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兒童，必遭天譴

「要求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議案在民建聯、工聯會為港共護航下遭否決，這反映什麼呢？反映民建聯、工聯會與吳克儉朋比為奸，合力剝奪我們下一代愉快的童年！

吳克儉說：「TSA 不會用作評估學校表現，近年亦未出現過以 TSA 作殺校指標」。可是，學校、家長不是這樣看啊！對學校來說，TSA 數據是招納小一新生的賣點。殺校會否出現，全賴學生在 TSA 中的表現。至於家長，坦白說，誰不想自己子女的學業成績更上一層樓？他們看重 TSA 是必然的。既然學校有需要，家長有要求，密集得過份的操練、Pre - test 就不可能不出現。吳局長的話看似沒有問題，實際上已然脫離學校、家長當下的心態，難怪有議員批評「吳克儉係咪住地球」。

密集得過份的操練、Pre - test，對具備正常學習能力的小童而言，尚能勉強應付。不過，請各位不要忘記，香港現在是推行「融合教育」的。有不少具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有限智能的學生，根本無法完成相關操練、Pre - test。學校教師看見這種狀況，二話不說破口大罵，學生大哭、以違規行為宣洩，教師甚至對學生心生厭惡，學生的無力感、挫敗感全然被忽視。家長也好不了多少，強迫子女用遊玩、休息的時間完成所有家課、溫習，還要為他們報讀補習社。可愛、單純的面孔兩面受敵，日復日，年復年，怎會不產生自殺的念頭？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簽約國承認兒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之權利」。今天香港的學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利」麼？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活動之權利」麼？沒有，只有做練習、前後測，最後應付 TSA。他們成為學校宣傳的工具，家長滿足虛榮心的工具，卻不被當作人來看待。這是香港的悲歌！

筆者於小學就讀的時候，正值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位期間。當年的我，讀的是官立小學，功課量不多，偶爾還可在課堂上偷做功課，教師亦不太介意。Pre - test 在那個年代並不流行，補充練習是我希望考試成績更進一步而求父母買的，選擇權操在我手。每逢放學回家，日本的卡通、特攝是例牌娛樂。暑假的最後一日必定要看「兒歌金曲頒獎典禮」。「學能測驗」可算是小學生最大的惡夢，但也只不過纏擾兩年 (小五、小六) 的時間。

今時今日，小學生還可以看日本的卡通、特攝嗎？「兒歌金曲頒獎典禮」不是已經變成選美盛事嗎？原來 97 主權移交，受害的不只是我們這些成年人，更有香港現在的新一代。他們美好的童年被斷送了！

民建聯、工聯會不問是非黑白，只知一昧替港共護航，這是正常不過的，無可厚非。要怪責就怪 97 前的香港人未有盡力爭取維持現狀，任由中共接收香港主權。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今天的小童，正在承受上一代種下的苦果，只可惜像徐子見那樣懷有「向年輕人贖罪」心態的上一代並不多。

金融風暴

在進入談第八任港督軒尼詩的事蹟前，還有兩件在香港發生的大事需要交代。一是「1866 年金融風暴」，一是「甲戌風災」。

本文主要集中析述「1866 年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的序幕：格尼公司結業

1866 年，包攬英國半數以上票據買賣的貼現行 - 奧弗倫．格尼公司 (Overend, Gurney & Co.，以下簡稱格尼公司) 因投資失誤而導致嚴重虧蝕。在欠缺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 的協助下，公司於 5 月 11 日下午宣告停業。消息一經傳出，整個英國金融市場出現恐慌，銀行開始擠提，股市大幅下跌。尤有進者，香港不少商行皆受到英國的不景氣所影響，破產、負債者不計其數。

格尼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亦有一番曲折可說。事緣格尼公司的創辦人森姆．格尼 (Samuel Gurney) 作風穩健，加上其曾在 1825 年為英倫銀行有財困的客戶、銀行家提供短期貸款，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不少原屬英倫銀行的客戶因此將他們的現金盈餘存入格尼公司，使公司在金融票據市場上聲名大噪，影響力倍增。

不過，自從森姆．格尼於 1856 年去世以後，他的繼承人逐漸改變以買賣票據為主的業務方針，轉為將資金投放在鐵路資產、鋼鐵工業、船務等可獲長期回報的項目上。有趣的是，格尼公司的資金大多屬於借入的短錢 / 被不能兌現的證券所套牢，此做法間接促使公司出現「不良資產管理」的狀況。

適逢英倫銀行向來與格尼公司相互對壘，格尼公司於 1865 年陷入財困，作為「最後貸款人」(A lender of last resort) 的英倫銀行竟然拒絕伸出援手，借出救亡資金 400,000 英鎊。格尼公司最終於翌年 6 月破產清盤，總欠債高達 1,100 萬英鎊，英國 200 多間銀行受拖累。

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商業受挫

1866 年的金融風暴，始於英國，卻波及香港。

根據港府 1867 年 3 月發表的年報顯示：

危機過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 (即 1867 年 2 月份)，個別表現最好的大型華人商行的利潤也不超過 15,000 元，大部分華人商行已到了無利可圖的地步。其中本地米商虧損總額高達 400,000 元，一般華人商品店鋪的損失更無法統計，估計大約每商戶損失在 10,000 元至 130,000 元之間。大型商號也只能勉強度過這次難關，至於小型華人商店的損失和倒閉情況，更加不計其數。

欠債破產的華人中，最多是洋行買辦，包括：葉公和 (Yip Kung Woo)、程阿虎 (Chaong Afoo)、林勝 (Lum Shing)。其次是華商，包括：一般貨品商人彭華平 (Pang Wah Ping)、承建商盧阿琳 (Lo Alum)、承包商灼阿福 (Cuey Afook)、民濟堂中醫師黃新 (Wong Sun)、綿羊經銷商郭徐興 (Kwok Tsui Hing)、大米經銷商方阿茂 (Fong A Mow)。

步入 1867 年 3 月，華商破產者越來越多。鄺阿成 (Kong Ashing) 和韋阿基 (Wei Ake) 因無法償還梁阿虎 (Laong Afoon)、梁阿育 (Laong Aye) 和陳阿三 (Chun Asheen) 的 5,000 元貨款，被迫逃離香港，連累擔保人柯昇 (Oo Shing) 和盧阿周 (Lo Achau)。此外，「怡和錢莊」也因合伙人「義記絲商」出現周轉困難 (面對金融危機，絲綢出口嚴峻，「義記絲商」因而遭受虧損) 而於 1867 年無奈停業。

洋商方面，受創比華商更甚，包括：麼者時洋行 (Moses & Co.，又名瑞祥洋行)、士乜禍文公司 (Schmidt & Volkmann，著名的歐洲船泊供應商和售貨店)、孖刺新文紙館 (Daily Press) 等。洋商欠債繼而引發連串追討、拆伙、撤換主事人、重整人事安排等事宜。部份捱得過這場風暴的，如鐘錶製造及珠寶商德忌利士 (Douglas Lapraik)，亦變得心灰意冷，無心再戰。德忌利士未幾將業務交給侄兒，其侄兒將公司發展成為小型蒸氣輪船業務公司，乃黃埔船塢早期創辦人之一。

至於怡和洋行的競爭對手 - 寶順洋行，在這次風暴中也難逃一劫。早於 1865 年底，洋行已然負債累累，無復昔日風光。金融風暴爆發，洋行雪上加霜，終於在 1867 年宣告破產 (「聖保羅書院」同時因缺乏贊助而停辦)

