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曾說，中國自秦開始，就是一個「化家為國」的過程。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家宰搖身一變成為總理天下事務的宰相。
「化家為國」之下，有內、外廷之分，內廷是皇室，外廷是百官商議政事的地方。百官必須按照既定程序、規章辦事，不可徇私，皇帝也不可將自己的私意滲雜其中，故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然而，制度如此設計，不代表實際運作與之相符合。
早在漢武帝時，就已經用老年人做宰相，好讓諫諍聲音消失，自己可大權獨攬。
至東漢初年，「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台原本屬內朝，因光武帝欲架空宰相，遂把宰相的工作交予尚書。
即使開明如唐太宗，宰相魏徵進諫令其佳鷂死懷中，其竟怒氣沖沖說：「會須殺此田舍翁」。
無他，內、外廷雖分開，但權源始終掌握在皇帝手裡，皇帝想廢誰就廢誰，殺誰就殺誰，真正的制衡如何可能實現？
勞思光解得好：皇帝與宰相之間雖有一定分權，但宰相「受命」於皇帝，既受皇帝任命，自然要依皇帝的意旨施政，執行皇帝頒佈的命令，否則會遭貶誅。這種權力制衡機制的作用十分有限。
彌縫權力制衡機制的不足，往往要透過官員自身的道德。這是一種無可奈何。
《包青天怒鍘陳世美》故事中，為何陳世美能夠不可一世？因有公主撐腰。公主則有太后及皇帝撐腰，皇帝正是權源。
包拯的靠山是「相爺」。其按照所得證據判定陳世美有罪，要鋤他，這也是本乎既定程序、規章辦事，做得很稱職。
問題來了，皇帝、太后、公主基於私心，迫逼包拯不要鋤駙馬，放棄按照既定程序、規章辦事，否則丟失烏紗帽。丟失烏紗帽事小，喪命事大。包拯最後舉出御賜的尚方寶劍力壓太后、公主，此乃僥倖，歷史上倒沒有太多正直盡責的官員有尚方寶劍，反而活生生被皇帝殺害。
包拯有道德氣節是好，故事也是 happy ending。然而，如果秦香蓮不是遇到包拯，又或者包拯關鍵時刻不願放棄頭上那頂烏紗帽，結局可能是秦香蓮永遠失去兒子，有冤無路訴。而很不幸，古代中國大部份時間都是這樣。
民主再不好，至少有憲法約束統治者權力，並可由人民一人一票撤換他。人間悲劇因此得以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