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結束

林彬被殺，引發市政局議員分成「強硬派」與「和解派」。

「強硬派」代表之一張有興主張，把殺人暴徒公開執行絞刑示眾，以消滅恐怖主義行為，相信會獲大批市民支持。另一代表胡寶星指出，中環、香港仔等地已有一些憤怒青年示威抗議共黨暴行，並提出舉辦「公開反恐怖主義示威遊行」，讓青年人一洩心頭之憤。

「和解派」代表沙利士認為，把殺人暴徒公開執行絞刑示眾，只會使共黨暴徒作出更狠毒的還擊，建議用「銀彈」收買一些左派人士。黃夢花則認為，真正需要的，是教導市民盡量與警方合作。葉錫恩也反對青年採取過激行動，以免香港陷入「內戰」。馬超常表示，香港乃法治社會，此等事件應交由法律解決，反對示威遊行。

張有興在英屬圭亞那出生，畢業於喇沙書院。胡寶星曾留學英國。比觀之下，沙利士乃葡萄牙裔香港人，出生於廣州沙面。黃夢花生於江蘇，1948 年移居香港。葉錫恩年輕時曾到中國大陸傳教。所謂「強硬派」與「和解派」的分歧，實際是親英與親中的分歧。按照後來事情發展，親中和解派的見解明顯被接納，這也為香港埋下死灰復燃的禍根。

《明報》社長查良鏞 (金庸) 一直反對文革及六七暴動，故此「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詛咒、辱罵不絕。林彬死後，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殺名單第二位，為保性命及家人安全，他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在他離港期間，承印《明報》的印刷廠曾被搗亂，幾百名左派分子趕到南康大廈，準備對《明報》進行大破壞，幸好警察及時制止，《明報》才免於一劫。

左派學校校內、校門、左派機構門口陸續出現炸彈，情況已不是左派可以控制。12 月中旬，周恩來叫停香港左派，持續 8 個月的左派暴亂正式結束。港府為提高市民對香港歸屬感及製造太平氣氛，推出香港節。

六七暴動共造成至少 51 人死亡，當中包括 11 名警務人員、1 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 1 名消防員。802 人 (包括 200 名警務人員) 受傷。1,936 人被檢控。暴動期間發現 8,074 個懷疑炸彈，以及 1,167 個真炸彈。

赤色恐怖的氣氛導致市民變賣資產離開香港，造成香港第一波移民潮。許多商人遠走南洋。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等逆勢大量購入地產物業，使他們在地產界崛起。

警隊在暴動中的忠誠及勇敢表現備受讚賞，1969 年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賜予皇家封號，自此稱為「皇家香港警察」，直至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

1976 年，文革結束。1978 年，中國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申中共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同時表示：

1967 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大公報》副編輯羅孚 1982 年被指控為間諜，在北京軟禁十年後返港，1993 年 3 月 15 日《當代月刊》所撰寫＜為香港式文革致歉＞，他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

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

是首位願意為當年錯誤行為道歉的左派人士。

2015 年 5 月吳康民在《明報》撰文，提到六七暴動是：

在內地「文化大革命」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場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

「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

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監視以至追捕對象……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

程翔從周恩來 1967 年 5 月 27 號一句「迫中央上馬」，斷定暴動非北京主動發動，他說：

如果真是由北京主動發動這場行動，就不可能有 5 月 27 日周恩來那麼多的抱怨，譬如說周恩來提過香港左派「迫中央上馬」，「迫中央上馬」這句說話，(反映) 不是周恩來主動要搞。如果周恩來主動要搞，為何會說你香港左派逼中央上馬？

又說：

以 1967 年 5 月 22 日花園道衝突事件為例，當時明明沒有死人，左派分子卻向中央說死了 200 多人，而周恩來卻很嚴肅批評左派。

六七暴動是港共誤導北京所致，和吳康民的講法接近。

林彬被殺

1967 年 8 月以後，左派暴動明顯失控，越趨恐怖化，一個指標是真假炸彈令北角小姊弟慘死，另一個指標是林彬被殺。自此，左派在香港成為眾矢之的、過街老鼠。

林彬，原名林少波，是位孤兒，堂弟為林光海。暴動期間，他任職商業電台播音員，主持節目《欲罷不能》(以《欲罷不能》為節目名稱，是要暗諷左派罷工號召未能成功癱瘓香港) 及《時事評論》，大肆抨擊左派分子，批評「左仔」擾亂社會秩序，「無恥無良低能、污糟邋遢、下流賤格」。

8 月 20 日下午，左派分子在北角清華街擺放炸彈，八歲女童黃綺雯及其兩歲弟弟黃兆勳出來遊玩，觸摸炸彈即時被炸得肚破腸流，死狀至慘。林彬痛罵左派所為如同禽獸，指斥其喪盡天良。由於清華街慘案深入人心，林彬的廣播對市民產生一定影響力，深受市民認同。換言之，也對左派越來越不利。

左派決定反擊，這一段期間，林彬接到無數恐嚇信，《文滙報》更把他的名字改為「臨殯」，公開聲明要置他於死地。一神秘女子更致電商台總部恐嚇林彬，揚言對他不利，接聽電話的著名播音員李我覺得事態嚴重，陪同林彬到石硤尾警署報案，惟林彬以有保護裝備為理由，婉拒警方提供保護。林彬又在電台上說：「左仔，儘管放馬過來吧！」

8 月 24 日上午 8 時 45 分，林彬離開何文田窩打老道山寓所，駕車返回電台上班，剛轉入文福道近文運道處，被兩名偽裝修路工人的激進左派兇徒攔截伏擊。兇徒向車上潑以汽油縱火，林彬全身被火焚燒，翌日於伊利沙伯醫院逝世，終年 37 歲，與其同車的林光海昏迷留醫至 8 月 30 日不治。

事發當天，「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公佈林彬四大罪狀：

1. 通過電台散播仇視偉大祖國的言論；

2. 勾結美英帝國主義，投靠蔣邦。

3. 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鳴鑼開道；

4. 污衊愛國同胞是暴徒為港英當局的血腥鎮壓歌功頌德。

翌日，《大公報》刊出＜地下突擊隊鋤奸，敗類林彬受重傷＞，譴責林彬「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