經濟影響著政治：港府改弦更張

金融風暴不只帶來經濟上的影響，更帶來政治上的刺激。

據資料顯示，1866 年，在港外籍人士犯上嚴重罪行 (包括：謀殺、誤殺、行劫、暴力、傷人、盜竊、綁架、非法藏械等) 的案件，急升至 1,033 宗。罪案頻生，而警隊貪腐無能，卒之導致第六任港督麥當奴毅然成立「團防局」，間接提升華人的社會地位。

又港府本來成立「香港造幣廠」自行鑄造貨幣，卻因遇上是次風暴，市民對銀幣的需求減少，「香港造幣廠」於 1868 年帶著 34 萬元的巨大損失倒閉。

英資洋行一直是港府的合作伙伴。金融風暴的襲來，徹底打擊了各大洋行的經濟實力，港府收入因而受損，出現入不敷支的財赤困境。麥當奴「開放賭禁」，在道德層面或許說不過去，但在維持政府日常運作上，麥督的做法未嘗不是情有可原。「開放賭禁」最終在反對聲音中告吹，問題卻是依舊存在。麥督利用開賭所得支持創辦「東華醫院」，旨在「退而求其次」，透過拉攏受創較輕的華商，從而利用他們的財富，協助港府維持善治。至於「東華醫院」令華人勢力進一步抬頭，這已是後話。

結語

要了解香港過去如何受到英國因素影響、本地華人如何逐步上升，「1866 年金融風暴」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近年來，介紹香港歷史的著作甚少提及這場風暴，此不免有點可惜。

[主要參考資料]

1. 林準祥，＜1866年：一場期待的金融風暴＞。

2. 林準祥，＜世紀金融風暴衝擊香港商業 (上篇)＞。

3. 林準祥，＜世紀金融風暴對香港商業的衝擊 (下篇)＞。

4.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5. 鄺健銘，＜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收錄於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革命無效，還玩選舉

自從「雨傘革命」無疾而終，港共的劣質管治無日無之。由鉛水問題、發展郊野公園用地，到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 TSA 事件，可以看出，港共根本置香港人的健康、下一代的福祉於不顧。配合 689 經常在外「唱衰香港」、林鄭將宣傳假政改視作行公義的事、財爺的「離地」言論，我們實在很難想像香港至今仍未發生大規模的暴動。

回想「雨傘革命」之所以出現，部份源於港人對「體制內抗爭」的不滿。泛民又好、社記人力又好，他們皆是不敢強硬向中共說「不」的。對於走私客充斥、大媽霸佔行人專用區、雙非學童搶奪幼稚園學位等問題，他們甚至以「包容」二字迫逼香港人接受。既然議員不代表我，我就只好隻身站出來，為自己充權。「雨傘革命」初期，佔領區經常有寂寂無名的市民聲嘶力竭提出各種訴求，卻不見政黨的旗幟、直幡，這是因為大家都不再相信代議士、不再相信「體制內抗爭」會收效。

不料一年過去，香港人竟然重新聚焦在「體制內抗爭」- 區議會選舉上。此還不夠，最可悲是代表溫和本土路線、曾經譴責光復行動的「新民主同盟」竟然深得選民歡心，勝選的獨立「傘兵」們驟聞 689 邀請他們加入諮詢組織，旋即表示願意溝通。引頸以待的暴動沒有出現，取而代之是重蹈舊日的覆轍，以緩慢改革的方式救港，這種演變其實是一種大倒退！

倘若中共並未加快對港殖民的步伐，「體制內抗爭」未嘗不可取。問題是，以今天中共殖民的速度，「普教中」的全面推行、紅色商人的逐漸滲入、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只怕不出三五年，香港即被消滅於無形。事實上，觀乎近年已有本生土長的小童嘲笑父母不懂講普通話、小學跨境學童的數目持續上升，香港的確時日無多了。正所謂「緩不濟急」，一時區選的好消息根本不值得慶賀，為香港急救才是當下最需要做的事。

區選後感

區選告一段落。泛民老將何俊仁、馮檢基相繼下馬，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至於「民建聯」鍾樹根被 48 歲的徐子見擊敗，除了因為徐子見抱有一個向年輕人贖罪的心態，更重要是鍾樹根的惡名已然深入社區，無復挽救。黨友葛珮帆則主要敗在對手工黨葉榮的殘疾身軀及堅毅不屈上，合情合理。

反而，進步民主派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激進本土派 (「熱血公民」、「城邦派」) 並未乘「雨傘革命」的餘威再下一城，走中間路線的溫和本土派「新民主同盟」卻在競逐 16 席中取得 15 席，此一結果較為耐人尋味。

傘後一年，談到本土派，抗爭者大多只會聚焦在「熱血公民」、「城邦派」、「港獨派」身上，要不然就是「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新民主同盟」根本不入流，與「學民思潮」一樣，兩面不是人 (既不願屈從於傳統泛民，又無法擠身本土派行列)。有趣的是，今次的區選結果竟顛覆了抗爭者們一貫的想法，原來溫和的「港中區隔」、「香港人優先」是有市場的，而且客源異常充足。可以預計，在不久的將來，越來越多從政者會選擇走這一條路線，當中甚至可能包括部份「泛民」、進步民主派、激進本土組織 (「熱血公民」除外)。

在眾多「傘兵」中，不得不提「青年新政」。年青、有活力、肯承擔，加上宣傳短片大打感動牌，此乃 9 名參選人能夠取得高票的關鍵。然而，高票不一定可以當選，當選還需要出動「掌心雷」提示、騙取老人院公公婆婆的歡心，「工聯會」的陳穎欣不是憑此勝出嗎？「青年新政」8 名參選人之所以落敗，在於他們不會採用下三濫手段。單純至此，鄺葆賢醫生能夠在黃埔西贏得一席已經是萬幸，游蕙禎實在不必介意狙擊「鼠王芬」不成。

難得「青年新政」今天還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選民鄭重致歉，游蕙禎更於謝票期間一度感觸落淚，香港有如此真誠的年青人，是一種福氣。不過，話分兩頭，面對溫和本土派的成功，「青年新政」確實有需要認清自己未來的發展路向。

四大書院

「聖保羅書院」、「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聖若瑟書院」是香港開埠初期的四大書院 (不計港府創辦的「中央書院」) ，以下我們嘗試簡單介紹它們的創校經過。

「聖保羅書院」的創校血淚史

1. 史丹頓牧師的努力

「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由史丹頓牧師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於 1849 年創辦。史丹頓牧師出身英國海外傳道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名英國聖公會差會或安立甘會)，1839 年抵達澳門學習中文，並負責主持當地基督教聖堂的崇拜。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史丹頓牧師一度被擄至廣州拘押，四個月後獲釋 (換言之，他是中原王朝的排擠對象)。

1841 年，史丹頓牧師經紐約返回英國，開始為在中國開辦學校籌募經費。兩年後，他獲英國聖公會委任為首任香港殖民地牧師 (Colonial Chaplain)。6 月，史丹頓牧師帶同妻子何露絲 (Lucy Anne Head) 抵港履新。在任期間，除了協助興建聖約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參與港府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外，他還積極籌備開辦第一所教會學校。於是，會督府 (Bishop's House) 及校舍的建築工程在 1845 年全面展開。1849 年，書院創立 (前一年，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已核准書院的章程)，位處中環政府山 (Government Hill) 的忌連拿利 (Glenealy，又稱「鐵崗」)，學生僅得 9 人。

