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貞革新」是中國近古史 (中唐至清鴉片戰爭前) 一件大事，它可視為北宋慶曆及熙寧變法、明朝張居正改革的先聲。
改革陣營的成分
要研究「永貞革新」，必須先注意到王伾、王叔文的特殊身份背景。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是杭州人，王叔文是越州山陰 (今浙江紹興) 人，在唐朝重視中原世家大族的大背景下，二人身處官僚系統之邊緣，可想而知。
再看二人擔任的官職，為翰林待詔，翰林待詔非翰林學士。唐玄宗時，詩人李白曾任翰林待詔。待詔也者，顧名思義，「凡文辭經學之士及醫卜等有專長者，均待詔值日於翰林院，以備傳喚」，這是一個閒職。二王任翰林待詔，更見其邊緣地位。
最後，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書法、弈棋都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學問，不如治詩賦經書。朝廷官員在學養修為方面亦未必為二王所折服。
這樣一類人物主導改革，改革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幸好王叔文出身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且略懂治國之道，不時站在太子的立場為其思量，加以提點。
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讚，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叔文卒之獲得太子李誦信任，連帶王伾也得寵 (叔文勢孤力弱，需要找一身份背景近似的人以作支持，王伾是個好選擇)。
當時朝廷盡是輕蔑的目光，王叔文於是馬上要建立自己的黨羽，他選中韋執誼、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
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
(韓滉為韓休之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韋執誼出身京兆韋氏。京兆韋氏是一個以京兆郡為郡望的韋姓士族，家族共出宰相十七人。王叔文聯結韋執誼，是希望借韋執誼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然而，韋執誼品格有問題，為人頗勢利，見以下一條：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 (唐憲宗)
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杜黃裳，京兆杜陵人，杜如晦六世孫。京兆杜氏和京兆韋氏齊名，但杜黃裳的道德氣節顯然較高，王叔文藉功利的韋執誼拉攏世家大族，不見得明智。
陸淳出身江浙地區，和二王背景相同。
呂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其好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自比，懷有匡時濟世的熱忱。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可是，他們做事不循常規，用人唯親，經常透過授予他人想要的官職，以取得他人支持，擴充自己的門戶。
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撥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其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和二王不謀而合。
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李景儉是李瑀之孫，李瑀是唐睿宗的孫子、寧王李成器的兒子。沒落皇族的後代，借考科舉中進士入仕，其成長經歷已和一般平民無異。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都是「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他們自然難居相位，只可把持臺諫，所謂「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
出身望族的韋執誼後來拜相，王叔文特別與他緊密合作。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零五年，二月)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挾天子以令諸侯
王伾、王叔文陣營之脆弱，在「張正一等人被貶」事件中充分反映。
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仲舒，《舊唐書‧文苑傳下》：「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裴延齡是德宗朝之奸臣，擅長阿諛逢迎、結黨營私，以聚斂為長策。仲舒站在他的對立面，其為人不失正直。
劉伯芻，《新唐書‧劉伯芻傳》：「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風度高嚴」。
張正一與二人為伍，德行當未有虧。
王叔文卻因「疑正一言己陰事」，安排韋執誼誣陷三人「交結朋黨，遊宴無度」，將他們遠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叔文猜疑心重，背後源於自身陣營之不牢固，易遭攻擊而瓦解。
太子李誦不久中風，失去說話能力，德宗憂心忡忡，未幾病逝。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擁立李誦為帝，是為唐順宗。這對二王陣營來說，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八零四年) 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八零五年)
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已，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塚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順宗身體虛弱，不能言語，需要靠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傳話。王伾、王叔文對內依附李忠言、牛昭容，對外跟韋執誼、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聯手，儼然一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架勢。
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與王叔文之間，又以王叔文比較有學識，深謀遠慮，少有南人習氣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
「永貞革新」的真正牽頭者，實為王叔文。
短暫的革新
「永貞革新」由貶謫橫徵暴斂的京兆尹道王李實為通州長史揭開序幕。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貶通州長史。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從「市里歡呼」，可見改革獲得老百姓支持。
接著是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 (稱為五坊小兒)，整頓稅收，廢除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官，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時，王叔文積極為改革陣營爭取更多支持。
王叔文用德宗朝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杜佑作掩護，自己充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實際掌握國家財政。他打算用國家公帑巴結官員，收買地方節度使，以鞏固改革派在朝中的地位。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動之以財利，假如對方是市儈貪婪之徒，固然奏效，但誠如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遇上道德修養較高者，財利往往無用。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 (武則天曾侄孫)
