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鬥爭，港共分裂：從練乙錚的分析切入

689 於 7 月 21 日下午突然宣佈，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即日離任，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海關關長張雲正分別接替二人的職務。事件旋即惹起各方揣測。儘管曾、鄧後來各自交代辭職的理由 (曾德成表示「樂意現在退休」，鄧國威則解釋辭職源於「預計不到的家庭理由」)，坊間的評論仍傾向相信整件事乃 689 的陰謀詭計，旨在透過玩弄權力鬥爭，以轉移大眾對「鉛水」事件的關注，並為下屆特首選舉連任鋪路 (曾德成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胞弟，鬥倒曾德成可對曾鈺成施一「下馬威」，迫使其不敢競選特首)。

在眾多評論文章中，練乙錚＜鬥倒曾氏當權派三分，要了人頭梁振英勢危＞的分析可謂最為深入、獨到。以下筆者嘗試作一簡單的介紹。

練氏劈頭指出：

曾德成離任，不能簡單推測作「請辭」或「炒魷」，而必須視為以梁營為代表的「新愛國」與「老愛國」即傳統左派之間的派系鬥爭的階段性結果。

如何區分「新愛國」、「老愛國」？練氏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

現今當權派裏，有所謂「老愛國」和「新愛國」之分，視乎從什麼時候開始「愛國」，分野是 1967 「反英抗暴」的終結到「保釣運動」的開始這段時間；之前已經參與「愛國陣營」的，叫「老愛國」，之後才加入的，叫「新愛國」。

眾所周知，曾德成於「六七暴動」期間曾因派發反殖民地傳單而被捕入獄，其自然屬於「老愛國」的一分子。至於 689，其未曾參與過「六七暴動」，且於 1974 年遠赴英國留學，中共「改革開放」後加入左派陣營，因此屬於「新愛國」。

「新愛國」、「老愛國」在 97 主權移交後一直維持合作關係。可是，從另一角度看，「事情正在起變化」(＜事情正在起變化＞乃毛澤東於 1957 年 5 月 15 日撰寫的一篇文章)。練氏說：

梁派主要是一班「新愛國」，內含若干二三線資本家......「老愛國」幾十年來在低下階層深耕密植......但是，九七以來，低下階層的利益不再直接來至工會及大陸的資金及實物支持，而是來自特區政府和一些西環能夠指使的資本家家族 (後者已經逐步佔據民建聯)；因此，「老愛國」的群眾號召力已經大不如前，基本盤已經縮得很小。此派的來源無以為繼，老的老、死的死，所以如果在 2017 年的特首選舉裏，「老愛國」不能入圍、勝出的話，則此派必將帶着最深的遺憾退出香港歷史政治舞台，2022 年及後的機會等於 0。

簡單而言，在缺乏大量「蛇齋餅糉」以爭取低下階層的支持下，「老愛國」的人丁漸趨單薄，勢力日衰一日。與此同時，「新愛國」陣營憑藉與中聯辦的緊密合作，成功以種種經濟利益拉攏低下階層。這批被拉攏的低下階層，即是所謂「藍絲帶」了。

練氏認為，由於「新愛國」陣營缺乏馬、列、毛思想訓練，亦不知道何謂「共產黨員的道德修養」，其爪牙羽翼 (指「藍絲帶」) 的行事往往「邪門得很」，並不如 1967 年的「左仔」「正路」。又 689 乘「老愛國」門庭破落、「藍絲帶」意氣風發之際將「正根苗紅」的曾德成拉下台，其目的只有一個：進一步打擊「老愛國」的勢力，從而令到同樣出自「老愛國」系統的曾鈺成沒有條件參選特首。

練氏的推斷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大可見人見智，筆者不願置評。不過，從曾鈺成 7 月 22 日在香港電台電視節目《議政四方》中發表的言論看來，練氏的看法似乎有點道理。曾鈺成說：

如果我後生 10 年我就真係會忍唔住道氣，而家有啲人，有啲做法，(令我) 有時我會諗如果我後生 10 年，我就會去：「豈有此理！我就出嚟參選，睇你點樣整我！」但呢個咁樣嘅階段我已經過咗，到今日我都不為所動啦老實講......

耐不久有啲言論，使我覺得有啲人，仲係擔心曾鈺成呢條友會走出嚟搞局，「我就要整死你」咁，所以如果我後生啲，我就會沉不住氣，話「你想整死我，就唔畀你整死；你想唔畀我選，我就要選畀你睇下」，但而家我就唔會拗呢啲氣。

話語中夾帶著絲絲悲憤，隱隱然透露出「老愛國」已處於窮途末路的境地。

翌日 (7 月 23 日)，曾氏又在專欄文章＜領袖素質＞中說：

能力高超的人不一定得人喜愛。很多時恰恰相反，事業有傑出表現和成就的人，或因恃才傲物、跋扈囂張，或因放蕩不羈、目中無人，令和他交往的人難受、反感，即使因為佩服他的才能，甘願相隨，也不會從跟他合作的經歷中得到甚麼樂趣。如果這樣的人當了一個團隊的領袖，而團隊裡又無人可以補救他的缺陷，這個團隊便不可能維持良好的士氣，不可能發揮團隊裡每個成員的積極性。

高 EQ 的領袖不會有這樣的毛病。他不會「目中無人」，不會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不會對別人的感受麻木不仁。他知道「人」的重要性，明白一個成功的領袖必須依靠優越的團隊。他懂得怎樣使別人樂於跟他合作，使他團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感到愉快舒暢。高 EQ 的領袖，會得到人們喜愛。

言外之意，彷彿暗諷目中無人、喜歡玩弄權力鬥爭的 689。

四日後 (即 7 月 27 日)，曾氏復在報章撰文，談自己「有點阿 Q 精神」。文中有以下兩段，頗堪玩味：

由於阿 Q 有這樣的處世哲學，任何人損害了他的利益，他不會懷恨在心。他失去了工作，碰見搶了他飯碗的小 D，無名火起撲上去，兩人互拔辮子，當街當巷打了一場，不分勝負。之後阿 Q 再沒有找小 D 晦氣，沒有向他報復，沒有使陰謀詭計暗算他。

阿 Q 一生渾渾噩噩，但他從沒害過人。他應該受鄙視嗎？阿 Q 精神沒半點可取嗎？

需要以善於自我安慰、自我麻醉的阿 Q 自況，可見曾氏目下的困境不易被逆轉過來，這與 689、中共不可能完全無關。

有趣的是，曾氏於 7 月 30 日以＜寧猛毋寬＞為題撰文，告誡政府施政不可「失諸過猛」：

按孔子這番道理，儘管寬政比猛政難於施行 (對不能以德服人的管治者尤其如是)，然而管治不能一味靠「猛」，必須審時度勢以調整政策策略，寬猛兼施，剛柔並濟，才可以維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成都武侯祠裡有一副《攻心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不懂攻心的管治者，往往也缺乏審勢的智慧，因而寬嚴失度；且多是失諸過猛，寧猛毋寬。

這與 689、「藍絲帶」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

倘若上述的觀察無誤，曾鈺成與 689 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政見上的分歧，這幾乎可以斷言。

至於應否將二人的鬥爭視為「新愛國」、「老愛國」之間的角力，由梁愛詩罕有地為曾德成辯解、吳康民冷嘲熱諷現屆政府的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詳參練乙錚＜香港的「愛國反擊戰」，大陸的「人口大塌方」＞)，答案其實已經十分清楚。

港中區隔，改善民生：「鉛水」事件的啟示

「改善民生」是「後政改時代」港共政權唯一的奮鬥目標。可是，接二連三有屋邨被發現食水含鉛量超標，似乎令港共政府好夢難圓。

「鉛水」事件始末

民主黨於 7 月 5 日公佈對西九龍 13 座公屋和私人大廈 27 個食水樣本進行化驗的結果，發現啟德啟晴邨的 4 個樣本含鉛量超出世衛標準 (每公升食水含鉛量低於 10 微克)。其中，在賞晴樓一個單位的食水，含鉛量更超標 2.8 倍。

立法會議員黃碧雲估計，事件可能和水管接駁的配件、焊接物等含鉛有關。港共政府於是在 7 月 10 日開始為受影響較大的住戶派發樽裝水，同時優先為這些住戶更換有問題的水喉部件，並示意可能對負責啟晴邨水喉工程的持牌水喉匠 - 林德深提出檢控。

不過，政府的安排並未能夠平息啟晴邨居民的怨憤，林德深更一度向記者表示「個個官都 A 字膊」(因林氏只負責監督街喉以至大廈水缸的水管安裝，卻不包括大廈單位內的水管工程以及水質化驗。又啟晴邨興建時，曾經使用包含接駁水管的洗手間及廚房預製組件，這些由「中國建築」旗下「深圳海龍建築製品有限公司」製造的預製組件內的水管質量，有關當局從未作出過嚴格監管)。

尤其甚者，7 月 14 至 22 日期間，葵盛圍葵聯邨二期、沙田水泉澳邨、觀塘牛頭角下邨、深水埗榮昌邨、石硤尾邨二期和五期、南區鴨脷洲利東邨、黃大仙美東邨等被陸續發現食水含鉛量超標 (葵聯邨、水泉澳邨的水喉工程同樣由林德深負責)，「鉛水」於是迅即成為港人關注的焦點，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7 月 22 日上午，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加開特別會議討論公屋食水含鉛量超標事宜。會議中，委員會雖然通過無約束力議案，促請政府在短期內為市民提供清潔食水，其卻在建制派的反對下否決了民主黨胡志偉的動議：要求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鉛水」事件。

