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回歸」的謬妄

香港 97 主權移交，背後的理論根據是「民主回歸」。推動中國 (指大陸) 民主化，香港就能維持現狀，馬照跑，舞照跳。廿年回望，這是一個嚴重的觀念錯誤！

推動中國民主化，必須建基於兩個前提：(1) 中國本身有民主化意欲；(2) 香港的訴求會被中共領導層予以十足正視，且化成具體政策措施。

先談 (1)。「改革開放」如日中天，中共內部確實有所謂「開明派」，如胡耀邦、趙紫陽。胡耀邦逝世，觸發八九民運，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六四屠城後遭軟禁，至此，「開明派」可謂後繼無人。以為屠夫般的領導層日後有心民主化，完全是妄想！又六四屠城把社會上要求民主自由的力量戕賊，剩下來的全都敢怒不敢言，人民公開議政尚且不可能，遑論追求民主。

再談 (2)。由港方代表在前途談判中缺席，就知道中共如何對待香港。加上大一統思維根深柢固，核心理所當然控制邊緣，焉有北京俯首聽命香港？港人覺得自己訴求有影響力，純屬誤會。英殖政府受過「六七暴動」教訓，樂於聽取民意疏導怨氣，不代表崇拜「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會依樣畫葫蘆。英人怯於記者招待會、遊行、示威集會，中共卻連抗爭者身殉也不怕。前提欠奉，「民主回歸」注定是場春秋大夢！

退一步講，即使中國真的民主化，香港能夠維持現狀嗎？十三億人用選票決定香港要走中國特色道路，六百萬人阻擋不住，小城市立即被吞噬。

不知是港人天生愚昧易欺，還是缺乏基礎哲學訓練，讓「民主回歸」鑄成主權移交的大錯。伯林 (Isaiah Berlin) 曾經表示，一個錯誤的政治觀念隨時帶來毀滅性後果，香港正是活生生的樣板！

過渡期的父母官

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幾乎都是中英雙方說了算，港人只能夠提心吊膽。1982 年香港革新會民調顯示，僅 4% 港人希望香港回歸中國。高達七成想維持現狀，三成支持香港成為「託管地」(即受英國或聯合國託管監督下自治以至獨立)。當年流傳一句「寧做殖民走狗，不做祖國同胞」，更充分反映港人對中共的抗拒。

1983 年 9 月，香港股市因港人信心動搖而出現股災，港元大幅貶值，一度跌至 9.6 港元兌 1 美元的歷史低點。市面上銀行擠提，糧食遭搶購一空，儼如世界末日。1984 年 3 月，歷史悠久的怡和洋行宣佈將總公司遷冊至百慕達。英商撤資，意味著香港前景非常不明朗，大規模移民潮因而湧現。

尤德在這樣一個時期出任港督，都算為難。

尤督絕對是個好人。談判過程沒有港方代表，尤督宣稱自己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參加談判」。他還提出興建海底隧道、修築輕鐵、發展代議民主，嘗試挽救港人信心。

奈何大局已定，香港步入「過渡期」，尤督亦無可如何。1986 年 12 月 5 日，他在訪問北京期間心臟病發猝死，成為唯一一位於任內逝世的港督。

三十年過去，97 後三位行政長官的素質，無一及得上尤督。即將 7 月 1 日就職的林鄭，左看右看都是中共傀儡。一面倒親中，香港人失去了代表自己的父母官。

又 2013 年《南華早報》網上版發起民調，問：「如果有可能，香港人是否願意投票回歸成為英國海外屬土？」結果 93% 受訪者投贊成票。

事隔十六年，民心依然向著前宗主國，請緊記，那時尚未有《白皮書》、七十九日佔領、魚革、政治犯......今時今日，再做類似民調，結果太清楚了吧！

辛亥革命對香港的影響

盧吉任內，中國爆發辛亥革命。1911 年 10 月 10 日，駐紮武昌的湖北新軍起義，奪取了城內一個軍械庫。其後，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相繼發難，武昌宣佈獨立。接著兩星期，共十省響應革命，其他各省也陸續脫離清政府。1912 年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成立，定都南京，孫中山獲推舉為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成功，令在港華人振奮歡騰，盧吉說：「頓時全城沸騰，這種不可思議的景象，是此殖民地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全體華民此刻似都欣喜若狂」，可以為證。

1911 年 10 月 18 日，四百名群眾遊行到大清銀行和《商報》(立場傾向保皇派) 辦事處，強迫他們除下黃龍旗。馬應彪 (先施百貨創辦人)、李煜堂 (原籍廣東新寧，香港富商、四邑商會主席) 等成立「粵東紅十字會」，為革命傷員提供藥物及醫護人員。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難民，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全城莫不擁護革命，卻對前清遺老留有餘地，容許他們建別墅、聽音樂、作詩、打麻將，過流亡貴族的生活。前衛得來念舊，這就是香港！

革命黨人不想香港出現排外情緒。然而，部份港人 (集中在低下階層) 認為是時候驅逐殖民宗主 (更多希望趁火打劫)，他們製造炸彈、購置槍械、搶掠商店、向警察掟石、毆打洋人、劫獄，形勢急轉直下，逼使港府展開拘捕行動。幸得華人精英何啟、韋玉於立法局投票支持修訂《維持治安條例》，批准對煽動暴亂的囚犯施以笞刑，否則動亂很有可能持續，香港無法恢復穩定 (華人精英有穩定社會的功能)。

1912 年總登記官在報告裡分析動亂成因：中國「革命所孕育的激昂情緒」加上「愚昧無知的政治熱情」，帶來了「凶險情勢」和「肆意妄為之徒可乘之機」。亂事能夠迅速平息，全賴團防局「眾士紳不辭勞苦」，「殖民地上各人恪守法紀」。

動亂過後，港府始對革命活動感到憂慮。在此之前，港府立場一向中立，甚至傾向同情革命。

因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華人普遍懷有中國民族主義 (反對歧視，抵制美國貨、日本貨不時發生)，期待中國變革圖強，倘若一昧鎮壓革命，只會招致不滿，迎來管治危機。故此，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羅便臣處理廣州起義失敗的孫中山，一方面向他發出驅逐令，限制其五年內不得進入香港，一方面仍拒絕廣州當局要求，不把一名孫的追隨者引渡到中國，且未有試圖取締興中會等革命組織。第十二任港督卜力更直接收容維新派康有為，派警察保護陳少白免被清廷刺客暗殺 (楊衢雲剛身死)。

