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 (上)

天台宗以《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 為宗。《法華經》所說的不是第一序的問題 (即提出一系統的、鮮明的、特殊的教義)，乃是第二序的 (即針對佛意、佛之本懷予以開示)。開權顯實，發迹顯本，是它處理問題的方式。它在此成立圓教 (華嚴宗是第一序上的，它有特殊的系統、教義)。

何謂「開權顯實」？

假定當初與佛結緣而為佛之眷屬，被預記為皆得成佛，則今日雖處凡夫之境或小機 (與鈍根連言) 之境，佛就之而方便施教，遂成為迹門之權教。權教也者，佛對眾生根器不齊所施之方便說或差別說。

若知是權教，而不滯於權，執權以為實，則一經開決，凡在此權教指導下之凡夫之行或小機之行皆是佛因，佛因即圓因或妙因，此即所謂開權以顯實，權即是實。

既開權以顯實，雖凡夫或小機，亦可成佛。要者是在：成佛必須不離 (「即」) 此凡夫之任一行或小機之任一行，所謂「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這是智者 (智顗，弘揚天台教義最力) 大師創闢的原初的、智慧的洞見。

如果隔斷此凡夫或小機之任一行，以為成佛另有一套作法，則佛終不得成。勉強有所成，也不是圓佛，蓋其因不圓，故果亦不圓。

成佛必不離 (「即」) 凡夫、二乘、菩薩之任一行而成佛，擴大之，必不離 (「即」) 九法界 (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 之任一法而成佛。簡單講，佛之即眾生而為佛也。

佛即眾生而為佛，《維摩詰經》(經中主角維摩詰居士，家財萬貫，樂善好施，不執著於形相。為了度化眾生，其竟向天神天魔、王公貴族說法，甚至在妓院、賭場向貪歡求樂的鄉民說法) 早已有此理境，而且盛談此理境。

＜佛道品第八＞：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汙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于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于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誠然，眾生世間本即是穢惡之汙泥，但成佛不是高蹈事，必即於汙泥而成佛。「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菩提必即於煩惱而生，涅槃必即於生死而成。

＜佛道品第八＞又有以下兩句：

「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佛道即於非道而見，解脫不是隔離或斷除種種邪念 (如淫、怒、癡)，此名曰「不斷斷」。

「不斷斷」，亦曰「不思議斷」/「圓斷」，指：不客觀地斷除或隔離非道之惡事而主觀地即得「解心無染」。

《維摩詰經》中＜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竊以為深契於天台宗「不斷斷」之奧義。

道家言「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儒家孔子言「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結合天台宗的「不斷斷」，可見三教皆強調修行需要入世。閉門靜坐，避世隱居，終非正道。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華嚴宗 (下)

「六相圓融」的「六相」指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

按照牟宗三的看法：

「總相」的「總」不是一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totality)，而是一緣即是「總」，每一緣之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即是「總」。舉例言之，「舍」是「總相」，「舍」不是指「椽」、「板」、「瓦」等的結合，而是「椽即是舍」、「板即是舍」、「瓦即是舍」(「即是」是緣成的「即是」，非西方的 is)。

「別相」的「別」非定別，「別」即是「總」，以「總」成「別」。「椽」、「板」、「瓦」須不離「舍」而成其為「椽」、「板」、「瓦」，別而非別成其別。

「同相」的「同」是協同、不相違義，諸緣 (「椽」、「板」、「瓦」) 和合共作 (「舍」) 而不相衝突，是名「同相」。諸緣和合，非指諸緣各出少力共作，乃指諸緣獨自全成 (全自獨作) 而不相違背、不相衝突。

「異相」的「異」非定異，為緣起性空幻現的異。因「異」無自性，不能久住，終會變遷，「異」不礙其緣起無自性之無定是，無定是則異而無異。

「成相」的「成」指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去作成某某事 (「舍」)，不作而作，不成而成。