又長期飲用「鉛水」會影響兒童大腦和神經系統發育、損害成人的腎臟健康，民間於是紛紛發起「主動驗水」的自救運動，私人化驗所的生意額因此提高了不少。

「鉛水」事件所隱含的意義，以及所反映的問題

有關「鉛水」事件發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

(1) 大陸造的預製組件含鉛；

(2) 流經水管的食水 (主要是東江水) 本身含鉛。

兩個原因皆和「中國」有關，則「鉛水」事件未嘗不可視為「中國因素對香港構成不良影響」的一個具體例示。

本來，一個捍衛香港人利益的政府，必定細心調查「中國建築」、預製組件和食水含鉛量超標三者的關係，不隨便妄下判斷。其亦不會持續動用大筆金錢向中國購買劣質東江水。奈何港共政府不是一個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政府，它只是中共在香港扶植的傀儡政權而已！由這一角度切入，再看 689 搶先為帶有國務院背景的「中國建築」開脫，政府醫官「一生拉勻計，短期飲用鉛水不會有即時毒性」的荒謬言論，便不會感到特別費解了。

結語

「中港過度融合」無疑是今天香港民生問題嚴重的總禍源，「走私水貨客」問題如是，「鉛水」問題亦如是。

要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現時的民生問題，為政者必須時刻以捍衛香港人的利益為優先，且與北方的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即所謂「港中區隔」)。

港共政府在強調「改善民生」的同時，不敢違逆、頂撞「阿爺」，這是注定走向失敗的。

當港府屢次無法協助市民解困而需由市民親自動手，民間社會的力量將會逐漸凝聚起來，繼而褫奪港府高高在上的管治權威！

建制陣營，再難團結

自從「618 甩轆鬧劇」發生後，建制陣營的矛盾越演越烈，分裂日趨嚴重。

自由黨田北俊在社交平台上載豬頭相，暗諷經民聯林健鋒、民建聯葉國謙「人蠢冇藥醫」，旋即惹起弟弟「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的猛烈批評：

大家同坐一條船，船長領導下，撞上冰山破了一大洞而入水，船長處理危機雜亂無章、左支右絀，絕大部分船員在團結努力修補，只要人手充足就可順利救船，但其中 8 名船員不顧一切，登上救生艇，修補破洞的人手不夠，33 人搭沉船全部葬身大海。8 人自救成功，自鳴得意，備受稱頌「反應快、醒目」。海上亡靈則受盡千夫所指，但成敗論英雄，失敗者只可怪責自己錯判形勢，誤信所謂「團結」、所謂「大局為先」。(＜建制團結鏡花水月＞)

然而，手足相殘只不過是引子而已。6 月 25 日，有傳媒披露政改表決當日建制 WhatsApp 群組的絕密對話。根據對話內容顯示，「等埋發叔」固然並非建制派集體離場的真正理由，更為嚴重的是，理應恪守中立原則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竟被發現在會議進行期間充當建制派的「軍師」，在群組中「教路」對付泛民議員 (如曾留言說「對方有可能轉軚的基本上都已發言表態，故看來不可有變局。他們應是在部署表決後行動。一定要迫大舊先講。留力。」)。儘管曾鈺成本人、諸位建制派議員紛紛開腔解畫，「捉內鬼」的謠言仍然盛傳，田北俊甚至公開譴責「放料議員」連「豬都不如」，批評其毫無道義且對建制合作不懷好意。

由「618 甩轆鬧劇」到「WhatsApp 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建制派內部的矛盾、裂痕已然逐漸「浮面」。曾鈺成在 7 月 22 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議政四方》的專訪中說：

有人就有裂痕架啦，就有矛盾架啦！係咪？咁但係個局面就係，建制派儘管有呢樣嗰樣矛盾、裂痕，佢都要繼續維持大家個合作嘛！裂痕還裂痕，而家冇人宣告話脫離建制派吖，冇人表示要絕交吖，咁係咁架啦！

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不過，建制陣營向來扮演著「為港共政府護航」的角色，中共似乎不會對其內部分裂坐視不理。當建制派固有的矛盾在他朝進一步激化，「口和心不和」的局面再也無法維持，屆時，中共在香港安插「新建制派」(用以取代「舊建制派」) 只是遲早的事 (張德江於 7 月 24日對民建聯訪京團說：「(要做到) 擇善固執，有所作為，鮮明地、敢於擔當地高舉『愛國愛黨』這面旗幟」，中共對建制派的不滿，於此得窺一二)。

匯豐銀行成立

1865 年 3 月 3 日 (港督羅便臣於同年 3 月 15 日卸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最初名為香港上海匯理銀行，以下簡稱匯豐銀行) 正式成立。在往後一百多年間，匯豐銀行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國際規模的大銀行，左右著香港的金融財政管理和決策。

創立經過

匯豐銀行的創始人 - 修打蘭 (又譯蘇達蘭，英文名為 Thomas Sutherland，蘇格蘭人) 原本是鐵行輪船公司 (又名大英火輪公司) 在香港的代理人。1864 年，修打蘭在香港發起創立匯豐銀行。註冊時，銀行只有資產 1,500 萬港元。

當時，香港大部份主要洋行的代表 (包括：寶順洋行、瓊記洋行、沙遜洋行、太平洋行、順章洋行等十間主要洋行) 皆樂於加入籌辦匯豐銀行的臨時委員會，只有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因自身擁有匯兌業務而不願加入。

1865 年，修打蘭租用獲多利大廈 (Wardley House，位於今天銀行街與皇后大道交界) 作為匯豐銀行的總行 (據傳修打蘭以獲多利大廈作為匯豐銀行總行，乃出於中國風水學上的考慮。又大廈內設有睡房、浴室及飯廳等，有別於一般辦公室大樓)，以「健全的、蘇格蘭式的銀行原則」(sound Scottish banking principles) 作為銀行營運的依據。匯豐銀行在香港開業後一個月，上海、倫敦、日本等分行相繼成立，其自此集中為中國及亞太地區的外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獨特地位的由來

和不少地位特殊、與英國利益有密切關係的組織一樣，匯豐銀行擁有自己的法律條例 - 《1866 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條例》(後來改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條例》)。

又匯豐銀行不是根據普通的公司法成立，且在香港政府授權下成為三大發鈔銀行之冠 (其次是英資渣打銀行、有利銀行)。葉國華據此說：

匯豐銀行是商業機構，但同時是殖民地香港的準中央銀行，也是英國政府管治的伸延，這也是一個官商一體管治的例子。

這可謂充分解釋匯豐銀行在香港擁有獨特地位的由來。

屢助清廷解困

匯豐銀行後來與清政府結下不解之緣，多次解決清政府的燃眉之急。

1876 年，匯豐銀行在大班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 的努力下，成功爭取作為清政府 500 萬兩債券的承銷人，協助清政府籌集足夠的資金收復新彊。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相繼爆發，匯豐銀行更多次向清政府提供貸款。據統計，1874 - 1890 年間，清政府共向外借款 4,136 萬兩白銀，其中匯豐銀行佔超過 70 %。

誠然，匯豐銀行貸款給清政府，純粹是出於經濟上的有利可圖。可是，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多少有助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維持平穩、安定的局面。匯豐亦藉此賺得進一步發展業務的本錢。

結語

透過匯豐銀行成立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

(1) 香港的金融業之所以能夠面向國際，全賴它採用西方的經營模式 (匯豐銀行的蒸蒸日上，和「健全的、蘇格蘭式的銀行原則」有密切關係)。

(2) 中國傳統文化 (如重視風水、命名) 並未因英國管治香港而遭受清洗，反而逐漸成為在港洋人生活的一部份，這由 (a) Wardley 被譯成「獲多利」，寓意「獲取厚利」(b) 獲多利大廈因風水優越而被選中作為匯豐銀行總行可見一斑。

(3) 官商一體是英治香港一大特色。

(4) 香港過去曾有助中國轉危為安，甚至推動中國走上現代化。

今時今日，香港的親中人士動輒揚言「香港必須背靠大陸」、「沒有中國，香港人連飯也吃不到」。香港折墮至此，實在令人嘆息！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起兵靖難

建文帝一方面厲行削藩，一方面對燕王朱棣予以嚴密的監視。張昺、謝貴、葛誠，俱為建文帝安插在燕王周邊之耳目，用以探聽燕王的虛實。

(洪武三十一年，即公元 1398 年，十一月) 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建文元年 (公元 1399 年) 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有一徐輝祖，乃明朝開國元勳徐達的長子，燕王妃徐氏的兄長。其竟以燕事密告之建文帝，藉此博取建文帝的信用。

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面對潛伏在四周的危機，燕王只能夠裝瘋扮傻，力求自保。

王內自危，佯狂稱疾。(《明史‧成祖紀》)

建文元年 (公元 1399 年) 六月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燕山護衛百戶倪諒告變，致使燕王府官僚相繼被逮捕。燕王於是「稱疾篤」，密謀對策。