有左派中人更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謀殺是「執行民族紀律」，表示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

據親台灣的右派報章《工商日報》報道，林彬當時被擲汽油彈，滾出車後再被淋電油，臉部燒焦，頭髮燒光。他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

警方懸紅五萬元緝兇，商業電台立即增加十萬元，可見各方對事件的重視，惟暴徒行兇後，逃往澳門，澳門在「一二・三事件」後為中共控制，事件至今無人被捕。

林彬死後，市民普遍對左派暴行感到憤怒。商業電台董事總經理何佐芝即日發表聲明：

暴徒顯然對商業電台努力揭發他們的殘害市民及破壞本港安寧的醜惡活動，害怕得要死，因而採取這種滅絕人性的手段，以圖恐嚇本台及工作人員，但左派暴徒今日的殘暴手段，決不能動搖本台及各同寅反對暴力的正義立場，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在各方面協助當局敉平騷亂。

從此，商業電台被香港市民視為敢言的電台。

有傳林彬生前寓所的位置是「18 樓 C 座」，「18 樓 C 座」於是數十年來成為商業電台一個諷刺時弊的節目名稱。另外，商業電台的辦公室在 1997 年前一直掛有林彬及林光海的遺像，訓示同工別忘記他們的犧牲，要堅決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

中華民國政府將林彬封為烈士，其家屬被接往台灣，靈位供奉於台北忠烈祠。

火燒英國代辦處與文錦渡事件

1967 年 8 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按林彪、江青旨意，煽動造反派奪中國外交部的權。《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三份左派報紙，因刊登煽動性文字，被港府勒令停刊。中國外交部 8 月 20 日下午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時照會 (即最後通牒)，要求港府四十八小時內取消對三家報紙的出版禁令，並釋放十九名被關押的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四十八小時結束，港府未有答允，紅衞兵於是放火燒毀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駐華代辦柯利達被毆打、強迫向毛澤東像下跪。柯利達堅決拒絕。

8 月 23 日凌晨，周恩來緊急召見造反派，強烈譴責是次違法行為。1971 年 3月 2 日，周恩來接見新任英國代辦時，就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這樣描述：

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裡時，院子裡已有近 5,000 人。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干預，將我們撤離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

這完全是失控的恐怖主義！

同月，香港發生文錦渡事件。

8 月 5 日，約 30 名從事食品搬運的大陸工人由華界抵達英界的文錦渡關卡時，因不滿張貼於橋頭警崗牆上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標語被撕走，憤而奪走警崗內兩把槍枝，並包圍、闖入警崗。時任大埔理民官鮑富達 (Trevor Bedford) 和第 48 啹喀步兵旅旅長馬田准將 (Brigadier Peter Martin) 隨後到場調停，兩人簽署一份保證書，准許工人在英界內張貼非煽動性標語、確保大陸居民在英界的安全、以及不反對大陸居民在英界內舉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集會，工人方才散去。

8 月 9 日，又一批大陸搬運工人在文錦渡英界內張貼大字報，因大字報具煽動性內容，晚上被邊境當局撕走。當局還於文錦渡的英界橋頭架起鐵絲網，防止有人走近警崗。翌日下午約 1 時 30 分，一名大陸搬運工人因手推車被鐵絲網撞翻而報稱受傷，未幾約 40 多名搬運工人包圍警崗，要求當局回應他們三點訴求：

1. 履行 8 月 5 日三項保證；

2. 拆除鐵絲網；

3. 向受傷的搬運工人作出賠償。

鮑富達與瑪麗公主直屬第 10 啹喀來福槍團第 1 營副營長麥仕德中校等前來調停，雙方談判陷於膠著，工人將鮑富達和麥仕德等人重重包圍，困於警崗內。駐港英軍在文錦渡外圍戒備。

8 月 10 日晚上約 11 時，工人用鐵勾、斧頭撞破鐵絲網，衝入警崗挾持鮑富達、麥仕德等十多人，迫令他們解除武裝和繳械。其後，鮑富達和麥仕德等被押解到警崗外的文錦渡橋頭，工人強迫他們簽署一份「認罪保證書」。在工人用武力威嚇下，鮑富達、麥仕德和邊境警區警司披頓 (William Paton) 選擇就範和簽署「認罪保證書」。他們在文錦渡關卡的橋上宣讀「認罪保證書」，8 月 11 日清晨約 5 時，工人把他們釋放，並發還奪走的武器，事件才告平息。

港府事後發聲明，強調對「認罪保證書」不予承認，下令全面封閉中港邊境，以待局勢緩和。

沙頭角槍戰與真假炸彈

1967 年 7 月 8 日上午 10 時，約 300 名中共民兵持武器由中英街入侵香港邊境禁區，並包圍沙頭角警崗，舉行集會示威，同時向警崗擲石及使用漁炮攻擊。香港警方用催淚彈及木彈驅散，未能成功。

10 時 30 分，約 100 名民兵使用機槍 (一說衝鋒槍) 攻擊警崗，雙方爆發槍戰。被困警員子彈耗盡，透過無線電請求支援 (對象包括駐守在 1 哩半外的駐港英軍)。各區派遣高馬型裝甲車趕赴現場，救護車亦前往，惟未進入，輪胎已被民兵射穿，無法前行。換言之，沙頭角警崗成一孤島。

駐港英軍司令陸軍中將華智禮 (Sir John Francis Worsley) 接獲報告後，未能立刻調動軍隊，要先請示英國倫敦政府。下午 1 時 30 分，駐港英軍司令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指示，隨即動員前往增援。4 時 15 分，民兵停火及撤退，共 5 名香港警務人員殉職，包括 3 名華籍及 2 名巴基斯坦籍警察，12 名警務人員在鎮壓時受傷。中國則 1 名民兵死亡、8 名民兵受傷。

