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 1931 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曾為「秦漢史」課程撰寫講義。牟宗三說過「講秦漢史以錢賓四 (錢穆) 先生為最好」(《中國哲學十九講》)，今不妨細讀《秦漢史》，以見錢氏對這一階段的歷史發展有何真知灼見。
《秦漢史》上起秦人一統，下至王莽改革失敗，全書對秦漢時期的學術、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作出了深入的討論。
書中談及戰國為如何一種狀況：
及於戰國，而其為變益烈，循至造成一絕異之階段。其先諸侯兼併，次則大夫篡奪。一姓一宗封建世襲之諸侯，漸次淪亡，而軍政國家之規模於以形成。在內則務開闢，在外則事吞併。遍設郡縣以直轄於中央，食俸任職之官吏，代分邑受土之貴族而興。各國爭務於盡地力，劃阡陌，廢封疆畔岸，而肆農力於畎畝。於是耕者一夫不定於百畝，而民田亦得自由買賣。井田之制廢，而土地之所有權乃自封君轉入於庶民。同時山澤解禁，自由工商業勃起。大都市如臨淄邯鄲，數百里相望。國家又興募軍，養武士。築城開渠，建宮室，制兵械，諸大工役競起，不得不廣備奴役。而遊士朋興，君卿貴族，爭養食客。而社會之劇變，遂與春秋以來大殊其貌相。
就思想學說言，東西方有大不同。
東方齊魯學人，大率尚文化，重歷史，其學風對象，以整個社會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狹義的國家富強為出發點。故其議論思想，往往求為整個社會謀徹底之改進。此為儒墨兩家所同。其後道家繼起，其論學態度亦復同也。至三晉之士，則其目光意氣，往往僅限於一國，僅以謀其國家之富強為基準。其用意所在，僅就現狀粗加以革新，並不能注意及於整個之社會，全部之人生。其思想大體，僅為因利就便，趨於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議論，往往尚權力而薄文化，重現實而輕歷史。則法家兵家縱橫家皆然。
秦國地處西陲而能一統天下，關鍵在孝公用商鞅變法。
商鞅衛人，孝公變法，全出商鞅之主張。為鞅之參謀者有尸佼，晉人。其人殆出於儒……鞅之創制變法，大體受之李悝……商鞅之措施，又時時與吳起相似。商鞅吳起，蓋同承李悝之遺意也。
……要之商鞅新法之意義，務在破棄舊傳封建貴族制度之種種束縛，而趨於新軍國之建設也。舊傳封建制度之積弊，在東方文化較高諸邦，久已呈露。有識之士，激於世變，咸思改革。然以受古代文化之染縛較深，種種因襲牽制，蕩滌匪……而秦人在文化歷史上之演進，較之東方諸國，乃遠為落後，故轉得為種種之創新。
……商鞅不過攜帶東方之新空氣，至西方如法炮製，使西方人趕上東方一步。而結果則後來居上，新軍國之創建，惟秦為最有成功焉。
商鞅變法的核心即為三晉學。
蓋三晉之與秦，一則壤地相接，二則三晉學風多尚功利務實際，亦與秦土舊風易於相得。則此所謂文化西漸者，其實以受三晉之影響為大。至於東方齊魯諸邦，當時認為中國歷史文化正統之代表，其學風思潮，每喜以整個社會之改造為幟志者，似尚未與秦人發生多少關係也。
……其法治之美，則自商君以來，迄於范雎，蓋成於三晉人之手者為多。秦之富強，則皆三晉法治新統之成績也。
呂不韋是始皇親父、嫪毐性能力強云云，錢氏不以為然，他說：
