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財產被奪，即本身已具財產，生活尚算可以，加上有一全能至善的超越者在上，故此英國議會派、美國革命軍比較理性，查理一世一人被處死，十三北美殖民地只要求英國承認其獨立地位。
法國革命前夕，國家負債累累，人民連麵包都買不起，卻要承擔重稅。教士、貴族們享有免稅特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生存已經很困難，還要看著一班打著宗教旗號作威作福的人，以及皇親國戚的醜陋嘴臉，內心憤恨可想而知。路易十六一味向人民要錢，人民竟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巴士底監獄被佔據，某程度上是路易十六不斷調動軍隊壓迫引爆了民憤。
誠然，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代表有不少是資本家，《網球場宣言》堅持制定法國憲法、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亦是充滿意義和有價值，但當巴士底監獄管理者侯爵洛奈因命令停火而被民眾拖出毆打、用刀亂刺，其頭顱被穿在長矛上繞城展示，這已是血腥獸性展露的標記，理性隱沒不彰矣！
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建立在人民的報復心理、激情和獸性上，不過如浮沙上造塔，終究維持不了。拉法葉叫路易十六接受憲法約束，走君主立憲，相對務實而理性，但他最後無奈逃亡美國，雅各賓派專政。人民的失控、非理性可見一斑。
路易十六也要負上若干責任。設想他不出逃而甘願下放權力，退一步，出逃而不留下那份聲明，人民的怒火未必會加劇。他仍舊要維護國王的尊貴，抱著老祖宗傳下的「君權神授」不放，卒之觸碰到敏感的野獸，被一口吞噬。
山嶽派和科德利埃俱樂部，是利用低下層人民的失控和怨憤，以成就一己的政治目的。他們懂得掌握群眾心理 (擔心外國聯軍支持國內貴族、教士，擁波旁王朝復辟)，予以煽動、火上加油，疏導則付之闕如。丹敦、卡米爾以民憤成就八月十日革命，二人終因民憤被送上斷頭台。把玩雙刃劍，受傷的始終是自己。
羅伯斯庇爾聰明些，認同恐怖暴力，順從民眾意願。然而，獸性之展露畢竟有筋疲力盡的時候，激情總有一日會褪色，當人民渴望過安穩的生活，政府動輒以「革命的敵人」拉無辜者上斷頭台，倒台是遲早的事。羅伯斯庇爾死後，保皇黨勢力迅速冒起，此多少是民心疲憊的反映。
拿破崙人如其名，是一荒野雄獅。當人民害怕聯軍壓迫，他透過顯赫的戰功將威脅消解，還可對外擴張，輸出革命。當人民厭倦動盪，他起來做第一執政，乃至恢復帝制。捨我其誰，當仁不讓。
然而，拿破崙之所以輝煌，全賴手上的炮兵、騎兵部隊，當獅子的爪牙被去除，加上年紀漸老，自然生命力量下降，其難免霸氣不再。失去霸氣獅子保護的法國人，唯有任人魚肉，波旁王朝終於復辟。
整場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基本上是動物本能和權力欲望的暢遂發皇，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全成為合理化動物本能和權力欲望的暢遂發皇的藉口。
英國保守主義者伯克 (Edmund Burke) 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裡批評法國大革命是「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政民主的改革運動」、「企圖切斷複雜的人類社會關係的實驗，也因此淪為一場大災難」。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甚至譴責法國大革命釀成「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唐君毅有一個很好的觀察：近代西方人原是北方蠻族，其生命精神與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正義、共和有一內在的不調和，與對待 / 矛盾。他們下意識之私欲權力欲因而易於利用其文化意識中出自理性正義之理想或要求，以為作惡之工具。(參考＜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之省察＞)
這或可解釋法國大革命以降一連串慘劇何以會發生 (把敵人頭顱穿在長矛上繞城展示，顯然是蠻族未開化的表現，唐氏的觀察適用在大革命時期的法國)。
補充一點，由國民立法議會到國民公會，都是採取單院制。單院制不利權力制衡，較難牽制政府權力，容易造成獨裁統治。英國國會採取兩院制，分上、下議院。
公社、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後來被共產主義全盤接收，為世界造出更多慘絕人寰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