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之後

十三萬人上街反《逃犯條例》修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些什麼？「遊行人數多寡非重點，憂慮只是因為未明白實況」。張講這番話，跟湯家驊有什麼分別？湯家驊說：「反對聲音皆為政治口號，政府不值得讓步」。

一個是政府官員，一個是行政會議成員，如此不屑民意，難怪警方刻意「報細數」，十三萬變兩萬，有網友比對二零一七年撐七警集會，人頭寥寥可數有三萬，昨日遊行人聲鼎沸僅兩萬，無他，看死你再多人遊行也不會有什麼效果，乾脆連遊行人數都予以扭曲，只有兩萬人反對，這樣香港就很太平啦。

過往政府面對大規模遊行示威，至少會裝模作樣，講句「我們已聽到市民的意見」。今次張、湯的發言，索性連戲都懶得做。林鄭今日 (4 月 29 日) 見記者，表示修例刻不容緩，冀立法會七月休會前通過。十三萬人的訴求完全被視若無睹。十三萬人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何解政府那麼蠻橫而無半分猶豫？歸根究底，仍是抗爭策略出問題。和平理性的遊行示威對政府威脅性太低了。

是次遊行之所以有大批市民參與，不完全因為《逃犯條例》，更多是林榮基離港赴台，加上對「佔中九子」的同情使然。

《逃犯條例》固然是惡法，但畢竟抽象。根據近幾年經驗，泛民訴諸抽象理念如抗威權、反 DQ、抗赤化、反割地兩檢來爭取支持，集會人數不升反跌，姚松炎、李卓人競選失利，主要原因亦是過份訴諸抽象的政治理念。

今次遊行前，先有林榮基出走，林榮基何許人？出售「禁書」而被中共強力部門擄走，輾轉逃回香港。他是政治犯，希望仗賴香港的「一國兩制」自保，豈知《逃犯條例》一修訂，他就馬上告別香港，赴台定居。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政治犯因憂慮留港會被移交大陸受審，選擇離開。今日林榮基，他朝難保你和我。《逃犯條例》暗藏的可怖，藉林榮基的言語、動作顯現出來，抽象的道藉具體的人彰顯，此無疑較純粹說理更易刺激市民的情緒，繼而有所行動。

另一令大批市民參與遊行的原因是「佔中九子」入獄。細心觀察參與遊行的團體，許多是金鐘傘後組織。Viutv 訪問一參與金鐘佔領的女士如何看待戴、陳等人入獄，她覺得戴、陳等人好像是為香港人坐牢，她自己有參與，卻無需失去自由，她覺得有所愧疚。她希望盡自己一分責任，做戴、陳等人希望支持者做的事。這位女士的心態，相信也是大部份遊行參與者的心態。同情「九子」遭遇，認為判決不公，希望做些事，所以站出來。

問題是：香港人是善忘的，當林榮基的驚恐顫慄影象慢慢淡去，戴、陳等人入獄已一段時間，無法掀動人民的同情，單靠反這反那組織和平理性的遊行示威集會，尚有多少人會參與，頗值得疑問。還有，一而再再而三發言、分享、嗌口號、散水，市民不是傻的，一直看不見絲毫成效，還會繼續嗎？對，正確理念要堅持，但完全改變不到局面，局面甚至會越來越惡化，出來幹什麼？

泛民、支持泛民的學者和評論人明顯看不到是次遊行有大量市民參與是偶發事件，香港人歸隊？只此一次，下不為例。據聞黃之鋒還在遊行期間向現場警員問：「你睇咗《復仇者聯盟》未？」且進行「劇透」，領袖質素如此低，有群眾支持而不知如何運用，都算可悲。

由於抗爭策略問題得不到解決，林鄭等人可以囂張跋扈。

不過，自由黨鍾國斌、實政圓桌田北辰乃至何柱國旗下的星島新聞集團，清一色促請政府暫緩修例。2003 年政府撤回廿三條草案，主要因為自由黨倒戈。堡壘從內部攻破，建制派 (特別是代表商界的) 如果和泛民針對著同一目標，政府未必感受不到壓力，稍減氣燄。

說死亡

假如生存是成就人生一切意義價值的先決條件，那麼死亡便標誌著人再也無法成就更多的人生意義價值。如果人自覺一生並無太多意義價值想成就，死亡對他來說不算是一件大事。然而，人尚有許多意義價值想成就，想買車買樓，娶妻生子，看著兒女長大，死亡就教人擔憂、恐懼，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一類荒誕思想應運而生。

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說：「死亡和我們沒有關係，因為只要我們存在一天，死亡就不會來臨，而死亡來臨時，我們也不再存在了。」人根本無可能親身經歷死亡，因此無需害怕死亡。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甚至形容死後世界：「死要麼就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那顯然很好，要麼就是靈魂移居到另一個世界裏去。如果一個人能和奧爾弗斯、和繆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馬談話，那他還有什麼東西不願意放棄的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一死再死吧！」

然而，人未必畏懼死亡本身，或擔心死後世界是如何恐怖，而是怕它不知何時到訪，打斷了自己一直以來對人生的種種規劃、部署。試想死亡在人的壯年 / 晚年到訪，差異可以很大。我等候了心儀的人很久、在職場奮鬥很久，現在因為死亡，一切都化為烏有，如何甘心？

儘管儒家教人「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佛家教人看破紅塵之虛幻不真以放下執著，這些理論對平常人來說無疑是薄弱無力的。如何方是平常人面對不知何時而至的死亡之正道？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也是柏拉圖「學哲學就是學習死亡」的意思。

倘若分析死亡現象的特徵，我們會發現：

(1) 死亡的來臨是不可預測的；

(2) 死後世界的不可知的；

(3) 死亡是不可被感受體驗的。

針對 (1)，有人可能反駁：「癌症病人是例外。」可是，癌症病人就算知道自己快將死亡，其仍不知死亡來臨的具體時日。

針對 (3)，有人可能從親友及自身「死過翻生」的經歷，指死亡時會聽到雜音、生前種種會像電影般再次放映、靈魂可自由飛翔......但一來這無法被科學客觀證實，二來彼之感受體驗和我的不一定完全相同。如是，死亡對普遍的人而言，仍是不可被感受體驗。

由於這三種特徵，孔子才會說：「未知生，焉知死」。死亡是如此模糊朦朧，何不在意清晰可知的人生？不過，仔細地想，孔子的話是有問題的，模糊朦朧的「死」終有一日是會侵入「生」，並中斷「生」的。假如真的知「生」，「死」多少不可不知。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對死亡的見解似乎最允當。按照現象學方法，它不去描劃死後世界，也不另開一層安頓人惶恐不安的心靈，它直接告訴你，死亡就是不知何時而來，猶如你不知何時出生。人出生是無緣無故被投擲至這個世界，人死亡就是無緣無故在這個世界消失。覺得很荒謬？這就是人生的實相。「如何面對死亡？」其實更好應該思考「如何在荒謬的人生中活著？」人生是荒謬的，無章法、無理路的，還要規劃嗎？還要等候嗎？還要追求嗎？何不安於現狀，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活在當下？一日一日都過得開心有意義，死亡要來，就任它來，我已無悔了。

中國思想中有近似存在主義者，要數魏晉之際的「竹林七賢」。嵇康流連竹林，顧日影而彈琴，拒絕出仕，不是因為什麼「不仕無義」的道德氣節，而是他珍惜現有的生命，對死亡有真正的認識。

民怨沸騰

反逃犯條例大遊行有大批市民參與，除了是條例本身「惹火」，還因為佔中案的判決。

所有在香港的人有機會被引渡到中國大陸受審，在中國的司法機構受中國法律制裁。

第一，中國法院的審判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許多港人有疑問。

第二，中共會否利用此一條例嚴打在香港的異見分子？陳日君說得好：「佢唔駛有真嘅證據，佢可以作假證據，香港政府都要隨時交人。」不只什麼本土派、港獨分子，富商李嘉誠不是曾被大陸媒體連續發文攻擊嗎？所謂「別讓李嘉誠跑了」。條例修訂後，港人動輒被中共猜疑，似乎就已經距離秦城不遠。

第三，條例的追溯力問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逃犯條例》修訂難以做到既往不咎，必須追究過往罪行」。好了，97 前偷渡來港者會否被引渡？之前在大陸投資失敗欠債，匿於香港令事件不了了的人，又會否被引渡？

連建制派田北辰亦憂慮《逃犯條例》錯殺港商：「那時候稅務不清楚，今天交稅都不知是否完全交了，內地有很多稅務又經常更改，有時候是無妄之災，又不是經常知道」，建議政府考慮不納入商業罪案。林健鋒則表示，憂慮條例修訂會令不少港人在做生意時怕誤墮法網。

條例「惹火」，燒到商家身上，理應暫緩修訂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便建議不應急於修例)。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卻說：「反對聲音都是政治口號，不理解移交疑犯是什麽東西，所提出的憂慮都是法例已經保障了，一些沒說服力的民意是不具代表性的」、「即使今日遊行人數多，政府亦不應讓步」。竊以為那傲慢自大為本身已高企的遊行人數火上添油。

另外，有遊行人士表示：「佔中案判決唔係好合理啦，和平佔中，有咩理由判佢哋有刑？如果講煽惑，就梗係 831 煽惑啦！」部份遊行人士或許為了聲援獄中的戴耀廷、陳健民等而參與遊行。"We'll be back" 的承諾，黃之鋒是不是要帶領聲援群眾一起兌現呢？

