。

唐僖宗廣明元年 (公元 880 年)，叛軍北上渡過淮河，攻下東都洛陽。沒多久，入潼關，僖宗出走四川。黃巢即位於含元殿，建國號「大齊」，改元金統。

中和二年 (公元 882 年) 是關鍵的一年。黃巢大將朱溫降唐，沙陀人李克用也率兵萬餘人南下助戰。黃巢不敵，撤出長安，改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戰敗投降。黃圍攻陳州，遭遇頑強抵抗，轉戰山東。中和四年 (公元 884 年) 三月，為朱溫敗於王滿渡，手下紛紛倒戈，黃巢自知大勢已去，向東北逃亡。

李克用率騎兵晝夜追擊黃巢，不果。六月，黃巢死於泰山狼虎谷 (一說被林言殺害，一說自刎)。

「黃巢之亂」是唐末民變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者，時間長達十年，波及山東、河南、兩江、閩浙、兩廣、兩湖、陝西等地。

黃巢入江西，經江浙，從山東轉戰廣東，再由廣州回攻洛陽，破潼關，攻入長安，禍延半壁江山。運送南方物資至關中的運河系統因而遭切斷，江南取之不盡的財富、物產被摧毀殆盡。安史亂後唐室延祚的經濟條件驟失，變相制唐室死命 (故此有史家曰：唐室實亡於黃巢起兵，詳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朱溫、李克用冒起，一為無賴，一為外族，兩人同對唐室構成威脅。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指出，黃巢於南方大開殺戒，幾近毀滅安史亂後渡江的世家大族。唐室向來依靠世家大族支持，現在賴以維繫政權的社會條件都不見了，滅亡自然是遲早的事。

不同於劉邦、朱元璋，黃巢並無奪取天下的大志。其由始至終只為發洩憤恨，勒索唐室。

又嗜殺成性、不關心經濟民生、未消滅分鎮關中的唐朝禁軍......種種短視和不思進取，間接為日後被唐室擊潰鋪路。

中國共產黨憑藉工農運動和游擊戰起家，其把「黃巢之亂」稱為「黃巢起義」、「農民戰爭的創舉」，未免過度美化，政治凌駕學術。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

大中之治

在談「大中之治」前，先比較一下東漢、唐、明三代宦官差異。

東漢宦官乃皇帝心腹，協助其與外戚抗衡。外戚失勢，皇帝為答謝宦官，往往對之加以重用。不過，宦官從來不掌兵，亦欠膽識殺害皇帝，干預帝位廢立。

有明一代的宦官主要操控各特務機構 (始於成祖)，如東、西、內廠，直接剷除異己。自宣宗設立「內書堂」教宦官讀書識字後，他們粗通文墨，遂替皇帝用朱筆批行每日奏章文書 (稱「批紅」)，干政機會大增。可是，廢立君主、統率禁軍，其一概未為。

唐代宦官之所以能夠廢立皇帝，因他們手握神策軍 (中央禁軍)。而宦官領軍的慣例實肇始於代宗、德宗朝。

宦官典兵，皇帝的地位則低降。司馬光《資治通鑑》有以下一段：

「郭曖 (郭子儀第六子) 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 (代宗) 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

平定「安史之亂」、促成「聯回抗吐」以挽唐室於不墮者確實為郭子儀，他欲篡位，誰能阻之？郭曖無禮是有原因的，代宗亦非常明白，功高蓋主已成事實，皇帝威勢自然大不如前 (郭曖醉打昇平公主後來被人改成戲劇《醉打金枝》，在民間廣泛流傳)。

君威下跌，軍權不在皇帝，「大中之治」更見可貴，而「會昌中興」即為其前驅。

唐武宗李炎被宦官仇士良擁立為帝，旋即起用李德裕為相。德裕熟悉朝中政務，踏實處事。對內整飾吏治，裁汰冗官，提倡「政歸中書」，逼走仇士良。對外抗拒回紇，平定昭義節度使劉稹叛亂。「會昌滅佛」甚至使國家稅收有所增加。

