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

琢磨別人的心思的人從來都不是幸福的人

馬可・奧理略 (Marcus Aurelius)《沉思錄》(Meditations) 有一段話:「絕不要去猜測別人的心裡在想什麼,琢磨別人的心思的人從來都不是幸福的人。每個人都應該關注自己的內心的所思所想,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是很可悲可嘆的。」

馬可・奧理略是羅馬帝國第十六任皇帝,也是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的美譽。

斯多噶派篤信泛神論,強調神、人和自然世界是統一的整體,反對任何形式的二元對立,如精神世界 VS 物質世界、靈魂 VS 肉體、理性 VS 非理性。神是宇宙靈魂和智慧,其理性滲透整個宇宙。個體小我必須依照自然 (宇宙運行的律則,受理性支配) 生活,愛人如己,與整個大自然合而為一。

《沉思錄》是馬可・奧理略的一部反省筆記、一部個人思想散文集,主要思考人生倫理問題,兼及自然哲學,共十二卷。

為何不要去猜測別人的心思?因你永遠不可能是別人「肚入面條蟲」,用惠施的話,就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夾硬做不可能的事,苦苦揣摩,快樂不再,哪會有幸福?

只有自己的心思,自己最清楚。你的 Mr Right Mrs Right 再知你的心思,都不及你知的通透。那麼,為何不先關注自己內心的所思所想?陸象山說:「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汲汲於琢磨別人心思是支離,只有傾聽自己內心的吶喊才是易簡。

著名作家李怡先生說:「到了我這年紀,我的心境是不介意別人怎樣講我,不介意別人怎樣看我,最要緊的是,我自己怎樣看我自己。因為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是不是一直忠於自己,不扭曲自己,憑着自己的知識和良知寫文章,做人,任事,自己最知道。」( <最要緊自己怎樣看自己> )

李怡的領悟,可謂跟馬可・奧理略一致。

男子組合 C Allstar《無懼》有幾句歌詞:「 別怕攻得不對,守得不對,會失去誰,來吧我們以堅忍戰勝畏懼。」

人很多時琢磨別人的心思,無非是想別人喜歡自己、重用自己、對自己有好印象。其實,人家喜不喜歡你、重不重用你,並非你可以左右。做好本分,堅忍無懼的面對,就可以。而做好本分,堅忍無懼的前提是:你知道你自己。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教聯會的奇談怪論

越來越多大專院校及中學在網上發起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指出,不排除有人故意利用兩三個校友發起學生動員,再進行議題炒作,掀起政治巨浪。他說:「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強烈反對有人將一己的政治訴求帶入校園,企圖利用師生作政治表態,嚴重破壞校園安寧。」

第一,「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是一個很錯的觀念,至少不符合中國傳統對教育的理解。儒家孔孟教人本乎良心做人講說話,良心不只表現於家庭生活,更表現於社會大群、大是大非上。自東漢起,接受教育的士人普遍積極參與政治。以郭泰、賈彪為首的太學生三萬餘人,有見於戚宦相爭,聚集起來主持「清議」,臧否人物。「靖康之難」前夕,太學生陳東等人聯名上書宋欽宗,要求嚴懲以蔡京爲首的「北宋六賊」。明末東林黨人,面對魏忠賢的閹黨,毫無懼色。孫中山說:「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激起人心,蕩滌現實政治的污穢,以學統匡正政統,焉能謂「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順帶一提,「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屬英殖時期的順民教育,旨在降低管治成本。不過,自八十年代起,情況已有轉變,《蚌的啟示》就是叫新一代多聽多望,關心政治,關心社會)?

第二,「利用兩三個校友發起學生動員,再進行議題炒作」、「有人將一己的政治訴求帶入校園」云云,全屬未經證實的陰謀論。猜想揣測怎可被看作事實?我們似乎更應該想,接二連三有不同院校表態反對,是否反映出修訂《逃犯條例》確實存有問題?致使中學師生都看不過眼?

教聯會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反對派沒有辦法在成年人中動員到足夠的人,所以才把「黑手」指向中學生、大學生。他又說:「反對派的根本目的是跟著美國、做圍堵中國的工具,以及為自己的下次選舉做動員,希望在氣勢上挫敗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要把政治的黑手指向我們的孩子。」

教聯會是什麼貨色,從鄧飛的話一目了然。香港人甚少會講「勾結美帝,圍堵中國」一類話語,這是中共外交部的官方說辭,有時亦見於葉國華一類親共左派的口中。「跟著美國、做圍堵中國的工具」是一個證據,證明鄧飛親共!教聯會是親共組織!什麼「不要把政治的黑手指向我們的孩子」,看似大義凜然,實則包藏禍心,等於叫老師校長不要就修例表態,也阻止學生就修例表態,這還有什麼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可言?教育不是淪為一群大奴隸馴養一群小奴隸嗎?

「呼籲教師緊守崗位,發揮專業精神」,是奴隸精神吧!「以理性持平的態度看待修例,並教導學生多角度探究修例的利弊」,立場是定好了的,修例值得支持,請問老師校長可以如何「理性持平」?「多角度探究修例的利弊」實際是為修例曲說回護。表面冠冕堂皇扮開明,背後迫人乖乖就範,否則小心飯碗,表裡不一,正好體現中共本色。

中共最愛另造一新組織以跟原來的組織相抗衡,繼而取彼而代之。二十年代黃埔軍校有「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對壘,今天則有教聯跟教協對壘。

教聯諸君的言論如何違逆中國傳統文化、袒護共黨、故作中立,已如上述。刻下想起東林黨領袖顧憲成撰寫的千古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真正的教育理應如此!僅以此名聯與各大專院校及中學師生共勉,拒絕奴化,堅持就自己所相信的表態。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駁宋如安謬論,兼談「林鄭幾時死?」

中國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今天 (5 月 27 日) 在吹風會上大放厥辭:

「反對派有部署和計劃地『造謠』、『煽動』、『捏造』、『誇大』,跑到外國要求外力介入,又向本地外媒誤導修例」

第一,閣下是否有真憑實據證明反對派在有部署和計劃地「造謠」、「煽動」、「捏造」、「誇大」?以推論代替觀察,以猜想代替認識,不代表這就是事實。

第二,當商界表示憂慮,連拔萃舊生都要出來聯署反對,反對派「造謠」、「煽動」、「捏造」、「誇大」有那麼成功?人是有理性的,懂得判別是非,反對修訂更似是大家理性思考的共識。本地外媒反對修訂,也是基於客觀事實作合理判斷。

第三,現有途徑無法迫使中共及其傀儡撤回修訂,尋找外國協助有何不可?難道只准彼關門打狗,不許我找救兵?

「政府過去幾年很不容易做了些事,社會較和諧,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目的是再挑起撕裂,阻撓政府發展經濟,在選舉取得好處......修例已得到越來越多港人支持,你們可多看《文匯報》、《大公報》,不要只看 Apple (蘋果日報)」

這番話更加可笑。敢問港共做了什麼事令社會和諧呢?人民不上街,是覺得上街無用!遊行示威集會無用!無力感過重,關港共什麼事!

反對派是否要在選舉取得好處,暫且按下不表。可是,叫外媒多看《文匯報》、《大公報》就會知道修例已得到越來越多港人支持?彼知不知道《文匯報》、《大公報》在香港報攤銷量極其低,只有親中機構會集體訂購?還有,<搞「獨」也搞女人,陳浩天踏三船>、<與「癲狗」罵戰為新「獨」黨宣傳>,淪落到做狗仔隊,彼叫外媒多看,教外媒情何以堪?

宋更提到修例可解決銅鑼灣書店案、肖建華案,變相承認李波、肖建華是被中共捉走。

「要移交案例將不能避免,如每次噪幾個月,怎能集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有多元聲音竟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阻礙,此完全違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邏輯。

宋如安的話,不值一哂。反而,林鄭的政治壽命,值得關注,用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別出心裁的提問方式,就是「林鄭究竟幾時死?」

林鄭和王志民「行埋」,眾所周知。可是,大埔慈山寺開光典禮上,林鄭罕有地不跟王志民握手,隱然有自主之意。

5 月 9 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時,林鄭說:「既然李家超局長用了『鴕鳥』兩個字,我都不得不撐李家超局長。」暗示過去三任特首失職,自己積極有為,堵塞漏洞。偏偏三任特首中董建華、梁振英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強推《逃犯 (修訂) 條例》,弄得「一鑊泡」,始終無法爭取商界支持,結果要西環出手。

新近則有採納葉劉「特區政府應該和德國嚴正交涉」的建言,5 月 24 日主動約見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表示強烈反對,忘記了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而且《基本法》第十三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有「僭越」之嫌。

目中無人,不可一世,好打得,是很厲害。可惜在中國人的世界玩政治,沉潛內斂,知所進退,更為重要。林鄭不諳此道,恐怕命不久矣!

2019年5月26日 星期日

如果正義不復存在,政府將是一大幫強盜

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在《上帝之城》(City of God) 說過一句話:「如果正義不復存在,政府將是一大幫強盜,而當一個國家不再需要正義時,那麼一幫強盜就是一個小國家。」

奧古斯丁公元 354 年生於北非。十三歲學習雄辯術,十七歲赴迦太基學習修辭學。少年時的奧古斯丁,才華洋溢,放蕩不羈。

十九歲,奧古斯丁受西塞羅 (Cicero) 影響,開始傾向摩尼教善惡二元論信仰。二十歲完成學業,二十二歲在迦太基教授雄辯術,二十六歲撰寫第一篇論文,二十九歲與摩尼教祭司作神學辯論,未幾改信新柏拉圖主義 (由普羅丁開創的哲學派別,主張所有存在皆來自太一),放棄摩尼教。

三十歲是奧古斯丁的人生轉捩點。他跟米蘭主教安波羅修 (Ambrose) 學習基督教信仰及神學,並與同居十多年的情人分手,跟小他十八歲的少女訂婚。三十二歲,奧古斯丁對前半生懺悔,次年受洗。激發他克服猶豫而下定決心加入基督教者,一是為他流淚禱告達三十一年之久的母親莫妮卡,一是安波羅修。

奧古斯丁徹底的悔改,三十四歲回到非洲過修道生活,四十二歲任北非希坡 (Hippo) 主教。七十五歲離世,撰有《懺悔錄》、《上帝之城》等。

「正義」相當於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 正當性 (legitimacy)。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 正當性,古時訴諸於上帝,所謂「君權神授」、「天命所歸」,現代則訴諸於民意,是老百姓共識的結果。如果人民拒絕賦予現存國家合法性,而現有政府仍舊運用其國家機器 (軍隊、警察) 欺壓、剝削人民,現有政府即與以力假人的惡霸強盜無本質的分別,人民有權利推翻政府。

至於有朝一日,全世界都不講究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 正當性,只講權、勢、以暴易暴,建立國家,只需有槍有炮,一幫強盜自然可以成就出一個小國家了。屆時,政治倫理、政治道德將不復存在。然而,問題是,一幫強盜建立國家,多少有點不妥吧,奧古斯丁其實是想反證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 正當性之必要,政治倫理、政治道德之必要。

中共建政快將七十年,它能奪得大陸,並未獲人民一致同意 (不少人南逃香港、渡海遷台可知),全賴蘇聯的經濟軍事支持,以及抗戰後國府之疲憊。一個合法性 / 正當性存疑的政權,鬥地主、鬥知識分子、殺學生,如斯政府,已較強盜更過份。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豈料未至 2047,就已經大變特變,「送中」在即。背信棄義,食言反悔,還敢去責難文明的德國本乎「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收容政治難民?害羞不害羞?