陸 sir

陸 sir 是我在大角咀一所小學任職時認識的小班老師 (原本在中學教中文，因拒絕考普通話基準口試卷，被迫在小學帶小班，教數學、英文)。五十多歲年紀，卻中氣十足，學養一流。

當年在教員室，常跟他暢論歷史。談及國共內戰，他提到傅作義之所以投降，是因為女兒乃中共間諜。他又指渡過鴨綠江打朝鮮戰爭的先頭部隊是國軍被俘將士。咬牙切齒、對中共痛恨之情，至今我仍深刻記得。

邊塞詩人王昌齡有《出塞》，其中兩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我向來讀「教」為「較」，陸 sir 糾正我當讀「交」音。另外，他從尉遲敬德的尉遲姓，推斷尉遲敬德是胡人。他還曉得日本戰國三英傑。

陸 sir 喜歡朝早回校前練一下氣硬功，他說黃宗羲也曾練過，我只是聽，未有考證。有一次，看見他大汗淋漓的回校，手裡拿著兩支可樂。我問他為什麼買可樂？他回答：「請班細路飲嘅。」可惜未幾傳出有學生投訴他，他一度氣憤：「唉！虧我仲買汽水俾佢地飲。」

陸 sir 大學時修讀翻譯。提到理想伴侶，我倆異口同聲認為會跟自己唱和詩詞、談論文學的最佳。

他十分愛好明末劇作家湯顯祖。湯顯祖，江西臨川人，有一書齋，名玉茗堂。玉茗堂四夢，又稱臨川四夢，指湯氏四部戲劇作品：《牡丹亭》、《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

陸 sir 當年揚言退休後的工作就是把玉茗堂四夢翻譯成英文，以供外國人欣賞中國戲曲之用。事隔六年，我早離職，不知陸 sir 已退休沒有？翻譯玉茗堂四夢的承諾又有否兌現？

從陸 sir 身上，我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氣質。對不義政權的不承認、對孩童的關愛，還有對傳統文化的弘揚，現在這類氣質的老師買少見少了。

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出自清末民初政治家兼學者梁啟超 (字卓如，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的＜論成敗＞。

磊磊落落，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胸懷坦蕩即磊磊落落。磊磊落落的反義詞是鬼鬼祟祟，鬼鬼祟祟即有所隱瞞，不敢公開，孔子曰：「小人長戚戚」，小人長期心不在焉，背後原因是他有所隱瞞。

獨來獨往不是故意標奇立異，而是跡近孟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如果自我反省覺得有道理，無愧於良心，那麼即使面對千軍萬馬、千萬群眾，我也要勇往直前)」，此處良心起著關鍵作用。

日常生活中，羊群效應屢見不鮮，一同搶購平貨，一同道德譴責某一人，一同篤信一錯誤觀念......面對一窩蜂的羊群，人可以選擇隨波逐流，成為羊群中的一員，也可以選擇出污泥而不染，本乎良心堅持自己認為對的。而後者往往會迎來孤獨。

胸懷坦蕩，聽從良心的呼喚而行，此之為大丈夫。梁啟超明顯深受儒家思想薰陶。

梁啟超另有一段談自由的話：「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知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即不受三綱 (始於兩漢，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

胡適後來撰＜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進一步發揮梁的意思，他說：「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不過，梁啟超似乎仍然從「擺脫......壓迫 / 束縛」來界定自由，未有留意言論、集會、新聞出版、結社諸基本自由同時即為公民的基本權利，該受憲法保障。自由主義無法深深植根中國大陸，由梁的話已可見端倪。

記荃灣中心百佳結業

還有兩天 (4 月 25 日) 就是荃灣中心百佳結業的日子。結業告示有「感謝 22 年來的支持」，屈指一算，原來百佳是在 1997 年開業。我在荃灣中心住了接近三十一年，由出生住到現在，看著百佳開業，今天看著它結業，委實百般滋味在心頭。

百佳原本位於前往街市街的 95 號小巴站旁，隔鄰是美心快餐店。兒時的我，最愛到美心店內的窗口位坐下，因為可以「看車車」，即看小巴在馬路上來回。舊百佳給我的印象是，我記得曾在那裡買過礦泉水。小時候學吹肥皂泡，弄得一口苦澀，買礦泉水嗽口，故印象特別深刻。

後來，百佳搬至現在的位置，易名「百佳超級廣場」。「百佳超級廣場」原本是新光酒樓的所在，新光結業，「廣場」取而代之。猶記得開業初期，百佳內有小菜、有日本壽司賣。此完全顛覆我對超級市場的想像。當時已有惠康，但惠康完全不是「廣場」的水準，我沒記錯的話，惠康不久結業，近幾年才恢復。

百佳人流之旺，亦可從「正版場」的開設反映。「正版場」是一專賣 VCD 和 DVD 的店舖，位於百佳櫃台前。我和弟弟、媽媽買完餸，總愛到該處逛，今天我家中仍保留有《漫畫風雲》、《瘦身男女》、《數碼暴龍》和《寵物小精靈大電影》VCD，都是當年在「正版場」購買的。如果百佳無人流，「正版場」按理不會開設。由此可推知「百佳超級廣場」開業初期的盛況。

可惜不知從那時開始，「正版場」倒閉，店舖懸空，一直至今。未幾，「廣場」打回原形，變成「市場」，旁邊卻多了一家老人院。

最近幾年，我仍有光顧百佳。可是，其風光明顯大不如前，很多東西沒有得賣。老人院由一間變兩間，不時看見行動不便的老人拿著柺杖，在百佳門前緩緩走過。

或許，時代在轉變，香港在轉變，就連荃灣中心一間小小的百佳也不能例外。

沒有百佳，對荃灣中心的居民來說，影響始終不大，還有惠康乃至 7-11 可以選擇。然而，對我這類住得久了的人而言，「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多少有點感慨。

可以預料，百佳結業後，兩間老人院會獨領風騷，這與我童年時親眼所見的充滿活力的荃灣中心太不一樣了。

今午前往光顧，發現不少貨架已經空空如也，人流比平日多是因為想把握最後機會搶平價貨。收銀的忙於收銀，買東西的忙於買東西，無人過問這間開業 22 年的超級市場的前身是什麼，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模樣，更無人過問這間老字號超級市場為何會突然結業。

我承認，我是一個念舊的人。就好像過去對新光酒樓戀戀不捨般，現在我對尚餘兩天壽命的超級市場也有點不捨。

奈何歷史巨輪畢竟要向前進，人無力阻擋，這是人生最可悲的地方！

我讀《偶然》

越讀徐志摩的《偶然》，越覺得他是對著林徽因寫的。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將我比喻為「天空裡的一片雲」，雲在天空中飄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卻擺脫不了風的左右。此暗示作者為一浪子，卻是一暗鬱的浪子，深感無法擺脫命運。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波心」暗示「你」是一湖泊或地上一灘水。湖泊也好，地上一灘水也好，都有依靠，「你」明顯比較踏實、不輕浮。

「偶爾」下得妙。雲和水全不相干，之所以能相遇，是一種不知何處來的緣份。

因為這緣份，大家不只相遇，還要「投影在......波心」。對「你」的人生來說，「我」固然深刻。可是，焉知事實不是相反？對「我」的人生來說，「你」深刻得令「我」覺得「我」對「你」很重要？

你不必驚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這裡有兩種解法。

第一種是佛家的理解。緣份是剎那起剎那滅的，不能久住，無須執著。故「不必驚異」、「無須歡喜」。「轉瞬間消滅了蹤影」表示緣份剎那起剎那滅。

第二種解法是「不必驚異」、「無須歡喜」表面是對「你」說，實際是講「我」。「我」遇見「你」，即驚異非常，歡喜萬分，不能自制。雖不能自制，但明明是「偶爾投影」，那麼興奮幹什麼？三句看起來平靜恬淡，背後卻充滿矛盾熾烈之情，不知如何是好。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謎底解開，「你」是水，暫離湖或地而跟「我」偶遇。

「相逢在黑夜」，浪漫極了，美麗極了，不幸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終有一天要回到湖或地，「我」則繼續受風的擺佈。再浪漫，再美麗，又如何，不過一剎。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這裡是反話。「我」當然希望「你」記得、不會忘記。

奈何「你」有屬於「你」的湖或地，如果剎那的浪漫、美麗導致「你」往後長期的悲痛，基於對「你」的愛，自然想「你」最好忘掉 (如上所說，「你」其實未必那麼看重「我」，「我」的一廂情願於此已見端倪)。

然而，此乃事勢之不得不已。就這偶遇本身來說，它仍是浪漫的，美麗的，是「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光亮」呼應著之前出現過的「黑夜」，暗示偶遇令彼此晦暗的人生重獲意義 (這可能是「我」的一廂情願)。

1920 年 10 月，林徽因與徐志摩首次相遇，當時林 16 歲。1922 年，徐與張幼儀離婚。1924 年，林和梁思成一起赴美國學習建築。1926 年 5 月，徐創作《偶然》。同年 10 月，娶陸小曼。1928 年，林、梁成婚。1931 年 11 月，林在北平演講，徐前往捧場途中遇空難去世，距二人初遇十一年。

別談五四

習近平就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舉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期間提到：「要闡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運動的關係，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政治引領，引導廣大青年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

習的話透露一事實：現今的中國青年已不太自覺的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中共對青年的政治引領薄弱。竊以為這是改革開放後經濟自由帶來的個人自主所致。

中國青年運動，主要是指五四運動，乃一場「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抗英、美、法等國的強權，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未能捍衛中國利益的奸賊。它並無政黨領導，全由北大學生自發，各地工商界響應。大家本乎的，是一片對國家民族關懷愛護的熱忱。