可惜武宗沉迷煉丹服食，何光遠《鑒誡錄》載：「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遍體生瘡，髭發俱脫，十日而崩。」宦官馬元贄趁武宗彌留之際矯詔立李忱為帝，是為宣宗。

《資治通鑑》：「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和武宗不同，宣宗不喜歡李德裕，改用令狐綯、白敏中為相，牛黨得勢。任內大力打擊權貴土豪，減輕百姓經濟負擔 (「權豪斂跡」)；嚴懲貪官，注重人才選拔 (「奸臣畏法」)；防制宦官專權用事 (「閽寺讋氣」)。

《續貞陵遺事》：「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宣宗未必是有情人，卻是能以天下為己任的好皇帝。

然而，牛黨帶有浮薄之氣，不如李黨務實，王船山《讀通鑑論》批評發人深省：「夫宣宗之於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貪自己。令狐綯父子黷貨於上，省寺相師而流及郡縣，塗飾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無所忌。唐之亡，宣宗亡之，豈待狡童繼起，始沉溺而莫挽哉？」

大中之治，或許稱「暫治」較合適，因「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船山語)。

「興德之亂」反映香港教育火速沉淪

屯門興德學校先被揭發以「影子學生」騙取教育局津貼，再爆出偽造文件、高壓管治 (校園安裝多個有錄音功能的閉路電視。教師強迫前往深圳派傳單，請病假需交 6 張餅卡或 300 元「慶祝自己病癒」。家長會討論校政問題被校長以「非法集會」中止) 等醜聞。儘管校長陳章萍聲淚俱下：「其實我都是受害者」，教協會長馮偉華指出，該校多位教師飽受精神困擾，陳猶如「土皇帝」。說真話抑或演戲，大家一目了然。

民主黨許智峯認為，「興德之亂」只是冰山一角，誠哉斯言！事實上，它反映香港教育在赤化日亟下火速沉淪，這才令人擔憂。

據報導，興德學校 2011 年曾面臨殺校危機，全賴陳積極北上招生，學校才得以繼續營運。因成功開拓生源，陳獲得鄉事派校董信任，即使以鐵腕手法治校、屢罵教職員，校董們仍然用「阿爸打仔，天公地道」為其辯解。

尤其甚者，14 名教師看不過眼投訴，2 人遭校方解僱，其餘 12 人接到不同程度的警告。沒參與投訴的教師，高調表明不想跟參與投訴的教師合作。有家長更舉牌表示不歡迎該批教師。「沉默派」、「敢言派」互相傾軋，陳竟未有居間調停，任由鬥爭持續。

只著重事功、要求對權威絕對服從、分黨分派搞內鬥，通通屬於中國人的醬缸文化。毒素直滲透到骨髓，還要弄虛作假，將一天課也未上過的小孩姓名置於學生名單「造數」，此和「大躍進」時期各地虛報糧食產量有何本質分別？

校長變暴君，教師變教員，受苦始終是學生。教育乃一門志業，奉勸各校長教師反躬自省，一言一行發乎良心，校董們則勿胡亂干涉學校內政，滋長專制獨裁而不自知！

張曉明的荒謬言論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覺得四名議員被 DQ 就是對「港獨」的沉重打擊。

第一，羅冠聰、姚松炎、劉小麗僅主張前途自決，前途自決非「港獨」。至於長毛，一直視自己為中國人，有大中華情意結，怎會是「港獨」？

第二，「港獨」背後是一種以香港為家、抗拒中共殖民的本土意識，觀乎中學本土關注組如雨後春筍，大專學生紛紛跟大中華切割，本土意識似並未消沉。然則「港獨」何曾受到沉重打擊？