創校初期，蘇謀斯 (James Summers，負責教授中文)、蒙奇理牧師 (Rev. Edward T.R. Moncrieff) 皆在校內任職。「恭敬天主，愛人如己」是書院的校訓。1850 年，史丹頓牧師因病返英，臨別前將學校轉交新上任的香港聖公會首任會督施美夫主教 (Bishop George Smith)。次年，施美夫主教將學校正名為「聖保羅書院」，同時擔任書院的首任校長。

2. 陷入困境，學校停辦

1852 年，「聖保羅書院」的學生人數增至 33 人。翌年，施美夫主教獲港府委任主持教育委員會，負責督導 5 間政府資助華人學校的發展，蒙奇理牧師等人亦有份擔任委員，由此可見「聖保羅書院」深受港府器重。

只可惜好景不常，1857 年，蒙奇理牧師在印度遇上「印軍嘩變」(The Indian Mutiny)，不幸遇害。「聖保羅書院」被迫停辦數年。書院復辦後，雖曾經邀得精通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傅蘭雅博士 (Dr. John Fryer) 到校任職，卻在 1868 年因主要贊助人顛地洋行陷入財政困境而導致經費不足，再度停辦。

3. 包爾騰主教復辦書院

堅尼地出任港督期間，定例局通過《聖保羅書院條例》(St. Paul's College Ordinance， 1875 年第 7 號條例)，將「聖保羅書院」的業權交予坎特伯雷大主教，並許其聯合「聖保羅書院」校長及港府輔政司制訂學校的新章程。1876 年，「聖保羅書院」在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的帶領下復辦，書院還特別開設了專門培訓教會神職人員的神學班。同年，包爾騰主教又獲港府委任主理香港的教育政策，「聖保羅書院」至此恢復昔日光輝。

1877 年，「聖保羅書院」更與「聖若瑟書院」合辦了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開風氣之先。

從「曰字樓女館」、「曰字樓孤子室」到「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

1. 「曰字樓女館」的始建與結業

「曰字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始建於 1860 年。創辦人為「聖保羅書院」首任校長施美夫主教的夫人 (Lady Lydia Smith)，以及英國遠東女子教育協會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Far East)。第五任港督羅便臣的夫人則是主要的贊助者。

「曰字樓女館」的創校宗旨是「為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1862 年，伊頓女士 (Mary Anne Winifred Eaton) 獲聘出任校長一職。與此同時，校董會於般咸道購入一塊稻田，籌建一座水泥校舍。一切教學、寄宿，都在這座校舍內進行。

「曰字樓女館」的「曰字樓」也有一番典故可說。事緣般咸道的校舍形狀呈「曰」字形，本地華人遂慣用「曰字樓」三字稱呼之。之所以稱「曰」而不稱「日」，主要是根據《香港轅門報》的記載。

伊頓女士克盡己職，令「曰字樓女館」漸上軌道。可是，礙於：

(a) 當時的華人社區並不希望女子接受任何教育，特別是西式教育；

(b) 華人存有將女子視作財物寶貨的扭曲觀念。

校內的學生人數一直偏低。部份家境貧困、略通英語的學生甚至被父母以較高的價錢出售給歐籍人士作情婦，此從視學官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伊頓女士的丈夫) 博士致輔政司史釗活 (Frederick Stewart) 的一封信件中得到證實，他說：

1865 年，當發現幾乎每個在那裏學過英文的女學生離校後都成為涉外婦人 (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這所學校只好被迫暫停。

不久，伊頓女士更遭到華籍暴徒襲擊，反映該校在華人社區中不受歡迎。伊頓女士脫險後，請求即時休假，且自行解散學校。直至 1865 年，「曰字樓女館」才宣告重開，由蘭德爾女士 (Ms. Rendle) 接任校長。

重開後的「曰字樓女館」，痛定思痛，收生不再限於華人女童，華人女童亦不得如以往一樣接受英文教育。然而，1867 年的財政困境，卒之令「曰字樓女館」無奈結業。

2. 「曰字樓孤子院」的接續與轉型

1869 年，「曰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在柯爾福主教 (Rev. Charles Richard Alford) 的協助下成立，仍以「曰字樓女館」的原址作校舍。新校招收英裔、華裔、歐亞混血兒、其他國籍的適齡兒童，不分男女。除了提供基本的衣食住宿，學校更著重向兒童灌輸基督新教教義，引導他們建立誠信和勤儉生活的觀念。

1870 年 7 月，任職於「香港英軍學校」(Garrison School) 的雅瑟先生獲聘請為「曰字樓孤子院」的校長，雅瑟的夫人汪瑪麗女士 (Mary Annie Vaughan) 則擔任女舍監 (Matron)。雅瑟在任期間，「曰字樓孤子院」的學生人數雖無顯著上升，但社會各界的捐款則逐漸常規化，學校因而得以持續經營。1878 年，「曰字樓孤子院」被香港教育司署劃入津貼學校 (School of Grant-in Aid Scheme)。同年，因夫人健康欠佳，雅瑟毅然辭去校長一職，轉任「中央書院」副校長。

雅瑟夫婦辭職後，校董會決議將「曰字樓孤子院」轉型成一所男校，不復招收女生。同年 11 月，「中央書院」助理校長俾士 (George H. Piercy) 出任「曰字樓孤子院」校長。俾士在位接近四十年，一直著重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校先後在劍橋及牛津本地升學試 (Cambridge and Oxford Local Examinations) 中取得優秀的成績，令「曰字樓孤子院」聲名大噪，民間往往將俾士視作「曰字樓孤子院」的標誌，稱之為「俾士書館」、「俾士書院」。

「俾士」後來因音聲不雅而被改稱「拔萃」，「曰字樓孤子院」則輾轉易名為「拔萃書室」、「拔萃男書室」，到今天的「拔萃男書院」(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在「拔萃書室」就讀，此可視為香港對中國現代化一貢獻)。

3. 「拔萃女書院」創立

至於「拔萃女書院」的創立，一方面是「曰字樓孤子院」轉變成男校的副產品 (大量女生需要學校繼續升讀)，一方面則源自莊思端女士 (Ms. Margaret Johnstone，創辦「菲莉女校」，即「協恩中學」前身。「曰字樓孤子院」變成男校，「菲莉女校」曾全數接收院內女生) 等人的大力推動。1899 年，「拔萃女書室」在玫瑰行 (Rose Villas) 成立，由史及敦女士 (Ms. E. Skipton) 出任校長。

天主教背景的「聖若瑟書院」

和上述三間書院不同，「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 信奉天主教，它的前身是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St. Saviour's College)，屬葡資私立學校。

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聖救世主書院」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由都化‧瑪利修士 (Brother Hidulphe Marie) 出任校長。創辦初期，全校只有學生 75 人。後因澳門受颱風吹襲，不少葡裔家庭來港避難，學生人數增加了一倍。有見及此，高主教在 1876 年 6 月以 $ 14,000 購入一幢位於堅道 9 號的房子，作為原來校舍的擴充。