五四運動包含新文化運動，以新文化運動為先驅。而新文化運動正揭櫫「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 兩面大旗。

什麼五四精神、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理應歸結到民主、科學、對國家民族關懷愛護上去講，捨此並無五四精神、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可言。

中共常把自己和五四運動劃上等號，其邏輯是：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正是利用馬列主義以達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目的的愛國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因此是承繼五四運動的價值而進入歷史舞台。

然而，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另一面就是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中共起家時受蘇俄卵翼，毛澤東屢次感謝日本皇軍入侵，中共何曾維護過中國的國家主權？祖師爺正是賣國賊。

汲汲於闡明中共和五四運動的關係，只會適得其反，不然就會歪曲五四精神。「自覺堅持黨的領導，聽黨話、跟黨走」更似是延安整風的結果。整風後，親蘇高幹在中共黨內失勢，中共黨員和幹部的服從度和執行力強化，一律聽命於毛澤東。

習近平還說：「要回答好為什麼當代中國青年運動的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為什麼當代青年必須把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偉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清末民初列強環伺，不平等條約簽完又簽，國家面臨瓜分危機，當然要把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不過，今時今日，用中共官方講法，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快將超越美國，既無不平等條約，瓜分之禍亦欠奉，要求青年把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未免不合時宜。

「找準當代中國青年運動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的著力點，激勵廣大青年在各行各業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

據此，五四運動就只有工具的價值，是「激勵廣大青年在各行各業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的手段而已。這樣對待五四運動，算不算客觀認識及把握它呢？

習近平說：「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鬥爭史、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奮鬥史中來認識和把握。」

從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看，五四運動與東漢太學生清議、明末東林書院高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一脈相承，都是憂患意識的表現。

從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鬥爭史看，五四運動是一場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的愛國學生運動。

從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奮鬥史看，五四運動給予馬列主義及中共崛起的機會，馬列主義卻違反科學與民主，中共卻一而再再而三依附外國勢力 (現在仍有大量高幹子弟於外國定居、讀書)，迄於今日。

生命的吊掛與懸解

人大了，會面對很多煩惱。柴米油鹽固然令人頭痛，事業失意、愛情失敗、頑疾纏身、至親離世......這些煩惱接踵而至，相互交織，有時的確令人喘不過氣。最慘是人生不能有半刻停頓，人再疲累、再不想活，只要你還有一口氣，你都要繼續工作，解決各種問題。這種生命形態，稱為吊掛的生命，好像上吊的人高掛屋樑般，吊掛的生命是種病態。

哲學設立的目的，正是要理順生命之吊掛，使之得到懸解。然而，中國哲學又好，西方哲學又好，都或多或少強調理論性、系統性，重視知性的運用與理解，偏偏吊掛著生命的人最難運用知性。尤其甚者，知性本身亦有一根本缺陷，它與實踐之間永遠存在一鴻溝。誰不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誰不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就是自強不起嘛，無法如是觀嘛。此處不是知性理解可以負責，它需要一飛躍。

儒家孔子傾向當機指點，熊十力先生好對人發獅子吼，令其猛醒，達至飛躍。禪宗則有所謂棒喝，對修行者施以棒打或叱喝，使其開悟。可是，假如我沒有機緣受到當機指點或棒喝，這是否表示哲學對我理順生命之吊掛毫無作用？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無當機指點或棒喝，哲學確實對我理順生命之吊掛毫無作用。不過，不可助我理順，不代表全無用處。哲學仍有其作用，即助我們知道生命是在吊掛當中，生命是處於一病態當中。吊掛了、病了，就要解結、治病，解結、治病之道無他，如實地過日子就是。

舉例言之，最心愛的女生走了，再無機會追到，你再傷心無奈，人生依然繼續，你依然看不見那女生。這樣，倒不如別多想，如常上班搭車返公司，吃飯休息做其他事。有朝一日，你對那位女生的愛念，或許會不知不覺被隱埋 (不是忘記、淡化，夜深人靜仍會想，只是有其他事做就不多想了)。

又病痛難忍，就去看醫生，看不好，再看另一個，吃藥吃到好為止。要捱痛時就咬緊牙關捱。

所謂如實地過日子，其實就是過平常人的生活。只是平常人未有太多思考，不知自己生命是否吊掛，僅有本能反應和習以為常的慣性。讀過哲學的人知道自己生命在吊掛，繼而以過平常人的生活作為疏導、解脫的方式。

《指月錄》談三重人生境界：「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見山是山」指平常人「日用而不知」的狀態。「見山不是山」乃人遇煩惱而感困感、透過讀哲學而知生命在吊掛中的狀態。「見山還是山」是從種種哲理返回人間世，以繼續過平常人的生活消解先前的煩惱。

郭象注《莊子》，提到「安命」，安於自己當前的命運際遇，不去比較、抱怨、妒忌，好好過日子，這就是「逍遙」。天台宗言「不斷斷」，不需捨離塵世也可斷去煩惱。沒有一定人生經歷，不能明白這些智慧。

從安心出軌事件看人性和婚姻的本質

安心出軌事件，黃心穎身材惹火，主動出擊，又攬又錫，坦白說，換轉其他人夫，亦不見得能抵擋。

人很奇怪，明明知道婚禮上起的誓是形式，心底裡卻始終相信它是一種真實有效的契約。契約從來沒有不在講，就算真的有，在人性的醜陋前，性欲的高度澎漲下，難道它還能發生效力？莫講契約，就算數十年的舊情，都可毀於一旦。這就是人性。

明白人性，就不會相信婚姻。沙特和西蒙・波娃終身只做情人、伴侶，不做夫妻，彼此更允許另一半跟別的男人、女人做愛。世人覺得很難接受，其實這才最明智。

結了婚，以為「打風打唔甩」，怎知一個案例告訴你，二十多年辛苦修成的正果，原來都可以被一個後生索女剎那摧毀。人妻們對安心事件特別大反應，對許志安、黃心穎尤其口誅筆伐，無他，因為她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被戳破了，她們覺得上當，但又不能重來 (青春已一去不返)，反應大同時亦是惶恐不安。

網上有段文字剖析黃心穎這類女人的心態，頗有趣：

「能力上，醒目識得用人際手腕做野，但能力絕對唔 top，所以勾搭男人係佢地最有成功感嘅野，從而樂此不疲咁做。

行為上，無女朋友嘅男人佢地當然會 flirt，要嚟維持自己嘅吸引力。但無女朋友嘅男人實在太無挑戰。

......所以之後就會轉向有婦之夫，有婦之夫大部分定力大 d，識得避忌 d，甚至有部分真係好愛女朋友 / 老婆會避開呢 d 女人，咁嘅情況就充滿挑戰喇！如果咁都勾搭到個男人，幾證明到自己有吸引力。

......令黃心穎想勾搭許志安嘅重要原因，係 Sammi - 香港最強天后，論地位叫座力容祖兒楊千嬅都完全唔係果皮，天后嘅老公，出名愛老婆，經歷過風風雨雨，咪又係比我釣到，仲要玩到許生 d frd 個個都知，得佢老婆唔知，幾厲害。

最後呢 d 女人一世人只愛一個人，就係自己。永世都唔會真正愛一個人，因為愛死一個人，佢地就會自我形象降低，覺得自己無晒吸引力。」

黃心穎不會跟許志安在一起，許志安理應知道。不過，嫂子的身份、平時可仰望而不可觸摸的性壓抑、女方主動前來挑逗和勾引......儘管這是不倫、犯禁，但越是如此，快感和刺激就越大。越墮落越快樂，還要有青春火辣的胴體挨倚摩擦，欲罷，怎能？

什麼變壞云云，只是應付大眾、傳媒的矯情話。當事人難道對那晚熾熱火辣的朱唇、酥軟香甜的雙峰、濕透誘人的私處毫不回味？黃心穎說自己做錯，字裡行間不見對 Sammi 有愧疚，也證明她壓根兒認為自己沒做錯。

Sammi 的回應一副基督徒口吻，也不知是宗教虔誠使然，抑或歲月真能磨蝕一個人 (好聽一點是成熟長大懂事)。馬明的「擔心」彷彿一高僧悲憫一受色欲蒙蔽了眼的眾生，極盡慈悲之能事，倒不見有男女愛情的痕跡 (愛情是佔有，該妒忌悔恨才對)。

或許，兩人都知道，日子依舊要過，與其心懷怨恨，不如留有餘地。只是，大家內心多了根刺，勢所難免。

人性本來就好色、會墮落，男女皆然。婚姻要長久，注定是謊言和忍受的大混雜。兩小口子仍然甜蜜幸福？恭喜你，若然未到，時辰未到而已。

吃粥

近日中午時，總愛到青衣一家店舖吃菜乾粥。軟綿綿、熱騰騰的粥，加上一碗炒麵，就已經教人期待了一整個早上。

媽媽未過世時，每逢我患病，總愛弄菜肉粥給我吃。和一般街買的稀粥不同，粥的質感是綿綿的，白菜和豬肉混和而成的天然甜味，我至今難忘。可惜我未曾學會如何弄。媽媽一走，我就再未吃過這麼好吃的菜肉粥了。

菜乾粥顧名思義，用菜乾加豬肉煲成，我特別喜歡該店舖的粥有綿而不稀的感覺，吃下去猶如時光倒流。價錢亦十分便宜，三十元有交易，在今日的香港，哪裡找呢？

人大了，所賺得的金錢彷彿都是為買回昔日的味道、樂趣。買軟雪糕、買高達、買涼果......可惜味道、樂趣依舊，很多人很多事已面目全非。我要再見我的媽媽在今生已經不可能。