他又說：「區域法院對旺角暴亂三名參與者，分別定罪量刑，公義得到伸張，法治得到有力維護。」

首先，1967 年暴動持續數月，造成不少死傷，親共人士尚且稱之為「事件」。何解只於初一凌晨發生、沒有太多人受傷的旺角「魚蛋革命」，竟被定性為「暴亂」？

其次，三名參與者兩人被判囚三年一人入教導所，六七暴動首領又「包圍總督府」又「土製菠蘿」，判監兩年，伸張公義？維護法治？司法淪為行政的婢僕，有強權無公理，法治向法管過渡，才是真相吧！

張最後表示，「過去五年香港經歷了一些爭論和較量，人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更全面、更準確、更深刻。」他相信「彩虹總在風雨後」。

原來 2012 年反國教已促使中共有意收窄香港自主空間。更全面、更準確、更深刻認識「一國兩制」，等於心甘情願接受中共做新殖民宗主，不再作任何反抗。個個都爭做奴隸而不以為恥，錢銀女人遭大陸權貴予取予攜，彩虹當然是彩虹，不屬於你香港人罷了！

會昌滅佛

「會昌滅佛」是唐武宗任內一件大事。

且說南北朝以來，佛寺林立。北朝君主俱為胡人，佛教又自印度傳入，他們因此禮遇沙門僧尼 (不用服徭役)，寺院內的田地亦無需向政府交稅。

不少人為逃避賦稅 / 不願服力役，皆投身佛門，久而久之，僧尼質素良莠不齊。尤有進者，政府稅收減少，公共建設無人擔當，經濟民生受損。

有見及此，北周武帝下令罷斥佛教，毀棄佛像，充公寺廟，勒令僧尼還俗，史稱「周武滅佛」。

到了唐代，歷任君主大力提倡佛教，令免稅、免徭役等特權死灰復燃。當時寺院的僧人越來越多，土地則不用納稅，嚴重影響唐室稅收，武宗遂於道士趙歸真等勸說下，決定「滅佛」。

會昌二年 (公元 842 年)，武宗勒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盡皆還俗，兼及行咒術、妖術者。另外，私人財產全數充公。僅長安一地，就有三千多人還俗，佛寺獨留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四寺。

兩年後，武宗敕令拆毀房 屋不滿二百間、無前代御匾的一切寺院、佛堂，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 (公元 845 年) 三月，敕令天下寺院不許建置莊園，且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四月，規定長安只留 4 座寺廟，每寺留僧 10 人，東京洛陽留 2 寺，節度使的首府共 34 州留 1 寺，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廟一律摧毀，僧尼皆令還俗，所有銅鑄的佛像、鐘磬銷熔鑄錢，鐵鑄的交本州銷鑄為農具。

《舊唐書》＜武宗本紀＞記載：「(八月)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一些還俗僧無法謀生，亡奔幽州，李德裕警告幽州勿讓僧人入境，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願意配合。

直至會昌六年 (公元 846 年)，武宗逝世，繼位的宣宗篤信佛教，「滅佛」才被廢止。

從佛教傳承、弘揚的角度看，「會昌滅佛」無疑帶來一沉重打擊。可是，從經濟民生的角度，大量僧尼還俗，寺廟土地與財富收歸國有，確實大大減輕了唐帝國的負擔，有助政權維持。

值得注意是，這次「滅佛」和西方天主教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刀」有著本質的不同。後者源於純粹宗教考慮，前者更多受經濟因素刺激 (所以西方開出宗教自由，中國沒有)。

