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鄞縣

出任鄞縣知縣一番經歷，對王安石日後厲行變法影響極大。具體言之，王安石在鄞縣集中發展水利，改善民生，減輕老百姓的財政負擔。

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宋史．王安石傳》)

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鄞縣位於今浙江省寧波地區。早在吳越國統治時期，當地設置了營田官吏，專門負責修建水利設施以貯水 (鄞縣臨海)。後來營田官吏被廢，連帶水利工程亦漸漸壅塞，水無法儲存，全流入海中，遇上少雨季節，即出現大旱。

王安石於仁宗慶曆七年 (1047 年) 十月上書兩浙轉運使杜杞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向他提出改善鄞縣水利工程的想法，獲杜杞同意。十一月，安石巡視水利工程的進展，並寫下＜鄞縣經遊記＞。隨著水利工程相繼竣工，王安石又下令修建許多堤堰，挖掘許多陂塘，且指導老百姓沿東錢湖開墾荒田，利用湖水灌溉農作物。水利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刺激當地農業發展，間接令鄞縣富庶起來。

夏、秋兩季農作物未熟，所謂「青黃不接」的時節，往往對農民維持生活構成壓力。貧困農民被迫向地主或奸商借高利貸，逾期不還，抵押的田產將被放貸者拿走，造成土地兼併。

王安石有見及此，在夏、秋兩季向老百姓貸出官倉存儲穀糧，待其農作物有收成再加上利息歸還，這樣不但使官倉內的陳糧可換成新糧，而且令老百姓感便利。後來於全國施行的青苗法，正是建基於鄞縣的成功經驗。

除了以上的新政策，王安石對鄞縣的教育、軍事也作出貢獻。我們可以說，熙寧變法是以鄞縣為試點，而鄞縣的經驗是成功的。

慶曆九年 (1049 年)，王安石離任，當時他僅 29 歲，後生可畏。

邵伯溫 (邵雍之子) 撰《邵氏聞見錄》，提到：「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之法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

好一句「然荊公之法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個別地方適宜行新法，不等於全國都適合行。中國廣土眾民，各地情勢、風俗迥異，勉強劃一，新法只會擾民。王安石未考慮及此，誠堪可惜！

王安石登場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親王益，官至都官員外郎。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宋史．王安石傳》)

安石，臨川人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安石年少時喜歡讀書，具有過目不忘的本領，且文筆出眾。

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宋史．王安石傳》)

好讀書，善屬文。(《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歐陽修的學生曾鞏，乃王安石的好朋友。他攜帶安石的作品給歐陽修看，歐陽修大為讚賞，為之播揚聲譽。

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宋史．王安石傳》)

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歐陽修於仁宗景祐三年 (1036 年) 聲援過與宰相呂夷簡衝突的范仲淹，後來又與蔡襄上疏請用韓琦、范仲淹執政，促成「慶曆新政」。他自然屬於改革陣營。

王安石在歐陽修提拔下入仕，其可被視為改革派的新血。

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宋史．王安石傳》)

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不過，王安石未有按慣例「獻文求試館職」，反而爭取「調知鄞縣」 (後任舒州通判)，累積地方行政經驗。

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宋史．王安石傳》)

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召試館職，固辭。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文彥博、歐陽修屢次舉薦，安石始終選擇留守地方，未幾他出任三司度支判官 (負責理財)。

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宋史．王安石傳》)

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用為群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以文潞公薦，再召試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王安石屢召不至，原來和他一大志向有關。王安石一直想「矯世變俗」，進行一場起衰振頹的大變法，他更一度上「萬言書」(＜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談變法主張。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宋史．王安石傳》)

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細審「萬言書」的內容，其要旨如下：

(a) 強調「法先王」，所謂「法先王」，不是生搬硬套古人制度，如王莽般，而是要「法其意」。

(b) 優先處理經濟困窘、財力不足的問題，關鍵是開源而非節流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c) 力革苟且因循之弊，讓人才來治理國家。

《宋史》：「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可見「萬言書」是王安石變法的藍圖、草稿，安石對如何進行變法是了然於胸的。可惜「萬言書」一上，仁宗「覽而置之」，安石壯志未酬。

安石變法以經濟為首出，除了是汲取「慶曆新政」失敗的教訓，也和他任三司度支判官一段經歷密不可分。

累積地方行政經驗，有助急老百姓所急，推行切合其需要的改革措施，不致「離地」。據說王安石曾在鄞縣試行青苗法，效果良好，他於是將之擴及全國。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在士大夫群體中聲譽極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宋史．王安石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變法＞)

蚤有盛名。 (《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仁宗在嘉祐六年 (1061 年) 六月以其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終於不復辭官。

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宋史．王安石傳》)

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

談兩場選舉

台灣九合一選舉塵埃落定，國民黨大翻身，六都中佔有了三都 (高雄、新北、台中)。其中高雄韓國瑜高人氣當選，他能夠成功，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

韓國瑜打破了國民黨「百年老店」的套版印象，專門針對「北漂青年」。除了「陸戰」(傳統落街宣傳)，更樂於「空戰」(網絡直播)。對手陳其邁對韓熱衷於面書直播不以為然，說：「幹嘛要演午夜場？」這種心態，已注定其流失不少青年選票。

陳其邁的問題是太過保守，太過死板，偏偏民進黨執政二十多年，高雄越來越窮。「又老又窮」，陳其邁以為咬著這四個字可以挫韓銳氣，殊不知高雄人聽上去就是覺得韓國瑜說中了他們的心聲。陳其邁的態度反而給人不願面對現實的印象。

韓國瑜在眾多議題的細節上未必完全掌握，卻用極簡單的口號向高雄人給出一可觀的願景，「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愛情摩天輪」構想驟看很荒謬，但結合一連串相關配套及產業，未嘗不可另闢財路。這是創新思維，為陳其邁所無，韓贏就贏在這些地方。

當然，在統獨問題上，國民黨要「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在目前中共加強對台施壓下，難免惹人反感。韓勝在懂得避重就輕，只拼民生，不談意識形態，相比操控統獨爭議博取選票的民進黨，人民選願意做實事的亦合情理。

支持台獨的人頗替民進黨感到不值，但必須承認：民進黨自身確有不足 (例如貪污令人民不再對它信任)，國民黨經過上次重挫後確有反省。況且，當下未能全面宣告台灣獨立，與中共維持外交及經濟上友善的關係，實在所難免。據此而觀，國民黨翻身未必是件壞事 (至於認為國民黨翻身將嚴重不利於台獨，太杞人憂天了)。

藍綠版塊轉移，體現了真正民主。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舉行九龍西立法會補選，教人不忍卒睹。

「沉海欣」明明是建制派而又不肯坦率承認固然有欠老實，李卓人說要阻止赤化、擋住廿三條也不見得真誠。

其中一個不投李卓人的理由，是他 2011 年支持收緊議事規則，將驅逐議員離場的權力，由大會主席擴大至事務委員會主席。一個帶頭削弱議會制衡力量的人，選民怎會相信你真可阻止赤化、擋住廿三條？

另一不投李卓人的理由，是他不停宣稱自己是唯一獲民主派認可的候選人，批評馮檢基出來「鎅票」，抹黑對方失敗。第一，民主不是應該尊重每個人的參選權嗎？打著民主旗號指責另一個人參選，此乃獨裁。第二，基哥過去也是民主派一員，李有必要為議席同室操戈嗎？