聖奧古斯丁的話,後來被進一步發揮,闡述成「公民不服從」、「政治的道德」等概念,對西方政治發展影響深遠。

2019年5月25日 星期六

別打嘴炮,有種亮劍

黃台仰、李東昇獲德國難民庇護,林鄭馬上跑出來向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表示強烈反對。一個特別行政區最高首長,去質疑一個國家批出的難民庇護申請,是否恰當已頗成問題 (阿基諾三世曾經揶揄曾蔭權直接打電話給他,猶如菲律賓某個省長試圖致電美國總統)。最好笑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竟一口咬定德方有缺失,指不知道德方為何會給予兩名違法人士難民資格。行政長官尚且未夠班,警務處處長「算老幾」?

林鄭說:

「(旺角) 暴亂事件的事實,其實是很容易找到,而每一個當局,不論你是入境當局或難民審批當局,都要基於事實來作決定。我看不到這件事有否經過這個階段,即是說按事實來作一個評估。」

又說:

「無論是當時發生的事、八十位警務人員受傷、令香港市民震驚,以至法庭先後的裁決,都認為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所以判了入獄。」

單憑以上的話,德國就應該給予黃、李難民庇護。

坊間不少學者、評論人屢次指出,假如六七暴動的級數才算暴動 (即持續日數、死傷人數與六七暴動同),當年的旺角黑夜極其量是「事件」,勉強叫「騷亂」。怎可定性為「暴亂」呢?況且,持續不夠一日的旺角事件,如何令「八十位警務人員受傷、令香港市民震驚」?這不是大話麼?法庭堅持旺角事件是「暴亂」,縱使不是司法真的不獨立,亦令人懷疑司法可能不獨立。香港的司法可能不獨立,可能跟行政有機結合,德國基於人道立場給予可能的政治犯庇護,有什麼問題?有什麼不基於事實?

退一萬步,就算德國庇護黃、李果真不當,其初衷是「憂慮香港反對派政治空間收窄」,其憂慮有沒有道理呢?新近有消息指盧偉聰正在評估「反送中」遊行的風險,「期望下半年使用水炮車,現時正在訓練和編寫操作手冊,未肯定 6 月 9 日能否出動」。有網友說得好:「『期望』用水炮車?咩心態嚟?」當政府一心與民為敵,逆民意而行,反對派還有什麼政治空間?德國的憂慮合情合理。

一群不夠格的木偶傀儡安敢造次?背後原來恃著有「阿爺」撐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稿敦促德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切實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認清錯誤,改弦易轍,不得縱容和包庇犯罪分子,不得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這才是林鄭、盧偉聰趾高氣揚的關鍵。

不過,筆者不禁有一疑問,假如德國不收回有關決定,也不打算把二人送港或送中,「阿爺」是否敢於「亮劍」?用軍事壓力、經濟壓力恫嚇德方交人?習近平說解放軍要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又說要洗雪「民族百年恥辱」,「亮劍」是時候了,敢不敢?

黃、李風波甚囂塵上,歐盟向林鄭發出外交照會,抗議修訂逃犯條例,林鄭態度一貫的傲慢:「對方僅作立場宣示,未有提及具體擔憂和意見」。

柒婆的嘴臉,令人想起意氣風發的江青,也令人想起百多年前暴跳如雷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向八國宣戰,終於招惹聯軍入北京,簽下「賠到褲甩」的《辛丑和約》,柒婆及其宗主有汲取歷史教訓麼?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伊壁鳩魯 (Epicurus) 有一句名言「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伊壁鳩魯公元前 341 年生於薩摩斯島,父母親都是雅典人。十八歲搬至雅典,之後到過小亞細亞,並在那裡受德謨克利特哲學影響,公元前 307 年在雅典開宗立派,弘揚快樂主義及原子論。

伊壁鳩魯認為,最大的善來自快樂,沒有快樂就沒有善。快樂可分為肉體上的快樂、精神上的快樂,又可分為動態的快樂、靜態的快樂。我們滿足一自然欲望時所產生的快樂,如享用美食時的快樂,屬肉體上的快樂、動態的快樂。我們滿足一自然欲望後所得到的平靜之樂,如飽餐一頓後的快樂,屬精神上的快樂、靜態的快樂。而精神上的快樂、靜態的快樂具優先地位,凌駕於肉體上的快樂、動態的快樂。換言之,享樂不等於縱欲。

人在考慮應否做一行為時,除了要審視它能帶來多少肉體上的快樂、動態的快樂,還要顧及其可否帶來精神上的快樂、靜態的快樂。後者是更大、更持久、更強烈的快樂。伊壁鳩魯因此建議人去結交朋友、欣賞藝術、節制欲望,以維持心境的平和,避免受任何痛苦折磨。

另外,他篤信原子論,主張人死後,靈魂原子離肉體而去,四處飛散,故人死後並無生命。「死亡和我們沒有關係,因為只要我們存在一天,死亡就不會來臨,而死亡來臨時,我們也不再存在了。」世人對死亡恐懼,更多是對死亡本身的無知,是非理性的。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因為

(1) 死者已無法感知死之可怖 (假設死是可怖的話);

(2) 死者生前種種言行,有在生者為其保存、整理、紀錄,雖死猶生。

死是生者的不幸,因為

(a) 死提醒在生者生命是有限的,別再無了期浪費生命,這對天天浪費生命的在生者有痛感;

(b) 死令在生者要承受更多情緒上、經濟上乃至學問上的重擔,少了個可分享的對象;

(c) 死令在生者容易陷溺執迷於過去,無法走出陰霾,邁步未來;

(d) 在生者昔日種種言行,皆隨死者的離世而煙消雲散,少了個人在自己離世後回憶自己,雖生猶死。

孔門最得意的弟子為顏淵,孔子曾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對他高度讚賞。

顏淵亦很敬愛老師,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淵後來「短命死矣」,孔子大呼:「天喪予 (我)!天喪予 (我)!」慨嘆自己平生所學再無人能傳承下去 (「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便是「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的具體例子。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真正的悲傷是在喪失了他慣於享受的東西後才會被感覺到的

談希羅多德時,我們提到過修昔底德 (Thucydides)。

修昔底德,雅典人,古希臘歷史學家、文學家。他以嚴謹搜集史料、冷峻樸實的具體敍述,以及客觀分析因果關係見稱,開「歷史科學」的先河。另外,他亦是政治學中現實主義的創始人,強調個體的政治行為與其所引起的國際政治關係,俱建基於恐懼感情與自我利益之上,並受二者調整。代表作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共八卷一百多萬字。

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修昔底德才三十歲。他目睹戰爭對希臘世界造成的影響、雅典等城邦在戰爭前後的成敗興衰變化過程,決定將之化成文字紀錄。有別於希羅多德頌揚雅典民主 (視民主政治為雅典能在希波戰爭中取勝的主要原因)、批判專制獨裁,修昔底德集中論述雅典民主政治縱容了幾個可惡的政客,這些政客們卒之為了自己的私利,把整個希臘民族帶到戰火災難中。

不過,他並未否定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則,說:「我們的政體之所以稱為民主政體,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政府是為了多數人,而不是為了少數人。我們的法律,在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無所偏私;儘管人們的社會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選拔某人擔任公職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他的階級出身,而是看他有沒有真才實學。任何人,只要他對國家有所貢獻,決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我們在政治上享有的這種民主自由,也廣泛地體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分析,成就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即「使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實力的增長和因此而起的斯巴達的恐懼」,由此進一步引申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納粹德國在二戰時挑戰英國,軍國日本希望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都屬於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他復說:「古往今來,人就是人,有不變的人性。因此,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在未來會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複出現。」用永恆的「人性」來解釋歷史發展。黑格爾「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跟修昔底德此句有異曲同工之妙。

修昔底德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一個人不會因為缺少了他經驗中所沒有享受過的好事而感到悲傷,真正的悲傷是在喪失了他慣於享受的東西後才會被感覺到的。」

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不會因缺少父愛母愛而痛哭流涕,其已習慣天生天養。同樣道理,一個從未去過旅行、環遊過世界的人,不會因無法去旅行而深感苦惱,其從未享受過旅遊的樂趣。只有長期接受父母照顧哺育的人,才會對父母的突然離世感到不適應,繼而傷痛欲絕。只有習慣到處遊歷的人,才會對無法外遊十分在意、介懷。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也。

老子提倡「少私寡欲」,就是教人別去習慣享受某一東西。習慣了就會依戀,依戀過份就會沉迷,沉迷而有日得不到,即生痛苦。要擺脫悲傷苦痛,唯有從根源上杜絕之,別無他法。

當然,有人可能覺得,這些悲傷苦痛是成長的印記、標誌,反映自己有經歷、有過去,十分珍貴。然則老子之言亦不一定需要依從。

2019年5月22日 星期三

人類種種傷心事中,最可惡的,莫過於知道真相卻無從改變現實

希羅多德 (Herodotus) 說過:「人類種種傷心事中,最可惡的,莫過於知道真相卻無從改變現實。」

希羅多德,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人稱「歷史之父」。他生於小亞細亞西南一座城市,因一次政變失敗,被迫流放。三十歲左右,他作了一次大遊歷,向北走到黑海北岸,向南到達埃及最南端,向東至兩河流域下游一帶,向西抵達意大利半島和西西里島。每到一處,希羅多德就考察當地地理環境,了解風土人情,聆聽種種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所累積的點點滴滴,後來成為《歷史》(Histories) 的素材。

《歷史》共九卷。第一至第五卷的第二十八章敍述西亞、北非及希臘諸地區之歷史、地理及民族習俗、風土人情。由第五卷第二十九章起,主要敍述波斯人和希臘人數十年的戰爭。《歷史》最後未完稿,希羅多德就撒手人寰了。

希羅多德在書的開首說,《歷史》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旨在「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由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為了使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贊歎的豐功偉績不致失去它們的光彩,特別是為了把他們發生紛爭的原因給記載下來」。

近代史學家湯普森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讚揚《歷史》辭藻優美:「他 (希羅多德) 保持了詩歌的樸素、自然和魅力。他不但是一位歷史家而且是一位詩人。他以愛奧尼亞方言從事寫作;他的詞匯清簡潔,字裡行間富有宗教色彩和詩意。他的文筆流暢、親切而優雅。」

不過,傾向用科學態度治史、對史料搜集和因果分析採取嚴謹態度的修昔底德 (Thucydides) 認為:「(《歷史》) 所關心的不在於說出事情的真相而在於引起聽眾的興趣,他們的可靠性是經不起檢查的;他的的題材,由於時間的遙遠,迷失於不可信的神話境界中。」對希羅多德及《歷史》獲得極高評價不以為然。

人一生難免遇到不同的傷心事,得不到好成績,被師長責罵、和朋友爭吵......然而,這些傷心事都是可以彌補的。多些溫習、盡力討師長歡心、跟朋友和好如初......傷心的感覺即慢慢被快樂取代。

只有一種情況下,傷心永遠揮之不去。你知道那人是你唯一最愛而你已失去了她,你知道那次是唯一可以出人頭地的機會而你已錯過了,你知道秦始皇坑儒的實際人數而你已阻止不到他坑儒,你知道中英談判至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而你已避免不到香港遭赤共宰割......