粥亦令我想起我心愛的女子曉瑩。二零一七年春兩次見面，我們都有到粥店吃粥 (一次在長洲，一次在荃灣。長洲那間不愁沒客人，荃灣那間是老字號)。我記得第二次，她笑說：「兩次都要你陪我食粥添。」笑語盈盈，使人心醉。她托著腮的樣子，更令我往後每次托腮，都想起她。我其實真想對她說：「我不介意跟你吃粥吃一輩子啊！」

事過境遷，已兩年了，我後悔當初不該冒犯她、頂撞她，和她爭拗。如果當時對她多一點欣賞、珍惜，結局可能不一樣。

天天工作是乏味的，猶如機械人般，萬無目的地活動。唯一的生趣就是期待十二點的來臨。

一口接一口吃著粥，想到前塵往事，再看看周圍陌生的面孔，無人陪伴自己，有時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或許這就叫做成長。

吃粥，既是思念，也是悼念。

史無前例的困境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佔中九子」被裁定罪成是彰顯法治精神，他說：「以所謂公義包裝的非法佔中，不僅是對公義的偽善和污辱，更是對香港法治這一核心價值的深層次傷害。它警醒我們，要正視並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可以說，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敢問王志民眼中的公義是什麼內涵？難道乖乖守法就是公義？公義尚未界定清楚，如何知「佔中九子」提倡的就不是公義、僅為「借公義作包裝」？偽善、污辱更加無從談起，因王氏根本未有證明「佔中九子」提倡的確確實實違反公義。

公義，英文叫做 justice，亞里士多德說：「公義是讓人們得到應該得到的，有什麼是應得的全在於有什麼美德」。「佔中」為何會出現？因為要反對人大八三一決定，反對有篩選的普選行政長官。為何要反對有篩選的普選行政長官？因為中共承諾過會按照《基本法》給予港人雙普選，在港人的一般理解中，普選是無篩選的。中共由 0708 雙普選推遲到 2012，到最後設計好一個有篩選的普選行政長官制度，迫香港人接受。中共背信棄義，「佔中」才會出現。「佔中」的目的為何？只是希望爭取香港人本來有的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背信棄義即失德，香港人取回屬於自己的，而且手法溫和，哪一方反映公義不是很清楚嗎？

至於傷害香港法治，梁振英收取 UGL 款項逍遙法外、法律界人士指出問題被林鄭斥唱衰香港司法，這樣一種法治，「佔中」對其構成傷害，是肯定的了。然而，此法治是真正的 rule of law 嗎？

柏拉圖說：「我認為，在法律服從其他權威，且缺乏自身的權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是，如果法律成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為法律的僕人，然後政府就會履行自己的承諾，人類才會享受到上帝給國家的全部祝福。」西塞羅則認為：「為了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僕人。」法律有自身的權威，再有權有勢的人都必須臣服於法律之下，這方是 rule of law，有人可以例外的不算。

rule of law 中的法律更要體現著公義，以義為質，非當權者用以維穩的工具。當下香港所謂法治，有無上述兩種特色呢？無的話，衝擊之以使之趨近真正的 rule of law，有什麼問題？

王志民其實不是講道理，而是訓示式、指令式，最尾幾句關鍵，「要正視並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風險點」、「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各位香港人，廿三條即將殺到啦！

鍾祖康曾經有一個比喻，香港好比一隻猴子，中國好比一頭手握槍的豬。猴子雖然靈活，但豬手中有槍，猴子始終難逃豬的魔掌，只能夠藉機智圖存。

主權移交前乃至移交初期，相信無香港人 (少數熟讀中共黨史或有親身經歷的人除外) 會料到中共蠻不講理竟到了這個地步。用蠻不講理亦不盡恰當，準確些說，是不去同情地了解對方的想法，只知將自己認為對的當作絕對真理 (即歪理)。

英國打算用理性務實的文明談判方式跟中共交手，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因中共是不會接受他人理由的。

《基本法》種種條文，中共種種承諾，英國、香港人信以為真，誰知創黨元老李大釗白紙黑字寫「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裏胡塗混進來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到頭來共黨還不是在國民黨搞滲透、分化、顛覆？倪匡說得對：「共產黨的話什麼時候靠得住？」

中共本來就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軍國，改革開放後，它更多了錢。猴子靈活是靈活，但在威迫利誘之下，似乎越來越向自傲自大的豬馴服了。

視歪理為真理、傲慢自大、以力假人的軍國，香港昔日從未單獨面對過如斯厲害的對手。是要繼續遊行遞信、登頭版廣告、做政治嘲諷劇當做左野，抑或採取積極進取的抗爭方式，不戀棧議席，值得認真反思。

從《包青天怒鍘陳世美》看古代中國政制的缺陷

《包青天怒鍘陳世美》故事家喻戶曉，大家都同情秦香蓮，對陳世美反感。然而，仔細看整個故事，背後隱約反映出古代中國政制上的缺陷。

錢穆曾說，中國自秦開始，就是一個「化家為國」的過程。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家宰搖身一變成為總理天下事務的宰相。

「化家為國」之下，有內、外廷之分，內廷是皇室，外廷是百官商議政事的地方。百官必須按照既定程序、規章辦事，不可徇私，皇帝也不可將自己的私意滲雜其中，故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然而，制度如此設計，不代表實際運作與之相符合。

早在漢武帝時，就已經用老年人做宰相，好讓諫諍聲音消失，自己可大權獨攬。

至東漢初年，「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台原本屬內朝，因光武帝欲架空宰相，遂把宰相的工作交予尚書。

即使開明如唐太宗，宰相魏徵進諫令其佳鷂死懷中，其竟怒氣沖沖說：「會須殺此田舍翁」。

無他，內、外廷雖分開，但權源始終掌握在皇帝手裡，皇帝想廢誰就廢誰，殺誰就殺誰，真正的制衡如何可能實現？

勞思光解得好：皇帝與宰相之間雖有一定分權，但宰相「受命」於皇帝，既受皇帝任命，自然要依皇帝的意旨施政，執行皇帝頒佈的命令，否則會遭貶誅。這種權力制衡機制的作用十分有限。

彌縫權力制衡機制的不足，往往要透過官員自身的道德。這是一種無可奈何。

《包青天怒鍘陳世美》故事中，為何陳世美能夠不可一世？因有公主撐腰。公主則有太后及皇帝撐腰，皇帝正是權源。

包拯的靠山是「相爺」。其按照所得證據判定陳世美有罪，要鋤他，這也是本乎既定程序、規章辦事，做得很稱職。

問題來了，皇帝、太后、公主基於私心，迫逼包拯不要鋤駙馬，放棄按照既定程序、規章辦事，否則丟失烏紗帽。丟失烏紗帽事小，喪命事大。包拯最後舉出御賜的尚方寶劍力壓太后、公主，此乃僥倖，歷史上倒沒有太多正直盡責的官員有尚方寶劍，反而活生生被皇帝殺害。

包拯有道德氣節是好，故事也是 happy ending。然而，如果秦香蓮不是遇到包拯，又或者包拯關鍵時刻不願放棄頭上那頂烏紗帽，結局可能是秦香蓮永遠失去兒子，有冤無路訴。而很不幸，古代中國大部份時間都是這樣。

民主再不好，至少有憲法約束統治者權力，並可由人民一人一票撤換他。人間悲劇因此得以減少。

愛情與婚姻

假如愛情是巧克力，婚姻就是青菜白飯。愛情是心如鹿撞，婚姻就是平淡如水......正因為愛情婚姻大不同，故錢鍾書才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婚姻有愛情做基礎是最好。然而，綜觀世上眾多婚姻案例，多少愛情存其中？婚姻更似是一種經濟合作、一種互相照顧與陪伴，跡近朋友或親人。

愛情多少要求男女相貌娟好，繼之要有好身材。試觀所有以愛情為題的電視電影，哪會用醜男醜女做主角？任一是醜，另一必然是美。這是愛情本質的殘酷。沒樣貌、身材，有錢財也行，不過預定吃不了「頭啖湯」，穿二手的吧。連錢財都無，愛情夢幾乎可以休矣！有情飲水飽、欣賞內在美，發夢冇咁做。

婚姻跟愛情一大差異是：婚姻講究德性。情侶如何轉成夫妻？承諾和信任很重要。即使沒有愛情基礎的，如中港司機跟大陸妓女，只要雙方結成夫妻，男方當刻至少相信女方不騙他，反之亦然。沒有德性，沒有婚姻。樣貌身材在婚姻中反成次要。

有婚姻，等於成了家。不想辛苦交水電煤，可要求丈夫代勞；不想煮飯，可找老婆代勞，這是 division of labour 的一種。還有，有伴侶，就有兩份月入，申請公屋快些上樓。婚姻原來可帶來經濟利益。

然而，有經濟利益瓜葛，涉及日常瑣事太多，關係越容易變得不純粹。為何婚姻要以愛情作基礎？因為當婚姻出現裂痕時，至少昔日的情趣、浪漫、美貌、激情可稍作彌縫、挽救，使之不至十分決裂。如果婚姻純粹是一種短暫的、普通的、缺乏深度情感交流的結合，當它出現問題，便一發不可收拾，因彼此都不易有珍惜的念頭產生。

