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戰肇始於兩名美國人批評港府治理地方的辦法不妥當，公眾場所充滿不潔淨的華人，洋人欲避之而不得。他們建議，應當在電車及公園等，另設洋人座位，以避免不潔華人接近。
平情而論，港府頒布「歐洲人住宅區保留方案」，把華人、洋人住宅區劃開，分而治之，已經和兩名美國人想法相契合，只是不貫徹到底，免得激起華人反感 (特別是華商地位舉足輕重，貢獻極大，為港府合作伙伴，他們一旦有不滿，將嚴重影響港府施政)。兩名美國人不明白帝國管治術，要求華洋在公眾地方都要分開，華人反對呼聲此起彼落實屬必然。華商李惠霖未幾即搶先致函《南華早報》，大肆痛斥一番。
李氏說：「貴報十九、二十兩日所登美人之投函，立論荒謬已極，不得不辭而辟之。近日有一種外國人，初到中國未久，即忘其本來天良，奇想百出，自高自傲。 當其未離祖國前，家中一切雜務，如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多自料理，不以此為賤役而不肯為。來到中國後，不及數月，則氣象頓更，妄自尊大。余料投函貴報之美人殆其類矣。此二君者，竟忘其在中國毫無所益。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請問此二君，假如盡屏華人於香港之外，二君能挽回香港之地位否？ 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彼若憎惡華人欲避之而不能，何不另圖他處以避之。 本港建設進款多徵之於華人。此二君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直無異將華人自行出資購來的權益而剝奪之耳。吾忠告二君慎之，毋再為此謬言也。再者，前者譭謗華人者，華人雖鄙之而緘默不言。近日中國民智日開，有毀之者必不容已也。」
這封信函有三個地方值得注意：
(1) 李氏似乎不知道美國人主張華洋區隔是從「華人缺乏衛生意識」出發，僅覺得他們「忘其本來天良」，歧視從事刷鞋、掃地、洗滌碗碟等工作以圖生計的華人；
(2) 李氏對美國人存有誤解，一口咬定他們竊奪華人勞動成果，正面貢獻則欠奉。又從「此等西人，華人皆欲速去」，可見李氏排外；
(3) 李氏深信，香港之所以繁榮，主要依賴華人 (南來華商) 進款捐資。而華人出資並非無條件付出，旨在自行購買權益，爭取和洋人平起平坐。美國人偏偏要「倡議禁華人入公園，劃分中西界限」，變相傷害其既得利益，故此不能接受。
香港自 1841 年開埠以來，仰賴販賣鴉片的英商出錢出力經營締造，英國海陸軍擔任重要防務，始可成為國際一流大城市。礙於英商財經實力轉弱，加上其不時上書倫敦政府牽制港府，「太平天國」亂事導致大量華商南來後，歷任港督逐漸傾向和華商合作，提高他們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以抗衡英商。英商覺得所受待遇大不如前，心裡早已有氣。現在李惠霖還要說「蓋香港繁榮多賴華人之力也」、「本港建設進款多徵之於華人」，得寸進尺，歪曲歷史，一位署名「蘇格蘭人」的，於是提筆撰文回應。
「蘇格蘭人」指出：「閱李惠霖覆函，語近閃爍。查自開闢香港以來，至有今日者，皆英人之功也。吾是指全國人而言，非指個人而言。吾請李君直接答覆，不可支吾其詞。英國商人開闢香港之功何等偉大，英國海陸軍對於香港，其功之高又若何；英人輸納之賦稅，香港防備之費多半賴之，功又若何，李君之函，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然而非此之戰，香港何得為英屬乎？ 因鴉片與中國決戰之事，以為可恥者，只英國國內一部分之人而已。」
簡言之，重申英人對香港的貢獻之餘，批評「以英國因運鴉片入中國戰勝而得香港，引以為恥」不當。
李惠霖覆函曰：「蘇格蘭人之信，殊欠情理。蓋吾人各有意見，各可抒發自己意見。不能強人意見如是，他人未必如是，況亦與現在所研究之中西界限，問題相離太遠。蘇格蘭人之意見雖如此，我華人之意見，未必為其所移也。伊欲分清英人之功若何？華人之功若何，此可聽之，吾人應置不理。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
重點在「華人的金錢為英人取去者，已不知多少矣，蘇格蘭人其亦思之乎？不有華人的工商及華人的資財，則英國商務又何能若是其發達。」繞過「蘇格蘭人」立論，轉為攻擊英人「打完齋唔要和尚」，利益取了，權益就不給華人。字裡行間，流露自私心態。
張連興本乎「愛國史觀」，謂李惠霖信件「反映了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居民反對種族歧視、維護民族尊嚴的心聲」，這是有失偏頗的。此外，用「一場種族歧視的辯論」概括是次筆戰，也不中肯。
筆者認為，突顯華商、英商之間種種誤會、矛盾及利益衝突，才是筆戰的歷史意義所在。
今時今日，有人說香港繁榮全賴中國大陸關照，反對此說者搬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港人刻苦奮鬥的事例駁斥之，歷史彷彿正在重演。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