知道真相卻無從改變現實,這是人類的局限,人類的無奈。有人覺得讀歷史無用,持的亦是此一理由。

希羅多德另有「上帝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擁有巨富往往是一種不幸。只擁有中庸之財者幸福無邊」、「世界上沒有比一個既真誠又聰明的朋友更可寶貴的了」等佳句,都是啟人深思的。

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

阮籍內心之苦悶

《晉書・阮籍傳》有這麼一條:「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獨自一人任意駕駛,可視作特立獨行。不依尋常使用的徑路,也算是一種自由的表現。何解「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難道阮籍恐懼迷路恐懼到「慟哭」?當然不是,阮籍「慟哭」甚至獨自不由徑路駕車,背後涉及一種難以言喻的鬱結。

先從阮籍的身世說起。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赫赫有名。除了他,有資格充當士人群體的領袖者唯嵇康。可惜嵇康「性烈才雋」、「直性狹中」,對司馬氏專權有微言,司馬氏一方面要拉攏士人群體支持其篡位,一方面不能讓士人群體成為窒礙其篡位的阻力,嵇康做士人群體的領袖顯然不合適,所以借故殺之,代之以阮籍。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有以下一段分析:

「阮籍的行為雖有悖於名教,任誕不羈,但那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上,對政治上的是非無所訴論,對當時的人物無所臧否,他對政權實無害處。名聲甚大而於政權並無妨礙,殺了既於當政者無所裨益,且蒙殘害名士之惡名。從這裡我們或者可以窺見司馬昭保護阮籍的用心所在……如果司馬氏把名士群體完全排斥於這個政權之外.把它當作敵對力量加以消滅,這不僅在當時是做不到的,而且對政權的鞏固極為不利。阮籍作為名士群體的重要代表人物,受到特別的保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司馬氏之所以要保住阮籍,正如羅氏所講。

問題是,阮籍本人根本不想進入司馬氏集團,此從他借大醉拒絕司馬昭求婚可見一斑。

另外,鍾會屢次試探、何曾對其攻擊,令阮籍明白司馬氏對自己的保護並非必然。司馬氏可隨時對他動殺機,使他變成下一個嵇康。笑臉背後,是危機四伏。恭維尊重背後,是殺機處處。身處如斯境地,又不能離開 (他曾被曹爽召用,是極具名望的大名士,無法像陶淵明那樣隱居),遂只好借酒醉度日,故有任步兵校尉的舉措。

《詠懷詩》有「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豈為誇與名,憔悴使心備」、「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等,可以看出阮籍想掙脫名氣束縛,擺脫司馬氏制肘,卻苦無辦法。他寫《為鄭沖勸晉王箋》,某程度上是迫不得已,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天天膽顫心驚,必須用酒來麻醉。做著違逆心志的事,竟離開無期。生命短促,他知道,他不應浪費,奈何知道要不浪費又如何?最後仍是被迫要浪費,被迫在隨時遭殺害的處境下生存。儘管「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嘯歌,酣放自若」(《世說新語・簡傲》),阮籍是不快樂的,是擔驚受怕的。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是為了散心,而「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正是平時壓抑的、累積的情緒的總爆發。依此看來,阮籍心理其實極不健康。

加上他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無常」特別敏感,看不透友誼的無常、愛情的無常、身家性命的無常、富貴的無常、名譽的無常......(馮沅君、陸侃如《中國詩史》),這令他內心苦上加苦。

孫明君<阮籍與司馬氏集團之關係辨析>有以下一段:

「在阮籍的世界裡,現實是醜惡的,禮法之士是虛偽的;政治是殘忍的,名士少有全者。人生是短促的,生命也是痛苦的,生命中沒有屬於個體的自由。阮籍胸中的『塊壘』巨大無比。他的痛苦其實不完全是司馬氏集團造成的,其中也包括生命本然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陰謀,仕途的險惡都構成了生命的憂患意識。阮籍沒有別的選擇,所以阮籍在遊戲人生,但其中孕育著真情。在曠達的外表下,他的內心至為痛苦。『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不知道人生的路在何方?不知道生命的價值在哪裡?想去的地方無法到達,不想回的地方不得不回,除了放聲大哭,淚眼問天,還有什麼辦法?」

阮籍泉下有知,該為千百年後有人知己而高興吧!

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親共人士的冷血涼薄 - 從曹永廉「希望佢快啲香」留言說起

黃之鋒入獄,面書帳號「曹永廉」留言:「希望佢快啲香 (死亡)」。此曹永廉是不是大家熟悉的那個曹永廉,不得而知。不過,根據曹永廉昔日言論,「被佔中影響的市民,到現在可能家庭破裂,一無所有,呢個判決公平嗎?法治已死!」、「(戴耀廷) 正仆街」、「佔中者不代表我們」,對黃之鋒口出惡言極有可能就是那個大家熟悉的曹永廉。

曹、黃理應素不相識,黃在歲數上更要比曹年輕一大截,曹作為長輩,不是應該厚道些嗎?純粹因為黃支持佔中,政治意見跟自己迥異,就落井下石,詛咒人「快啲香」,這是文明社會公民的表現嗎?這是對多元意見的尊重嗎?只怕連基本的同情心、同理心都講不上有,竊以為這是建制派及其支持者的通病。

還記得反港獨集會上何君堯的「殺無赦」、曾樹和的「必須殺」嗎?假設「港獨」真是錯誤觀念,篤信一個錯誤觀念也不至於要被人殺死吧!更何況「港獨」根本未被證明錯誤。同理,你從後果上反對「佔中」,沒問題,但總不能認為從理念上支持「佔中」的人全部抵死,欲除之而後快吧!你是人,他們也是人啊!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是可貴的,「希望佢快啲香」,一個人要立怎樣一個歹心,才可把這類話語說得出口?

不只曹永廉、何君堯、曾樹和,有網民趁六四周年紀念快將到來,翻出已故民建聯主席馬力 2007 年說的話:「如果要屠城,嗰四千人 (學生) 應該死晒」、「咁咪搵隻豬去試吓係咪會變肉餅囉!」愛國導演高志森 2018 年亦說:「沒有鄧小平先生當年的果斷平亂,就沒有今日中西的繁榮昌盛!這是八九六四最需要『平反』的一點。」這些人都是親共的,是建制支持者,何等冷血!何等涼薄!只怕孔孟再世,也要大罵不仁!

政治制度未建立,可以重頭建起。經濟問題未解決,可以條分縷析,找出病源根治。即使官民矛盾,也可以透過理性溝通疏導。可是,凡此種種,都必須依靠人。假如人心術不正,冷酷無情,刻薄寡恩,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化身,想置另一班和自己不同的人於死地,坦白說,做什麼都不會成功,因根基壞透也。

中國儒家看到心術的重要,所以大講「存心養性」、「正心誠意」,看似迂腐,實則高明。曹、何、曾、馬跡近極端主義的言論,都是心術不正的產物,這群人支持共產黨,共產黨是什麼貨色,能否繼承中華文化,大家一目了然。難怪牟宗三、余英時終身反共。

心術正,對人有同理心、同情心,常存真誠惻怛的不忍之情,才會尊重其他人的意見、生活態度,文明的公民社會才能夠建立。胡適晚年有「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的說法,就是因為有這一番覺悟。

如果香港人一個一個鐵石心腸,妄自尊大,喜歡自以為是,落井下石,香港自行毀滅是遲早的事。

2019年5月19日 星期日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是亞里士多德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對真理的追求凌駕於對師長的敬仰之情,這是西方文化獨有。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弟子,柏氏認為有抽象的理型世界存在,亞氏反對,指理型不過是對種種具體事物的歸納的結果。著名壁畫《雅典學院》,柏氏指天而亞氏指地,正好展現二人思想分歧。二人又並肩而行,反映其在哲學史的地位不相伯仲。何以亞氏能具有和老師同等地位?因其能不跟隨老師的腳跟轉,有自己對真理的另一種看法也。

中國傳統儒家講究師道,對真理的追求難免有所壓抑。已故台灣思想史家韋政通回憶跟新儒學大師牟宗三交往的往事時提到:「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面的事,只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裡,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 (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異端的勇氣》) 可謂點出中國文化的破綻。

韋政通原本師從牟宗三,立志弘揚儒學,因在思想上逐漸傾向自由主義、發現儒家的理論缺陷,加上愛上一有夫之婦、不願聽從牟宗三建議「趕快、立刻斷掉」,遂脫離師門,走自己的路。他說:「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同上)。換言之,韋政通成就出屬於自己的無悔的人生,多得亞氏的名言。

胡適說:「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不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不被孔丘、朱熹、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即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有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覺悟,才能成就出真正獨立的學術、真正獨立的言論、真正獨立的思想,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方得以可能。

奈何學術界常存門戶之見,如果還有「聽黨話跟黨走」纏夾其中,此對真理的追求無礙構成窒礙。錢穆晚年呼籲要摒棄門戶之見,陳寅恪堅持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都是發人深省的。

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

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乃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 (Socrates) 的名言,出自柏拉圖 (Plato) <申辯錄> (Apology)。

人生充斥著選擇,選擇很多時受自然情感及欲望衝動所左右,人於是淪為自然情感及欲望衝動的奴隸。近日看到一則新聞,29 歲無業男子對 23 歲年輕「女神」「起痰」,屢次求愛不遂,竟萌生強姦念頭,「女神」最後因姦成孕需流產,對男子恨之入骨。這是典型的本乎欲望衝動行事,猶如禽獸。另外,一些父母把自己忿怒的情緒發泄在子女身上,未有考慮到子女肉體及精神上受傷害,此亦是本乎欲望衝動行事的案例。

人生不可能為自然情感及欲望衝動所支配,轉變的關鍵在於:理性的運用。人生需要反省,即人生種種選擇必須接受理性的考察、檢驗。經過思考,依舊覺得應該做,就去做吧!否則,再有想做的衝動,都要自制。竊以為此乃西方以知識進路談道德倫理的要旨。

當然,若干問題從中衍生,例如:理性真的這麼可信嗎?人真能服從理性的裁斷嗎?伯克 (Edmund Burke) 認為,與其信賴自己的理性,不如跟從前人的經驗、傳統、風俗習慣走下去。牟宗三則指出,理性無法生出完足的動力讓人成就道德行為,完足的道德動力植根於與生俱來的「不忍人之心」。

然而,就蘇格拉底個人來講,他確實對理性高度信任,亦相信人必定能依理性而行。

「不值得活」四字值得注意。人生值不值得過,即有沒有價值意義,竟取決於人生種種選擇有否接受理性的考察、檢驗。

一般人的想法是,越非理性而尋求自然情感及欲望衝動的滿足,越是快樂,而快樂某種意義上可被看作人生的價值意義,蘇格拉底的說法未免陳義過高。

可是,必須澄清,蘇格拉底眼中的人生的價值意義並非情欲滿足的快樂,它更似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的彰顯。只有通過理性思考,做該做的事,不做不該的事,人才異於動物、植物,故此,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

誠然,有人或許覺得做禽獸、情欲奴隸沒問題,人生有價值得很。Well,你是可以做的,只是蘇格拉底未免要搖頭嘆息,期期以為不可。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人不能踏過同一條河兩次

「人不能踏過同一條河兩次」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的名言。

赫拉克利特生性憂鬱,有「哭的哲學人」(weeping philosopher) 的稱號。他的思想表現於斷片 (fragment) 中,且愛用隱喻、悖論,頗晦澀難懂。

人不能踏過同一條河兩次,理由是:這條河也好,這個人也好,都已經不同,背後涉及時間的流逝及變化。

人很奇怪,總有種錯覺,覺得時間未曾流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就是一個好例子。

不自覺是一回事,實際畢竟流走了,追不回來。時間流走又不是純粹的流走,它總會帶去一些東西,以過河為例,前一刻的河水可能已被後一刻的河水取代,那人的臉上亦可能多了汗珠,不復乾爽。一些東西被帶去,積少成多,就成為變化。變化得以可能,全賴有時間的流逝。