一段美滿的婚姻，可令幸福倍增。可是，一段失敗的婚姻，隨時禍延下一代。

香港潮語中有「埋單」二字，女神在年青時享受過一次或多次愛戀經驗後，在成為明日黃花之前，將會找一位戇男結婚泊岸。這位被選中的戇男，不曾享受過女神年青時的美貌，也不曾得到過全盛時的女神的注意，彼此甜蜜回憶不多，男只是在女神變大媽前把折舊品買回家而已，謂之「埋單」。大家可以想像，這類婚姻一旦出問題，會如何收場。

又年老男人或女人為求有個伴而跟年輕自己一大截的人結婚。價值觀、心態、可以選擇的都迥異，婚姻怎能維持？

依我所見，美滿、幸福、長久的婚姻只有一種，就是有堅實穩固的愛情作基礎。

埋單式的、煲老嫰藕的、中港兩地互惠互利的，都是不健全的婚姻，不健全的婚姻而又要維持，就需要更多的開放、忍讓，例如：不要介意對方另覓真愛，他 / 她曉回家就好；不要介意對方的真愛不是你，襟兄弟姊妹有多少，他 / 她當下待你好，能產生各種效益就行了；盡量避免價值觀及心態爭議，彼此要知分寸，學會緘默。

我無機緣享受有愛情作基礎的婚姻，亦不喜歡屈就自己以成就一段不健全的婚姻，故決定孤身一人。

黐線

「佔中案」裁決，九名被告大部份控罪罪成。

對筆者來說，汲汲於強調「佔中」已經足夠荒唐，佔領金鐘就有，何來有真正的佔領中環呢？

九被告中的陳淑莊，被判「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讀者如果記憶力好，當年的九二八晚上，她是呼籲群眾撤退。事實上，不只「四眼陳」，許多泛民頭面人物當晚擔心六四屠城會在香港上演，反覆呼籲群眾離開。全賴群眾自發不願退去，甚至殺出旺角、銅鑼灣，佔領行動才能遍地開花，三足鼎立。

沒有煽惑變了煽惑，無佔中變了有佔中，都未算，法官怎樣評價佔中三子呢？「認為有數以萬計的人參與佔中，就會令政府回應真普選訴求，而不是立即去驅散示威者，此乃不切實際。同時，相信政府在一夜之間作出讓步，推出三子提倡的普選方案，實屬天真」。

筆者無意質疑法官的法律專業，但他確實不通曉政治！

台灣現在為何會有一人一票選總統？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是一個關鍵。野百合學運正是六千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立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按照法官的邏輯，當日六千名大學生「佔領」中正紀念堂廣場也是天真？也是不切實際？如果天真、不切實際可帶來政制的開放、社會的文明進步，天真、不切實際有何不可？

況且，凡提出一政治願景，它的本質必然是天真和不切實際。美國獨立戰爭前，世上哪裡有實行民主憲政的共和國？蘇聯成立前，世上哪裡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英美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初時提出、宣講的階段，本質上都是天真和不切實際。佔中三子是政治理念的提出者、宣揚者，他們天真和不切實際是正常不過，有什麼值得非難？

政府不講究事實，司法向行政傾斜，政治常識貧乏，連天真、不切實際都是錯。彭定康從政多年，看出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怪現象，發不平鳴：「以不合時宜的普通法控罪，向佔領運動參與者採取『復仇式檢控』(vengeful pursuit) 將嚴重撕裂香港社會」。林鄭竟忙不迭出來不點名批評肥彭所言是謬論、毫無根據、破壞香港聲譽。

香港聲譽是不會被一些言論損害的，它只會被一些具體的賣港行為破壞。不去解決指出問題的人所提出的問題，反而去解決指出問題的人，令人想起大飢荒時毛澤東解決直言極諫的彭德懷。

過往外國發表對香港狀況的批評，政府一貫做法是不作回應。動輒回應，還要起弶，此乃中共外交部的作風。林鄭化身華春瑩，肥彭的話是否謬論、毫無根據，大家可想而知。

無奈普羅大眾對「佔中案」始終未予太多關注，部份寧願眾籌十六萬搞頭版廣告嘲諷 689 自慰。周融能夠滿懷自信開記招宣佈「反佔中勝利」，正是受益於香港人的墮落！

寫作緣起

我從來無意對西方文化作一系統的論述。《西方文化概論》之所以寫成，也有一段因緣。

且說去年 (2018 年) 八月，我身心俱疲。

自曉瑩 (我唸大學時的同系女同學，我心儀之對象) 2017 年 9 月 2 日跟我絕交後，我的情感生活得不到安頓，繼而是整個價值世界的倒塌，我覺得做什麼事都無意義、無價值。

儘管我如常上班、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此無疑是一種生命的吊掛。我很辛苦，喘不過氣。《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都是需要閱讀大量史料才能寫好，這對病中的我尤其構成負擔。加上述他人的成果多而發自己的議論少，在力不從心下，我懷疑自己要不要繼續寫下去。

八月二十日是一個關鍵。當晚，我吃下麥當勞餐後，竟徹夜不能眠。我過往從未經歷過如斯困境。二十一日早上我需要替工作的學校到觀塘招攬學生，我不能不睡覺，我已經很累。可是，我始終睡不著。什麼息念、數綿羊之類，全然無效。我恐懼，恐懼潛伏已久的高血壓是造成我失眠的真兇。

翌日，我拖著疲乏的身軀前往觀塘一商場。我不禁自問：我的生命是否快到盡頭了？如果是，我該做些什麼呢？我該繼續為學校賣命嗎？不該吧！我又該繼續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嗎？但我已沒太多時間和心力可浪費。我又不能見曉瑩......

直到最後，我想到，有沒有一些東西，我不寫我是會後悔的。如果要在世上留下最後一部著作，我該留下些什麼？就在這時，我想起幾年前寫的一部大綱，題為《中西文化概論》。

《中西文化概論》是我在 2011 - 2012 年左右動筆起草 (那時距離大學畢業僅數年)，總共八頁。因方便誦覽，全用點列式，內容始於古希臘，至二戰結束，還有一小部份談中國哲學流變，屬未完稿。我一直認為此稿是我歷來學習的一點心得，我很想把它整理好，使它變得更完整。奈何人有惰性，文句之間亦不見通順流暢，改寫費時，結果此稿遲遲未獲得它應有的待遇。

八月二十一日早上我覺悟後，下午我馬上回家整理第一篇，這是我撰寫《西方文化概論》的開始。

最初的時候，我仍想做中西比較，故採用舊題《中西文化概論》，但寫至一半，發覺西方部份尾大不掉，遂乾脆集中講西方，改成《西方文化概論》。

我本來想用湯恩比的「挑戰與回應」作分析框架。可是，越往後寫，越偏重來龍去脈的歷史式的交代，以及思想觀念與現實的互動，這在進入現代後特別明顯。我唯有安慰自己，此乃資料本身的理路脈絡使然，我是「寫在文化與歷史之間」。

有別於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寫《西方文化概論》帶給我很多樂趣。

當我寫基督教時，我想起中學時唸聖經科的日子。當我談《原富論》，我憶起高中苦讀經濟。至法蘭克福學派及一戰「slide into the Great War」，我想起唸劉國英教授的「應用哲學」和張學明教授的「西方歷史傳統與變革」。

時光飛逝，人去樓空，就只有那麼一點點的學問知識在我心徘徊，好讓我去回憶。既是快樂，也是失落。

我亦發現了許多過往不曉得的道理。

我向來是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同情的。法國大革命的激昂澎湃，我深感震撼。資本主義，我鄙視其自私和貪婪。保守主義，我痛恨其窒礙改變，助長專制。

然而，經過一番考查，我發現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才是人類合理的經濟活動方式。保守主義從不反對變革，它只反對激進的、一蹴而就的血腥的革命。法國大革命是動物性權力欲的大混合，馬克思主義是其衍生物，大革命影響所及，足以阻礙俄國現代化，造成中國全面赤化，甚至催生兩次毀滅性大戰。

我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英政治、漸進改良等益信不疑，擺脫舊日思想窠臼，是寫《西方文化概論》最大的得著。

歷經大半年，我仍思念著曉瑩。坦白說，部份篇章下筆時，我常因內心創痛，抱頭大睡。《西方文化概論》某程度上是我面對殘酷現實的奮鬥紀錄。

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將來有機會我還是想寫一寫。讀者讀畢全篇，再讀我關於中國古代、近現代史的論述，該對中西雙方有一平情的了解，也知五四「全盤西化」的「西」當指西歐英、美諸國，而非俄、德等國。

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是兩部我參考得最多的書，兩書頗多創見，值得閱讀。

困境與出路

(一)

自由主義學者海耶克 (F. A. Hayek) 撰寫《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值二戰將近結束，在第一章＜放棄了的道路＞，他語重深長作出提醒：

「當我們把全副精力用於獲致戰爭勝利時，我們有時不易記得，即使在戰前，我們現在藉作戰來保衛的許多價值標準，在英國已經遭受威脅，在別處已經遭受破壞。雖然，代表著不同理想的國家是各自為其生存而戰，可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一爭鬥是起於觀念的衝突。這一觀念的衝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歐洲文明裡的；並且，由於極權制度之創立而登峰造極的許多趨勢，並不限於目前陷入極權制度之下的國度中才有。雖然，我們現在首要的任務是贏得戰爭，可是贏得戰爭的目標僅僅是為得到另外的機會來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並且覓致一種方法來趨避那威脅相似的文明之命運。」

二戰結束了，「鐵幕」(Iron Curtain) 隨即拉開，英國首相邱吉爾說：

「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這張鐵幕後面坐落著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 - 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全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僅落入蘇聯影響之下，而且已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強的控制。」

