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甲午戰爭後，他與老師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未幾擔任《時務報》主筆。光緒皇帝有意維新，他一度參與其中。民國初年活躍政壇，後來退出，轉為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著書講學，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
《清代學術概論》原本是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的序，梁啟超交代寫作緣起：
蔣方震著《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証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只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1920 – 21 年，文章冠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不久改為《清代學術概論》。
顧名思義，全書扼要介紹清代學術之演變，分啓蒙、全盛、蜕分、衰落四階段。梁氏認為，「清代思潮」的總趨勢是「以復古為解放」。
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啟之。
何謂「科學的研究精神」？答曰：在「實事求是」、「無征 (引) 不信」。
「清代思潮」之所以如此發展，很大程度是對宋明理學「游談無根」的反動。早在明中葉，羅整菴已言「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困知記》卷下)，至清初，有見學者「相率於不學，且無所用心」，顧炎武率先發不平鳴，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梁啟超覺得這簡直是「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
書中一大主調 (也可說是爭議之處) 是將清代學術發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且看梁氏所持理由，在談及戴震哲學時，他說：
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蓋當時人心，為基督教絕對禁欲主義的束縛，痛苦無藝，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違，乃相與作偽，而道德反掃地以盡。文藝復興之運動，乃採久閼窒之，「希臘的情感主義」以藥之。一旦解放，文化轉一新方向以進行，則蓬勃而莫能御。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
鄭宗義在《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一書指出，從明末劉蕺山到清中葉的戴東原，這是一個「道德形上學」慢慢倒塌，「達情遂欲」哲學逐步建立的歷程，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話說，此乃哲學史上的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任公將清代目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或許有欠允當，但他觀察到戴震哲學的獨特與破格，且與西方作出比較，此於當時來說是相當新穎，亦極具啟發。
有清一代學術，前半期為「考証學」，後半期則為「今文學」。梁氏說：
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 (自珍)、魏 (源)。龔、魏之時，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
目睹國是日非，遂萌憂患意識，欲為國家富強謀出路，「今文學」往後由康有為接續，梁啟超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書中有一段提及二人分歧：
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徬徨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
觀念史家伯林 (Isaiah Berlin) 曾把人分成刺蝟、狐狸兩種，「狐狸知道許多小事，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康有為屬刺蝟型，梁啟超則近似狐狸型。胡適亦以狐狸自視，二人互相敬重，絕非偶然。
《概論》篇幅不多，僅七萬餘字，惟用上半文半白的語句，讀者閱讀時或要多花費一重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