諸緣 (「椽」、「板」、「瓦」) 各住自法，未捨己不作成某某事 (「舍」)，謂之「壞」。

丁福保對「六相」的解釋如下：

「華嚴經十地品所說，依此而談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華嚴宗之至相，大發揮之。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一切緣起之法 (案：這裡是講法界緣起)，必具此六相。不具六相，則不能為緣起。此六相為就體相用論平等差別之二義者。前二相為體上之平等差別，總相者示平等之體，別相者示差別之體。平等之體，謂一體具多體也，差別之體謂多體各別也。例如一舍，一舍中具許多之磚瓦等以磚瓦等多體總造一舍，是為平等之體即總相也，而一舍中，磚瓦等之多體各別，即為差別之體，是別相也。又同異之二相者，為相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形相雖各別然有同造一舍之相，故云同相，諸相各別，故云異相。又成壞之二相者，為用上之平等差別如磚瓦等以各異之作用合成一舍，謂之成相，彼等各具一一之作用，謂之壞相。此六相互相融和，不離一味，謂之六相圓融。是一切緣起法之自性然也。」

丁氏對「總相」、「別相」的見解似有別於牟氏。他是從「全體 - 部份」看「總」「別」，把「總」視為「構造的綜體之定名」。

法藏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總結「六相」：

「總即一舍，別則諸緣。同即互不相違，異即諸緣各別。成即諸緣辦果，壞即各住自法。」

他又說：

「總相者，一含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止總，滿彼總故。同相者，多義不相違故，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由此諸義，緣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

在《華嚴金獅子章》中，法藏以金獅子為比喻，來說明「六相」：

「獅子是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眼耳各不相知是異相。諸緣共會是成相，諸緣各住自位是壞相。」

誠如丁福保所言，「六相」的提出，旨在闡述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義，「就凡夫所見之事相上言之，事相各各隔礙，不具六相，若就聖眼所見之諸法體性言之，則於一一事相中，見此六相圓融，以六相圓融之故，諸法即一真法界無盡緣起也」。

「十玄緣起」、「六相圓融」，精妙是精妙，卻似是一種對佛境界的觀解、空描，脫略修行工夫。

呂秋逸說：

「在華嚴宗的宗義裡，無盡緣起說並沒有能夠很好的和普賢行願結合起來發揮這一宗的特色，華嚴宗徒雖然竭力闡揚法界觀乃至六相、十玄等等觀法，但不自覺地停止在靜觀的階段，實際的意味很爲淡薄，說得厲害一些，僅僅構成一精緻的圖式而已。後世天台家很不滿意地給以『有教無觀』或者『有觀無行』的批評。在我們看來，這並不算是苛刻的。」

未嘗沒有道理。

[主要參考資料]

1.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

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4.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生日快樂

還有個多星期就是曉瑩的生日，她是 8 月 10 日生日的。過往我會在面書給她說「生日快樂」，今年開始，我再無這個資格了，我被她封鎖了。我只能獨個兒默默祝福她，這種感覺很難受，她知道嗎？

愛一個人是如何的滋味，這一年我彷彿完全感受了。

「弱水三千，唯取一瓢飲」固然是其中一面，但原來當所愛永遠離去，做甚麼事都會提不起勁，做甚麼事都會想起她。

我已不只一次在看書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掩卷。我亦不只一次在聽歌、工作時想到曉瑩的離去，因而頓覺人生一切俱無意義。

最痛苦是，年復年，月復月，日復日，折磨無止境，我和她卻不斷的老去。我們還有機會重逢聊天嗎？我一再追問，換來是一絲絲嘆息。或許，到她離世的一天，陪她走到最後的，是那位 perfect match，我則依舊懵然不知。反之亦然。

