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十四、論春秋戰國時期思想之四

老、莊、荀及韓都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和春秋不同,戰國已是一個只求富國強兵的時代,又是一君主權力急劇上升的時代,故此,這時期的思想家也有著和以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傾向。如老子,便倡言小國寡民、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統治術;莊子則有逍遙齊物的思想,實則是對戰國亂局的反動;荀子有尊君、法後王的思想;韓非則有耕戰思想等。以下將詳析老子及莊子兩人的思想內容。

【老子】

老子的生卒年月不長,近人胡適謂老子生於孔子前;梁啟超、馮友蘭、錢穆等則認為《老子》是戰國末年書,老子該在孔子後;亦有謂老子本無此人,《老子》書只是當時一班思想相近的人合編而成(持此說以西方學者為多)。

姑勿論當中細節,《老子》,按傳統《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前一節是傳統老子之生平,後一節是傳統對老子書寫成之因。這裡引此兩段文字不是為了用來息近人紛爭,而是作為歷史重視傳統說法的表示而已,事實上,仔細觀看的話,這兩段文字一來資料不足,二來當中資料是含混的,勞思光在說老學時曾對這兩段文字作了一番詳釋,可參考(見《中國哲學史》。

本文旨在述老子思想大要,故不再在其生平上考慮,不過,若學者有意考慮這問題,這亦是一番有益於史學的成就。

讓我們回到老子思想去,老子思想的地位,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說老子是道家第二階段人物,是接著楊朱發展的,其在《新編》解釋,大意是:道家乃隱士之流,重全身保命,楊朱最直接是重貴生,貴生即奉行享樂主義;但享樂過度必令已受損而不可補,當中遂有物極必反的意味及養生、寡欲的透出,而老子說的正是這些內容,故楊朱最先,次為老子可矣。這說法是可從的,而馮君在《簡史》續說莊子為第三階段人物,《新編》的解釋是:老子仍有避禍、養生的傾向,把這些傾向推至極至,則是視禍不再是禍,是死不再為死,即破禍福生死,莊子說的正是老子思想的極至,則莊子是承老子再進一步。依此思路,則老子先於莊子亦見。

不過,老子既是戰國末年書,老子怎可能是早於莊子?馮友蘭的解釋可作參考,其說老子或生莊子前,寫了一部份老子書,莊子即承這部份思想加以發展,但老子書還有一些部份是後人加上而不是老子寫的,此部份則可能和莊學無關或是承莊學之後了,這部份加上老子的部份合成《老子》於戰國末出現,實則老子的部份或是於《老子》出現前已出現,這大概是老子及老子書一先一後的原因。

以上仍不是老學的討論,但說思想史就是要處理這些問題,總之,依馮友蘭之說,老子其人在莊子前,而其書則在莊子後,但大家都是戰國時代道家的思想則一。

老子思想可分宇宙生成論、人生修養、政治、文化四方面說明。在逐一說明之前,先提醒一下,先秦思想是甚少說宇宙生成論的,只有後來陰陽家的鄒衍說過,儒、墨雖言天,卻沒言天生成萬物的經過,道家有此方面的思想,可以是一創新。但同時,亦因其異常特出,故有學者質疑用宇宙生成、形上學解老子部份思想是前人出錯所致(如Chad Hansen認為把老子道解成形上之道是受當代新儒學影響,非老子原意),這是一個哲學史上的爭論,但治思想史者也該知道,否則空言老子言形上的道是沒有意義的。

本文不打算用反傳統的方式解老子,故仍承認老子有宇宙生成的思想。在這方面,老子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萬物所以產生的總根源,老子又言:「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即是道,天地萬物皆由無到有,由無生萬物,這亦是道為萬物總根源之意。

除此意之外,道亦是宇宙萬物生成所依循的規律,老子曰:「反者道之動」,這裡的道是規律義,某一事物向它的反面轉變,轉至另一事物,這是生成規律內部的一種變動,故曰:「反者道之動」;又有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句可解成人、地、天皆法道,道則效法自己,效法多是效法行為規律,此處的道亦是生成之規律義。這是道在老子思想中另一意義。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道這個規律是不可言說的,也沒有名字,道只是代名,非常名。凡可以言說則不是常道,即老子原意的道。(請注意這是傳統之說法,思想史一本傳統,故從之,實則近代詮釋多不信老子對道的思想是如此解釋的了)。又道是超乎物外,超越時間、空間,是無所不在的,其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即此意。

概言之,宇宙生成上,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總根源,也是萬物生成所依循的恆常規律,道不可言說,也沒有名字,凡可說可名的皆不是老子之道。

這裡可補充一點,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解「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一種本體論說法,非宇宙論,無、有、天地萬物是邏輯先後,非時序先後,這亦是一可行解法,老實說,單憑這兩句是很難斷定老子是想從本體論談道,還是宇宙論談道。為了維持歷史的客觀,現補充此一點,以讓後人仔細研究,暫不評論。

其次,在人生修養上,老子帶有「物極必反」的思想。其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一件事物發展至極點,即會向它的對立面轉化,有人稱這是一種辯證法思想,但值得提醒的是它決不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更不可用馬克思的標準評老子。老子是沒有對立統一及否定的否定兩條定律的,故不同於馬克思。但在當時的歷史時空言,能看出物極必反亦是一種洞見,即為進步,所以,沒有兩條規律是無損其代表當時的進步的,此層不可不辨。

禍之極至即生福,帶出一種樂觀的人生,影響後世中國人,尤以抗戰時最烈;福之極至為禍,這亦令人不敢因現時的福而忽視禍的可能降臨。但何以免禍?有兩方面。就積極方面,人可在有福時植入避禍的種子,如有心理準備對付隨時而來的禍即為一例,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就消極方面言則為知足、知止,不爭。其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即說各種欲會生出弊,故人要「知足寡欲,知止不殆」,又曰:「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既不爭而又知足寡欲,即使遇禍,人生的跌蕩亦不大,這無疑有益人情平和的維持。人情平和的維持即為靜,這也是老子所重;不爭的另一面是守柔,人要做到柔、靜,皆是老子人生修養的理想。

老子全書很多地方是對聖人說的,聖人,即君主帝王。所以,其人生修養上亦重帝王之修養。老子說:「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這即是說聖王不可帶有私欲直接干預事務,當中也含物極必反的思想。又曰:「聖人皆孩之」,君主要持嬰孩般的純真之心,即赤子之心,這也是對聖人的人格修養論。

第三,就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張無為。其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好靜、無事、無欲,實是同一意思,即君主不加干擾人民生活,而任人民自為。但不加干擾不是什麼措施也不行,而是因應人民需要,隱約地施行對人民有利之政,不圖虛名。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仍需烹,但不是大幅度的移動那小鮮,用於喻無為政治,即國家仍然要處事,但不時常干預人民。此為無為一意。

老子又對理想國家作了描述,其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國小而民亦少,結繩而用,即不用言語而回歸原始自然時代,這是老子政治理想一特色。而老子更主最佳的政府是只讓人民知道它的存在即可,不用刻意做事以展示其存在。後人多以此說老子有無政府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對於前一說,筆者認為不可如此說,因老子書中仍重視君主的作用,且仍是有國家觀的,至於後一說,則我們說他有原始自由主義的想法也無不可。

以上是老子政治上的思想,大意主要是君主要無為,令百姓無不為;國家的規模要小,要返回自然;政府也不可太張揚其存在,而該蔽而不顯。

最後,在文化上,老子是極度反對周禮的,但它和孔子思想是不相衝突的。我們試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了解。戰國之世,禮樂已崩,不崩的也已失去原來精神,徒具形式,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某程度上老子也是這種想法,沒有精神的禮樂,何必仍然要行?故老子反禮思想遂生,實則這種反禮是反虛偽、形式化的禮,不是反孔子真情實意的禮,二者不衝突乃如此。

老子之世,禮已衰敗,無力再挽救社會秩序,也無法為人的行為規範,故其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既把亂歸於虛偽的禮,他自不主張學禮,他說:「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聖智、仁義都是就虛偽及形式的聖智、仁義言,這些皆必需全部摒棄,不可學,亂局才可收拾。

他又言:「智慧出,有大偽」,「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則除了禮外,智巧也是老子反對之列。文化於春秋多表現於西周遺留的禮樂,戰國又見於當時的工具理性計量上,老子反禮又反智,則我們不妨可說老子是對文化採反對、消極的態度。

錢穆曾言老子對文化的態度偏於激進,禮樂亦是人依自然而生出的,依老子順其自然之思路,實不宜說其生禍亂加以反對,禮樂亦是自然,老子尊自然,自不可反禮樂。可是,老子非反自然之禮樂,而是反虛偽、形式化,桎梏人心的禮樂,依此,錢穆之說未免欠允當。

總四方面而言,老子在宇宙觀上以道為天地萬物的總根源及規律;而人生理想上,他則求人能知足寡欲,並遇福不驕,遇禍不沮喪;政治方面,老子主無為,又主返歸自然,小國寡民;文化上則老子反對形式化的禮節。老子的思想後來被莊子所承,或更進一步,以下將論述莊子思想。

【莊子】

莊子,名周,戰國時人。按《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則莊子曾任蒙漆園吏,也本於老子思想立說可見。但這段文字和記載老子生平的一樣,資料畢竟過於簡短,因而其生平細節何如,我們實不易知。