孔子見河水奔流,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奔流而去的河水,不管白天還是黑夜都是不停的流動)。」語帶感慨。無他,流水令他想到時間,流水永不止息地流,時間何曾不是永不止息地溜走?變化原來天天進行著,變幻才是永恆,對一重情的人來說,焉能不感慨?朱子下「進學不已」四字,對孔子敏感的心靈反而不了解。

赫拉克利特似乎領悟到孔子所領悟的哲理,他另一句名言正是「唯一不變的是變的本身」。

因看透變的實相,故不怕死。死只是一種跟生相對的狀態。「一切死的就是不死的,一切不死的是有死的。後者死則前者生,前者死則後者生」。

莊子認為, 生與死只是一種生命形態的變化,並無所謂真正的生與死。「外生死」的看法和赫拉克利特是相通的。

另外,赫拉克利特相信,萬物的本原是火,宇宙即是永恆的活火。萬物永遠流變,流變所依據的尺度及規律,就是邏各斯 (Logos)。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一國一制,西環支配香港

過去講到西環治港,一些好傻好天真的人始終不肯相信,認為想法太偏激。今天建制泛民坐低傾,政府打算置身事外,看看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做些什麼?開口喊話:

「修例是必要、恰當、合理合法、不必多慮。」

「修例有法理依據及迫切需要,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

「要處理目前存在的爭議問題,關鍵是把握好三點,包括要守護法治和公義;要回歸理性和專業;要尊重事實和『一國兩制』下國家的『一制』。」

「期望社會各界能夠理解港府的努力,抵制別有用心的『蠱惑謠言』和『人為製造的恐慌』。」

筆者愚昧,《基本法》哪一條要求非修訂逃犯條例不可?共官及其傀儡喜歡說堵塞法律漏洞,吳靄儀也好,田北俊也好,已經指出,主權移交前後,香港與大陸無移交逃犯安排,是用來保障港人、「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這是香港獲世貿或美國特別貿易優惠的理據,並非什麼漏洞。恰當、合理合法、不必多慮、有迫切需要?根本是謊話連篇!

「要尊重事實和『一國兩制』下國家的『一制』」尤其值得注意。共官用字是很講究的,字字皆有含意。以往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自中央授權,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一國兩制』中『一國』先行」的說法,倒未曾見過「尊重國家的『一制』」。「一國兩制」中「一國」先行而又特別尊重國家的「一制」,這豈不是「一國一制」的異名同謂?張曉明鬼拍後尾枕,走漏風聲。

配合保安局回信有「修訂後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准許港府在中國政府要求及本港法庭發出命令下,協助搜查 / 檢取證據、凍結沒收財產、送達法律文書、移交人員」,整幅圖像相當清楚,中共意圖把香港的富商巨賈 (甚至包括中產) 投入黑獄,再充公他們的財產。當年逃避共產黨南下的老人家們的惡夢,終於成真。

有網友醒目,想到毛澤東的「五反」,「1952 年 1 月 26 日起,毛澤東佈置在全國大中城市『五反』- 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目的是『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 876 人......有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

罪名是什麼其實不重要,沒有罪也可將你變成有罪,重點是把你辛苦賺來的通通搶走,還要大條道理而不知愧疚。前車可鑑,不恐慌才怪!

華人置業前主席「大劉」劉鑾雄據說已轉移旗下資產。李嘉誠長子李澤鉅雖講:「我哋喺每一個國家都係守法嘅公民,唔係一個逃犯」,但他同時說:「集團的盈利及現金流主要集中在海外,香港只佔較小比例」,勿忘記「別讓李嘉誠跑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

當年羅康瑞之流滿以為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協助大陸經濟發展,即可為日後香港換取更多政治自由及空間。經過三十年驗證,原來大陸發跡,香港死得更快,一再妥協退讓,結局是自我毀滅。

有時想,西環有必要做得這麼出面嗎?張曉明一出聲,《星島》社論馬上轉立場,由「政府不能再置之不顧,繼續強闖......若不宜進就果斷暫緩,認真審時度勢,再謀後着」變成「他們以為引入外國勢力可以對特區和中國政府造成壓力,其實是完全錯判。中央支持《逃犯條例》修訂的立場已很清楚。」連想撤回現有修例草案的田北辰,都語帶無奈地說:「你看到現在張曉明主任會見湯家驊,其實已很明顯,因為這涉及特首管治威信,說得白一點,不能不支持,所以我也覺得該在這時間做點事。」這還可以騙人說不是西環治港嗎?戲都懶得做了。

事到如今,一國一制,西環支配香港 (筆者不想用「治」字,令民怨升溫何來是「治」),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此乃幾代人累積的共業,勞思光所謂「歷史的債務」。歷史債務的償還,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往往需要幾代,甚至許多代人受苦受難去償還。合理懷疑、擔憂成了別有用心的『蠱惑謠言』和『人為製造的恐慌』,要抵制之而後快,不過是香港人欠下歷史債務所看到的怪現狀罷了。

以交友為苦,以樹敵為樂

「以交友為苦,以樹敵為樂」是李敖的名句之一。

李敖,台灣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政治人物、文化批評家,生於滿洲國時期的黑龍江哈爾濱,祖籍山東。

兩歲時全家遷居北平。國共內戰爆發,李敖隨親人從北平逃到上海,輾轉遷台。1954 年考入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專修科,因興趣不合,重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59 年畢業後服兵役,擔任預官。1961 年退伍後,入台大歷史研究所。

1957 年,蕭孟能創辦自由主義月刊《文星》。李敖獲蕭大膽啟用,委以重任。李敖撰文,為胡適辯護,反對中國傳統,力主全盤西化,掀起中西文化論戰。何秀煌、陳鼓應等支持李敖,支持另一方的則有徐復觀、鄭學稼、劉述先等,徐復觀正是《民主評論》的創辦人。

時值台灣戒嚴,李敖因發表敏感書籍,被國民黨查禁。1972 年,李敖因「台獨」被判處十年徒刑、褫奪公權六年。1976 年獲釋後,他逐漸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以及蔣介石的一人獨裁。

台灣反威權運動熾烈,不少反對國民黨的異議人士遭迫害,李敖仗義執言,捍衛言論自由。進入八十年代,李敖已成為台灣知名的政論家,以批評時政的雜誌文章活躍於文壇。他還把文章結集成書,故意挑戰國民黨當時的言論限制。其作品通常被列為禁書。

蔣經國 1987 年解嚴,李敖不久與電視台合作,製作個人演說節目,成為一時名嘴。他又屢次參選,曾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另外,他與鳳凰衛視合作《李敖有話說》,正式面向香港與中國大陸。2005 年更訪問中國大陸,展開「神州文化之旅」,曾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進行了演講。

李敖晚年對中共「小罵大幫忙」,讚美中共能讓中國富國強兵,只批評其在言論自由上有問題,惹起早年的支持者反感。2017 年初,被診斷罹患腦腫瘤。2018 年 3 月病逝,享年 83 歲。

李敖的感情生活非常豐富,自稱交過數十個女友、情婦。他最為人熟知的一段情,是和紅極一時的美女藝人「台灣第一美人」胡茵夢結婚。二人最終雖然離異,卻是「因理解而結合,因誤解而分手」。現任妻子王志慧,為李敖誕下兒子李戡、女兒李諶。

李敖講過許多精警的話語,例如: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報仇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比敵人活得久、活得好。」

「有時解釋是不必要的 - 敵人不信你的解釋,朋友無須你的解釋。」

「人對他有恩,他忘恩;人對他有仇,他不記仇。這種恩怨不明的人,不可交。」

「日本 A 片的女人叫床,叫得比美國 A 片的女人好;因為日本女人叫得比較細,有起承轉合。」

「我跟我太太也說了,你條件很好,你可以去外面 (外遇),我也沒有意見。但是不要找牛郎,因為牛郎會騙你的錢。」

「政治真的是一時的,可是文化是永久的。」

他評論人物亦很到位,見: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五四 (運動) 時代、新文化運動時代都是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大家想得到嗎?陳獨秀當時說,唯物史觀是科學;我們必須說,唯物史觀不是科學,它是一種玄學。當時提倡民主的魯迅公開說,他反對議會政治;各位想想看,提倡民主而反對議會政治的,他的頭腦實在沒有資格提倡民主。」

「我認為,魯迅並不差,但是在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阿 Q 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魯迅的小說不差,可是魯迅的雜文不好。第一,受日語的文法影響太多,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感覺,不夠成熟。文字彆扭。第二,他雜文裏面的情緒太多,真正的資料並不多。」

何以「交友為苦,樹敵為樂」?李敖有自己一番見解:

「像我這樣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為職志的人,廣事交遊恐怕是一種禍害。一來我沒有太多餘力同朋友攪和,二來在許多情況,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礙。當我堅持是非與真理的時候,往往跟朋友發生衝突,或者破壞了朋友的公共關係、人際關係,這樣一來,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沒有這種心理負擔;如果四面皆敵,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幹特幹,這樣多好!就在這種心境下,我慢慢變得以交友為苦,以樹敵為樂。」

同樣是資深傳媒人、時政評論員、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十分欣賞李敖這句說話:「對從政的人來說,朋友多等於包袱多。因為人情難卻,事事會受到制肘。要做一個政治評論員,最先決的條件是要不怕得罪別人。」他參考陳獨秀「我絕對不怕孤立」,創作出「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可視作對李敖的話的補充。

交友需要花時、需要機緣、需要揀對人,確實難得很。反而本乎良知開罪人,良知操之在我,較容易。何況大家都是明事理的人,「樹敵」未嘗不是另一種「交友」方式。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一個人,對你藉口太多,那是因為不想在乎

「一個人,如果沒空,那是因為他不想有空,一個人,如果走不開,那是因為不想走開,一個人,對你藉口太多,那是因為不想在乎。」出自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

張愛玲本名張煐,1920 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出生。祖母李菊耦是李鴻章的長女,祖父張佩綸是李的女婿。1924 年,4 歲的張煐進入私塾學習。1930 年,張煐改名張愛玲,「愛玲」為英文「Eileen」的譯音。同年,張愛玲父母離異,她跟隨父親生活。次年,張開始閱讀《紅樓夢》。

二戰爆發,張愛玲放下前往倫敦留學的計劃,改入香港大學文學院。1942 年,她回到上海。在 1943 - 1944年間,張愛玲連續發表多篇享負盛名的中短篇小說,包括《沉香屑・第一爐香》、《傾城之戀》、《心經》、《金鎖記》等。她未幾結識汪精衛政權宣傳部次長、作家胡蘭成,二人打得火熱。礙於胡的風流和欠專一,張 1947 年 6 月和胡分手。

1948 年,張愛玲發表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十八春》後來改名為《半生緣》。顧曼楨與沈世鈞的一段良緣,被顧曼璐的私心、祝鴻才的好色毀掉,天意弄人,曼楨一句:「世鈞,我們回不去了。」尤教讀者刺痛。無相當人生體驗者,難有如斯感受。中共建政,張一度留在上海,不久因無法寫出「歌頌土改」的作品、與當時社會環境格格不入、跟漢奸胡蘭成一起過而遭受壓迫,隻身離開大陸,遷居香港,時為 1952 年。