民主派叫選民 all in 李卓人，而李「冇撚用」，基哥無民協支持，政綱亦略嫌空洞 (撐住，重新好起來)，日子依然要過，生活依然要繼續，立場較中間的、想法比較理性務實的，遂選擇大打民生牌的「沉海欣」。

民生牌從來最吸引，誰不想人人有飯食，人人有樓住？單靠反大陸化反廿三條，看看姚松炎輸給鄭泳舜，已知策略不可行。反省？反省不是隨便說說年青人心淡，而是要深入現象背後調查病因。

「永貞革新」始末

「永貞革新」是中國近古史 (中唐至清鴉片戰爭前) 一件大事，它可視為北宋慶曆及熙寧變法、明朝張居正改革的先聲。

改革陣營的成分

要研究「永貞革新」，必須先注意到王伾、王叔文的特殊身份背景。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是杭州人，王叔文是越州山陰 (今浙江紹興) 人，在唐朝重視中原世家大族的大背景下，二人身處官僚系統之邊緣，可想而知。

再看二人擔任的官職，為翰林待詔，翰林待詔非翰林學士。唐玄宗時，詩人李白曾任翰林待詔。待詔也者，顧名思義，「凡文辭經學之士及醫卜等有專長者，均待詔值日於翰林院，以備傳喚」，這是一個閒職。二王任翰林待詔，更見其邊緣地位。

最後，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書法、弈棋都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學問，不如治詩賦經書。朝廷官員在學養修為方面亦未必為二王所折服。

這樣一類人物主導改革，改革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幸好王叔文出身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且略懂治國之道，不時站在太子的立場為其思量，加以提點。

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讚，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叔文卒之獲得太子李誦信任，連帶王伾也得寵 (叔文勢孤力弱，需要找一身份背景近似的人以作支持，王伾是個好選擇)。

當時朝廷盡是輕蔑的目光，王叔文於是馬上要建立自己的黨羽，他選中韋執誼、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

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 (韓滉為韓休之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韋執誼出身京兆韋氏。京兆韋氏是一個以京兆郡為郡望的韋姓士族，家族共出宰相十七人。王叔文聯結韋執誼，是希望借韋執誼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韋執誼品格有問題，為人頗勢利，見以下一條：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 (唐憲宗) 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杜黃裳，京兆杜陵人，杜如晦六世孫。京兆杜氏和京兆韋氏齊名，但杜黃裳的道德氣節顯然較高，王叔文藉功利的韋執誼拉攏世家大族，不見得明智。

陸淳出身江浙地區，和二王背景相同。

呂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其好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自比，懷有匡時濟世的熱忱。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可是，他們做事不循常規，用人唯親，經常透過授予他人想要的官職，以取得他人支持，擴充自己的門戶。

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撥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其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和二王不謀而合。

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李景儉是李瑀之孫，李瑀是唐睿宗的孫子、寧王李成器的兒子。沒落皇族的後代，借考科舉中進士入仕，其成長經歷已和一般平民無異。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都是「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他們自然難居相位，只可把持臺諫，所謂「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

出身望族的韋執誼後來拜相，王叔文特別與他緊密合作。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零五年，二月)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挾天子以令諸侯

王伾、王叔文陣營之脆弱，在「張正一等人被貶」事件中充分反映。

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仲舒，《舊唐書‧文苑傳下》：「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裴延齡是德宗朝之奸臣，擅長阿諛逢迎、結黨營私，以聚斂為長策。仲舒站在他的對立面，其為人不失正直。

劉伯芻，《新唐書‧劉伯芻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風度高嚴」。

張正一與二人為伍，德行當未有虧。

王叔文卻因「疑正一言己陰事」，安排韋執誼誣陷三人「交結朋黨，遊宴無度」，將他們遠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叔文猜疑心重，背後源於自身陣營之不牢固，易遭攻擊而瓦解。

太子李誦不久中風，失去說話能力，德宗憂心忡忡，未幾病逝。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擁立李誦為帝，是為唐順宗。這對二王陣營來說，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八零四年)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零五年) 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已，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塚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順宗身體虛弱，不能言語，需要靠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傳話。王伾、王叔文對內依附李忠言、牛昭容，對外跟韋執誼、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聯手，儼然一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架勢。

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與王叔文之間，又以王叔文比較有學識，深謀遠慮，少有南人習氣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

「永貞革新」的真正牽頭者，實為王叔文。

短暫的革新

「永貞革新」由貶謫橫徵暴斂的京兆尹道王李實為通州長史揭開序幕。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貶通州長史。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從「市里歡呼」，可見改革獲得老百姓支持。

接著是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 (稱為五坊小兒)，整頓稅收，廢除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官，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時，王叔文積極為改革陣營爭取更多支持。

王叔文用德宗朝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杜佑作掩護，自己充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實際掌握國家財政。他打算用國家公帑巴結官員，收買地方節度使，以鞏固改革派在朝中的地位。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動之以財利，假如對方是市儈貪婪之徒，固然奏效，但誠如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遇上道德修養較高者，財利往往無用。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 (武則天曾侄孫) 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認，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強直名，止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加上獲「天下重望」的名相賈耽、鄭珣瑜 (出身滎陽鄭氏) 不齒改革派的處事作風。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改革得不到光明力量支撐，實在難以為繼。

尤其艱困的是，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痛恨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聯合鄭絪、衛次公等冊立李淳 (後改名李純) 為太子。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另一權力核心正在形成，再無法「挾天子以令諸侯」，改革難產了，故此王叔文臉有憂色，口不敢言，不斷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乙已，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叔文、韋執誼交惡

李忠言、牛昭容被排斥於新權力核心之外，韋執誼和王叔文之間也逐漸出現矛盾。

韋執誼為人本唯利是圖。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叔文自太子被冊立後失勢，遭架空。

(五月)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韋執誼一方面自覓攀附新權力核心的出路。

(四月) 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一方面不怕和王叔文大唱反調。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由「既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以及「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韋執誼未必因王叔文失勢而刻意唱反調。

不過，看在王叔文眼裡，昔日盟友處處不依自己意見，碰巧「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發生，其自不免將二者關聯起來，而仇怨韋執誼。

永貞內禪與二王八司馬事件

王叔文最後一步棋是：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他以老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名義上主管京西、神策軍，實際由行軍司馬韓泰幕後操縱。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中唐以後，宦官手握神策軍，能與之相頡抗者，唯地方藩鎮的部隊。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在永貞元年六月上表批評王伾、王叔文等人，獲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附和、響應。

癸丑，韋皋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癒，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遍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奸。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宦官方面，其亦知悉王叔文的圖謀，叔文終無法奪取京西、神策軍。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功敗垂成，王叔文只好借為母守喪去職。

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如上所述，王叔文乃「永貞革新」的真正牽頭者，他一離開，韋執誼立即「不用其語」。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忷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及其黨羽「皆憂悸不自保」。

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八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迫順宗禪位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

(七月) 乙未，制以「積疢 (疾病) 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唐憲宗李純即位，盡數重用舊人。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翌年遭賜死。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被貶為虔州司馬，陳諫被貶為台州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韓曄被貶為饒州司馬，凌准被貶為連州司馬，程异被貶為郴州司馬。十人俱被貶遠地，以示往後不復起用，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八月) 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九月) 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十一月)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婿，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准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永貞革新」壽終正寢。