不過，謂港府故意推動中國革命，未免失當。本地學校從不教授中國近代史，僅課程內容有探討議會政體，學校圖書館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書刊，間接刺激學生思考政治，投身革命。又給孫中山下的驅逐令始終有效，康有為不久遭婉轉建議前往新加坡，俱反映香港不完全是革命孕育地。港府仗賴捍衛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令革命黨人樂於在香港辦報、策劃行動、躲避風頭，似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隨著《教育條例》、《煽動刊物條例》出台，港府盡量防範任何破壞香港穩定的言論和宣傳，可視為辛亥革命對香港的影響。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當六四再無悼念

支聯會六四遊行，僅千人參與，創近 9 年新低。

香港人不是傻的，眼見林鄭被欽點做特首，狼英榮升太上皇擅鬥如舊，共官張德江大言不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把香港從國家中分裂出去。對此，我們絕對不能視若無睹。」保住香港尚且不容易，何必枉費心神追逐虛假幻想？

參加是次遊行者普遍求心之所安，但誠如倪匡在六四前夕「今夜不設防」節目中所言：「我認為香港人表達情緒已做足，以後要做的事應較實際。表達情緒已對整件事無甚幫助......不會因港人意願改變。所以香港人處於非常緊要關頭，要想想現在如何做，將來如何做。」自欺了二十七年，是時候直接面對虎狼！

「四大綱領」之荒謬，很多人提過。簡單講，假如八九民運學生沒有錯，「平反」從何說起？又香港刻下慘遭赤化，怎有餘力追究屠城責任？要求中共結束一黨專政，變相叫它自殺，它會願意嗎？至於「建設民主中國」，觀乎中共領導層逐漸有走向一人獨裁 (以習近平為核心) 的趨向，無異於緣木求魚。

支聯會諸君對發自理性的批評聲音視若無睹，只知鐵板一塊要人「毋忘歷史」，記緊出席燭光晚會和捐錢。這也是參與者銳減的原因。

不過，更為嚴峻是，年青一代似乎從根本上否定愛中國的必要。不愛中國，該處發生的一切事件，與我何干？我為何不先理會香港本土歷史？港大學生會辦六四論壇，以「愛國情懷到盡頭，悼念燭光為何留」作標題。浸大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麥筠瑋甚至揚言：「學界不一定要在六四議題上面兜轉。」主張改辦「香港歷史周」，介紹六七暴動、香港保衛戰、佔領運動等。

當六四再無悼念，支聯會再沒辦法吃老本，新時代已經悄然降臨，一個擺脫大中華陰影、獨立自強的新時代。

巧妙盤算，失敗收場

麥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推行一系列德政，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市鎮、成立廉政公署等。

黃金歲月背後，其實隱含政治盤算。李彭廣《管治香港》指出，麥督希望藉著在香港進行的改革和龐大建設工程，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共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換言之，英國政府計劃以最短的時間，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盡量拋離大陸，並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的優勢，從而影響中共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和政策。

麥督積極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他深信，在中共加強與世界各國互動合作的過程中，國際化的香港能夠扮演正面角色，作出合適貢獻，從而換得中共允許其享有政治上的「高度自治」。中共不致把香港毀滅，扼死會「生金蛋的鵝」。

儘管麥督明白未來不明朗、85% 不受英國政府控制 (美國在遠東地區對抗共產主義的時代正在結束，中共步出外交孤立，它未必願意從經濟得益一面繼續容忍香港這個「百年屈辱」)，計劃仍然按原定安排展開。終於，十年苦心經營，換來 97 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以及一紙劃分港中權限的「小憲法」-《基本法》。成功未必稱得上，但總算盡了最後努力，對得住香港人，光榮撤退。

怎知中共領導層只是各派人馬勢力平衡的暫時產物。一派打倒另一派，前一派承諾的、簽訂的，通通不算數。許下「港人民主治港」承諾、簽署《聯合聲明》的趙總書記，因在「六四」同情北京學生，遭到軟禁。「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往後繼續是人情，不繼續也是道理。港人如果想得深入些，當時就應該促請英方採取行動，拖延甚至中止主權移交。

尚具經濟優勢可以討價還價不去討，待得農工業式微，第三產業全線依賴服務大陸人方可維持生存，才知道要捍衛自治，太遲了！

至於中共近年經濟迅速崛起，不斷利用「新香港人」溝淡、邊緣化土生土長港人族群，僅維持虛假的「兩制」欺騙外國人前來投資，恐怕非麥督初時能夠想像！

葛量洪的罪孽

香港落得今時今日的田地，民主普選遙遙無期，葛量洪絕對是罪魁禍首之一！

二戰結束，港督楊慕琦本來打算推動政改，下放權力，設立一個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藉此孕育民主。楊氏認為，政改有助吸納華人精英加入港府，鞏固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確保英國能夠長久從香港獲取政經利益。

不過，葛量洪 1947 年上任後，對「楊慕琦計劃」持保留態度。他始終覺得香港人只重工作和賺錢，不懂真正的民主。「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公正的司法」較推動民主更加必需。尤其甚者，葛揚言香港不可能獨立，「香港要麼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分」。「楊慕琦計劃」長遠是替香港獨立創造本錢，葛既不同意「港獨」這一大方向，自然要扼死它。

適逢國共內戰爆發，大量難民湧入，夾雜不少具藍、紅背景的人士。葛量洪遂將計就計，不斷鼓吹「楊慕琦計劃」所構思的民主選舉將會被共產黨控制，成為「反帝反殖」的工具，最後香港人會以投票方法結束英國管治，「投回祖國的懷抱」。

英國白廳本來已經通過「楊慕琦計劃」最後草案，卻因葛多番遊說，政改遭放棄。香港再有重大政制改革，是八十年代以後事。當時前途問題基本上藉著《聯合聲明》獲得初步解決，香港注定要「回歸」了。