還俗僧亡奔幽州也頗堪玩味，證明兩個中央 (一個在長安，一個在范陽) 的講法不無道理。

越讀中史，越難愛國

范婦人認為年青人不愛國 (指與中共一體的黨國) 因不懂中史。其實，越讀中史，越難愛國。

中共 1921 年創黨，政治能量欠奉，被迫暫寄於國民黨內以壯大自身。親善背後，鮑羅廷暗中行分化操縱之術，把國民黨分裂為左右派。國民黨工人部、農民部、組織部全由共黨分子把持。北伐進行得如火如荼，中共卻「拖後腿」，在武漢鬥地主，牽連不少國民黨將領親屬，同時高舉反帝國主義旗幟，令英、美等國反感，窒礙北伐。蔣介石無奈「清黨」(汪精衛未幾亦「分共」)，南昌、秋收等起義，實際是蘇俄指使的暴動，旨在顛覆政府，工農紅軍 (後來的解放軍) 亦是在這個背景下創建。

又中共建立初期，資金主要來自蘇共，聽其指揮。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因對蘇共部份意見有微言，立即被開除出黨。中共明顯為蘇共附庸矣！儘管井岡山會師、五次圍剿和反圍剿令中共逐漸邁向獨立自主，1942 年的延安整風造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為日後十年「文革」提供濫觴。

1949 年建政後，土改、反右、大飢荒、文革、六四......多少幸福家庭被鬥得支離破碎？多少知識分子被鬥得心灰意懶？多少無辜者枉死？以最近病逝的劉曉波為例，他有什麼錯？要求實現各種基本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就被判囚至死，愛國？怎麼愛？

懵然不知尚且可以聽著《義勇軍進行曲》、望著五星紅旗流眼淚，讚嘆國家發展欣欣向榮，深刻鑽研過，知道田漢 (《義勇軍進行曲》填詞人) 也曾受過批鬥，愛國真的很困難。

中共越來越專制獨裁

習近平在內蒙古閱兵，解放軍官兵一改以往的「首長好」為「主席好」，令外界質疑他有意在「十九大」改變中共集體領導體制，恢復 1982 年 9 月已撤銷的黨主席職位。

黨主席和黨總書記不同，美國之音 (VOA) 引述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的話指出，按照中共黨章規定，總書記只是政治局常委會召集人，地位和其他常委一樣，若投票的話，也只有一票；黨主席則是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按照以往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慣例，擁有一票否決權，可以拍板說了算的。而且若是改任黨主席，習還能順理成章地於「二十大」(2022 年) 後繼續掌權，不受兩屆任期限制。

早於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已提出「中國歷史傳統只存在『黨政分工』，不存在『黨政分開』。」偏偏「黨政分開」是鄧小平極力主張。在 1980 年 8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建議四項「必要的改革」，其中一項就是「黨政分開、黨不代政」。

習否定鄧既有「前科」，現在他要做黨主席，跟毛澤東並肩，絕對有可能 (當然，毛具革命建國功勳，習「冇咁大個頭」「戴咁大頂帽」會有什麼下場，值得關注)。

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認為，假如習設立黨主席，其或許會在修改黨章時拉長任期至 10 年，恢復到毛澤東時代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局面。

李氏猜測未免樂觀。毛澤東任黨主席直至逝世。10 年？仍是太短，終身制倒差不多。

這不禁讓人想起民國初年的袁世凱。

且說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增修《臨時約法》為《中國民國約法》，擴大自身權力。同時修改《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由 5 年增至 10 年，可無限期連任，並有權推薦總統候選人。

習今天所做的，與往昔袁所為者，是何等相似！袁未幾稱帝，面書專頁「東講西讀」揶揄習：「終國人喜歡皇帝，不如索性稱帝。稱帝後年號可以用崇禎、宣統，又或承繼袁世凱的中華帝國，用洪憲也很合適。」是有道理的。

習近平一步步獨攬大權，中國大陸的自由空氣卻一點點喪失。

據報導，卡通人物「小熊維尼」/「維尼熊」最近竟成為微信、微博禁用語，「小熊維尼友情系列」emoji 全被下架，原因是：主人公形象酷似中國國家領導人，內容有詆毀國家領導人之嫌。

