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偃武修文」可分為「偃武」和「修文」兩部份。「修文」早於太宗即位便已經展開，「偃武」則是一連串嘗試收復「燕雲十六州」的軍事行動失敗的無可奈何。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雍熙四年 (公元 987 年)，開首就說：
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鬥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鹵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
曾瑞龍認為，文中所描述是君子館戰役的後果。高梁河、瓦橋關、岐溝關戰敗，太宗還可裝作若無其事，維持表面鎮定。可是，「河朔震恐」令朝廷及前線軍士再也無法自欺欺人，必須承認契丹之患的嚴重性，信心士氣因而受到猛烈打擊。
因應新形勢，太宗加派文臣參予軍事，曾瑞龍有以下觀察：
宋太宗原有宋琪、辛仲甫等專長軍事的宰相和參政，陳家谷戰役後又外放其謀臣張齊賢去代替楊業，可見文臣早已參與軍事。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君子館戰役後，出現了五位文官換秩為武官的事。這就不是一般或臨時性的參與軍事，而是變換為武官身分。太宗「欲並用文武，勘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雍熙四年鄭宣、劉墀、趙載、柳開和劉慶都換秩為武臣。
朝廷大臣亦紛紛反對徵兵再戰。
太宗打算「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發兵討伐契丹。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惟清三度上疏反對：
若是，天下不耕矣。
宰相李昉等也上奏：
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蓋國家以備獯戎，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鬥，遽茲括集，皆匪願為，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相聚為盜，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陛下若以明詔既出，難即追回，望嚴敕續遣使臣等，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集，未即行法，密奏取裁。
太宗次子、開封府尹陳王趙元僖上疏：
竊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點集鄉兵，其數甚眾。春氣方盛，農事正勤，況屬久安，豈可遽擾！且所取義卒，乃是丁夫。畎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內，豈易指呼。雖教習之有方，終驅使之無效。若鳩集益廣，即經費倍多。以此思之，止為勞弊。今寇戎出塞，邊境已寧。至於防秋，須預經畫，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銳旅，分戍邊城，優卹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於保障城寨，州郡官寮，遴揀當人，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刀，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眾何用。況又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寘戎行。河北累經戎馬，頗有嫻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
「轉攻為守」，用金帛和貿易來免除戰爭，逐漸成為主流。有一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
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王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禮道信義，自有典常，不可廢闕也。昔苗民逆命，益贊於禹，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如累卵，生聚窮而入懷，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宣諭，果得一方歸命，百姓歡心。邇者北敵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雖聞老師費財，未矩休牛歸馬。臣竊料敵人暴露於原野，豈是願為，虎貔屯戍於邊陲，故非獲已。欲望朝廷精選使命，通達國信，遠則周古公讓地於西戎，祈八百載之基業，近則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啟三百年之宗社。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所宜詔侍從文章之士，草國家禮命之書，述邊鄙之堤封，及恢復之事理。諭以禍福，曉以恩威。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彼以羊馬皮毳致誠，此以金帛犀象為報，有無相易，彼此從宜。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料敵人去危就安之情，厭勞就逸之意，畏死貪生之性，好利懼害之心，亦與華人不殊也。若曉諭周悉，明約敦固，得其利而遠其害，去其勞而獲其逸，則無不率服，矢來王之誠。道豈遠乎哉，在聖人行之而已。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若異議者曰：「一時王師小衄，蕃兵正驕，使議通和，事涉畏懦，須是別施廟算，申命虎臣，總萬旅以濯征，俾六騾之宵遁，方可迃使介之命，降咫尺之書。」此皆近樊噲之空言，匪婁公之實效。曷若內修戰備，外許歡盟，各有攸資，兩無相倽。其有聘書之楷式，使品之高卑，信誓之事機，禮幣之豐約，即繫聖心裁擇，非微臣所知。臣實何人，敢有輕議，但念粗習儒道之教，稍知損益之方。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勝而勿喜，是惡佳兵，師克在和，貴乎協力。
若異議者又曰：「黠敵之性，荒忽靡常，貪而無厭，狡而多詐，終難德服，必須力制。」如此說者，蓋不知聖人勝殘去殺之道，悅近來遠之心。以欲從人，用仁福物，自可感天地，動鬼神，況吾同類，何難以德化。其說須用兵力制者，請詢以華戎步騎之利害，地形險阻之機宜，出奇百勝之謀，幾事可行？設險萬全之策，何時可就？並令區別，各盡其言。固亦無出神機，盡在睿略，然須更命詩書之上將，勇智之能臣，使定議其最長者而用之。若天兵乘勝薄伐，至要害之方，可安亭障控扼之地，則戢兵禁暴，保大定功之德成焉。此時猶須行禮命之書，通和之事，自然馴致率服，永無戰爭，復三皇道德之風，廣一統太平之業。
「欲望朝廷精選使命，通達國信......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立誓明著，結好歡和。彼以羊馬皮毳致誠，此以金帛犀象為報，有無相易，彼此從宜」，竊以為此與李昉雍熙三年
(公元 986 年) 的上疏一脈相承：
況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磬縣，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此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後來宋朝「用布帛換和平」(即以經濟力量消解軍事外交矛盾)，乃貫徹李昉、趙孚之想法。