舊史述不韋事蹟，其實多可疑處。最著者如稱秦始皇為呂不韋子，其說實無根。同時楚相春申君見殺，而殺之者楚幽王悼，亦流言是春申君子。其情跡與呂不韋大體相似。同時發生此二怪事，較之古史傳說，桀紂暴行，先後相類，更為出奇。昔人辨始皇非呂出者，本已多有其說……呂氏與嫪氏為政敵，太后袒嫪氏。嫪氏得志，秦政必亂。故諸侯之怨可報。此亦未見有嫪氏由呂氏進身之跡。至以大陰關桐輪等種種醜聞，竟不知其何由而四播。大抵不韋在秦，雖居相國尊顯之位，而兵權實力，則並不在握。始皇既忌之，故因治嫪毐而牽連誣陷不韋。嫪毐既自稱為始皇之假父，呂氏賓客，實力不足以抗秦，遂造為飛謠以自快。因謂不韋是始皇真父耳。
呂不韋被殺，實另有原因。
至呂不韋乃欲將東方學術文化大傳統，移殖西土。其願力固宏，其成績亦殊可觀。即今傳《呂氏春秋》一書，便是其成績之結晶品也。然當時呂氏賓客，雖居秦土，彼等觀念上，亦並不尊秦，似仍抱其以東方文化輕傲秦土之素習……呂氏之在當時，是否有取秦而代之意，今雖不易輕斷，然東方賓客在文化的見地上輕傲秦人，而秦人對東方文化亦始終不脫其歧視與嫉視之意，則為呂氏取禍之最大原因也。
整肅呂不韋，又導致逐客令的提出。
是歲，秦議一切逐客。《史記．李斯傳》謂由鄭國開渠事，然當與呂不韋獄有關，實秦人對東方客卿擅權之一種反動也。李斯上書說，歷述秦收客卿之效。又謂珠玉狗馬聲色之玩，一切物質享用，秦皆取之於東方，何得取人而獨不然。秦卒罷逐客令，而李斯大用事。
換言之，逐客令實與韓國水工鄭國遊說鑿渠溉田，企圖耗費秦國人力而不能攻韓事無關，糾正了司馬遷《史記》的講法。
關於李斯得始皇信任，錢穆表示：
李斯學於荀卿，其議論意趣，亦主於嚴肅統治。其對東方文化現狀，多抱一種裁制之態度，此點與呂不韋極違異，而與秦之國情則較合。斯又為上蔡布衣，與韓非之為韓諸公子，易招秦廷之忌者又別，此其所以獨能得志也。
秦朝歷十五年而亡，不是沒有作出過正面的歷史貢獻，而是太過不恤民命使然。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後僅十五年。然開後世一統之局，定郡縣之制。其設官定律，均為漢所因襲。其在政治上之設施，關係可謂極大。焚書坑儒，立以古非今之禁。尊王學，斥家言。定一尊於朝廷，綜百家於博士。力反戰國遊士講學之囂風，求反之於古者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舊。其同書文字，劃滅古文。對於文教上之影響，亦復匪淺。國民處新王督責之下，不遑寧處。北築長城，南戍百粵。內開馳道，建咸陽宮殿。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然民力已竭，而秦法益峻。秦人之視東土，仍以戰勝奴虜視之。指揮鞭撻，不稍體恤。始皇既卒，趙高用事。天下解體，怨望日甚。封建之殘念，戰國之餘影，尚留存於人民之腦際。於是戍卒一呼，山東響應，為古代封建政體作反動，而秦遂以亡。
從秦亡到漢興，這是中國歷史一大變動。扼要言之，便是封建貴族逐步沒落，平民階層慢慢上升的總歷程。
蓋自秦人一統，中國歷史已走人一新局，為往古所未有，而一時昧者不之知。故群情懷古，仍不免戀戀於封建之舊統。雖始皇李斯毅然排眾論而主獨是，然亦不能盡脫一時舊見之束縛。如其欲復古者學術統於王官之陳規，摧折民間家言，而成蔽塞之勢。又役使東方民力，逾於其量。七科之戍，閭左之發，實為召亂大源。秦人自狃於往昔封建時代君主役民之成法，而不悟社會生業之分化已繁，政府統治之疆域亦廓。掃荊吳之閭巷，驅之漁陽之邊塞，豈得不群情憤騷，揭竿而起。平心論之，此雖秦廷之虐政，亦自本於一種心理上之錯誤。而當時山東豪傑，一呼百應，亦為恢復封建之迷夢所驅。實亦不免於以另一種迷誤之心理為之策動。而事實終於趨新，不能重歸故態。項羽人關，大燒咸陽宮室，火三月不滅。此亦東方人嫉視秦廷建設之心理表示。然始皇李斯十餘年來為全國努力建設新首都，使社會民眾從此有一集中之視聽，其精神影響，已有成效，不可磨滅。項王不願居關中，而亦不肯使沛公居之，是其心中亦隱然已存一咸陽為帝都王域之想，故不敢畀之畏敵也。可見一統之局已成，縱使一時崩壞，其勢不能仍歸於分裂。項羽分封諸侯王，互不自安，還相攻伐。終使群雄全滅，仍歸一王。而後民間六國重立之迷夢，亦遂告畢。漢帝因得安享其成。歷史推遷，固有非一二豪傑之力，可以稱心而安排者。往史例證，往往而然，此特不過其一例也。