從媒體「必須姓黨」到「空櫈」、「小熊維尼」變禁忌，專制獨裁似乎重臨。種種民主自由的期待，可以休矣！

中共正在開歷史倒車，向古老帝國過渡。「一國兩制」那廚前衛，那麼偉大，自然容不下 (莫忘記「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構想)。故此，左校校長蔡若蓮才獲委任做教育局副局長，工程師出身的運房局局長陳帆才會恬不知恥：「政府公佈一地兩檢方案便已等如公開諮詢」、「國家一直刻意照顧港人感受......港人福祉，算係好似母親對子女嘅照顧咁無微不至。」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出自宋真宗《勸學詩》，據傳此詩旨在勸勉男兒努力讀書，透過科舉出仕實現自己的夢想。

古聖先賢讀書，純粹為修養德性，未有涉及功利考慮。詩人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語無味。」算是把握到讀書的精髓。

讀書一旦為了做官，為了名成利就，其立即成為一手段，一工具。手段、工具達不到預期目的，即馬上失去意義，再無存在價值。西魏陷江陵時，梁元帝蕭繹感慨畢生藏書無法阻止兵臨城下，命舍人高善寶放火焚燒之，他留下一句話「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書本沒法令國家免於戰禍、長治久安就要被燒毀，梁元帝明顯不是「真讀書」。

讀書成就個人學識品行最佳，次一等也應該進入劉禹錫「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的境界，恬淡自在，從容遊走於各書本之間，享受那份難得的閒適。

把獲得錢銀女人作為讀書最終目的，這其實是侮辱了讀書本身。真宗以後，朝廷出現不少唯利是圖的奸臣，如蔡京、丁大全之流，《勸學詩》荼毒不可謂不深。

從中國歷史進程看，雖然真宗的勸勉有助建立一個服從於政府、服從於皇帝的文官集團，該文官集團卻多少有點「跪地餼豬乸」，無復唐初官員敢於頂撞皇帝的氣概。自宋迄明，中央集權進一步墮落為君主獨裁，具風骨氣節的一流人物，盡數在野講學，不願出仕為官，真宗對此委實難辭其咎。

時至今日，功利的讀書觀念仍舊揮之不去。讀書等於上課、進修，上課、進修是為了找到薪金高、福利好的工作。「真讀書」的滋味，恐怕曲高和寡了。

牛李黨爭

自唐憲宗開始，「牛李黨爭」即出現，持續了將近四十年。

元和三年 (公元 808 年)，長安舉行進士試。舉人牛僧孺 (隋代僕射牛弘的後代)、李宗閔等因詆毀時政，觸怒宰相李吉甫 (李德裕之父)。吉甫要求憲宗嚴懲兩人，牛僧孺、李宗閔最後未有被提拔。

消息傳出，朝野譁然，大臣們紛紛譴責李吉甫嫉妒賢能。憲宗只好貶吉甫為淮南節度使。自此朝中分成牛李兩黨，互相傾軋 (這段時間李德裕、牛僧孺尚未加入朝廷)。

穆宗即位，由錢徽主持新一屆進士試。錢乃牛黨人物，李宗閔之婿蘇巢登第，段文昌奏稱禮部貢舉不公，徇私舞弊。李德裕當時任職翰林學士，經過查證，發現段所言屬實，錢徽、李宗閔俱被貶外地，司馬光《資治通鑑》記曰：「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

陳寅恪分析牛李兩黨的階級屬性，認為：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南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牛李兩黨之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文宗大和三年 (公元 829 年)，李宗閔透過巴結宦官，當上宰相。他立即推薦牛僧孺。牛、李合力打擊李德裕，李被貶為西川 (今四川成都) 節度使。牛黨全盛。

大和五年 (公元 831 年)，李德裕擊潰吐蕃，收復維州，為牛僧孺所阻，未幾失掉。七年 (公元 833 年) 一度出任宰相，被李訓、鄭注等排擠，出為淮南節度使 (李宗閔入相)。

