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春秋下迄戰國,思想界上先有孔子的存承周禮,再有楊朱的為我及墨子的以利為義,這在前二文已詳,不贅。於當中,我們可見孔子的思想出現最早,故亦極有周禮可恢復的想望;至楊朱墨子之時,周禮顯然已不可復,故或主廢除,或主改易,不再言復禮,當中固是和儒家思想對反,但這也是符合時代之發展的。
楊墨之言盈天下,令儒家孔子開出的系統受衝擊,加上孔子思想本不是完整的體系,需待後人加以補充完成,於是,孟子的出現,遂成儒家思想復盛的原因。現即述孟子的思想。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之世,相傳師承子思一路。孔子身後,後學眾多,但主要思想路向以曾子及子思為代表。這是傳統說法。近代有郭店儒簡出土,當中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想進路,一重以心改性,一重性之自主為善,這亦可說是後來孟荀學說相異的根源。
孟子的思想表現於《孟子》一書,此書依然是語錄體,屬於語錄體的說理散文。而其思想則主要可略分成人性論、道德修養、政治、經濟四方面闡述。
首先,就人性論方面,孟子上承孔子言仁的精神,重視人的自作主宰,但其不再用仁立言,而改用性,這亦是受孔子後學的影響,從郭店儒簡可見。其和告子對話,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則答:「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顯見告子認為性無善惡,而孟子則主性善說。
性既是善,何以為惡?孟子再言:「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即性是受外力影響而為惡也,非性之本身如是。
孟子言性,後人又稱其為義理之性,這實是宋儒之語,宋儒言義理之性多對揚於氣質之性,而性除了陸王一路外,多是主性即理,理是靜、不動的,則性亦然。於此,我們顯見用義理之性釋孟子的性之當中問題,義理之性是不動的,但孟子的性卻是能動的,這亦是其自作主宰的特色。因此,義理之性釋孟子性表面上沒大問題,實則仍有不確。那麼,如何可說清孟子性的真義呢?這仍要就孟子之文句解讀。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言:「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牟宗三說得好,其謂孟子即心言性,這可說是孟子之性的精義。性是自作主宰,是內在,是天生即有,而孟子亦云仁義禮智是內在,即性亦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又始於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性即是心也。至此,性不能離心說一意可見。
可是,或問:「何以要用性、心兩詞說同一東西?」,我們可承牟宗三的話再理解,性是虛位字,是抽空說;而心是就實說,是有情感的,能動的,心、性是對一體的兩面說,這或可作為解釋。
這種抽空及具體說看來或是難以理解,但依據思想史發展的歷程,我們很容易明白當中意思。因人的思想必由具體簡單轉入複雜,複雜則表現於抽象及鋪陳的細密上,孟子距孔子已遠,孔子具體言仁,是思想初發之表現,下至孟子,一方面要承具體說,故有仁義禮智;一方面亦要抽象化具體的思想,此即是性,承上啟下,故孟子這種處理是符合思想史的發展歷程的。
這或是說多了,但簡言之,人性論上,孟子即心言性,心,為道德自覺心(借用勞思光語),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心;性即是心,或稱心是性的四個面向,性、心皆是內在固有,不是後天外爍而可得,而性、心皆是天生而善,和告子言性無善惡也不同。
至於道德修養上,這是和人性論一脈相承的,人既天性本善,故為人,就要維持天生的善性,後來《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乃由天賦,即性善是人之天性意。人之異於禽獸,在於其有仁義禮智,即性之善也,無性善,人則和禽獸同,這是對人的嚴斥。故此,為人即要維持善性,在上是對天負責,在下是為人而不為一禽獸。
但或問:「性善是天生已有,何來行惡事此性即失去?」這層孟子有解。孟子言:「求其放心」,放,即放失,彼行惡事,彼之性善不會因而不見,但你卻使其蔽而不顯,不顯猶如失去,而失去則在彼之行惡之決定,決定是自主的,則性善,或道德心是由一己放失,故當人行惡時,其心即被行惡者放失,人要為善,就要求放心,求其放心實是孟子道德修養之法。以上或是較散亂,但大意是:人為惡,心即被隱藏如放失;而要為善,首要之務即為找回放失之心矣。
求其放心是孟子修養的一法。再進一步則是將四端(仁義禮智)擴而充之,擴充之法為推愛,孟子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愛己之親至愛他人之親,如是而家國天下,人越能推愛,則越可減少自私自利,更能發揮人之善性,其曰:「盡心知性知天」,則是推愛達到的最高境界。
