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隊成立

戴維斯於 1844 年 2 月 23 日被委任為香港的第二任總督，接替即將卸任的砵甸乍爵士 (同年 5 月 8 日卸任)。

戴維斯到任後不久，即見證著香港警隊的成立 (不過，香港警隊的成立嚴格上和戴維斯無關)。

早於 1841 年 4 月 30 日，英國公使義律已經委任第 26 步兵團金尼上尉 (又名威廉‧堅，William Caine) 為首席總裁判司，並撥出 1,400 英鎊財政預算，用以建立警察隊、興建一座監獄，以及作為 32 名差人和文職人員的薪金。

經過三年多的籌備，1844 年 5 月 1 日，香港政府根據 1844 年法令第 12 號 (No.12 of 1844) 在憲報上宣佈正式成立殖民地警察隊 (Colonial Police Force) - Hong Kong Police Force，同時通過首條警察法例，授予警務人員權力執行職務。香港至此正式建立起一支具有紀律性及專業化的執法機構，距離英國倫敦警察廳 (世界首個擁有現代警察制度以維持治安的警務機關) 的成立只有12年。

香港首間警署名曰「大館」(指舊中區警署，於 1845 年在中環荷李活道差館上街竣工)。至於香港首任警隊隊長，則為梅理 (Charles May，原為倫敦警察廳警司，1845 年 2 月 28 日抵達香港，接管警察隊)。

隨著梅理的到任，裁判司、警隊首長正式分家，不再由一人獨攬。

梅理上任後，根據愛爾蘭警察隊的制度，將香港警察隊發展至 171 人 (原本只有 35 人)，並在中區、香港仔、赤柱等地興建「差館」，擴大警隊的規模及服務範圍。同時，他又下令招募華人加入警隊，新入職的「差人」亦需符合更高的要求，警隊的質素由是得到保證。

香港警隊之所以能夠成功創建，主要依賴以下三個關鍵因素：

(1) 梅理有個人發揮的機會，不被阻礙。

(2) 作為藍本的愛爾蘭警察隊制度。

(3) 英人的商業思維 (付出一定成本，必須保證其有一定的質素)，以及開放的胸襟 (接納華人)。

「港督」的角色反而並不重要。

今天，香港警察淪為行政長官的「政治工具」。有人主張利用「華夏文化」建立「香港國」以對抗港共政權。「警隊成立」這一段歷史，現在讀來，更是發人深省！

 

戴維斯登場

砵甸乍卸任後，戴維斯爵士 (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 年 7 月 16 日 - 1890 年 11 月 13 日) 於 1844 年接任香港總督一職，成為香港第二任總督。

以下我們嘗試簡單介紹一下戴維斯的早年經歷。

「東印度公司」的「中國通」

1795 年 7 月 16 日，戴維斯出生於倫敦。他的父親塞繆爾‧戴維斯 (Samuel Davis)，曾任職「東印度公司」。戴維斯因此與「東印度公司」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

戴維斯於牛津大學畢業後，在 1813 年抵達中國的廣州，獲「東印度公司」聘任為抄寫員。憑著優秀的語言和外交能力，戴維斯備受「東印度公司」器重。加上，他熱愛中國古典文學，任職期間大量將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他由此成為了公司的「中國通」，負責處理不少英國在華的事務，其中包括：

(1) 1816 年陪同亞美士德 (Lord Amherst) 前往北京尋求晉見嘉慶帝。

(2) 1832 年出任「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特別委員會主席，主理在華貿易業務。

(3) 1824 年成為「皇家亞洲學會」的創會會員。

戴維斯曾接受傳統的英式教育，且擅於處理文書工作，這與砵甸乍的軍人出身迥然不同，比砵甸乍優勝。

而他對中國文學的愛好，更令他願意用心保存、推廣中國文化，不只是停留在單純的不破壞、不摧毀。

出任「駐華商務總監」，首次對抗英國商人

1833 年，英國國會通過終止「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專利權，並撤銷原有的特別委員會，改為設立「駐華商務總監」，直接向政府負責。首任「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 (Lord Napier) 於 1834 年 7 月 15 日走馬上任，在澳門辦公，戴維斯旋即被委任為「駐華商務副總監」，輔助律勞卑左右。

可惜的是，律勞卑不久因擅闖廣州而觸發「律勞卑事件」，律勞卑最後於 1834 年 10 月 11 日病逝澳門。「駐華商務總監」一職，遂由戴維斯接替。

戴維斯接任「駐華商務總監」後，首要處理的問題是：英國商人的意見分歧。

「律勞卑事件」令部份英國商人覺得，只有英國使用更大的武力迫逼守舊的中國打開門戶，他們的利益才得以保存。這些英商包括：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二人皆以走私鴉片起家)。

可是，另一些英國商人則認為，「律勞卑事件」證明採取軍事武力手段以開展貿易是不可行的，這只會招致清廷震怒，中止對外貿易，令英商蒙受重大損失。他們因此希望保持現狀，接受清廷原來的安排。

面對兩種不同的意見，戴維斯選擇了支持後者，以避免中英兩國再起衝突。然而，戴維斯的決定，無疑與渣甸、馬地臣對著幹，惹起渣甸、馬地臣等人反感。渣甸、馬地臣於是與 85 名英國商人聯署，去信英皇威廉四世，提出下列兩點要求：

