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葉起，葡萄牙人一直佔領澳門，二戰結束，中華民國外交部要求收回澳門，但因內戰爆發而被迫擱置。中共立國，基於「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方針，未有急於解決澳門問題。然而，國共兩黨勢力一直在民間保持活動，透過組建和支持不同社團以掌握話語權。
面對資源供應及軍事威脅，澳葡政府不得不向中共靠攏，國民黨影響力逐漸消減，一個指標是：十一國慶越來越隆重，雙十節則越來越蕭條。中共更多次要求澳葡政府禁止中華民國政府在澳門設立官方機構，惟未獲答應。
和港府積極戰後重建及發展不同，澳葡政府在建設及發展上停滯不前，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貪污風氣盛行，民生建設落後，政治打壓升級，行政一片混亂。公務員隊伍中，世居澳門的土生葡人無升遷機會兼被歧視，他們復以囂張的態度和暴力對待受殖民的華人，致使葡華族群矛盾加劇。澳葡政府亦甚少讓華人有機會接觸葡萄牙文化，文化交流融合無法進行。
劣質管治，加上族群矛盾，終於藉「氹仔事件」全面爆發。1966 年 11 月，氹仔基層工人因小孩貧窮無法讀書上學，向工務局申請擴建校舍，經過連番交涉，申請未被接納，民眾於是按慣例先行搭棚動工，豈知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 (Rui de Andrade) 15 日發現學校門前搭起棚架，竟派警察前往勸止，工人不聽勸告，雙方發生衝突。同日下午 1 時，澳門中華總商會派人與海島市行政局聯絡，建校代表也派人前往該局交涉，他們當中 4 人在未與局長會面即被拘留一晚，後來在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協助下保釋。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何賢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 (Mota Cerveira)，請求他謹慎處理事件，遭施維納強硬回絕。
澳葡政府的強硬態度，迫使氹仔居民乃至華人社群爭取親共團體作為靠山。1966 年 11 月 18 日，氹仔居民提出「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 20 天之判案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等要求。同月 22 日，澳門親共團體代表舉行座談會譴責事件，並威脅要進行鬥爭。這是中共介入事件的標誌。
11 月 25 日，新任澳督嘉樂庇履新，嘗試冷卻衝突，包括：
1. 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動用警察屬處理失當；
2. 承諾將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
但澳門中華總商會並未應總督邀請派出民間代表參與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無法如預期般運作。
親共團體的抗爭行動持續升級，12 月 3 日中午 12 時左右，澳門總督府門前發生衝突。一群左派人士闖進澳督府，高唱紅歌、朗讀毛語錄，又推翻警車。警察使用警棍驅散，後出動水炮車。消息傳出後，示威群眾愈來愈多，下午 3 時，群眾破壞殖民地標：美士基打紀念雕像、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險家歐華利的石像，並衝擊市政廳、警廳等，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水炮車射水驅散。澳督傍晚 6 時頒佈戒嚴令並實施宵禁。
「一二・三事件」導致 8 人死亡 (坊間指死者有 11 人)，212 人受傷，62 人被逮捕。部分澳門葡人前往香港避難。澳門元貶值，銀行擠提，市面一片蕭條。
12 月 10 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親共團體向澳督嘉樂庇提出六項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簽具認罪書」。嘉樂庇向葡萄牙殖民地部發電報︰
他 (何賢) 還告訴我已經有一萬個紅衛兵集結在澳門附近，而陸軍總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軍集結在關閘附近。海軍方面則通知，有 4 艘中國軍艦進入了澳門水域。
抗爭分子與中共勾結，昭然若揭。
12 日，施維納意圖動武，被葡萄牙政府發密令制止。澳葡政府不久「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親共團體的要求，並邀請澳門親共團體代表 15 日到澳督府會面，予以正式答覆。澳門親共團體代表以澳葡當局無具體列出對有關要求的答覆為由，未允約前往。
形勢有利於我，想盡快解決事件的是你，我當然要拖你一拖，拿更多的好處。這是共黨一貫的陰謀詭計。
從此，澳葡政府不斷與親共團體展開談判，由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禁止懸掛被視為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國旗幟、徽章、標誌等」，到向「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承擔死難者全部喪葬費、撫恤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澳葡政府的態度始終是一味的退讓、屈服、妥協！
據當時港府報告顯示，澳葡政府曾向他們發信詢問，如果要撤走的話需時多久、香港能否給他們暫駐，可見葡萄牙一度想提早撤出澳門。
「一二・三事件」告一段落。左派勢力得以在澳門社會各個階層紮根，親共華商權貴及團體抬頭，澳葡政府大權旁落，澳門淪為「半個解放區」。
尤其甚者，香港左派受澳門左派在事件中大獲全勝的鼓舞，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的「勝利」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陣營積極尋找發動鬥爭的機會，終於引發六七暴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