總結

中唐門閥世族政治力量仍然雄厚，王叔文一介布衣，要發動變革，只能扶植一世家大族出身的人為相，同時盡可能擴大自己的黨羽。他和他的盟友自比伊、周、管、葛，反映他確實想為國家復興做些事。奈何平民出身的他，夾雜坊間的市儈勢利，所用皆為唯利是圖的人。世家大族看不起他，賢人君子避之則吉，變革本身又觸及宦官的既得利益，「永貞革新」失敗收場，乃勢所必然。

北宋有別於中唐，門閥世族已經瓦解，故范仲淹及王安石得以拜相。宦官、藩鎮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因循保守的職業官僚集團。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藉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舉薦而出任參知政事，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皆為南方人、科舉出身，屬臺諫官員。王安石跟韓維、呂公著結交，韓、呂出身北方望族。安石為江西人，重用同是南方人的呂惠卿，而呂乃唯利是圖的小人，惹得朝中眾大臣一致反感。兩場變法都和「永貞革新」有若干相似點 (王叔文是南方人，與同是南人的王伾友善。劉禹鍚、柳宗元、陳諫屬臺諫系統，唯利是圖。韋執誼出身郡望)。

明太祖廢相，內閣首輔擔負起原本屬於宰相的一切職務。宦官捲土重來，張居正改革，勾結馮保、李太后而得失其他宦官，類似王叔文勾結李忠言、朱昭容而得失俱文珍、劉光琦等。他又積極控制臺諫，亦與叔文同。

三場革新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主人翁或被殺，或鬱鬱而終，或死後遭清算。他們的初衷是良善的 (利用改革以圖中興)，下場是悲慘的 (不被後世諒解)，發展形態、軌跡是類近的 (非高度接近，只是些微相似)。竊以為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參與現實政治所造成的悲劇之一形態 (另一形態為東漢之黨錮、清初之文字獄)，血腥地、無情地展示出儒家「得君行道」思維方式的錯誤與荒謬。

欲根本消解此悲劇，必須：

(1) 承認明君難得而對統治者權力作出制度上的限制；

(2) 執政機構本乎民意兼按照民主選舉程序產生並可定期撤換輪替；

(3) 制訂國家憲法保障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新聞等一系列基本自由，以監督施政。

此乃中國近古史這一番曲折帶給今人最大的教訓！

由盛轉衰

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位窮兵黷武的君主，他管治下的普魯士，軍隊人數急劇上升，紀律嚴明，為日後擴張做好準備。他又加重賦稅，並積極發展工業，至兒子腓特烈二世 (費德烈大帝) 即位，普魯士已成為歐洲第三軍事強國。

腓特烈二世自幼接受父親嚴格的軍事及政治訓練。受母親影響，他同時愛好文學藝術和法國文化。甫登基，腓特烈二世率領普魯士參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贏得極具經濟價值的西利西亞地區 (紡織工業中心，每年稅收佔整個普魯士稅入四分之一)。

1750 年代，普魯士與英國交好，觸怒了與英國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法國。奧地利乘機聯合法國、俄國，準備收復西利西亞。腓特烈二世見形勢險峻，決定先發制人，入侵薩克森和波希米亞，掀起七年戰爭。七年戰爭令普魯士接近亡國，正當腓特烈二世意志消沉，俄國女皇伊莉莎白一世過世，由親普魯士的彼得三世繼位。普魯士獲俄軍支援，保住了西利西亞 (史稱「勃蘭登堡的奇蹟」)。

1772 年，腓特烈二世提出瓜分波蘭的要求，以求讓俄國、普魯士及奧地利達至勢力均衡。普魯士獲得波蘭皇家普魯士省的大部分，領土大幅增加。

內政方面，腓特烈二世推行農業 (馬鈴薯)、軍事、教育、法律改革，建立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制度，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鼓勵宗教自由......不過，極端重稅惹人反感，一名英國大使評論說：「新的抽稅方法不只抽走了人民的錢，實際上更抽走了人民對國王的感情」。慶幸普魯士因此保有 16 萬人的常備軍。

1786 年，腓特烈二世撒手人寰。繼位的腓特烈．威廉二世，雖改革稅制以減輕人民負擔，卻缺乏顯赫戰功。法國大革命爆發，因應新形勢帶來的挑戰，腓特烈．威廉二世藉振興基督新教以對抗理性啟蒙思潮。他更聯合神聖羅馬帝國締結反法同盟，揚言要用武力把法國革命壓下。

腓特烈．威廉二世曾贊助音樂家莫扎特、貝多芬，柏林市內文藝、政治沙龍蓬勃發展，令普魯士從野蠻走向文明。

然而，十八世紀末的普魯士，負債累累，守舊老化，面臨破產，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勢在必行。改革的重擔落在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長子腓特烈．威廉三世身上。

腓特烈．威廉三世即位不久，拿破崙就迫逼神聖羅馬帝國解散。1806 年 10 月的耶拿會戰，普魯士的主力被拿破崙重挫。武器落後、戰術保守、動作遲緩為其失敗主因。拿破崙進駐柏林，普魯士王室逃亡至東普魯士，受俄國亞歷山大一世保護。

拿破崙征俄失敗，普魯士看準時機對法國開戰。民族會戰一役，拿破崙慘敗。百日復辟，拿破崙在滑鐵盧敗給布呂歇爾元帥的援兵。普魯士因而在維也納會議中佔一席位，並可奪回失去領土。

新星

台灣六都市長選舉快將舉行。日前國民黨韓國瑜在岡山出席造勢大會並發表演講，屢次提到「偉大的高雄人民」、「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貫徹盧梭《社會契約論》「主權在民」的信念。

高雄當下的情況其實有點像香港，曾經風光輝煌過 (年輕人不用到市外打工。外面的人爭著前來，因為這裡有錢)，現在一蹶不振。韓國瑜厲害在站於基層草根選民那邊，給他們一個美好的願景。美好願景無需超支建橋、填海建人工島，「人人發大財」就夠煞食了，誰不想發達呢？

針對台灣向來的賄選風氣，韓國瑜揚言要用一瓶礦泉水走畢全程贏選舉，為高雄市民造福。犀利的言辭裡，洋溢著對高雄人身份的自信，不卑躬屈膝，不妄自菲薄，相比梁振英「香港做到深圳一半已經很好」、林鄭「香港在改革開放中，不單是貢獻者，也是受惠者」，高下立判。沒有地方領袖會貶低自己所代表的地方。

民進黨選對會共同召集人林錫耀指韓國瑜是迷幻藥，吃下藥過一段時間就會清醒，暗示選民投韓無助改變目前困局，僅獲得剎那亢奮。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甚至說：「韓國瑜的打法比較像民粹主義的打法」。

的確，從韓國瑜回應「我不是迷幻藥，是老百姓受不了了」，他似有激起民情幫助自己選舉。對手陳其邁批評韓國瑜部份政見「空洞又空虛」，「政策如同治病，要對症下藥而不是隔空抓藥」，這亦是他一大隱憂。