莊子,傳統說法謂其主要負責撰寫《莊子》內篇七篇,外、雜篇則是莊子後學的手筆,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即持此說。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則認為我們不可確定《莊子》書中哪些篇章是莊子寫,哪些不是,我們能說的,只是《莊子》包含有道家一、二、三階段的思想,是一本道家著作的匯編。此說近代學者更有推至其極,說《莊子》只是一本由思想相若的隱士們前後合編的書,本無莊子其人。不過,不論如何,和處理老子一樣,我們只需了解一下即可,不需深入,我們要深入的,是《莊子》的思想要領,以及當中和戰國的歷史時空的關係。

莊子的思想主要表現於《逍遙遊》及《齊物論》,另外,《人間世》及《應帝王》等篇亦有關於莊子對政治的看法。以下姑且把莊學大意分宇宙觀、人生修養、政治、文化四方面分析。這種分法和我們解釋老子時所用的是相同的,我們借此或可更見老莊之間的異同。

首先,就宇宙觀方面,莊子亦言道,和老子同。其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道是先天地而存在的,注意「自古而固存」,即道在莊子書中亦是一超乎物外,超越時間、空間,是無所不在的本體,是老子思想的發展。莊子又曰:「道在屎溺」,則又是道無處不在意。

至此而補充一下,老子曾曰:「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即道是處於眾人之所惡,而莊子答東郭子的話中,所說道所在之處,亦是越說越下、越卑賤的,故東郭子曰:「何其愈下邪?」,當中是很有意思的,由此亦見老子及莊子思想的連貫處。此為莊子對道的看法。

除了道外,莊子又言氣,他認為萬物皆一氣之所化,氣在老子也有言,曰陰陽,這又是莊子的繼承處。

簡結而言,宇宙觀上,莊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是相同的,同為宇宙萬物之本根,而且超越時空,也不能為人用言語可說,這些在上述引莊子的文字中可見。而莊子又是主萬物皆一氣所化,後來宋儒張載亦深受影響。

其次,在人生修養上,莊子主張遊,遊又建基於一種懷疑主義之上,此層涉及的問題頗多,我們宜先述莊子此部份思想如何生成,再進一步研究。

莊子的懷疑始於對當時的行為規範學說的不以為然。當時的學說以儒墨為主,過去的文章已詳,儒主推愛而斥墨無父,墨主兼愛而斥儒自私,此為儒墨之是非。可是,對莊子言,儒墨是否就是道,是絕對真確呢?莊子既認為道不可言說,儒墨卻用大量言說談道,則莊子自不以二者為道。加上儒墨均是站在不同立場而攻擊他人觀點,既不知一己之偏,又不知他方之優點,其說更不可能是莊子的絕對之道。既不是絕對的道,則他們的道只是相對,莊子由此生出有沒有絕對的道的懷疑。

這種懷疑不是沒有證據證明的,《莊子》中僅是齊物論即有不少疑問句,疑問就是不確切有沒有終極的真理,即道存在,故莊子某程度上是有懷疑主義傾向的(不過不同於笛卡兒一路的懷疑主義)。而既不知有沒終極的道,即世上任何道(包括儒墨)皆不可為終極之道,則持不同道的人實亦不可相互排斥,而該相互接納,接納而可於不同情形下用不同的道,這即是遊。

以上析述是散亂的。但可以如此說,莊子見於世上所有道皆相對,遂懷疑有無絕對的道、真理;另一方面,既不知有沒絕對的道,則所有道自是一律同等(皆相對),齊物是就此而言,而你我同等,即可溝通而不相斥,再而可相互使用,到了使用一層,就是遊了。莊子言:「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又曰:「莫曰以明」,既明世上道之相對性,即可以用世上各道而不斥之,能應無窮,能逍遙遊於各觀點立場之間,這可說是莊子人生修養的第一個要點。

明道之相對而能遊是莊子人生修養上一思想,此外,莊子亦主破除分別,以達道通為一之境。人之所以相互指斥,一是不明道的相對,一是有你我、是非、善惡等的分別,而人何以會分別,即在人成心之作用。成心,令人可分別,成就知識;但另一邊廂,成心亦令人執己見,因而相爭不休。莊子既認為爭論是不應該的,則其必認為造成執己見的成心也是不應該有的,於是,他遂提出破成心的說法。

破成心可分兩層說明,第一層屬思想方面,明白道的相對性、是成心區分的結果,明乎此,人自不會再執己見,成心可破,此是思想上的破成心;第二層屬實踐行為,透過坐忘以忘己及彼,忘一切分別,此是行動上的破,實則其主要仍是升進思想上的破,這層觀顏回坐忘可知。

所以,莊子的懷疑主義及遊是破分別心的主因,第一要點又歸入第二點。人可破除分別,即能道通為一,其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這「一」即是破成心而帶來。

為了更清晰莊子人生修養是說什麼,我們或可重新鋪陳:莊子在人生上教人破除成心,偏執己見,行動方式是坐忘,思想方式則是明白世上之道的相對和無一絕對的道,以及一切分別皆非實有,只是成心所產生。人能破成心,即可遊於各觀點之間,這是莊子的人生理想。明、成心、遊、齊物,至此一線貫通。

人能破成心,則一切分別不再,生死不再,我彼不再,物我也不再。試回想馮友蘭的話,道家自始即是貴生、重己,至莊子時,既再無分別,則重己又是重物;愛生又是愛死。如此,則死又何嘗要害怕,物我又何嘗不同呢?《莊子》記莊子妻死,莊子鼓盤而歌,當中表現的思想即是「死生既無分別,何必悲傷?」。因此,隨成心之破,必推出莊子會主張通人我,外生死之說,而人的情感又因此不會為他人死而過於悲傷,情能有節,即不為過,其曰:「哀樂不能入」在此。

人無彼我之分別,又不會再爭名爭功。《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有己才會求功求名,而己出於分別心,至人(道家莊子的理想,近儒家言君子,作為一種ideal)分別心已破,一切己功名自亦破了。

到此,莊子的人生修養大意已盡,因其複雜之故,試如下表示:

【坐忘+明白道的相對、世上不知有無絕對的道+一切分別只是成心的結果

→破成心

→道通為一

 →外生死,使哀樂不能入

 →通人我,使物我無別(見莊周夢蝶)

 →無己,使功及名皆無

 →遊於各觀點之間】

在政治思想上,莊子也主無為而治。他不主張刑罰洽國,其曰:「昔者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可見其不同法家。莊子又言絡馬首、穿牛鼻是違反自然,用於政治上,則莊子亦認為仁義禮智的實施是違逆人性,故不採。此處,我們可見莊老之同,莊子亦是見仁義禮智已趨形式化、不合時宜,因而反動,和老子是相通的;而其主張順應自然天性,也和老子的思想相同。

莊子的政治理想是什麼?其曰:「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在下人民本乎人性自然為善,為仁義禮智,不刻意造作,這裡明顯是和孔子相合的思想,不是相斥,其只是反形式化的禮,不是反禮本身,這又是和老子同。在下如此,在上怎樣?其曰:「汝游心於淡,合氣與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聖王不含私心辦事,順人民之需給予,自然而行,這亦是老子思想。據此二則,我們可斷定莊老在政治上思想是一致的,以上是莊子政治思想的論述。

最後,文化方面,莊子既反禮樂,自不教人讀儒書,學主要是學會依道而行,因應環境作合理決擇,所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也。而《養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已而為之者,殆而矣已」,不顧一己生命之有限求無限的知識,只會死亡,故不重知識。不過,這裡又需清楚,莊子此處不是叫人不讀書不求學,只是叫人不向日常無用的知識著手,中國古代儒道思想皆重人的真情實意,由此而發的思想,當求,不由此發,則不求,莊子意思,只是叫人不求後一類思想,不可不辨。

和老子作比較,莊子反禮樂、反不依生命而發的知識,即智巧,一本自然真情,這亦是和老子相同處,後世多言老莊、莊老道家,是有原因的。

總全文而言,老莊在宇宙觀、政治、文化上的想法多是相同的;而人生修養上,老子仍主避禍,又主物極必反,故要知足寡欲;但到了莊子,卻因打破了一切分別,故已無禍福、正反、生死的分別,其人生理想遂由避禍貴己轉成和道(即天地萬物)合一、不畏生死等,這亦是老莊之異處。不過,二人思想雖有同有異,其皆因應歷史時空的需要發展則一,此宜另外撰文再述,暫畢於此。

十三、論春秋戰國時期思想之三

由春秋下迄戰國,思想界上先有孔子的存承周禮,再有楊朱的為我及墨子的以利為義,這在前二文已詳,不贅。於當中,我們可見孔子的思想出現最早,故亦極有周禮可恢復的想望;至楊朱墨子之時,周禮顯然已不可復,故或主廢除,或主改易,不再言復禮,當中固是和儒家思想對反,但這也是符合時代之發展的。

楊墨之言盈天下,令儒家孔子開出的系統受衝擊,加上孔子思想本不是完整的體系,需待後人加以補充完成,於是,孟子的出現,遂成儒家思想復盛的原因。現即述孟子的思想。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之世,相傳師承子思一路。孔子身後,後學眾多,但主要思想路向以曾子及子思為代表。這是傳統說法。近代有郭店儒簡出土,當中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進路,一重以心改性,一重性之自主為善,這亦可說是後來孟荀學說相異的根源。

孟子的思想表現於《孟子》一書,此書依然是語錄體,屬於語錄體的說理散文。而其思想則主要可略分成人性論、道德修養、政治、經濟四方面闡述。

首先,就人性論方面,孟子上承孔子言仁的精神,重視人的自作主宰,但其不再用仁立言,而改用性,這亦是受孔子後學的影響,從郭店儒簡可見。其和告子對話,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則答:「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顯見告子認為性無善惡,而孟子則主性善說。