又《荀子》＜榮辱＞：「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跟趙孚「臣又料敵人去危就安之情，厭勞就逸之意，畏死貪生之性，好利懼害之心，亦與華人不殊也」完全吻合，可見趙孚是一儒臣，屬孔荀一脈。
根據《宋史》記載，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後) 漢乾祐舉進士」出身。趙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二人俱為文官系統之要員
(故其多用儒家義理及歷史事例證明自己觀點)。
端拱二年 (公元 989 年)，張洎奏議：
伏自北戎犯順，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也。北戎為患中國，自古而然，夏、商以還，桀暴滋甚。備禦之術，簡冊具存。或度塞以鏖兵，或和親而結好，或誘部落以分其勢，或要盟誓以固其心，謀議紛紜，咸非得策。舉其要略，唯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無追，是矣。
夫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而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連亙萬里，蓋天地所以限華戎，而絕內外也。雖冒頓之盛，稱雄代北，控弦百萬，與大漢爭鋒，擁眾南侵，裁及白登而止。自時厥後，逮至隋、唐，匈奴恃強，或犯關塞，終未有窺兵中夏，徑越邊防，嘯聚犬羊，長驅河、洛者，慮漢兵守其險，而絕其後也。昔李牧破滅獫狁，收功雲中，王恢誘致單于，伏兵馬邑，即其事也。然猶百代而下，侵掠不已，邊鄙罕及瓜之戍，中原多旰食之虞，天下騷然，屢至空竭。國家比於前代，力又倍焉。何則？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
國家制禦之道，不可以常理，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略。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焉。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常以一邑之眾，當戎人一國之師。既眾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他，蓋分兵之過也。昔劉備廣緣江之柵，魏帝料其必亡；吳漢分副將之營，光武知其必敗；高帝會三王之戰，則擒滅霸楚；樂毅總四國之眾，則盪定全齊。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蓋自然之勢也。勝敗之道，其理昭然。臣今伏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據而守焉。仍環舊城，廣創新寨，俾士馬擊戎逐寇，便於出入。然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為報探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為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制敵之方，形勢斯驗，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有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眾南侵貝、冀矣。茲所謂兵勢地利，我實得焉。臣詳覽前聞，足見明驗。昔漢景益梁王之邑，則吳越七國之叛，不敢越睢陽而內攻；唐室濟邠寧之師，則吐蕃百萬之眾，不敢自涇原而入寇，咸以聚兵戎壘，折衝大敵。脫或契丹尚尋往轍，復入近疆，則堅壁當其前，大軍躡其後，從容掩擊，舉必成功。臣以為制敵之方，盡於茲矣。天鑒無惑，在斷而行焉。
夫命將統戎，前王所謹。國家士馬非不精壯也，甲兵非不堅利也，以順攻逆，以中夏攻外夷，而聖慮尚勞，王師未振者，臣甚痛焉。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御，兵無選鋒，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敵騎既還，箭如山積。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是驅天下奮空弮而劫勍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旂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阒，囂聲沸騰，乃至轍亂塵驚，莫知攸往。昔湯、武勘定天下，桓、文攘卻四夷，項羽之滅彊秦，闔閭之摧勁楚，隋楊素削平禍亂，悉以兵鋒而定戎業。臣頃聞涿州之戰，王師霧集，聲讋戎敵，然而矢石未交，奇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敗亡！尚賴天威遠臨，全師以濟。陛下懲覆車於既往，收大功於將來，若不揭重賞以圖其勞，示嚴刑以齊其眾，置三軍於死地然後為用，則不能集大勳而摧勁敵矣。軍志曰：「凡出師臨陣，一夫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穰苴戮莊賈，立盪寇之勳；魏絳戮揚干，顯臨戎之效；諸葛亮誅馬謖，定庸蜀之土；李光弼斬崔眾，摧燕薊之師：咸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將以降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鮜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眾知嚮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制單于之族類者，未之有也。兵不以眾勝，以理勝，惟陛下裁之。
又沿邊郡縣，久被寇戎，蠢爾黎元，陷茲鋒鏑。膏血塗於原野，老弱填於溝壑，生人之苦，莫甚於斯，然而接界耕民，常時向背。昔高帝北討陳豨，猶以列侯印綬，慰趙子弟之心。向來國家雖有安撫，未能曠蕩。臣聞吳、楚遐壤，其大郡有至十萬戶者。臣竊料兵戰所歷之地，凋殘戶口，未必能過此數，臣欲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候事寧之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央陴賦，未及毫芒，且以沮敵人誘掖之謀，慰甿庶綏懷之望。時方用武，民不離心，轉危就安，且留聖念。
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私怒而傷公義焉。」今北敵內侵，兵連禍結，以權濟用，蓋有前聞，請陛下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然今內外羣議，尚或否臧，臣以為契丹違順兩途，咸社稷之利也。夫時極則轉，物盛而衰，其或異俗懷仁，上天悔禍，寢邊庭之攘敓，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宇縣，固邦家之望也。脫若戎狄無厭，貪殘是務，肆長慐之毒而不已，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實在彼，我又何咎？臣請以天下利害形勢，始終而言之。昔晉德不綱，幽都淪沒，陛下膺期受命，念切遺甿，爰舞舜干，期恢禹服，順天致討，豈陛下之佳兵乎！及將帥非才，干戈暫頓，惜兆人之性命，霽大國之威稜，申命虎臣，謹固王略，訓農偃革，期洽和平，而匈奴陸梁，侵犯滋甚。天下黎獻，皆知感詠聖造，始結怨於北戎矣。今又大君降志，通好穹廬，憬彼龍荒，復拒天命。臣知天下閨闈婦女，亦當為陛下荷戈執戟，效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怒眾執仇，實在茲舉。伏望陛下內總羣策，外委元戎，易舊謀新，盡禦戎之要，則河朔之地，漸可圖安。然而黠敵未誅，幽薊未復，中國終不得高枕而寢矣。伏願陛下思安危之大計，念攻守之良謀，內修政經，外勤戎略，罷天下之不急之務，停土木之功，減官吏之冗員，省錫賚之優澤，收聚財貨，訓練師徒。然後親御六戎，俟時大舉，飲馬於長城之窟，勒兵於單于之臺，焚老上之龍庭，血烏桓之罽幕，暫勞永逸，殲厥渠魁，則天下可得而定矣。倘或爭鋒燕薊之郊，委眾凡庸之手，徒淹歲月，莫計否臧，臣恐上帝不降靈，中原不解甲，方從茲始。善敗之道，揭諸日月，惟明主擇焉。