(1) 罷免戴維斯，改派一位軍人擔任「駐華商務總監」。

(2) 派遣軍隊來華，以洗雪律勞卑被辱之仇，並強迫清廷開放門戶。

渣甸、馬地臣等人直接向英國政府施壓，終令戴維斯在 1835 年 1 月辭去「駐華商務總監」一職 (上任只有百餘日)，返回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後來由羅拔臣 (Sir George Best Robinson, 2nd Baronet) 接任。

結語

由戴維斯的早年經歷，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英國人擁有開放的胸襟，樂於學習、推廣外來文化，不固步自封。戴維斯即為其中的表表者 (這與中國古代的唐太宗李世民有點類似。李世民亦是帶有突厥血統，卻高度熱愛、推廣中國固有文化)。

第二，在華英商擁有很大的權力。其可以直接與倫敦政府溝通，透過倫敦政府向英國在華官員施壓，以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砵甸乍卸任「港督」亦與此有關)。

據此，再看港英政府能有效保存中國的傳統文化，且能盡量與商人保持距離，避免過分偏袒商人，這何嘗是「事出無因」？不過，這一切優點，都被 97 年的主權移交斷送了！

補充資料：「東印度公司」與「律勞卑事件」

「東印度公司」原名「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十六世紀末，英國艦隊在格瑞福蘭海戰 (Battle of Gravelines) 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Spanish Armada)，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權位置。1600 年，英國商人船隊成功航行至印度洋。英女皇伊莉莎伯一世向這些商人發出皇家憲章 (Royal Charter)，給予這些商人在東印度的商業壟斷權。這些商人組成的組織，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直至 1874，「東印度公司」才正式解散。

至於「律勞卑事件」，則發生於 1834 年。

早於 1833 年，英國已經指派律勞卑為首任「駐華商務總監」，負責處理對華貿易事宜。次年，律勞卑到中國希望會見兩廣總督盧坤，但雙方因為文化差異而發生衝突。律勞卑到達中國後進入廣州，並且寫了一封「平行款式」的公函予盧坤。盧坤認為，律勞卑在未經清廷許可下進入廣州是屬於「擅闖」，而身為「夷官」竟用平行款式寫信給天朝總督更是「居心抗衡」。其於是下令驅逐律勞卑出境。律勞卑不甘受辱，帶領軍艦進入黃埔示威，後來更在虎門與清軍發生炮戰，歷史上將這一連串事件稱為「律勞卑事件」。

由於律勞卑水土不服，艦隊退至澳門。律勞卑最後在澳門病逝，代表「律勞卑事件」正式結束。然而，清廷旋即暫停駐廣州的英國商人貿易，以示對英人的懲罰。這終於引發英商展開「以武力脅迫清廷開放貿易」、「接受清廷原有的貿易安排」的爭論。

主客易位，續延華夏

「華夏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 在現代世界 (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的影響) 中是很難找到一席生存之地的。現代世界重視速效、「工具理性」的運用、民主制度的落實、與陌生人的良性社交互動、法律條文的信守，「華夏文化」卻主張生活細節的享受、以民為本的精英管治、宗族優先的社交觀、口頭承諾的重要。後者由是處於「現代化」進程的邊緣位置，苟延殘喘 (又「華夏文化」向來強調服從權威，反對一切發自理性的懷疑，這亦與西方的傳統文化契接不上)。

「華夏文化」在現代社會中既「半死不活」，一個城市 / 國家要擠身今天的國際舞台，其自不能單靠復興「華夏文化」，而必須學習中國傳統以外的文化，特別是西方「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出現後所衍生的一連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及文化價值觀。香港過去能成為令人眼前一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大都會」，與香港於政治上能採取「三權分立」、經濟上能落實「自由市場」、社會上能重視種族平等、文化上能保障言論及出版自由有密切關係。單純恢復「華夏文化」是開不出這樣輝煌的成就的！

比觀今天的中國大陸，大陸倒是徹頭徹尾體現著「華夏文化」。儘管不少香港人至今仍強調自己是反對「中共」而不是「中國」，今天的中共何嘗主張「國際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財產公有制」？相反，習總日常的議政格局，根本就是歷代中原王朝 (特別是唐代以前) 的「坐而論道」！而民間「讀經」成為風尚，大學裡研究中國歷史、哲學的學者漸多，「中華民族」被標舉為擁有悠久歷史的優秀民族，這更分明是「華夏文化」復興的表徵，何來有「共產主義」的色彩？

正因中共只知恢復「華夏文化」，卻不知吸收西方現代的智慧，才造成今天中國在國際上之尷尬、難堪。而要令中國自信地面向國際，時刻慎防「外國勢力」實在不需要，關鍵只在於：主客易位。改變「華夏文化本位」的立場，以開放的心胸全面認識、學習、了解現代西方之種種，再而將「華夏文化」轉變成對現代西方制度及文化的一種輔助、補充。

香港過去一百五十年，正是貫徹著以「現代西方制度、文化」為本，且將「華夏文化」置於「作客」、「輔助 / 補充」的地位。這是「華夏文化」在「現代化」浪潮下更新其自身之正途，也是「華夏文化」於將來綿延不絕的唯一出路！「城邦派」反而主張「華夏文化」作為「香港自治 / 建國」的主幹，這不但有違香港過去的歷史發展，而且無異於戕賊「華夏文化」之壽命。其不值得全盤接受，事甚顯然。