駐港英軍駕駛裝甲車進入現場，踞喀兵接替警察駐守沙頭角。港府同日下午 6時宣佈在沙頭角實施宵禁。

有見於駐港英軍無法即時出動制止民兵越界侵港、攻擊警崗，姬達急向英國政府發出電報，要求讓香港的駐軍有更靈活的調動。

沙頭角槍戰是六七暴動恐怖化的先聲。7 月過後，衝突不斷升級，左派分子在街頭多次襲擊警員，警方開槍還擊，射殺任職搬運工人的鄭浙波、馬烈於，麥志華，何楓，余秀文等。7 月 16 日，港九油漆總工會會員蔡南、朱日基被警察槍殺後，以鬥委會和油漆工會為首，決定將行動進一步升級，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 (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交通工具，左派學校實驗室則成為土製炸彈製作工場。港府還擊，於港九兩地實施宵禁，出動英軍搜查左派工會，又派軍警搜查各左派據點，使用緊急法權力，拘捕及關押部份工人運動領袖，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後被遞解出境。

8 月 4 日，港府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軍用直升機，從天台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 - 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國貨所在的僑冠大廈。軍警進入大廈逐家逐戶搜捕左派分子，主要目標之一為學友社 (中共建政後，學友社受其直接領導，主要成員都是親共左派人士，有「香港地下黨」之稱)。警方在大廈內搜出各式炸彈武器，並發現有設備完善、包含手術室的「戰地醫院」，行動中拘捕漢華中學校長、「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黃建立及數名華豐工人，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因在前一晚離開僑冠大廈，躲過被捕。警方撤走後，北角的左派青年學生集合於華豐國貨公司前面示威抗議港府「搗亂民居」。

8 月 9 日，根據緊急法，警隊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發出煽動性言論的報社，包括《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8 月 15 日再逮捕 5 名記者，其中 2 人為新華社記者，另外 3 人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

左派分子為阻礙警察行動，開始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 (俗稱菠蘿)。炸彈上多數寫有「同胞勿近」四個大字，電車、巴士、街道上都有發現。炸彈襲擊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更造成無辜死傷。

《工商日報》1967 年 8 月 21 日＜北角清華街暴徒逞兇，炸死小姊弟，當場肚破腸流死狀甚恐怖，警方人員說從來未見過如此慘狀＞：

北角清華街一對小姊弟黃綺雯、黃兆勳於 8 月 20 日被左派暴徒所放置的炸彈炸死，失去生命。小姊弟當場肚破腸流，死狀恐怖。

《華僑日報》1967 年 8 月 29 日＜正街爆炸案傷者，鄭國佳不治殞命，警方懸紅五萬元緝兇歸案＞：

1967 年 8 月 25 日，左派暴徒在皇后大道西近正街附近放菠蘿，引軍警到場調查同大批市民圍觀，此時突有人從樓上擲菠蘿，炸傷三名途人，其中 39 歲小販鄭佳 (亦作鄭國佳、鄭漢佳) 傷勢嚴重，延至 8 月 28 日上午不治，成為第三名死於左派炸彈之下的無辜市民。

《華僑日報》1967 年 9 月 4 日＜左派暴徒昨夕在東區又添血債，六枚炸彈分別放擲，做成一死十五受傷＞：

滅絕人性的左派暴徒，他的血腥罪惡又增添一筆，他們喪盡天良，昨晚竟然在灣仔鬧市中心一帶到處放置威力猛烈的炸彈，並且從樓宇高空投擲炸彈襲擊地面軍警及路人，造成了軍警以及過路行人死傷十多人的嚴重大慘劇，這是自從左派暴徒亂投炸彈以來人數傷亡最大的一次！

左派暴徒在堅拿道東鵝頸橋電車站放炸彈，警方召軍火專家到場清理，附近灣仔消防局亦關上所有門窗，以防止局內消防人員被炸。

處理電車路炸彈時，有左派暴徒在消防局附近樓宇凌空投擲炸彈，炸彈在消防局三樓半空中爆炸，炸傷二樓、三樓多名消防人員，其中巴籍助理消防區長簡文 (Aslam Khan)，因當時身在騎樓，致傷勢嚴重，送院後不治，成為六七暴動期間首名殉職消防員。

連串恐怖炸彈襲擊，逐漸令香港市民痛恨左派，並斥罵之為暴徒、死左仔。

重聚四周年

今年我與曉瑩再無聯絡，連一個電話、一個生日祝福都沒有，她不想在我往後的人生出現，我成全她。坦白說，再提起她，也有點尷尬，畢竟她是別人的人。

《念瑩》，我不想再寫下去，甚至一度想刪掉。之所以寫上這篇文章，是今天乃我和她重聚四周年，四年前的重聚，究竟有什麼歷史意義，我至今尚弄不清楚。或者，意義是顯明的，就是最後的見面 (共四次) 的開始，只是我不願接受。

當日重聚始末，我依稀記得寫過，但今不妨詳細點寫，畢竟事過境遷，少了對她有女朋友、妻子的期待，述說時也可直白些，不用忌諱了。

2016 年 11 月 26 日，這本來不是我約曉瑩重聚之日，我約她 12 月 4 日，以紀念 2010 年 12 月 4 日晚上六時多她離我而去。豈知 11 月 26 日當天上午，她在面書說想見我，我那時感冒，不願外出，但她堅持。

2016 年下半年是很奇怪的一年，曉瑩對我親切了很多，關心我的健康，更和我在網上有數次長談，為過去多年所未有。我向來是重情的人，見心愛女神有如此轉變，焉有不心動？於是她說見，我就出去見了，我們約了下午一時在青衣站 A 出口見面，到達後，我看不見她，靜心等待著，既興奮又緊張。

為何在青衣聚，也有一段因由。當時我仍在青衣一小學工作，青衣城是去慣了的，我覺得方便。

曉瑩終於來了，跟大學時的她不同，沒穿黑衣，也少了婀娜之姿，卻多了點輕熟女、文青的韻味。那時我未有為意，只覺是形象變了，事後證明我忽略了背後涉及的歷史變遷，曉瑩已不是大學時唸哲學的那個靚靚女神，而是他人親密的同居女友。

我們不知到哪裡聊天，她建議飲茶，我說不好，最後，我們到了青衣城譽居吃麵。

不聚不知，她已改吃素。餐牌上沒適合她的東西可吃，屈就了她吃菇麵，我尚未有痛風，吃雲吞麵。

印象中，她只和我講舊事，大學時的往事，沒涉及近事。曉瑩是聰明的，也是心細的。不講近事而只談往事，該是她刻意安排。我是老實人，這樣引導，我就懷起舊來。或許，我與她之間，只有抽走過去十年種種，才能靠近得可以吃得成一頓飯。不抽走，我連見她都不能。