己酉，燕山護衛百主戶倪諒上變，燕旗校於諒等伏誅。詔讓燕王棣，逮王府官僚。(《明史‧恭閔帝紀》)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明史‧姚廣孝傳》)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幸好道衍早在變故發生前已經完成戰爭準備。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蔔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明史‧姚廣孝傳》)

燕王世子朱高熾 (後來的明仁宗) 及其弟朱高煦、朱高燧亦遠離應天府，重返北平 (這表示建文帝無法以手持人質要脅燕王)。

(建文元年，四月) 遣燕王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明史‧恭閔帝紀》)

夏四月，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並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甥。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廄，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為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北平都指揮張信又向燕王投誠。

北平都指揮張信叛附於燕。(《明史‧恭閔帝紀》)

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敕使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逕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牀下。燕王佯為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燕王於是命令大將張玉、朱能暗中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七月，燕王安排勇士藏匿於端禮門，以殺害張昺、謝貴、葛誠等人，同時起兵自立。

秋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殺布政使張昺、都司謝貴。長史葛誠、指揮盧振、教授余逢辰死之。(《明史‧恭閔帝紀》)

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兵守王宮。王密與僧道衍謀，令指揮張玉、硃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秋七月癸酉，匿壯士端禮門，紿貴，昺入，殺之，遂奪九門。(《明史‧成祖紀》)

燕王起兵，純粹為勢所迫。然而，出師不可以無名，其於是上書指斥齊泰、黃子澄為奸臣，繼而援引《皇明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以「清君側，靖內難」為理由舉兵。

上書天子指泰、子澄為奸臣，並援《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既發，遂舉兵。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明史‧成祖紀》)

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號其眾曰「靖難之師。」(《明史‧姚廣孝傳》)

《明史紀事本末》收錄有燕王上書的原文：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盤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橚、榑、柏、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棰楚刺熱，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騎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燕王起兵＞)

《皇明祖訓》原為明太祖朱元璋訓誡子孫的書籍，於洪武六年 (公元 1373 年) 首次頒布。朱棣據父親留下的訓誡語以合理化其出師舉動，這是非常高明的一著。

又朱棣舉兵未幾，來降者眾。居庸關、懷來、薊州等地相繼陷落，士兵人數迅速增長，更令燕軍聲勢一時無兩。

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降於燕。(《明史‧恭閔帝紀》)

指揮馬宣走薊州，僉瑱走居庸。宋忠趨北平，聞變退保懷來。通州、遵化、密雲相繼降燕。丙子，燕兵陷薊州，馬宣戰死。己卯，燕兵陷居庸關。甲申，陷懷來，宋忠、俞瑱被執死，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永平指揮使郭亮等叛降燕。(《明史‧恭閔帝紀》)

拔居庸關，破懷來，執宋忠，取密雲，克遵化，降永平。二旬眾至數萬。(《明史‧成祖紀》)

建文帝遂於八月「削燕屬籍」，且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領兵伐燕。

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討燕。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削燕屬籍。詔曰：「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僭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橚罪。今年齊王榑謀逆，又與棣、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廢為庶人。朕以棣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乃稱兵構亂，圖危宗社，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是用簡發大兵，往致厥罰。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掃茲逆氛，永安至治。」(《明史‧恭閔帝紀》)

八月，天子以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師致討。(《明史‧成祖紀》)

補充一點，燕軍誓師當日，天色並不理想，全賴道衍機智，險象才得以化解。

適大風雨至，檐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明史‧姚廣孝傳》)

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為祥。王謾罵：「和尚妄，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明史紀事本末》＜燕王起兵＞)

燕王起兵的動機：有關奪位、自保的爭議

後世治史者認為，「靖難之變」的發生乃源於明太祖之分封諸王，這論斷其實不甚準確。

首先，設想明太祖接受葉伯巨的建議，施行「推恩令」，根據西漢武帝能成功消解諸王勢力的歷史往跡，明太祖的分封不一定會引致燕王起兵。

其次，建文帝錯信黃子澄「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的誤判，且採用拖泥帶水 (即不直接剷除勢力最強的燕王，而先翦除周王、湘王等) 的手段「削藩」，這也給予燕王足夠的警醒和時間起兵，助長「靖難之變」的爆發。

不過，有人可能提出這樣的疑問：「燕王究竟是蓄意起兵奪位？還是事出緊急，迫不得已起兵自保？」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仍然需要回到史料的爬梳、分析上。

道衍慫恿，舉兵自保：從《明史》的觀點看

細按《明史》的記述，其似乎偏向接受「燕王起兵乃源於僧人道衍的慫恿，旨在抗拒建文帝的『削藩』政策」。

《明史‧姚廣孝傳》有以下一段文字，交代燕王、道衍的相識：

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為誦經薦福。宗泐時為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根據上文所引一段，其只是反映：

(1) 燕王與道衍甚為投契；

(2) 燕王主動邀請道衍追隨自己；

(3) 道衍抵達北平後，住在慶壽寺，經常秘密出入燕王府。

我們實在很難憑此進一步斷定：燕王招納道衍，乃是為了起兵奪位。

儘管道衍後來果真慫恿朱棣起兵，這已發生在建文帝大規模展開「削藩」行動後。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明史‧姚廣孝傳》)

由燕王慨嘆「民心向彼，奈何？」而道衍答以「臣知天道，何論民心」，我們更可看出「起兵」乃道衍的主意，非燕王之初衷。

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明史‧姚廣孝傳》)

道衍在建文帝「削藩」時密勸燕王積極備戰，這更多是出於一種護主的心態，希望協助燕王以軍事實力抗拒建文帝，從而達到自保的目的。

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明史‧姚廣孝傳》)

燕王起兵因此是為勢所迫，非志在奪取帝位。

建文元年夏六月，燕山百戶倪諒告變，逮官校於諒、周鐸等伏誅。下詔讓王，並遣中官逮王府傣，王遂稱疾篤。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兵守王宮。王密與僧道衍謀，令指揮張玉、硃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

秋七月癸酉，匿壯士端禮門，紿貴，昺入，殺之，遂奪九門。上書天子指泰、子澄為奸臣，並援《祖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書既發，遂舉兵。(《明史‧成祖紀》)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明史‧姚廣孝傳》)

圖謀不軌，起兵奪位：由《明史紀事本末》的角度切入

和《明史》的觀點迥異，清人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指出，燕王起兵純粹出於謀反叛逆之心。

《明史紀事本末》有以下一段記載：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為傅，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燕王起兵＞)

燕王與道衍的結識，始於道衍奉送一頂白帽予燕王。白帽其實是有政治含意的，寓意帝皇之冠。燕王因此乞求道衍輔佐自己，此多少暗示燕王立心不良，有意奪取帝位。

《明史紀事本末》復有以下一段文字：

道衍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燕王起兵＞)

倘若燕王並無奪位謀反的野心，其根本不用使計保護袁珙的性命，且於通州屢次密召袁珙入邸。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他對袁珙的講法甚為受落，但又害怕旁人起疑，於是來個「暗渡陳倉」，表面將袁氏遣送，實則繼續與袁氏保持緊密的溝通、合作。

雖然燕王「日事練兵」、精挑奇人異士亦始於建文帝展開「削藩」後。

(洪武)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即位，遺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不悅。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澄用事，遂簡壯士為護衛，以勾逃軍為名，異人術士多就之。(＜燕王起兵＞)

《紀事本末》卻甚少提及道衍的貢獻，反而不斷強調燕王的裝瘋扮傻，掩人耳目。

(洪武三十一年) 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置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燕王起兵＞)

(建文元年) 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僇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昺、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燕王起兵＞)

據此，在谷氏眼中，燕王起兵並不單純是為勢所迫的結果，而是涉及燕王多年來的謀劃、部署。

評議

要審視《明史》還是《紀事本末》的說法較為合理，我們可以這樣考慮：

(1) 從士兵人數上看 - 燕軍將士明顯不及南京政府軍。

(2) 從燕軍在戰場上的表現看 - 除了鄭村壩、白溝河等發生在東北的戰事外，燕軍幾乎無法越過山東南下，只能固守北平、保定、永平三郡。

倘若燕王起兵乃經過長時間的策劃，其軍隊的人數與戰鬥力必不致如此單薄。由此足以反證《明史》的說法較為貼近史實。

況且，《明史》主要採用官方文獻寫成，《紀事本末》則多採野史，存有不少訛誤與疏漏。前者因此較後者為可信。

削藩行動

有關明太祖分封宗室子孫二十四人為王的因由，我們過去已經講過。清人谷應泰寫有以下一段文字，頗為值得參考：

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然而，諸王實力日益強大，此將容易造成「尾大不掉」之勢，危及大一統政權的維持。為此，平遙訓導葉伯巨 (字居升) 曾上書太祖，建議太祖施行「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伯巨上書，略曰：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疊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也。

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明史‧葉伯巨傳》)

可惜太祖並未予以採納，反而老羞成怒，葉伯巨最後「繫死獄中」。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明史‧葉伯巨傳》)

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葉伯巨雖被太祖處死，藩王坐大的問題卻依舊存在。未幾，太祖駕崩。新繼任的建文帝於是需要獨力處理此一問題。

