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春秋戰國的大事，以前的文章已作申述，現再就此段時期之學術思想作一略說。
先秦思想，近人又有稱先秦哲學，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以後，中國哲學的起源即為先秦思想，中國究有沒有哲學？中國是否只有思想？這些問題是有意義的，也可詳談及數篇文章，但這和史學的進路顯有不同，故本文不作詳述。
可是，有一問題，我們仍當注意，即研究中國思想時，我們應用哲學史方式還是思想史方式？哲學史方式，因其重哲學，哲學源自西方之思辯，即其重邏輯分析亦知，所謂以哲學史方式研究，即找出中國思想之隱藏的邏輯脈絡來，再明顯表出之。馮友蘭稱為「將中國思想加上形式化的外衣」，勞思光則喻為「把中國思想放在邏輯這個顯微鏡下觀察」，既只是加外衣或放在顯微鏡下，中國思想自不會因採哲學史方式研究而受損，反日見清晰。但這是否盡然？
錢穆很抗拒謂中國先秦思想為哲學，其謂西方重思辯，中國則重言簡，其曾舉例：西方說「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故蘇格拉底會死」，此為三段式的基本，中國孔子即一句「人皆有死」盡了，故中國顯然沒哲學。此處即引申一問題，用哲學方式重寫中國思想，能否謂之哲學史，謂之哲學可，但可否謂之史？若不可謂之史，則哲學史是否為中國所無，而只有思想史？胡適後來易其書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何以其不再用哲學史，此一層尤值深究。
本文無意於這些問題上糾纏，但大致上，本文無意用哲學史之進路，而採思想史的進路，即先述先秦思想起源，再述先秦思想發達之因，繼而略述四家思想，最後談及其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此先望讀者明見。
先秦思想主要是儒、道、墨、法四家，但既只稱主要，即仍有一些次要的思想派別，當時有九流十家之稱，其他派別包括縱橫家，我們提及過的孫臏、蘇秦等皆是縱橫家流，以鬼谷子為師；名家，莊子之友惠施即為一代表，盛主合同異，還有離堅白的公孫龍，也是其中代表；農家，重視農業的思想，以許行為代表；小說家及雜家等。
《漢書．藝文志》釋九流十家之源起，謂諸子出於王官。王官為西周之官學，西周時，專門知識不為平民所掌而操於貴族手，王官即貴族中負責掌知識的人。王官於西周時掌知識，及至東周，周室沒落，王官因而流落民間，基於生計仍需維持之故，王官等人遂以知識教人為業，知識因而下落及平民，形成諸子百家，此是王官失守的大意。當時王官有司徒、禮官等，《藝文志》遂謂先秦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名家出於禮官、道家出於史官等，此則是諸子出於王官說的內容。
這說法的準確與否固然已受質疑，近人胡適即曾撰《諸子不出王官論》，反對這種說法。可是，此為最早對諸子之源的解釋則無疑。本文無意再深入箇中爭論，即此而止。
以上可視為先秦思想的起源。思想有起源未必即可成為百家爭鳴之局，它必須有一合適的環境能夠容納不同的思想，思想爭鳴的情況才能出現，而春秋戰國剛好即為這樣一個環境，諸子百家遂可競起。
先秦思想興盛之環境要素，可從三方面再仔細分析。首先，政治方面，春秋下至戰國，各國為求富國強兵，富國強兵必賴有一計劃及提出計劃的知識分子，於是，各國求才求學說亦勢所必然。這風氣下，帶有兩層作用，第一層，就積極言，則為知識分子及各種學說之受各君主重視；第二層，就消極言，則為各種學說思想可自由發表而不受禁制。後人多言春秋戰國思想風氣之自由，即就此而言。
不過，宜補充一點，先秦思想的受重視及自由根源乃在各國君之求強，則我們可依此而推知，若某一學說不可令某國迅速富強，此學說必不為國君所重用；又當全國達到了統一時，國君既無求不同學說之需，基於政權之穩健，他必限制其他思想傳播，思想自由受限也是必然事，後人多論秦以後思想自由不及戰國之時，此中細節可深思。
各國求富強，因而養成重士（即知識分子）重思想自由之氣氛，這可視為促成先秦思想興盛的政治外緣因素。
另外，思想之發展必賴生活水平無憂才可進行，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多為貴族所養，戰國四公子之一信陵君便曾養食客三千，食客即是謀士；而齊又置有稷下先生一職，對知識分子以厚待，荀子便曾任此職，知識分子經濟上既無憂，自可專研學術思想，成就先秦思想之光明。又當時貿易也頻，貿易的繁榮間接暗示春秋戰國時的交通便利，交通便利，士即能借此優勢穿梭各國宣揚一己之思想，這也有助先秦思想之興；而都市又在戰國時出現，人文聚集，思想所發生的影響力更大，思想浪潮遂一發不可收拾，以上可視為先秦思想興起的經濟誘因。
最後，社會文化上，平王弒父後，人人對舊有的傳統規範已加以懷疑，不再信守，而新的社會規範於此時又未曾建立，作為知識分子，目睹人慾橫流之狀，必痛心思索，其思索所得即成思想，此為社會外緣之因。
概言之，就是各國圖強、規範失衡、養士成風，加上交通設施等配合，遂令百家出現且可爭鳴。
可是，這裡提醒一點，這些因素皆是外緣因素，即外在環境使然。事實上，思想之盛該還有其內部原因，即思想體系的廣泛性、嚴密性等，這些是哲學史專門處理的問題，但學術思想史也不該忽視之。牟宗三言談思想切忌滿天打雷不下雨，只言外緣而不談內部問題，此仍難見思想史之真相。現將逐述先秦四家之思想內容，以見其大意，作為對內部問題之稍微處理（因篇幅所限，本文先說孔子學說，其他逐於以後文章詳述）。
【孔子】
儒家開創於孔子，其思想可分人生修養、政治、教育三方面。
人生修養上，孔子教人為一君子，君子以往用作指貴族，到了孔子時，意思改變，指有道德修養的人。君子必能守禮，守禮卻不是為了面子，而是出於仁。《中庸》曰：「仁者，人也」，仁、人相通，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釋仁為一種真情實感，人和人之間的一種共通之情，極為恰當。本乎人情而行禮，方可為君子，否則禮行亦無意義，故孔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而樂何」。仁為禮之本，禮又表現出人行事上的正當，即義於禮見，仁義禮至此，三者扣緊，此既是孔子思想對人生修養的理論中心，亦是勞思光先生《中國哲學史》對孔學之理解。