性既是善,何以為惡?孟子再言:「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即性是受外力影響而為惡也,非性之本身如是。

孟子言性,後人又稱其為義理之性,這實是宋儒之語,宋儒言義理之性多對揚於氣質之性,而性除了陸王一路外,多是主性即理,理是靜、不動的,則性亦然。於此,我們顯見用義理之性釋孟子的性之當中問題,義理之性是不動的,但孟子的性卻是能動的,這亦是其自作主宰的特色。因此,義理之性釋孟子性表面上沒大問題,實則仍有不確。那麼,如何可說清孟子性的真義呢?這仍要就孟子之文句解讀。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言:「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牟宗三說得好,其謂孟子即心言性,這可說是孟子之性的精義。性是自作主宰,是內在,是天生即有,而孟子亦云仁義禮智是內在,即性亦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又始於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性即是心也。至此,性不能離心說一意可見。

可是,或問:「何以要用性、心兩詞說同一東西?」,我們可承牟宗三的話再理解,性是虛位字,是抽空說;而心是就實說,是有情感的,能動的,心、性是對一體的兩面說,這或可作為解釋。

這種抽空及具體說看來或是難以理解,但依據思想史發展的歷程,我們很容易明白當中意思。因人的思想必由具體簡單轉入複雜,複雜則表現於抽象及鋪陳的細密上,孟子距孔子已遠,孔子具體言仁,是思想初發之表現,下至孟子,一方面要承具體說,故有仁義禮智;一方面亦要抽象化具體的思想,此即是性,承上啟下,故孟子這種處理是符合思想史的發展歷程的。

這或是說多了,但簡言之,人性論上,孟子即心言性,心,為道德自覺心(借用勞思光語),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心;性即是心,或稱心是性的四個面向,性、心皆是內在固有,不是後天外爍而可得,而性、心皆是天生而善,和告子言性無善惡也不同。

至於道德修養上,這是和人性論一脈相承的,人既天性本善,故為人,就要維持天生的善性,後來《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乃由天賦,即性善是人之天性意。人之異於禽獸,在於其有仁義禮智,即性之善也,無性善,人則和禽獸同,這是對人的嚴斥。故此,為人即要維持善性,在上是對天負責,在下是為人而不為一禽獸。

但或問:「性善是天生已有,何來行惡事此性即失去?」這層孟子有解。孟子言:「求其放心」,放,即放失,彼行惡事,彼之性善不會因而不見,但你卻使其蔽而不顯,不顯猶如失去,而失去則在彼之行惡之決定,決定是自主的,則性善,或道德心是由一己放失,故當人行惡時,其心即被行惡者放失,人要為善,就要求放心,求其放心實是孟子道德修養之法。以上或是較散亂,但大意是:人為惡,心即被隱藏如放失;而要為善,首要之務即為找回放失之心矣。

求其放心是孟子修養的一法。再進一步則是將四端(仁義禮智)擴而充之,擴充之法為推愛,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愛己之親至愛他人之親,如是而家國天下,人越能推愛,則越可減少自私自利,更能發揮人之善性,其曰:「盡心知性知天」,則是推愛達到的最高境界。

於上述,我們或可以發現孟子的推愛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延續,而又和墨子的兼愛相反。後來,墨稱儒自私,儒亦謂墨無父,即是此立場不同所致。

當中若要解釋,疑牽涉哲學問題甚複雜,不宜於思想史中處理,但姑且簡說如下:

儒本以符合人情之要求立說,而人之生命只有一源,即己之父母,用程顥語即「一本」,故愛在實行上若要合符人情,愛一定是要由己之父母開始,再及他人,否則即是不合人情,是不孝。此是儒家思路。墨家則由天下治亂的角度出發,要世治只有當人全愛他人而不含私心之下方可達,依此而往,必得視人父若己父之兼愛,而不是對己父愛多一點之推愛,二家在不同立場下看對方之思想,因而生誤會,遂起儒墨之是非。

回到孟子道德修養上,求其放心是第一步,再用推愛(或恕道)擴充一己之心,終至知性知天,這是孟子的大意。而人除了推愛外,又該作自身之反省,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曰:「反身而成,樂莫大焉」,反省一己有沒有做錯的行為,有則改,無則堅持,不受他人之動搖,自作主宰,如此日進,人則有一股浩然之氣存塞其間,而人亦可憑此而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此之為大丈夫。大丈夫之於孟子,猶如君子之於孔子,也是孟子的人生道德修養的理想。

以上可視為孟子道德修養思想的簡述,雖較簡略,但其他未述及的多依上述已說的各處發展。這亦見思想史寫法和哲學史的不同,思想史是記大要以讓讀者進一步研究,哲學史則是條分縷析一家一人思想,二者不同有如此。

在政治上,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說」,其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比國君更重要,是國家的基本,這是從前所沒有的理論。孔子曾有平民不可論政之思想,又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孔子處於春秋時期貴族勢力仍存的時代,因而發出。下迄孟子,貴族崩潰,平民階段上升,布衣士人橫議各國,農民亦對富國強兵有重要影響,孟子遂因而提出民貴君輕說,這某程度上是時代不同使然,但就思想史上孟子之說不失亦為一創見。

此外,孟子又主行王道而非霸道,其曾說對齊桓晉文之霸業未曾有聞,又言:「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當中所說對霸政顯是不以為然,而主君主行王道。行王道即本乎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而行推愛,能行王道則君主足以保四海,不行的話,則君主不足以保妻子。

但如何才是具體的王道的落實呢?這則牽涉到孟子的經濟思想。

就經濟上言,孟子是主張恢復井田制,井田制有為民制產的精神,只要不違農時,農產量即足夠人民有充足糧食了,孟子又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也是王道的具體內容。

這些內容對後世是影響深遠的,有好壞兩面影響。好是唐太宗用井田,為民制產,終至貞觀之治;壞是漢董仲舒及王莽皆恢復井田制,終至失敗。同為一制,何以一成功一失敗?因唐初乃戰亂之後,地多人少,故井田可行;但漢中業的情況不同,人多而地少,土地兼併亦烈,存有不少既得利益者,若於此時行井田,田既不足分配,既得利益者亦必群起而攻之,王莽之失敗在此。

孟子不明當中依情況而定之意,一昧倡井田為古聖王道之制,叫人君施行,這一來已不合工具理性審時度勢的精神,故其學於戰國之盛不及法家;另一面對後世儒者言,亦養成其守舊,不知應對新環境的思想,後一層的影響是深遠的,觀董子、王莽可見,治儒學者宜從史中了解。

當然,孟子之井田思想是源於他承繼孔子的政治觀。孔子言:「吾從周」,此是一種效法古代的思想,至孟子即明言主法先王,恢復井田即是法先王之表現。但法先王是不合工具理性精神的,故後來重工具理性的法家代表韓非即有「守株待兔」寓言非之,戰國君主亦多用法而不用儒,當中關節尤值了解。

簡略言,政治上孟子主王道,而經濟上,孟子則主井田之恢復,當中尤以法先王作背後引導的理念。這是孟子的政治經濟思想大意。

全文的大綱處,多在一項目之小結提及,故於此不再多述。但孟子的思想放於當時的歷史時空,是有比孔子進一步的地方。孔子言平民不可議政,孟子言人民在政治上很重要,開民本政治先河;孔子只言正名,為君要行君道,卻沒說君不行君道,人可如何;孟子則補此一空白,紂為君而不行君道,即成一匹夫,不再受天命,匹夫人人可諸,故曰:「聞諸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為君無道即無天之命,何以知其無道?在人民。人民不擁戴,君主即無道,為一夫,其受於天之命可革,這是孟子革命的思想,亦屬政治方面,其為孔子所無,故開新性、進步性顯然。

孟子之後,儒家之學由荀子繼續,而又因孟子拒墨,莊子因之而起,以後文章會續述四家不同人物的思想。

十二、論春秋戰國時期思想之二

上文已說過孔子的思想大要,我們不難發現,當中思想的核心仍是以保存周禮為主要的。這和孔子所處之時代自有關係,因孔子身處春秋的中期,而春秋和戰國唯一的不同是春秋仍有諸侯受周禮的殘餘影響,故孔子有如此的想法是合符歷史發展的。

可是,歷史是不斷發展的,隨著時間之推移,禮不再有影響力了,換來的是工具理性的計量及對舊禮的大張韃伐,孔子思想於戰國時無疑已是拉倒車,孟荀的繼起,遂可說是為孔子思想注入新生命。

本文依據思想史的發展論說,孔子後,楊、墨競起,皆是反儒,孟子曰:「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又言:「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可見當時楊墨之盛,對儒家學說亦構成嚴重的威脅。基此,本文宜先述楊墨的思想,再析論其他各家的說法。

【楊朱】

楊即楊朱,屬當時的隱者之流。孔子的行事,亦曾遭受隱者們的嘲笑,稱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對孔子的想法不重視有如此,楊朱既同為隱者,其反儒傾向也可見。

楊朱的思想只出現過在《孟子》中,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呂氏春秋》、《韓非子》等亦出現有重生、貴己、輕物的字詞,疑是楊子的思想。假若我們依上述的單薄的資料而略加重整,我們可知楊朱思想一要點必為重視生命,而且是一己之生命,己者,包括己之身與心,故一毛之不拔亦是貴己之表現(貴己之身)。這種思想和他隱士的身份也吻合,隱士之隱乃求全身而保命,不捲入亂事中而傷及一己,楊朱之思想正好是求貴己、重己之生,可見其吻合處。