尤其不幸的是，建文帝和諸王的關係，因太祖遺詔有「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逐步趨向惡化。

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炇，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佈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也。(《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諸王懷疑齊泰從中挑撥、離間，暗中互相煽動。建文帝復因此疑心益重，決意「削藩」，接納黃子澄的建議。

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圖矣。」(《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終於，在洪武三十一年 (公元 1398 年) 八月，周王朱橚率先被廢為庶人，徙居雲南。

八月，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徙雲南。(《明史‧恭閔帝紀》)

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建文元年 (公元 1399 年) 夏四月 (一說六月)，岷王朱梗被揭發從事不法活動，廢為庶人。

夏四月，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為庶人。(《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徙漳州。(《明史‧恭閔帝紀》)

有一湘王朱柏，因濫造偽鈔及動輒殺人，被建文帝派兵捉拿。湘王全家不久自焚而死。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明史‧恭閔帝紀》)

又以湘王柏偽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難逃「削藩」厄運的，還有齊王朱榑、代王朱桂。

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明史‧恭閔帝紀》)

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為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建文帝用凌厲的手段削除諸王勢力，做法曾引起高巍的質疑。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為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明史紀事本末》＜削奪諸藩＞)

奈何建文帝主意已決，不再考慮「推恩令」，「削藩」的狠辣卒之迫使鎮守北邊的燕王朱棣「先下手為強」，起兵自保。

偃武修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本來打算一改太祖「尚武」的作風，轉為集中經營文治。

他首先以大儒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明史‧恭閔帝紀》)

其次，他下詔施行寬仁的政策，赦免過往犯罪的囚徒，並減輕賦稅。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明史‧恭閔帝紀》)

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明史‧刑法志》)

儘管他在洪武三十一年 (公元 1398 年) 八月厲行「削藩」，廢周王朱橚為庶人，他同時善待「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天下衛所軍單丁者」，大有偃武修文的傾向。

八月，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徙雲南。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明史‧恭閔帝紀》)

「削藩」本來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今燕王秣馬厲兵，相比之下，建文帝此舉明顯寬仁有餘，思慮不足，無異於自斷一臂。

雖然他不久嘗試作出補救，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司，仔細監察朱棣的一舉一動。

冬十一月，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察燕陰事。(《明史‧恭閔帝紀》)

可是，軍事偵察是一回事，安排足夠兵力以應對偵察所得又是另外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後者。張昺、謝貴後來被燕王所殺，這正是建文帝做法失當所引致的。

(建文元年，公元1399 年) 秋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殺布政使張昺、都司謝貴。(《明史‧恭閔帝紀》)

不過，建文帝仍重視對「山林才德之士」的選拔。

詔求直言，舉山林才德之士。(《明史‧恭閔帝紀》)

且減免天下田租，釋放士兵、囚犯還鄉。

是月 (案：指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明史‧恭閔帝紀》)

這皆有助民心的歸趨。

暹羅、占城的入貢，更反映明朝與東南亞各國關係友好。

是年，暹羅、占城入貢。(《明史‧恭閔帝紀》)

又建文帝為人孝義，重視人才，體恤年長的老百姓，照顧「鰥寡孤獨廢疾者」。

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舉樂。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修《太祖實錄》。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妃呂氏曰皇太后，冊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熥為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立皇長子文奎為皇太子。(《明史‧恭閔帝紀》)

詔告天下，舉遺賢。(《明史‧恭閔帝紀》)

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為牧養。(《明史‧恭閔帝紀》)

且獎勵農桑，興辦學校，裁汰冗官，賑濟災民。

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貧民。(《明史‧恭閔帝紀》)

移風易俗，減免田租，精簡軍隊，改定官制。

旌節孝，瘞暴骨。(《明史‧恭閔帝紀》)

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都除勿勾。(《明史‧恭閔帝紀》)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內外大小官制。(《明史‧恭閔帝紀》)

凡此種種，皆與孟子的政治主張不謀而合。孟子曾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梁惠王上》)

又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梁惠王上》)

對比明太祖痛恨孟子談「革命」、打算將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廟，建文帝確然更能遵行儒家的治國理想，為一「聖君」的典範。

只可惜為政從來不能單靠道德，它更需要統治者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懂得審時度勢，作出合適的選擇。建文帝於此一方面的表現遜於燕王朱棣，這是他日後痛失江山的主要原因 (明朝亦因此無法轉型成「文治政府」，且下開宗室骨肉相殘的慘劇)。

燕王登場

「靖難之變」的始作俑者為燕王朱棣。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母親為孝慈高皇后 (即馬皇后。元代末年，朱元璋隨郭子興起兵。因屢立戰功，深得郭氏重用，郭氏遂將養女馬氏許配給他)，一說碽妃。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明史‧成祖紀》)

元順帝至正二十年 (公元1360年) 四月十七日 (5月2日)，朱棣在應天府 (今南京市) 出生。明洪武三年 (公元 1370 年)，朱棣獲封「燕王」，當時的他只有十歲 (明太祖為了屏藩皇室，分封宗室子孫二十四人為王，朱棣即為其中之一)。

洪武三年，封燕王。(《明史‧成祖紀》)

蒙古人被逐出塞北後，勢力仍然強大，建立號稱「北元」的政權。明太祖為了鞏固北方邊防，在洪武十三年 (公元 1380 年) 命朱棣就藩北平 (今北京市)。

十三年，之藩北平。(《明史‧成祖紀》)

蒙古鐵騎向來驍勇善戰，朱棣既擔負起防守北方的重任，其軍事實力因此較一般藩王為強。

又僅就外貌、人品而論，朱棣亦為一帶有英氣之領袖人物，足以開創一番大事業。

王貌奇偉，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誠任人。(《明史‧成祖紀》)

天生異稟，加上明太祖的刻意安排，令朱棣先後多次有機會率領諸將北征，期間更曾招降乃兒不花。

二十三年，同晉王討乃兒不花。晉王怯不敢進，王倍道趨迤都山，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是後屢帥諸將出征。(《明史‧成祖紀》)

明太祖後來又命朱棣「節制沿邊士馬」，朱棣威名因而大振。

並令王節制沿邊士馬，王威名大振。(《明史‧成祖紀》)

然而，父親的高度信任不代表侄兒抱持相同的立場。

早於朱允炆尚為「皇太孫」時，其已曾向黃子澄詢問：「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矛頭直指燕王朱棣。

惠帝為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 (《明史‧黃子澄傳》)

時諳王 (案：此處的「王」出自《成祖紀》，當指燕王而言。配合《黃子澄傳》「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一起看，可見建文帝真正憂慮的其實是燕王) 以尊屬擁重兵，多不法。(《明史‧成祖紀》)

黃子澄的回答，助長了朱允炆對朱棣的抗拒之心，這由他禁止朱棣至京師出席太祖之喪禮可見一二。

對曰：「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明史‧黃子澄傳》)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皇太孫即位，遺詔諸王臨國中，毋得至京師。王自北平入奔喪，聞詔乃止。(《明史‧成祖紀》)

尤其甚者，建文帝未幾接納齊泰、黃子澄的建議，決定「削藩」，先廢周王朱橚，再廢湘王朱柏 (自焚而死)、代王朱桂、齊王朱榑、岷王朱楩。朱棣以實力強大，暫得倖免於難。

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明日入白帝。(《明史‧黃子澄傳》)

帝納齊泰、黃子澄謀，欲因事以次削除之。憚燕王強，未發，乃先廢周王橚，欲以牽引燕。於是告訐四起，湘、代、齊、岷皆以罪廢。(《明史‧成祖紀》)

可是，朱棣心裡明白，自己必不能不遭受「削藩」的牽連。其於是趁建文帝尚未對自己下手，一方面「佯狂稱疾」，以減低建文帝的戒心；另一方面則聽從僧人道衍 (俗名姚廣孝) 的建議，秘密在王府 (前身為元代皇宮) 後苑練兵，打造兵器，為日後舉兵作好準備。

王內自危，佯狂稱疾。(《明史‧成祖紀》)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明史‧姚廣孝傳》)

齊泰、黃子澄後來屢次勸建文帝動手，建文帝始終猶豫不決。

泰、子澄密勸帝除王，帝未決。(《明史‧成祖紀》)

過份顧念叔侄之情，終於令建文帝錯過清理朱隸的最好時機。燕王起兵只是遲早的事！

備受重用的左右手：齊泰、黃子澄

建文帝即位後，起用「兵部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翰林院修撰」黃子澄為「太常卿」，共同參預軍國大事。

兵部侍郎齊泰為本部尚書，翰林院修撰黃子澄為太常卿，同參軍國事。(《明史‧恭閔帝紀》)

齊泰，初名德，溧水 (今江蘇省南京市) 人。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明史‧齊泰傳》)

洪武十七年 (公元 1384 年)，齊德考獲應天鄉試第一，次年高中進士，先後在禮部和兵部擔任主要官職。

洪武十七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明史‧齊泰傳》)

明太祖因「雷震謹身殿」前往郊廟請禱，要求為官九年而無過失者與之一同祭祀，齊德幸運獲選，被太祖賜名「泰」。

雷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德與焉，賜名泰。(《明史‧齊泰傳》)

洪武二十八年 (公元 1395 年)，齊泰以「兵部郎中」的身份擢升為「左侍郎」。

二十八年，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明史‧齊泰傳》)