張愛玲在香港任職於美國新聞處,並開始創作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揭示「土改」時期農民處境的艱苦。1955 年,張赴美國定居。1956 年,張結識劇作家賴雅 (Ferdinand Reyher),兩人結婚。1960 年 7 月,張成為美國公民。晚年的張愛玲深居簡出,著力研究《紅樓夢》,以及翻譯清代小說《海上花列傳》。1995 年 9 月 8 日,張愛玲病逝,終年 75 歲。

《紅玫瑰與白玫瑰》是張 1944 年的作品。「紅玫瑰」指風情萬種,身材豐腴,總愛犯規的已婚女人 (小說中以王嬌蕊代表),用今天的話說是「專愛出軌的冶艷人妻」。「白玫瑰」指純潔無瑕、身材平平、循規蹈矩的女子 (小說中以孟煙鸝代表)。前者適合偷情,因為可帶來靈魂及肉體的刺激;後者適合結婚,因為可相夫教子。

男人對女人的雙重要求 (也是矛盾的要求),注定他們一生不會安份於一個女子,張愛玲因此說:「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

回到那句名言。

曾經聽過一位電台主持說,覓空閒猶如擠牙膏,越用力擠,總會擠得出一些,不可能完全無空閒。假如一個人說他 / 她很忙,忙到完全無空閒,他 / 她是在說謊,他 / 她根本不想覓空閒,所謂「一個人,如果沒空,那是因為他不想有空」。

又有些人,所愛根本不愛自己,已跟別個好了,同居做愛,結婚生子,幸福美滿。他們仍不甘心,到昔日彼此到過的餐廳憑弔,玩過的海灘遠望,坐過的交通工具沉思......他們堅持要做這一切,是因為擔心一旦放手,就甚麼都沒了,煙消雲散了,他和那個他 / 她再無聯繫可言了。「一個人,如果走不開,那是因為不想走開」講的正是這個意思。

最尾三句精彩,「一個人,對你藉口太多,那是因為不想在乎」,真心愛一個人,其實是沒理由的。想找就找,想關心慰問就關心慰問,想外出就外出,想摟抱就摟抱,想親吻就親吻。如果找之前要想一堆不去找理由,關心慰問之前要想一堆不去關心慰問的理由,甚至摟抱接吻之前都要想一堆理由去質疑,這是真心愛著一個人嗎?理由越多,愛念越少,在乎即愛念也。所以讀哲學讀得深入的人最與愛情絕緣,他們已不懂得如何去愛。

總而言之,一個人愛你,他 / 她無論如何都會抽得出空閒去見你、陪你、疼你、呵你,要你一直坐冷板凳獨守空幃的,不是愛你的人。一個人愛你,他 / 她無論如何都會守在原地,不會走開,要走一起走。一個人愛你,他 / 她馬上就來一個吻、一個擁抱,廢話少說。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及早收手

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鬧雙胞,泛民繼上周六「忽然勇武」後,今 (5 月 14 日) 提出與建制派、政府三方開會解決相關爭拗。

開會不是問題,但有些東西必須先弄清楚:

(1) 泛民是否和建制派、政府處於平起平坐的地位?

(2) 三方有無可以理性溝通的基礎?

(3) 泛民的終極目的為何?

就 (1) 而言,任泛民一再搬出黃宏發證明自己所開的會是合法,政府不派官員出席,秘書處也不派人,動輒批評你阻攔開會,最新連范婦人都開腔:「霸著立法會會議室、搶其他人的咪,其實是達不到目標。」建制派和政府是沆瀣一氣的,泛民無議價的本錢和條件,和建制派地位不對等,談個什麼?越談只會越不利。

再看 (2),假設泛民並非如坊間陰謀論所指,做戲騙香港人選票 / 做戲給美國看 / 做戲嚇唬政府及建制派,令其為逃犯 (修訂) 條例「減辣」,再而表決通過,他們是真心想推倒逃犯 (修訂) 條例,此基本上已和建制派及政府無討論空間,因建制派及政府都是從根本上肯定逃犯 (修訂) 條例,可以商討的,都是些具體細節,小修小補。泛民去跟建制派及政府談,等於在大方向上肯定了他們,跟他們玩泥漿摔角。有這個必要嗎?要反就一反到底!

最後,關於 (3),終極目的是推倒逃犯 (修訂) 條例,三方開會注定無用。只有想減輕逃犯 (修訂) 條例的傷害性、釐清模糊的地方,簡單講,即去除窒礙逃犯 (修訂) 條例通過的阻力,三方開會才有意義。

泛民主動伸出橄欖枝,能否成事,有待觀察。不過,可以預料,會議要麼流於各說各話,要麼就是泛民退讓。前者的狀況可參考佔領期間政府和學生領袖的會晤,當時有大規模民眾佔領,尚且無法收得半分成效,更何況現在?後者可參考 2010 年泛民入中聯辦密室談判,爭取更多民主成分的政改方案?到頭來只是自欺欺人,方案帶來了倒退,泛民成為幫兇。都是十年內發生的事,前車可鑒,泛民不是更應該謹慎嗎?

逃犯 (修訂) 條例其實對從商的人威脅更大。隨時誤墮法網被送中不在話下,最嚴重是好像李怡先生所說:「美國威脅取消與香港的引渡協定,港府可能正中下懷,而不知道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對《香港政策法》的檢討。一國兩制也就玩完了。」(<「送中」的急迫性>) 外資陸續撤走,香港經濟衰退,這對從商者是何等大事!田北辰力主「港人港審」,經民聯石禮謙不願繼續主持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最新消息是石已反口,或受壓力亦未可知),都是有原因的。田北俊甚至說:「依家每日瞓醒都有『中美貿易戰』嘅不明朗消息。而且『大灣區』發展又需要外商,港商及內地商人合作和大量資金。立法會又搞到立立亂。外憂內患,其實『逃犯條例』係咪咁逼切?」暗串林鄭在添煩添亂。

林鄭出席「香港桂冠論壇」啟動禮時,用英文致辭:「我很欣慰,因為大家是在『一國兩制』下,為認識其他經濟體創造機遇,作為行政長官,我的目標是利用這獨特的優勢,將香港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愛國的柒婆,為何不堅持用普通話呢?心知肚明香港要靠洋人,「一國兩制」要保住,就勞煩放下無謂的自尊,別怕什麼落不了台冇面,收手吧!志雲大師說得好:「林鄭號稱好打得,但係好打得都可以俾人打死架!」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嵇康為人及其學問

陳寅恪說:「『七賢』之中應推嵇康為第一人」(<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可見嵇康在「竹林七賢」中地位崇高。

嵇康是曹魏女婿,父、兄皆涉官場,他對曹魏有好感,受儒學薰陶,可想而知。唯其天性愛好自然,厭惡政治,崇尚老莊,「性烈而才雋」(孫登語),他卒之避世隱居,打鐵過活,其思想夾雜儒道,充滿著張力,竊以為和他的出身背景、性格不無關係。

嵇康最後被司馬昭處死,死因有二。一是「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幽憤詩>),忍不住口批評司馬氏專權令「天下無道」。二是他未有理會鍾會的《四本論》。

根據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四本論》表面談哲學,實際則涉及嚴肅的政治「站隊」。曹操出身寒門,魏武三詔令有「重才不重德」,支持「才性異」、「才性離」因此等於支持曹魏政權。司馬氏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儒家講究才德兼備,支持「才性同」、「才性合」因此等於認同司馬氏政權。嵇康對《四本論》乃至鍾會本人不理會,變相是一種表態,不願服膺司馬氏。加上他有太學生三千人支持,司馬昭為免後患,自然要殺之而後快。

嵇康音樂造詣頗高,「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晉書・嵇康傳》) 他又撰<聲無哀樂論>,倡音聲之自然本性不受人之情感所支配,「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牟宗三說:「主無哀樂者,嵇康之獨唱。此亦中國音樂思想中之特出者也。」(《才性與玄理》)

史學方面,他撰<管蔡論>,為管叔、蔡叔翻案,論證管、蔡二人皆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及優秀的治國才幹,只是一時無法理解周公居攝之用意,護主心切,以致行差踏錯。

哲學方面,他吸收老莊的養分 (如自然氣化論、全身保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養生理論,即<養生論>及<答難養生論>。針對自然情欲,他談「意足」;針對知性,他談把握養生之理,限制其過份外馳。配合「呼吸吐納,善擇住處,服食養身」,即可進入延年益壽的至人境界。

有見於漢末士人過份重視坊間輿論,他在<釋私論>提出嶄新的公私觀。大眾認為合乎道德規範的行為不一定出於正直無私之心,大眾認為有歪倫常的行為未必出於私心。公私以當事人有無隱瞞、掩飾情感、欲望、看法、感受而定,「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

另外,漢末士人對傳統名教過份遵循、奉若教條,嵇康本乎老子歷史文化退步論的立場,予以駁斥,他說:

「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容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難自然好學論>)

不過,他真正反對的,似乎是西漢董仲舒以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把六經納入選仕制度後所造成的功利風氣,見以下一條:

「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途則通,乖其路則滯;游心極視,不睹其外;終年馳聘,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同上)

對於儒家義理 (特別是荀子一系) 及共識,他始終未有全盤否定: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而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同上)

完全同於荀子,其「性」為材質之性。

「但君子用心,所欲准 (準) 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

心有善有惡,著重心的認知、思慮、主宰功能。

「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管蔡論>)

始終把周公稱作聖人,周公踐政乃聖人的權變。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對孔子心存尊敬。

正因為他始終未有全盤放棄儒家,<家誡>的循循善誘就來得合情合理,把兒子託付給入世的山濤也非不能預料。更重要是,他禍從口出,亦可被解釋了。

山濤和嵇康在志向上有根本的不同,山濤是要入朝做官的,向秀和山濤是一夥。向秀後來索性自我否定,「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晉書・向秀傳》),此相信非嵇康所能許可。

嵇康撰<與山巨源絕交書>和山濤絕交,標誌著「七賢」內部的分裂。自此,嵇康、阮籍一派,山濤、向秀一派。

嵇康說: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與山巨源絕交書>)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幽憤詩>)

這和陶淵明所嚮往的理想人生是相呼應的。

2019年5月12日 星期日

憶母親

媽媽撒手塵寰已經八年了,她是在我二十一、二歲左右因突發中風而離世的,勉強算是看到我和弟弟長大。

關於媽媽在世時和我們的相處,有許多地方值得大書特書。可是,一個總體的印象是:她很疼愛我和弟弟,也很愛這個家。

小學時,媽媽總愛接我和弟弟放學。有別於現在一些家庭找外傭代勞,媽媽喜歡親力親為。她在誕下弟弟時曾接受開刀手術,以一人之力替我們背書包,有時頗為吃力,所以外婆、舅母不時協助。小學階段是我和外婆一家接觸最多的時候,我還記得媽媽不時帶爸爸、弟弟和我到外婆家吃飯。

小三是我開竅的一年。之所以能開竅,和媽媽的獎勵計劃有關。想當年,媽媽鼓勵我和弟弟,只要努力測驗及考試,有好成績的話就會有獎賞。獎賞是什麼呢?不是什麼口頭讚賞,什麼貼紙一張,而是我們心愛的玩具。今天回望,媽媽言出必行,毫不吝嗇,已經非常可貴。後來,我改為主動買補充、課外圖書,媽媽都是全力支持。

小四至小六,我在學校常被分配至「E」班。那時不知學校是不是在行精英班制度,總之媽媽就是很不滿,為此先後多次找班主任理論。很怪獸家長吧,但如果父母不愛自己的子女,又怎會這樣做呢?