為何她不能給我機會？為何她不嘗試接受我？為何她要如此重傷我？

其實，答案我是知道的，只是我仍禁不住要每天的問。這個問，更多是情感的不捨吧！

當然，我試過「醜化」曉瑩。我記得她批過我「寫評論寫上腦」(即胡亂下判斷批評人)、「扮情聖」(不相信我寫給她的文字發乎真情實感)、「係咪睇得多韓劇 / 武俠小說」(恥笑我識見淺狹)......一個不了解不欣賞自己的女人，還要天天抱著另一個男人睡，我幹麼還要再花心神在她身上？

然而，任我如何「醜化」，第二天依舊想起，那些回憶斷片模糊不清地襲來。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就是愛吧？

在網上看到作家 Middle 一段文字：

「然後，後來，

我終於變成了你的理想，

在不知不覺之間，在經過多少秋冬之後，

不會再靠近，

也不可能再讓你有半點生厭。

只是我們也不會再聯繫，

變得再陌生，你也是不會有半點察覺。

然後哪天，我們在街上偶遇，

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

淡然的擦身而過……」

有朝一日，曉瑩和我也會變得「在街上偶遇，我們也沒有再說話，就只是在彼此身邊，淡然的擦身而過」？我不想如此，我不想，這是教人心酸的結局，也教人心寒。

存在主義不是叫我們珍惜在世的每一分每一秒嗎？因為有死亡大限，更加要珍惜。我究竟是不是前世作了太多孽、犯了太多罪，今世要眼白白的看著自己最心愛的女人走遠，連珍惜她都不可以？

我很疲累，我不斷的遏止內心傷痛，裝作若無其事，但想到深處，那份絕望，那份酸楚仍是揮之不去。

我明白，當我有朝得道成佛，我跟曉瑩的種種前塵往事也不過是在海印三昧中映現的影象......

可是，如果成佛就等於要放下曉瑩，放下對她的一切思念、愛戀，捫心自問，我寧願不成佛。

我不知何時才能擺脫此番折騰。一切美色在曉瑩的映照下，都好像變得不再美。

因為曉瑩，我喜歡上男仔頭、直不甩、得罪人多稱呼人少、據理力爭寸步不讓的性格，學校內有位小女孩剛好有這些性格，我很喜歡。

在曉瑩眼中，我可能是個陌生人、無自知之明的小丑，甚至連狗都比不上。不過，在我眼中，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念念不忘。

曉瑩生日，希望她健康，繼續青春美麗，事事如意，好好愛惜自己。

唉，除了說這些，我還可以怎樣？

儂智高事件 (中)

儂智高連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封州知州曹覲、康州知州趙師旦皆戰死。

智高進圍廣州，廣州知州魏瓘奮力抵禦，史載「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

英州知州蘇緘聞廣州被圍，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招募數千壯勇之士，夜行赴援。途中巧遇黃師宓 (智高謀士之一) 的父親，緘派人「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

廣州被圍多日，人力物力俱疲。儂智高出動數百方舟急攻南城，廣州可謂危在旦夕。番禺令蕭注人急智生，「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趁晚上起颶風，縱火焚智高數百方舟，只見「煙焰燭天」，智高軍大潰。援兵糧食相繼入城，廣州逃過一劫。

此時，轉運使王罕在外面募民兵入城，加強城內守備。儂智高知廣州不可奪，圍五十七日，自行撤退。值得注意是「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如斯腐化，儂智高失敗似乎是必然。

仁宗命韶州知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又用「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

然而，成效並不顯著。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七月，儂智高在白田遇上廣東都監張忠，張忠戰死。董玉、王懿、張宿、趙允明、張全、鄧冕等皆歿 (智高不堪而宋軍依然難以取勝，可見宋軍嚴重積弱)。

九月，儂智高於賀州殺廣南鈐轄蔣偕，何宗古、張達、唐峴皆歿。

唯獨一孫沔，稍知軍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睹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幸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

仁宗以孫沔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兼「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憂慮儂智高度嶺而北，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 (一說宴犒，慰勞軍士的酒食)。」智高果然起疑，不敢北侵。