彭定康推立法局變相直選，畢竟太遲，公民質素低，論政流於謾罵，有欠責任感。

儘管葛有促進公務員「本地化」、增加華人在行政立法兩局內的比重，這些俱屬「精英主義」、「專家管治」形態內的小修小補。隨著靈活機智的英人遠去，代之以愚昧無知的中共，香港終於一沉不起！

坐以待斃真不好受

作為 UGL 收受利益案的被調查人，梁振英竟然對立法會專責調查委員會成員之一民建聯周浩鼎呈交秘書處的《擬議主要研究範疇》文件進行修改。事件被揭發，梁循例死撐，已退休的譚耀宗則替「喊包鼎」解畫，越描越黑。一句「有同學講到出貓問題，我就勸你一定要小心啦......所以呢，我都話，周浩鼎亦都受咗教訓，大家今後做嘢真係要小心啊」，變相承認周做錯，就是矢口否認，難怪曾俊華出席記協年度晚會時叫在場賓客大喊「我鼎 (我頂)」。

「浩鼎門」荒謬之處，在於「被告人教控方大狀點盤問自己」(胡國興語)。梁振英還要另開戰線，攻擊梁繼昌，要求他辭去調委會職務。尚餘任期個多月，動作多多，目的只有一個：保存利益，全身而退。候任特首林鄭又剛愎自用，喜歡諉過於人。不懂使用八達通，夾硬講成是港鐵閘機設計有問題。香港為一群私德有虧的小人所管治，怎會看得見未來？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表示，「一國兩制」落實總體成功，因香港人口廿年增加 25 %。君不見行政嚴重干預立法，好勇鬥狠的權鬥思維滲雜，跨境執法越趨普遍麼？有何成功可言？部份建制派人士甚至在高鐵一地兩檢問題上主張容許公安於西九總站的內地口岸區擁有「全面執法權」，倘若成事，根本已經成了「一制」，「兩制」是謊話。

26 名泛民議員決定向梁振英提出彈劾動議，有無效果，各位不難想像。利用「拉布」阻止一地兩檢立法，莫忘記世上有「剪布」。

情況日益惡化，矛盾日益加深，偏偏阻擋不住、解決不到，反對派形同虛設，坐以待斃的滋味真不好受！

盧吉治下的香港

1909 年 5 月，筆架山隧道完成接通。翌年 10 月，九廣鐵路 - 英段啟用。十二個月後，華段通車。

與此同時，新郵政總局 (第三代) 建造工程接近完成，不少官員遷移到該處辦公，包括：總登記官、潔淨局主管、庫務司、郵政署長等。

1912 年 1 月 15 日，最高法院大樓揭幕。這座由英聯邦採辦處顧問建築師亞士東‧偉柏 (Aston Webb) 及英格里斯‧貝爾 (Ingress Bell) 設計的建築物，歷經一波三折 (工人須移除原海岸線的堤岸、打樁進度緩慢、缺乏石匠與合適花崗岩)，竣工之際，首席按察司皮葛 (Sir Francis Piggott) 有感而發：「即使他日維多利亞城不復存在，海港被淤泥壅塞，香港會所坍塌湮沒，這座大樓仍將如金字塔般巍然矗立，為遠東的睿智留下見證。」確實具先見之明！

光緒推動維新變法，要求清帝國內的子民停止吸食鴉片，以十年為期限變更陋習。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根據大英和清廷雙方共識，調節有關吸食鴉片的政策。儘管未有直接打擊吸食者 (此乃本乎對個人自由的捍衛)，在公眾場所吸食鴉片不再被縱容，煙床全數關閉。

成全了宗主國對清政府的友善，代價是全年收入減少約 $1,000,000。幸好大英向來善待殖民地，港府 1910 及 1911 年分別獲倫敦撥款 9,000 和 12,000 英鎊，財政負擔才稍為舒緩。

有趣的是，顯赫有名的華人領袖如何啟、馮華川、劉鑄伯等，通通站在不贊成禁煙一邊。

奈何世界潮流不可擋，隨著《國際鴉片公約》1912 年 1 月 23 日於海牙簽署，英美等歐洲列強同意不再走私鴉片到中國及遠東殖民地販賣，香港也禁止輸入印度無牌鴉片。藉鴉片收益壯大我城的時代，正式劃上句號。

盧吉任內，九龍水塘建成，避風塘進展不俗，卻同屬兌現前人承諾，非其親自啟動。

佘義認為，盧吉不著手開展大型建設，跟 (1) 1906 - 07 美國金融危機 (2) 1909 - 10 上海金融危機 (3) 維多利亞城需要擴建公共設施不無關係。

況且，盧吉在立法工作上作出很大貢獻 (提出過數十條法例草案)，成就不宜低估。

地標由英聯邦建築師設計，禁煙導致的收入損失為倫敦所補償，可見英國過去是香港的依靠，待香港甚好。

又港督不動輒大興土木，積極改善施政，與今天的港共亦有霄壤之別。

盧吉離任時，有大批市民送行，絕非偶然。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盡是謊言的「一帶死路」

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禮上致辭，提到「一帶一路」將延續古代絲路精神，成為和平之路，是「流淌著牛奶與蜂蜜的地方」。

「絲路精神」從來就不和平！張騫出使西域，是配合漢武帝「斷匈奴右臂」的軍事策略，旨在聯絡西域各國，勸止他們與強大的匈奴結成同盟，威脅漢室邊防。至於鄭和七下西洋，有傳是成祖為了尋找建文帝下落，殺人滅口。史家向達、尚鉞則認為，下西洋目的在與海外番國結盟，圍堵帖木兒帝國。和平之路？根本與史實不符！

再看鄭和用強硬手段對付不肯向明室稱臣納貢的國家，「這些開拓事業之所以名垂青史......依靠的不是堅船和利炮，而是寶船和友誼」完全荒謬。堂堂大國，在國際面前說謊話，還要振振有詞道：「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於人」誰願意相信？