仁是透過實踐而行出來的，行仁，即是行道，有行仁之志，即為志於道，行仁之法為忠恕。忠恕歷來有不同解法，一般而言有兩面，一是積極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一是消極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能實踐忠恕之道，人的仁即能日增，忠恕之道因而可持久維持，君子，即為一生依仁、踐仁的人，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即不為外界引誘而放棄仁道之意，這也和其依仁、踐仁思想合。
人能依仁、踐仁，愛的對象必擴大，但其愛是由遠及近的，是一種推愛，非兼愛，這也是本於人情而發。愛之對象範圍廣，即其自我世界必大，自我世界有兩層，一為通古往今來而立一世界，一為通現世不同地方人、物而立一世界。為仁者，因其愛人之心，其必能愛千百萬世之古人，愛以後千百世之後人，愛不同地方之人，愛不同地方之物（包括天地），後來宋儒程顥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張橫渠言：「天人合一」，實是一本孔子之意而加以闡發。闡發是中國思想特有，西方則無，這層讀者又當注意。
孔子之人生修養思想大致如上述，但孔子又言：「智、仁、勇」，視之為三達德，仁而無智，即無法以最有效之方式行仁，故仁智合；仁而無勇，仁必不能行，用孟子後來語即有性善而無養成至剛至大之氣，這亦不足以行善，故仁勇要合。但有智有勇而無仁又不可，故仁仍是最主要。孔子又曾對西周之伯夷叔齊讚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乃人生最高理想，且自求即可得，主宰在我，非外，後來孟子言性，即承此意，但孔子不言性而言仁，仁，情也，更具體真切而不落抽象，這又反映中國思想之特色。
仁屬內，可主宰，和之對立者是命，屬天，在外，不可求。孔子知道之不行，慟之於顏淵之死，皆曾歎曰命，又言：「知我者其天乎」，天在孔子思想中似有意志，而又和命相連，跟仁義對揚。此為孔子之天命觀。
在政治思想上，孔子主「正名主義」，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周公之禮樂，重訂名份，再以名份限各人之行為，卒以達社會和諧，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何以其要從周而不是夏商？因周制因革自夏商而有所損益，乃當時最優秀的制度，故孔子從周。後人不明，多藉此言孔子守舊，實則他何嘗守舊，由其不從夏而從周可見。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一君臣父子指君臣父子的位份，即名；後一君臣父子指行為。為君做為君的行為，臣父子也如是，這某程度上也是針對平王之弒父及春秋時篡弒兼併問題而發。
他又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主德治，因德重教化，可防範於未然，也能合符人情；刑則冰冷無情，又只是制衡壓迫，無助處理罪惡之本，故孔子尚德、禮而輕刑及政。
在教育上，孔子的說教言行也反映其部份思想。孔子言：「有教無類」，又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錢穆《晚學盲言》釋有朋的朋為來學者，因中國古代師生即友，則孔子實視所有來學者為朋友，並為此感快樂，這亦是一種有教無類的反映。只要一心求學，即予施教，這是孔子對學生的態度。至於對老師，子曰：「三人行，則必有吾師焉」，即孔子認為求學並不需選擇老師，任何人皆可為師，取其優而補其劣，能有所優所劣可取，此人即可為師，這是孔子想法。
孔子對學習又有一套獨特的見解，其言：「學而不思則妄，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並重，學又和問兼言，後世《中庸》稱道問學，孔子入太廟，每事必問，這亦是學，但學不可無思，思，則再思可矣，而不是窮思極索，此又為中國思想不近哲學處。孔子學思並重有如此。
孔子又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重視人養成對某學問的興趣多於只以其為知識學習，孔子之學又以人為本，即孔子實要人養成對人關愛之態度。孔子又因才施教，如子路治軍，冉有理財，宰我治文學即為例，不過，孔子始終特愛顏淵，謂：「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因顏淵能有道德氣節而不為外界所動，故孔子特愛之。
以上為孔子之教育思想，雖粗略，但大意可見。至於孔子用哪些內容教弟子，後世言其用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又有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但六經的易乃晚出，現存的禮也不是孔子時之禮書，刪詩三百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性格，其不如此為亦見，則六經未必全是孔子教本，當中細節，近代考證已詳，可參考。
總全文而觀，諸子傳統認為出於王官，但近人已非之；當時各國君求富強，因而專士及各種學說，先秦思想浪潮遂一起而不可收；而先秦思潮中尤以孔子開先，其仁義禮三者並立、正名、有教無類等思想影響後世深遠，此後經孟荀以承，孔子學說卒完善，孔子亦因其教育事業而被後世專為「至聖先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