齊泰之所以深得明太祖的重用，源於他有兩大優點：

(1) 記憶力強；

(2) 能將複雜的狀況扼要地、有條理地表述出來。

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明史‧齊泰傳》)

建文帝即位後，益對齊泰委以重任，齊泰終於晉升成為兵部之首。

皇太孫素重泰。及即位，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尋進尚書。(《明史‧齊泰傳》)

至於黃子澄，其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明史‧黃子澄傳》)

洪武十八年 (公元 1385 年)，黃子澄考獲會試第一，正式進入仕途。

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明史‧黃子澄傳》)

由初時任職編修，到後來「伴讀東宮」，黃氏的形象更近似一儒臣，卻無絲毫政治人物的風範與智慧。

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明史‧黃子澄傳》)

尤其甚者，黃子澄對諸王、中央兵力的誤判，間接導致建文帝走錯「削藩」的一步。

惠帝為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其言。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明史‧黃子澄傳》)

齊泰欲勸建文帝先解決實力最強的燕王朱棣，更遭到黃子澄的反對，代之以削除周王朱橚。

命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國政。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謀定，明日入白帝。(《明史‧黃子澄傳》)

「削藩」若要成功，必須做到「用最短的時間，對最具威脅的藩王，予以最徹底的肅清」，即俗語所謂「快、狠、準」。

今建文帝誤信黃子澄的建議，決定先對勢力較弱的周王朱橚動手，這無疑為燕王提供了一警號，催促他盡快備戰，起兵造反。

據此，「靖難之變」的罪魁禍首，焉能不說是黃子澄！

建文帝仁孝

要了解「靖難之變」的始末，我們不妨由建文帝說起。

建文帝原名朱允炆，是懿文太子朱標的第二子，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孫。

恭閔惠皇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太子第二子也。母妃呂氏。(《明史‧恭閔帝紀》)

朱允炆天資聰穎，為人勤奮好學。尤有進者，他能對父親盡孝 (年方十四，便晝夜不離侍奉病危的朱標)。這令明太祖對他刮目相看。

帝生穎慧好學，性至孝。年十四，待懿文太子疾，晝夜不暫離。(《明史‧恭閔帝紀》)

朱標於洪武二十五年 (公元 1392 年) 因病離世，太子之位懸空。明太祖為了防止宗室諸王心生爭奪之意，其於是決定由允炆「子承父業」，在九月立允炆為「皇太孫」。

帝生穎慧好學，性至孝。年十四，侍懿文太子疾，晝夜不暫離。更二年，太子薨，居喪毀瘠。太祖撫之曰：「而誠純孝，顧不念我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立為皇太孫。(《明史‧恭閔帝紀》)

鑑於宗室諸王多為允炆的長輩，明太祖於洪武二十九年 (公元 1396 年) 下令重新制定「諸王見東宮儀制」，規定朝見後太孫於內殿必須對諸王行家人禮。

二十九年，重定諸王見東宮儀制，朝見後於內殿行家人禮，以諸王皆尊屬也。(《明史‧恭閔帝紀》)

太孫為人寬大仁厚，這從他著力減省刑獄可見一斑。

初，太祖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復佐以寬大。 (《明史‧恭閔帝紀》)

他又向太祖提議修改刑律，參考《禮經》及歷朝刑法，改定《大明律》中七十三條過分嚴苛的條文。

嘗請於太祖，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條，天下莫不頌德焉。(《明史‧恭閔帝紀》)

太孫之德行贏得萬民稱頌。然而，從另一方面觀，此不免流於仁弱。

洪武三十一年 (公元 1398 年) 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死前密命駙馬梅殷輔佐新君。未幾，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辛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建文元年。(《明史‧恭閔帝紀》)

建文帝一方面恪守禮法，葬太祖於孝陵 (位於今天南京紫金山)。

是日，葬高皇帝於孝陵。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明史‧恭閔帝紀》)

一方面循名責實，選賢與能，裁汰冗官，省并州縣，以節省政府開支，提高行政效率。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六月，省并州縣，革冗員。(《明史‧恭閔帝紀》)

在眾多官員中，建文帝尤其重用齊泰、黃子澄。

兵部侍郎齊泰為本部尚書，翰林院修撰黃子澄為太常卿，同參軍國事。(《明史‧恭閔帝紀》)

以及儒生方孝儒。

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明史‧恭閔帝紀》)

惟此三人只知談論高遠的理想 / 時局之梗概，卻不懂得細心安排各項具體部署。此卒之導致建文帝錯誤「削藩」，陷入萬劫不復的險地。

羅便臣離港

羅便臣於 1865 年 3 月 15 日任滿離港，由麥當奴 (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接任「香港總督」一職。

羅便臣後來相繼出任鍚蘭 (1865 年)、新南威爾斯 (1872 年) 和新西蘭 (1879 年) 總督。祖魯戰爭 (Anglo-Zulu War，大英帝國與南非祖魯王國於 1879 年爆發的戰爭) 結束，羅便臣被派往南非好望角出任總督及高級專員 (High Commissioner)，負責處理波耳人 (Boers) 爭取獨立的訴求。期間，他曾參與保存羅德西亞 (Rhodesia)。1895 年，羅便臣被安排挽救德蘭士瓦 (Transvaal) 的緊張局勢。當時的他本來已經因病致仕，身體狀況大不如前。1896 年 8 月，羅便臣因功獲晉封為世襲男爵，成為羅士敏勳爵 (Lord Rosmead)。次年 10 月，羅便臣病逝，享年七十二歲。

對於羅便臣在香港的表現，評價向來好壞參半。

除了華人不滿羅便臣用強硬手段鎮壓示威外，殖民地外科醫生 (Colonial Surgeon) 莫瑞 (Dr Murray) 亦曾經在 1861 年尖銳批評羅便臣治下的香港衛生情況惡劣。

可是，另一邊廂，歐籍人士社群卻對羅便臣予以高度的評價，讚揚他孜孜不倦、有效率地推動公益事業，且為人仁慈而文雅。

歷史學家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1838 年 - 1908 年，德國人) 認為，羅便臣之所以能夠成為十九世紀其中一位最出色、最成功的港督，主要原因是：

(1) 他在任期間，香港正處於商業繁盛、整體發展蓬勃的階段 (此主要受惠於《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因兩條約有助刺激外國人到中國貿易，間接令香港有所得益)。

(2) 他獲得經驗豐富的輔政司孖沙 (William Thomas Mercer，1821 年 - 1879 年) 的協助。

(3) 他意志堅強，善於管理下屬，處事果斷，且有和藹可親的性格，以及懂得社交禮儀。

(4) 他的夫人 (Lady Robinson) 不時發揮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有利他在香港的施政。

歐氏進而說羅便臣乃「最幸運和成功的總督 (the most fortunate and successful Governor)」，這講法或有失偏頗。可是，從另一角度觀，這未嘗不是部份事實的反映。

經過羅便臣的撥亂反正，英國對香港的管治得到進一步鞏固。繼任港督的麥當奴雖然與羅便臣同樣來自愛爾蘭，卻不再需要面對嚴峻的管治危機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安德葛 (G. B. Endacott)，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對「歸英論」的一個重申

在今天香港的本土論述中，「歸英論」的支持者最少，遭受的非議卻最多。

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部份原因固然和港人的心態 (特別是「現實主義」與抗拒英國人的心理積習) 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歸英論」的發展仍未臻於成熟。在誤會重重之下，有心人望而卻步、非難者大肆抨擊，這似乎在所難免。

本篇之作意，旨在重申筆者對「歸英」的看法，從而釋除大眾對「歸英」之疑慮。文中部份觀點或與其他「歸英」同道的看法不盡一致，但這應無損總體立場上彼此對「歸英」的支持。

「歸英論」所具備的三大要素

對於「歸英論」，部份人的套版印象是：「爭取香港再度成為英國殖民地，恢復香港 97 前的光景」。

這一套版印象的形成並非毫無根據，LadyKylie 近日發表＜所謂「歸英」是什麼一回事？＞，文章開首即提到：

「歸英」並不是要「再度成為英國殖民地」，而是基於「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以中國不遵守條約為由要求英國收回香港主權 —— 即簽約國的另一方 (英國) 要向聯合國仲裁，要求宣判《聲明》無效，隨即返回 1997 年 6 月 30 日前的狀態。介時香港在外交和國防皆受保護之下，可要求成為像直布羅陀、福克蘭群島等前英國殖民地一樣的英國海外屬土，繼而重整香港內政後自決前途 (如公投獨立等)。

儘管 LadyKylie 已反覆重申只是希望爭取香港成為類似直布羅陀、福克蘭群島等的英國海外屬土，對於不了解「英國海外屬土」為何物的一般香港人而言，這主張仍然與「爭取香港再度成為英國殖民地」大同小異。加上現在探究本土論述的香港人普遍帶有「自主、自決」的主人意識，不甘再為外國人所左右，群眾對「歸英」的套版印象，以及由之產生的抗拒，因而揮之不去。