不過，和連勝文、洪秀柱相比，韓國瑜明顯較有政治魅力。

韓國瑜進入會場時，配樂是《夜襲》。《夜襲》是國軍軍歌之一，因台灣多數男性服兵役時都學過，大合唱掀動全場氣氛。

舊事

最近時常在想一些舊事，轉眼間已二十多年了。

那時我家樓下有一新光酒樓，爸爸、媽媽、弟弟和我常會去飲茶或吃晚飯。酒樓門前例牌有一架子擺放晚報，這是一個還有晚報的年代，大約九十年代初。

新光酒樓的菜很好吃，我認識甚麼叫做美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椒鹽白飯魚、腰果蝦仁、魚香茄子煲，以魚香茄子煲最吸引我。一口溫暖的白飯，一口茄子，是人生一大幸福。說也奇怪，新光倒閉後，我再也吃不到如此美味的魚香茄子煲了。

我們一家人吃完飯，有時會到街外逛，荃灣綠楊新邨以前有很多文具店，我印象中記得源記、奇特店......看文具是次要，看玩具才是首位。街市街附近又有一間叫「星星屋」的，專賣高達、四驅車模型，還有數碼暴龍，因價錢比較便宜，我總愛在此處求媽媽買玩具給我。媽媽每次都會心軟買給我，同時叮囑一句「別只顧著玩，要努力讀書」，我則回媽媽一句「多謝媽媽」。

「星星屋」隔鄰是涼茶舖，我和弟弟有時會喝一口五花茶，廿四味就免問了。

要數到荃灣最著名的玩具店，當然非「萬亞」莫屬。萬亞歷史悠久，相傳表哥還是孩童，大概八十年代吧，已經在「萬亞」溜達。

我成長年代的「萬亞」，櫥窗一定放滿我買不起的東西 - 遊戲機，什麼 Game Boy 之類。店內十分狹窄，靠櫥窗的位置擺有一盒盒高達模型，中間分成數行，戰隊啦、超人啦，應有盡有，最前面則是收銀櫃台。

我的幼稚園和小學生涯都在海壩街度過。每逢放學，我都會到「萬亞」看一看。只是看一看，已夠心滿意足。

當年又有士多。我記得小二、三的時候，亞洲電視晚上正播放「男兒當入樽」，同學們之間流行收藏波衫鎖匙扣，我知道鎖匙扣來自學校附近一間士多，在那裡花了很多錢。

是的，那些年的香港，晚上黃金時段是會播放日本動畫。大概 1994 年，五星戰隊在晚上六時半播放，我印象最為深刻，無線新聞恰好與它碰個正著。結局自然是父母看新聞要緊，我就此錯過粵語版的五星戰隊。

五星戰隊屬特攝片，我在九十年代倒看了許多特攝片。下午五時很關鍵，亞洲電視通常會把特攝片放在這個時段播放。印象中我看過超人吉田、忍者戰隊、七星俠。

超人片多數在亞洲電視播放，在無線電視播放的，好像只有超人 ACE。

除了下午五時，上午十時亦很緊要，因為有戰隊。

沒有互聯網的年代，記節目時間很困難，爸爸以前有買報紙的習慣，拿起報紙，第一時間看娛樂版的電視節目表，差不多成為我一種本能。

二十多年過去，母親離世，父親年邁，萬亞、星星屋、源記、奇特店、士多都消失了，電視有停不了的新聞和膠劇，報紙上的電視節目表尚有誰人在意？廿四味原來也不是這麼苦......

很想回到過去，可惜世上沒有時光機。

思慮不周的維新怪傑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一名怪傑。他是清末維新變法的主要發起者，但其思想並不成熟。

康有為，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他自幼學習儒家思想，光緒五年 (1879 年) 開始接觸西學，購入大量西方譯著。康有為深受斯賓塞「社會進化論」影響，覺得人類社會應主動適應時代環境，否則將難以存續發展。此一觀點促使他主張清廷變法維新。光緒十七年 (1891 年)，康有為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等。

1895 年甲午戰爭，清朝在平壤陸戰及黃海海戰慘敗收場，被迫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康有為當時在北京參加乙未科會試，得知消息，聯同千餘名舉人上萬言書，反對清廷卑躬屈膝，史稱「公車上書」。萬言書最終未有上達。6 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宣揚變法。11 月，康有為在北京成立「強學會」(痛思中國失敗教訓，尋求中國轉弱為強之路徑的政治團體)，翁同龢、袁世凱、張之洞、徐世昌、李提摩太 (英國傳教士) 等都有加入。

1896 年 1 月，光緒受制於朝中保守勢力，下令查封「強學會」，《中外紀聞》未幾亦停刊。然而，1897 年德國佔領膠州灣觸發列強瓜分中國，光緒有意發奮圖強，經帝師翁同龢介紹，認識到康有為。他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康有為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日本明治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光緒決心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厲行變法。1898 年 6 月 10 日，光緒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翌日頒佈，戊戌維新展開。

光緒起用康有為做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官位僅至六品。梁啟超獲派出任辦理譯書局事務，官位亦是六品。儘管康有為有志氣和激情 (直隸總督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現實條件並不利變法推行，甚至實權仍掌握在慈禧太后及一群滿洲親貴之手。

加上李提摩太建議康有為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為顧問，並主張「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儼如把中國軍事、財政、外交大權交予外人，觸動保守派神經。終於，歷經一百零三日，慈禧 9 月 21 日凌晨恢復臨朝聽政，幽禁光緒於瀛台，且下令搜捕維新黨人。康有為逃入英國領事館，經上海至香港。梁啟超則走入日本使館尋求庇護。六君子就義。

康有為至香港，居於富商何東家中，何東對他很友善。光緒二十五年 (1899 年)，他成立「保皇會」，鼓吹君主立憲，反對革命。民國成立，他始終反對共和 (此和梁啟超參加國會選舉不同)，軍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康有為更參與其中，教人嘩然。1927 年 3 月 31 日，康有為在飲宴後猝死，享年六十九歲。

為何康有為的思想是不成熟？讓我們看看他的《大同書》(寫成於 1901 年)。

《大同書》以「政治民主，人人平等；經濟公有，人無私產；社會和諧，無家無國」為理想。

首先，按照西方落實民主的經驗，人不享有私有財產權，生活不達至一定程度的水準，他們是不會有意欲參與公共事務的理解和討論的，公民社會無從形成，談什麼「政治民主」？

其次，現實社會就是某些人擁有極多財富，某些人一貧如洗，要做到「人人平等」，除非採取暴力鬥爭的手段，偏偏康卻說「社會和諧」，自相矛盾 (後來毛澤東刪去「社會和諧」，只求「人人平等，經濟公有，人無私產」，釀成「鬥地主」一連串慘劇)。

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康有為說：「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觀乎近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全盤拋棄舊傳統舊文化，把外來的文化和制度強行移植，效果未必理想。新文化運動的「全盤西化」，卒之迎來 1966 - 76 十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歷史已證明康氏思慮不周。

學者區仲桃認為，慈禧與光緒早在戊戌變法前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因其思想主張過於激進。這說法是有道理的。

最後，康有為是一今文經學家，他說孔子「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遂「立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完全是今文經學中「春秋公羊學」「三世說」的舊調重彈，卑之無甚高論。