或說只憑此一句為楊朱之思想未免過於簡陋,但文獻之所限,只可及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及《中國哲學簡史》曾作了一推演,我們或可參其說見多一點楊朱的思想。其分析如下:

因楊朱重貴己重生,故其必不對生命有所賤視,而重享受人生,後來《列子.楊朱篇》則含大量享樂主義的思想,《列子》固是偽書,但此部份的敘述某程度上是和楊朱理念有邏輯關連,則楊朱思想或有享樂主義成份在其中(見新編)。而政治理念上,《列子.楊朱篇》曰﹕「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 矣。」這未必是楊朱真的說法,但也可視為和楊朱相關的思想(見簡史)。

概言之,貴生、重己,故輕他人,也輕他物,這是楊子立場,和儒家重父母朋友君臣的大群主義相反,故楊學是反儒的。楊學亦因貴生,因而有享樂主義成分;而楊學求各人自保以達天下平,這種說法後來日益發展,也影響儒道兩家,儒以修身為平天下之本,道以無為作無不為之基礎,皆近楊朱可見。

楊朱無後學,馮友蘭稱其為道家思想第一階段人物(見《中國哲學簡史》),從其重己求自保的角度看,這說法亦可接受,楊朱之析至此。和楊朱對立的有墨子,現述其思想。

【墨子】

墨子即墨翟,《漢書.藝文志》稱:「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這是一個傳統說法,但已受質疑。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謂墨子乃某一手工業的頭領,近似現在我們所說的師傅,其徒則為跟他集工藝的弟子。這說法是可以的,因墨是一種剌面塗色以為奴隸的刑名,奴隸又多訓練成有一專門技術的技工,墨翟,依其名推斷,確可說是和工業有密切關係,是一工人。

工人在中國一直不及農業及知識分子受人尊崇,依此,我們可推測其思想趨向必是反動,且為下層人民發聲,使下層得和上層溝通。而儒家孔子代表周室貴族禮制的承存,屬上層;墨子以一下層身份立說,其不會重儒亦可知。

不過,這些只是就其身份推測其思想,現再細述其思想大要。其思想主要分十二項目:兼愛、非攻,再有非儒,下連節葬、非禮、非樂、節用;有尚同,下連天志、明鬼;有尚賢,下連非命。談墨家思想,大體不出這十二項目。儒家、法家、道家思想多難講,因其用詞意涵很闊,又多不易明之概念,墨家則只有這十二個,簡單明晰,這或是其優點。

墨子處於戰國初,比孔子又晚了點,戰亂更甚,墨子對這種亂局之緣起沒孔子思想得那麼多,他認為世亂是人和人之間不相愛的結果,故要治亂,就要兼愛。兼愛不是推愛,而是愛人父若己父,近似西方耶教之博愛,故李麥麥曾說:「墨翟是東方的基督」,這說法於此處看亦未嘗不可。

但這明顯和儒家重周禮的精神相違,重周禮必重血緣的親疏性,視人父若己父,豈不是置血緣親疏於不顧,後來孟子倒有一句批評:「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無君就楊朱言,無父就墨子言,墨子無父,和人情無當,遂為禽獸,這是孟子依傳統西周及儒家重血緣的立場立說之果,亦正中墨學要害。

兼愛如何可能,首先自是消除一切侵略戰爭,故有非攻的提出。非攻不是反戰,而是反對攻城略地之戰,對於防守戰,墨子是不反對的。他曾帶領墨徒為宋守城,可見他沒意反對守城戰。攻戰為何要反?因攻必出於己之私而無顧及他人,無顧他人即不能兼愛,故要令兼愛可行,只可非攻。而人人非攻,兼愛自達,這又是一體兩面之理。

兼愛、非攻,可說是墨子對當時亂局之心得,至於他的其他思想,則是針對他家(主要是儒家)思想、或舊有傳統而發,仍一本其為下層發聲的特色。

儒家向有三年之喪之禮,因父母曾於嬰孩期撫育三年,故子發喪盡孝亦要三年,這當中固是有深意,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三年之喪是為了令社會風俗變得厚德。墨子曾習儒學,其必知當中原由。

可是,如上所言,墨子亦是一工人,這就出現問題了。因生產工作是不可待慢的,否則生產少,收入微,生活必無以為計,這對工人是一大難題。儒士貴有人養,自可不愁衣食,但工人不然,墨子基此,遂倡節葬及短喪。短三年之喪,以加快生產恢復;節葬則是節省喪禮的花費,對下層人民言,金錢得來不易,況且人死不能復生,何必花費眾多?墨子持此考量,乃主節葬。

當然,後世評墨子多藉此說其不近人情,又說其只重功利效益而不重對先人的崇敬。可是,我們該考慮到他的身份是一工人,我們也該考慮當時禮制已日趨腐敗而徒具形式,這則明白墨子之說是具有某種儒家所沒有的開新意義。後來老子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為亂之首,當廢,這實是墨子思想的更激進一步,當然,老子未必是有意繼承墨子,時代使然,這或是墨老思想承襲一好解釋。

就人情言,墨子是有所忽視的,不過,儒家孔子是否不許易禮呢?又不然。孔子貴在不易禮中表現的精神,即仁。其弟子宰我曾問:三年之喪可否改成一年?孔子答:汝安則為之。孔子後來對宰我評曰:不仁,這是後話,但這件事本身反映一個道理,禮必有仁才有意義,即「仁為禮之本」義,無仁之禮,如不禮。孔子曾曰:「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祭必在乎有心,心即是仁。無心,即祖先存在也不會認為其存在;無心,祭了等同沒有祭。祭亦本仁才有意義。

依此,我們實可知只要不違仁,喪、祭禮的細節是可易的。那麼,墨子錯在哪裡呢?

答曰:他不是錯在易禮,而是錯在易代表仁的三年之上,如上言,三年其實是為了讓孝子表達其內心對父母之思念,即表現、成就其仁,墨子把三年易一年,易的行動故無錯,但此行動卻是令原有意義失去,這就是錯了。孟子之評,後世之評皆在此,此中深意,實值玩味。

但姑勿論如何,墨子兼愛、非攻、節葬、短喪之意有如此。另外,既節葬以節省金錢及物質的耗費,則日常生活上其節省金錢及物質的使用亦可知,此之謂節用。而古代以禮樂最無生產效能而又最浪費金錢,故主非樂、非禮,禮樂及三年之喪是儒家思想,則墨子變相非儒也知。

說至此處,我們不難看見墨子思想含有以利為中心的概念。以利為義,兼相愛交相利,利是墨子的思想一重心,實則十二項目中全是達利之手段,利者,非一己之私,而是天下之大利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用上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義比之,某角度言是確切的。

為天下之大利,必減少破壞而多建設、生產,積極面為促進生產,短喪便是為此,消極面為消除破壞及妨礙生產的一切,非樂、非攻是也。依此思路直看下去,墨子思想之意自清晰易見。

兼愛可說是倫理觀,非攻屬政治理想,節葬、節用等則是經濟觀。至於尚同,亦是一政治理想。人之所以紛亂乃因各為己利而不謀公利,假如有一權威立一公利而天下從之,這豈不是有助消除亂局,兼愛自亦可能。但權威的來源在何?在世為人君,在上即為天,故必推出尚同、天志說。群立一賢為君(有謂墨子這處表現了西方民主思想),再由此君立不同賢人為地方首長,再管理人民,人民同一於臣及君以為賢,謂之尚同。何謂能賢?能本天志而行,天志若何?兼愛及非攻,人、臣、君能行天志,即天下治,否則天會懲罰,故曰:「天志」,於此,可見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

這裡是含有極豐富的文化史價值的,有說墨子尚同近現代極權統治,又有說墨子天志論儼如宗教家語氣,這些地方皆可和西方作一比觀。可是,我們在比較之時,更當了解墨子談尚同、天志之目的在兼愛,在天下不在一己,在人不在外物,如此方可對墨子理解得更清楚。

墨子又倡明鬼,旨在令人恐懼而行善,其用意和天志同。此系列都是墨子的政治理想,雜有天道、鬼神觀。

最後,墨子為下層人士打通向上升進的路線。以往為官多用貴族,墨子則主唯賢是用,不論血緣,這又是一突破,為下層人民發聲,下層人民下也可為官,則人可自努力以成就大事大業,何來有外在已定的限制及阻礙,故又言非命,所謂命全在一己所掌,何命之有?

至此,我們會發現儒家對人生的自主性還有一界限,但墨家的自主則是無界限。這或因墨家為下層人民代表,下層人民於當時正處於不斷升進之階段,故墨子對人的自主性看得比儒更積極。而我們亦見墨比儒更重外在權威,或天或賢君,這和當時下層人民不脫迷信亦有關係,宜仔細理解。

總全文言之,楊朱、墨子皆是孔子後孟子前兩大思想家,皆反儒,前者為我,後者為天下之大利,但二者無君亦無父,終只能一時勢盛,至孟子時而遭評擊。楊子早衰,墨至漢亦不存,此可見矣。

十一、論春秋戰國時期思想之一

關於春秋戰國的大事,以前的文章已作申述,現再就此段時期之學術思想作一略說。

先秦思想,近人又有稱先秦哲學,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以後,中國哲學的起源即為先秦思想,中國究有沒有哲學?中國是否只有思想?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也可詳談及數篇文章,但這和史學的進路顯有不同,故本文不作詳述。

可是,有一問題,我們仍當注意,即研究中國思想時,我們應用哲學史方式還是思想史方式?哲學史方式,因其重哲學,哲學源自西方之思辯,即其重邏輯分析亦知,所謂以哲學史方式研究,即找出中國思想之隱藏的邏輯脈絡來,再明顯表出之。馮友蘭稱為「將中國思想加上形式化的外衣」,勞思光則喻為「把中國思想放在邏輯這個顯微鏡下觀察」,既只是加外衣或放在顯微鏡下,中國思想自不會因採哲學史方式研究而受損,反日見清晰。但這是否盡然?