重拾理性，消解紛爭：「城邦論」、「民族論」平議

近日，由於《香港民族論》聲名大噪，引發「城邦論」與「港獨論」的爭議。「港獨」支持者批評「城邦論」過於保守 (只要求「香港自治」)，且放不下「華夏文化本位」的立場。「城邦派」(包括陳雲本人在內) 則認為強調「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只會令香港自降身價 (所謂「自貶為南蠻」)，最後走上被中共吞噬的自毀之路。

兩者的見解其實各有道理。可是，要做到相互同情的了解、不生誤解，兩者明顯有所不足。

舉例言之，陳雲於面書上曾批評《民族論》說：

香港民族論是排他的，香港城邦論是中和的。城邦論基於一百七十多年的長期自治及自主生活之下形成的文明國體，即使香港人離開香港，也有香港人的氣質，其他人來到香港居住，假若經過香港政府審批及自願融合，也是香港人。城邦論，是基於儒家的夷夏之別，不是血統之論，而是社會文明之論，華夏正朔之論。香港人寫漢字、講漢音、奉正教，中共寫殘體字、講胡語、奉無神論。香港是正統，中共是蠻夷。

民族獨立論的危險之處，是將香港自貶為南蠻，與北方的蠻夷，沒有誰比誰高尚。由於香港處於人口少數及政治弱勢，一旦採取民族獨立論，香港即有沒頂之災 (註：沒頂，是被大水淹過頭頂)。(15/1/2015 留言)

陳氏似乎以為「民族論」中的「民族」乃由血統界定，且預設過往南粵地區的文化較中原的華夏文化低等、野蠻。

然而，《民族論》明白反對以血統界定香港民族。吳叡人說得好：

在......《學苑》青年知識份子集團的民族自決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特徵。首先，這是一個公民的民族主義論述 (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年輕的作者們雖然強調香港民族具有共同的粵語文化，然而這個文化與香港價值一樣，本質上是開放，可以經學習而獲得的。這個開放的公民民族論，恰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成為鮮明對比。(＜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練乙錚更指出「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開始在香港生活，只要認同香港價值，支持香港優先，願意守護香港，就是香港人」。如是，「民族論」何嘗主張狹隘的種族主義 (陳雲於16/1/2015曾有「高舉以弱勢香港民族的分離主義為本的民族論這種shock therapy (衝擊治療法)，方便中共將之圈禁為南方香港的種族主義」的留言)？其反而與陳雲的「國族觀」有相通之處。有關「國族觀」，可參考陳雲以下一段面書留言：

香港建國之後，香港各個族群就整體形成一個國族 (nation)。故此，香港建國，英文是nation building for Hong Kong，這是個緩慢的進程，安全的進程，與中國互惠互利的進程。國族的意思是國民構成一個國體，至於國民的形成，是來自共同生活經驗、公共道德、歷劫的經驗、歷史、傳說、信仰。血緣和種族是其次，國民認同主要來自共同的文化經歷 (common cultural experience)。我的城邦論，從來不高舉民族 (people)，我講述華夏、中西遺民、夷夏之別、文明開化與野蠻閉塞之別、本土歷史與民間風俗、英殖民地的自治傳統與華夏民間的自治傳統、《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實然主權。上述各種元素合在一起，各個香港族群和光同塵，共負一軛，就是香港國族。(17/1/2015)

至於預設過往南粵地區的文化較中原的華夏文化低等、野蠻，「民族論」明顯不認同。徐承恩在＜城邦述事：香港本土意識簡史＞ (《民族論》第八章) 中高度評價蜑家、福佬、閩越等海洋族群 (屬於嶺南的少數民族，迥異於中原的漢族)，稱許其擁有敢於抗爭、不做「順民」的傳統。曹曉諾＜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 (《民族論》第三章) 更從港英時代的電視、電影、音樂發展，疏理出香港近三十年獨特的文化傳統，足以與中國文化並駕齊驅。陳雲指「民族獨立論的危險之處，是將香港自貶為南蠻」，這明顯是未有充分了解「民族論」。

當然，「港獨派」對陳雲的苦心亦未能體會，批評多有過火之處。

如陳雲極力反對「港獨」而主張「自治」，旨在避免香港於獨立後因人口、資本規模及資源與中國不成比例，最終被現代中國所消融。「港獨派」對此卻未能正視。又陳雲汲汲於保存華夏文化，目的在於令香港得以和澳門、台灣建立良好關係，防範香港建國後出現挑釁、侵略鄰國的行徑。「港獨派」對此亦一筆抹殺。

「城邦派」、「港獨派」無法做到相互體諒、了解，只知訴諸情緒，互相指罵，爭拗由是不斷。可是，這對「香港建國」畢竟是無益的。爭拗還是要以理性作為基礎，共識才會出現。
     

首任港督

1842 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自此永久割讓予英國。

而砵甸乍爵士 (Sir Henry Pottinger，1789 年 10 月 3 日 - 1856 年 3 月 18 日，清廷譯作璞鼎查) 則是香港的第一任總督。