至於《新學偽經考》斷定古文經為西漢劉歆偽造，旨在幫助王莽篡漢，「王莽以偽行篡漢國，劉歆以偽經篡孔學，二者同偽，二者同篡」，錢穆 1929 年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列舉《新學偽經考》二十八項違逆史實、不能成立的理由，以證明全書見解盡是穿鑿附會，肆意扭曲。學界普遍以錢說為定論。

跟弟子梁啟超相似，康有為並非第一流學者，他的「中學」僅限於今文經學，「西學」充斥著偏見和誤解。其思慮亦欠慎密，失於激進 (康有為鼓勵異族通婚以實現人種大同，從而實現人類社會平等大同。他卻未有考慮到人種大同和人類社會平等大同兩者無必然關係。要達到後者，更多是要在文化層面上著力。此即其思慮粗疏另一例子)。

不過，康有為為人重情念舊 (常自稱持有光緒的衣帶詔)，且擇善固執，不肯妥協，此令他晚年支持溥儀復辟，走上和梁啟超不一樣的道路。

別再等了

等一個人其實很辛苦，時間一天天走遠，你一天天老去，他 / 她依舊未出現，甚至永遠不會出現，何苦折騰自己？

曾聽過一個講法：如果一個人真的愛你，他 / 她是不會讓你久候的。言下之意，讓你久候的，多半不愛你。

的確，對方愛你的話，怎會讓你飽受思念之苦呢？對方愛你的話，怎會不馬上想欣賞你青春的笑臉？對方愛你的話，你的近況他 / 她焉有不過問之理？

我曾經愛上一個女生，死心塌地的愛上，猶如瘋狂迷戀夏綠蒂的維特，不能自拔。我一直等，希望等到她回心轉意。然而，我等不到。

直至有一次，我在公園不小心跌倒。我問自己：她究竟在哪裡？我的腳極疼痛，她卻不知在何處。甚至我想告訴她我跌倒在地，討個安慰也不行，因為我倆已沒聯絡大半年了。我究竟在等什麼？I'm waiting nothing。

又有一次，我工作不順利。拖著疲乏的身軀爬上巴士。我問自己：她究竟在哪裡？沒有人回答，我竟獨自飲泣。

我開始明白，從來只有我愛她、想她，她卻從來不愛我、想我。

有人說，時間就像擠牙膏，你想擠的話，總會擠到。每天廿四小時，他 / 她竟連一分一秒都不願意給你，而且不是一日，是一年，兩年，三年，N 年......這麼一個不懂珍惜你的人，你何必為他 / 她苦等？

對於那個女生，我慢慢釋懷了。有生之年，我不會再死心塌地愛上另一個女生，但這是創傷後遺，不是等待著她。

等是很痛苦的，找一個愛你珍惜你的人，別讓時光白白溜走。

有時或許這麼想，當你徬徨無助時，他 / 她在世界的另一邊可能和心愛的人卿卿我我，談笑風生。未來的大計、各地的風光、昔日的回憶充斥著他 / 她的腦海，他 / 她早就不記得你......

還要等？別再等了。

另一個中國城市

旅居英國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在大館舉行兩場講座，初時被總監簡寧天以「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取消活動，今天晚上簡氏突然改變立場，發聲明道歉：由於馬建已公開表示不會利用大館作為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只是以小說作家身份參與文學節討論新書，故願再提供場地，讓講座按原定計劃進行。謹為事件帶來不便致歉。

姑勿論簡氏改變立場的原因為何，「不願 XX 成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是否有點似曾相識？外國記者俱樂部 (FCC) 之所以犯下大錯，弄得連馬凱 (Victor Mallet) 都無法入境，就是因為它給民族黨陳浩天演講的機會，成為促進港獨的政治利益的平台。簡寧天取消馬建的講座，而馬建是質疑、批判習近平的「中國夢」，這其實是一種自我審查，受 FCC 事件影響而出現的自我審查。

追查大館背景，其屬於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賽馬會自主權移交以來，董事局已由昔日的洋人大班、名流轉換成親中政要。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賽馬會即與港共朋比為奸，出資興建。據此，簡寧天原先的態度或許非來自他個人，後來的聲明可能是賽馬會面對激烈的民意反彈所作出的妥協。
   
讓我們看看聲明內容。始終堅持大館不能作為促進政治利益的平台，卻沒有給予充份的解釋和理由。在一個有待證明為合理的前設下，馬建以小說作家身份獲提供場地。難道文學就與政治完全隔絕，毫無交雜？

馬建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說：「當時構思這本書時因為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我們發現這個夢背後全部都是謊言，而且這『中國夢』是對中國歷史、中國人記憶的一種大清除。簡單地、粗糙地要所有中國人接受一個人的思想，完成他這個紅色帝國的夢，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們現在已經看着『中國夢』進行了幾年，多少人被消失，多少律師至今不知在哪，在新疆到處都是學習班、集中營。我們不能想像這個『中國夢』再發展出去，成為全世界的惡夢。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要把這個充滿謊言的社會，人們真正的心態和生活展現出來，告訴大家一旦社會沒有了底線，它是非常可怕的。 」

小說同時是政治反思、批判、預言，賽馬會自打嘴巴的醜態，真丟臉！

重點是，為何要自我審查？借場給政治宣講有何不妥？可否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勿動輒說「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一類空洞口號？

馬建說：「演講一定要進行，哪怕只有一名香港人喜歡聽，(只) 有一個讀者跟我溝通，我也要去。」教人動容。可是，他說：「我不會再來了，希望通過網絡跟大家聯繫，我也不知道這幾天我走在香港街上，會不會被失蹤、被消失。」教人淚垂。

同一時間，馬凱以遊客身份入境被拒，差不多永遠無法踏足香港。難怪有些國家視當下的香港為另一個中國城市 (just another Chinese city) 了。

普魯士崛起

條頓騎士團向普魯士地區發動東征，令普魯士德意志化。騎士團後來在格倫瓦德戰役 (Battle of Grunwald) 中被波蘭、立陶宛聯軍打敗，簽訂《第一次托倫和約》(First Peace of Thorn)。十三年戰爭 (Thirteen Years' War) 再敗，《第二次托倫和約》(Second Peace of Thorn) 騎士團將西普魯士區域轉讓給波蘭，稱「皇家普魯士」(必須效忠波蘭國王，等於波蘭附庸國)。東普魯士則繼續由騎士團控制。

1512 年，阿爾布雷希特 (Albert) 被選為條頓騎士團總團長。他是勃蘭登堡 - 安斯巴赫藩侯腓特烈二世的第三子。

安斯巴赫公國原是神聖羅馬帝國內的一塊封建領地，1398 年霍亨索倫家族 (House of Hohenzollern) 領地分裂，紐倫堡伯爵腓特烈五世的次子腓特烈六世得到安斯巴赫。1415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 (Sigismund) 為了感謝腓特烈於戰場上的救命之恩，將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賜予腓特烈，腓特烈的公國因此稱勃蘭登堡 - 安斯巴赫藩侯國 (儘管勃蘭登堡和安斯巴赫地理位置相距甚遠)。

腓特烈死後，第三子阿爾布雷希特三世 (Albert III) 得到安斯巴赫公國，勃蘭登堡由哥哥腓特烈二世繼承。阿爾布雷希特未幾死去，腓特烈二世繼承安斯巴赫公國。

阿爾布雷希特在馬丁．路德影響下，1525 年宣佈改信路德宗 (即基督新教)，切斷與羅馬教廷的聯繫 (條頓騎士團初由羅馬天主教會支持成立)。他隨後解散騎士團 (騎士團世俗化)，建立普魯士公國 (Duchy of Prussia)，自任普魯士公爵 (Duke of Prussia)，臣服於波蘭。