「鐵幕」以西是自由世界，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以美國為首。「鐵幕」以東是共產世界，崇尚一黨專政、一人獨裁、計劃經濟、人只是國家生產的螺絲釘，以蘇聯為首。「觀念的衝突」彷彿並未消除，而是用另一種形式繼續著。

1990 年，東西德統一。1991 年，蘇聯解體。共產陣營看似已土崩瓦解。

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9 年春夏之交用鎮壓手段對付民運人士，避過民主化浪潮。步入九十年代，儘管經濟上逐漸改行市場經濟，政治上仍然堅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年，更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大旗，掛馬列的羊頭，賣納粹法西斯的狗肉。美國與之抗衡，展開中美貿易戰，此仍是上世紀「觀念的衝突」之延續。

(二)

實現民主自由乃近現代西歐演進一大主軸。1750 年工業革命後，不少人因掌握生產工具及工人而置富，稱為「資本家」，又稱「中產階級」。他們對君主專制的國家有經濟上的支持，需要交稅，現存制度卻不保證他們在政策制訂上有話語權。他們因而要求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推選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議士，出現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的訴求。

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等於要分享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專制君主當然要極力反對。開明如英、美，都經歷過戰爭才可成就憲政。封閉、保守如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往往演變成暴力革命與血腥鎮壓的拉鋸。

尤其甚者，他國出兵協助鎮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瞬間滑入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這種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始於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經拿破崙戰爭幅射至四圍如德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巴爾幹。

民族國家次第建立，在資源有限和弱肉強食的氛圍下，彼此必然會出現競爭、矛盾、衝突，衍生極端民族情緒、軍事結盟制度、爭奪海外殖民地等。

即使落實代議民主制，「資本家」/「中產階級」利益獲保障，此只令他們進一步剝削工人，並幫助他們實現海外擴張。換句話說，代議民主制不過造就「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以及成為促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

一戰爆發，很大程度是「實現民主自由」、「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導致，而「實現民主自由」恰好源於資本主義的蓬勃和工業革命。

二戰結束後，陸續有學者對兩次大戰的成因作根本的反省。其中，「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的見解最深刻。

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認為，資本主義蓬勃和工業革命源自啟蒙理性。啟蒙理性有下列特色：

(1) 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

(2) 以科學知識萬能、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至上為特徵；

(3) 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

(4) 以社會歷史進步為目標。

從一方面看，啟蒙理性成就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它導致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的霸權，人文理性遭到貶抑。當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身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支配被支配、利用被利用的關係，社會實際上是徹底的異化。工具理性過度膨脹的結果，就是毀滅自然、毀滅人類、毀滅自己。啟蒙理性以非理性告終，具體表現就是兩次世界大戰。

「法蘭克福學派」畢竟曲高和寡，隨著各國領袖爭相研發大殺傷力武器，唯有採取一些防制性措施 (治標不治本的措施) 以避免科學科技被濫用造成惡果，如要求解除核武等。

(三)

以往耶穌基督也好，真主阿拉也好，都教人博愛，跟私欲作鬥爭。偏偏兩次大戰反映出來的人性，全是為求一民族、一國家乃至一己之利益，不惜置他人生死於不顧，任由冷冰冰的理智去思慮計量、爭強好勝的獸性去盲目衝動。此斷非耶穌所許可，也非阿拉所許可也。

「上帝已死，一切都被允許」(尼采語，「上帝」可泛指一切傳統道德宗教人文價值)，這令知識分子的心靈極為失落，主張「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卡繆語) 的存在主義因此成為二戰後的顯學。

但是，人生應該有奮鬥的目標、方向，它不能永遠停留在無目的、血氣的、自然氣質的掙扎。部份學者提出復興基督教、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 (如社群主義大師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在《德性之後》After Virtue 所講)、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甚至引入中國儒學 (如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說)，「新人文精神」之重建、「新人文主義」之重提，未嘗不是西方文化斷港絕潢的一條出路。

二次大戰

跟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不同，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並不能有效維持歐洲的長期和平與穩定。意大利得不到阜姆等地，憤而離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成立，美國卻不擔任主導角色，維和部隊亦欠奉，徒靠外交施壓迫逼虎狼國家收手，軟弱無力。《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的苛刻條款，尤其令德國人深感被羞辱，汲汲於東山再起。

歷經大規模戰事，英、法已元氣大傷。1929 年的華爾街股災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對兩國更是一重挫。它們加緊要求德國償還賠款，德國經濟頻臨崩潰。人民生活無以為生，一部份投向共產主義的懷抱，一部份則仇恨富有的猶太人，強調要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實現民族與文化復興。後者逐步發展成納粹主義 (Nazism)。

納粹主義宣揚種族優越論，認為雅利安人種 (Aryan race) 是最優秀的、對人類進步唯一有貢獻的民族。「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猶太人 (Jews) 屬於「劣等種族」，故殺害猶太人是必須的。世界乃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各民族必須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求勝，為此，實行對外侵略擴張，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民族世界霸權，乃不可避免。

希特拉 (Adolf Hitler)《我的奮鬥》(Mein Kampf) 把納粹主義系統地表述出來。美國民間學者賴貝克 (Timothy Ryback) 撰《希特拉的私人藏書》(Hitler's Private Library)，提到：希特拉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與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的學說下過功夫鑽研，特別是費希特的「德國例外論 (德國人從語言到思維都有自己一套德國模式，和其他歐洲國家大不相同)」、「反猶太人論 (猶太人永遠是日耳曼統一的障礙)」，對希特拉思想帶來極大震撼。希特拉曾在費希特著作上留下過百頁眉批。

另外，希特拉從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的超人哲學 (Übermensch) 吸取養分。總之，和馬克思主義一樣，納粹主義也是一頭思想的怪物。

希特拉生於奧地利，一戰時曾為德軍服役，獲授鐵十字勳章 (Iron Cross)。1919 年，希特拉加入「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1921 年，他成為該黨的領袖，「德國工人黨」改稱「納粹黨」(Nazi Party)。1923 年，他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間叛變」(又譯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 失敗，並捕入獄，期間寫成《我的奮鬥》。1924 年獲釋後，憑藉個人魅力、演說才能及政治宣傳，希特拉獲得廣泛民眾支持。1933 年，納粹黨於威瑪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 國會選舉獲勝，希特拉被任命為德國總理。

納粹主義重視民族、國家，反對平等，其因此和「工人無祖國」、講究平等的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予以排斥。國會縱火案 (Reichstag fire)，納粹黨將矛頭直指共產黨，左派勢力遭連根拔起。

「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把不受控制的衝鋒隊 (SA) 全部肅清，代之以親衛隊 (SS) 及蓋世太保 (Gestapo)。至此，希特拉已然一人獨裁。

1934 年 8 月 2 日，總統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病逝，希特拉成為元首 (Führer)。他旋即大規模武裝擴軍，並屠殺猶太人。英、法、國際聯盟予以譴責，始終未採取實際行動，有心無力。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是希特拉效法的前輩，也是希特拉重要盟友。

墨索里尼原本是一名記者。一戰結束後，他在米蘭建立法西斯 (Fascism) 組織，以武力鎮壓農民和工人運動。

法西斯，按照一般定義，是：

「一種具革命形式的極致民族主義，此民族主義決心要動員所有『健康的』社會和政治能量，以抵抗其認定造成民族衰敗的威脅，以實現國族或民族脫胎換骨的目標。該民族主義方案涉及政治文化的復興，包括支撐政治的社會及倫理文化的重生，而在某些案例此重生包括了基於種族學說的優生學概念的復興重生。」

墨索里尼補充：

「即使假定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的世紀，這並不表示二十世紀也必須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的世紀。政治原理會消失，國家則會繼續存在。我們能相信這將是一個權力的世紀、『右翼』的世紀、一個法西斯的世紀。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的世紀 (自由主義意味著個人主義)，那我們能相信這將是一個『集體』的世紀，也因此必然是國家的世紀。」

換言之，法西斯主義為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反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和個人主義。

1922 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發動「進軍羅馬」(March on Rome)，國王伊曼紐三世 (Victor Emmanuel III) 29 日任命他為首相 (Prime Minister)。他未幾獲任命為總理並組建內閣。

墨索里尼擅長演說，自稱 Duce，Duce 一詞源自拉丁語 Dux，指古羅馬執政官乃至古羅馬皇帝。加上旗幟有古羅馬侍從官束棒 (fasces)，墨索里尼明顯以復興古羅馬的光榮與輝煌為己任。

墨索里尼二十年代就成為意大利獨裁者 (dictator)，較希特拉早十年。不過，意大利軍事實力遠不如德國。其入侵非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利比亞 (Libya) 等地，後者在軍事裝備落後的情況下，全無反抗餘地。納粹德國用少於四十日攻陷巴黎，空襲倫敦令英國喘不過氣，跟法西斯意大利不可同日而語。法西斯意大利在二戰後期還成為納粹德國的負累。

1936 年，希特拉指示德軍進駐萊茵河沿岸非軍事區 (Rhineland)，暗中突破《凡爾賽條約》。同年，德國和意大利建立「柏林 - 羅馬軸心同盟」(Rome-Berlin Axis)。西班牙內戰 (Spanish Civil War)，德、意兩國出兵援助當地法西斯領袖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德、意此舉旨在試探英、法的反應。

1938 年初，希特拉以奧地利和德國同為日耳曼民族國家，兼併奧地利。9 月，英、法同意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割讓領土蘇台德區 (Sudetenland) 給德國 (《慕尼黑協定》 Munich Agreement。英、法行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是因為當時兩國俱無足夠經濟及軍事實力重啟另一場大規模戰爭)，德國反而趁機侵佔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不久，德軍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