關於「一帶一路」是一條死路，《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一篇評論文章 (Xi Jinping’s Silk Road is under threat from one-way traffic) 分析得很清楚。文章指，一些中國公司利用「一帶一路」的名義擺脫國內資本控制，並且以國際投資的名義把資金轉移國外。反過來，想與中國做生意的歐洲國家，往往因中國對市場的限制及制度障礙，減損投資和進口意欲。中國對外投資和出口遠超海外對中國的投資和進口，隨時令「一帶一路」變成一廂情願。中國花費大筆金錢和資源，卻換來血本無歸收場。

身兼全國政協常委的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更有以下見解：「現在建設『一帶一路』的主要動力來自我們自己，如果沒有對方的配合，沒有對方的需求，這個經濟帶能建設起來嗎？」無獨有偶，2010 年倡議「復興海上絲綢之路」構想的陳思亦云：「我在 2010 年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時候，原意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各類項目的民間合作，這樣透過市場化操作，雖然慢但是可靠，但現在一切都變味了。」

習近平決定「加碼」硬推「一帶一路」。同時，工程項目爛尾的消息一個接一個。斯里蘭卡科倫坡港、緬甸密松水電站、委內瑞拉高鐵......有謂「一帶一路」終淪為「國際大白象工程」，未嘗沒有道理。

國內有大量貧窮農村不理會，一昧「打腫面皮充闊佬」。隋末，河北山東大水，人民三餐不計，煬帝依舊遠征高麗、擺出帝王排場遊江都，卒之遭絞殺。前車可鑒，習近平最好小心些！

「兩制」「一制」都是死路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表示，香港在 2047 後，要麼維持「兩制」，要麼走向「一制」，主權問題則沒有可能「重新討論」。

其實，「兩制」抑或「一制」，港人 (特別是年青一代) 都不見得有出路。

維持「兩制」，現時大陸來港工作的「尖子」日漸增多，他們普遍持有多個由外國著名大學頒授的博碩士學位，香港學生則只有一個八大院校頒授的學士學位，部份甚至連大學都考不到。自由市場推崇機會平等下互相競爭，一比下去，年青港人必定被邊緣化，往社會底層直墮。兩餐溫飽尚且成問題，莫論其他。

又大陸富商及其家眷坐擁大筆不明來歷的金錢，香港房地產市場容許自由買賣，他們乘機大手購入私樓，年青港人卻因工資追不上首期，公屋輪候不到，被逼屈居劏房，甚至瑟縮街頭。食環署逐漸「城管化」，露宿橋底隨時被驅趕，出路？不見得有。

走向「一制」，問題更加嚴重。即使你和另一半硬著頭皮儲蓄供樓，2047 到來，中共經濟一沉不起，難保彼不以「徵地」、「強拆」逼迫閣下補交高昂的地租地價。還未計法院淪為政治工具、示威遊行宣洩怨氣不允許、銀行存款被充公，庫房遭淘空......這將會是暗無天日的未來。

「現時考慮 2047 問題是太早，因為中國與香港的社會發展很快，未來發展難以預見。」梁愛詩當然不希望大家想 2047，苦思力索發現左右是死，爆發港版陳勝、吳廣起義，試問無能的傀儡政權如何承受得起？

從《南華早報》筆戰看華商、英商之間的矛盾

根據張連興記述，港督盧吉上任第二年 9 月，《南華早報》發生了一場有趣的筆戰。

筆戰肇始於兩名美國人批評港府治理地方的辦法不妥當，公眾場所充滿不潔淨的華人，洋人欲避之而不得。他們建議，應當在電車及公園等，另設洋人座位，以避免不潔華人接近。

平情而論，港府頒布「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方案」，把華人、洋人住宅區劃開，分而治之，已經和兩名美國人想法相契合，只是不貫徹到底，免得激起華人反感 (特別是華商地位舉足輕重，貢獻極大，為港府合作伙伴，他們一旦有不滿，將嚴重影響港府施政)。兩名美國人不明白帝國管治術，要求華洋在公眾地方都要分開，華人反對呼聲此起彼落實屬必然。華商李惠霖未幾即搶先致函《南華早報》，大肆痛斥一番。

李氏說：「貴報十九、二十兩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論荒謬已極，不得不辭而辟之。近日有一種外國人，初到中國未久，即忘其本來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 當其未離祖國前，家中一切雜務，如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為賤役而不肯為。來到中國後，不及數月，則氣象頓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貴報之美人殆其類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國毫無所益。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請問此二君，假如盡屏華人於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 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彼若憎惡華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圖他處以避之。 本港建設進款多徵之於華人。此二君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直無異將華人自行出資購來的權益而剝奪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為此謬言也。再者，前者譭謗華人者，華人雖鄙之而緘默不言。近日中國民智日開，有毀之者必不容已也。」

這封信函有三個地方值得注意：

(1) 李氏似乎不知道美國人主張華洋區隔是從「華人缺乏衛生意識」出發，僅覺得他們「忘其本來天良」，歧視從事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以圖生計的華人；

(2) 李氏對美國人存有誤解，一口咬定他們竊奪華人勞動成果，正面貢獻則欠奉。又從「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可見李氏排外；

(3) 李氏深信，香港之所以繁榮，主要依賴華人 (南來華商) 進款捐資。而華人出資並非無條件付出，旨在自行購買權益，爭取和洋人平起平坐。美國人偏偏要「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變相傷害其既得利益，故此不能接受。

香港自 1841 年開埠以來，仰賴販賣鴉片的英商出錢出力經營締造，英國海陸軍擔任重要防務，始可成為國際一流大城市。礙於英商財經實力轉弱，加上其不時上書倫敦政府牽制港府，「太平天國」亂事導致大量華商南來後，歷任港督逐漸傾向和華商合作，提高他們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以抗衡英商。英商覺得所受待遇大不如前，心裡早已有氣。現在李惠霖還要說「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本港建設進款多徵之於華人」，得寸進尺，歪曲歷史，一位署名「蘇格蘭人」的，於是提筆撰文回應。

「蘇格蘭人」指出：「閱李惠霖覆函，語近閃爍。查自開闢香港以來，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國人而言，非指個人而言。吾請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詞。英國商人開闢香港之功何等偉大，英國海陸軍對於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輸納之賦稅，香港防備之費多半賴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然而非此之戰，香港何得為英屬乎？ 因鴉片與中國決戰之事，以為可恥者，只英國國內一部分之人而已。」