除了哲學系往事，她提到我寫的時評，我給了和友人一同出版的一本書，名為《論歸英》的，給她看，我對她說：「送這本書給你」，她不要，說家裡沒處放，況且書中只是部份文章為我寫，她只對我寫的有興趣。我聽了，內心一陣激動，也不知此話是有心抑或無意。

在香港前途上，她看得很務實，獨立是不可能的，務實到我覺得她老了。事實上，不只香港問題，對待愛情，她也很務實，結果，她成全了多年陪伴她身邊的男人，至於我，她一個機會都沒有給。

數小時後，我們轉場地，付款時，我看到她手上耀眼的戒指，還有那張信用卡，我心頭一寒。這是一個先兆。她的世界是成人的世界，我則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孩童。

到了麥當勞，她吃著薯條，問我吃不吃，我說不。期間遇到幾位我工作學校的學生，她們刻下都升中去了，我亦離職了。

我滿以為，那次聚會，是充滿希望，我與曉瑩不會再失散，我是跟她說了「再見」，她才走的。殊不知時光、際遇早已將我倆分隔得遠遠的，只是我一個人懵然不知罷了。

四年後的今天，我與曉瑩再沒可能，有人消費曉瑩來譏諷我，一味搞文史哲搞到心愛的女人都走了，咎由自取，我也沒所謂，我知道曉瑩離去不是為此，而是情根早種在那個男人身上，不關我有無事業。

身體不健康，事業無定向，家中也有不少問題，回想四年前的光景，更添感慨，好時光固然不能重來，我寫上此篇回憶，看來也只是自我慰解。

人是會接受現實，會適應，但畢竟有感情，我對曉瑩的感情，就流露到這裡，是為重聚四周年之紀念。

港府與左派互相爭持

1967 年 6 月 3 日及 10 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 月 6 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 月 7 日晚，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九龍倉三個機構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

同日廣州 100,000 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發群眾遊行。

反帝、反殖、大中華民族主義，與中共刻意的鼓吹煽動相結合，營造出一波瀾壯闊的、大浪漫的氣氛。這是情緒化的，卻不是理性的。這是危險的，卻不是安全的。當時唯一保持理性，力挽狂瀾者，只有港府及其國家機器，他們是香港賴以不倒的定盤針！

6 月 8 日，防暴隊進入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424 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後在警署拘留期間死亡，十二條肋骨斷裂，事後死因聆訊裁定他死於意外。

當日下午，防暴隊到中華煤氣場驅散示威工人，逮捕工人 60 名，工人黎松、曾明被殺。次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香港又搜查左派據點銀都戲院。

6 月 10 日，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萬多人加入罷工隊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則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為港府一連串血腥鎮壓提出「最嚴重抗議」。

這段時間，可以說是兩大勢力在較勁、爭持，是建設與破壞之爭，是香港解放與不解放之爭。

6 月 11 日，接鄰大陸邊境的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戒備。

6 月 12 日，香港 700 艘漁船，共 6,000 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沙頭角聲討大會。

6 月 13 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

同日 20,000 漁民參與海上反暴。防暴隊搜捕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 6 名工人，事後通緝 7 人。

6 月 15 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

6 月 19 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

6 月 22 日，香港十家大專院校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在校園內派發傳單和張貼標語。英皇、皇仁兩著名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

同日左派工人各界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組成治喪委員會，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遺體。

有幾個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沙頭角集結解放軍及民兵，這是準備武鬥，以軍事力量與香港的鎮壓機器 (警隊、駐港英軍) 抗衡，情況非常危險。

第二，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等於左派分子開始毀壞英國殖民地標，此同於澳門左派毀美士基打紀念雕像、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險家歐華利的石像，象徵想顛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

第三，大專院校、官校出現「鬥爭會」，有左派傳單及標語，反映港府開始無法對教育機構予以全面的控制，教育系統開始失控。

總的來說，6 月局勢的發展，對港府極為不利。

6 月 23 日晚，軍警到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拘捕 70 多人，工人鄭自強襲擊兩名探員，期間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送院治理期間死亡。

6 月 24 日，左派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發動「聯合大罷工」，約 60,000 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運輸工具公司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而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往往遭到左派機構恐嚇，甚至襲擊。

周恩來在一個宴會上發言：

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

香港左派再次受到鼓舞。

6 月 24 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隊進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

6 月 26 日，羅貴波就 23 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24 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

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 3 名警務人員被捕。

6 月 27 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6 月 28 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聲稱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 月 29 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掛出遇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大頭照面向路人。

同日，6 位遇難工人的家屬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港府提出五項要求：

1. 必須在一星期內公佈烈士死因；

2. 撥出永久墳場把烈士們安葬於同一墳場內，並建築紀念碑；

3. 不得阻撓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烈士舉行葬禮；

4. 交出並嚴懲殺人兇手；

5. 賠償一切損失。

另外，寶安縣舉行集會遊行抗議港府。

從一個方面看，形勢越告緊急，徹底掃蕩刻不容緩，加上工作維持了一段時間，壓力極大，錯手射殺或私下用刑實在難以避免。道德上當然是錯的，但也可以體諒。

可是，由另一方面看，警察確實濫暴，「反英抗暴」未嘗不可，但這個反英必須是暫時的。退一步，就算要根本的反英、反帝、反殖，英、帝、殖對香港長遠發展孰好孰壞？這是需要理性思考，而不是一時情緒化、浪漫化就可決定。還有，反英、反帝、反殖，然後呢？中共接管？大陸還在鬧文化大革命呢！把香港給了中共，不是把香港送上死路嗎？自己亦毀滅掉嗎？所有左派分子，乃至同情支持左派分子者，都是有過份浪漫化、激情化的傾向，不是說懷有理想、希望社會進步不好，但夾雜有過份浪漫化、激情化的傾向，好心便會作成壞事。此乃所有左派分子及同情支持左派分子者必須承認的。

