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原名吳春晗，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義烏人。父親秀才出身，家學淵源，吳晗自小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1929 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預科，從此與胡適結下不解緣，胡當時正是該校校長。1930 年未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介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未幾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胡適賞識，輾轉進入清華大學史學系，專治明史。
因受胡、顧提攜，吳晗的治史方法與史料學派一脈相承，吳甚至表示自己是胡適的弟子。胡適方面，對這位弟子亦抱有期望，「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胡適書信集》上) 史料學派一大特色是樸實，不好宏觀大論述，先從具體的材料整理及考證下手，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胡適的話實際是對吳晗治學起著總指導作用。
吳晗先後寫成多篇論文，如＜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1934 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專講明史。
「九一八事變」爆發，刺激大專院校學生發起愛國遊行，要求國民政府抵制日本，吳晗身處其中，亦對國府失望，惟胡適卻對其立場不置可否。抗戰全面爆發，吳晗到西南聯大任教，期間對現狀越感不滿，開始參與政治運動。四十年代以後，吳晗思想開始左傾，儘管 1943 年他加入被視為主張第三路線的「中國民主同盟」，1948 年秋卻奔赴西柏坡見毛澤東。自此，其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在＜論暗殺政治＞中，他諷刺國府的獨裁與專制「保證你有失蹤，捱打，被造謠中傷，以致捱槍刺、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無聲手槍之自由」，並批評國府的暗殺政治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際，自絕於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
吳晗左傾，中共地下黨的串聯、統戰、宣傳工作做得好，固然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國府做法令愛國者大失所望，加上聞一多等摯友死於國府暗殺，多少影響其政治立場轉變。解放後，吳晗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 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4 年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以及標點《資治通鑑》、《二十四史》。隨後又主持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並親自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1957 年反右，他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又揭發批判羅隆基，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 年因應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精神，發表一系列關於海瑞的歷史作品。其中《海瑞罷官》在 1966 年遭到批判，掀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吳晗在「文革」遭到精神上、肉體上的摧殘，1969 年 10 月 11 日，吳晗被迫害致死，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其妻子亦被迫害致死，養女則在獄中自殺身亡。
《朱元璋傳》是一部傳記作品，主要描述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平事蹟，以及相關歷史背景。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生動的文筆，將朱元璋從農民起義的領袖到封建帝王的一生作了全面闡述，讓讀者領悟到一個歷史人物的升降沉浮，並加深對明代初期歷史的了解。
書中有一段談到，鄱陽湖決戰前夕，朱元璋、陳友諒陣營的此消彼長：
友諒為人忌能護短，從殺徐壽輝後，壽輝的將帥不服，又怕友諒殺害，紛紛投降元璋。部下驍將雙刀趙 (普勝) 屢次攻陷元璋西線軍事重鎮，是元璋死敵，被元璋使反間計，友諒一怒把他殺了。雙刀趙的將領心懷怨恨，也就不肯出力死戰。元璋趁友諒將帥不和，士氣低落，大舉進攻。親自統軍一鼓攻下安慶、江州，友諒守將丁普郎、傅友德全軍歸附，友諒逃奔武昌。江西州縣和湖北東南角，就此全歸元璋版圖。朱元璋的領土日益擴大，陳友諒的卻日益縮小，幾年來的軍事局面，在這一戰役後完全倒轉過來，元璋的軍事實力已經可以和友諒一決雌雄了。
關於建國號明，吳晗亦有一番解釋：
大明的意義出於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傳說，經過五百多年公開和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的別支明昇也稱小明王。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將，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號大明。據說是劉基出的主意。
在分析洪武年間的派系鬥爭時，書中尤其有精闢的見解：
皇帝是淮人，丞相李善長、徐達和功臣湯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興、郭英、周德興、鄭遇春、陸仲亨、曹震、張翼、陳桓、孫恪、謝成、李新、何福、張龍、張赫、胡泉、陳替、王志、唐勝宗、費聚、顧時、唐鐸、馬世熊，幕僚李夢庚、單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鳳陽人，其中湯和、周德興還是元璋同村子的人。絕大部分公、侯和朝廷重要官員都是淮人……到了朱元璋建國稱帝以後，淮人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越發占壓倒的優勢，非淮人被排擠、壓抑，他們不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展開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矛盾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而又運用非淮人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
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傾軋，楊憲等人對淮西集團的傾軋，對不是自己系統中人的排擠，從鄉土觀念出發演成的政治鬥爭，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個特徵。
……(朱元璋) 以猛、以嚴治國，這樣，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團分裂以至對立，用流血手段解決問題了。
胡惟庸是元璋在和州時的帥府奏差，李善長的親戚，淮西官僚集團的重要人物……從胡惟庸被殺以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險性的文武官員，大族地主，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私通日本，接著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後來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反，把淮西集團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毀。最後是藍玉案，則連淮西集團中的軍事貴族也大部分消滅了。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胡惟庸被殺後十年，洪武二十三年，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也被牽涉到胡惟庸案裡，朱元璋假託有星變，得殺大臣應災，把李善長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一起殺掉，這年善長已經七十七歲了。
朱元璋的思想與生活，吳晗說：
他在左右儒生們的影響下，努力學習文化，經常談古論今，接受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作為行軍、處事的指南。
中年以後，元璋不但知道一些儒家的經義，能寫通俗的口語文字，並且還能作詩，作有韻的文字，能夠欣賞，批評文學作品的好壞了。
他是和尚出身的，做皇帝以後，自然要崇敬佛教。
他是從實際鬥爭中成長的人，也是腳蹈實地的人。
他一面對臣民侈談神仙，一面又不許別人對他談神異、講長生、獻天書。
生活樸素節儉的原則也應用在外交上。
執法極嚴，令出必行，連親屬也不寬容。
蘇雙碧＜吳晗和《朱元璋傳》＞稱許「《朱元璋傳》在史料運用方面，比較準確、簡要，文字也簡練生動，有較大的可讀性，它的出版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大致是客觀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