簡言之，重申英人對香港的貢獻之餘，批評「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不當。

李惠霖覆函曰：「蘇格蘭人之信，殊欠情理。蓋吾人各有意見，各可抒發自己意見。不能強人意見如是，他人未必如是，況亦與現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問題相離太遠。蘇格蘭人之意見雖如此，我華人之意見，未必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華人之功若何，此可聽之，吾人應置不理。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

重點在「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繞過「蘇格蘭人」立論，轉為攻擊英人「打完齋唔要和尚」，利益取了，權益就不給華人。字裡行間，流露自私心態。

張連興本乎「愛國史觀」，謂李惠霖信件「反映了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居民反對種族歧視、維護民族尊嚴的心聲」，這是有失偏頗的。此外，用「一場種族歧視的辯論」概括是次筆戰，也不中肯。

筆者認為，突顯華商、英商之間種種誤會、矛盾及利益衝突，才是筆戰的歷史意義所在。

今時今日，有人說香港繁榮全賴中國大陸關照，反對此說者搬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港人刻苦奮鬥的事例駁斥之，歷史彷彿正在重演。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主權移交錯了

主權移交二十年，有傳習近平會來港出席慶祝活動。康文署拒絕於 7 月 1 日借出維園足球場和籃球場給民陣舉辦大遊行，明顯帶有政治考慮，旨在「洗太平地」，遏止港人表達反政府的聲音。集會示威遊行自由都受到干預，「兩制」還剩下多少？

康文署淪為政治工具，並非一朝一夕的事。2010 年，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申請場地舉行活動，康文署以「政治敏感」為理由，不予批准。上星期，民族黨陳浩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進行地區演講，遭康文署職員驅趕。康文署逐漸「城管化」，心甘情願做港共打手，對香港人權自由無疑帶來極大損害。

遊行宣洩怨憤不允許，「六七暴動」卻改稱「六七事件」，昔日導致林彬及一對小姊弟喪命的「死左仔」被視作「民族英雄」和「為捍衞民族尊嚴而犧牲的烈士」，拿大紫荊勳章，港區人大代表吳亮星甚至在兩會建議為「六七暴動」平反。想起奧威爾《1984》一句話：「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說真話是一種革命行為。」香港正充斥著謊言，遊行示威一類「革命行為」當然不准。

主權移交，實際是誤墮埋伏，永不超生，跟中共劣質政治融合為一。看見有中學生忙不迭做幫閒文人，寫上「『雨傘運動』，『反內地客』這些『港獨』思維，甚至在莊嚴的宣誓場地公開辱華，這種種人為的侮辱國家行為，正在阻礙中華文化傳承的道路」。電影《十年》的紅小兵恐怕不再是天方夜談。

慶祝？整件事本身是一個錯，有什麼值得慶祝？

民陣若然有膽識的話，應該一如往年，「如果這也算是造反，那就大反特反吧！」(Patrick Henry 語)。

暴動五十年，真相漸浮現

「六七暴動」發生 50 周年，不少人開始反思這場事件的歷史意義。隨著歲月沖洗，以往被掩埋的真相逐漸浮現，值得大書特書。

親中人士向來將暴動主因歸咎於當時港府施政上，包括：縱容警察貪污濫權、無法解決貧富懸殊和改善勞工待遇等。然而，誠如程翔指出，只有「內因」(即香港自 1949 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其量會引發類似 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騷亂，幾天便可平息。釀成持續半年多，傷亡近千人，遍及港九新界的大動亂，非有「幕後黑手」有組織有預謀地策劃，決不能成事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換言之，「六七暴動」不能被視作純粹民憤宣洩，而是土共有目的地發動。

李怡先生更有以下的觀察：「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大陸人以每月 10 萬人的速度逃來香港，六十年代初更出現逃亡潮，香港人口從戰後的 50 萬，增至六十年代中的 300 多萬。大陸來港移民，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這些作為主流的香港居民，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能夠在英國殖民地保護下擺脫大陸極權統治和政治運動的衝擊，能在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已經很幸運了......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久的家......對大多數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士來說，港英提供公平的法律，沒有朝令夕改的政策使他們動輒得咎，已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安樂日子了。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根本是小事情，同港英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受文革影響，中共香港工委下令左派乘機發作，就是爆發動亂的全部原因。」(＜香港歷史轉捩點＞)

中國人普遍有逆來順受、「生不入官門」等劣根性，49 年來港的大陸難民相信也不例外。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難得在這片彈丸之地有安身之所，有工作可做，他們怎會起來反抗？還要反抗到處處放置土製炸彈，太不可思議了吧！所謂「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不過是少數青年左傾的意識形態。而這些青年之所以有如斯想法，跟「左校」洗腦教育、「左派」工會蠱惑不無關係。

根據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回憶 (《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 (二) - 六七暴動)，工人初時希望借助工會勢力對抗資方，爭取自己的權益。奈何隨著時日推移，工會要求他們貼大字報，高舉《毛語錄》，呼喊「打倒牛鬼蛇神」，怯於威嚇，工人被迫服從。此反映「六七暴動」根本連工人真心支持都談不上。

中共香港工委派人到澳門學習「一二．三事件」的鬥爭經驗，準備在香港複製，迫使港府投降 (程翔＜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指出「六七暴動」的性質是「城市恐怖主義」)，奪回香港管治權。偏偏戴麟趾、祈濟時對暴動的態度出乎意料地強硬。中共方面，毛澤東一句「香港還是那樣子」，示意「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不變。多此一舉了，收不了場，遂撒手不管，可憐青年學生、工人紛紛被捕入獄留案底，劉文成感覺自己「被出賣」，倒是實情。

「六七暴動」後，港督麥理浩推行一連串利民紓困措施，此乃柏立基、戴麟趾善政之延續，非暴動令其痛定思痛也。至於興建公屋、九年免費教育、舉辦「香港節」等，令新一代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個人成就實為香港造就。他們因而願意以自己所長貢獻香港，回饋香港，視香港為家，萌生本土意識 (《鏗鏘集》1989 年《矢志不渝》受訪的洪珀姿律師、陳志偉醫生可以為例)。