早年經歷

砵甸乍在未涉觸香港事務時，其已有豐富的軍事和地方行政經驗。據史載，他曾在：

(1) 1804 年於信德 (Sindh，今巴基斯坦境內) 參軍；

(2) 1806 年加入「東印度公司」；

(3) 1809 年以中尉身分於馬拉他 (Mahratta) 參與戰事；

(4) 1820 年獲委任為信德的「行政官」，於任內促進當地交通；

(5) 海得拉巴 (Hyderabad，今印度境內) 出任「行政官」。

砵甸乍不單純是「一介武夫」，更具有熟練的行政手腕、施政技巧，這終令他得到外務大臣巴麥尊的賞識，起用他取代查理‧義律，成為英方全權代表，兼香港行政官、駐華商務總監。事在《穿鼻草約》草擬後不久 (巴麥尊不滿查理‧義律同意《穿鼻草約》，令英國得益太小，故將之撤換)。

1841 年 8 月，「鴉片戰爭」將近尾聲。砵甸乍率領英軍沿江北上，先後攻佔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地。清廷派遣奕經還擊，大敗而回。砵甸乍不久乘勝進犯長江口，攻克吳淞、寶山和上海。至 1842 年 7 月，又佔領鎮江。8月，英軍兵臨南京城下。

面對無可逆轉的軍事挫敗，清廷只好求和。經過四次議約 (在南京靜海寺) 後，清廷代表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人，於 1842 年 8 月 29 日，與砵甸乍在英艦 HMS 皋華麗號 (HMS Cornwallis) 上簽訂《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

「鴉片戰爭」的落幕，意味著砵甸乍得以暫時告別戎旅生涯。然而，他將面對一全新的挑戰：管治香港。

出任港督

1843 年 4 月 5 日，維多利亞女皇正式頒發《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同為港英政府的重要憲制性法律文件)。6 月，《制誥》抵港。耆英與砵甸乍於 6 月 26 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後，砵甸乍遂依據《制誥》，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

香港雖然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砵甸乍卻始終未有以戰勝國的傲慢對待香港的原居民。這由他於 1842 年 10 月 27 日在香港發出的一份告示得到證明。

他說：

香港乃不抽稅之埠，准許各國貿易，並尊重華人習慣。

這是何等的寬仁！絲毫沒有羞辱香港本地人士的態度。再者，他彷彿為香港定下了一條發展路向：作為國際貿易的場所。這決不是沒有遠見的人士所能為。

砵甸乍後來又依據《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設立了議政局 (後來改稱行政局)、定例局 (後來改稱立法局) 和最高法院，實行「三權分立」。

1843 年 8 月，砵甸乍宣佈委任三名官守議員 (包括：莊士敦、摩理臣、金尼) 加入定例局。連同砵甸乍本人在內，定例局最初只有四位成員。1844 年 1 月 11 日，定例局舉行首次會議。1844 年 2 月 26 日，定例局通過首條香港法例。

砵甸乍的作為，對今天的香港仍產生著正面的影響。「港英殖民歷史乃一段屈辱，不堪回首」根本是歪曲史實，不足為信。

黯然回國

不過，砵甸乍經常干預駐港軍官的軍務。其又恪守《南京條約》，不准英國商人在通商口岸 (《南京條約》規定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史稱「五口通商」) 以外的地方走私鴉片，惹起英國商人不滿。在備受孤立的情況下，砵甸乍終在 1844 年 5 月 7 日卸任總督一職，黯然返回英國，成為任期最短的香港總督。

結語

砵甸乍返國後，英國改派戴維斯爵士 (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 年 7 月 16 日 - 1890 年 11 月 13 日) 接任香港總督。

砵甸乍後來相繼在開普、馬德拉斯出任總督。1856 年，砵甸乍逝世，享年 66 歲。

砵甸乍將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援引至香港，卻不摧毀香港原住民的固有文化、習慣，且重視條約道德，這皆有助塑造香港獨有的優勢。香港能順利走上現代化道路，成為國際聞名的城市，砵甸乍功不可沒！

香港誕生：命名、邊界確立

香港於歷史舞台上出現，始於 1839 - 1842 年的「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前，香港雖曾被來自中原的王朝 (包括：秦、兩漢、西晉、隋唐、宋、元、明、清等)、南越國統治，但它始終未有自己獨特的名字、邊界。

直至 1841 年 1 月，清廷欽差大臣琦善與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草擬《穿鼻草約》，初步同意「將香港島及其港口割讓給英國」。英軍登陸赤柱期間，獲得女原住民陳群的引路，前往香港島北部 (據記載，當時陳群先後帶領英軍行經：現時的淺水灣道、香島道、黃竹坑道、香港仔大道、石排灣道、薄扶林道至西營盤一帶。此組道路一度被稱為「群帶路」)。途經香港村的時候，英軍向陳群詢問該處地名，陳氏以蜑家話 (一說客家話。但客家人向來重視「華夷之辨」，加上蜑家人自古飽受中原歧視，且最先與洋人通婚，按此，陳氏較有可能是蜑家人，說蜑家話) 回答英兵的提問。英兵由是得知「Hong Kong」的發音，並將之記載在香港政府的第二號憲報，成為全島的名稱。「香港」自此擁有屬於自己的名字。

至於香港邊界的確立，則歷經以下三個階段：

一、 1842 年《南京條約》-- 清廷將香港島，以及鄰近的鴨脷洲永久割讓予英國，此時的香港，主要指香港島、鴨脷洲全境。

二、 1860 年《北京條約》-- 清廷把九龍半島南部、界限街以南的地區，和鄰近的昂船洲永久割讓給英國。香港的版圖由是不復局限於香港島，而延伸至九龍半島南部。

三、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英國乘清廷遭受列強瓜分的威脅，向清廷提出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兩百多個島嶼 (九龍寨城除外)，為期 99 年。香港的版圖推擴至深圳河、沙頭角一帶。