孫沔之外，尚有狄青，乃一「良將材」。

狄青「善騎射」，在延州抵抗西夏入侵，「常為先鋒」，「臨敵被發、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與狄青談軍事，覺得這位年輕人非常有才幹，把他舉薦給韓琦、范仲淹，韓、范二人待狄青甚厚。

仲淹以《左氏春秋》授狄青，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自此用心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

狄青出身行伍，面上仍留有早年的刺字。仁宗敕狄青敷藥把字除去，狄青回答：「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仁宗不久以他為「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

適逢「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狄青上表請行，仁宗委任他做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儂智高事件 (上)

仁宗皇祐元年 (公元 1049 年) 九月，廣源州蠻族 (現稱壯族) 首領儂智高起兵侵略宋朝邕州 (屬廣南西路)。

廣源州位於邕州西南，地處宋朝及大瞿越邊界，山勢陡峭，草木茂密陰深，盛產黃金、丹砂。聚居該地的人「椎髻左袵，善戰鬥，輕死好亂」，未脫野蠻風俗。

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部落領袖，卻只知互相劫掠。直到唐朝邕管經略使徐申予以厚撫，「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

唐朝末年，交趾強盛，據有安南。廣源州名義上雖仍屬唐，但實際已服從於交趾。

儂氏世為廣源州首領。傳到儂民富一代，宋太宗封他為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民富死，兒子儂全福承繼父位，宋真宗授予他儻猶州知州。真宗又以全福之弟儂存祿為萬涯州知州，妻弟儂當道為武勒州知州。

全福不久殺存祿、當道，兼併萬涯州、武勒州。此舉引起交趾不滿，派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全福妻阿儂，後改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 13 歲，殺繼父，曰：「天下豈有二父邪！」冒姓儂氏，輾轉與母親出據儻猶州，建立「大曆國」。

交趾出兵討伐，智高被擒，未幾獲釋，出任廣源州知州。然而，儂智高並沒真正臣服，「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建立「南天國」，改年「景瑞」。

儂智高「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不為宋朝許可。「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大怒，於是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合謀，進攻廣南。

智高破釜沉舟，「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 (欺騙) 眾 (人) 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眾將士果然戰意高昂，五千士兵沿鬱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戰死。仁宗急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討伐。

皇祐四年 (公元 1052 年) 五月，儂智高至邕州城下。邕州知州陳珙見形勢不妙，令通判王乾佑守來遠門，代理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適逢廣西都監張立率領部隊從賓州前來增援，邕州看似不易陷落。

偏偏陳珙在城上犒軍 (此見宋軍疏於防範，未進入備戰狀態)，當眾人酒酣耳熱之際，儂智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領兵破城而入。陳珙、張立、王乾祐等人被擒，兵死者千餘人。

儂智高在軍資庫裡發現自己之前奉上的金函，怒不可遏地質問陳珙為何不替他上呈：「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陳珙狡辯，卒之被斬。張立、王乾祐等人亦遇害。

司戶參軍孔宗旦得到儂智高賞識，宗旦不屈，破口大罵，被害身亡。

智高控制邕州，即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王則造反 (下)

禁軍軍士王則與州吏張巒、卜吉合謀，利用「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徒眾佔據貝州，反抗宋朝。由於貝州城池堅固，官軍久攻不下，慶曆八年 (公元 1048 年) 春，仁宗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加強進攻。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曾祖父原姓「敬」，因避石敬瑭諱，改姓「文」。天聖五年 (公元 1027 年)，文彥博中進士，歷任翼城知縣、絳州通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等職。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文彥博兒時已很聰敏，《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這就是家喻戶曉的「文彥博洞中取球」的由來。「三川口之戰」後，臨陣脫逃的黃德和誣告劉平、石元孫投降西夏，彥博奉命在河中府設法庭詳細審理，終於還劉、石二人一個公道，黃德和被誅。