那個年頭,尚有「學能測驗」,要考什麼「文字推理」和「數學推理」。印象中,媽媽買了很多相關練習給我做,希望我考得好,上到一間好中學。升中派位的結果不理想,去了一所我不想去的中學,媽媽不辭勞苦,帶我到我心儀的中學排隊取表,我倆身形都很胖,時值炎夏,大汗淋漓,稍一不慎,隨時中暑。慶幸我終於進入了那所中學,一讀就是七年。

中四是我英文受挫到復活的一年,箇中轉變的關鍵仍是媽媽。第一次考英文作文,題目太深,字數不足,竟得了個不及格的分數,我沮喪至極。我不知如何去學好英文作文。媽媽於是迫我每星期寫一篇五百字的英文作文,給她批改,題目主要是往昔會考試題。坦白說,媽媽的英文水平未必很高,但經過持續兩年的訓練,我在會考的英文作文至少能及格。這一方面,無媽媽的督促及鼓勵,我未必能順利過關。

高考課程比會考艱深一倍有餘,特別是經濟,我應付不了,要出外補習,媽媽從沒怨言。讀大學,唸畢業隨時找不到工作的哲學系,媽媽沒反對,反而擔心我腳傷,親自陪伴我上學,給予金錢上的支持。我迄今仍懷念跟媽媽一起上茶樓的情景,可惜可一不可再。

媽媽在我會考時就已經大病一場,後來返家,我們彷彿覺得她已康復。豈知 2011 年 5 月底,媽媽在晚飯後突然中風,自此家裡再沒有鏗鏘的笑聲。

在職場浮沉多年,我常以無法賺錢回家為憾,連自身生活都維持不了,家用亦欠奉,不是「冇用」是什麼?此處無哲學理論可以開解。

我又常為昔日的大學女同學、今天已貴為別人伴侶的曉瑩而煩惱,有生無可戀之感。其實,媽媽早就告誡過:「有男朋友嘅女仔,識黎仲咩?」唉!都怪我忤逆,沒把媽媽的忠告聽得入耳,終致自作多情,弄得一身傷痛!

2019年5月11日 星期六

謝霆鋒不代表搖滾精神

新一代認識謝霆鋒,只知他是一廚師。我認識謝霆鋒,他是一位擅長玩結他音樂的流行歌手,卻不是一搖滾者 (rocker)。

搖滾者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體現搖滾精神。何謂搖滾精神?對大多數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制度、價值觀予以質疑甚至否定,簡單講,即是叛逆。不過,叛逆不是躁動。它是有深層的理由、基礎,非扎根於情欲。它也不會隨年齡流逝而消褪,許多搖滾者是老人家。

美國男歌手 Bruce Springsteen、樂隊 Green Day 都是搖滾精神的體現者。前者兩年前在澳洲巡迴時仍不忘發聲反對特朗普,後者特立獨行,《American Idiot》是批評喬治布殊,《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是反戰歌。

謝霆鋒初出道時是賣鄰家男孩形象,靚仔羞澀,歌曲亦是大眾容易接受的。至 2000 年的《Viva》專輯,曲風一變,以電結他做主導。赤膊上陣,在台上掟電結他,依稀有黃家駒的影子。霆鋒又好玩花巧刺激的結他 solo,記得有一次和達明一派同台,演唱《六月和十二月》時,霆鋒的 solo 頗有力壓達叔的,彷彿在跟主人家嗆聲,這些都很容易令人有「謝霆鋒是搖滾者」的錯覺。

不過,細看謝霆鋒的作品,大半是談情說愛的,如《一擊即中》、《非走不可》、《我什麼都不是》、《潛龍勿用》、《不要說謊》、《玉蝴蝶》等。《活著 Viva》是青春的衝動。《黃》更是激昂愛國歌曲。勉強算得有反叛氣的,是《曝光》,但其所反只是狗仔隊而已。儘管手執電結他、full band 演出,此仍是 guitar pop,不是真正的搖滾。

相比之下,黃貫中就很不一樣,《紅黑紅紅黑》諷刺中共,《目空一切》為孟加拉水災受害者痛哀,《Can't bring me down》講自身對做搖滾音樂的堅持......還有許多表達自己想法,完全不考慮市場口味,所謂不 radio friendly 的作品,如《我在存在》、《踩界》等。

由於謝霆鋒不是搖滾者,他可以用搖滾歌手的形象吸引目光與支持,自然也可以用演員、廚師身份。

另外,他的歌內容是膚淺的,欠缺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反思。叛逆是假象,青春的納悶、躁動才是真相。隨著年紀漸長,經歷過頂包案、婚姻觸礁、為人父親,青春的納悶、躁動差不多被磨蝕剩盡,謝霆鋒的音樂生命亦走到暮年,這是非常可惜的!

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談金庸筆下的明教禱文

《倚天屠龍記》又在電視播放。談到《倚天》,不得不提「明教」。

根據《佛祖統紀》記載:「吃菜事魔,三山尤熾,為首者紫冠寬衫,婦人黑觀白服,謂之明教。」「吃菜」就是食素的意思,明教教徒相信,吃素可以淨化人的靈魂。「魔」通「摩」,即摩尼,明教源自波斯,公元三世紀中葉由先知摩尼所創立。

由於信徒行為有違平常人,加上供奉外國人為神明,明教在中國的名聲並不佳,淪為秘密宗教組織。

在金庸筆下,明教更有一篇簡短的禱文:

「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時,明教中人戰至最後一刻,生命危在旦夕之際,一同誦念此禱文,那份決志殉教的虔敬,教人動容。

「殘軀」與「聖火」相對,突顯出「聖火」的高貴。

為成就「聖火」的持續高貴、永不熄滅,不惜「焚我殘軀」,這是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犧牲個人以成就大群的宗教精神。

值得留意是「殘軀」一詞的使用。普通人不會叫自己的身體為「殘軀」,如此叫法,反映明教中人都是可憐人,飽受過人生種種摧折磨難,身心俱痛,故云「殘軀」。

既然飽受人生種種摧折磨難,「生亦何歡」來得合適。生無可戀,死就沒什麼大不了,所以說「死亦何苦」。

不過,生死可看輕,有一樣東西不可看輕,即「為善除惡」,帶領世界走向光明。

「喜樂悲愁」繫於生死,生死不是什麼一回事,「喜樂悲愁」自然也無需太在意,隨著人入土為安,還有什麼「喜樂悲愁」可言呢?

反而天下蒼生的嚎哭哀號,不會因某人之死而終結,某人已死,無法再拯救天下蒼生,獨留下天下蒼生繼續受苦受難,焉能不悲?反覆吟詠「憐我世人,憂患實多!」,其實是一種感慨、悲愁的宣洩。

禱文透示出來的明教形象,有點像儒家,有點像墨家,也有點像基督教,卻怎樣看都不似是「魔教」。

若論魔,峨嵋派滅絕師太不問情由要把天下妖邪滅個清光,迫周芷若發毒誓:「小女子周芷若對天盟誓,日後我若對魔教教主張無忌這淫徒心存愛慕,倘若和他結成夫婦,我親身父母死在地下,屍骨不得安穩;我師父滅絕師太必成厲鬼,令我一生日夜不安,我若和他生下兒女,男子代代為奴,女子世世為娼。」誰及得上她?

明教與朱元璋有否關係,吳唅在<明教與大明帝國>推論韓山童本為明教徒,「明王出世」說出自摩尼教經典《大小明王出世經》,為大明國號的本源。然而,也有學者不認同,提出異議。

朱元璋得國後,大力禁止民間宗教傳播,明教從此式微。小說中,張無忌被朱元璋迫逼,離開明教,與趙敏退隱江湖。

2019年5月9日 星期四

魯迅對民主自由的鄙視

魯迅對民主並不感興趣,視其為「多數人的暴政」。在<文化偏至論>,他說:

「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後世論者,孰不云謬?顧其時則從眾志耳。」

「必借眾以凌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

「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究何與焉。」

自由主義學說,魯迅更不了解。他認為:

「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題記>)

觀乎後來成立「左聯」、篤信共產主義,魯迅似乎選擇了平等。

他甚至以叔本華、祈克果、易卜生、尼采等人的哲學為楷模,謂之「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帶有知識精英主義傾向。

李敖這樣批評魯迅:

「魯迅當時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五四時代,提倡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賽先生是科學,德先生是民主,可是魯迅反對 (西方式的) 議會政治,請問反對議會政治的人,怎麼能夠提倡民主呢?如果民主沒有議會,這叫什麼民主呢?這表示說,你基本的社會科學的常識,基本的政治學的常識都不及格,而這種人怎麼能夠像毛澤東所說的,他是思想家呢?是思想家嗎?他跟不上,他不是思想家。」(<魯迅不是英雄>)

徐復觀則批評魯迅:

1) 尖刻而缺乏人情味;

2) 對問題的處理,使用徹底的二分法,好的便是徹底的好,壞的便是徹底的壞……是一個缺乏反省能力的人;

3) 常把他所見到的部分現象,當作全般現象來處理。他感到自己家庭,及與自己家庭相關的腐敗與黑暗,遂把這個觀念擴及全中國,擴及全歷史……真正說,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見<漫談魯迅 -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會的講演稿>)

魯迅雖在接受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上和胡適有分歧,但胡適仍十分敬重他,說過:「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中共建國,毛澤東鬥胡適,也容不下魯迅,「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思想淺薄無知造就出怪魔,終難免被反噬的厄運,誠堪可惜!

2019年5月8日 星期三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是魯迅的名言,出自<半夏小集>,收入《且介亭雜文附集》。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紹興以出產師爺聞名,魯迅作品的尖酸刻薄,很大程度受紹興師爺影響。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習醫,他希望救治那些被中醫誤治的病人,令其不致獲得亡父的下場。1906 年,魯迅在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的幻燈片,期間看到有中國間諜被日軍逮捕槍斃,大批中國人竟冷眼圍觀。魯迅為中國人的冷漠無情所刺激,覺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遂毅然棄醫從文。1908 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流亡東京,魯迅師從章氏學習《說文解字》、《莊子》、《楚辭》等。

1909 年,魯迅從日本返回中國。1918 年,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中國史上第一篇用現代形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 年,他再發表小說《阿 Q 正傳》。1924 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等創辦《語絲》周刊,鼓吹「任意而談,無所顧忌」。

「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站到學生的一邊。蔣介石「清黨」,他開始批判國民政府。1930 年 3 月,魯迅與郁達夫、田漢、潘漢年、茅盾等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一方面批評「新月派」如徐志摩、梁實秋為「資產階級代言人」,一方面攻擊支持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丁玲、蕭軍、蕭紅都出身「左聯」。

魯迅晚年撰有大量雜文及回憶文章,且和學生許廣平同居。1936 年 10 月,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逝,終年 55 歲。

為何「最高的輕蔑是無言」?因為再不屑、再輕蔑,有言的話,都表示你對對方的看法有反應、有感覺,你對對方的看法有反應、有感覺,這就叫做有所關注、有所在意,怎稱得上是不屑、輕蔑?