往後的日子，香港沒有再進一步發展邊界。今天香港的全境，大約定於 1898 年。

補充資料：阿群帶路圖

女原住民陳群為英軍引路的事跡，後來被人繪成圖畫，稱為「阿群帶路圖」。

「阿群帶路圖」的下方是一個海岸 (代表香港島北岸)，岸上繪有數箱貨物和一些人物 (代表香港原居民與英國商人)。對上是一片海港 (代表維多利亞港)，分別繪有一艘中國帆船和一艘英國商船，而遠方則隱約有一群山巒 (代表九龍半島)。

「帶路圖」雖然簡單，但卻將香港的特色充分透顯。香港是一個本地原住民 (客家人、蜑家人、圍村人) 和英國人聚集共處、互相合作的地方。它不單純是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小漁港，也不是無人居住的貧瘠荒島。而「維多利亞港」的港闊水深，更是香港一大賣點。

今天聲稱「香港乃中國固有領土的一部份」、「香港勾結外國勢力」、「香港必須依賴中國大陸」的人，他們根本完全置香港原有的特色於不顧，其賣港意圖甚為明白。

港共「法西斯化」，建國勢在必行

上世紀三十年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鬥個勢成水火。納粹德國的希特拉利用「國會縱火案」，將德國共產黨徹底打擊，便是一顯明的例子。「共產主義」之所以極力反對「法西斯主義」，主要的原因是：後者強調某一種族生存的優先性，前者則主張「國際主義」、「工人無祖國」，並無種族意識。

然而，時移勢易，今天以「中國共產黨」為宗主的港共政權，其《施政報告》竟含有不少「法西斯主義」的成分。這實在開了歷史一個很大的玩笑！

本年度的《施政報告》特別重視「優化人口」。所謂「優化人口」，不外乎「吸納外來人才」，具體措施包括：

1. 推行試驗計劃，吸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發展；

2. 放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排，鼓勵人才及企業家來港及留港發展；

3. 調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制，吸納更多擁有優秀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港發展；

4. 在「一般就業政策」下，清晰列明投資類別申請人的相關考慮因素，以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家來港發展業務，並於明日起暫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5. 參照外國的做法，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才，配合香港經濟高增值及多元化發展。

這無疑是趕絕香港本地人士，使之在激烈的競爭中丟失生計。

又報告提出延長公務員的服務年期，鼓勵僱主延長僱員的工作年期，並為婦女及弱勢社群提供就業協助。這根本上是窒塞年青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迫使他們離港謀生，過著飄泊無依的生活。

至於締結「姊妹學校」以促進中小學生對國情的認識、更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這更旨在洗去香港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使「香港」這一獨特而可愛的族群「後繼無人」，趨於消亡。

港共政權對待香港本地年青一代的做法，實在無異於納粹黨之對付猶太人。其只是未曾公開訴諸「種族優越論」而已！

當然，港共政權之所以走向「法西斯」，和中共日益高漲的「國族主義」、「集體主義」、「傳統主義」不無關係。

中共近年高度標舉復興儒家文化、傳統的帝國規模，鞭撻昔日侵略自己的國家 (如日本)，並拒絕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這皆推動著「國族主義」、「集體主義」、「傳統主義」的發展，令中共不成中共，而近於當年的納粹德國。港共不知袖裡，盲目奉迎，「法西斯」的毒素因而可以長驅直入香港，先養出一大批「慈母」，再促成一系列的「種族清洗」政策。

面對猶太人般的處境，「生存空間」即將喪失，香港人根本無選擇的餘地。「香港建國」成功的機會雖然渺茫，但除此之外，香港人又可以怎樣？

點名批評《民族論》，反助長「香港建國」

689 在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苑的《香港民族論》(以下簡稱《民族論》)。這正好反映「香港建國」的主張已成氣候。

《香港民族論》於去年出版時，坊間反應並不異常強烈。相比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有人甚至覺得《民族論》「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立場過於激進，不切實際。然而，歷經「雨傘革命」，港共政權之傀儡地位、殖民本質已被充分揭露，香港部份爭取民主的人由是「哀莫大於心死」，不復支持「民主回歸論」，轉為接受「香港獨立建國」。《民族論》因而漸受歡迎 (特別是 80、90 後的年青人)。

689 在一年一度的官方文件中向《民族論》「開炮」，這不單純是出於「愚昧」、「無知」，也不是為了干預言論 / 學術自由，而是港共政府意識到「香港建國」風潮有越演越烈、勢不可擋的跡象。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有云：「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又云：「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民族論》所收錄的文字，剛好有「造成時勢」的潛在能力，且可協助港人挺立「獨立自主」的心志以對抗港共、中共暴政。作為當權者，為了繼續維持有效的管治，689 自然不得不高調批評，甚至攻擊《民族論》。

不過，事情的發展永遠是吊詭的。689 的言論一出，《民族論》旋即於各書店門市售罄，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成為傳媒爭相訪問的對象。尤有進者，國際媒體紛紛報導有關學苑、《民族論》的消息。「香港建國」的呼聲不但未有被 689 壓抑，反而被 689 助長，無怪乎網民質疑他為「港獨臥底」了。