「王則造反」，明鎬無法剿平，文彥博遂主動請求去貝州討伐。是時夏竦為樞密使，跟明鎬不和，「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 (阻) 之」。彥博「言軍事中覆 (朝廷的批覆) 不及 (來不及)，願得專行 (獨斷獨行)」，仁宗「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解決了問題。

文彥博至貝州，明鎬安排士兵所挖的地道已成。彥博「選壯士二百」，晚上「由地道入」，「既出，登城，殺守陴 (城上的矮牆) 者，垂絙 (繩索) 引官軍」。王則率部眾在牛身上綁草潑油點火，令其衝擊官軍，「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

王則開東城門突圍，兵敗被俘。其殘部退守城郊邨舍，頑強抵抗，寧死不屈，最後被官軍放火活活燒死。

「王則造反」歷時六十五 (一說六十六) 日。王則、張巒等被押解至汴京處死。

值得注意是仁宗的善後。「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錯僅在王則及其信徒，非貝州全體老百姓。仁宗的做法多少挽回民心。

文彥博立下大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鎬為端明殿學士，獲彥博力薦，代丁度出任參知政事。史載「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為世所推重」。

有謂「王則造反」乃一場兵變。然而，縱觀五代以降之兵變 (包括陳橋兵變)，無非軍士們擁立一德高望重者為新主，以取代舊君，如李嗣源、郭威、趙匡胤。王則為一禁軍小卒，純粹借助宗教妖言惑眾，成就割據河北 (主要是貝州) 之事業。這更似是東漢末的黃巾、清中葉的太平天國，為一「亂事」，陳邦瞻稱「貝州卒亂」，庶幾近之。

從死守貝州一隅而不向外攻城掠地看，王則等人是短視的，目光狹隘。

「縋城下者日眾」，反映並非所有貝州人都支持王則，汪文慶等願做內應，尤其能夠說明這一點。

殺王獎、李浩、齊開、王湙，「王則造反」的本質彷彿是宣洩怨氣、去除積累已久的對官府的忿恨。它沒有立國的藍圖，只是一氣機鼓蕩、情緒上頭，故短視。

「王則造反」揭示出：北宋中期，地方官與老百姓 / 士兵之間存有嚴重矛盾。當野心家利用宗教煽惑群眾、激化矛盾，動亂即容易爆發。而宋朝迅速應對動亂的能力明顯偏弱，兵馬都監田斌巷戰不勝，明鎬遲遲攻不入貝州城，俱為例證。

加上官軍質素低 (率先登城的官軍，為爭功而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登城，卒之釀成寡不敵眾，給敵方有機會反擊)，朝中大臣黨同伐異、汲汲於私怨 (夏竦對明鎬之阻擾)，宋朝步履蹣跚。

洪秀全借基督教創「拜上帝會」，集結信徒，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廣西也為一迷信風氣熾烈的地方。攻陷金陵後，改名「天京」，行天朝田畝制度，卻不支持林鳳祥、李開芳北伐，獨守一隅......

歷史竟然出奇地相似。

[主要參考資料]

1. 脫脫等，《宋史》。

2. 畢沅，《續資治通鑑》。

3.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

4. 邵伯溫 (理學家邵雍之子)，《邵氏聞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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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吳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則起義＞分析「王則造反」：

從北宋建國開始，各地的兵變時有發生。但是，貝州兵變有組織有準備且建立了政權，發生地又是距離京城不遠的邊防重鎮，表明北宋政府的統治機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運轉失靈，隱藏著巨大的統治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

第一，「積貧積弱」的局面已經凸顯。北宋政府不僅每年要支付大量「歲幣」「歲賜」給遼國和西夏，還要維持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只能來自對平民百姓的搜刮。