都化‧瑪利修士擁有豐富的學校管理經驗，在他的領導下，「聖若瑟書院」的學生人數不斷上升。直至 1879 年為止，校內已有學生 259 人，僅相差「中央書院」331 人。同年，書院招收了第一批華人學童。學業成績方面，公開試合格率高達 90.71 %。

又書院曾經和「聖保羅書院」合辦香港開埠以來首場校際運動比賽，且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足球隊。

時至今日，「聖若瑟書院」依然是香港的頂尖學府之一，有「狀元搖籃」之稱。

 

結語

透過回顧四大書院的創校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觀察：

(a) 香港人能夠接觸現代西方文明，不分男女，教會學校居功至偉 (這又和中原政權衰落，外國傳教士可以自由傳教、辦學有關)；

(b) 教會學校未有禁止學童接觸中國語文及文化，這有助學童保持關注中國、回饋中國的愛國情懷，並使華夏傳統文化得以在香港傳承下去；

(c) 西方良善的理念 (如男女應享有接受英文教育的權利) 在香港落實時往往受到華夏惡習的歪曲，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貧困家庭販賣女兒為他人之情婦) 及反響。換句話說，97 主權移交前的教育制度及政策，更多是有效調和中西的結果，乃百多年香港歷史沉澱下來的瑰寶；

(d) 基督 / 天主教、體育競賽在香港的普及，與教會辦學密不可分；

(e) 經濟上的動盪不安 (如 1867 - 1868 年的金融風暴)、鄰近地方的天災人禍 (如澳門的風災)，對香港的教育事業未嘗不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今天的港共政府，一意進行「去殖民化」，輕視英語教學，強推普教中，以通識代替中史，且胡亂花費公帑。香港教育行業的每下愈況、年輕一代知識水平的大不如前，並非事出無因。

少理老董

15 年前 (即 2000 年)，「次文化堂」曾經推出一系列諷刺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的政治漫畫，名為《老懵董》。15 年後，董建華搖身一變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行政長官則由他的得意門生 689 擔任。然而，董建華依舊不脫其「老懵董」本色，循例判錯症、落錯藥，真的令人想說一句：「少理老董」！

眾所周知，「八萬五建屋計劃」的失敗，源自 689 的錯誤估算。董建華如今全力為 689 發展郊野公園用地護航，借助新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大力吹風，此顯然是「見過鬼仲唔怕黑」，重蹈歷史覆轍而不自知。

至於去年發生的佔領街頭運動，肇始於中共措辭強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依法無據的「落三閘」決定、京官的趾高氣揚、港共黑警的濫暴等。董建華對此一概不理，只看見年青一代的不文明及違法行為，這一來已經自打嘴巴，中了「小部分港人選擇性聚焦在某些個別事件，並將其無限放大、以偏概全」的陷阱；二來亦無法掌握香港管治問題的核心。說教式的言辭更是惹人討厭。

孔子曾經責罵原壤說：「老而不死，是為賊！」(＜論語．憲問＞)。今天的老董，同樣是一個「老而不死」的賣港「賊」。

年輕人應該把握中國崛起的機遇，盡快認識中國？中國經濟已然頻臨崩潰，軍力強大只是金玉其外，我們認識中國來幹什麼？況且，身處香港，我們對這片土地尚且了解不夠，何必好高騖遠，認識鄰國？

「如果每一個人都熱血街頭，香港還會繁榮安定嗎？」敢問具體證據何在？且不說佔領行動對旺角食肆帶來正面影響，一個到處充斥走私水貨客、中國大媽、拖篋陸客的擠迫城市，繁榮安定難道又能保持？年青人鼓吹港中區隔，發起街頭抗爭，實屬迫不得已，旨在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老董若然真心著緊香港的繁榮安定，理應全力支持年青人，何必自相矛盾教訓起年青人來？

其他「破壞一國兩制」、「拖慢香港發展」云云，全屬陳腔濫調，了無新意，不駁也罷。

香港淪落到被一位愚昧無知的老賊指指點點，可謂折墮至極，無怪乎陳雲在面書上說：「董先生，你現在就死，落地獄去，會多一點人去殯儀館送喪，那就少一點人熱血街頭了」。

換人不如換制度

港大政政系教授陳祖為以 328 票當選校委，接替早前辭任的袁國勇。不少人對陳氏寄予厚望，相信他會保護港大、對抗赤化。然而，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姑勿論「雨傘革命」期間陳氏曾多番埋怨「雙學」拒絕退場的決定，僅憑他是「中間溫和派」湯家驊的戰友、「民主思路」的聯席召集人，可以預料，陳氏將比埋首細菌、傳染病的袁國勇更「親共」。港大當前之困局只有日益惡化的可能，卻無可被挽救的餘地。

當然，港人誤信陳祖為可以替港大開新面，亦有原因可尋。除了出於對陳祖為的認知貧乏，更重要是他們仍然相信「新人事，新作風」，覺得只需換一個人，困局就可以完全消弭於無形。

回想「雨傘革命」爆發初期，「撤回人大 831 決定」明明是清楚不過的訴求，後來竟輾轉變成「689、禿鷹下台」的卑微願望。何以會出現這樣一種轉折呢？因為香港人過份重視人，忽略了困局可以肇始於制度上的不公、政策方向的失當等。港人觀念出錯，加上積重難返，終致三十年來換人不斷，民主路則毫無寸進。

制度比人優先，這是港人今天必須認真學習的！之所以要換人，目的仍是希望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

區選在即，年青候選人出戰各區者不計其數，卻不是個個皆有志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青年新政」近日與「城邦派」、「熱血公民」聯署聲援陳雲，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令人刮目相看，值得給予支持。至於「泛民」尹兆堅、羅健熙之流，他們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會面尚且不以為恥，更遑論有雄心壯志捍衛現時良好的制度 / 修正不公義的制度。倘若港人只著眼於「泛民」換了新人，不知「泛民」的新人全是新瓶中的舊酒，香港必死無疑！

回到陳祖為的事件上，與其對陳氏存有無謂的幻想，不如在必要時以罷工罷市的形式支持港大師生，爭取一些更為根本的改變。

港隊拚命，奮力守和

香港隊昨晚 (11 月 17 日) 在旺角場成功守和中國隊，基本上粉碎了中國參與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的春秋大夢。回想習近平在 2011 年 7 月 4 日會晤韓國民主黨黨魁、國會議員孫鶴圭時提到「中國足球夢」(所謂「中國足球夢」，內容有三。一是中國足球隊能擠身世界盃，二是中國能舉辦世界盃，三是中國有朝一日能獲得世界盃冠軍)，真不知他對整場球賽的結果作何感想。

港隊方面，一如既往，球員拚命，教練用心。金判坤曾說：「球員必須有為國捐軀之心」，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誨，門將「英雄輝」在球場上多次救出險球，基藍馬、法圖斯、麥基亦有出色的表現。

不過，「人和」之外還不能缺少「天時」、「地利」之協助。比賽期間，中國隊一個疑似入球被球證宣判無效，另外兩次射門則被門柱、門楣輕易化解，此皆屬於「天時」。至於球場內 "We are Hong Kong" 不絕於耳，球場外各區聚集觀看直播的人不計其數，這都是主場之「地利」。