其中，
(1)「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無追」、「臣今伏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據而守焉」是主張採取戰略防禦。
(2)「請陛下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是贊成跟契丹和戰弭兵。
(3)「罷天下之不急之務，停土木之功，減官吏之冗員，省錫賚之優澤，收聚財貨，訓練師徒。然後親御六戎，俟時大舉......則天下可得而定矣」是建議將軍事討伐放於次要位置，集中精力改善內政。
淳化元年 (公元 990
年)，張洎上疏言邊防，認為禦戎之道，守為上策，和為中策，戰為下策。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
請太宗稍作屈就，用卑辭、厚禮、和親與契丹友好，這和李昉，趙孚意見無大分別。而《宋史》記張洎「滁州全椒人......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則他也是文官系統一分子
(張洎原是南唐文官，深得後主李煜器重，南唐滅亡後歸附宋朝)。
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奏議曰 (《宋史紀事本末》稱此為「御戎十策」)：
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臣今獨引漢文帝時事，以為警戒，望留意垂覽，則天下幸甚。且漢十四帝，言聖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此豈係於歷數而不由於道德耶？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修德，使不為深患者，是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是繫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北戎之強盛，未及軍臣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
外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北戎不能南下矣。二曰偵邏邊事，罷用小臣。用之，則邊情有所隱而不盡知也。伏見往來邊上，多是闒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名，而無愛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錫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謂宜委邊上重臣，募邊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以厚利，推以深恩。蕃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伐夷狄，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亦宜敕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敵人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地，既四海一統，誠宜取之。而邊民蚩蚩，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敵矣。然得蕃人一級者賜之帛，得邊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
內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用力者日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清介者止於奉料，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署官，斯為中矣。今百官三班中，若備言宂食，恐有煩聽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計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僚，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者得以歸耕。誠能省去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臣也。自陛下統御，力崇儒術，親主文闈，志在得人，未嘗求備。大則數年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亟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錫之數，動逾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產，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人，固自言耳。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蓋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以求，未之及此。然而限以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乘臨軒，中書、樞密、三司，歷陛而進，禮成而退，為定制也。望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定而後行，無容小臣間煺其議。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且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五帝猶能不伐，三代多或自矜，討蠻夷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策，禍敗之本，何莫由斯。今萬國駿奔，四民康樂，惟茲北狄，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於大寶，怠於萬機，用廣聖謨，以為儆戒。誠宜作備邊之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帥，深入敵境，竭蒼生之眾力，務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緩圖也。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產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人民眾則土地闢，財用足則國家安。今雖務農桑，尚多浮薄，耕織者鮮，衣食者眾，如飛芻挽粟之勞，妨鑿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禦兇荒。臣請訪問有司，則輸稅之家可見矣，食祿之人可知矣，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僧道蠹人者可明矣。復有臺寺小吏，府監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待衣食之輩，欲求民泰，不亦難乎！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除河北備邊之外，民力可用者惟東至登、萊，西盡秦、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者，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也。若軍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