五十年過去，有當年積極參與暴動的人懺悔道：「我很慶幸當年我沒有成功，否則我就永遠對不起香港人，我會一輩子感到遺憾。」「六七暴動」是什麼一回事，越來越清晰了。

曉瑩，謝謝妳

我沒有福份和曉瑩經常見面。她與我親近，一般在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她的倩影，她的一顰一笑，在我的心頭蕩漾，縱使事隔多年，影像中那個她依然美麗，依然少女，一切就像昨日發生似的。

「靚靚女神」，唯曉瑩能當之無愧，世上太多名不副實。坦白說，自從十年前被她勾走魂魄後，我再看不見比她美的女人。有較她性感的、有較她妖媚的、有較她熱情體貼的，但通通不是美。她們都是「人」，不是「神」。

勉強一兩個美貌神態與曉瑩相若，我卻提不起勁結識，交談也覺無謂。原來投注過所有心力去愛一個人，是會疲乏的。這與對方本身吸不吸引無關，而是她們再吸引，我都沒有興趣了。

愛情、性欲不是同一回事，我很早就明白此道理。我愛曉瑩，但從來沒有把骯髒污穢的淫邪念頭加在她身上，免得褻瀆她。這不表示我已超凡入聖，斷絕種種邪念，只是邪念有邪念該落到的對象，曉瑩不在列，她是我愛的人，非性幻想對象。

正因如此，曉瑩彷彿在我生命中成為純潔愛情的象徵，亦只有她，可以把我從一墮到底的物欲陷溺裡提撕上來，讓我感到自己「似番個人」。

她常叫我改拜別的神，她偏偏不知我心裡永永遠遠僅容得下一個神，那個就是她。

半年多的交談相處，不管箇中陰差陽錯，我真是越來越愛她，越來越迷戀她，很想給她呵護。

嬌小的身軀，闖蕩異域遇騙，竟然據理力爭，置生死於不顧。她說她在車上哭了出來。我知道她底子是脆弱的，就是不屈於歪理之下。我多麼想她顧念自己多些，日後少遇些危難。萬一她有不測，我怎麼辦？

曉瑩又疼愛父母、親戚、朋友。青梅竹馬的親戚結婚，要她擔當專業拍攝工作，她二話不說答允，對方在事後竟連一封利是都不給予。我很氣憤，替她不值，曉瑩卻說：「唔可以咁計嘅。」女神，你可否別待人這麼好，免得傷了自己？

她說笑，她堅強，習慣一切苦自己掯，我內心之創痛越發厲害。她叫我不用安慰她，理會她。試問我怎捨得放下她不顧？她的嘴硬是假裝，她實際需要人支持分擔，我知道的。

觀音灣談天，曉瑩不自覺吐出一句「險些於澳洲駕車時失事喪命」。有一次，她不知什麼事哭不成聲，我聽著，心裡只希望「上天行行好心，不要再給曉瑩苦痛。她受不了。」後來，我對她表示，願將僅餘的幸福快樂都給她，我是認真的。

曉瑩是直率坦誠的「女漢子」，不功利計較，安貧樂道，且知道我寫文章是為了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如此佳偶，何處尋覓？她的男朋友確有福氣。

一個很好很好的女子，理應享受人世間最難能可貴的幸福，但願其家人、伴侶更加珍惜她、愛護她。天不要再給她難題了，這樣就好。

大學「先秦儒學」導修課，曉瑩曾給了我一句「你咁叻，唔駛驚。」勉勵我應付堆積如山的論文。這些年來，每逢我工作上遭遇煩惱，我都會想起這句話。長洲聚會、海旁表白，雖然短暫，但永遠燦爛，我會銘記一生。它們會是我沉痛、乏味、納悶的人生裡一抹彩霞。

曉瑩，謝謝妳。

蓉兒不如盈盈

《射鵰》裡的黃蓉很美，木訥魯鈍的郭靖初見女裝打扮的她，瞠目結舌：「好看極啦，真像我們雪山頂上的仙女一般。」「西毒」歐陽鋒的私生子歐陽克，甚至因垂涎其美色，一再吃苦頭。加上精靈古怪的性格、對「靖哥哥」的一心一意，讀畢全書，要不喜歡她，非常困難。

不過，如花似玉的青春少艾，終有年老色衰的一天。進入《神鵰》，黃蓉已是中年婦人，美艷不如小龍女。經歷江湖洗禮後，往昔刁鑽古怪的性格一轉而為猜疑心重，處處防人，屢次行詐、說謊。驟見楊過，她第一時間想起認賊作父、壞事做盡的楊康，對他不信任，只教四書五經，不教武功。儘管愛「靖哥哥」如舊，此時的黃蓉卻不再討人歡喜了。其對長女郭芙的溺愛，更令人恨得牙癢癢。

黃蓉以「小妖女」起家，毀於淪為「賢妻良母」，此其實是人世間不少美女所遭遇到的悲劇 (雖然她們未必以此為悲)。歲月催人老，老的不只外貌身材，還有思維，美即不復維持。

金庸評價筆下諸位女主角，竟視《笑傲江湖》任盈盈為「最理想的妻子」。何解娶妻當如任盈盈而非黃蓉呢？

第一，盈盈的心計智巧乃身處混濁世道的不得不已。她不似黃蓉要襄助夫君做「天下第一」，維護丐幫於不墮，其只想與心上人隱居洛陽綠竹巷，日日以琴蕭自娛。遯世出塵，心計智巧便不需要，可見盈盈的心是天真無邪的，這方面黃蓉比不上。

第二，盈盈不太記仇。既沒有憎恨東方不敗囚禁父親任我行，也無怪責令狐沖鍾情小師妹。相反，黃蓉厭惡楊康，妒忌華箏，心胸略嫌狹窄。

《笑傲》未有交代盈盈成家後有否變質，但按其愛好自由、特立獨行的性格推測，她斷不會甘心圍繞丈夫、兒女的腳跟轉吧！

何啟與林護

何啟和林護都是對香港發展有傑出貢獻的華人精英，但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經歷頗為不同。