誠然，港隊最終未能全取三分，確實有點可惜，但無容致疑，港隊今次的表現是爭氣的、令人鼓舞的。

值得一提的是，港中大戰前夕，689 被問及會否支持香港隊，他避而不談：「好可惜去咗馬尼拉之後，喺嗰度睇唔到波」。比賽結束，他卻在個人網誌中說：「我對香港隊和國家隊球員的出色表現表示欣賞」。689 說謊成性，港人經已見怪不怪，最荒謬是一個代表香港的行政長官竟然不敢公開表態支持香港隊，連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不如，難怪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會高呼：「選民叫我問你幾時死呀！」。

又球迷繼續對「義勇軍進行曲」報以噓聲，"Hong Kong is not China" 標語被高高舉起，凡此種種，俱反映香港人正在摒棄中國人身份，積極建構自己的民族。他朝「香港民族」一旦成形，獨立建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嚴華夷之防：法國恐襲帶給港人的教訓

法國發生連環恐怖襲擊，與歐洲近期大量收容敘利亞難民有密切關係。中國歷史上，因收容他國族裔而引致政權崩潰者，首推司馬氏創建的西晉。

自從東漢末年以來，胡人 (主要是匈奴人) 內徙長城以南地區的情況日趨普遍。曹魏為了用最低的成本建立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往往批准內徙的胡人擔任僱傭兵。加上胡人開始仿傚華夏「耕讀傳家」的傳統，他們於是逐漸變得安土重遷，不願重返塞北。

然而，他們的觀念出現一個問題：以漢室的苗裔 (王昭君當年曾以漢室公主的身份下嫁匈奴單于，生有子女) 自居，且視曹魏、西晉為篡奪漢室天下的不義政權。這對西晉維持有效管治是非常不利的。有見及此，大臣郭欽、江統先後向晉武帝提出「徙戎」的建議，江統《徙戎論》說：「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背後訴諸的理念正是「嚴華夷之防」(即明辨華、夷)，只可惜晉武帝最終未有採納相關建議。

晉武帝死後，「八王之亂」爆發，晉室元氣大傷，胡人盡窺箇中虛實。匈奴人劉淵未幾乘亂自立，以興復漢室作號召，派軍攻打洛陽，西晉卒之在懷、愍二帝被虜後滅亡，享祚僅 37 年。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法國的悲劇，正好刺激我們記起西晉滅亡的一段往事，從而認識「嚴華夷之防」的重要。

近年香港充斥大量囂張跋扈、語音不純的「新香港人」，這亦是港共不「嚴華夷之防」的結果。倘若要拯救當下的香港，「嚴華夷之防」必須重提，此亦是法國恐襲帶給香港人的「血的教訓」！

無懼打壓，聲援陳雲

嶺大校長鄭國漢向陳雲發出警告信，要求陳氏「慎言慎行，回歸教學及學術研究，否則後果自負」。鄭氏曾出任 689 的競選辦顧問，與 689 關係密切，是次事件顯然屬於一場對大學學者的政治打壓，旨在殺雞警猴，令其他大學學者噤若寒蟬，不復議論及參與政治。

現時各大學學者大多著力埋首書冊，對政治的關注僅限於粘牙嚼舌。偶有一兩位願意發表政見、推動社會變革，卻是戴耀廷、陳健民、陳祖為的貨色。只知政治道德，毫無政治智慧。如斯悶局下，陳雲的本土論述、親身製盾實在是難得一見的活水。

誠然，「城邦論」部份觀點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此並無損陳雲特立獨行之可貴。我們珍視他、聲援他，更多是出於對他人格的欣賞，而不是出於對他主張的服膺。

況且，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早就明言：「沒有人是孤島……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今天 689 借鄭國漢之手限制陳雲議政、參政的權利，難保他朝你和我的議政、參政權利亦受到同樣的限制。故此，不論在公在私，我們都沒有不關注、聲援陳雲的理由。

然而，有趣的是，向來喜歡理性討論的泛民、左膠，至今仍沒有一個人為陳雲發不平鳴，只知象徵式的分享。大是大非不過問，卻去字斟句酌什麼是「真」普選、「物化女性」。香港民主路之停滯，不是有跡可尋嗎？

英資洋行

自從 1842 年開埠以來，香港經濟日趨繁盛，這與英資洋行的貢獻有密切關係。

以下我們將簡單介紹四大英資洋行 - 怡行、寶順、和記、太古的成立。

以走私鴉片起家：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 (又名渣甸洋行) 於 1832 年由兩名蘇格蘭裔英國人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 及詹姆士‧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在廣州創辦。洋行早年從事走私鴉片的貿易，累積了大量資本。直至 1834 年，怡和洋行已經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中英鴉片貿易的主要公司，佔廣州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亦正因為此，當清廷在 1839 年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到虎門銷煙，威廉‧渣甸最為不滿，親自在倫敦遊說英國政府與清廷開戰，間接引發日後中英鴉片戰爭。

威廉‧渣甸又注意到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利用作為貿易據點，其於是大力建議英國政府從清廷手中奪取香港。適逢查理‧義律認為香港可作為駐華海軍的後勤補給基地，香港未幾被英軍單方面佔領 (依據《穿鼻草約》)。

1841 年，英軍在上環上坑口街登陸。同年，英國人開始拍賣香港的土地，怡和洋行隨即以 565 英鎊購入銅鑼灣 (當時稱為東角) 一帶的大片土地 (此乃香港首幅出售的地皮)。次年，怡和洋行將總公司從廣州遷至香港，正式以香港作為根據地。

怡和洋行在香港的競爭對手有寶順洋行、沙遜洋行、旗昌洋行等。放棄對華走私鴉片後，洋行轉為在香港及中國大陸投資興建鐵路、船塢、工廠等。1863 年黃埔船塢的創辦、1876 年上海吳淞鐵路的興建，怡和洋行皆有參與其中 (換言之，怡行洋行對香港及中國的現代化，起著推動的作用)。

風光一時的對手：寶順洋行

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 (「寶順」乃顛地洋行在中國通行的中文名稱，取其「寶貴和順」的意思)。1823 年，英國人托馬斯‧顛地 (Thomas Dent) 來到廣州，以合伙人的身分加入大衛蓀 (Davidson) 洋行。次年，大衛蓀離開中國，洋行更名為顛地洋行。兩年後，蘭斯祿‧顛地 (Lancelot Dent) 代替托馬斯‧顛地成為顛地洋行的負責人，洋行業務蒸蒸日上。

和威廉‧渣甸一樣，蘭斯祿‧顛地也是廣東著名的鴉片商，藉走私鴉片置富。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寶順洋行遭受嚴重損失，顛地遂建議英國以武力打開清廷的貿易大門，促成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結束後，寶順洋行的總部設在香港，專門從事鴉片入口、轉口貿易，以及對外輸出茶葉、生絲 (茶葉產自安徽一帶，生絲則產自杭州、嘉興、湖州地區) 等業務。怡和洋行是它的競爭對手，但兩者的鴉片進口量、貨船數目其實不相伯仲。顛地後來更成為「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 的主要贊助人，積極推動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

不過，好景不常，1867 年，香港發生第一次金融風暴。寶順洋行因陷入財政困境而被迫結業，「聖保羅書院」亦隨之停辦。位於畢打街東與德輔道中交界的總行大樓，不久被改建成香港大酒店 (Hong Kong Hotel)，輾轉為置地公司所購，建成告羅士打行 (Gloucester Building)，再演變成今天的置地廣場。