普魯士公國是歷史上第一個新教國家。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 期間，普魯士開始經營一支小規模的軍隊。第二次北方戰爭 (Second Northern War) 爆發，普魯士站在瑞典一方，作為瑞典的盟友，擊敗波蘭，波蘭喪失對普魯士的完全主權。1660 年《奧利瓦條約》(Treaty of Oliva) 簽署，條約正式確立霍亨索倫家族對普魯士公國擁有完全主權。

1701 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爆發，法國的波旁王室與奧地利的哈斯堡王室相互爭奪西班牙帝國的王位。神聖羅馬帝國 (奧地利的哈斯堡王室) 為了爭取普魯士支持，將普魯士公國升格為普魯士王國 (Kingdom of Prussia) ，腓特烈一世出任首位國王。

腓特烈一世積極完善軍隊及宮僚機構，聯合奧地利、英國、荷蘭等，對抗法國的路易十四。在大同盟戰爭 (War of the Grand Alliance) 裡，普魯士軍隊表現出色。普魯士還全力援助荷蘭執政威廉三世西征英國，進行「光榮革命」。

腓特烈一世能夠令普魯士日益強大，宰相埃伯哈德．唐克爾曼 (Eberhard von Danckelmann) 功不可沒。唐克爾曼任內大力推動貿易、工業、藝術、科學的進步，並增設重要的學院與大學。

可惜腓特烈一世晚年傾向奢華揮霍，講究王室排場，各種苛捐雜稅，引起公眾強烈不滿。

腓特烈一世死，兒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繼位，腓特烈．威廉一世奉行軍國主義政策，大幅增加普魯士軍隊人數 (從 3.8 萬增至 8.3 萬，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普魯士一躍而為歐洲第三軍事強國。

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

「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出自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折》。

康有為，字廣廈，號長素，廣東省南海縣人。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被迫簽署《馬關條約》，康有為聯合當時在京應試的舉人上萬言書。他未幾又和弟子梁啓超創辦《中外紀聞》(原名《萬國公報》，主張維新的政治報刊)，且組織強學會。

光緒帝銳意維新，康有為的《應詔統籌全局折》、《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影響很大。奈何戊戌變法推行過急，加上手握實權者乃慈禧太后，她要考慮到自身的權力，以及滿洲親貴的利益，歷經一百零三日，變法失敗，光緒帝遭軟禁，康有為和梁啟超出逃。

「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其實吸收了「社會進化論」的觀點。「社會進化論」又名「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 的概念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理論，最早提出此一思想的是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人類社會應主動去適應環境，否則將難以存續和發展。「能變」即主動改變以適應，「不變」即閉塞守舊。

「全」通「存」，既指「整全」，也指「生存」。

「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是強調富國強兵的變法必須徹底進行，不能流於片面。1868 年日本的明治維新，以資本家取代武士階級，實行君主立憲及議會政治，推動教育改革，脫亞入歐，這是全方位的變法。清廷洋務運動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失於膚淺。

「全變」是連根拔起的變、全方位的變，根據日本成功經驗，連根拔起的變、全方位的變定能令國家強大。「小變」指小修小補、片面的變，根據清廷戰敗經驗，小修小補、片面的變無助國家圖存。

隨著「社會進化論」破產、「全盤西化」被人詬病，康有為的講法已不太具有說服力。「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現在成為清末知識分子求變求改革心切的證明。

神聖羅馬帝國的興亡

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首位君主是奧托一世，奧托一世的父親是東法蘭克國王亨利一世。奧托一世 962 年在羅馬接受教皇約翰十二世加冕，從此日耳曼國王們成為羅馬天主教賦予合法性的「羅馬帝國的皇帝」。

歷奧托二世、三世至亨利二世，無子嗣，薩克森王朝 (Saxon dynasty，又名奧托王朝 Ottonian dynasty) 結束，康拉德二世被推舉為國王，開始薩利安王朝 (Salian dynasty，又名法蘭克尼亞王朝  Frankish dynasty)。

薩利安王朝傳至亨利四世，發生敘任權鬥爭。教皇格雷高里七世 (Pope Gregory VII) 堅持教皇權力是唯一的普世權力，教皇可獨自任命或免去教會人員之職。亨利四世不同意，覺得由神委派的最高統治者有權任命教會聖職。雙方發生矛盾。最後，亨利五世 (亨利四世次子) 和教皇嘉禮二世 (Pope Callixtus II) 達成《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國王被承認在其統治區內享有以世俗權威而非神聖權威敘任主教之權利。主教要同時效忠教皇和國王。

亨利五世死，洛泰爾二世被擁立。然而，洛泰爾二世偏愛的繼承人並未繼洛泰爾二世成為新國王，反而一位薩利安家族的近親 - 康拉德三世繼位。康拉德三世屬於霍亨斯陶芬家族，創立霍亨斯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dynasty，又名士瓦本王朝)。

霍亨斯陶芬王朝第二任國王是腓特烈一世。他一方面試圖確立皇權，使之獨立於教權；一方面派兵入侵意大利 (曾進行過五次軍事侵略)。腓特烈一世的綽號是紅鬍子，相傳他在意大利濫殺無辜，意大利人的血染紅他的鬍子。1190 年，腓特烈一世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去世，兒子亨利六世繼位，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達到鼎峰。

亨利六世通過聯姻將諾曼人的西西里王國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同時俘虜了英格蘭國王獅心王理查。他死後，王位繼承出現紛爭，教皇英諾森三世 (Pope Innocent III) 支持亨利六世的兒子、西西里國王腓特烈 (他的母親是西西里王國唯一的女繼承人) 做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220 年，腓特烈加冕。

腓特烈二世與教皇的衝突日益嚴重，教皇支持腓特烈二世的獨生子亨利反叛。1250 年，腓特烈二世逝世，康拉德四世接管神聖羅馬帝國和西西里王國。康拉德在位四年卒，帝國進入空位期 (Interregnum)。

空位期由哈斯堡 (Habsburg) 家族的魯道夫一世登基而結束。魯道夫一世積極對外擴張，把地域廣闊的奧地利變成哈斯堡家族的世襲領土。

可惜好景不常，1618 年 6 月 26 日，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發生反對哈斯堡家族及天主教皇帝的戰爭，歷時三十年 (史稱「三十年戰爭」)。哈斯堡家族戰敗，簽訂《西發里亞和約》(又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皇權進一步削弱，管治日益艱難。

法國大革命爆發，神聖羅馬帝國多次組建反法同盟，遏止法國革命浪潮蔓延。三皇會戰結束，拿破崙成立萊茵邦聯 (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要求弗朗茨二世解散神聖羅馬帝國，並放棄神聖羅馬皇帝的帝號。1806 年 8 月 6 日，弗朗茨二世僅保留奧地利帝國的帝號，神聖羅馬帝國正式滅亡。