德軍採用「閃擊戰」(Lightning War)，以機動性強的裝甲部隊衝散敵軍防線，空軍優勢火力支援，再由機械化步兵與炮兵殿後，實現高度協同作戰。波蘭守軍仍停留在騎馬的層次，遇戰即潰。希特拉和蘇聯史太林約定互不侵犯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彼此瓜分波蘭。東線暫時安全，德軍矛頭即指向世仇法國。巴黎快速陷落，英法守軍被迫至鄧寇克 (又譯敦克爾克，Dunkirk)，狼狽撤退。

德軍發動「不列顛空戰」(Battle of Britain)，原意是摧毀英軍戰鬥機，豈知一次失誤，德軍所投擲的炸彈炸到了英國市區，英軍施以報復性空襲，德軍轉為對倫敦等各大城市狂轟。「不列顛空戰」以德軍損失大量戰機和飛行員，英國戰力未被瓦解告終。

1941 年是二戰的轉捩點。希特拉展開「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德軍越過蘇德邊界，入侵蘇聯。蘇聯採取堅壁清野戰術，引誘德軍深入，待其補給線延長，再施以截斷、圍攻。隨著天氣寒冷，大雨不止，地上滿是泥濘，德軍裝甲部隊全無用武之地。勞師遠征令士氣消沉，紅軍終於反撲，德軍兵敗如山倒。史太林格勒一役 (Battle of Stalingrad)，二十二個德軍師團被全殲。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 (Attack on Pearl Harbor) 刺激美國參戰，加入盟軍對抗軸心國。在美國支援下，盟軍 1943 年登陸意大利西西里島，法西斯政府倒台，墨索里尼被軟禁，輾轉被殺。1944 年 6 月，盟軍在諾曼第 (Normandy) 登陸。1945 年 4 月底，蘇聯紅軍進入柏林外圍。30 日，德國國會大廈被紅軍佔領，希特拉自殺身亡。5 月 8 日，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二次大戰歐戰結束。

有評論認為，二戰是一戰的延續，世界大戰其實打了三十一年 (1914 - 1945)。這說法未嘗沒有根據。至少，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變種，而極端民族主義正是導致一戰的第一義的、根本的原因。

捲入一戰

美國史學家西德尼・布拉索・費伊 (Sidney Bradshaw Fay) 在其成名作《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中指出，一次大戰是一場意外 (accident)，它不是任何國家的統治者所計劃或預見。「捲入 / 滑入大戰」(slide into the Great War) 命題後來被英國首相勞萊・喬治 (Lloyd George) 引用而廣為流傳。

各國如何捲入 / 滑入一戰？現在我們嘗試分析一下。

(一)

普法戰爭後，法國被迫簽訂《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割讓阿爾薩斯 - 洛林 (Alsace-Lorraine) 予德國，並賠款五十億法郎。德皇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舉行登基大典，尤其對法國造成極大的羞辱。自此，法國矢志復仇，德國深感憂慮。

俾斯麥篤信「現實政治」(Realpolitik)，為免法國報復令德國腹背受敵，他採取「同盟制度」(alliance system)，孤立法國。

德國先與奧匈帝國 (1867 年，奧地利因接連在意大利統一戰爭和普奧戰爭中失利，國際地位相對下降，致使境內各民族紛紛要求自治。奧地利皇帝卒之與匈牙利相妥協，建立奧匈二元帝國，避免帝國分裂)、俄國結成「三帝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1878 年柏林會議，德國大削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跟俄國交惡，1879 年 10 月遂與奧匈帝國秘密締結「德奧同盟」(Dual Alliance)，視俄國為假想敵。

儘管德國 1887 年 6 月與俄國簽訂《再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三年後俾斯麥黯然下台，《條約》未有續簽 (renew)。俄國終於在 1892 年與法國結盟，俾斯麥「法國突破孤立的噩夢」成真。

法國打破外交上的孤立，1904 年 4 月又與英國簽訂「英法協約」(即摯誠協定，Entente Cordiale)，停止爭奪海外殖民地，展開對抗德國的合作。1907 年，「英俄諒解」(Anglo-Russian Entente) 簽署，「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形成。

而早在 1882 年 5 月，德國、奧匈帝國跟意大利王國結盟。「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和「三國協約」對壘，歐洲正式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

「同盟制度」要求，陣營內某一國家被另一陣營的國家攻擊，該陣營的其他成員國必須出兵協助。這容易令一局部的、地區性的戰事演變成世界大戰。

(二)

資本主義蓬勃，工業迅速發展，催生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和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列寧 1917 年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系統地探討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他表示，帝國主義是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

列寧解釋，為了使資本主義產生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利潤，資本往往被出口和投資於經濟欠發達的國家，謂之「殖民」。在「殖民」經濟欠發達國家的過程中，企業和政府難免對當地民眾進行經濟剝削，間接容易捲入地緣政治衝突。帝國主義因此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包含 (a) 出口金融資本 (b) 對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兩部分。部份企業及政府會利用剝削所得的超級利潤，賄賂當地知名領袖和貴族，在政治上消弭反抗意識，維持殖民地穩定。

列寧的理論框架大抵適用於闡述英、法、德等國的海外擴張。

另外，英國左翼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在《帝國的年代：1875 - 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 - 1914) 中認為，有別於傳統帝國主義，出現在 1875 - 1914 年的新帝國主義，主要是為了舒緩 1873 - 1896 年嚴重的經濟蕭條，歐洲各國藉大幅向亞非地區殖民，從而獲取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並向本國人提供就業機會。商品傾銷殖民地復能獲取暴利。新帝國主義基本上是以資本和商業行為驅動的。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導致列強時有衝突，彼此關係變得緊張。具體例子有：

(1) 1881 年突尼西亞事件：法國、意大利爭奪突尼西亞，意大利未能成功，因而投身德國、奧匈帝國的陣營。

(2) 1882 年埃及事件：英、法兩國爭奪埃及，矛盾直至 1904 年「英法協約」簽署才得到解決。

(3) 1898 年法紹達 (Fashoda) 事件：英、法因爭奪法紹達一地，陷入國際爭端，最終以英國的外交勝利告終。

(4) 1899 - 1902 年第二次波耳戰爭 (Second Boer War)：英國與川斯瓦共和國 (南非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 (位於非洲南部的一個獨立國家) 爆發戰爭。德國對英國展開輿論攻擊和外交孤立。

(5) 1905 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機 (First Moroccan Crisis)：法國欲把摩洛哥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摩洛哥惶恐不安，援引德國抗衡法國。1905 年 3 月 31 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訪摩洛哥北部重要港口丹吉爾 (Tangier) 時，宣稱將會保護摩洛哥獨立及其領土完整，德、法對立。

(6) 1911 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 (Second Moroccan Crisis)：摩洛哥發生叛亂，法國乘機出兵，德國亦以保護本國商人為名，將豹號戰艦 (SMS Panther) 駛至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 (Agadir)，戰爭一觸即發。不久，英國因忌憚德國挑戰其海上霸權，支援法國，法、德談判。1912 年 3 月，德國同意摩洛哥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可是，事後德國與英、法兩國結怨更深。

(三)

德皇威廉二世是英國維多利亞長公主的長子，維多利亞長公主乃統治英國長達六十三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換言之，維多利亞女王是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皇同時是愛德華七世的母親。愛德華七世次子喬治五世是英國國王。威廉二世因而時常以表弟為假想敵，希望德國超越英國。

英國有皇家海軍，威廉二世不甘在海軍上落後，於是大量擴建海軍，建造多艘無畏艦 (dreadnought)，積極爭取海上霸權。英國擔心德國坐大，又倍增軍備。

其他國家也積極擴充陸軍、空軍規模以爭取優勢。稍一不慎，即墮入「擦槍走火」的邊緣。

(四)

塞爾維亞公國打算把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 (Bosnia-Herzegovina) 吞併，偏偏奧匈帝國在 1878 年柏林會議取得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的行政統治權，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交惡。

1908 年 10 月 6 日，奧匈帝國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吞併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危機」(Bosnian Crisis) 刺激塞爾維亞強烈的反奧情緒。尤其甚者，鄂圖曼帝國的軟弱無能、任由他人宰割，加強巴爾幹諸民族對其輕蔑，「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便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門特尼哥羅聯合攻打鄂圖曼帝國。

塞爾維亞原先在戰爭中取得阿爾巴尼亞 (Albania)，因奧匈帝國從中作梗，阿爾巴尼亞獨立建國。奧、塞矛盾加深。

保加利亞在戰後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攻打塞爾維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揭開序幕。塞爾維亞聯合門特尼哥羅、希臘、羅馬尼亞等攻打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大敗。塞爾維亞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大幅擴張領土，威脅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既得利益。俄國奉行「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向來支持塞爾維亞。結果俄國與奧匈帝國發生矛盾。

在巴爾幹戰爭中戰敗的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為向塞爾維亞報復，加入德奧陣營。

(五)

奧匈皇儲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在塞拉耶佛 (Sarajevo，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首都) 遭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 槍殺，奧匈帝國旋即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 (ultimatum)。1914 年 7 月 28 日，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

30 日，俄國總動員支持塞爾維亞。31 日，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十二小時內取消總動員，俄國置之不理，德國決定向俄國宣戰。

德國要求法國保持中立，未獲回覆，8 月 3 日向法國宣戰。

按照「施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德國必須取道比利時進攻法國，英國考慮到比利時對自身國土安全極為重要，於是向德國宣戰。6 日，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12 日，英國向奧匈帝國宣戰。