出色的後起之秀：和記洋行、太古洋行

與怡和、寶順相比，和記洋行成立較晚，始於 1860 年。它的業務主要是經營布匹、雜貨及食品的轉口貿易。

至於太古洋行，創辦人為約翰‧施懷雅 (John Swire，1793 - 1847)，其業務包括：從事進出口貿易、經營輪船隊等。1870 年，太古洋行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在港英資洋行的一分子。

「官商一體」管治模式的確立

由於各英資洋行在經濟上舉足輕重，洋行的「大班」往往能夠阻礙，甚至挑戰港府的管治。砵甸乍出任港督不足一年、戴維斯被迫提早兩年辭職，這都是和他們不得各洋行「大班」支持有關。

文咸上任後，為了改善港府、英資洋行之間的緊張關係，採用「行政吸納」的手段，將各洋行的「大班」吸納至定例局中。1850 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大衛‧渣甸被任命為定例局首位非官守議員，同時加入定例局的非官守議員還有約瑟‧艾德格 (威廉‧渣甸的外甥)。1857 年，大衛‧渣甸退出定例局，由弟弟若瑟‧渣甸 (Joseph Jardine) 接任。1861 年，亞歷山大‧波斯富 (Alexander Perceval) 被委任為首席非官守議員，波斯富亦是怡和洋行的「大班」。至於另一位怡和洋行的「大班」詹姆斯 (James Whittall)，則在 1864 年加入定例局。寶順洋行方面，主席約翰‧顛地 (John Dent) 也曾經出任定例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港府未幾進一步吸納各洋行的「大班」至行政局，「官商一體」的管治模式從此確立。

官商合作管治，好處在於：政策的制訂考慮到商人的意見，一旦推出，即能夠獲得大財團的支持，政府的施政因而比較暢順。壞處則是容易造成官商勾結和偏重商人利益。

結語

今時今日，怡和、和記黃埔、太古集團依然活躍。

香港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轉口港，且對中國大陸產生正面貢獻，英資洋行實在功不可沒！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2. 曾銳生，《現代香港史》。

和平紀念日，港人勿忘記

昨天 (11 月 11 日) 是香港的「和平紀念日」(Remembrance Day)。「和平紀念日」於 1919 年一戰結束後由香港政府訂立。今天屹立在中環皇后像廣場的和平紀念碑，正是於 1923 年 5 月 25 日由當時的港督司徒拔主持揭幕儀式，用以紀念一戰中陣亡的軍人。

現在香港人對一戰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世界歷史課本上，談一些「三國同盟 / 協約」、「塞拉耶佛事件」、「施里芬計劃」等，卻甚少從本土的視角出發，仔細審視香港曾經參與一戰的往事。根據政府文件顯示，一戰期間，香港最少有 264 名居民被徵召到英國參戰，包括 61 名警務人員及小量公務員，俱為英籍的歐洲人。又 61 名被徵調往英國參戰的香港警務人員中，共有 10 人陣亡。換句話說，每 6 名參戰的警員，就有 1 人與香港永別。

不過，礙於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英籍歐洲人為國捐軀乃理所當然。加上華洋隔閡向來嚴重，一戰後的「和平紀念日」只是港督與殖民地官員循例進行悼念及閱兵的紀念日而已。直至二戰結束、香港重光，和平紀念碑因成為紀念 1941 年「香港保衛戰」陣亡將士的地標，連帶「和平紀念日」亦日益被全體香港人重視。

和「重光紀念日」相比，「和平紀念日」的英殖氣息明顯較為濃烈 (這亦是主張「歸英」的朋友喜歡提及「和平紀念日」的原因)。至於和平紀念碑的外觀仿傚自 1920 年建成、由埃德溫‧魯琴斯爵士設計的倫敦白廳和平紀念碑，與百慕達、奧克蘭的相同，此更反映香港不容抹殺的身份 - 英屬自治海外領土。

陳佐洱之流高呼香港「去殖民化不力」，這本來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沒有了殖民歷史，香港根本不成香港。倘若中共一意孤行，利用港共強推「去殖」政策 (「香港郵政」計劃遮蓋郵筒的英殖標記，便是港共「去殖」的先聲)，他朝香港走上獨立共和之路，也是迫不得已。

香港正被瓦解

香港正在被瓦解，此乃教人痛心的事實，但又不能否認。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今天 (11 月 9 日) 在深圳出席一個經貿會議時表示「前海的建設發展，首先要依託香港，利用香港高端服務業發達的優勢，學習和借鏡香港發展服務業的成功經驗。所以，前海既是推動深圳的發展，也是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敢問司長，當前海全面學會香港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和技能，成為香港一個非常厲害的競爭對手時，香港憑什麼維持自身的獨特地位和角色？

林鄭司長可能會回應：「有良性的競爭，香港才會有進步。況且，前海非常歡迎香港年輕人前往創業，香港因此有所得益」。然而，問題是：(1) 為什麼一個代表香港的政府竟然不鼓勵年青一代在香港創業，反而慫恿他們離開香港？(2) 為什麼年青人連選擇「只和香港人競爭」/「不參與競爭」的自由也沒有？

當港共政府不斷出賣港人利益，年青一代備受打壓，生活逼人之下，「花果飄零」(即移居他方) 是必然出現的。加上中共一統台灣之心昭然若揭，香港不能再擔當「示範單位」的角色，可以預料，中共日後將持續收緊對港政策，「港人治港」的前景勢必黯淡，「一國一制」的惡夢很快就會來臨。

又梁錦松大發謬論：「香港能發展成容納有 1,000 萬人口的國際都會」，無非是想曲線支持大量「匪國」新移民南下香港，打破中、港的地域邊界。至於董建華、689 汲汲於將郊野公園連根拔起，這不是出於解決土地短缺問題的善良動機，而是想借新獲得的土地扶植「紅色」資本家，以對抗唯利是圖、略帶本土情結的舊地產霸權 (如李嘉誠)。屆時，香港人依然是「樓奴」，休憩地方卻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無奈的是，上班族對上述種種只知冷嘲熱諷，繼而置若罔聞。香港正在被瓦解而無人能救，這是非常可悲的！

持續發展

在堅尼地的管治下，香港的政治、經濟、教育、民生皆得到了持續穩定的發展。

考選制度的確立

自羅便臣以降，「官學生計劃」一直為港府提供優秀、能幹的管治人才。「官學生計劃」的成功，證明以考試方式選拔公務員的制度卓有成效。堅尼地於是在 1877 年制訂了一套通則，規定全體公務員 (低級工人除外) 以考試方式招聘。當時，英國只是早了七年採納相同原則作為招聘公務員的總體政策。

首次貸款給中國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擁有大量白銀儲備，而清政府在對外戰爭、維新變法上都需要不少金錢，後者遂經常向前者借款，後者則一次又一次協助前者渡過難關。

1875 年，清政府打算收復新彊，但因資金缺乏，光緒帝下令左宗棠「借外國債五百萬」。次年 (即 1876 年)，在大班昃臣爵士 (Sir Thomas Jackson) 的努力下，匯豐銀行順利成為清政府 500 萬兩債券的承銷人。左宗棠未幾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物資補給的源源不絕，全賴匯豐所提供的巨額資金。

誠然，匯豐銀行貸款給清政府，純粹出於經濟上的有利可圖。可是，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多少有助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維持平穩、安定的局面。

 