伏爾泰曾評價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

1198 年，條頓騎士團 (Teutonic Knights，又名德意志騎士團，由德意志地區的騎士組成) 成立。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 (原本是一塊蠻荒之地，居民為古普魯士人，所使用的普魯士語屬於波羅的語族，與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屬於同一種族) 地區發動為時近二百年的東征運動，迫使普魯士人改宗天主教，使用德語。普魯士人逐漸同化於德意志人，所使用的普魯士語也慢慢消失。

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俠

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合稱「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俠」。

伏爾泰 (Voltaire) 出生在巴黎一個中產家庭，自幼聰穎，3 歲能背誦文學名著，12 歲能作詩，1711 - 1713 年間攻讀法律，同時開展文學寫作。他擅寫諷刺詩，1717 年，被投入巴士底監獄關押十一個月，期間完成第一部劇作《俄狄浦斯王》(關於路易十五的攝政菲利普二世，即奧爾良公爵) 。1726 年，伏爾泰遭一貴族誣告而再進巴士底監獄。一年後，伏爾泰流亡英國。

伏爾泰在英國三年，詳細考察了君主立憲和當地的社會習俗，並深入研究洛克、牛頓等人的理論，《哲學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正是他的觀感和心得的結集。1729 年，伏爾泰返回法國，因宣揚英國改革的成就，抨擊法國的專制政體，被巴黎法院下令逮捕。經過一段時間隱居生活，他在 1750 年應邀到柏林見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得到一個宮廷文學侍從的職位。不久和科學家莫佩爾蒂 (Pierre Louis Maupertuis) 發生爭執，離開普魯士，全情投入到啟蒙運動中，批判天主教會，支持年輕一代的啟蒙思想家。1778 年 5 月 30 日，伏爾泰在巴黎病逝，享年 83 歲。

伏爾泰提倡自然神論。所講自然神論，是指：雖然上帝創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規律，但是在此之後上帝並不再對這個世界的發展產生影響。洛克、牛頓都篤信自然神論，伏爾泰可能受其影響。他又反對君主專制，主張言論自由，留下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針對天主教，他把教宗比作「兩足禽獸」，傳教士看成「文明惡棍」，直斥「(天主教) 是一些狡猾的人佈置的一個最可恥的騙人羅網」，極盡鞭撻批判之能事。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生於貴族家庭。1716 年襲男爵封號，曾任律師、波爾多議會議長、波爾多法院庭長。目睹路易十四晚年以降社會動盪，朝政混亂的衰敗現象，他寫成《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該書以兩個波斯人通信的格式，用局外人的視角探討了法國生活的不開化，並對教會權威作出質疑，1748 年，他又出版《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嚴復的中文版本譯作《法意》)，這是他花了十四年時間寫成的巨著，書中詳細分析了三權分立的原則。伏爾泰稱讚它是「理性和自由的法典」。1755 年 2 月 10 日，孟德斯鳩病逝於巴黎，享年 66 歲。

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屬於三個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三者相互制約、權力均衡 (最先由洛克提出)。另外，孟德斯鳩反對「君權神授」，主張人民應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他更把政體 (form of government) 歸納為三類：共和制、君主制、專制 (「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為自己謀求私利的傾向。任何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是三人中最具爭議的一位。他生於日內瓦的中產家庭，為一天主教徒。1742 年，盧梭搬到巴黎，在這裡結識了狄德羅 (Denis Diderot) 等著名思想家、學者。受狄德羅之邀，他參與《百科全書》的撰寫工作。1750 年，盧梭以《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Arts) 聲名大振，文中批評藝術和科學腐蝕人類的道德。1755 年，他以《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表達了對自然狀態的理解，指出私有制是所有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往後的日子，盧梭發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愛彌兒》(Emile, or On Education) 等書。《社會契約論》闡述主權在民的觀念，政府權力來自人民的認可。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 (general will，公意) 所控制，公共意志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投票而產生。《愛彌兒》探討「個人如何在不可避免趨於墮落的社會中保持天性中的善良？」建構出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學。

盧梭後來反對伏爾泰在日內瓦建立劇院，指劇院傷風敗俗，導致他和伏爾泰反目。他未幾和百科全書派交惡，輾轉到了英國。那時，盧梭情緒不太穩定，心理開始出現問題。盧梭晚年寫有《懺悔錄》(Confessions) 和《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a Solitary Walker)，充分展現個性自由。1778 年 7 月 2 日，盧梭去世，享年 66 歲。

盧梭的主張是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旗幟。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批評，缺少客觀理性推理的基礎，盧梭對公共意志的解釋不可避免地導致雅各賓專政。托曼 (Jacob Talmon) 甚至認為，盧梭的公共意志是極權民主的引領觀念。

然而，斯文森 (James Swenson) 的說法或許比較妥當些：

「公共意志的概念完全是以盧梭的政治合法性理論為核心的……然而，很不幸，這卻是一個含糊且有爭議的概念。一些評論家只是將其看成無產階級專政或是城市貧困人士的暴政 (比如在法國大革命中的可能被目睹的一些現象)，但是這卻不是盧梭的本意。這一點在《論政治經濟學》中表達的很清楚，盧梭強調公共意志的存在是為了在混亂中保護個體，而不是要求個人為公共意志做出犧牲。」

馬克思將私有制視為萬惡，竊以為受盧梭對私有制看法的影響。

總評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

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內戰、美國獨立戰爭有著根本的不同。後者由信奉基督新教的資本家發動，旨在保障自己的財產不受統治者剝削。前者夾雜一群飢寒交迫的低下層人民，目的是求生存。

避免財產被奪，即本身已具財產，生活尚算可以，加上有一全能至善的超越者在上，故此英國議會派、美國革命軍比較理性，查理一世一人被處死，十三北美殖民地只要求英國承認其獨立地位。

法國革命前夕，國家負債累累，人民連麵包都買不起，卻要承擔重稅。教士、貴族們享有免稅特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生存已經很困難，還要看著一班打著宗教旗號作威作福的人，以及皇親國戚的醜陋嘴臉，內心憤恨可想而知。路易十六一味向人民要錢，人民竟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巴士底監獄被佔據，某程度上是路易十六不斷調動軍隊壓迫引爆了民憤。

誠然，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代表有不少是資本家，《網球場宣言》堅持制定法國憲法、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亦是充滿意義和有價值，但當巴士底監獄管理者侯爵洛奈因命令停火而被民眾拖出毆打、用刀亂刺，其頭顱被穿在長矛上繞城展示，這已是血腥獸性展露的標記，理性隱沒不彰矣！
 
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建立在人民的報復心理、激情和獸性上，不過如浮沙上造塔，終究維持不了。拉法葉叫路易十六接受憲法約束，走君主立憲，相對務實而理性，但他最後無奈逃亡美國，雅各賓派專政。人民的失控、非理性可見一斑。

路易十六也要負上若干責任。設想他不出逃而甘願下放權力，退一步，出逃而不留下那份聲明，人民的怒火未必會加劇。他仍舊要維護國王的尊貴，抱著老祖宗傳下的「君權神授」不放，卒之觸碰到敏感的野獸，被一口吞噬。

山嶽派和科德利埃俱樂部，是利用低下層人民的失控和怨憤，以成就一己的政治目的。他們懂得掌握群眾心理 (擔心外國聯軍支持國內貴族、教士，擁波旁王朝復辟)，予以煽動、火上加油，疏導則付之闕如。丹敦、卡米爾以民憤成就八月十日革命，二人終因民憤被送上斷頭台。把玩雙刃劍，受傷的始終是自己。