尤其甚者，即使偶有一兩名聰明睿智之士，了解「英國海外屬土」之為何物、直布羅陀與福克蘭群島的歷史，他們似乎認為 LadyKylie 的主張在具體操作上不可行，笑面男 (即馬啟聰) 在＜歸英論述不易推行＞中便曾就聯合國會否仲裁香港主權問題提出質疑。至於其他網民高呼「鬼佬已經走左 la，佢仲邊會理我地丫」、「中共咁強大，英國佬敢得罪佢？」，更是不勝枚舉。

「歸英論」對外被批為「戀殖崇英」，對內被譏為「不切實際，純粹空想」，這是「歸英派」至今仍未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主因。

然而，「歸英論」真是如此荒謬悖理？如此不具說服力麼？筆者不以為然。

按照筆者的理解，「歸英論」實不能單純被理解成一套可供操作的抗爭方案 / 策略。它同時具備以下三大要素：

(1) 它能作為一套歷史解釋 -- 說明香港民族及其核心價值的由來，與英國因素密不可分。

(2) 它能作為一套規範性學說 -- 透過發掘香港人「英屬香港人」(British HongKonger) 的身份，從而釐清港人日後應盡之義務。

(3) 它能提供一個具體的抗爭方向 -- 因應英國政府有否給予積極回應，決定香港應該重回 97 前的半自治狀態，還是直接獨立。

只有如此理解和發展「歸英論」，「歸英論」才不致輕易被對手以「不可行」為理由駁倒，繼而可以爭取更多香港人支持。

據此而觀，今天支持 / 反對「歸英」的種種論點，大多流於片面，未能真正捍衛 / 推倒「歸英論」，這是可以斷言的。

「民族論」未竟全功，「歸英論」有助補強

自港大學苑去年出版《香港民族論》一書，高舉「公民民族論」後，香港年青一代逐漸質疑，甚至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香港民族」今日成為抗爭者的共識，「公民民族論」實在居功至偉。

「公民民族論」重申維繫一個民族的關鍵因素在於所謂「核心價值」，以及一種彼此契合的共同一起生活的願望。學苑的同學據此指出，香港過去的流行音樂、電視、電影文化，以及主權移交後香港人奮力抗爭的集體記憶，這一切才是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的精髓所在。尤有進者，學苑按照《聯合國憲章》、《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所有民族皆具有自決政治命運的權利」，論證香港有一正當的理由透過全民公投選擇獨立建國。

對於學苑提出的「香港民族」、「公投自決」等主張，筆者是贊同的。不過，「民族論」有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它忽略了英國因素對「香港民族」的摶成、香港核心價值的建構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以流行音樂為例。香港 70 年代的「溫拿」樂隊、歌神許冠傑，其作品無不深受 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s 的曲風影響。87 年劉美君推出主打歌「點解」，這更是英國電子二人組 Pet Shop Boys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的中文版。步入 90 年代，Britpop 大行其道，香港的樂迷至今仍然難忘 Oasis 與 Blur 在 1995 年的大戰。至於 Suede 多次來港演出、Depeche Mode 在香港大球場牽動萬人大合唱，更成為不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倘若香港過去的流行音樂文化有助維持「香港民族」，此一音樂文化的內容必不能只局限於粵語廣東歌，而應包括英語流行作品。換句話說，「香港民族」得以摶成今天的模樣，英國流行音樂文化起著一定的作用。

再就電視而論，香港不少為人熟識的電視劇，如「大時代」、「壹號皇庭」、「刑事偵緝檔案」、「妙手仁心」，其故事題材無不環繞英式的制度 (如法庭)、專業 (如律師、股票經紀、皇家警察、醫生)。而八、九十年代的大型籌款匯演 (包括「民主歌聲獻中華」)，更是仿傚英國 1984 年舉行 Band Aid 的做法。香港電視文化深受英國因素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又香港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此為英治香港的司法獨立所模鑄。香港人不喜歡隨地便溺、吐痰、亂拋垃圾，此源於英治香港著重公德心教育、公共衛生的宣傳。至於香港人今天大聲疾呼「我要真普選」，此更可能是受到彭督當年推行立法會變相直選的啟發。

「歸英論」之所以汲汲於強調英國因素的不可或缺，不是為了「戀殖崇英」，而是要在發生歷程上說清楚「香港民族」是如何形成的、香港核心價值是怎樣被建構的。

「民族論」一大特色 (同時亦是一大缺陷) 是：切斷歷史上的不斷追索，將香港現有的族群視為合理存在的「香港民族」，香港人現有的文化、核心價值看成是判別一外來者能否成為「香港民族」的標準。

然而，這裡衍生出兩個問題 (以下參考陳雲 26-06-2015 面書上的留言)：

(1) 香港民族建國後，已經在港定居的中國新移民、極端伊斯蘭信徒等，可以恃著自己是「香港民族」的一員，要求香港國會通過動議，保障他們行使自身風俗習慣的權利，不需融入香港主流族群。

(2) 他們可以利用境外援助 (如中共或國際伊斯蘭恐怖組織)，背叛、分裂新成立的香港國。

「歸英論」能夠作為「民族論」的補強，完成「民族論」的未竟之業，原因在於：

(a) 它將英國因素視為構成「香港民族」的核心部份之一 (換言之，「香港民族」不能在沒有英國因素起作用的情況下維持自身的凝聚)。香港一旦獨立建國，倘若境內出現全盤否定英治歷史、反對英式生活及其文化價值 (如保障基本自由和人權，落實民主選舉，重視公共衛生等) 者，新成立的政府即可有一充分理由將這些人一律排出「香港民族」之外，繼而予以整肅 / 遞解出境。

(b) 它反對閉關自守 / 胡亂拉攏外國盟友，而主張尋求前宗主國 - 英國介入，給予香港國防及外交保護，這有助避免亂港人士利用境外援助發難，亦防止了其他不懷好意的國家乘機取利。

「歸英論」確立香港人日後的身份和義務

人生在世，不能沒有身份和義務，否則人將流於虛無，不復為一真實的存在。

「民族論」提出「香港民族」，主張「我是香港人」，這確然有助增強香港人的在地意識，令香港人願意為自己家園的未來作出更大的承擔。然而，誠如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所言，人的存在不能擺脫「過去 - 現在 - 未來」的樣式，「民族論」只知放眼現在與未來，對香港人的歷史責任未嘗深究，這似乎令香港人容易成為一無根的、無歷史縱深的浮萍，只知隨波逐流 (「民族論」雖有追尋香港人的嶺南百越根源，但其始終未有詳細說明香港人需為這一身份負上什麼歷史責任，此為其不足之處)。

「城邦論」將香港人視作「華夏遺民」，這算是為香港人植下一歷史的「根」。可是，此「根」卻多少與客觀歷史有所出入。舉例言之，不少先民之所以南來香港謀生、定居，主要是受到了歪曲的儒家倫理所壓迫，遭中原家族摒棄，被迫外出另闖一番天地。又香港的原住民 (即蜑家人、福佬人) 歷來遭受中原王朝的壓迫、欺凌，無法透過科舉考試出人頭地，只能「男盜女娼」，求一天的溫飽。至於香港開埠後來港定居的歐籍人士、印度人、南亞裔人士，更與中土華夏傳統沒有直接關係，卻宣稱自己是香港人。香港人的來源既然如此複雜，其所持守的價值觀又相互不一，將所有香港人當作「華夏遺民」，繼而要求他們為華夏的復興盡力，這似乎有點強人所難。

再者，即使部份香港年青一代乃南來家族之遺裔，他們對華夏的認知與感情已日漸淡薄。他們既沒有親身見過自己宗族的譜系，亦未曾到達自己宗族的祠堂。所謂「華夏文化傳統」，純粹是書本上一堆用來應付公開考試的資料而已，並無什麼意義可言，用完即棄。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下，將香港人視為「華夏遺民」，要求其為華夏之綿延後世付出心力和時間，此無異於緣木求魚。

「歸英論」和「民族論」不同，它明確指出香港人的歷史身份和責任何在。不過，它並不採取「城邦論」「打爛沙盆問到篤」的進路，而是「中間著墨」，只上溯至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將香港人視作「英屬香港人」。

何以「歸英論」要截斷眾流，刻下從英治香港的歷史建構香港人的身份？原因有三：

(1) 它尊重被中原壓迫而南下香港者的意願，讓他們的後代能夠忘記先祖曾經遭受的家族傷痛，直接從香港出發，活出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

(2) 它同情、憐憫香港歷代原住民的悲慘際遇，不願他們的下一代活於歷史陰影之下 /「認賊作父」。

(3) 它希望對在港定居的歐籍人士、印度人、南亞裔人士的獨特文化予以肯定，同時爭取他們自願以香港為家，必要時為香港付出。

(1) 和 (2) 既是華夏儒家「不忍」的展露，也體現著基督教「愛你的鄰人」的博愛精神。至於 (3)，則主要受到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的「政治自由主義」 (political liberalism) 啟發，考慮到香港文化多元處境在實際上難以被消除、個人自由選擇 (free choice) 應被置於第一優先及不容侵犯的位置。

「歸英論」以「愛護、尊重每個在香港生活的個體」為原則，不將香港人視為「嶺南百越 / 華夏遺民」。可是，香港人不是無端出現的，它有賴以形成、延續至今的種種歷史因由。而如上所述，香港人之所以有種種集體回憶、共同持守的價值，又與英國過去在香港的經營、管治密不可分。述說至此，一個道理其實已被帶出：「香港人」三字並不能被高舉成為香港人的真正身份，「英屬」(British) 二字必須加上。否則，香港人將不成香港人。