學校、學童數目增加

儘管「補助書館計劃」(Grant-in-Aid Scheme) 引發軒然大波，香港的學校和華人學童數目依舊有增無減。

1872 - 1876 年間，官立學校 (Government schools) 的學生人數由 1,480 增至 2,922，升幅超過一倍。

與此同時，帶有濃厚宗教背景的學校亦發展蓬勃。直至 1874 年為止，香港共有 18 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學校，學童人數超過 700 (十六年前，當時香港只有 1 所天主教學校，校內僅得學者 8 人)。1875 年 11 月 7 日，在高主教 (Bishop Timoleon Raimondi) 竭力遊說下，羅馬教廷同意派出六名喇沙會修士到香港辦學，將成立於 1860 年的「聖救世主書院」 (St. Saviour's College) 改名為「聖若瑟男子書院」(St. Joseph's Boys' College)。1876 年，聖公會的包爾騰主教 (Bishop John Shaw Burdon) 更復辦「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九年前因主要贊助人顛地陷入財政困境而一度停辦)，繼續弘揚基督新教的精神。

學校、學童數目的持續上升，標誌著香港慢慢成為一個文明城市。這與當時的中國大陸恰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計劃興建「大潭水塘」

面對人口急劇膨漲，「薄扶林水塘」的食水供應開始無法滿足普羅市民的用水需求。有見及此，堅尼地委派負責工務工程的總測量師派斯 (J. M. Price) 尋找新水源，於 1873 年提出規模龐大的「大潭計劃」- 選址大潭谷興建香港第二個水塘。

大潭谷能夠提供大面積的集水範圍，且可在日後進行擴建工程，是興建水塘的理想地點。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該地距離市區較遠，輸水問題必須先被克服。派斯於是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挖掘一條貫穿黃泥涌山嶺的隧道管道，管道緊接地面依灣仔山勢而建的寶雲輸水道，然後連接西端的濾水池和配水庫。

「大潭計劃」後來雖因經濟不景氣、1874 年的颱風襲港而被迫擱置，但它的提出，多少反映香港的城市發展正在穩步上揚。

遏止販賣「苦力」

堅尼地抵港時，不法的華工 (俗稱「苦力」) 買賣蔚然成風。1873 年，立法局通過三條法令：「移民船裝配法令」(the Emigrant-Ship Fitting Ordinance)、「中國移民船法令」(the Chinese Emigrant Ship Ordinance) 和「中國女性及兒童保護法令」(the Protection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Ordinance)，禁止將貨船改裝成「苦力」船、「苦力」船停靠香港、販賣中國的婦女及兒童。

同年，堅尼地勒令停泊在香港的五艘「苦力」船立即離開。至於另外兩艘仍在修理中的「苦力」船，港府則給予 5 -7 天寬限期，然後要求其離開。

結語

就「開創」一面言，堅尼地或有所不足。然而，從「守成」的層面看，堅尼地無疑表現卓越。

香港人至今仍然重視考試、教育機會均等、人權自由，堅尼地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3.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4. 古物諮詢委員會，＜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群、黃泥涌水塘、九龍水塘、城門 (銀禧) 水塘和香港仔水塘的文物價值＞，收錄於《第 138 次會議討論文件 (附件B)》。



台灣，小心！

習近平、馬英九在「馬習會」中的發言，值得大家深思。

習近平說：「兩岸海峽隔不斷兄弟親情，擋不住同胞對家鄉的思念，和對家人團聚的渴望。同胞親情的力量終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衝開兩岸封鎖大門」。此顯然是借昔日台灣民眾的思鄉情結，遮掩今天年輕一代日益高漲的本土意識，從而合理化日後統一台灣的行徑。

他續說：「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過去 7 年，台海局勢安定祥和，兩岸關係發展成果豐碩，兩岸雙方和廣大同胞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敢問習主席，「和平發展」還是今天中共的外交政策麼？倘若如此，彼何以汲汲於竊奪中華民國的抗戰成果、飛彈又不移除？言不由衷，必要時動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才是心中所想吧！

「兩岸關係 66 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不管兩岸同胞經歷多少風雨，有多長時間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屬典型法西斯主義的套路，循例訴諸種族、血緣，迫使你沒有選擇的餘地。接著一段更毒辣：「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方向和道路的抉擇，我們今日坐在一起，是為了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不得而復失，讓兩岸同胞繼續開創和平安寧的生活，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共享美好未來」，用摧毀「和平安寧的生活、子孫的美好未來」要脅台灣人就範，可謂無賴至極！

馬英九提出：「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兩岸目前已不再處於過去的衝突對立，雙方應該持續降低敵對狀態，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是異常天真的請求，注定徒勞。至於「鞏固『九二共識』」云云，可以預料，習近平定必貫徹「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為其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僅此而已。

馬英九相信「大陸的飛彈部署並非針對台灣」，且帶上「馬祖老酒」供習近平享用，撫今追昔，不禁令人想起「五代十國」南唐的末日餘暉，難怪蔡英文會重提台灣的民主、自由，以及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

無謂與虎謀皮，不如負隅頑抗

馬英九嘗試通過「馬習會」挽救「國民黨」的選舉劣勢，這是非常愚蠢的。

姑勿論台灣年輕一代能否繼續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關鍵是：馬總統釋出善意，習主席會領情嗎？

中共近年顯然要從中華民國手上奪取「中國」話語權。故此，抗戰膀利七十週年，中共刻意用主人家的身份舉辦大型紀念活動，對國民黨的反對聲音視若無睹。「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一說更是完全竊據國府當年的抗日功績，歪曲了歷史。

習近平此一做法，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截然不同，企圖把「中國即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台灣將成爲其管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變成現實。如今馬英九妄想「九二共識」可以藉著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而得以延續，根本是昧於形勢，與二戰時英國首相張伯倫妄想「慕尼黑協定」可以換取歐洲和平的延續無異。

有評論指出，即使民進黨的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其亦不能背離馬英九所奠立「維護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外交方針。「馬習會」因此別具意義，有助雙邊領導人建立溝通機制、兩岸關係逐步邁向常規化和制度化。

然而，筆者對此並不認同。面對一個專制獨裁、不自量力、被民族情感沖昏頭腦的「紙老虎」，強硬抗拒始終比友善交往更為有利。況且，誠如陳獨秀所言：「這已經不是某一民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民主自由存亡問題」，與其跟不懷好意之匪類通好，不如重新思考蔣公當年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

齊昕摑母，並非不孝

梁齊昕於萬聖節掌摑「龍蝦」，且說上一句耐人尋味的話：「You know this mom is not my actual biological mother」，引發網上展開對「孝」的討論。有人認為齊昕的做法「不孝」，但更多人認為「愚孝」是不必的。究竟「孝」是什麼一回事？「孝」應否與「愚」連上？這其實可以從古籍中找到答案。

「孝」是儒家的觀念。《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嚴格言之，「孝」是一種對父母尊敬的態度。而父母之所以值得尊敬，前提是：他們仁慈對待子女，《禮記》：「何謂人義？父慈，子孝」(＜禮運＞)、「孝慈而敬」(＜表記＞) 可以為證。據此，「孝」的踐行必然涉及一定的思考和認知，不可能「愚」。放在齊昕摑「龍蝦」一事上，做母親的對女兒施以家暴、言語辱罵在先，女兒心生不敬乃是正常不過，「慈」尚且不存在，「孝」從何說起？「不孝」的指控因此不攻自破 (應行「孝」而不去行，謂之「不孝」)。