黨爭連年，令文宗有「去河北賊 (指河朔藩鎮) 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武宗，武宗用李德裕為相，貶謫牛黨人士，李黨得勢。到宣宗即位，因不滿德裕專橫，將之貶往崖州 (今海南)。隨著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先後去世，「牛李黨爭」亦告一段落。

李德裕曾說：「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目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准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舊唐書》)

進士出身的官員不熟悉實際事務，只知「工詩賦謀進取」，態度又輕浮，此或許是李黨痛惡牛黨的主因。有一鄭覃，甚至屢請罷開進士試，為文宗所婉拒：「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

李商隱得牛黨知遇之恩，卻娶李黨王茂元的閨女為妻，其終身飽受折騰，鬱鬱不得志。至於杜牧 (祖父是杜佑)，原本深受牛僧孺賞識，因牛黨失勢，李德裕不喜歡其風流倜儻、不拘小節的「浮薄」本色，遭受排擠，無所作為。

司徒拔走馬上任

1919 年 9 月 30 日，司徒拔 (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舊譯史塔士) 爵士正式履新，成為香港第 16 任總督。

司徒拔 1876 年出生於英格蘭牛津郡，父親威廉是牛津大學著名歷史教授，家世充滿人文氣息。他早年入讀拉德利公學 (Radley School)，後來憑獎學金入讀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 (Corpus Christi College)。在大學裡，司徒拔主修人文學科，取得一級榮譽學士。

和當下香港賤視文史哲無用迥異，人文學科在英國往往孕育出優秀政治人才，具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戰時，領導英國戰勝納粹德國的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在文學及歷史上均有極深造詣。戰後港督中，柏立基、麥理浩、衞奕信、彭定康四人，皆在大學主修歷史。

司徒拔豐富的人文素養，有助他日後駕馭複雜多變的政治局面。1900 年，司徒拔加入殖民地部，任職二級文書，負責監管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香港和錫蘭各殖民地發展。1907 年署理一級文書，至 1910 年正式出任一級文書。

未幾，他出訪馬來亞半島與香港，就外籍公務員薪俸水平進行調查。1912 年，司徒拔獲委任為西非土地委員會 (West African Lands Committee) 委員。

長期於白廳 (相當於中央政府) 工作，多少有點「離地」，即缺乏前線管治殖民地的經驗，此為司徒拔一大致命傷。儘管 1913 年被調到錫蘭出任輔政司 (期間屢次署任總督)，管治經驗始終稚嫩。1919 年殖民地部安排他接替身體狀況欠佳的梅含理出任港督，適逢香港內有搶米風潮，外須應付中國大陸北洋政府與廣州軍政府爭持角逐。這對司徒拔來說無疑是吃力的。司徒拔還要貫徹強硬作風，不易妥協，卒之釀成軒然大波。

司徒拔上任後，積極推動基礎建設發展。自從梅含理帶頭引進汽車，汽車日漸普及。港府大力開辟馬路 (1920 年建成通往新界的青山公路。1924 年建成通往石澳的石澳道，以及途經黃泥涌峽，通往淺水灣的淺水灣道)，交通顯著改善。

九龍汽車有限公司 (簡稱九巴)、中華汽車有限公司 (簡稱中巴) 在 1921 和 1923 年次第成立，香港開始出現公營巴士服務 (成立初期，九巴開辦 2 條路線：a. 尖沙咀←→深水埗 b. 油麻地←→九龍城，只有 9 輛巴士行走。1920 年代末，九巴接辦一條旺角至元朗的長途巴士線，成為首條服務新界路線。中巴方面，起初亦有經營九龍半島和新界的巴士服務。港府 1933 年實施巴士專營權，中巴獲得港島的，九龍及新界的則由九巴投得，自此中巴把重心集中在港島)。