五十多年過去，宗主國由英國變成中共，青年高呼「時代革命，光復香港」，被警方出催淚彈、水炮車乃至用刑威嚇，此仍是六七暴動的延續，只不過當年抗暴的一方，今天變成施暴者。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也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香港民族主義抬頭。反對大中華帝國主義，反對中共殖民，是反帝、反殖的變種。問題來了，成功的話，如何令香港重現輝煌？此非侃侃而談便能了事，香港無工業、無食水、無太多肯做低下工作的勞動人口，甚至有機會出現大型財赤……如何光復？革命又會否是革去香港自己的命？是不好聽，但這是事實。我們會不會重蹈覆轍，自尋死路？值得深思。

鬥委會成立與中共表態支持「反英抗暴」

正當局勢有緩和跡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 5 月 15 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這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 5 項條件。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凡此種種，皆對香港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廣泛報道。

5 月 16 日，左派分子在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成員共 104 人，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通過「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翌日，楊光、費彝民等 17 名鬥委會代表前往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呈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被拒諸門外。眾人於是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叫口號。

事實上，自中共高度表態支持香港左派作為，戴麟趾已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表示港府會盡力令香港恢復安寧。英國政府也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及至鬥委會成立，包圍港督府，港府更馬上成立宣傳委員會，專責發佈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由副輔政司韓美洵 (後改由姬達出任) 領導，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港府乃至宗主國英國並非處於被動。

鬥委會成立同一天 (5 月 16 日)，北京 40 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5 月 18 日，中共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謝富治發表講話，譴責「(港英當局的) 法西斯暴行」，並宣佈「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5 月 20 日，港督府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警方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示威轉到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

除了工人，陸續有左派學生及其他群眾加入。拱北行政府新聞處播放歐西流行曲作文化上的對抗，警方施放催淚彈鎮壓。21 – 22 日，中環一帶騷亂越趨嚴重，流血衝突不時發生，共 167 人被捕。暴動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襲擊警員及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防暴警察在流動性及靈活性上有所不及，反而弄得疲於奔命，無法從根源上平亂。

23 日起，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罷工，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港府則決定在港島區實施宵禁。

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

1966 年 5 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曾在 8 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可是，受同年 12 月 3 日澳門「一二・三事件」刺激，加上廖承志未幾被紅衞兵奪權、批鬥，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決定以更激烈的方式在香港展開反殖鬥爭。

1967 年 4 月，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工廠先頒佈極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發放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再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 92 名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射出機部，因而引發工潮。

工潮 5 月 4 日升級，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與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警察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阻止廠方出貨。

5 月 6 日，約 150 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 4 時，在場工人再度阻止廠方出貨，管工與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解不成，局面越來越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 17 名工人，多名工人在過程中受傷。

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 (梁乃發、林貴容) 到黃大仙警署交涉，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拘捕。事件中共有 21 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被捕，5 月 8 日在北九龍裁判署提堂，除了 1 人認罪，其餘 20 人否認控罪。

早在 5 月 7 日晚上，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舉行工人控訴大會，批評警方做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港九工會聯合會理事長楊光 (祖籍廣東惠陽，1948 年加入電車公司工作，1954 年擔任左派工會「香港電車職工會」副主席，反對外籍經理莊士頓開除工人，遭電車公司解僱，後出任工聯會理事長) 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向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親共報刊甚至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5 月 11 日，工聯會等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花廠慰問罷工工人，工人在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瓶還擊。5 月 12 日，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動者，期間一名在第 26 座 2 樓的 13 歲少年陳永祥遭硬物擊中死亡 (一說被防暴隊打死，一說被群眾石塊擊中)，港府有見事態嚴重，宣佈當晚 9 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 5 月 12 日宣佈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事件未有降溫跡象。

5 月 13 日，暴動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進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同時出動駐港英軍鎮壓，5 月 14 日，局勢稍為平息。

澳門「一二・三事件」

清朝中葉起，葡萄牙人一直佔領澳門，二戰結束，中華民國外交部要求收回澳門，但因內戰爆發而被迫擱置。中共立國，基於「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方針，未有急於解決澳門問題。然而，國共兩黨勢力一直在民間保持活動，透過組建和支持不同社團以掌握話語權。

面對資源供應及軍事威脅，澳葡政府不得不向中共靠攏，國民黨影響力逐漸消減，一個指標是：十一國慶越來越隆重，雙十節則越來越蕭條。中共更多次要求澳葡政府禁止中華民國政府在澳門設立官方機構，惟未獲答應。

和港府積極戰後重建及發展不同，澳葡政府在建設及發展上停滯不前，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貪污風氣盛行，民生建設落後，政治打壓升級，行政一片混亂。公務員隊伍中，世居澳門的土生葡人無升遷機會兼被歧視，他們復以囂張的態度和暴力對待受殖民的華人，致使葡華族群矛盾加劇。澳葡政府亦甚少讓華人有機會接觸葡萄牙文化，文化交流融合無法進行。

劣質管治，加上族群矛盾，終於藉「氹仔事件」全面爆發。1966 年 11 月，氹仔基層工人因小孩貧窮無法讀書上學，向工務局申請擴建校舍，經過連番交涉，申請未被接納，民眾於是按慣例先行搭棚動工，豈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15 日發現學校門前搭起棚架，竟派警察前往勸止，工人不聽勸告，雙方發生衝突。同日下午 1 時，澳門中華總商會派人與海島市行政局聯絡，建校代表也派人前往該局交涉，他們當中 4 人在未與局長會面即被拘留一晚，後來在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協助下保釋。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何賢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 (Mota Cerveira)，請求他謹慎處理事件，遭施維納強硬回絕。

澳葡政府的強硬態度，迫使氹仔居民乃至華人社群爭取親共團體作為靠山。1966 年 11 月 18 日，氹仔居民提出「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 20 天之判案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等要求。同月 22 日，澳門親共團體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並威脅要進行鬥爭。這是中共介入事件的標誌。

11 月 25 日，新任澳督嘉樂庇履新，嘗試冷卻衝突，包括：

1. 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動用警察屬處理失當；

2. 承諾將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

但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未應總督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無法如預期般運作。