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認，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強直名，止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加上獲「天下重望」的名相賈耽、鄭珣瑜 (出身滎陽鄭氏) 不齒改革派的處事作風。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改革得不到光明力量支撐，實在難以為繼。
尤其艱困的是，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痛恨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聯合鄭絪、衛次公等冊立李淳 (後改名李純) 為太子。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另一權力核心正在形成，再無法「挾天子以令諸侯」，改革難產了，故此王叔文臉有憂色，口不敢言，不斷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乙已，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叔文、韋執誼交惡
李忠言、牛昭容被排斥於新權力核心之外，韋執誼和王叔文之間也逐漸出現矛盾。
韋執誼為人本唯利是圖。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叔文自太子被冊立後失勢，遭架空。
(五月)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韋執誼一方面自覓攀附新權力核心的出路。
(四月)
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一方面不怕和王叔文大唱反調。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由「既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以及「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韋執誼未必因王叔文失勢而刻意唱反調。
不過，看在王叔文眼裡，昔日盟友處處不依自己意見，碰巧「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發生，其自不免將二者關聯起來，而仇怨韋執誼。
永貞內禪與二王八司馬事件
王叔文最後一步棋是：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他以老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名義上主管京西、神策軍，實際由行軍司馬韓泰幕後操縱。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中唐以後，宦官手握神策軍，能與之相頡抗者，唯地方藩鎮的部隊。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在永貞元年六月上表批評王伾、王叔文等人，獲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附和、響應。
癸丑，韋皋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癒，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遍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奸。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宦官方面，其亦知悉王叔文的圖謀，叔文終無法奪取京西、神策軍。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功敗垂成，王叔文只好借為母守喪去職。
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如上所述，王叔文乃「永貞革新」的真正牽頭者，他一離開，韋執誼立即「不用其語」。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忷懼。(《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王伾及其黨羽「皆憂悸不自保」。
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八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迫順宗禪位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
(七月) 乙未，制以「積疢 (疾病)
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啟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唐憲宗李純即位，盡數重用舊人。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翌年遭賜死。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被貶為虔州司馬，陳諫被貶為台州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韓曄被貶為饒州司馬，凌准被貶為連州司馬，程异被貶為郴州司馬。十人俱被貶遠地，以示往後不復起用，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八月)
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九月)
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十一月)
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婿，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准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永貞革新」壽終正寢。
總結
中唐門閥世族政治力量仍然雄厚，王叔文一介布衣，要發動變革，只能扶植一世家大族出身的人為相，同時盡可能擴大自己的黨羽。他和他的盟友自比伊、周、管、葛，反映他確實想為國家復興做些事。奈何平民出身的他，夾雜坊間的市儈勢利，所用皆為唯利是圖的人。世家大族看不起他，賢人君子避之則吉，變革本身又觸及宦官的既得利益，「永貞革新」失敗收場，乃勢所必然。
北宋有別於中唐，門閥世族已經瓦解，故范仲淹及王安石得以拜相。宦官、藩鎮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因循保守的職業官僚集團。范仲淹是蘇州吳縣人，藉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舉薦而出任參知政事，歐陽修、蔡襄、余靖等人皆為南方人、科舉出身，屬臺諫官員。王安石跟韓維、呂公著結交，韓、呂出身北方望族。安石為江西人，重用同是南方人的呂惠卿，而呂乃唯利是圖的小人，惹得朝中眾大臣一致反感。兩場變法都和「永貞革新」有若干相似點
(王叔文是南方人，與同是南人的王伾友善。劉禹鍚、柳宗元、陳諫屬臺諫系統，唯利是圖。韋執誼出身郡望)。
明太祖廢相，內閣首輔擔負起原本屬於宰相的一切職務。宦官捲土重來，張居正改革，勾結馮保、李太后而得失其他宦官，類似王叔文勾結李忠言、朱昭容而得失俱文珍、劉光琦等。他又積極控制臺諫，亦與叔文同。
三場革新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主人翁或被殺，或鬱鬱而終，或死後遭清算。他們的初衷是良善的 (利用改革以圖中興)，下場是悲慘的
(不被後世諒解)，發展形態、軌跡是類近的 (非高度接近，只是些微相似)。竊以為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參與現實政治所造成的悲劇之一形態
(另一形態為東漢之黨錮、清初之文字獄)，血腥地、無情地展示出儒家「得君行道」思維方式的錯誤與荒謬。
欲根本消解此悲劇，必須：
(1) 承認明君難得而對統治者權力作出制度上的限制；
(2) 執政機構本乎民意兼按照民主選舉程序產生並可定期撤換輪替；
(3) 制訂國家憲法保障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新聞等一系列基本自由，以監督施政。
此乃中國近古史這一番曲折帶給今人最大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