「無言」尚不夠,更要「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無言」可以是刻意有所隱瞞,不敢多講以防禍從口出,此非「最高的輕蔑」。「最高的輕蔑」是理會也不去理會,關心也不去關心。理會也不去理會,關心也不去關心所產生的無言才是「最高的輕蔑」。

李怡說:「寫文章的第一法則,就是千萬不要跟銷路比你少、影響力比你低的報刊或作者開筆戰。」因為跟銷路比你少、影響力比你低的報刊或作者開筆戰,就表示你對他們在意、關注,在意、關注銷路少、影響力低的報刊或作者,不是很可笑嗎?適當的做法應該是:任由他們寫,不去回應。此乃「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一具體應用。

魯迅的名言還有很多,包括: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新年對我來說,就是離死亡又近了一年。」

「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其中,我特別喜歡「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頗能給人動力以生存。

順帶一提,魯迅唯一兒子周海嬰出版《魯迅與我七十年》,提到: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成等人,羅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 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裡,對誰也不透露。一直到羅老先生病重,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

「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如此說來,魯迅都算死得及時了。

2019年5月7日 星期二

歷史重演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 5 月 4 日以 37 票贊成、16 票反對,通過由建制派最資深議員石禮謙取代泛民議員涂謹申,主持《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選舉主席程序。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秘書隨即發信書面通知議員,要求其在今日 (5 月 6 日) 中午 12 時前就內會指引表態。倘若過半數委員支持,指引將被視為獲採納。由於法案委員會過半數是建制派,涂謹申基本上「冇得留低」。可是,涂謹申不滿秘書處未經他同意及指示下發通告,認為此屬越權行為,質疑秘書處的中立性。泛民議員亦覺得建制派訴諸大多數暴力,堅持出席下午由涂謹申召開的《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直到目前為止,竟出現了「雙胞胎」《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各自批評對方的缺乏合法性。

《逃犯 (修訂) 條例》是中共及其傀儡政府借陳同佳案去製造一個「合法的方式去做在香港綁架人去大陸這類愚蠢及不合法的事」(李怡語)。因為是政治任務,任商界如何憂慮、十三萬人上街,林鄭、李家超等一於少理。曾鈺成表示,政府強推,固然招致批評,但馬上改變主意,亦示人以心虛,再無管治威信可言。身陷兩難,兩害相權取其輕,霸王硬上弓更加是勢在必行 (遊行示威真的只是隔靴搔癢)。為避免當中出差池,由建制派主導整件事是必須的。將涂謹申換走,代之以石禮謙,再迫逼泛民議員接受,整個過程其實很政治,遵守甚麼權限、程序反成次要。

泛民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太重規章、程序、權限、條文等。你所面對的對手不是講合約精神的文明的英國,而是滿懷陰謀詭計、把歪理說到變真理的中共及其傀儡。你和一個無賴爭辯他不按程序?不按又如何?秘書處中立性受質疑又如何?現在會是開了,但無立會秘書,也無官員出席,連會議室的音響設備都未有啟動,除了政治姿態的宣示,有多少作用?廖長江是建制派召集人,但他有一段話是說得對的:「由於沒有秘書及會議紀錄,有關會議無合法性,只屬於議員的集會,集會中通過的所有結果,都不會成為會議結果。」挫人銳氣不成,反招人嘲諷。

中共是很聰明的,它不會讓局面越出其控制範圍。「雙胞胎」情況,令筆者想起 97 主權移交前的臨時立法會。且說末代港督彭定康 1995 年推出政改方案,改革立法局選舉制度,取消所有委任議席,大幅增加直選議席和新增九個近乎普選的功能組別議席 (俗稱「新九組」),以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當時中共對此非常不滿,認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基本法》,魯平甚至為此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中共用何種方法拆招?放棄「直通車」,即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不能過渡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同時「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用以通過特區成立時「必不可少」之法律。《社團條例》九十年代本因應香港人權法案的要求而放寬,臨時立法會卻將它還原。《公安條例》也是臨立會還原的惡法之一。

臨時立法會被英屬香港政府視作非法,無法在香港召開,改在深圳,一時之間,出現立法局議員中港兩邊走,都算奇景。另一方面,最後一屆立法局也不獲中共接受。「雙胞胎」互不承認,跟今日的狀況何其相似!

中共要掌控全局,汲汲於把變數減至最少,故有昔日的臨立會,今日以建制派為首的《逃犯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出現。

和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英國殖民宗主已然遠去,泛民無靠山了,建制派有新殖民宗主中共做靠山,彼竭我盈,一消一長,泛民唯有挨打出醜。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我絕對不怕孤立

「我絕對不怕孤立」出自陳獨秀晚年一封書信<給陳其昌等的信>。原文是「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陳獨秀,字仲甫,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

他曾創辦《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革命論>,呼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主張改革中國文學。<文學改良芻議>有所謂「八不主義」,即: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用套語爛調、不用典、不重對偶、不避俗話俗字。<文學革命論>則提出「三大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白話文運動在中國引起巨大迴響,陳獨秀出力不少。

五四事件後,國人對英美反感,加上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知識分子開始一面倒親蘇,研究馬列主義的文章如雨後春筍,《新青年》一轉而為馬列集中地。1919 年秋,陳獨秀在上海與共產國際的維經斯基 (吳廷康)、楊明齋等人會面,商討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陳被選為首任總書記。

「聯俄容共」期間,孫中山准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四一二清黨」後,中共依附於武漢汪精衛國民政府。共產國際羅易攜《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發動土地革命,武裝農民、沒收土地,並滲入國民黨內組成可靠的武裝部隊,陳獨秀反對,被停職。未幾他被公開批判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32 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1937 年提前獲釋,思想慢慢轉向自由主義。1942 年病逝。

<給陳其昌等的信>見於《陳獨秀的最後見解》,這本小書是由胡適結集。

人生在世,難免背負著種種身份,是某人的兒子、丈夫、下屬,某派別的主席、成員等,這些身份都規限著我們的言論,我們的行為,不自由得很。

不過,想深一層,種種身份是否不可拋棄?非也。人與生俱來就有選擇權,有決定權,存在主義者沙特所謂「人命定是自由的」。人有選擇權,有決定權,同時要對自己所作出的選擇、決定負全部責任,此乃自由主義的人生觀。

陳獨秀的話,正是他晚年趨近自由主義的證辭。歷史學家陳寅恪為國學大師王國維撰碑文,提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在陳獨秀身上也能體現。

2019年5月5日 星期日

《狂舞派》與兩種「青春」

看過電影《狂舞派》多遍,最近一次看,尤其刺激我對「青春」的思考。「青春」是什麼一回事?「青春」就是年輕,抑或另有內涵?

一般人對「青春」的理解,似乎離不開年歲。年紀輕彷彿是「青春」的同義詞。因為年輕,所以有時間揮霍,敢於追夢。因為年輕,所以有美貌炫耀,敢於裝酷鬥美。因為年輕,所以好與人競爭,不願輸給別人,不甘被人奚落。因為年輕,所以選擇多,敢於奪人所愛,敢於拋棄過去。

阿花初入大學,加入「BombA」,「BombA」就是一隊追夢、裝酷的年青舞隊,那時阿花剛擺脫家中的豆腐舖,可實現自己跳舞的夢想,年輕的氣息和「BombA」是很契合的。

然而,沒多久,「BombA」成員 Rebecca 橫刀奪了阿花所愛 Dave,Rebecca 有樣貌有身材,惹火撩人,Dave 與她搭上,多少是年輕人血氣方剛的衝動使然。最有趣是,Rebecca 原來在中學舞蹈表演中被阿花當眾奚落過。肆無忌憚,不懂尊重,也是年輕的通病。

「BombA」某種意義上代表著大眾所理解的常識意義下的「青春」。然而,年歲會隨時日推移而增長,「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如何走下去?片中引導阿花走出常識義的「青春」、進入另一重意義的「青春」者,是阿良。

阿良是太極學會會長。因過去有一段經歷,入大學時已年紀不輕。阿花初與他碰面,頗有不屑、恥笑神色,譏之為「柒良」,背後是年輕的氣息無法對阿良的生命情調有相應契接。隨著阿花在「BombA」失意,阿良拉攏她加入太極學會。阿花慢慢發現,阿良年輕時曾經進入懲教所,因被教官人格感化,遂跟隨教官學習太極,洗心革面。太極儼如阿良的第二生命,真正的自我。阿花對阿良改觀,也對太極改觀,這其實是一種轉化,一種成長。二人日久生情而彼此戀上,這時阿花已把「青春」昇華至「實現真正的自我」(self-actualization) 上,「實現真正的自我」是無分年齡的。

相比之下,Rebecca 改名 Momoko,離隊競選「動漫寶寶」,不惜走光露底博見報,她仍未能成長起來,年紀輕反而成為一窠臼。Dave 因八卦周刊的醜聞報導而名譽掃地,情緒低落,波及整隊「BombA」。此亦是側寫用年紀輕定義的「青春」是耐不住逆境艱困的。阿花重投「BombA」,其實是要將「BombA」精神根本改變,令「BombA」成長。

被人恥笑舞姿、被人橫刀奪愛,是可以克服的。阿花要帶領「BombA」成長,領悟另一重意義的「青春」,她需要經歷更多的艱難而克服之。阿良呷醋無意間弄傷阿花腳部,令阿花跳不到舞,參加不到舞林大會,這對自幼喜歡跳舞的阿花來說,無疑是最大的逆境了。經「Rooftoppers」老大開導,阿花終於沒放棄跳舞,順利完成演出。「Rooftoppers」老大是傷殘,未有放棄堅持下去,卒之成就「Rooftoppers」稱霸舞壇的傳奇。對比「BombA」,「Rooftoppers」是一群早就遠離年輕,領悟另一意義的「青春」的舞者。他們臨尾稱讚「BombA」「幼稚園畢業,進入小學」,非常有意思。

Rebecca 最後也沒有真的墮落,在台上表演<阿里山姑娘>,表示她選擇做回真我。舞台不同,「實現真正的自我」卻一致,Rebecca 亦和「BombA」一同成長,嚐到另一意義的「青春」了。

年紀輕即「青春」,此一「青春」是會流逝的,令人感傷的。唯有將「青春」昇華至「實現真正的自我」,這才是永恆的,令人有動力每天積極奮鬥。

《狂舞派》的演員都是年紀少少,帶出的道理卻深刻,值得讚賞。

2019年5月4日 星期六

五四運動不是文革的序章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有人認為,文革的先聲就是五四,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文革指什麼,該先定義清楚。

假如把文革理解成毛澤東重奪權力的政治鬥爭,五四運動是一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針對英法將德國在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它跟文革有何聯繫?

文革更應該被視為 1942 年 2 月延安整風的後續。確立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自我認錯和互相批評的方式的引入、自由民主思想之摒棄,都是在延安整風完成的,不是五四。

假如把文革理解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帶有文化運動性質的,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確實有類似的地方。

不過,類似畢竟不是相同。

對毛澤東來說,之所以要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背後是要釋放中國的生產力,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他相信,封建殘餘觀念會窒塞生產力躍進。

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絕對不是為了促進經濟,而是求擺脫殖民厄運,求國家民族之生存。將傳統文化連根拔起,旨在更好地讓西方先進觀念在中國大陸植根,從而迎來「德先生」(民主) 與「賽先生」(科學)。觀乎胡適師從美國杜威、英國羅素及法國柏格森思想於中國知識界廣受歡迎,「全盤西化」的「西」當指英、美、法等先進西歐國家。五四運動晚期轉出「一面倒親蘇」、馬列獨尊,這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初衷。

林毓生在<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中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作為救國的工具、手段,本身已曲解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 (即在政治社群中,個人應被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加上它純粹透過擺脫傳統中國社會、文化的壓抑而產生,不少「自由主義」背後的預設並未被五四知識分子深入了解,「自由主義」因此無法成為思想文化上的主流,讓馬列主義有機可乘。

毛澤東的文革就算是一場文化改造運動,它也只是繼承了新文化運動的外皮、表層,卻無法契接新文化運動的內核。很簡單,當人人高舉《毛語錄》,言必稱「毛主席」,此跟五四時期思想百家爭鳴有哪處相同?五四何來是文革的前奏、序章呢?