親共團體的抗爭行動持續升級，12 月 3 日中午 12 時左右，澳門總督府門前發生衝突。一群左派人士闖進澳督府，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又推翻警車。警察使用警棍驅散，後出動水炮車。消息傳出後，示威群眾愈來愈多，下午 3 時，群眾破壞殖民地標：美士基打紀念雕像、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險家歐華利的石像，並衝擊市政廳、警廳等，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水炮車射水驅散。澳督傍晚 6 時頒佈戒嚴令並實施宵禁。

「一二・三事件」導致 8 人死亡 (坊間指死者有 11 人)，212 人受傷，62 人被逮捕。部分澳門葡人前往香港避難。澳門元貶值，銀行擠提，市面一片蕭條。

12 月 10 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親共團體向澳督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簽具認罪書」。嘉樂庇向葡萄牙殖民地部發電報︰

他 (何賢) 還告訴我已經有一萬個紅衛兵集結在澳門附近，而陸軍總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軍集結在關閘附近。海軍方面則通知，有 4 艘中國軍艦進入了澳門水域。

抗爭分子與中共勾結，昭然若揭。

12 日，施維納意圖動武，被葡萄牙政府發密令制止。澳葡政府不久「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親共團體的要求，並邀請澳門親共團體代表 15 日到澳督府會面，予以正式答覆。澳門親共團體代表以澳葡當局無具體列出對有關要求的答覆為由，未允約前往。

形勢有利於我，想盡快解決事件的是你，我當然要拖你一拖，拿更多的好處。這是共黨一貫的陰謀詭計。

從此，澳葡政府不斷與親共團體展開談判，由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到向「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承擔死難者全部喪葬費、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澳葡政府的態度始終是一味的退讓、屈服、妥協！

據當時港府報告顯示，澳葡政府曾向他們發信詢問，如果要撤走的話需時多久、香港能否給他們暫駐，可見葡萄牙一度想提早撤出澳門。

「一二・三事件」告一段落。左派勢力得以在澳門社會各個階層紮根，親共華商權貴及團體抬頭，澳葡政府大權旁落，澳門淪為「半個解放區」。

尤其甚者，香港左派受澳門左派在事件中大獲全勝的鼓舞，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的「勝利」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陣營積極尋找發動鬥爭的機會，終於引發六七暴動。

葉錫恩與蘇守忠

葉錫恩生於英國紐卡素，1946 年結婚，1948 年往中國傳教。大陸易手，教會被中共驅逐，夫婦二人南下香港。葉錫恩目睹遍地難民，加上貧富懸殊嚴重，決心介入社會，對抗不公義，因而與丈夫信念迥異，二人分離，她開始以香港為家。

1951 年，葉錫恩遇見杜學魁，二人創立慕光英文書院，為香港清貧子弟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以知識改變命運。她同時參與社會運動。1963 年，葉錫恩作為革新會成員被選入市政局。她經常利用傳媒壓力揭露種種不公現象，迫使港府正視當時各政府部門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

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她是重要領頭人物之一。麥理浩上任後，有意整頓貪污，葉錫恩從小巴商會及司機向她投訴小巴職工與警察勾結收取保護費，著手調查，最後發現貪污成因，繼而直接到英國游說國會議員批准成立廉政公署，打擊香港貪污行為，為香港的廉潔及法治奠定基礎。換言之，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貪污問題絕跡，葉錫恩是有貢獻的。

1985 年，年屆 72 歲的葉錫恩與杜學魁結婚，改名杜葉錫恩。1986 年就任市政局副主席，1988 年被選為立法局市政局功能界別議員。

受限於時代，葉錫恩反帝、反殖，對美國沒好感，不但鄙視美國的民主和人權，也批評其人權紀錄差強人意。

對於八、九十年代香港民主派經常向歐美國家發表對港府的不滿，她不以為然。她質疑，民主派為何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仍然貧窮和貪污腐敗時沒有出來為基層市民爭取自由和權益，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經變得富裕和廉潔時才出來爭取普選。

基於對美國及民主派的不信任，在主權移交前後投向中共就很順理成章。1995 年，葉錫恩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1997 年獲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授予大紫荊勳章，2002 年發表公開信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指條例比美國和新加坡寬鬆。2007 年公開支持葉劉淑儀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批評陳方安生對基層市民苦況、教育不聞不問，對民生一竅不通。2012 年指國教課程指引綱領無「洗腦」地方，反對者無法容讓異己，是「獨裁主義」的根本，呼籲港人體現民主、包容多元意見。民主、自由的真正意義是要包容不同的聲音和政見。

一代社運前驅、民權鬥士，淪為投共分子，全因擺脫不了六十年代反帝、反殖的觀念障，以及自身對港府的套版印象 (不理民間疾苦的殖民政府)，都算可悲！

與葉錫恩同樣可悲的，還有蘇守忠。

蘇守忠 1996 年受戒出家，剃度為僧。被問及 2016 年旺角「魚蛋革命」，他竟劈頭就說 (鄭明仁＜五十年前「斗零騷動」主角現身說法：蘇守忠怎樣看今天旺角騷亂？＞)：

冇腦！

最好唔好搞！

如果有訴求，可以寫文章，洋洋灑灑寫它幾千幾萬字。

佢哋有幾多斤両呀？有幾多號召能力？有幾多精神力量？人搞佢又搞！

1966 年現身絕食抗議之前，我已積聚了多年的精神和意志力，包括十年自修讀書，三次申請入天主教修院精神歷練 (三次都被拒絕) 的意志力量表現。

抗爭不可亂來，要經過修煉、潛修，積聚能量，才能成事。

我唔覺得自己保守，我只是比其他人成熟。

你同我講畀班馬騮聽，唔好人哋叫你做咩嘢就做咩嘢！未曾經過修煉，功夫未到家，就唔好出來搞嘢！

香港已經淪落到呢個地步，唔好再踩多腳。

他也表示，和葉錫恩於騷亂結束後已不是朋友：

我們確實需要借重葉錫恩這些洋人嘴巴去罵港英殖民政府，而且她在英國有議員朋友，可以在國會提出質詢令港英政府難堪。

我們是互相利用，換句好聽的，就是互相支持。

葉錫恩擺出君臨天下姿態，要我移船就磡，像臣子朝見君王般，無非是要讓傳媒以為這場抗爭是她領導的。我認為，葉錫恩作為議員，理應主動上前慰問才對。

葉錫恩設立「盧麒獎學金」，拿出 300 多元支票要我在記者攝影機前代表領取，我不滿葉錫恩做 show，便推了另一人取支票。

同樣不滿意「美國佬」到處「蝦蝦霸霸」，「反殖」、「反霸權」，甚至自稱愛國。六十年代的政治先鋒，就是埋葬今日香港的種子，世事何其諷刺！

1966 年九龍騷動

六十年代，香港未有海底隧道，天星小輪是唯一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公共運輸工具。1965 年 10 月，來往中環及尖沙咀的天星小輪向港府申請加價，將頭等收費由 2 毫增至 2 毫 5 仙，二等收費則維持 1 毫不變。事件引起社會激烈輿論，市民對小輪加價大表反對。