且尤可奇者，不徒六國後裔全不成事；即社會夙所推尊，故家大族，賢人學士，只其帶有往昔貴族之色彩，比較近於民間一般之想望者，亦復先後失敗。而最後之成功，轉落於一輩純粹平民之手。此尤當時民間心理所未始逆料也……此等所謂布衣將相，誠開當時歷史一大變，亦實為致堪驚奇之事。趙翼所謂「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此語洵足道破當時之情勢。實則無論一民族，一國家，一團體，其文化之積累既深，往往轉不足以應付新興之機運。故東方鄒魯齊梁諸邦，轉敗亡於文化落後之秦國。殷鑒不遠，正與六國後裔及其故家世族，轉失敗於一群無賴白徒之手者，先後一理。正以彼有成跡，有先見，有夙習，此等均屬暮氣，轉不如新興階級之一無束縛，活潑機警，專赴利便者之更易於乘勢得意耳。故自秦之亡，而上古封建之殘局全破。自漢之興，而平民為天子，社會階級之觀念全變。此誠中國歷史上一絕大變局也。秦皇漢祖，均為歷史大潮流所驅策，其興亡久暫之間，當局者不自知。後世論史者，徒據一二小節，專於指對私人下評斷，則亦斷斷乎其無當矣。
國內雖混亂不堪，無損民族向外之展擴。
秦末之亂，生民塗炭。然此特一時政治之失調。若論其時中國民族精神，則正彌滿活躍，絕無衰象。故及漢之興，休養生息，未及百年，而已元氣磅礴，蔚為極盛。秦有謫戍之法，移民邊徼。及秦亂，中國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華族之文風，化榛莽為同域。即此一端，可征吾華族優秀天姿，當秦季世，尚見蓬勃進取之跡也。
……秦漢之交，中國內部雖極擾攘，而民族向外之展擴，則並未衰歇。東南兩方，尤為邁進。北方對匈奴，雖秦廷最用全力經營，然秦亂則邊民多捨棄而歸，成績最少。蓋以氣寒地瘠，為中土人民所不喜。至於西垂，雖記載不詳，然秦都咸陽，大徙東方豪族，其於西土之開發，殆必有甚著之進步也。故至漢時，而遂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之諺。陝西甘肅兩省，蓋自秦後，乃亦為中國重要之一部矣。
西漢初年，
自高惠呂后，與民休息。迄於文景，仍遵簡儉之治。垂七十年，而漢代遂達於全盛。其財富之盈溢，即為其時代全盛之特徵。
惟治世背後暗藏隱憂，
富商大賈之奢風，並兼之盛，奴婢之激增，以及在上有位者之驕縱，實亦隨之俱進，未有轉向。而別有一事，更堪注意者，則為社會學術界復古空氣之漸趨濃厚是也。
諸侯王問題為漢初一死結，但錢穆指出：
固不俟武帝用主父偃謀，而漢之諸侯封地，屢自分析，早已於文景二世繼續見之。夫一帝臨朝，必封其諸子為王，而所封諸子，又必各自於其封內分封其諸子。即此一端，已足使封建之制決不可久。蓋西周封建，其事等於武裝之移殖，而漢則特為國土之分配。周人向外移殖以宗族為體，故宗子即為大君，支庶則為臣宰，非相依無以自全。漢則天下一統，郡縣相屬，封建非以對外，其勢轉成自裂。又當時宗法之觀念既衰，嫡庶之尊卑巳微。故嫡長為天子，支庶為諸侯，而支庶即有餽覦帝位之心。諸侯之嫡長繼為諸侯，而其支庶亦各有餽覦侯位之心。有父母者同愛其子，不願專傳重於嫡子，而親視其支庶為庶人。而諸庶亦平視其嫡，不自甘於天澤之判。則子孫之繁衍無極，而土地之分割有盡。不至於地盡而各為庶人不止也。故賈誼主父偃之為漢謀者，固為至巧。然即無誼偃之謀，漢之封建，亦終必分崩離析，極於不可持而止。此乃後世政理心理之變，終不得重返於古昔舊局之一端也。