司徒拔又在東區、北角七姊妹海傍進行大規模填海，且於 1923 年主持和平紀念碑揭幕儀式。和平紀念碑按照倫敦白廳的同款紀念碑仿製，用以紀念一戰陣亡將士。

他更提議興建英皇書院般含道校舍、為香港大學設立高達 100 萬港元的基金、宣布動工興建城門水塘 (為九龍提供足夠食水)。

順帶一提，從司徒拔起，港督譯名逐漸漢化，所謂「譯名以粵語為準，詞義務求雅馴精雕」(陳雲語)。殖民地部期望有關做法能令在港華人對港督有親切感，繼而願意認識及接受英國人統治。

開戰，然後呢？

蔡若蓮當教育局副局長，對香港教育界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

蔡出身的教聯會，成立於 1975 年，較教協遲兩年。按照中共慣常做法推敲，有民主黨就有民建聯與之抗衡，有黃絲就有藍絲與之抗衡，有港獨青年就有「不容分裂國家」的年長愛國者與之抗衡，教聯會極有可能是當年中共一手扶植，用作取締教協。蔡於教協萬人聯署反對下仍居高位，此舉等於給教協一記耳光。教協地位岌岌可危，中共奴化教育隨時上場。

教聯會轄下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2012 年曾出版「中國模式」教材，稱讚中共為「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該會理事鄧飛談「佔中」，視之為「犯法」，全不認同其屬「公民抗命」，語調與親共建制派相同。據聞蔡將肩負政治任務「教育青少年『我是中國人』概念，及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屆時中國歷史教育會變味變到何種程度，大家不難想像。

泛民因此視蔡當副局長為 (向民主派、向公民社會)「開戰」，林鄭卻顧左右而言他：「好難明白一個副局長的委任，提升到跟教育界開戰。」這也難怪，汪精衛怎能違逆日本皇軍的旨意呢？最可悲要算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自行物色？自行推薦？同流合污做幫兇，何苦？

真正的中國歷史教育，應該如新儒家學者徐復觀所講：「(發掘歷朝) 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從而證明「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盪出民主自由來，便永不會停止。」(＜良知的迷惘 - 錢穆先生的史學＞)

一味把南昌、秋收暴動美化成起義，八年抗戰改作十四年，宣稱中共是孫中山「最忠實繼承者」，習近平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此非教育，只是政治洗腦！政治洗腦是會產生恐怖後果的，1967 年「反帝反殖」、「鬥私批修」的教條主義式灌輸釀成大暴亂，北角小姊弟枉送性命，林彬被活活燒死，便是一例。

各位老師，你們敢冒著摔破飯碗的風險，本乎良知教育下一代真實認識中國嗎？

戰爭已經開始，你們選擇舉手投降抑或負隅頑抗，將嚴重影響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長。

請謹記，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甘露之變

唐文宗大和九年 (公元 835 年) 十一月，宮廷發生了一場政變，史稱「甘露之變」。

且說敬宗被宦官劉克明殺害後，宦官王守澄、梁守謙擁立敬宗弟李昂為帝，是為唐文宗。

文宗不滿宦官跋扈難制，與大臣李訓、鄭注密謀誅殺宦官。李、鄭皆獲王守澄推薦，宦官們因而未有察覺。

在李、鄭獻計下，文宗先殺死陳弘志，再利用仇士良架空王守澄。王守澄未幾獲賜死，仇士良越來越得寵。

不過，李、鄭二人開始爭功。李訓出身隴西李氏，乃肅宗宰相李揆的族孫，憲宗宰相李逢吉的堂侄，家世背景優厚。鄭注則出身卑賤。李訓被擢升為宰相，鄭注則被派往外地出任鳳翔節度使。一處中央，一在地方，名為裡應外合剷除宦官，實際卻有傳「俟誅內豎，即兼圖注。」(《舊唐書》)