葉錫恩當時任職市政局民選議員，在 11 月收集超過 2 萬個市民簽名，反對天星小輪加價。1966 年 3 月，諮詢公共運輸公具收費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除葉錫恩，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理士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公然與民意對著幹。港府同年 4 月 1 日帶頭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屋租、停車場收費等，尤其為已然升溫的民怨火上加油。

4 月 4 日上午 11 時，25 歲青年蘇守忠 (又名蘇祐世，1941 年出生於廣州，1949 年移居香港) 身穿黑色皮外套，背部用白油寫上「For Elsie」(支持葉錫恩)，手持寫有「絕飲食，反加價潮」、「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的紙張，坐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的欄位，進行絕食抗議。他的舉動引來途人圍觀。盧麒 (香港人，祖籍南海，新蒲崗製衣廠文員、業餘拳擊家) 等 11 名青年翌日加入聲援。

4 月 5 日下午，2 名警察以阻街為由，拘捕蘇守忠。盧麒等前往港督府要求戴麟趾釋放蘇守忠，未果，遂於尖沙咀天星碼頭示威，沿廣東道遊行至佐敦道碼頭，群眾相繼加入跟隨，竟有千餘人，遊行隊伍沿彌敦道自尖沙咀至石硤尾，表態支持蘇守忠及反對加價。

4 月 6 日凌晨，警方拘捕 4 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在西區裁判處受審。入夜後，有人在旺角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晚上 8 時，約 300 人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警方予以驅散。人群再度聚集，適值電影院散場，人數倍增。騷亂分子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襲擊警察，警方以催淚彈、木彈及實彈鎮壓，共發射催淚彈 772 枚、木彈 62 枚、實彈 62 發。戴麟趾 4 月 7 日凌晨 1 時 08 分宣佈，九龍區於凌晨 1 時 30 分至上午 6 時實施宵禁。

4 月 7 日晚上 10 時，彌敦道再有人聚集，繼續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數百人更企圖向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縱火。港府宣佈提早在 0 時 30 分實施宵禁。駐港英軍亦介入協助維持秩序，直升機在九龍上空盤旋。

4 月 8 日，政府提早在晚上 7 時宵禁，軍警預先在各主要街道佈防，英軍出動裝甲車巡邏，便衣警察出動搜捕懷疑滋事份子。宵禁 4 月 10 日解除。

天星小輪加價事件 (官方稱 1966 年九龍騷動) 共造成 1 人死亡，26 人受傷，1465 人被拘捕，其中 905 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九龍區商戶在騷動中直接損失最少港幣 2,000 萬。天星小輪最後在 4 月 26 日獲港府批准加價，並於 5 月 2 日調整收費。

順帶一提，騷動過後，盧麒被警方以煽動暴動及煽動破壞公安兩罪拘捕。4 月23 日，裁判官判定煽動暴動罪不成立，煽動破壞公安罪名成立，判守行為三年。5 月 10 日，警方以盧涉嫌於元朗偷竊一輛單車，再次將他拘捕。審訊後，被判入獄四個月，至 8 月獲釋。盧對報章表示欲前往美國，未成行，1967 年 3 月 23 日被發現於佐敦谷牛頭角徙置區 1 座 5 樓 444 室寓所內吊死，警方調查後認為是吊頸自殺，但蘇守忠、葉錫恩等懷疑盧是被警方虐打至死，葉錫恩後來捐出港幣 300 元作為「盧麒基金」，用以協助被遺忘的青年。同年 4 月，蘇及其他青年為追悼盧在旺角示威，蘇再被警方拘捕，被判入青山醫院 14 天。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有這麼一段：

作供的證人中，其中一位是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女士，她曾經在騷亂中協助被捕人士。她的供詞最駭人聽聞的，是她說自己曾收到消息，有警務人員煽動群眾破壞，製造藉口讓警察武力鎮壓。這樣的指控非同小可，調查委員會的權力猶如法庭，於是下令葉錫恩提供消息人士的姓名和身份，但葉錫恩堅決拒絕，最後調查委員會裁定她犯了藐視罪，象徵式罰款一元作為懲罰……

五十多年過去，香港主權雖然移交，關心社會的青年仍然「被自殺」、「死因不明」、「存疑記錄」，「警務人員煽動群眾破壞，製造藉口讓警察武力鎮壓」依然存在，這是香港的悲哀！

四大探長與貪污成風

戰後香港警隊吸納大量華人成員，以便更好地維持治安，豈知這些華人成員竟互相賄賂，甚至向市民「收片」(收受賄賂)，香港市民深受其害。

當時，華人總探長透過包庇各種犯罪活動，從而獲取大筆利益，由收受賄款，到免費使用性服務。他們更串連三合會和唆使弱勢社群 (如越南船民、中國大陸難民等)，主動威脅拒絕賄賂的人士，作出更多罪惡以便收受利益，使社會治安大壞。呂樂、藍剛、韓森、顏雄「四大探長」，堪稱其中代表人物。

關於呂樂生平，我們過去已經介紹過。值得一提是，他有一位黑社會背景的親戚姑丈 - 新義安 (由潮汕人向前成立的三合會組織，向前曾為中華民國國軍少將、僑務委員會顧問、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少將銜顧問，於香港從事抗日活動) 龍頭坐館向華炎。他亦擁有至少 5 億港元身家，故有「五億探長」之名。

藍剛，本名藍文楷，綽號「無頭」(個性幽默，言行滑稽，喜弄人取樂，為人斯文又善忘，故得「無頭」花名，即「無厘頭」的簡稱)，出身富裕家庭，祖父是洋行買辦，父親畢業於拔萃男書院，曾在律師行任職師爺。