錢穆很抗拒謂中國先秦思想為哲學,其謂西方重思辯,中國則重言簡,其曾舉例:西方說「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故蘇格拉底會死」,此為三段式的基本,中國孔子即一句「人皆有死」盡了,故中國顯然沒哲學。此處即引申一問題,用哲學方式重寫中國思想,能否謂之哲學史,謂之哲學可,但可否謂之史?若不可謂之史,則哲學史是否為中國所無,而只有思想史?胡適後來易其書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何以其不再用哲學史,此一層尤值深究。

本文無意於這些問題上糾纏,但大致上,本文無意用哲學史之進路,而採思想史的進路,即先述先秦思想起源,再述先秦思想發達之因,繼而略述四家思想,最後談及其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此先望讀者明見。

先秦思想主要是儒、道、墨、法四家,但既只稱主要,即仍有一些次要的思想派別,當時有九流十家之稱,其他派別包括縱橫家,我們提及過的孫臏、蘇秦等皆是縱橫家流,以鬼谷子為師;名家,莊子之友惠施即為一代表,盛主合同異,還有離堅白的公孫龍,也是其中代表;農家,重視農業的思想,以許行為代表;小說家及雜家等。

《漢書.藝文志》釋九流十家之源起,謂諸子出於王官。王官為西周之官學,西周時,專門知識不為平民所掌而操於貴族手,王官即貴族中負責掌知識的人。王官於西周時掌知識,及至東周,周室沒落,王官因而流落民間,基於生計仍需維持之故,王官等人遂以知識教人為業,知識因而下落及平民,形成諸子百家,此是王官失守的大意。當時王官有司徒、禮官等,《藝文志》遂謂先秦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名家出於禮官、道家出於史官等,此則是諸子出於王官說的內容。

這說法的準確與否固然已受質疑,近人胡適即曾撰《諸子不出王官論》,反對這種說法。可是,此為最早對諸子之源的解釋則無疑。本文無意再深入箇中爭論,即此而止。

以上可視為先秦思想的起源。思想有起源未必即可成為百家爭鳴之局,它必須有一合適的環境能夠容納不同的思想,思想爭鳴的情況才能出現,而春秋戰國剛好即為這樣一個環境,諸子百家遂可競起。

先秦思想興盛之環境要素,可從三方面再仔細分析。首先,政治方面,春秋下至戰國,各國為求富國強兵,富國強兵必賴有一計劃及提出計劃的知識分子,於是,各國求才求學說亦勢所必然。這風氣下,帶有兩層作用,第一層,就積極言,則為知識分子及各種學說之受各君主重視;第二層,就消極言,則為各種學說思想可自由發表而不受禁制。後人多言春秋戰國思想風氣之自由,即就此而言。

不過,宜補充一點,先秦思想的受重視及自由根源乃在各國君之求強,則我們可依此而推知,若某一學說不可令某國迅速富強,此學說必不為國君所重用;又當全國達到了統一時,國君既無求不同學說之需,基於政權之穩健,他必限制其他思想傳播,思想自由受限也是必然事,後人多論秦以後思想自由不及戰國之時,此中細節可深思。

各國求富強,因而養成重士(即知識分子)重思想自由之氣氛,這可視為促成先秦思想興盛的政治外緣因素。

另外,思想之發展必賴生活水平無憂才可進行,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多為貴族所養,戰國四公子之一信陵君便曾養食客三千,食客即是謀士;而齊又置有稷下先生一職,對知識分子以厚待,荀子便曾任此職,知識分子經濟上既無憂,自可專研學術思想,成就先秦思想之光明。又當時貿易也頻,貿易的繁榮間接暗示春秋戰國時的交通便利,交通便利,士即能借此優勢穿梭各國宣揚一己之思想,這也有助先秦思想之興;而都市又在戰國時出現,人文聚集,思想所發生的影響力更大,思想浪潮遂一發不可收拾,以上可視為先秦思想興起的經濟誘因。

最後,社會文化上,平王弒父後,人人對舊有的傳統規範已加以懷疑,不再信守,而新的社會規範於此時又未曾建立,作為知識分子,目睹人慾橫流之狀,必痛心思索,其思索所得即成思想,此為社會外緣之因。

概言之,就是各國圖強、規範失衡、養士成風,加上交通設施等配合,遂令百家出現且可爭鳴。

可是,這裡提醒一點,這些因素皆是外緣因素,即外在環境使然。事實上,思想之盛該還有其內部原因,即思想體系的廣泛性、嚴密性等,這些是哲學史專門處理的問題,但學術思想史也不該忽視之。牟宗三言談思想切忌滿天打雷不下雨,只言外緣而不談內部問題,此仍難見思想史之真相。現將逐述先秦四家之思想內容,以見其大意,作為對內部問題之稍微處理(因篇幅所限,本文先說孔子學說,其他逐於以後文章詳述)。

【孔子】

儒家開創於孔子,其思想可分人生修養、政治、教育三方面。

人生修養上,孔子教人為一君子,君子以往用作指貴族,到了孔子時,意思改變,指有道德修養的人。君子必能守禮,守禮卻不是為了面子,而是出於仁。《中庸》曰:「仁者,人也」,仁、人相通,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釋仁為一種真情實感,人和人之間的一種共通之情,極為恰當。本乎人情而行禮,方可為君子,否則禮行亦無意義,故孔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而樂何」。仁為禮之本,禮又表現出人行事上的正當,即義於禮見,仁義禮至此,三者扣緊,此既是孔子思想對人生修養的理論中心,亦是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史》對孔學之理解。

仁是透過實踐而行出來的,行仁,即是行道,有行仁之志,即為志於道,行仁之法為忠恕。忠恕歷來有不同解法,一般而言有兩面,一是積極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一是消極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能實踐忠恕之道,人的仁即能日增,忠恕之道因而可持久維持,君子,即為一生依仁、踐仁的人,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即不為外界引誘而放棄仁道之意,這也和其依仁、踐仁思想合。

人能依仁、踐仁,愛的對象必擴大,但其愛是由遠及近的,是一種推愛,非兼愛,這也是本於人情而發。愛之對象範圍廣,即其自我世界必大,自我世界有兩層,一為通古往今來而立一世界,一為通現世不同地方人、物而立一世界。為仁者,因其愛人之心,其必能愛千百萬世之古人,愛以後千百世之後人,愛不同地方之人,愛不同地方之物(包括天地),後來宋儒程顥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橫渠言:「天人合一」,實是一本孔子之意而加以闡發。闡發是中國思想特有,西方則無,這層讀者又當注意。

孔子之人生修養思想大致如上述,但孔子又言:「智、仁、勇」,視之為三達德,仁而無智,即無法以最有效之方式行仁,故仁智合;仁而無勇,仁必不能行,用孟子後來語即有性善而無養成至剛至大之氣,這亦不足以行善,故仁勇要合。但有智有勇而無仁又不可,故仁仍是最主要。孔子又曾對西周之伯夷叔齊讚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乃人生最高理想,且自求即可得,主宰在我,非外,後來孟子言性,即承此意,但孔子不言性而言仁,仁,情也,更具體真切而不落抽象,這又反映中國思想之特色。

仁屬內,可主宰,和之對立者是命,屬天,在外,不可求。孔子知道之不行,慟之於顏淵之死,皆曾歎曰命,又言:「知我者其天乎」,天在孔子思想中似有意志,而又和命相連,跟仁義對揚。此為孔子之天命觀。

在政治思想上,孔子主「正名主義」,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周公之禮樂,重訂名份,再以名份限各人之行為,卒以達社會和諧,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何以其要從周而不是夏商?因周制因革自夏商而有所損益,乃當時最優秀的制度,故孔子從周。後人不明,多藉此言孔子守舊,實則他何嘗守舊,由其不從夏而從周可見。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一君臣父子指君臣父子的位份,即名;後一君臣父子指行為。為君做為君的行為,臣父子也如是,這某程度上也是針對平王之弒父及春秋時篡弒兼併問題而發。

他又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主德治,因德重教化,可防範於未然,也能合符人情;刑則冰冷無情,又只是制衡壓迫,無助處理罪惡之本,故孔子尚德、禮而輕刑及政。

在教育上,孔子的說教言行也反映其部份思想。孔子言:「有教無類」,又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錢穆《晚學盲言》釋有朋的朋為來學者,因中國古代師生即友,則孔子實視所有來學者為朋友,並為此感快樂,這亦是一種有教無類的反映。只要一心求學,即予施教,這是孔子對學生的態度。至於對老師,子曰:「三人行,則必有吾師焉」,即孔子認為求學並不需選擇老師,任何人皆可為師,取其優而補其劣,能有所優所劣可取,此人即可為師,這是孔子想法。