漢武帝為一雄才大略的君主，此層無容置疑。
漢武事業，尤為後世稱道者，實不在其對內之政治，而為對外之武功。若以與秦始皇相比，似其對內政治，尚未能超出秦制規模。而對外開拓，則確又駕秦而過之矣……武帝以雄主，承漢七十年之厚積，其拓邊以耀威德之心，蓋自初即位已有之……蓋武帝之侈心，欲廣徠四夷，以昭太平之盛業者，自即位以來，固已甚著，初未一日忘乎懷也。
要數武帝的軍事成就，首為北伐匈奴。
漢與匈奴接壤遼闊，匈奴飄忽無定居，乘我秋冬農稼畢收，人塞侵略，中國敝於防禦。大出擊之，使其不振，則中國可以一勞而永逸。其利一也。單于庭偏在東，長安漢都偏在西，故匈奴入犯多在東邊，而中國出伐則利在西進。攻守之勢既變，而匈奴以防漢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轉，其利二也。匈奴財源，近在河套，遠則西域。漢先立朔方郡，再建河西四郡以通西域，絕匈奴之財源。為制勝之一因。改守為攻，遂練大隊騎兵，絕幕窮追，使匈奴主力消失，為制勝之又一因也。
但是，漢武連年用兵，已播下西漢中衰的種子。
漢武武功，實至昭宣以後始得遂成也。且漢武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計其所得，若不償於所失。至其晚節，衰象暴露，幾於不可為繼。故宣帝時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虛耗之語。今析而觀之，其最著者，厥為人戶之耗亡……其次則財計之竭蹶……蓋民間生計之復蘇，皆自昭宣時得其轉機。當武帝晚節，財用既竭，羅掘未已，鋌而走險，盜賊彌山。而吏道既雜，酷刑濫施……武帝務興太平，建禮樂，而其果則陷於衰亂而尚刑法如是。故漢武一朝，自其外面觀之，確為西漢一代之全盛；而就其內情論之，亦實可謂是漢室之中衰也。
昭宣之治，西漢得以中興。
及至昭帝，始元元鳳之間，百姓益富。而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
不過，其本質和文景之治截然不同。
其所以息獄訟，繁生業，與民休養，蓋不啻於文景。而昭宣元成之治，復有與文景異者，則文景惟尚無為，而昭宣以下則儒術大興，其意義亦與黃老清靜使民自化之旨殊也。
昭宣元成重視儒術的結果，是令漢代的復古運動更進一步。推至於極，遂成王莽之改制。
漢代儒學有一特色，即
本雜方士陰陽家言，其所立說，固靡弗及災異也。最先乃本之董仲舒。
漢儒言災異，本欲「警動其主而自張吾說」，「譴戒人君之失德」，「司天舌以揚聲」。但「既言災異，則終當推引及於禪讓。此又言思之軌轍，有其自然必遵之道也」，首位高唱讓國論的漢儒為眭弘，其次則有蓋寬饒。
漢儒傳經有章句，事在昭宣以下，自此通經不復以致用。
蓋治經而言災異，雖與言禮制者不同，要尚不失於通經致用之義。惟自治經而為章句，則文字蝕其神智，精神專騖飾說，而通經益不足以致用。於是漢儒之說經，遂僅限於為一儒生，而亦不復為政治動力所在，與夫社會民生治亂盛衰所系，此亦漢儒學風一大轉變也。
……漢儒經學，乃自宣帝後而始躋於全盛之象，而亦自宣帝後而已陷於中衰之境。此則與武帝國運，實具同一軌跡，此亦治史學者所當深識而微窺焉者也。