何啟 (1859 - 1914) 在香港土生土長，父親為何福堂牧師。何福堂，原名何進善。1817 年出生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西樵山。年少時曾在馬六甲入讀英華書院，隨理雅各牧師學習神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 (即接受西方文化薰陶)。1843 年，理雅各把英華書院遷到香港，何隨校而至，繼續學習神學，並擔任教會傳道工作。婚後，何育有七子六女，其中次女何妙齡，丈夫伍廷芳為香港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何啟則是何福堂第五子。

何啟畢業於中央書院。1871 年 9 月，他到英國留學，在鴨巴甸大學取得醫科碩士學位、林肯律師學院取得高級法律學士學位。未幾，何啟與雅麗氏 (Alice Walkden，英國人) 結婚，1882 年回港成為大律師。

有見於當時華人普遍對西醫誤解，何啟 1887 年捐資興建「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其妻 1884 年去世)，附設一所「香港華人西醫書院」，「西醫書院」即是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1890 年，他接替年逾花甲的黃勝出任立法局議員，年僅 31 歲。

中央書院灌輸的港式愛國情懷，令何啟對中國局勢非常關心，撰有《曾論書後》(批評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新政論議》(受甲午戰爭的失敗所影響，提出改革中國的建議)、《康說書後》(反對康有為鼓動中國人的排外情緒，認為應以和平的態度處理國際關係)、《勸學篇書後》(批評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方法) 等。他不但不反對英國帝國主義在華擴展，而且公開斥責清廷盲目抗拒西方事物，深信引入民權思想、自由貿易、工業主義與立憲政治可令中國強大。

盧吉走馬上任，倡議成立本地大學，何啟鼎力支持，提出「三院制」，主張把「西醫書院」、工程學院、文學院合而為一。1909 年，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何啟親自出任捐助董事會主席。

何啟晚年因投資不善負債累累，依靠姻親區德 (區澤民) 和好友曹善允等接濟。1914 年，他聯同區德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打算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北岸進行填海工程，建造一個名為「啟德濱」的花園城市。可惜計劃失敗告終，部份空置土地被港府收回，用作興建啟德機場。

1914 年 7 月 21 日，何啟逝世，享年 55 歲，安葬於跑馬地墳場。

與何啟迥異，林護 (1871 - 1933，字裘焯) 在大陸出生，為廣東省新會市牛灣鎮上升鄉飛龍村人。14 歲離鄉別井，隻身前往澳洲謀生，期間練得一口流利英語，信奉基督教 (聖公會教友)，以及認識百貨業巨擘馬應彪 (創辦先施)、郭泉 (創辦永安) 兄弟。

適值澳洲立國，勾起林護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決心為中國強大出一分力。定居香港後，不久他投身建築界，1895 年創辦「聯益建造有限公司」(Lam Woo & Company Limited)，聖保羅堂、聖保羅男女中學、拔萃男書院、聖士提反書院、馮平山圖書館......都是出自林護手筆。另外，他重建了一些港口設施 (如黃埔船塢)、增設了一些環繞新界的公路和橋樑，方便港府管治。

孫中山先生進行排滿革命，林護十分擁護，先後於 1903 年和 1905 年加入興中會和同盟會。1911 年 4 月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有份協助將 72 名烈士的骸骨埋葬黃花崗。袁世凱及其部屬竊取革命果實，林護勉力支撐瀕臨破產的護法軍政府，且表態贊成「北伐」(和何東取態剛好相反)。

林護同時致力發展中國城市，希望藉此帶動當地的商業活動，實行「商業救國」。大筆遺產留下，令「林護教育基金」得以成立，惠益莘莘學子。

何啟和林護都是學貫中西、以香港為基地、具「港式中華民族意識」的華人精英。一個在香港出生，愛中國源自中央書院潛移默化；一個在大陸出生，愛中國源自年少時離鄉別井。兩相比較，何啟似乎更加「本土」。

徐承恩指出，何啟反對港府增加福利開支，亦反對改善罪犯待遇，以防止大陸遊民到香港白吃白住，對植根香港的納稅人不公平。他又爭取建立華人永遠墳場，讓本地華人視香港為自己家鄉，落葉歸根。

徐氏說：「在何啟眼中，定居香港的華人精英已經是有別於其他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有權優先享用香港政府的服務。來自清帝國的移民，則是這座城市的他者，是本土利益的潛在掠奪者。」

本土意識肇始於何啟，可以斷言。

[主要參考資料]

1.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2. 陳慕華著、馮以浤譯，《林護：孫中山背後的香港建築商》。

3. 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 (二)：十九世紀末的精英本土意識＞。

余杰新書重建民國歷史

余杰新近出版的《1927：民國之死》，顛覆了我們很多對民國史的印象，教人著迷。

談吳佩孚。原來吳早年為一介書生，因目睹清廷於甲午戰敗，遂毅然棄文從武，保衛家國。余杰說：「在北洋體系中，真正配得上『儒將』和『戰神』稱號的，惟有吳佩孚一人。」

國民革命軍北伐，吳喪失數十萬雄兵、退居四川。日本表示，願意借現金一百萬元，贈送步槍十萬支，山炮五百門，機關槍兩千挺，以助其重振雄風。吳一笑置之，曰：「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軍閥賣國？史實剛好相反。

張作霖外表猥瑣，卻引孫中山為同道，並深知中共藉滲透國民黨以完成其赤化全中國的使命，見於「本大元帥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份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於指數......本大元帥爲老友爭榮譽，爲國民爭人格，爲世界爭和平，仍當貫澈初旨，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

皇姑屯事件，向來流傳屬日本關東軍所為，余杰利用日本歷史學者宮協淳子的研究，以及原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克格勃的解密檔案，推測蘇俄才是炸死大帥的元凶。

余杰解釋：「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與張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蘇俄。張作霖最堅決反對『赤化』，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後，與蘇俄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他命令軍警衝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佈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加上 1928 年初和日本人簽訂《滿洲獨立密約》，史太林視「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 蘇俄嫌疑因此較日本大。