我們亦可以這樣說，一談到香港人，說的一定是「英屬香港人」。凡是否定英國因素對「香港民族」之摶成有貢獻者，皆是外來的異族！

香港人俱是「英屬香港人」，但英國政府注定不會主動介入香港事務，這是歷史上一個有趣的弔詭。這個弔詭之所以出現，理由是：香港過去不少總督皆是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官員、英國本土失意的政治人物，隸屬殖民地部 (而不是外交部)，以香港的長遠利益為依歸，且敢於頂撞倫敦政府。

不過，這不表示香港人就要痛恨英國，放棄自己「英屬香港人」的身份。相反，香港人應該奮發自強，完成「英屬香港人」此一身份所要求的一系列責任，以回饋香港歷任總督對「香港民族」的辛勞付出、貢獻。

仔細言之，「英屬香港人」的身份要求港人需盡以下的責任：

第一，守護住英治時期留下的政治制度和歷史遺跡。

第二，教導下一代正確的香港歷史。

第三，保存香港族群不被滅絕。

奈何的是，中共竊取香港後，大肆拆毀港英時期的地標性建築，如皇后碼頭、灣仔碼頭等。「香港歷史」從未在中學公開考試中獨立成為一門必修科。又「母語教學」、「普教中」在中小學的推行，更分別使香港下一代的英語和粵語水平急速下滑，無復從前。

尤有進者，03 年「七一大遊行」以後，中共收緊對港政策。一時之間，「中聯辦」幕後治港，強推國民教育，批准大量內地人來港「搶學位，搶奶粉，搶床位」。立會充斥「媚共賣港」的建制派，「三權分立」蕩然無存，香港為之色變！

香港人今天以勇武的手段從事社會抗爭，正是為了盡自己尚未完成的責任，以報答英治香港的情誼。香港人亦只有循此途徑，才能夠成為真實的、道德的存在。

「歸英論」在抗爭方向上的兩手準備：自治、公投、獨立 VS 直接獨立

鑒於香港在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乃源於中共暗中進行的謀劃 (詳參李啟迪＜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中英談判期間港人位置付諸闕如、《基本法》由起草到制訂皆未曾獲得全體香港人參與，筆者認為：

(1) 由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到 1997 年的主權移交，實際上只是中共利用詭計、武力剝奪港人應有的自決權利，繼而竊取香港。換言之，中共在香港根本從未取得普遍市民的認受，港共政府亦為一缺乏管治正當性 (legitimacy) 的政府。

(2) 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在道德義務上，香港人皆有充分的理由對《基本法》乃至《中英聯合聲明》作出全盤的否定 (《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實際上會否被推翻是另一回事)。

一旦越來越多香港人意識到上述兩點，要求推倒重來，否定《基本法》乃至《中英聯合聲明》的合法地位，從客觀形勢上看，這將會令香港重新返回 97 主權移交前的過渡狀態。

而根據近人的分析，97 主權移交前夕，香港已經在英國的管治下逐漸步入「半自治領」的狀態。網民賈薰蘆說：

蓋先總督葛量洪爵士拒絕本國殖民地部控制始，香港先從財政，再從規劃、行政、代議一步一步成為近乎自治領狀態，亦即步向事實國家，然成為自治領最後一步，即為民選元首，從上年解密文件中可見，英國計劃民選總督或布政司（今日政務司司長），使香港如同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成為自治領，結果因中英談判期間，中國威脅開戰而不了了之。故半自治領狀態隨之延續，直至 2047 年。(就＜所謂「歸英」是什麼一回事？》一文補充)

吳叡人則說：

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 (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 的制度形式 (institutional form)。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 (dominion) 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 (準) 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 在晚年著作《Democracy》(2007) 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 之中，使他們與香港 (準) 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半自治領」以發展成「獨立共和國」為其最終目標。假如香港在客觀形勢上真的重回 97 主權移交前的過渡狀態，這意味著前宗主國 - 英國必須派人來港收拾爛攤子，繼續其以往未完成的任務，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共和國」，包括：

(1) 為香港成立自治議會；

(2) 推動香港民選元首的誕生。

「歸英論」之所以極力要求英國重臨香江，整頓香港內政，更多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反覆提醒英國切勿「走數」，以讓香港能按照原來的歷史發展步伐，穩定走上獨立建國的道路。

「孤身走我路」不是不好，但要獨自面對未來的重重挑戰，此非每位香港人所能承受。一旦英國政府被香港人真摰的「歸英」訴求打動，恢復對自身未盡責任的覺知，香港人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得到英國為自己掃除路障，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筆者亦明白，英國主動介入香港事務的機會率甚低。假如英國真的對港人的「歸英」訴求無動於衷，這是否表示「歸英論」已經黔驢技窮，啞口無言呢？不然！英國願意「找數」固然最好，但即使它不聞不問，「歸英論」將會主張香港人直接爭取獨立，理由是：港人是「英屬香港人」！其必須盡自身的歷史責任，竭力保存香港的優良制度、核心價值、集體記憶於不墮，而此乃中共最所反對者。

誠然，「直接獨立」是下下之策，香港或會因此遭受連番折騰 (例如：糧水斷絕、新舊香港人內戰、濫捕共諜等問題)。可是，在無法與中共妥協而又被前宗主國棄如敝屣的情況下，「歸英論」仍然會選擇「直接獨立」一途。

據此，「歸英論」可說是有著兩手準備的：

A. 英國尚未表態前 - 對內向香港群眾宣揚 97 主權移交之非法，對外要求英國履行未完成的責任，恢復香港「半自治領」的地位，並協助香港整理內政，舉行公投獨立。

B. 英國冷淡表態後 - 主張香港人直接爭取獨立。

現在有人以為「歸英」與「港獨」勢不兩立，又有人批評「歸英」只是不可行的幻想。細心考究「歸英論」，這些講法何嘗能夠成立？

「歸英論」對華夏文化的態度

「歸英論」雖然特別著重香港民族文化中的「英國因素」，其卻無意否定華夏文化對香港民族之摶成有著一定的貢獻。

「歸英論」所要反對的，只是：

(1) 以華夏文化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唯一根本；

(2) 將香港民族文化一律冠以「新華夏」之名。

細讀開埠以來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國際化」、「文化多元」一直是香港的標記。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引述，十九世紀的香港「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可以為證。倘若香港未來全面奉行華夏文化，男子需穿漢服，定期參與祭禮，女子在家工作，不許與陌生男子隨便勾搭。這對華人來說已難接受，更何況歐籍人士、黑人、南亞裔人士呢？孔子不是說為政者治國要做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篇) 麼？「歸英論」因此反對以華夏文化作為未來香港的國本。

至於將香港民族文化一律視為「更新了的華夏」，此其實是未弄清楚「更新」一詞的意思。「更新」也者，在已有的基礎上進行變更、翻新之謂。唐人的文化是更新了的華夏文化，原因在於：其並未與忠孝仁義、君臣以禮相待等觀念相抵觸。可是，比觀今天的香港，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上帝 / 真主至上」教義果真和華夏「只心便是天」的儒門傳統 (「只心便是天」乃宋儒程明道語，根據牟宗三的剖析，明道對心、性、天的理解與孔、孟最為相契，同屬儒門之正脈) 契合無間麼？又歐籍人士眼中的自由、平等、博愛果真和華夏之仁愛同出一轍麼 (仁愛重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自由、平等、博愛則不然)？與其勉強將香港民族文化一律稱為「新華夏」，不如誠實接受香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國際性。

總結

李啟迪在一個公開論壇中將「城邦論」與「民族論」比擬為兩套抵抗中共殖民的「內功」。其實，「歸英論」何嘗不是另一套「內功」？

「城邦論」從中華文化出發，令香港人 (特別是歷代由北方南來的世家大族後人) 能夠昂然面對北方人而毫無愧色。「民族論」則協助香港人確立自己的公民民族身份，促進主體意識。至於「歸英論」，其一方面作為「民族論」的補強 (解釋「香港民族」之所以能夠形成，與英國管治的背景密不可分。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亦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構成、集體記憶的累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嘗試補偏救弊 (透過主動爭取英國介入，試圖避免香港獨立後出現亂子)，令香港人能夠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面向國際 (「英屬香港人」身份的重新發現，令港人得以擺脫過往被中原王朝、宗族、文化壓迫的屈辱，故能不卑。又港人感激歷代總督的辛勤付出，且擔負著尚未完成之責任，故能不亢)。

有人可能會說：「英國過去在香港施行的是殖民管治！即使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在過去有助摶成『香港民族』，這不表示港人未來仍應該將之保留，甚至高調重提，萬分眷戀」。然而，筆者的看法是：基於 (1) 香港人現在已普遍習慣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不能完全割捨 (2) 香港人在理性上認同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有較為優越和值得學習的地方，香港實在不宜 (亦不能) 忽略種種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甚至將之淡忘。反之，英式價值、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之保存，正好有助劃分「香港人」和「非香港人」，且能作為教化、折服「非香港人」的憑藉 (「城邦論」揭櫫香港的華夏正朔以化北國之民，「歸英論」則憑藉前宗主國留下的帶有國際氣味的價值觀、生活方式、流行文化改變北國之民的習氣)。

