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中人士向來將暴動主因歸咎於當時港府施政上，包括：縱容警察貪污濫權、無法解決貧富懸殊和改善勞工待遇等。然而，誠如程翔指出，只有「內因」(即香港自 1949 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其量會引發類似 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騷亂，幾天便可平息。釀成持續半年多，傷亡近千人，遍及港九新界的大動亂，非有「幕後黑手」有組織有預謀地策劃，決不能成事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換言之，「六七暴動」不能被視作純粹民憤宣洩，而是土共有目的地發動。
李怡先生更有以下的觀察：「1949 年中共建政後，大陸人以每月 10 萬人的速度逃來香港，六十年代初更出現逃亡潮，香港人口從戰後的 50 萬，增至六十年代中的 300 多萬。大陸來港移民，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這些作為主流的香港居民，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他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能夠在英國殖民地保護下擺脫大陸極權統治和政治運動的衝擊，能在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已經很幸運了......他們從沒想過植根香港，歸屬香港，以香港作永久的家......對大多數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人士來說，港英提供公平的法律，沒有朝令夕改的政策使他們動輒得咎，已是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安樂日子了。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根本是小事情，同港英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受文革影響，中共香港工委下令左派乘機發作，就是爆發動亂的全部原因。」(＜香港歷史轉捩點＞)
中國人普遍有逆來順受、「生不入官門」等劣根性，49 年來港的大陸難民相信也不例外。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難得在這片彈丸之地有安身之所，有工作可做，他們怎會起來反抗？還要反抗到處處放置土製炸彈，太不可思議了吧！所謂「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不過是少數青年左傾的意識形態。而這些青年之所以有如斯想法，跟「左校」洗腦教育、「左派」工會蠱惑不無關係。
根據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回憶 (《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 (二) - 六七暴動)，工人初時希望借助工會勢力對抗資方，爭取自己的權益。奈何隨著時日推移，工會要求他們貼大字報，高舉《毛語錄》，呼喊「打倒牛鬼蛇神」，怯於威嚇，工人被迫服從。此反映「六七暴動」根本連工人真心支持都談不上。
中共香港工委派人到澳門學習「一二．三事件」的鬥爭經驗，準備在香港複製，迫使港府投降 (程翔＜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指出「六七暴動」的性質是「城市恐怖主義」)，奪回香港管治權。偏偏戴麟趾、祈濟時對暴動的態度出乎意料地強硬。中共方面，毛澤東一句「香港還是那樣子」，示意「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不變。多此一舉了，收不了場，遂撒手不管，可憐青年學生、工人紛紛被捕入獄留案底，劉文成感覺自己「被出賣」，倒是實情。
「六七暴動」後，港督麥理浩推行一連串利民紓困措施，此乃柏立基、戴麟趾善政之延續，非暴動令其痛定思痛也。至於興建公屋、九年免費教育、舉辦「香港節」等，令新一代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個人成就實為香港造就。他們因而願意以自己所長貢獻香港，回饋香港，視香港為家，萌生本土意識 (《鏗鏘集》1989 年《矢志不渝》受訪的洪珀姿律師、陳志偉醫生可以為例)。
五十年過去，有當年積極參與暴動的人懺悔道：「我很慶幸當年我沒有成功，否則我就永遠對不起香港人，我會一輩子感到遺憾。」「六七暴動」是什麼一回事，越來越清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