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便臣率先設立各種登記制度，以防止華人侵犯歐籍人士及其財產。而為了進一步保護由華人貨船運載的歐籍人士財產，港府於 1860 年制定相關法例，強迫船主和船員領取牌照，繳交牌照費，同時擴大警察的權力，批准其無須搜查令直接可登船搜查。
羅便臣一連串的做法，惹起全港水上船戶、碼頭工人強烈不滿，觸發罷工浪潮。1863 年，羅便臣推行管理轎子和轎夫的措施，更促使原來沉默的轎夫們加入罷工行列。
張連興指出，這些轎夫、水上船戶、碼頭工人，幾乎全部都是華人。港府以強硬姿態鎮壓他們，變相助長華人社群日趨團結。加上南來的廣東華商逐漸增加，他們往往夾帶豐厚的家財、行之有效的結社自治文化來港，華人社群的社會、經濟實力因而大幅提升。
儘管羅便臣亦注意到華人社群的冒起及其對香港發展有重要貢獻，他卻始終未有具體尋求華人精英的協助 (這反映他無法拋開固有的「圍城心態」)。港府政策上的自相矛盾，終於令羅便臣得不到在港華人的支持。羅便臣於 1865 年離任時遭受冷待，沒有華人願意為他送行，正好反映他在華人心目中地位之低。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面對港人全程被排除在外，港督尤德爵士曾說了一句不卑不亢的名言：「我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港府歷經百多年歷史的洗禮，終於能夠消除與華人的隔閡，誠屬可喜。奈何天意弄人，隨著 97 主權移交即將到來，華洋共治只是香港步入終結前的一段短暫光景而已。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