至於有人以「具體操作上不可行」批評「歸英論」，這只是切中「歸英論」部份弱點，卻不足以推翻整套「歸英論」。要將「歸英論」連根拔起，更多具說服力、針對性的攻擊仍需被補充。

公正分配，保障自主

「自由主義」推崇個體自主，它因此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預個人的生活。個人不被他人干涉 / 阻攔自身的生活，伯林 (Isaiah Berlin) 稱之為享有「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然而，「消極自由」的享有不保證個體自主必然實現，人仍可因為家世背景、種族膚色、物質匱乏而被迫放棄作出某種選擇 / 屈從於他人。於是，「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便成為「自由主義」份外關注的議題。

羅爾斯在 1971 年發表的《一種正義理論》(A Theory of Justice) 中指出，只有當主要的政治、經濟、司法等制度受到「正義兩原則」(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的規管，公正的社會資源分配才有可能出現。「正義兩原則」的內容如下：

(1) 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權利，去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 (案：「基本自由」是指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裡普遍得到承認的、那些標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如投票權、競選權、享有正當審判程序的權利、自由言論權、自由遷徙權等)；而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與其他每個人所享有的同類自由相容。

(2) 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使得：

a. 社會上最不利的人可憑此獲得最大的利益。(差別原則)

b. 各項職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平等下，對所有人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其中，(1) 比 (2) 優先，基本自由因此只有在追求其他基本自由時才可被限制。另外，b 亦比 a 優先，這意味著「公平機會原則」優先於「差異原則」。

由羅爾斯對「正義兩原則」的鋪陳，我們可以看出「自由主義」嘗試竭力消除家世背景、種族膚色、物質匱乏對個體自主所造成的種種窒礙。

「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被視為「實現個體自主」的必要手段，這是人類文明一大進步。只可惜此卻非鼓吹實現「經濟自由」、反對爭取「政治自由」的共產黨人所能理解。

自由主義，首重個體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是歐洲啟蒙時期的思想產物。歷經逾千年的宗教神權壓迫，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率先發起「宗教改革」，主張基督徒能透過虔誠的祈禱直接與上帝溝通，藉此否定一切教會權威。後來，「宗教改革」的影響延伸至政治層面，皇權取代教權成為被推倒的對象。隨著皇權、教權相繼倒下，自由個體逐漸受到重視。又每人皆是獨一無二的自由個體，「人人平等」於是日趨普及。

「宗教改革」所帶來的個人自主意識、「人人平等」的觀念，為「自由主義」者建立理論提供了主軸。英國哲學家洛克曾提出「自然權利」說，論證人得以成為自由而平等的個體，關鍵在於自然權利之享有及不被他人侵犯。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則根據人擁有「兩種道德能力」(包括：正義感的能力，以及形成、實現、修正自身人生觀的能力)，證立人是自由而平等的個體。

人既是自由而平等，政府的成立、施政自然需要獲得眾人的認可，民主的選舉制度因此必不可少。又政府本身亦有責任締造合適的環境，讓人們能在其中進行公平合作，且有足夠的空間享受及運用自身所擁有的自由。

奈何今天的香港，貧富懸殊嚴重，民主毫無寸進。面對中共的強硬殖民，港人更多是選擇卑躬屈膝，自貶身價，儼然如一奴才。個人自主蕩然無存，威權管治蔚然成風，這是可悲，亦是可憐！

英、美「自由主義」之精義在於：將「個體自主」放在第一優先 (first priority) 的位置。這對香港擺脫當前的困境是有著相當啟發的。

經濟發展

英法聯軍之役後，香港經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鴉片與轉口貿易

且說《天津條約》規定增開牛莊、登州、淡水、九江等地為通商口岸，吸引不少外國人借道香港前往內地經商。

加上鴉片得以合法輸入中國，香港的鴉片貿易於是蓬勃發展。歷史學者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曾經指出：

鴉片貿易和香港顯然密不可分，探討這個殖民地早期的歷史，幾乎不能不提這種毒品：這個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就是因為鴉片；它能撐過早期的艱難歲月，也全仗鴉片；此地的重要商人全靠鴉片致富，政府也依賴高地租和其他由鴉片貿易造就的收入來維持運作。

鴉片為香港政府帶來龐大的財政收入，這情況直至 1941 年才有所改變。

除了鴉片貿易，香港亦從外地輸入棉織品，對外出口絲綢、茶葉。香港全面發展成為轉口港，可謂肇始於此一時期。

當然，一個完備的轉口港，不能缺乏相關的基礎建設和配套。港督羅便臣於 1861 年率先通過「港口與海岸法案」，收緊對帆船和港口船隻的管制，以確保港口秩序井然。1862 年，香港政府更於銅鑼灣興建避風港，避免停留在香港的船隻因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而遭受人命、財物的損失。

香港政府致力改善港口設施及管理的同時，「省港澳輪船公司」早已在 1860 年成立。1863 年 7 月，怡和洋行、鐵行輪船公司、德忌利士洋行等幾家船東合資成立「黃埔船塢」 (又名「九龍船塢」，因收購了廣州黃埔的柯拜船塢和修理廠而得名)，由蘇石蘭 (Sir Thomas Sutherland，1834 年 - 1922 年，蘇格蘭人，當時正任職鐵行輪船公司駐港監事) 出任主席。輪船公司、船塢次第成立，推動著香港輪船修造業的發展，配合碼頭、貨倉的落成啟用，轉口貿易逐漸成為香港經濟的主要重心。

「香港商會」成立

為了逃避英法聯軍的戰火，不少洋行紛紛將業務遷至香港。

在外資林立下，「香港商會」於 1861 年 5 月 29 日正式成立。

「香港商會」的成員主要為歐籍商人，故其又名「西商會」。它的宗旨包括：

(1) 促進香港貿易和工業的發展；

(2) 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見，必要時向港府反映；

(3) 接受港府的咨詢。

「香港商會」成立以來，不時影響港府的施政，由此可見它的重要。

港府收入增加

羅便臣在任期間，港府收入顯著上揚。1865 年，港府總收入高達 175,717 英鎊，比 10 年前增長超過 10 倍。

儘管獲得九龍半島南部令香港總體人口大幅增加 (香港總體人口由 1860 年的 94,971 人增加至 1861 年的 119,321 人)，羅便臣卻透過增收商業登記牌照費和印花稅，開拓更多財源，以維持收支平衡 (另外，差餉收益亦因人口增加而有所提升)。

張連興說：

香港內部，苛稅雜捐層出不窮，稅收逐年增加......香港華商對於當時的稅收制度，深感不滿，認為這是「無貨不捐」，難以忍受......1865 年，歐洲的經濟危機影響到香港市場，商業蕭條，稅收減少，於是港英政府通過了「印花稅案」。商人雖然竭力反對，但當局仍強制執行。

這或許是事實。可是，從另一角度看，羅便臣之所以推行一系列開源政策，其似乎並非為了「殘民以自肥」，而旨在解決由人口增加所帶來的政府開支大幅上升的問題。據此，羅便臣的做法未嘗不是情有可原。

結語

經過羅便臣的管治，香港已經覓得發展經濟的大方向。

「香港商會」的成立，除了推動香港的貿易和工業發展外，更重要是有助港府修正各項經濟政策，使之更能保障工商界的利益。

至於港府收入維持在可觀水平，這意味著香港能夠擺脫開埠初期的困窘，於未來更具自主性。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華洋糾紛

羅便臣雖然著力改善華洋之間的矛盾，但另一邊廂，他始終無法擺脫「大多數香港華人都是罪犯」的偏見。

羅便臣率先設立各種登記制度，以防止華人侵犯歐籍人士及其財產。而為了進一步保護由華人貨船運載的歐籍人士財產，港府於 1860 年制定相關法例，強迫船主和船員領取牌照，繳交牌照費，同時擴大警察的權力，批准其無須搜查令直接可登船搜查。

羅便臣一連串的做法，惹起全港水上船戶、碼頭工人強烈不滿，觸發罷工浪潮。1863 年，羅便臣推行管理轎子和轎夫的措施，更促使原來沉默的轎夫們加入罷工行列。

張連興指出，這些轎夫、水上船戶、碼頭工人，幾乎全部都是華人。港府以強硬姿態鎮壓他們，變相助長華人社群日趨團結。加上南來的廣東華商逐漸增加，他們往往夾帶豐厚的家財、行之有效的結社自治文化來港，華人社群的社會、經濟實力因而大幅提升。

儘管羅便臣亦注意到華人社群的冒起及其對香港發展有重要貢獻，他卻始終未有具體尋求華人精英的協助 (這反映他無法拋開固有的「圍城心態」)。港府政策上的自相矛盾，終於令羅便臣得不到在港華人的支持。羅便臣於 1865 年離任時遭受冷待，沒有華人願意為他送行，正好反映他在華人心目中地位之低。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面對港人全程被排除在外，港督尤德爵士曾說了一句不卑不亢的名言：「我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港府歷經百多年歷史的洗禮，終於能夠消除與華人的隔閡，誠屬可喜。奈何天意弄人，隨著 97 主權移交即將到來，華洋共治只是香港步入終結前的一段短暫光景而已。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