孔子對學習又有一套獨特的見解,其言:「學而不思則妄,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並重,學又和問兼言,後世《中庸》稱道問學,孔子入太廟,每事必問,這亦是學,但學不可無思,思,則再思可矣,而不是窮思極索,此又為中國思想不近哲學處。孔子學思並重有如此。

孔子又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重視人養成對某學問的興趣多於只以其為知識學習,孔子之學又以人為本,即孔子實要人養成對人關愛之態度。孔子又因才施教,如子路治軍,冉有理財,宰我治文學即為例,不過,孔子始終特愛顏淵,謂:「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因顏淵能有道德氣節而不為外界所動,故孔子特愛之。

以上為孔子之教育思想,雖粗略,但大意可見。至於孔子用哪些內容教弟子,後世言其用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又有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但六經的易乃晚出,現存的禮也不是孔子時之禮書,刪詩三百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性格,其不如此為亦見,則六經未必全是孔子教本,當中細節,近代考證已詳,可參考。

總全文而觀,諸子傳統認為出於王官,但近人已非之;當時各國君求富強,因而專士及各種學說,先秦思想浪潮遂一起而不可收;而先秦思潮中尤以孔子開先,其仁義禮三者並立、正名、有教無類等思想影響後世深遠,此後經孟荀以承,孔子學說卒完善,孔子亦因其教育事業而被後世專為「至聖先師」。

十、論東周之五

戰國時期最重要的一場變法為秦之商鞅變法,商鞅為法家中「法」一路的人物,和李克同,故其變法亦是法家式的變法。商鞅變法後,秦之國力迅速增強,終使秦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全中國。

在討論商鞅變法之前,宜先了解當時秦各方面的環境,以便深入理解。

秦在變法前,政治上和其餘六國一樣,朝中有不少世襲爵位的貴族存在;而經濟上則仍是以西周井田制為基礎;人民的素養上,如上文曾提及,其民的文化水平較中原六國為低,這一方面固是養成強悍的民風,但另一方面,他們之間亦時因衝突而相互廝殺,造成內鬥,以上是對秦變法前環境的略述。

我們不難發現上述這些環境皆是對秦的強大造成危害的。如貴族的強大即令現任君主(商鞅時為秦孝公)的權力及位置受到威脅;井田制則使農業生產的數量有一定的限制;人民內鬥也削弱秦本身的軍事力量。商鞅既要扭轉局面而使秦達富強,其變法內容必涉及對這些問題的處理,這亦可說是商鞅變法部份內容的根源。

現細述商鞅變法的內容如下:

(A) 政治方面

1. 商鞅廢除世卿世祿制,以削弱舊有貴族的勢力,同時,他又下令無軍功的貴族,一律除籍,也不得受祿及享有任何特權,打擊秦廷貴族之力量。

2. 他又將軍功爵位分二十級,以斬敵首為標準,斬首一級即升一爵,給予平民由下層上升的機會。

3. 商鞅禁止私鬥,若秦民私鬥而被官府所知,一律重罰;禁私鬥之目的又是為了令秦人養精蓄銳以抗外敵,故商鞅禁私鬥之外同時亦賞公鬥,這間接促進秦軍事力量的強悍。

4. 商鞅在地方行政上於全國推行郡縣制,縣設令丞,直接由國君任免,不得世襲,郡縣直接隸屬於中央,加強中央對地方之控制。

5. 編制戶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又行連坐法,一家犯罪,十家連坐,知情不報及匿奸者同罰,告奸者與殺敵同賞,對人民作出嚴厲的控制。

(B) 經濟方面

1. 招三晉農民至秦開墾荒田,促進生產。

2. 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政府按畝徵稅。

3. 獎勵耕織,辛勞耕織者可獲豁免賦役,沒有從事耕織的無業遊民則被沒為奴婢。

4. 統一度量衡,以便政府收稅及貿易之進行。

5. 禁止人民棄農而從商,加強農業生產。

(C) 社會文化方面

1. 禁止男女同居一室,改善不良風俗。

2. 男子一旦成年,即需分家另立事業,否則加倍徵收戶口稅。

政治方面的1,明顯是商鞅針對貴族問題的解決;而削貴族之力,朝中人數必少,如何可令人才不減而這些人才又對國君更忠心?2則是一個回應。用平民代貴族,平民憑努力為國而得國君賞識,其對君必有一份感激,繼而盡忠,而平民能立功,方可為君所重,即其為人才亦見,如此則人才既忠而又不減矣。1是2的開端,2則補充1,可謂兩者乃一體兩面。

至於3,則是化弱為強,內鬥問題轉而為秦強悍的特色,減害以增利,也符合法家變法工具理性計量的精神。

4和5主要在加強對地方人民的控制,這放回當時之歷史時空言,也有意義。東周自春秋起,周室即無法對地方加以控制,因而始有諸侯獨立及不尊周室之舉,商鞅改用郡縣制及立戶籍,這實有整頓地方之分裂以為一之精神,為東周數百年所無,此精神雖不能說即能令秦統一中國,卻可說給予秦優勢,以助其日後矯正東周之分裂局面。

補充一點,貴族之削弱,另一面即為國君之權力高漲,而法家立言一向重君的力量之加強,故商鞅變法是符合法家要旨,而且也令秦的君主集權更進一步發展。

經濟方面,我們說過井田在戰國之不行,也說過富國為戰國各國之大前提。措施2即是針對井田而發的,這裡可說些題外話。儒家孟子是主行井田制的,其多本堯舜時代多行此制而天下治,故云井田不可廢;但法家不好言古,故韓非承荀卿主法後王,又言守株待兔之荒謬,實則即說古制已不合時宜,宜對現今時勢考量審視,再作制度的建立,這是工具理性的性格,儒重古,法重工具理性之使用,此層應當注意。

商鞅為法家者流,自然也因應當時環境立變法。除了處理井田問題外,當時秦地處陸地;而又要強兵,強兵即需要充足的軍糧及強健的士卒,農業剛好是訓練強兵及產生軍糧的行業,故商鞅必重農業。重農,可以是使己國之民為農,也可使他國之民為農,1明顯是後者之法,而3即為前者之法。

農既龐大,商業必繼而出,這在我們分析商的文化時已詳。而中央政府對商業歷來皆是既愛且恨的,愛是愛它可促進國家之繁榮,恨則恨商人之圈積居奇,剝削農民。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說得好,他謂農民多重土拒遷,一旦定居,即歷數代;商人則動輒遷移,無家無國之觀念,故中國統治者多重農而抑私商,以得忠於國之民而不要隨時叛國之民。在這想法下,我們試觀商鞅為何重農抑商,當中或許含有這想法在內。商業沒錯可為國家帶來利益,故國家也有4之措施配合,可是,宣揚商業過份,對國君之地位明顯不利,也無益強兵,故商鞅又以5制約之。

社會文化上,值得論及的不多,但成年男子即需分家,這某程度上是想促進人口數量,人口多,能入軍伍的成年男子也相應增加,這其實也是強兵方法的一種。

概言之,商鞅變法旨在提高君權,富國及強兵,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全國由上而下一線貫通,而以國君以依歸,如此的國家,對內必政治效率高,對外則能一致迎敵,秦之強勢至此定立。

商鞅變法之大要若如是。不過,商鞅一生尚有二事值得一談,也具歷史的重要性。

第一事為徙木立信:且說商鞅欲行變法,他認為要行變法,首先要取信於民。於是,有一天早晨他讓人在京城南門立起一根木杆,並告示曰:「誰把這根木杆扛到北門口,就賞十兩黃金。」圍觀者雖多,但都不相信此事當真,所以沒有人來扛這根木杆。

到了下午,又貼了一張告示:「誰把這個木杆扛到北門口,賞五十兩黃金。」這時,有一人向前一彎腰,把木杆扛起來,當那個人把木杆放在北門口後,商鞅果然賞他五十兩黃金,並向眾人宣布:「君主委託我推行新法,今後凡按法令辦事者皆有獎賞,違抗法令者皆受到處罰。」此事後世稱「徙木立信」,法的信用立,自此即保證秦國變法順利進行。

徙木立信之重要在於它開了戰國執法的新形式。孔子曾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儒家又有一故事,瞽瞍殺人而舜負其父而讓天下,對舜加以讚揚,這些皆是以情更重於法,法在執行時該考慮人情。但及至商鞅時,人情再無改於法的信用,法立,人即當遵,故父犯法,子即要證之,否則子亦違法,需十家連坐。這實開創了戰國不同於西周春秋處,可見其重要。

不過,重法多於情畢竟易得罪人,也易害及自己,商鞅的第二事,即反映此理。因商鞅重法多於人情,有一次,孝公太子違法,商鞅亦本法以懲,結果太子不受罰,卻苦了孝公子之師公孫賈及太傅公子虔,這事孝公之子自是懷恨在心,終至孝公死,惠文王繼位,適逢遭受商鞅變法傷害既得利益之人大肆反商君,惠文王遂緝捕商鞅。殃逃亡至旅店,欲借宿,舍人曰:「商君之法,收留客人而無驗其身,坐牢。」商鞅至此知已知己為己立之法所綑,鞅終被捕,處以五馬分屍,全家亦被滅,此亦是後來「作法自斃」的典故。

重人情之禮尚靈活之使用,具變通性;法則冰冷無情,具強制性。商鞅以法執王子,王子固無所逃,但王子任王再以法執商鞅,商鞅又同樣如何能逃?商君不黯此,只以法治,雖可提高秦的政治效率,但畢竟和人之情不合,同時樹敵太多,也沒有為自己謀有後路,終至作法自斃,這也可謂商鞅棋差一著矣。