我固然不相信 689 暗地裡支持「香港建國」。我只是從他這一史無前例的奇怪舉動，隱約看見大香港國之臨近！

亞洲電視，令人既愛且恨

今天面臨倒閉的亞洲電視 (前身為麗的電視)，過去曾經風光一時。

不論是「浮生六劫」、「天蠶變」、「武則天」，還是近二十年的「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三部曲、「肥貓正傳」、「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等，亞視的劇集在拍攝質素及口碑上皆不下於無線。至於綜藝節目方面，「香港男士競選」開男士選美的先河。「百萬富翁」之成為城中熱話，更令當時的無線不得不急謀對策，另購「一筆勾銷」之外國版權以作抗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信「有競爭才有進步」，千禧年前後的無線、亞視，正好示範著何謂「有競爭才有進步」。

然而，隨著「林百欣年代」結束，大陸商家相繼入主，亞視的質素開始下降。

新聞節目喪失客觀中立而淪為中共的喉舌，這固然令人側目。尤其甚者，亞視近年不復自製劇集，重播成風。其又集中經營清談時政、分析經濟的節目，窒塞具創意、特色的綜藝節目 (如「香港有飯開」)，且以操內地口音的「新香港人」為節目主持，亞視的觀眾由是每下愈況，返魂乏術。

當然，亞視的墮落，某程度上是迫不得已 (此乃管理層使然)。可是，一個香港電視台竟然長期缺乏新意、創造力，並背離香港本土文化，這已注定它必然流失大量香港觀眾，終致無法翻身。

不過，近日亞視似乎有力圖恢復的跡象。在新近播出的一個新聞節目中，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竟然可以順利出鏡，未經任何刪剪。80、90 後年青人的抗爭心態亦被客觀提及，未有半分隱瞞。至於「港超聯」賽事的定期直播 / 錄播，更直接推動著香港本地足球的發展，頗有當年無線「球迷世界」的遺風。

亞視的「改弦易轍」未知是否曇花一現，但作為一個見證過它的輝煌歲月的香港人，我始終不希望看見它窮途末路。

論「姊妹學校」計劃的提出：香港教育工作者的勢利、卑劣

消息指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將首次提出：津貼全港中小學與內地學校結盟成「姊妹學校」，以促進香港中小學生對國情的認識 (每校約有十多萬元)。港共政權為求消滅下一代的反抗呼聲，不惜對各中小學動之以「財」，誘之以「利」，置教育的本意於不顧。其做法實在可恥！

透過給予學校津貼以完成「赤化」「洗腦」教育，這其實並非第一次，而是港共慣常使用的手段。最顯著者莫過於「普教中」。

由於實施「普教中」的學校往往能獲得額外的津貼，讓學校有充足資源聘請更多的人手，校長、管理層普遍歡迎「普教中」，卻不問推行「普教中」背後的理據是否充分、是否具有說服力。他們固然不知「普通話」為北方之胡語，乃唐末五代下歷宋元，粟特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蹂躪華夏文化之鐵證；亦不知廣東「粵語」最接近唐人口音，為華夏語言之正宗。他們所知的，只有眼前種種利益，包括：「普教中」令學校資源增加、有助學生日後在內地就業、提升學校的聲譽，可吸納更多小一學生，避免殺校。教育工作者目光短淺，相繼「為五斗米折腰」，學生自然首當其衝，承受苦果。「粵普夾雜」的奇怪現象因而不斷出現。尤其甚者，這助長了港共的氣燄，促使它繼續以此手段污染香港的下一代。

又隨著時日的推移，學生「習非成是」，其竟以講普通話為光榮，粵語為羞恥。年長一輩稍為不懂普通話的正確發音，反被嘲為「唔識字」、「失敗」。香港本土語言之消亡，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根本是罪魁禍首，不可原諒！

何秀煌有一篇文章＜從通識教育的觀點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其中提到「教育畢竟仍是種良心事業」，這可謂對香港教育工作者的「當頭棒喝」。教育從來不是用來拿取個人利益的，也不是政治維穩的工具。教育是一門志業，「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孟子語)。今天港共政府乘教育工作者之勢利、卑劣，推行所謂「姊妹學校」計劃，置莘莘學子之美好校園回憶、錦繡的人生前路於不顧，這注定沒有好下場。至於香港的教育工作者能否從過往的習氣中覺醒，將是下一代會否被徹底染紅的關鍵！

「香港建國」下的新音樂文化：短評「日日去鳩嗚」

「日日去鳩嗚」一曲備受廣大網民歡迎，全因為它體現著香港的本土特色。

香港過去的歌手未必懂得太多的歌唱技巧，卻各自有獨特的台風。他們不少歌曲雖改編自英國、日本的流行作品，但他們的聲音演繹、舞台演出卻往往別出心裁，獨樹一幟。加上歌曲題材生活化，歌詞琅琅上口，樂迷易生共鳴。香港樂壇由是攀上一個又一個高峰。遠至海外地區，亦有華僑喜歡聆聽許冠傑、張國榮、Beyond 的作品。