整體方向上，禹偁對「將軍事討伐放於次要位置，集中精力改善內政」沒有異議。
「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北戎不能南下矣」與張洎「臣今伏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據而守焉」英雄所見略同。「併省官吏」即張洎「減官吏之冗員」。
《宋史》：「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不過，禹偁雖為文官系統之人物，但他同意「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臣也......望減儒冠之賜，以均戰士之恩」。
知制誥田錫奏疏曰：
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昔漢時西羌犯塞，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令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趙充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又將帥行恩信，恤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得賞賜盡與軍吏；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今將帥能效奢、牧者，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師老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近代侯伯，各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腹心，每出入敵陣，得以隨身。後來不敢養置，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為敵人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宜詢訪行之。又可於沿邊諸郡擇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如後漢郭伋、張堪之守漁陽也。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眾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耗費，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
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誤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誤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行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矣。又宜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不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戎狄自亂，戎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募能往絕域刺名王、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
凡徵發兵士，或儲備糧草，亦宜慎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現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漕運也？
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未喻陛下以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其肯辭乎？將帥非才，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
然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舉而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靜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見解大致和王禹偁類似，卻特別指出：
a. 禹偁口中的「小臣」為侯利用、賀令圖。
b. 太宗不「信用大臣，參決機務」的具體例子 -「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
c. 「將帥無權」如何消除 -「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
《宋史》：「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
田錫都是文官出身。
何解文官意見竟對日後宋朝軍事外交政策起決定性作用？太宗為什麼要對文官言聽計從？我們可透過以下一條史料找到答案：
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
經略幽燕全盤失敗，乃太宗銳進輕敵，以及武臣 (樞密院) 無所適從造成，文官 (即中書)
全不知情。「河朔震恐」刺激太宗反省一己過失，因而廣開言路，接納文官意見，「轉攻為守」、「布帛換和平」、「將內修政理置於首位」等想法遂得以成為宋朝國策。
但是，如曾瑞龍所言，文官們的見解彷彿「帶來過當的畏敵傾向」。北宋積弱，淪為外表繁榮富裕、內裡軍力不振的「紙老虎」，與太宗過度信賴文官「偃武」有密切關係。
結合五代史脈絡審視，文官、武臣兩大系統的鬥爭，五代明顯後者力壓前者
(皇帝多軍人出身)，進入宋代，太祖雖重讀書人，但宰相趙普僅用「半部《論語》治天下」，直到太宗，一方面以書生自居，一方面因北伐失敗重用文官，終於，前者有機會力壓後者。國家亦由「尚武」轉為「崇文」。
越來越多知識分子藉科舉考試入仕，他們獲皇帝重用，不敢處處予以頂撞，皇權凌駕相權，唐朝的「坐而論道」不久也變為「站對」了。
[主要參考資料]
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2. 脫脫等，《宋史》。
3.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災難性分析》。
4.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