李、鄭原本打算藉王守澄葬禮將宦官們一網打盡，豈知李不想讓鄭居功，竟聯合親信暗中招募士卒，提前行動。

文宗與百官在紫宸殿早朝，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夜生甘露，為祥瑞之兆。李訓等人勸文宗前往觀看。文宗到含元殿，命宰相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員前去視察，眾人回報那不是真甘露。

接著文宗派禁衛軍首領仇士良、魚志弘等前去查驗。仇士良抵達後，見韓約神色驚慌，滿頭大汗，知勢色不對。果然，李訓一早安排甲兵埋伏，河東軍亦前來支援。仇士良等立即返回含元殿劫持文宗。李訓一方面急呼金吾軍上前護駕，一方面拉住轎子不放阻止文宗被帶走。奈何事與願違，文宗終被劫走，僅少數宦官被殺。

仇士良派出神策軍 (即中央禁軍) 五百人進行反擊，不少大臣、甲兵遭砍殺。對事變一無所知的王涯，出逃後被捕，他聲稱此事為宰相 (指李訓) 相約謀反，意在改立鄭注為帝。其不久和舒元輿、賈餗等同被腰斬。

李、鄭一被捕殺，一為監軍張仲清設宴殺害。文宗勢孤力弱，只好承認王涯供詞，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雖宴享音伎雜陳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

宦官更加氣焰，文宗飽受欺凌。《通鑑》有以下一段：「上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可是，黃日初認為，文宗純粹講講晦氣話。事實上，他已提拔另一批宦官與仇士良抗衡，很快重振皇權，此後宦官仍可矯詔擁立新帝，卻無廢帝之權 (《唐代文宗武宗兩朝中樞政局探研》)。

昭宗天復三年 (公元 903 年)，朱溫大開殺戒，宦官專橫始告平息。沒多久，朱溫就篡唐自立了。

香港不再美麗

教協發動萬人聯署反對「國教推手」蔡若蓮出任教育局副局長，結果呢？港共照舊起用她，一意孤行，不聽民意。

專制政府的本質越見突出，所謂聽取年青人聲音，原來年青人是指張曼莉、馮海容、楊寶蓮之流。

張年紀最輕，現為物業發展及投資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助理及行政辦公室經理。馮在一間國際公共關係顧問公司任職，屬「民主思路」成員。楊是女拔萃舊生、2003 年會考 10A 女狀元，持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位，於老董的「團結香港基金」擔任高級研究員。

親建制的年青精英，港共才向他們招手，敢問沒有進入大學、每月為數千元月薪「捱騾仔」的年青人，港共理會過他們麼？背負著沉重 grant loan、只有萬餘元收入的大學畢業生，港共又急他們所急麼？

一味精英至上，上車、談戀愛、社交消遣，盡數變成精英的專利。當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社會將進一步撕裂。而港共的「精英主義」思維則是未來禍亂的助燃劑。

港共與民為敵，不斷製造特權階級，偏偏新生代不爭氣，相率為五斗米折腰！

浸大調查發現，受訪的八大院校學生中，近七成有意報考公務員。報考原因包括：公務員有「較高薪酬待遇」、「工作性質穩定」等。

目前是什麼形勢！港共是什麼樣相的政權！為求一己安逸，甘願同流合污，埋沒良知，值得不值得？

有傳吳璟儁和蘇敬恆亦獲任命為政治助理，二人從事新聞傳播行業，理應繼續不偏不倚監督及批評港共各項施政。加入「熱廚房」，無異於自甘墮落，跟隨當權者步伐起舞，可哀可憐！

三年前，有人專程辭工走上街頭佔領，有學生在佔領區溫習做功課不願離開，有海外華僑特別返港支持......那時的香港很美，因為大家 (尤其年青人) 都不願做現實的奴隸，大家都懷有崇高的理想。

三年後的今天，香港不美了，大家都接受現實，或移民，或自私，或沉默。

見證過港人人性的光輝，現在種種荒誕醜陋，份外使我心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