「日日去鳩嗚」的原曲出自劉德華的「獨自去偷歡」。就原創性而言，它明顯欠奉，只是屬於一首改編作品。然而，主唱者「華仔」在表演期間故意加上喝「道地綠茶」的動作、「拖篋」撞人的舞步，新詞又以宣揚「旺角鳩嗚」、揶揄 689 為主要內容，緊貼社會脈搏，「日日去鳩嗚」因而不是純粹的「惡搞」，而是一首帶著香港昔日樂壇影子的「神曲」。

當然，有人或會批評「日日去鳩嗚」「粗口爛舌」(出現「屌你老味」)，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是，大家不要忘記，許冠傑「鬼馬雙星」中也有「亂搏懵撈偏門確唔曳」、「半斤八兩」中則有「慘過滾水淥豬腸」、「有福都冇你享」、「吹漲」等字句。以廣東俚語入詞，這本是香港粵語流行曲一大特色。「日日去鳩嗚」以「屌你老味」宣洩對 689 的不滿，又有什麼值得非議？

今天的香港，建國風氣盛行，新的流行文化必然應運而生，「日日去鳩嗚」只怕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告別「政治代理人」，香港人當家作主

港共政府於上週三展開第二輪政改諮詢。兩日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突然宣佈，計劃在政改方案表決後辭職，引發「雨傘公投運動」，要求中央推翻人大「八三一」決定及重啟政改五部曲。何氏的做法旋即引起各方質疑。有人認為表決後公投作用不大。有人則認為這預示著「民主黨」六月將投贊成票，支持通過「偽政改方案」。表決後辭職公投只不過是為「民主黨」「洗底」，令港人消去怨氣後，再度票投「民主黨」。

姑勿論何氏的動機為何，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應該思考一下：香港日後的政治發展，是否還需要一些政黨、政客作為「政治代理人」？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由於重視工商業發展，大部份香港人對政治事務並不熱衷，只顧眼前生計。加上港英政府於教育制度上刻意淡化香港人對政治民主的追求，不同的政黨、政客因而可以充當「政治代理人」，打著「替市民爭取民主 / 普選」的旗號，招搖撞騙，暪天過海。今天還在主流傳媒曝光的李柱銘、劉慧卿、馮檢基、李卓人、何秀蘭等人，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步入政壇的。

然而，事過境遷，隨著英國撤出香港，港人公民意識抬頭，這些「政治代理人」一方面失去強而有力的靠山，一方面亦不再能欺騙香港大部份市民。他們由是只有兩條出路：

(1) 表面上高舉抗爭，內裡攀附中共，以換取生存空間。

(2) 徹底走入群眾，不以「代理人」自居，以民眾的意見為意見，真誠地為香港爭取民主。必要時退下火線，由他人接棒。

可惜的是，劉慧卿、馮檢基等人不但未有放下「代理人」身份 / 淡出政界，反而與「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勾結，形成更龐大的「政治代理人」集團，稱為「泛民主派」。他們一方面排擠激進人士 (如黃毓民) 的行動，一方面主張「和理非非」，消滅一切民主的有生力量。他們的所作所為，根本無異於「投共」，目的在於日後成為中共的「政治花瓶」！

這群歷經八、九十年代至今的「政治代理人」，打著民主旗號「混飯吃」超過二十多年，最後以「投共」收場。香港民主發展至今天的死局，他們「百死不能贖其罪」。

可是，過去不足以決定未來。「香港建國」在即，只要港人立志擺脫舊日「政治代理人」的誘騙，以及「政治代理人」這一荒謬概念，「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還是有希望的。屆時，何俊仁的陰謀、學生領袖急於搶奪「政治代理人」位置等，又何足道哉！

書院講學，刻不容緩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副會長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近日先後主張為香港青少年「補腦」，加強香港的「去殖民化教育」。這令人憂慮「國民教育」會否乘「雨傘革命」後的愁雲慘霧而死灰復燃。可悲的是，香港的大、中、小學向來接受政府資助 / 由政府公營，民間私營的學校相對較少。一旦港共政權雷厲風行實施「補腦」、「去殖」工程，香港年青一代只怕必然遭殃，不易挽救。

然而，「香港建國」不能不以獨立、自主的年青一代作為中流砥柱。今天的教育體制既然意圖窒塞千萬莘莘學子的思想，送年青人上死路，新一輪的民間講學、成立書院 (由私人機構經營) 便應該出現，以「挽狂瀾於既倒」，為建國締造有利的思想條件。這不禁令人想起錢穆及新亞書院的創辦歷史。

且說 1949 年神州陸沉後，以錢穆為首的中國知識分子，決定南遷香港。當時，香港仍由港英政府管治。主流的教育體制因而不鼓勵年青人學習中國文化，英語亦作為日常授課、學習的第一語言。南來知識分子要在香港的教育行業發揮影響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根本上不可能。可是，錢穆等人並未因此而氣餒，他們「另闢蹊徑」，於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成立「新亞書院」，由商人王岳峰先生資助。「新亞書院」後來陸續接收南來的大學生 (如余英時)、知名學者，推動文教事業，其終在香港扎根，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才，為已亡之國留下一點「血脈」。

錢穆及新亞書院的創辦，正是一群國亡家破的「遺老」積極抗衡港英主流教育體制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今天主張「香港建國」的人，面對港共政府的加速「赤化」，主流教育體制繼續擔當「幫兇」的角色，他們的處境實在和錢穆等南來文人相差無幾。前車可鑑，重新提倡民間講學的風氣，聚集志同道合的人士成立書院，擺脫港共教育體制的支配，這才是「香港建國」的出路，也是年青一代的出路！