可是,這也正是戰國的特色,如以前曾說,戰國本無道義可言,只言利益及計算,誰算多了一步,即可為王,否則即身家性命全失,惠文王之不念商鞅功勞而加以五馬分屍,一方面固可說是法律的僵硬使然,另一方面亦可謂是戰國重利益計量的結果。

商鞅雖死,變法仍舊,加上秦有崤山、函谷關等天然屏障,進可攻退可守,終甚少涉及中原戰事而能保存國力,秦之文化亦低,無負擔,故行變法也較徹底。

變法的徹底成功,秦遂一躍而成為七雄中之最強國。及至始皇,滅六國而一天下,前文以詳,不贅。

總全文而言,商鞅變法無疑使秦國富兵強,也令其行政、社會秩序井然,但法本身是僵硬冷冰的,不符人情,易樹敵,商鞅終走上不歸路,這也是法之使然。可是,就當時政局言,商鞅確令秦逐步養成平定亂局的精神,這精神日後逐漸推廣,終使秦一矯東周以來的分裂而歸一統。

九、論東周之四

戰國時期為一競爭圖存的時代,競爭必求勝利,故又重視利益計量,工具理性即於此彰顯。工具理性之橫行,在人際關係上的反映是人人不重道義,人人重利多於情,此在我們分析龐涓一事時已說;而在國與國的關係上,則為各國同是富國強兵,以圖將對方吞併,故變法熾熱,法家思想盛行,以上可以視為一段對我們上一次文章的大要。

但戰國之史事焉止孫龐之鬥智,故現在本文將續述戰國的其他史事,再進而分析。

魏於馬陵一戰敗陣(馬陵之戰前,魏又被孫臏及齊師用圍魏救趙的方式擊潰,敗於桂陵,馬陵之敗乃魏之第二度被齊大敗也,時魏由惠王執政)後,大將失去,國力亦受挫,自此常為秦侵擾(此時秦孝公已用商鞅變法,秦因而成一強國,故能對魏加侵凌),無力再成為逐鹿中原的一流國家。反之,齊自桂陵及馬陵二戰勝利後,國力鼎盛;齊又積極發展經濟(這和齊魯學重置富有關),使自己的經濟力量提高,是時趙、楚、韓、魏、燕皆力弱,只有秦強大,故齊又和秦曾共稱東、西帝(蘇秦合縱即在此時),此段時期的戰國歷史,實可稱為齊、秦稱霸期(此期之前為魏惠王稱霸期,此期之後為秦、趙稱霸期,最後則為秦統一六國之勢成)。

不過,齊雖強大,但其一方面藉勢盛侵燕(是時齊由湣王執政),一方面又侵宋,這終引致後來燕聯數國攻齊,間接引致齊之衰落(事實上,戰國時代齊、燕兩國之相互攻伐,實令兩國之國力虛耗不少,這對日後秦之統一也是極度有利的)。

在燕、齊互鬥的戰爭中,又有一場是值得一提的,此場戰爭名為即墨之戰。

且說燕昭王採納樂毅和蘇秦的建議,積極爭取與各國來孤立齊國(事在合縱抗秦之後,合縱抗秦,某程度上亦是蘇欲孤立齊的手段);一方面對齊國表面臣服,以鬆懈其戒心,一方面慫恿齊國滅宋,以埋下日後聯合諸國攻齊的因子。當時齊國君主齊湣王果然不防備,聽從燕國建議,滅掉了宋國。宋國稅收豐厚,一向是齊、秦、趙三國所覬覦之地。齊滅宋之後,使得齊與秦、趙關係更形惡化。燕就利用這種形勢,結成攻齊的盟軍。

西元前284年,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統率六國軍隊攻齊。齊湣王沒有想到燕國會聯合諸國攻齊,緊急任命觸子為將領,率軍抗敵。雙方各二十萬大軍,於濟水一帶對峙。可惜齊軍由於連年征戰,士氣低落,主將觸子也逃亡不知下落,最終齊軍大敗,齊湣王被迫出逃至莒(今山東莒縣),並為淖齒所殺。而與此同時,燕將樂毅則率軍進入齊國都城臨淄。樂毅又待民寬厚,於是六個月內,燕軍即迅速攻取了齊國七十多座城池,只剩下莒和即墨未被攻克。齊國至此幾近亡國。

不過,正當齊將亡國之際,臨淄一小官,名田單,將齊殘兵七千多人加以重整,又重構各種防禦,以圖死守即墨。他一方面用反間計使燕王易樂毅之位,一方面又將即墨城的壯士隱藏,剩下老弱婦孺,以使燕軍鬆懈。終至時機成熟,田單即以火牛陣反攻燕軍大營,燕軍見狀,大為驚駭,四處散逃潰不成軍。齊軍最終斬殺了燕軍將領騎劫,齊國所淪陷的七十座城邑又都回到齊國,齊至此復國,此即為著名的即墨之戰。

這件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它反映了戰國的另外一些特色。首先,燕攻齊不是單一國家之進攻,而是聯盟他國以攻,這是戰國一特點。這種方式或是起源於張儀(鬼谷子的弟子,蘇秦亦為鬼谷子的弟子,鬼谷子於當時屬於縱橫家一流)。張儀主連橫,建議秦和魏及齊結盟,繼而令其他較為弱小的國家接受秦之號令(所謂連數強以欺眾弱)。張儀後又有蘇秦,唱言合縱,合縱,即為聯合數國諸侯(主要是六國諸侯)以抵抗強秦(所謂聯眾弱以攻一強)。放在地圖上,恰好蘇之聯合成一直線,張的則為一橫線,此為合縱、連橫之得名。

但不論合縱或連橫,二者皆強調結盟,以加強己之軍力對付他人,這種方式逐步發展,後來燕攻齊時亦用上,可見其為一種戰國時代常用之戰爭方式。

這或會令我們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法等國結為三國協約、德奧等國結成三國同盟的情況,其實兩個歷史時空之所以出現同樣近似之況,正因兩時空皆是講求競爭、制勝、自我防衛,雖時地不同,工具理性的使用卻一,人要求強而不敗,只有透過聯盟他人,國自亦然,於是,戰國、一次大戰皆出現結盟情況,這可說是本於人類本性,不是事出偶然。

回到即墨一戰反映戰國特色上,我們已說第一個特色,第二,它反映了戰國軍事策略的多元。田單之反間計迫燕王易樂毅位,反間計的使用乃心理上的軍事策略;又田單用火牛陣反攻,也為前代所無,戰國即有之,此為佈陣上的軍事策略。戰國時代自始即為一個多種心理戰略、生理戰略交疊使用的時代,因其時代中心強調制勝,制勝必先出奇,為人所不料,我們實可說是戰國的時代精神導致不少精彩的戰略及計謀出現。

其三,即墨戰也反映戰國戰爭一戰即亡他人之國的特色,聯結以上兩點,即為本文特別抽取此戰一談之因。

即墨之戰,齊雖可復國,但已國力衰弱,燕國亦然,其以後無力再進行大規模併吞,也於此事奠定了(自此齊退出可和秦爭雄的地位)。

魏、齊、燕不再強大,七雄中尚有秦、趙、楚及韓。但韓國地少,且如宋蘇洵《六國論》指,韓國(也包括魏國等)多割地予秦以圖一日之安,結果彼竭而我盈,秦必國力更大而韓日削,故韓亦顯然無法成就大規模吞併事業。至此,所謂戰國之競爭圖存,能有能力繼續的實只有前三國。

本文對戰國形勢的論述或有點散亂,但大意筆者相信仍可見的。概言之,就是各國變法後,魏、齊、燕、韓皆因不同原因而國力大削。秦則辟處西垂,甚少涉及中原事,故能保存國力;孝公又用商鞅變法,成為七雄中最強的一個。趙後來有武靈王行胡服騎射(胡服騎射大要:趙武靈王鑒於匈奴之驍勇善戰,機動性強源於匈奴人穿輕便服飾及少習騎射,遂要求本國人改穿胡服,學騎馬及射箭,初時公子成等人大表反對,及後經武靈王極力要求,加上肥義等的支持,胡服騎射終在全國實施。此事後,趙國一洗以往頹風,軍事力量大大加強,武靈王因而可稱王,趙國也因此一躍而為戰國末年唯一一個可和強秦對抗的國家),軍事力量也強大,成為戰國後期一大國。楚則自春秋莊王時已積有大片土地,國力亦大,只是國內朝中奸佞當道,導致國政日衰,但一時間也不能不謂是無實力。

然而,這狀況隨著秦楚戰爭中楚國的失敗、長平之戰等出現又再有變。楚國於懷王時誤信張儀,先和齊絕交以致於外交上被孤立,繼而起兵伐秦而大敗,後來懷王又入秦,被扣留,客死異鄉(時當在即墨之戰前)。楚的一連串外交及軍事上的失敗令楚損兵折將,國勢更衰;而長平之戰更令趙自胡服騎射起所建立的軍事力量一夜化為烏有,至此,秦成為唯一競爭圖存的勝利者之勢已成,吞併六國只是遲早之事。