蔣介石北伐勝利，不是他用兵如神，而是 (1) 黨軍「為主義而戰」。(2) 黨軍得到蘇俄的武器支援和戰術訓練。(3) 北伐軍採取正確的戰略：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放開張作霖，繼而逐個擊破。

又蔣建立的南京政權，其官僚機構迅速淪落成充滿偏執、陰謀、謀殺和暴力的、比帝制更加不堪的統治階層。北伐的收穫是加固了醜惡的暴力文化，摧毀了北洋政府 16 年來「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張作霖治下的東北、孫傳芳治下的浙江，經濟發展蓬勃，有實現地方聯邦制的打算。北伐捷報傳來，學者王國維憂心忡忡，終於投昆明湖自盡，疑是畏懼赤化而死。「香港大老」何東當時亦出錢支持張、孫，倡議和平統一。孫、蔣北伐果真恰當？頗需深思。

是書也有談到香港，金督一句「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猶如對共官貶抑英治作棒喝！

五四精神口號值得重提

「五四運動」98 週年紀念，金紫荊廣場如常進行升旗儀式，但昔日北京知識分子揭櫫的「德先生」(民主) 和 「賽先生」(科學)，香港究竟還承傳著多少？

范婦人日前表示，未來五年「831 框架」不會改變，反對派若堅持廢除，重啟政改「無得傾」。言下之意，落實雙普選成為遙不可及的美夢。民主幻滅，基本自由遭蠶食。大陸學者倡議就《基本法》第 27 條釋法，限制港人發表本土論述 (包括《香港革新論》一類溫和觀點) 的自由。銅鑼灣書店李波、林榮基「被失蹤」，反映港人人身自由也被侵犯。殷海光說：「自由是民主底真實內容；民主是自由底較佳形式」。敢問香港狀況如斯惡劣，哪裡有「德先生」的蹤影？

至於「賽先生」，儘管 STEM 教育甚囂塵上，有消息指香港大學擬於明年取消兩個主修學科 - 天文學、數學及物理。基礎理論科學不穩，開口埋口創新科技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又每樣東西都可付諸試驗，想像力得以自由發揮，科學才會有進步。偏偏自由心靈給「愛國愛黨」、「一帶一路」捆綁，創新從何談起？「賽先生」日漸褪色明矣！

五四精神所餘無幾，「五四事件」中政府對青年學生的尊重，於港共身上亦不復見，年輕政治犯身陷囹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今港共反其道而行，唯北京主子之命是從，急於出賣港人利益。

黃之鋒到美國出席聽證會，慨嘆道：「當我 79 歲時，是否已看到民主來臨？」垂垂老矣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則一息尚存，反覆哀求英國政府：「不要令黃之鋒這一代再次感到失望。」慨嘆哀求背後，揭示香港正處於彌留之際。

「五四運動」雖屬鄰國事，但箇中精神、口號，仍舊值得重提，對我城起死回生有大作用。

民國之死

作家余杰最近出版新書《1927：民國之死》。洋洋三十餘萬言，旨在論述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已有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公民自由之保障，惜乎孫中山、蔣介石一意孤行，利用國民革命軍進行武力統一，北洋政府終被列寧式政黨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取代，民主、自由的幼苗因此萎謝，民國死矣！

余杰對「北伐」乃至國民黨的論斷，孫、蔣在生，固然不會同意。

1926 年發表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宣言》有：「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故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之勢力不被推翻，則不但統一政府之建設無希望，而中華民國唯一希望所繫之革命根據地，且有被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聯合進攻之虞。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該視為蔣對余的可能回應。

至於國民黨帶有蘇共氣味，孫中山講得很清楚：「救國非『三民主義』不可」、「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詳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

弔詭的是，孫、蔣苦心孤詣，當時就已經有人不了解。北伐軍節節勝利，清華「四大導師」憂心忡忡，其中王國維更毅然赴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且留下一句「觀中國近狀，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殉清殉中華文化是假，擔心共產主義席捲神州是真。同期還有「香港大老」何東，出錢資助張作霖、孫傳芳等休整軍隊，盡力挽救北洋政府，主張和平統一。

孫、蔣眼中的義舉，客觀效果上給人共產主義襲來的恐懼。民國成於孫創立「同盟會」領導革命，毀於孫「聯俄容共」和堅持「北伐」，認真諷刺！

大台兩線劇集淪陷

CCTVB 就快於黃金時段推出電視劇《射鵰英雄傳》。故事是香港創作，演員、取景、製作公司則全是大陸。拍攝手法上，少了埋身肉搏，多用特技。雖說向 83 年版《射鵰》致敬，但黃日華、翁美玲這對絕配，誰人能夠代替、超越？電視台播如此一套劇，旨在借港人熟悉的外殼，進行強國文化滲透。范冰冰的《武則天》做過一次，非常成功，現在是依樣畫葫蘆。

九點半《不懂撒嬌的女人》是另一種形式的強國文化滲透。大部份演員來自香港，首集出街卻將港女描述得無地自容，以突顯大陸女士之優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劇中特別強調大陸女士身材豐滿、聲音嬌嗲。身材、語音都是可見可感覺的，乃共黨唯物論下對女性的品評。又大商場、簡體字熱氣球、匪語接連出現，畫面類近湖南衛視式的電視連續劇，這果真是一套港劇麼？

上世紀七十年代，《狂潮》、《網中人》、《獅子山下》等，皆具有強烈本土氣息，對「香港人」身份建構發揮重要作用。最為人熟悉的「大陸燦」吃 30 個漢堡包，便是《網中人》的情節。「大陸燦」更成為一整代港人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稱呼，港中區隔從此開始。

1992 年首播的《大時代》，劇中丁蟹一角，疑似諷刺中國人。死不認錯，諉過於人，還要堂而皇之編造一大堆理由，歷來精讀儒家經典的偽君子不正是這樣嗎？方展博是時髦西化、見義勇為的方進新之子，利用股票市場，在「大奇蹟日」把丁蟹打敗。西化、股票恰好為香港之標誌，盼望香港終有一天奇蹟地擺脫中國魔爪，或許為全劇之中心要旨。

今時今日，兩線劇集淪陷，七點尚有一條新戰線專播大陸劇，香港命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