文革的前身是延安整風,延安整風則是以江西時期的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作為濫觴。而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都是由毛澤東直接指揮,目的是剷除異己 (有關肅 AB 團和鎮壓富田事變,可參考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的一人獨裁,近因是受蘇共影響,遠因是師法秦始皇,他曾說自己是「馬克思 (馬列並稱的馬,非純粹的馬克思) 加秦始皇」。毛一輩子圈點了《資治通鑑》十七遍之多,《資治通鑑》是寫給封建專制帝王看的。與其說文革是五四開出,不如說它是中國傳統文化 (好玩權謀詐術、黨同伐異) 的遺毒!

2019年5月3日 星期五

異鄉人

「對於港獨分子被判入獄,我們是樂觀其成的,證明香港公義得到伸張......」

仲文實在看不下去,關掉電視,在面書留連。KOL X 和 KOL Y 在罵戰,接著是雙方支持者相互謾罵。作為曾經多次撰文支持抗爭的人,仲文感到很疲倦,也很絕望。

他的目光慢慢注意到一個消失的頭像。他在搜尋欄上打上熟悉的英文字「Cara Chan」,依舊沒有那人的帳戶。他純熟地用另一帳戶登入,重覆方才動作,幸好她還在,可惜頭像的照片不見了。

已經多少年了,為何佳芳始終不肯原諒自己?不願解除封鎖?果真是因為那次言語的冒犯?說出一個「索」字,就要判死一個人,這樣公平嗎?一個「索」字,就連過去十年的留言、電郵、心思都掩過,仲文實在不甘心。可是,他又能夠怎樣?除了每天熟練地看個人網頁的瀏覽數字,捕捉她到訪的蹤跡,他甚麼都做不到。

也不知是幾多年前,佳芳在一次約會中說過,她有看仲文的個人網頁。仲文一直記在心上。自佳芳跟他絕交,二人失去聯絡後,仲文每日都會花上半天時間坐在電腦前,看網頁上哪些文章被人看過,當談愛情的文章有人閱讀,他就會莫名興奮,他猜想是佳芳來了。

然而,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仲文慢慢心死了,看個人網頁彷彿成為一種習慣,目的何在?難道佳芳真的會再次出現他眼前?仲文連想都不敢想。

佳芳的面書沒頭像,仲文馬上看自己的網頁,發現只有零丁幾位訪客看政治文章,仲文心焦。

「我永遠唔會鍾意你呢種人囉。你呢種人,除左死剩把口得個講字,仲識啲咩?我唔同你,我係實實際際行動嘅。」

「你唔好扮情聖啦,你係咪睇得多武俠小說上腦呀!」

「我係唔會同我男朋友分開囉。佢好知我想點,同我好同步,可以稱得上 Mr Right。佢願意就埋我嗜好,仲知道我唔想生小朋友。」

「我地小學就已經識。以前係我暗戀佢,我愛佢六成,佢愛我四成。而家呢?係佢愛我六成,我愛佢四成,我地真係好有緣份架。」

「我就係發現同佢一星期見兩次面唔 work,所以先同佢同居。」

一連串昔日佳芳講過的話在仲文腦海徘徊,淚水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點解呀,點解呀......」仲文喃喃自語,卻有誰聽得到。

佳芳的離開,為仲文帶來了錐心的刺痛,久不久就發作。就在仲文萬分痛楚的時候,網頁上有一篇<我願意等你>有一個點閱數。仲文追查來源地,法國,「她說過會去法國的,她說過的,是她,是她」。

「其實,我覺得上班真的不用這麼著緊。你想一想吧,你那麼愛寫作,假設我們在法國生活,你在家中撰稿賺稿費,我在家門外彈琴演奏賺錢,不是很寫意,很幸福嗎?我覺得這才是生活。」

這些年來,仲文是多麼想望過這樣一種生活。儘管佳芳當時說得隨意,仲文卻認真的看待。還有那句「我就要證明給你的親人看,我是唯一一個不因利益而跟你結交的朋友」,想到這裡,仲文內心又是一陣酸楚。

仲文隨便看看過去寫的文章,「香港焉能不獨立?」、「中共歪曲歷史可恥!」......港獨成功又如何,佳芳永遠成為別人的妻子,生兒育女,甜甜蜜蜜,記不起他了。中共可恥又如何,它不是仍然不倒台嗎?佳芳又會回來嗎?

剎那間,仲文好像有一從未有過的醒悟,他從未把佳芳置於那麼高的人生位置上。奈何醒悟來得太遲,如果讀大學時就知道佳芳這麼重要,仲文心想他定要多看她幾眼,不讓她走。

沒有佳芳,仲文連年假都不願拿,不停地工作,卻得不到多少金錢。今次呆在家中上網,是被迫放假。

「我們回來啦!」

仲文打開門,是年邁的父親,還有弟弟買日用品回家。

「我現在真的要考慮轉工了,我覺得月入兩萬還是不夠,我倒要買那些新樓盤。」

「你做到就可以。」

「當然啦,人到三十,怎能總做些無作為的工作?一定要趁年青多賺些錢。」

仲文忽然想到卡繆的《異鄉人》,不知為何,一切都變得很陌生,就連他的個人網頁,就連佳芳的照片,都變得很陌生。

他想抱頭大睡,但睡醒之後呢?依然做著些純熟的動作,聽著些怪異的說話,沒有終止。

面書出現一則新聞:

「守候主人十多年的韓國狗狗終於垂老而死,臨終前,牠仍蹲在馬路旁,靜候當日遺棄牠的主人,真是忠心。不幸狗狗終於力竭筋疲......」

隔鄰傳出響亮的電視聲:

「對於港獨分子,一定要殺無赦,哈哈哈哈......」

2019年5月2日 星期四

德仁繼位

德仁即位,改元令和。作為首位二戰後出生的天皇,德仁似乎堅持父親明仁的作風,積極吸取歷史的教訓,以戰爭為戒。他甫上場,就呼籲國民別忘記戰爭教訓,要致力締造和平。他往昔亦發表過切勿淡化軍國主義罪行的警告。

八年抗戰以中國慘勝、日本戰敗告終。經歷過原子彈洗禮,還有美軍佔領,日本人沒理由不充滿仇恨。是民族性使然又好,美國純化又好,現在的日本,年青一代積極尋找自己理想的生活,個人主義成為主流,就連高高在上的天皇,都不記掛仇恨,致力為和平繁榮奮鬥。反而戰勝國中國,仍有些人要到日本歌舞伎町振國威,高呼「釣魚島是中國的!蒼井空是世界的!」,破壞中國人開的日本餐廳當愛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是日本,福兮禍所伏是中國。

談起德仁,他和皇后雅子的戀愛史也為人津津樂道。雅子是哈佛高材生,才貌雙全,精通英、法、德、俄等多國語言。1987 年進入外務省,展開外交官生涯。德仁在西班牙公主訪日歡迎宴中與雅子邂逅,一見傾心,展開追求。可惜當時雅子有男朋友,竟對德仁的追求作出逃避。

五年過去,德仁仍對雅子念念不忘,終於到了第八年,雅子接受德仁的追求,嫁入皇室。婚後二人也非一帆風順,雅子遲遲生不出男丁,加上無法適應皇室生活而罹患「適應障礙」,身心皆出現問題。幸好德仁堅持「雖然妳會有很多不安跟擔憂,但我會用一生全力守護你」,二人總算幸福美滿。

德仁的隨和兼長情,在各國領袖中是罕見的。年號「令和」是日本首個非參照中國傳統典籍的年號,選自日本古籍《萬葉集》當中的詩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

2019年5月1日 星期三

愛什麼國!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週年大會」上強調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

都不談「聽黨話跟黨走」是延安整風的後遺,貴黨毛主席對日本皇軍說過些什麼?中共有資格叫人愛國嗎?六四慘案發生快將三十週年,一個殺人政權,手上沾滿人民鮮血,公開道歉也沒有,教人如何愛黨、愛社會主義?越愛中國之傳統歷史文化,越對「反右」、「文革」反感。越想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越痛恨鄧小平及一眾老革命的打壓。將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捆綁出售,根本不成道理。創設一個荒謬的理念,連自己都做不到,卻叫青年人去做,否則「就很丟臉」,丟臉不是不愛國的青年人,而是這個大言不慚的人。

自江、胡以降,高官親屬前往外國居住者幾人?高官子女前往外國留學者幾人?高官資產保存於外國者又有多少?愛國,只是掛在嘴邊,廉價得很。就連習近平本人,很愛國嘛,連「精湛細膩」都讀錯為「精甚細膩」,他有多愛中國的文字和音韻呢?最可笑是事後新浪微博將「念錯」和「精謹細膩」(官方把「精湛細膩」改為「精謹細膩」,以圖掩飾習的出錯) 列為敏感詞。有錯便要認,這樣學問才會有進步。錯而不改,還用強力杜塞悠悠眾口,此非愛國,乃害國!禍國!

談到五四,評論者總喜歡把中國的現狀和 1919 年比較,比較後又往往不勝唏噓。一百年前,北大有校長蔡元培,兼容並包,百花齊放,校內既有不剪辮的辜鴻銘,也有海歸西化派如胡適、土生土長自學成才者如梁漱溟。政治方面,北洋政府再不堪,至少沒對北大學生血腥鎮壓。毆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在香港都可能要判入獄十年八年,涉事學生當年卻無罪釋放。一百年後,談老子向君上建言等於「妄議中央」、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被圍板遮掩,還未計中共至今尚未對八九年的解放軍屠殺作出懺悔。一百年,是徹底的倒退,而倒退的根源正是中共的竊國。

關於談老子向君上建言等於「妄議中央」,尹振環教授其實很無辜。《道德經》不少章節是針對統治者諫諍,如「治大國若烹小鮮」、「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這些文字不只適用於戰國時期,更有劃時代的意義。故此,其被視為老子政治哲學的一部份。研究老子,不能不碰這些文字。如果一碰就覺得治老子的人在指桑罵槐,影射自己,欲禁之而後快,坦白說,老子研究可以關門矣!還有學術自由可言嗎?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陳寅恪給王國維撰寫的碑文。根據余杰分析:

「就國事而言,黨軍北伐,北京政府即將傾覆,王國維對共產黨、國民黨以及馮玉祥都十分厭惡,他勉強接受北洋政府的統治,卻不願生活在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將全部被剝奪的黨國......梁漱溟亦有一段追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講學則在京,故爾每每往來京、津兩地。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當時,王國維對來訪的學生姜亮夫說:『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的辱。』姜亮夫認為:『先生的自殺,乃完全因共產黨的迫害文人所致......當時共產黨在北平所製造的恐怖氣氛,使靜安先生走向自殺的路子。』」(<王國維: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簡言之,王國維極有可能是因為「恐共」自沉。陳寅恪兩句話,既是讚賞王國維,同時也是自我期許。他後來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開出「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兩大條件,仍是貫徹「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在中共管治下,他卒之難逃被摧折的厄運。

王國維紀念碑被圍板遮掩,意味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為禁忌。詮解老子是禁忌,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禁忌,偏偏五四運動的先驅 - 新文化運動最尊重學術及思想自由!

習近平叫青年人遠離自作聰明,自覺抵制極端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即是叫青年人放棄運用自己的理性就客觀史實批判中共,總之中共就是光明偉大正確,你聽我的吧。

原來愛國不過是幌子,紀念五四不過是奧威爾「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奴隸主想奴隸們乖乖接受役使才是實相。愛國的真諦如斯,不愛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