羅伯斯庇爾聰明些，認同恐怖暴力，順從民眾意願。然而，獸性之展露畢竟有筋疲力盡的時候，激情總有一日會褪色，當人民渴望過安穩的生活，政府動輒以「革命的敵人」拉無辜者上斷頭台，倒台是遲早的事。羅伯斯庇爾死後，保皇黨勢力迅速冒起，此多少是民心疲憊的反映。

拿破崙人如其名，是一荒野雄獅。當人民害怕聯軍壓迫，他透過顯赫的戰功將威脅消解，還可對外擴張，輸出革命。當人民厭倦動盪，他起來做第一執政，乃至恢復帝制。捨我其誰，當仁不讓。

然而，拿破崙之所以輝煌，全賴手上的炮兵、騎兵部隊，當獅子的爪牙被去除，加上年紀漸老，自然生命力量下降，其難免霸氣不再。失去霸氣獅子保護的法國人，唯有任人魚肉，波旁王朝終於復辟。

整場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基本上是動物本能和權力欲望的暢遂發皇，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全成為合理化動物本能和權力欲望的暢遂發皇的藉口。

英國保守主義者伯克 (Edmund Burke) 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裡批評法國大革命是「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政民主的改革運動」、「企圖切斷複雜的人類社會關係的實驗，也因此淪為一場大災難」。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甚至譴責法國大革命釀成「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唐君毅有一個很好的觀察：近代西方人原是北方蠻族，其生命精神與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有一內在的不調和，與對待 / 矛盾。他們下意識之私欲權力欲因而易於利用其文化意識中出自理性正義之理想或要求，以為作惡之工具。(參考＜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之省察＞)

這或可解釋法國大革命以降一連串慘劇何以會發生 (把敵人頭顱穿在長矛上繞城展示，顯然是蠻族未開化的表現，唐氏的觀察適用在大革命時期的法國)。

補充一點，由國民立法議會到國民公會，都是採取單院制。單院制不利權力制衡，較難牽制政府權力，容易造成獨裁統治。英國國會採取兩院制，分上、下議院。

公社、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後來被共產主義全盤接收，為世界造出更多慘絕人寰的災難。

拿破崙戰爭 (下)

1806 年，拿破崙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 (Continental System)，不准歐洲各國與英國進行貿易。葡萄牙暗地裡與英國有貿易往來，致使拿破崙 1807 年派兵入侵葡萄牙，展開半島戰爭 (Peninsular War)。

1807 年底，拿破崙趁西班牙內亂，扶植兄長約瑟夫出任當地國王。做法惹起西班牙教士和愛國主義者不滿，鼓動群眾反抗。法軍大肆鎮壓，始終無法控制局面，反而促成西班牙軍隊、游擊隊與葡萄牙民兵相配合，痛擊法軍。

1808 年，英國出兵介入半島戰爭，英葡聯手令法軍如墮泥沼，動彈不得，奧地利、普魯士看準機會，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伺機在背後偷襲法國在德意志地區的領土。

拿破崙親率大軍東征，奧地利軍隊一開始取得優勢，但勝利終於無法維持。1809 年 10 月 14 日，法、奧雙方代表於維也納的申布倫宮簽訂停戰條約 (史稱維也納條約 / 申布倫條約)。當時半島戰爭尚未結束 (換言之，拿破崙之前正面對兩線戰爭)。

俄國一直與英國有密切經濟聯繫，大陸封鎖對俄國本土經濟構成壓力，貴族和地主們無法將領地的原料外銷給英國，令俄國逐漸放鬆，乃至不願配合封鎖。英國商品經俄國源源不絕地進入歐洲大陸，拿破崙對此深感忿恨。1812 年夏天，拿破崙集結六十多萬大軍，兵分三路進攻俄國。

俄軍利用地形優勢誘敵深入，使法軍的補給線延長，方便截斷。同時採取堅壁清野的戰略，沿途放火，令法軍不可以戰養戰 (一邊作戰一邊搶奪補給)。法軍幾經艱辛攻入克里姆林宮，莫斯科早被俄軍放火燒成焦土了。

時值寒冷的冬季來臨，前線大雪紛飛，法軍衣衫單薄，水土不服，死於寒冷及疾病者甚眾，連火炮都打不響，無用武之地。拿破崙 10 月 19 日下令向西撤退，俄軍趁機偷襲，形勢慢慢逆轉。11 月底，法軍渡河時遭俄軍猛烈炮擊，死傷慘重。法軍全線大撤退，至華沙，原本六十多萬的大軍餘下不足六萬。

拿破崙靠炮兵、騎兵起家。炮兵需要接受專業訓練，短期內難以組建。偏偏半島戰爭、俄法戰爭令其炮兵部隊毀於一旦，死的死，傷的傷，被俘的被俘。加上他在俄國喪失大量騎兵和大炮。拿破崙以後接連吃敗仗，不復驍勇，這是一個關鍵。

庫圖佐夫 (Kutuzov) 元帥率領俄軍擊退拿破崙，音樂家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以此為題材，寫成管弦樂作品《1812 序曲》(1812 Overture)，此曲在西方音樂史上很有名。

拿破崙「敗給俄國冬天將軍」，英國、普魯士、奧地利等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向法國進攻。1813 年 6 月 21 日，法國在半島戰爭中戰敗。10 月，民族會戰 (Battle of the Nations，又稱萊比鍚戰役) 爆發，拿破崙用缺乏經驗的十九萬新兵，對抗三十萬聯軍，結果慘敗收場，法軍損失火炮三百餘門，六萬人陣亡、二萬人被俘。

聯軍向巴黎挺進，1814 年 3 月 31 日，巴黎失陷。拿破崙 4 月 11 日宣布無條件投降，13 日在楓丹白露宮簽署退位詔書，被放逐到愛爾巴島 (Elba)。

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返回法國，被立為國王，波旁王朝復辟。

然而，政治經濟問題的惡化，令民心思念拿破崙，希望他重新掌權。這時的拿破崙已垂垂老矣，身體變得越來越胖，身心俱疲，欠缺生氣。奪權雖然成功，但在滑鐵盧戰役 (Battle of Waterloo)，拿破崙卒之敗給英國的威靈頓 (Wellington) 公爵和普魯士的布呂歇爾 (Blücher) 元帥。

1815 年 10 月 16 日，拿破崙再次被放逐至聖海倫娜島 (Saint Helena)。1821 年 5 月 5 日，一代梟雄在島上去世。

拿破崙 1814 年戰敗投降後，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隨即召開以解決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導致的一系列問題，確保歐洲的長久和平。

是次會議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 (Metternich) 主持，與會者包括卡斯爾雷 (Castlereagh，英國代表)、塔力蘭 (Talleyrand，法國外相)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腓特烈．威廉三世等。會議試圖在歐洲建立一套勢力均衡 (balance of power) 的體系，保護各專制王國的既得利益之餘，壓抑民族主義和革命浪潮。

法國人民在 1830 年 7 月發動「七月革命」，把波旁復辟後第二位國王查理十世迫走，標誌著保守力量再不能抑制法國大革命後日益上揚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路易菲臘以「公民國王」的姿態上場，不久因拒絕改革而盡失人心，被迫放棄王位，逃亡英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拿破崙的侄子當選共和國總統，即拿破崙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