長平之戰或可再說多一點,它體現著戰國戰爭的殘酷。且說趙括只知紙上談兵,因而於長平敗於秦白起之手,趙軍投降。若依春秋戰爭慣例,降卒性命必不致死,但白起後來卻將趙降卒四十萬全部坑殺,這四十萬可謂是趙全國的壯年及青年男子,對趙構成嚴重傷害,終令其一失足而不能起。這樣做對秦自然有利,極度符合工具理性的利益計量,但在人道立場上,此可謂不人道之至,殘忍程度極高,這正是戰國戰爭之特色。

楚及趙的失敗,秦成為吞併圖存的戰國時代的大贏家。秦王政即位,立刻進行一連串軍事行動,併吞六國,先後次序為韓、趙、魏、楚、燕、齊,公元前221年完成,期間周室亦被消滅,秦從此統一天下。

總全文而論,戰國戰事是激烈的,魏齊等國相互攻伐而衰,楚趙則大敗於秦,但在此消彼長下,秦終成為戰國後期唯一有能力吞併六國者,在嬴政時,通過軍事行動,掃清亂局,一定天下,第一個大一統皇朝建立。

八、論東周之三

春秋以下為戰國時代,為東周之第二個階段。假如我們說春秋仍受西周制禮作樂的影響,則到了戰國,風氣已然大變。大國不再尊小國,而是進行吞併,亡人之國,迫人屈服;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也不再存有任何道義,陰謀詭詐不絕,一是皆以利益為本,這可說是戰國的特色,和春秋迥異。

在未說戰國任何史事之前,先補充一些重要的資料,以便我們理解春秋和戰國之異。我們一般多言春秋五霸及戰國七雄,其實,這裡不是指春秋只有五個霸主,戰國只有七雄。春秋時,中原實尚有衛、魯等國,數目是眾多的,只是勢力最大的為齊晉秦等國,故為簡易言,即稱春秋五霸;至於戰國,也不只是七雄,當時的東周王室仍存在於洛邑,只是不被人尊崇,依此,謂戰國只有七雄也不恰當。

不過,雖然如此,春秋至戰國多少是有轉變的,春秋末至戰國初,大量諸侯國逐漸被大國吞併,至戰國時,雖周室未滅,但剩餘於中土的國家約有七個即無疑,即就國家的數目論,春秋至戰國一段時間,顯然有一國家數目的大減,這可視為春秋戰國之轉變。

或問此事何然?可如此理解:春秋末,距平王弒父之時已久遠,禮崩樂壞之況亦日甚,而過往列國之所以不相互吞併,乃出於雙方仍存有敬、有尊,望他人之自願服從支持,敬、尊、重他人自願支持全皆出於禮樂之殘餘影響,現既影響日削,對他國自只求其服從,而不需理會其自願與否,最能令人服從之法莫過於亡其國,使其受辱,長此而往,此必大規模的大國吞小國,而國家數目因而驟減,這亦是順乎春秋之趨勢,只是更演激烈而已。

於此,我們也可預計戰國該是如何的一個局面,必為大吞小,小吞更小之局,如何相爭以圖存,也必為各個國家所重,這用我們以往借用社會學的說法,即戰國七雄實已陷入一賽場,各自求勝而迫他人失敗,則為各國之目的,也是各國唯一可能的出路。Weber又言在制勝處境(即賽場)中,工具理性的使用必最有效助人以達到目的,而當時若依工具理性的考量,必得出重視國富及兵強的結論,法家思想剛巧正是於這方面有極大的闡述,於是,法家必然亦會大行戰國之世。

以上只是就春秋末國家吞併劇烈而略依歷史脈絡推論,而看回事實,所反映者也多和我們的推論不謀而合。現即先述戰國之開始,再述戰國史事之概況。

戰國時代起於三家分晉及田氏篡齊二事。

有關三家分晉的詳情,其源頭可追溯至獻公及文公時。晉自獻公起即盡殺群公子,自此晉室無公族,即無同姓宗室;而權力上,自晉文公行富國強兵之改革後,晉歷代國君對具軍事才華的大夫皆極度重視,權力旁落至具軍事才幹的大夫身上。這些大夫對晉國君之繼承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到春秋末年,晉朝政由韓、趙、魏、知、范及中行氏六家把持,此六家即為具軍事才幹之大夫異姓階層。又此六家中,范及中行先後被滅,是時知氏最大,知聯韓及魏攻趙於晉陽,趙襄子反派人說服韓及魏合攻知,知後被打敗而其地也被三家瓜分,晉至此已為三家所控。公元前434年,韓、趙、魏瓜分晉國剩餘土地,只有絳與曲沃 兩地留給晉幽公。從此韓、趙、魏稱為三晉。前349年,韓、趙二家瓜分晉侯剩餘土地,晉國滅亡。此事後世稱「三家分晉」(在這事中,我們顯見其為大夫階層僭越而瓜分公室土地,此也是上承春秋已開始的禮樂崩壞的餘風而更烈之。)。

至於田氏篡齊,齊國之大夫田氏因長期把持齊國國政,為齊之實際統治者(其箇中理由也頗近三家分晉),終在後來亦篡齊原來之公室,放逐姜姓後人。國名雖未改,但此時之齊已和春秋時的不同。這亦是大夫僭越之例,依上述兩事,我們實可說戰國時大夫僭越之風尤比春秋更盛。

三家分晉等二事顯然開出和春秋不同之局面,後世遂以此劃分出春秋和戰國二時期。此為戰國之開始。

戰國是一於競爭求圖存的時代,競爭中雙方不再互尊,而只知令人屈服。如何方能令己有資格迫人屈服?必賴於軍事上的成功。而軍事如何可成功?最基礎必賴有充足的軍費,故更重要則為富強。如是,戰國很快即出現各國推行變法的局面,以圖富國強兵。

姑略說當時變法概況:

1. 魏文侯用李克為相,盡地力之教,促進農業生產及發展;又進賤買貴賣的商業政策,充實魏國之財政;軍事上,魏又用龐涓,加強軍隊的訓練,養成當時有力之軍事武力。

2. 楚悼王用吳起,亦注重經濟軍事,並對楚國的官場腐化加以肅清。

3. 韓國有申不害,重視君主術的使用,君主既能令臣下畏懼,臣下必不敢犯錯,而能盡忠職守,對國政亦有幫助。

我們不難發現三國之人物皆源於法家,如李克是法家重法一派,申不害則是法家重術一派等。蓋法家最強調具體的國富兵強,重視於賽場取勝,富工具理性思維,符合當時歷史環境所需;而法家又講君主駕馭臣下之術,這也可吸引統治者的興趣,故當時統治者多予採用。

但這裡宜多說一點,雖然各國厲行富國強兵的法家式變法,但不代表所有國家都能以相同程度強大起來。易言之,即各國雖同時起步進行法家化,但不是所有國家皆可徹底成一法家式的國家。因每個國家對法家思想的接受程度皆不同,有些或因文化包袱太大,覺得法家和己之原來思想抵觸,因而不願完全落實;有些或因朝中佞臣當道,因而阻礙法家的落實(這在楚吳起因打倒楚國貴族,因而不久被殺一事可見)。所以,要令法家徹底落實,只有在君主信用法家人物,同時,文化又沒有太大包袱之國家才能出現。秦,即為如此一個國家,故其能徹底變法,終至一統。

秦之變法內容多,也宜多所分析,宜另文再詳。於此,我們只需知七雄,即齊、楚、燕、韓、趙、魏、秦,皆有進行法家式的變法即可。

既已富國強兵,即戰端大啟。嚴格言,這可謂是同一時期發生。七國中,先強盛的為魏國,國君魏文侯乃為一英主,重用李克,魏惠王時,在龐涓領導下,魏軍曾得多次勝仗。然而,這處有一件事,足令魏的威勢受挫。

且說龐涓就學時有一同學,名為孫臏,龐邀孫至魏,及後知孫臏的軍事才能比己出眾,遂向魏惠王誣告孫臏,結果,孫臏遭刑,相足被斷,輾轉才至齊國。到了齊國後,孫臏苦讀兵法,而後來於田忌一次御馬射術比試中,其更用著名的「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助田忌得勝,田忌因而將孫臏薦齊威王,孫臏卒為齊之軍師。其他細節且不論,後來魏齊交戰(魏、齊共有兩戰,一戰在梁惠王出兵趙國,趙求齊之軍援,孫臏以圍魏救趙之戰術敗魏於桂陵;二戰為惠王出兵韓國,孫臏再施同一形式之戰術敗魏於馬陵),孫臏設局馬陵道,迫龐涓至道中一樹下,將其殺掉。魏之大將既死,魏勢也衰弱下來。

這件事是有著歷史重要性的,不只是一種報仇雪恨。首先,它反映著戰國時人的行為已不再尚尊、禮。不做不義之事已不可能,凡人皆為己之利益謀,龐涓即為一例,為了一己之利,同學多年之情亦可不顧,一斷孫臏之足,這可以說是充分反映人處於賽場,只求己利,不擇手段之工具理性心理,符合戰國特色。其次,它也間接展示戰國統治者之重軍事,如魏惠王之重龐涓、齊威王之重孫臏皆然。我們決不可徒以以眼還眼看此事可見。

魏從此被削弱,但齊之盛也不長,不久即和燕大戰,幾近亡國,趙、楚等國亦各有其盛及其亡,復於後文再述。

歸結全文,戰國乃一不同於春秋之時代,先有大量小國被吞併,繼有三家分晉等,正式開戰國之局。在戰國時代中,各國又重競爭圖存,於是乃重國富兵強,法家思想因而大盛,各國亦紛行法家式變法。而七國中最先興起為魏國,可惜及後龐涓被殺,魏軍力量遂因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