徐復觀＜清代漢學論衡＞說：「漢代尊經，清代漢學家也尊經。但所以尊經的動機、目的，則並不相同。漢儒尊經，是想以儒家的德治，轉化當時以刑法為主的刑治。所以西漢儒生，無不反秦反法。而其反秦反法，乃是對當時政治的砭碱。從漢宣帝以後，則很明顯地要以經學來規制大一統的專制政治的運行。而他們的所謂『經』或『六藝』中，實際是把《孝經》尤其是《論語》算在一起。可以說。漢代經學。是對當時的現實政治社會負責的。」徐氏的說法跟錢穆「漢儒說經為政治動力所在」云云相契。
王莽雖出身外戚，卻「重禮制，恤民生，著眼於社會經濟」，「漢世經學相傳符瑞災異三統五德禪國讓賢之說」，終於為王莽篡漢提供一大助力。關於王莽的評價，錢穆說：
蓋嘗論之，漢儒論災異，而發明天下非一姓之私，當擇賢而讓位。此至髙之論也。漢儒論禮制，而發明朝廷措施，一切當以社會民生為歸，在上者貴以制節謹度，抑兼併齊眾庶為務，此又至髙之論也。然前者為說，往往失之荒誕。後者之立論，又往往失之拘泥。前說尊天，後議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於當身之實事。莽之為人，荒誕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然富民豪族之兼併，貧富之不均，社會經濟所形成之階級，起而代古者封建貴族之世襲。惟此一事，厥為西漢二百年最大待決之問題。賈晁董生極論於前，王貢諸儒深唏於後。而漢之諸帝，實鮮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問題之嚴重者。惟王莽銳意變法，欲舉賈晁董生以來，迄於王貢諸儒之所深嘅而極論者，一一見之於實政。此不可謂非當時一傑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書生，不達政情，又無賢輔，徒以文字議論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亂。而繼此以往，帝王萬世一家之思想，遂以復活，五德三統讓賢禪國之髙調，遂不復唱。而為政言利，亦若懸為厲禁。社會貧富之不均，豪家富民之侵奪兼併，乃至習若固然，而新莽一朝井田奴婢山澤六莞諸政，遂亦煙消火滅，一燼不再燃。西漢諸儒之荒誕拘泥，後世雖稍免，而西漢諸儒之髙論，後世亦漸少見。是王莽一人之成敗，其所系固已至巨。至於其人之賢奸誠偽，猶是對於王莽身後一人之評騭，可無斤斤焉深辨為也。
這是筆者讀過最中肯對王莽的評價。
王莽「重恤民生」，源自魯學，好「緣飾以五德符瑞之讖」，承自齊學。此跟秦用三晉學迥異。
呂思勉《秦漢史》評王莽改革失敗：「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見解，旁薄鬱積，匯為洪流，至漢而其勢猶盛……新莽之所行，蓋先秦以來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敗，其責皆當由抱此等見解者共負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新莽之為人也，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其行之誠不能無失。然苟審於事情，則此等大刀闊斧之舉動，又終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敗，皆非一人之責也。」與錢氏之說可謂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錢穆寫《秦漢史》時，大約三十六歲，能成一體大思精的作品，確實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