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被殺，引發市政局議員分成「強硬派」與「和解派」。
「強硬派」代表之一張有興主張，把殺人暴徒公開執行絞刑示眾，以消滅恐怖主義行為，相信會獲大批市民支持。另一代表胡寶星指出，中環、香港仔等地已有一些憤怒青年示威抗議共黨暴行，並提出舉辦「公開反恐怖主義示威遊行」，讓青年人一洩心頭之憤。
「和解派」代表沙利士認為，把殺人暴徒公開執行絞刑示眾，只會使共黨暴徒作出更狠毒的還擊，建議用「銀彈」收買一些左派人士。黃夢花則認為，真正需要的，是教導市民盡量與警方合作。葉錫恩也反對青年採取過激行動，以免香港陷入「內戰」。馬超常表示，香港乃法治社會，此等事件應交由法律解決，反對示威遊行。
張有興在英屬圭亞那出生，畢業於喇沙書院。胡寶星曾留學英國。比觀之下，沙利士乃葡萄牙裔香港人，出生於廣州沙面。黃夢花生於江蘇，1948 年移居香港。葉錫恩年輕時曾到中國大陸傳教。所謂「強硬派」與「和解派」的分歧，實際是親英與親中的分歧。按照後來事情發展，親中和解派的見解明顯被接納，這也為香港埋下死灰復燃的禍根。
《明報》社長查良鏞 (金庸) 一直反對文革及六七暴動，故此「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詛咒、辱罵不絕。林彬死後，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殺名單第二位，為保性命及家人安全，他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在他離港期間，承印《明報》的印刷廠曾被搗亂，幾百名左派分子趕到南康大廈，準備對《明報》進行大破壞，幸好警察及時制止，《明報》才免於一劫。
左派學校校內、校門、左派機構門口陸續出現炸彈，情況已不是左派可以控制。12 月中旬，周恩來叫停香港左派，持續 8 個月的左派暴亂正式結束。港府為提高市民對香港歸屬感及製造太平氣氛，推出香港節。
六七暴動共造成至少 51 人死亡，當中包括 11 名警務人員、1 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 1 名消防員。802 人 (包括 200 名警務人員) 受傷。1,936 人被檢控。暴動期間發現 8,074 個懷疑炸彈，以及 1,167 個真炸彈。
赤色恐怖的氣氛導致市民變賣資產離開香港，造成香港第一波移民潮。許多商人遠走南洋。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等逆勢大量購入地產物業，使他們在地產界崛起。
警隊在暴動中的忠誠及勇敢表現備受讚賞，1969 年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賜予皇家封號，自此稱為「皇家香港警察」，直至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
1976 年，文革結束。1978 年，中國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申中共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同時表示：
1967 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大公報》副編輯羅孚 1982 年被指控為間諜，在北京軟禁十年後返港，1993 年 3 月 15 日《當代月刊》所撰寫＜為香港式文革致歉＞，他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
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
是首位願意為當年錯誤行為道歉的左派人士。
2015 年 5 月吳康民在《明報》撰文，提到六七暴動是：
在內地「文化大革命」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場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
「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
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監視以至追捕對象……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
程翔從周恩來 1967 年 5 月 27 號一句「迫中央上馬」，斷定暴動非北京主動發動，他說：
如果真是由北京主動發動這場行動，就不可能有 5 月 27 日周恩來那麼多的抱怨，譬如說周恩來提過香港左派「迫中央上馬」，「迫中央上馬」這句說話，(反映) 不是周恩來主動要搞。如果周恩來主動要搞，為何會說你香港左派逼中央上馬？
又說：
以 1967 年 5 月 22 日花園道衝突事件為例，當時明明沒有死人，左派分子卻向中央說死了 200 多人，而周恩來卻很嚴肅批評左派。
六七暴動是港共誤導北京所致，和吳康民的講法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