當然，有人可能反駁：「古代聖人舜也曾多次遭受父母迫害，其最後不是以德報怨，孝順父母麼？曾參甚至被父親曾皙怒打，其何嘗有半分怪責父親？」對此，筆者的回應是：

(1) 舜被父母迫害、曾參被打的故事出自《孔子家語》，而《孔子家語》主要經三國時期的王肅之手編成。由先秦歷兩漢至三國，「孝」的內容已經被嚴重扭曲。「慈」不再是「孝」的必要條件，「孝」是子女天經地義的行為，哪怕父母比禽獸更不如。舜的以德報怨、曾參的和顏悅色，極有可能只是漢代人的思想投射。換言之，它根本不是「孝」的具體示範。

(2) 即使舜的以德報怨、曾參的和顏悅色是客觀發生過的史實，此僅反映舜、曾參天生異稟，卻不表示每個人皆應該倣效他們。倘若每個人皆倣效他們，世上將會出現越來越多充滿威權壓迫、個人痛苦的家庭，家庭不應該如此。

林毓生教授說得好：「雖然家庭不是政治社會的一部份，但家庭中父母的權威卻須在『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s) 的涵蓋之下。如此，父母的權威才不致於氾濫。」(《熱烈與冷靜》)。齊昕摑「龍蝦」，源自「龍蝦」對她的連番虐待、羞辱。坦白說，齊昕何錯之有？

民主黨叛徒，投奔建制派

前民主黨成員、「新思維」副召集人黃成智在「民建聯」舉辦的圓桌會議中表示，現時香港之所以面臨嚴重的管治危機，源於政黨政治的缺乏。他坦言「希望民建聯執政」，以確保惠益民生的政策得以延續。黃氏的見解，竟然與「傳統左派」曾鈺成、葉國華的想法不謀而合，令人始料不及。

曾鈺成在 9 月 17 日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為＜無分優劣＞。文中反覆暗示：即使香港發展不到貫徹「三權分立」的美國總統制，此也不代表它發展不到英國的議會制。曾氏會否參加 2017 特首選舉尚未可知，但作為「民建聯」的創黨主席，鼓吹香港實行英國的政黨政治，背後的意圖十分清楚：他希望「民建聯」日後有機會成為執政黨。

無獨有偶，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於《維港故事：獨掌難鳴》一書中說：

建制派有不少有能力、能夠明白市民所想的政治家，只是限於現時香港的政治制度而不能完全發揮他們的才能。很多人似乎都忘記了，香港的第一大政黨是民建聯......他們有多年的選舉經驗，對香港市民的心聲非常理解，對政治事件更加有敏銳的觸覺。民建聯擁有經驗老到、連反對派也敬重的政治家，也有新一代從地區做起的年青人......

......假設政策由政黨制定，他們的政治觸覺和智慧可以確保政策不會有太大的反彈，或者在遇上阻力的時候會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當政策由政黨決定時，這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的議員在議會必須要支持政府政策，特首和問責官員需要逐個政黨拉票的問題也會徹底得到解決。可是，北京對完整的政黨政治在香港施行可能會引起全國的影響有根本性的顧慮......(頁 108 - 109)

如今黃成智認為香港應該實行政黨政治，且支持「民建聯」出任執政黨，這正好反映「成為建制派一分子」才是「第三條路線」致力的目標！

背棄天主的天主教徒

宗教信仰本來是為了導人向善。然而，人類心靈的墮落、不可一世，往往驅使他們利用宗教信仰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使宗教信仰失其本真。近日林鄭誤引「真福八端」中的「為義被難真有福」，且說「天堂已經預左個位畀我」，正是天主教被人性醜惡利用的示範。

姑勿論林鄭著力宣傳政改、對鉛水問題的處理是否合符「正義」，林鄭憑什麼理由相信自己所做的事必定「正義」？天主的默感？抑或是個人一己的傲慢、自大？又誰人得享天堂的位置似乎是由至高無上的天主來決定，林鄭如今大言不慚，這是意圖將自己視作大能的天主麼？當謙卑被拋諸腦後，代之以傲慢、自大，這其實已經是「異端」的所為了。

中世紀時，羅馬天主教會一度腐敗不堪，教士們以「捍衛正統教義」為名，迫害、虐待宗教異見人士。他們口裡說得動聽，卻不知真正的「異端」乃是他們自己。中國過去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且說明代末年，陽明心學大盛，不少出身市井、不學無術之徒將嫖、賭等劣行一概視為「良知天理」之流露，結果鬧出「滿街都是聖人」。他們始終不知自己一直在放失「良知天理」而不知求！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何以不曉得？因為自私、墮落、不可一世。因為跋扈、自大、傲慢。這是人類亘古亘今的通病，林鄭亦不能例外。只不過，我們不是耶穌，加上港共一連串劣質殖民管治，「怨憤」或許比「赦免」更來得合理。

議而不行，困局難解

港共警隊昨天 (10 月 31 日) 舉行招聘日，據警司余鎧均透露，今次共收到 2,200 份申請，比 7 月份的夏季招募申請多 5%，其中 768 人主要申請督察職位。黑警行列至今不乏年青人加入，除了因為「薪高糧準」，更重要是他們仍然相信警察執勤時可以保持「中立」 (理工大學商科 3 年級學生、首次投考督察的姚小姐說)。「雨傘革命」結束將近一年，本土輿論被描述得空前澎湃，但實情是：年青人對黑警的邪惡形象尚未能完全看清。由此可見，本土運動發展到現在，實在稱不上有什麼成就。

撇開黑警不說，近日有網友在面書表示，對於一眾白領上班族而言，他們根本不曾聽過「本土派」三個字。稍為聽過「本土派」三個字的人，又往往以為陳雲、毓民才是真正的「本土派」，「城邦建國」、「獨立」、「歸英」、「公投自決」等主張，根本從未進入他們的耳朵裡。加上「本土派」人丁單薄，部份地區長期缺乏相關人士 / 組織露面。結果，縱使市民不願支持建制派、泛民，他們亦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迫票投泛民 / 放棄投票。泛民憑此可以繼續裝模作樣，小市民則默默忍受生活困苦，敢怒而不敢言。久而久之，怒火勢必轉化成認命。本土思潮確然銳不可擋，大家都清楚自己是香港人，但這一切於改善現實苦況有何裨益？

有人認為，「本土派」之所以未能發揮重大影響力，源於主流傳媒 (例如：無線、《蘋果》、《明報》) 不死。可是，敢問香港多少人仍會定期追看主流傳媒的報導？退後一步，就算各大主流傳媒即時停辦，這代表新興的「本土派」網上新聞平台可以取而代之嗎？難道市民不可以選擇不看新聞？誠然，主流傳媒的偏頗或有窒礙「本土派」領袖人物曝光的機會，但以此為「本土派」未能壯大的關鍵，這似乎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因素：香港普羅市民的鴕鳥心態。

據此，再看本土派內部的口誅筆伐，就更加顯得可笑了。人渴望改變社會現實而最終發現無能為力，希望另闢蹊徑以尋找滿足感，這是可以諒解的。然而，過份沉溺的話，香港始終無法走出困局，口誅筆伐如是，冷嘲熱諷各政治人物亦如是。

明代儒者王陽明說得好：「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困局還是需要透過身體力行來打破，口舌、筆桿只是合理化行為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