河北地區一直是宋朝北部邊防的前線，不僅百姓要承擔繁重的賦役，衙前小吏（政府中的底層公務員）也備受盤剝。當時的北京留守賈昌朝說：「衙前公人，亡家破產，市肆商賈，虧本失業者，不可勝計。」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貝州兵變不僅有普通百姓參加，也會有州吏做參謀。

第二，北宋政府的募兵政策不同於以前，兵源主要是破產的農民。當時認為這樣的政策「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有百代之利。但是，這樣的政策把社會上存在的階級矛盾引入到軍隊之中，使備受壓迫的農民合法擁有了武裝，因此，宋朝的兵變就成了農民起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民間的秘密宗教又開始廣泛傳播。秘密宗教一直在民間傳播，農民受盤剝越嚴重，秘密宗教的傳播就越廣泛，進而成為農民起義的宣傳方式。貝州兵變前流傳的有關彌勒佛代替釋迦佛的「妖言」，曲折地反映出人民對北宋政府統治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合適的時機，只需一點火星，就會變成烈焰。

王則造反 (上)

仁宗慶曆七年 (公元 1047 年) 十一月，王則在貝州據城造反。

王則，涿州農民，因遭遇荒年，被迫流徙至貝州 (今河北清河西北)，賣身替人放羊。之後加入宣毅軍，升為小校。

貝、冀二州迷信風氣熾烈 (「貝、冀俗妖幻」)，百姓多信奉彌勒佛，王則乘機用《五龍經》、《滴淚經》，以及圖讖諸書作宣傳，組織徒眾，揚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號召信徒反抗宋朝統治。

州吏張巒、卜吉皆認同王則，替其主謀反事，約定明年 (即慶曆八年，公元 1048 年) 正月初一斷澶州浮橋，率眾於河北作亂。豈知信徒潘方淨向北京留守賈昌朝告密，王則遂倉促在「冬至日反」。

貝州知州張得一與僚屬祭拜天慶觀，王則突然率領徒眾劫掠府庫。得一聞變，馬上逃入驍捷營自保。王則等人奪得兵器、財物，向驍捷營撲去，「焚門，執 (生擒) 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率領部隊與王則等巷戰，不敵。

王則攻入城中，令士兵關上城門。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丟棄家眷，持府印縋 (用繩子拴住人、物往下送) 城出走，退保南關。通判董元亨因拒絕交出軍資庫鎖鑰，慘被殺害。

王則又釋放獄中囚犯，有囚犯對司理參軍王獎深懷怨恨，王獎於是被殺。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亦先後遇害。

王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改年曰得聖。其居所名為「中京」，「居室廄庫，皆立名號」。

城內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且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 12 歲以上、70 歲以下，皆刺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一律以「佛」為稱。

有見於縋城逃離者日眾，王則「令守者五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此乃變相之連坐法)。

「王則造反」的消息傳至京師，仁宗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督統諸軍，進圍貝州。

明鎬至貝州，當地人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等，以箭繫書信，再把書信自城上射入鎬軍營帳中，約為內應。汪、郭等願意於晚間把繩索垂下，接應官軍入城。結果，數百官軍佔據城牆，焚樓櫓 (古代供守兵瞭望敵軍動靜的無頂蓋高臺)。

王則率眾反擊，官軍寡不敵眾 (官軍數目不足的原因：率先登城的官軍，急於爭功，竟砍斷繩索不讓後來者入城)，明鎬與汪文慶等復縋而下。

「貝州城峻不可攻」，明鎬令士兵於城南暗挖地道。

另外，王則打算截劫遼國使者，為明鎬所知悉，特別派殿侍安素在貝州西門設伏，「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 (中伏)，皆就獲 (全被官軍俘虜)」。

參知政事文彥博獲任命為河北宣撫使 (明鎬充當副手)，他「夜選壯士二百」，由地道人城，對貝州發動猛攻。

[主要參考資料]

1. 畢沅，《續資治通鑑》。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