基於「同盟制度」，其他國家陸續加入，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地處歐洲的中心地帶，故稱 Central Powers，中文叫做「同盟國」。英國、法國、俄國則叫做 Allied Powers「協約國」。

1915 年 5 月是一戰的轉捩點。意大利因英、法答應在戰後分得阜姆 (Fiume) 和達爾馬提亞 (Dalmatia)，轉投協約國一方，對同盟國宣戰。德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導致從美國出發的英國郵輪「路西塔尼亞號」(RMS Lusitania) 遭擊沉。由於郵輪上大部分乘客是美國人，加上德國向墨西哥發出齊默爾曼電報 (Zimmermann Telegram) 煽動其反美，美國決定參戰，支持英、法對抗德國。

雖然 1917 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 使俄國退出一戰，但美國龐大的軍事及經濟支援對同盟國構成嚴重不利。1918 年 9 月起，同盟國陸續宣告投降，一戰 11 月 11 日正式結束。

(六)

德國之所以建立，源於拿破崙戰爭激發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識。法國銳意復仇，亦是民族自尊和光榮感使然。由此衍生「同盟制度」，「同盟制度」實屬第二義，第一義的、根本的禍根是民族主義。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乃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過盛的後遺症，由爭奪海外殖民地再造成軍備競賽，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過盛實為另一個第一義的、根本的禍根。

弔詭的是，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都和「啟蒙理性」有關，有學者指「一戰是歐洲文化的自我毀滅」，非常有道理。

淺談佛家的「空」與「不斷斷」

佛家的「空」從來不是虛無主義。「空」就「性」言，事物無客觀自存的實在性，會生滅變化，會變動不居，不能久住，謂之「性空」。然而，事物仍可藉因緣和合而有，生滅變化、變動不居也是有，既是有，就不是無，夾硬說一切事物都是無，這叫做「惡取空」，佛家是反對「惡取空」的。

因為有這個世界，我們在其中生活，便要掌握世俗的知識 (包括科學)，遵循世俗的規矩，要讀書、要工作、要賺錢、要孝順父母、要待人以誠......此之謂俗諦，世俗的真理。可是，人同時該明白此世界乃一幻有，是暫時如此，不會永遠如此，假如讀書讀得很辛苦、工作做得喘不過氣、父母太多無理責難、愛侶不愛自己......苦痛傷心有無必要？答案是否定，人其實可以退開一步。退開一步的智慧，佛家稱為真諦。

真俗二諦出入無間，不著兩邊，人才能成就一個無執著、無煩惱、無苦痛的精彩的人生。龍樹四句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講的正是上述意思。

龍樹是空宗的祖師爺。天台宗智者大師後來沿真俗二諦不著兩邊進一步發展，根據《法華經》，提出成佛不能離開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 (即九法界)，菩提之果必須在塵世煩惱的歷練中次第成就 (「煩惱即菩提」)。

《維摩詰經》＜佛道品第八＞：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汙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和智者大師的想法一脈相承。

天台宗的「不斷斷」，與華嚴宗「緣理斷九」(牟宗三：「以真如理為依靠為條件，由此而斷掉九界，此即九界與佛界不能相即，由是無明與法性不能同體，而是異體。真心隨緣還滅之時，以真如之理斷掉九界、亦斷掉無明，方顯佛界、方顯法性」) 有根本分歧，而通於禪宗「運水搬柴，無非妙道」。

卑賤的中國人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獲委任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提到自己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為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貢獻力量」。

敢問禿鷹，何謂「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毒品問題有中國特色、英國特色、美國特色之分嗎？「處理中國大陸吸毒、販毒問題」不是更直接麼？至於「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簡單一句就是致力禁毒。故意用上「堅持走中國特色 XX 之路」、「新時代」、「人民戰爭」一類黨八股，無非是為了擦鞋，跟林鄭「感受到國家的『底氣』」說一樣不知所謂，恬不知恥！

禿鷹最為人記得的一件事是，2014 年「雨革」期間，他在一個場合慷慨激昂為前線黑警打氣：「我想話畀大家聽，你地冇做錯到！」事隔五年，中共以其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箇中果真無政治考慮？看在中共眼裡，「雨革」由始至終是一場亂事，是「黃傘之亂」，禿鷹率領黑警平亂有功，當然要論功行賞，禿鷹的上司豺狼早已當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在是時候到他了。

蒙皇上聖恩，恭維說話不可少，於是就有句式冗長、語意曖昧、完全不似香港人平時會說的話出現。魯迅說：「中國人很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奴隸後，也會感到滿心歡喜。」禿鷹正是魯迅批評的中國人。而這類中國人是卑賤的。

旅美作家余杰兩年前撰寫了一本書《卑賤的中國人》，繼承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餘緒，他於書中自序說：「『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香港前景之所以暗淡，就是因為有太多曾偉雄樣相的卑賤的中國人。

近東問題

東羅馬帝國滅亡後，巴爾幹半島一直由鄂圖曼帝國統治。鄂圖曼帝國在第五次俄土戰爭敗給俄國，頻臨瓦解的邊緣，有「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之稱。列強見鄂圖曼帝國衰敗，或支持巴爾幹諸民族爭取獨立 (如俄國)，或極力捍衛帝國於不墮 (如英、法、奧)，導致「近東問題」(Eastern Question) 的出現。

1804 年，塞爾維亞民眾率先發動獨立革命，試圖脫離鄂圖曼帝國的統治。塞爾維亞人屬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俄國鼓吹泛斯拉夫主義 (Pan-Slavism。在俄國領導下，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民族團結起來，對抗鄂圖曼帝國)，變相給予塞爾維亞革命的信心。革命的結果是塞爾維亞公國 (Principality of Serbia) 成立，鄂圖曼帝國雖仍是其宗主，公國卻有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等，距離全面獨立只差一步。

1821 年，希臘人展開獨立戰爭。鄂圖曼帝國派兵鎮壓，俄、英 (避免希臘一面倒親俄)、法 (同情希臘) 三國決定介入，各派一支艦隊馳援希臘。1828 年，第八次俄土戰爭爆發，鄂圖曼帝國戰敗。9 月，雙方簽訂《亞德里安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俄國取得更多黑海沿岸土地、商船獲准進入達達尼爾海峽、商業利益增加。1832 年，雙方再簽訂《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希臘正式獨立。

1853 年 7 月，俄國藉口保護鄂圖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派兵攻佔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和瓦拉幾亞 (Wallachia)。宗教理由背後，是現實利益的考量：俄國想向歐洲擴張，獲得一個通往地中海的大門。英國和法國不希望見到俄國擴張，汲汲於保存自身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1854 年 3 月底，兩國與鄂圖曼帝國結盟，對俄宣戰。1855 年，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加入，以博取英、法對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同情。

隨著聯軍在克里米亞半島登陸、俄國黑海艦隊基地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要塞被圍攻，俄國向聯軍投降。1856 年 3 月 30 日，《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簽署，《條約》規定：

1. 同盟國把在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歸還給俄國，但俄國不得在塞瓦斯托波爾設立防禦工事；

2. 英國、法國、俄羅斯及其他交戰國撤軍，黑海改劃為中立地區，只對商船開放，禁止建立軍事設施，任何國家的軍艦都不得駛入 (黑海條款)；

3. 和平時期，達達尼爾海峽及博斯普魯斯海峽均不准外國戰艦通過；

4. 俄國放棄對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的控制權，並把南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割讓予摩爾達維亞。名義上，鄂圖曼帝國為兩地的宗主國；

5. 鄂圖曼帝國同意推行改革以加強自身國力，同時承諾一如對待回教徒般平等對待國內基督徒。

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海軍威脅大大減低。

不過，1871 年起，形勢有所改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放棄敵視俄國，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又支持俄國單方面廢除《巴黎條約》中的黑海條款，俄國因而得以重建黑海艦隊。

1875 年，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爆發反鄂圖曼帝國叛亂，席捲波斯尼亞 (Bosnia) 及保加利亞 (Bulgaria)。俄國出兵支持叛亂者，趁機奪取鄂圖曼帝國領土。1878 年 3 月 3 日，俄國與鄂圖曼帝國簽訂《聖斯提法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內容包括：

i.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及門特尼哥羅 (Montenegro，黑山) 獨立；

ii. 給予保加利亞自治權，建立大保加利亞 (Big Bulgaria)；

iii. 於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進行改革；

iv. 鄂圖曼帝國向俄國支付鉅額賠款。

其中，大保加利亞版圖過闊，引起歐洲列強不滿，恐怕它會成為俄國傀儡，令俄國在巴爾幹半島及地中海地區的影響力大大增加。俾斯麥於是充當「誠實的調解人」(honest broker)，在德國首都柏林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巴爾幹問題，平衡各方利益。

柏林會議 (Congress of Berlin) 對《聖斯提法諾條約》大幅修訂，俄國利益大減。《柏林條約》規定：

I. 原本的大保加利亞分割成三部份：保加利亞 (獲得自治權)、東魯米利亞 (屬鄂圖曼帝國擁有，但有自治權) 、馬其頓 (歸還鄂圖曼帝國)；

II. 承認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門特內哥羅獨立；

III. 英國獲得地中海東部的塞浦路斯 (Cyprus)；

IV. 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名義上由鄂圖曼帝國統治，行政上歸奧匈帝國統治。

造成一戰的塞拉耶佛事件 (Sarajevo Incident)，奧匈皇儲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被塞爾維亞槍手射殺，塞拉耶佛正是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