於上述,我們或可以發現孟子的推愛是孔子忠恕之道的延續,而又和墨子的兼愛相反。後來,墨稱儒自私,儒亦謂墨無父,即是此立場不同所致。
當中若要解釋,疑牽涉哲學問題甚複雜,不宜於思想史中處理,但姑且簡說如下:
儒本以符合人情之要求立說,而人之生命只有一源,即己之父母,用程顥語即「一本」,故愛在實行上若要合符人情,愛一定是要由己之父母開始,再及他人,否則即是不合人情,是不孝。此是儒家思路。墨家則由天下治亂的角度出發,要世治只有當人全愛他人而不含私心之下方可達,依此而往,必得視人父若己父之兼愛,而不是對己父愛多一點之推愛,二家在不同立場下看對方之思想,因而生誤會,遂起儒墨之是非。
回到孟子道德修養上,求其放心是第一步,再用推愛(或恕道)擴充一己之心,終至知性知天,這是孟子的大意。而人除了推愛外,又該作自身之反省,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曰:「反身而成,樂莫大焉」,反省一己有沒有做錯的行為,有則改,無則堅持,不受他人之動搖,自作主宰,如此日進,人則有一股浩然之氣存塞其間,而人亦可憑此而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境,此之為大丈夫。大丈夫之於孟子,猶如君子之於孔子,也是孟子的人生道德修養的理想。
以上可視為孟子道德修養思想的簡述,雖較簡略,但其他未述及的多依上述已說的各處發展。這亦見思想史寫法和哲學史的不同,思想史是記大要以讓讀者進一步研究,哲學史則是條分縷析一家一人思想,二者不同有如此。
在政治上,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說」,其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人民比國君更重要,是國家的基本,這是從前所沒有的理論。孔子曾有平民不可論政之思想,又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孔子處於春秋時期貴族勢力仍存的時代,因而發出。下迄孟子,貴族崩潰,平民階段上升,布衣士人橫議各國,農民亦對富國強兵有重要影響,孟子遂因而提出民貴君輕說,這某程度上是時代不同使然,但就思想史上孟子之說不失亦為一創見。
此外,孟子又主行王道而非霸道,其曾說對齊桓晉文之霸業未曾有聞,又言:「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當中所說對霸政顯是不以為然,而主君主行王道。行王道即本乎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而行推愛,能行王道則君主足以保四海,不行的話,則君主不足以保妻子。
但如何才是具體的王道的落實呢?這則牽涉到孟子的經濟思想。
就經濟上言,孟子是主張恢復井田制,井田制有為民制產的精神,只要不違農時,農產量即足夠人民有充足糧食了,孟子又言:「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也是王道的具體內容。
這些內容對後世是影響深遠的,有好壞兩面影響。好是唐太宗用井田,為民制產,終至貞觀之治;壞是漢董仲舒及王莽皆恢復井田制,終至失敗。同為一制,何以一成功一失敗?因唐初乃戰亂之後,地多人少,故井田可行;但漢中業的情況不同,人多而地少,土地兼併亦烈,存有不少既得利益者,若於此時行井田,田既不足分配,既得利益者亦必群起而攻之,王莽之失敗在此。
孟子不明當中依情況而定之意,一昧倡井田為古聖王道之制,叫人君施行,這一來已不合工具理性審時度勢的精神,故其學於戰國之盛不及法家;另一面對後世儒者言,亦養成其守舊,不知應對新環境的思想,後一層的影響是深遠的,觀董子、王莽可見,治儒學者宜從史中了解。
當然,孟子之井田思想是源於他承繼孔子的政治觀。孔子言:「吾從周」,此是一種效法古代的思想,至孟子即明言主法先王,恢復井田即是法先王之表現。但法先王是不合工具理性精神的,故後來重工具理性的法家代表韓非即有「守株待兔」寓言非之,戰國君主亦多用法而不用儒,當中關節尤值了解。
簡略言,政治上孟子主王道,而經濟上,孟子則主井田之恢復,當中尤以法先王作背後引導的理念。這是孟子的政治經濟思想大意。
全文的大綱處,多在一項目之小結提及,故於此不再多述。但孟子的思想放於當時的歷史時空,是有比孔子進一步的地方。孔子言平民不可議政,孟子言人民在政治上很重要,開民本政治先河;孔子只言正名,為君要行君道,卻沒說君不行君道,人可如何;孟子則補此一空白,紂為君而不行君道,即成一匹夫,不再受天命,匹夫人人可諸,故曰:「聞諸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為君無道即無天之命,何以知其無道?在人民。人民不擁戴,君主即無道,為一夫,其受於天之命可革,這是孟子革命的思想,亦屬政治方面,其為孔子所無,故開新性、進步性顯然。
孟子之後,儒家之學由荀子繼續,而又因孟子拒墨,莊子因之而起,以後文章會續述四家不同人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