藍剛就讀聖若瑟書院，畢業後加入警隊，1959 年升任深水埗警署高級探目，翌年升任深水埗警署探長。1962 年，與呂樂一同晉升為總探長，負責九龍區兼新界區。

藍剛做事拼命，屢建奇功，而且槍法神準，有「神槍手」美譽。他同時精通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粵語等七種語言。

1967 年，警隊擔心他和呂樂「在地生根」，對調了彼此的轄區。1969 年，藍剛意識到警隊正在追查他的貪污，提前退休。

韓森祖籍廣東東莞，1917 年 10 月生於長洲，綽號「長洲仔」、「肥仔 B」，1940 年加入警隊，跟隨警界中東莞籍的實力派人物劉福，成為警隊東莞幫主要成員。1950 年成功破解一宗警察運金案件。1966 年升任探長，駐守油麻地、旺角兩區。七十年代港督麥理浩嚴厲打貪，韓森申請提前退休，打算潛逃。

顏雄 1941 年香港保衞戰後加入警隊，曾追隨呂樂，獲呂樂提拔。他對九龍城寨的毒犯很熟悉，後來不只貪污，自己更是販毒集團一份子。

貪污不只警隊獨有，其他公務員機構也是司空見慣。例如：

1. 救護員送病人入院前謊稱人手問題要徵收「茶錢」；

2. 消防員救火前要收取「開喉費」；

3. 公營醫院內的服務員利用迷信向病人要求「打賞錢」；

4. 市民辦理輪候公屋和申請入學等，要先賄賂有關的公職人員。

終戴麟趾一任，情況日益變壞，始終未能對嚴重的貪污風氣作有效打擊，只能以提供大量基礎建設和教育來紓解民怨。

麥理浩上場，矢志打擊貪污，1974 年廉政公署 (ICAC) 成立後，貪污風氣才得以肅清。「四大探長」亦紛紛潛逃。呂樂移民加拿大，藍剛、顏雄逃亡泰國，韓森移民加拿大，再潛逃到台灣。

刑事偵緝處與華人總探長

開埠初期，港府清楚明白單憑少數英國人是難以有效管治華人，加上警隊高層皆為外籍人士，絕大部份不懂粵語，也不了解華人習俗及傳統，遂下放權力，讓華人出任警察，用以聯絡、管制和執行命令，再由英籍警官管理。

1923 年，刑事偵緝處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ID) 成立，由偵緝處處長領導。除了偵查罪案及緝捕疑犯，更負責：

1. 審查處理和簽署發給牌照；

2. 管理麻雀館、妓院、賭檔、鴉片檔、酒吧等娛樂場所；

3. 批發大型活動、節慶及粵劇戲棚等事務。

當時，英籍警官駐守總部 (俗稱大館，即舊中區警署)，負責安排文件及下達命令等，環頭 (今警區) 治安由探長維持，探長因而對各環頭的社團都非常熟悉。探長與地區幫會、社團關係微妙，建立起另類的默契，故此極少嚴重罪案發生。只要幫會、社團不去騷擾工商業界及中上層市民，不犯謀殺、持械行劫、綁架等嚴重罪行，其偏門行業便不會受到太大壓制。這是一種制衡，也是一種合作。

1949 年 7 月，警隊高層決意加強刑事偵緝處的權力及進一步規範其職能，增設總探長職級，由表現最出色的探長姚木、李就勝分別升任香港、九龍兩區總探長。總探長直接向偵緝處處長負責，擁有管理全體偵探人員的調度權力。基於與社會有較為緊密的接觸，「華探長」地位特別崇高。

1951 年，姚木退休，由劉福接任。1956 年前，香港共有 4 名華人總探長，其中包括：劉福、黎民祐、呂樂。

姚木，廣東潮陽人，1919 年加入警隊，數年間由探員升為探目，屢破大案。香港淪陷，他一度回到廣東潮汕，重光後返港。未幾晉升九龍區探長，兼管新界區。任內與偵緝副督察西克士，協助助理警司福拉塞，共同對付歹徒，制止黑社會的猖獗，重新整頓香港治安。

1949 年 7 月，姚木晉升為總探長，卻因健康原因，不久退休。1954 年，驗出患上高血壓，兩年後中風，右邊全身癱瘓。1957 年 10 月吞槍自殺。

姚木記憶力驚人，過目不忘，盤問疑犯時，能詳述其過往的犯罪紀錄。《工商日報》形容：

(他) 喜言笑，個性豪爽，有俠義風，對辦案認真，每案均依據「情、理、法」處理。為香港警界有史以來其中一位傑出人才。

劉福，廣東東莞人，曾在上環三角碼頭扮苦力查案，與一群東莞同鄉談得來， 並結成朋友。

東莞籍苦力常與潮汕籍苦力在碼頭因爭奪利益而發生打鬥，劉福專門關照東莞籍苦力，令東莞籍苦力往往佔了上風。

東莞籍苦力開始恃勢橫行，成立東福和黑社會。潮汕籍苦力則組成福義興自保。兩派各自開煙格、賭檔、妓寨。劉福退休後，福義興得到潮汕同鄉呂樂探長支持，勢力壓倒東福和。

相傳在警署內供奉關公也始於劉福。

黎民祐 1935 年加入警隊任信差，一年後轉為警員。香港重光後，獲挑選為刑事偵緝警員。1956 年晉升至刑事偵緝高級警長，期間從灣仔、深水埗、黃大仙、油麻地等黃、賭、毒集結的罪惡溫床，獲得豐厚財產。藍剛是黎的下屬。

呂樂，廣東海豐人 (潮汕人)，長洲長大，任警察前曾以擦鞋、派報、拉人力車等工作為生。1940 年加入警隊，為軍裝巡邏小隊警員，後轉任探員。1951 年升探目，1956 年升高級探目。雙十暴動發生，呂樂憑藉對 14K 及新義安等黑社會組織及人士的熟悉，獲高層關注及重用。因表現出色，獲晉升至新界區探長，駐守荃灣警署。1958 年調至油麻地警署接任退休的劉福。1962 年與藍剛一同晉升為總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