離地意識，建國大患

今天實現「香港建國」，不能不消解香港人的「離地意識」。

抗戰結束後，由於中國內地爆發「國共內戰」，致使大量內地人南來香港。這些內地人後來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為戰後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協助香港重建。然而，他們始終心繫家鄉，思念著深圳河以北的親人。他們由是以「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看待香港。對他們來說，香港更多是維持生計的臨時地，卻非安身立命的久居之所。其離地心態，不言而喻。

進入七十年代，經歷過六七暴動、麥理浩「黃金十年」、三次「香港節」的舉辦，香港人漸對香港這個地方產生歸屬感。然而，好景不常，隨著中英談判展開，英國不斷處於下風，香港人的「離心」再度萌生。1983 年 9 月，亦即《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一年，大規模「移民潮」首次出現。與此同時，港元在一個星期內大幅貶值。物價嚴重飛漲，市面發生搶購糧食的情況，股票市場亦陷入「股災」之中。香港在「恐共」氣氛高漲下，差點「土崩瓦解」。這亦是港人「離地心理」熾熱之時。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大局已定。加上中共改革開放初見成效、「民主回歸論」乘時而起，港人於是重新投入本地事務，積極推動香港實現民主化，「八八直選」因此被提出。可是，「六四屠城」過後，香港人對香港 97 後的前路感到心灰意冷。陳慧嫻「夜機」的熱播、排長龍申請 BNO 等景象的出現，意味著香港人再次拋棄他們的「家」。而這一次的拋棄，明顯比 83 年來得更加強烈。

直至千禧年以後，香港未有如外界預期出現太大的轉變，不少移居外地的香港人才回流返港。不過，「雨傘革命」的失敗、港共政權之專橫跋扈，似乎又再喚起香港人的「離地意識」。

「離地意識」無疑為香港人一直擁有。但是，「香港建國」若要取得成功，香港人的全程投入 (包括心態上、經濟上、行動上的投入) 實屬關鍵。動輒移居台灣、澳洲、美國，以「避秦」的心態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這不僅無助於建國，反而變相默許中共對香港的赤化，置香港於死地。

此時此刻，「身土不二」似乎更應該取代「離地意識」。香港這個「家」既是屬於我們的，他人憑什麼迫使我們放棄自己原有的「家」？「自己香港自己救」。只有當大部份香港人充分覺醒這一點，「香港建國」才有成功的希望。

香港建國，必須「去中國化」

「雨傘革命」失敗後，熱血公民、「城邦派」先後提出「文化建國」 / 「城邦建國」作為抗爭新目標。然而，他們始終不願公開批評、摒棄傳統的華夏文明，鼓吹徹底的「去中國化」(「去中國化」的另一面即是「西化」、「本土化」)，這令建國大業暗藏隱憂。

其實，香港要成為一個文明的國家，不能單靠「反共」，更需要「和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化 (主要指中國的歷史、思想) 區隔開」。

中國過去的歷史以「君尊臣卑」為主軸，殺伐就是一切。所謂「統一」，無非是「吞併」、「壓迫」的代名詞。至於對女性的輕蔑、對人權的踐踏，更是無日無之。假如獨立後的香港仍重視中國歷史，這只會造就下一代學會權謀詐術，擁有嚴重的奴性和強烈的控制慾，令香港再度成為「人間煉獄」，於香港有何益處？中國歷史因此應該被拋棄，代之以較為開明、較為尊重女性、較為強調人權的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發展歷史 (如女性公務員待遇的改善，正好體現男女平等的精神，表達對女性的尊重。至於環首死刑的廢除，則反映港英政府不剝奪罪犯的生存權利，與古代中國之嗜殺成性成一反比，值得日後香港人參考)。

又中國思想以儒、道、墨、法四家為主流，配上後起的佛家。可是，儒家強調「道德自我」之建立，注定不能肯定「個人選擇」的至高無上，而把道德凌駕於個人選擇。「政治自由」(即伯林所謂「消極自由」) 因而開不出。道家雖同意「個人選擇」的第一優先性，卻反對有一客觀的、可共見的真理，變相扼殺「透過理性討論以尋求共識」，違逆今天崇尚「公共討論」的民主潮流。墨、法兩家皆有由上向下壓迫的威權色彩，容易造成極權統治。佛家則對世界採取一否定態度，要求和世界割離，這只令人消極厭世，易生政治冷感，不復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比觀西方，自由主義強調「個人選擇」乃締造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政治自由」因而被國家憲法保障，他人不能以「有歪倫常 / 有傷風化」予以侵犯。又其相信真理可被眾人所共見，「公共討論」因而得以可能，達成共識亦非遙不可及的幻想，而為各從政者積極嘗試。至於它鼓勵人民主動關心、參與政治事務，更有助人民遠離極權，增加他們對自己所屬社群的歸屬感。

西方的思想資源明顯比中國傳統思想更能協助香港適應「現代化」(即接受來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學) ，且能保障香港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我們何必抱殘守缺，劃地自限？

當然，我無意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 (如中國歷史上的戰術部署仍適用於當下的抗爭)。我只想指出：不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文化本位」的想法，用虛心、務實的態度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並重提香港過去的歷史，即使「香港建國」，其亦只會迎來另一個「地獄」而已！故此，要令香港建國有成，「去中國化」實屬首要，而且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