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紹興以出產師爺聞名，魯迅作品的尖酸刻薄，很大程度受紹興師爺影響。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習醫，他希望救治那些被中醫誤治的病人，令其不致獲得亡父的下場。1906 年，魯迅在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的幻燈片，期間看到有中國間諜被日軍逮捕槍斃，大批中國人竟冷眼圍觀。魯迅為中國人的冷漠無情所刺激，覺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遂毅然棄醫從文。1908 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流亡東京，魯迅師從章氏學習《說文解字》、《莊子》、《楚辭》等。
1909 年，魯迅從日本返回中國。1918 年，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中國史上第一篇用現代形式創作的短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21 年，他再發表小說《阿 Q 正傳》。1924 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錢玄同等創辦《語絲》周刊，鼓吹「任意而談，無所顧忌」。
「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站到學生的一邊。蔣介石「清黨」，他開始批判國民政府。1930 年 3 月，魯迅與郁達夫、田漢、潘漢年、茅盾等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左聯」一方面批評「新月派」如徐志摩、梁實秋為「資產階級代言人」，一方面攻擊支持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文學」、「三民主義文學」。丁玲、蕭軍、蕭紅都出身「左聯」。
魯迅晚年撰有大量雜文及回憶文章，且和學生許廣平同居。1936 年 10 月，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逝，終年 55 歲。
為何「最高的輕蔑是無言」？因為再不屑、再輕蔑，有言的話，都表示你對對方的看法有反應、有感覺，你對對方的看法有反應、有感覺，這就叫做有所關注、有所在意，怎稱得上是不屑、輕蔑？
「無言」尚不夠，更要「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無言」可以是刻意有所隱瞞，不敢多講以防禍從口出，此非「最高的輕蔑」。「最高的輕蔑」是理會也不去理會，關心也不去關心。理會也不去理會，關心也不去關心所產生的無言才是「最高的輕蔑」。
李怡說：「寫文章的第一法則，就是千萬不要跟銷路比你少、影響力比你低的報刊或作者開筆戰。」因為跟銷路比你少、影響力比你低的報刊或作者開筆戰，就表示你對他們在意、關注，在意、關注銷路少、影響力低的報刊或作者，不是很可笑嗎？適當的做法應該是：任由他們寫，不去回應。此乃「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一具體應用。
魯迅的名言還有很多，包括：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新年對我來說，就是離死亡又近了一年。」
「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其中，我特別喜歡「有些人們卻一心一意在造專給自己舒服的世界。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給他們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眼前，使他有時小不舒服，知道原來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滿。蒼蠅的飛鳴，是不知道人們在憎惡他的；我卻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飛鳴就偏要飛鳴。我的可惡有時自己也覺得，即如我的戒酒，喫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就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頗能給人動力以生存。
順帶一提，魯迅唯一兒子周海嬰出版《魯迅與我七十年》，提到：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成等人，羅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 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裡，對誰也不透露。一直到羅老先生病重，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
「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如此說來，魯迅都算死得及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