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令在港華人振奮歡騰，盧吉說：「頓時全城沸騰，這種不可思議的景象，是此殖民地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全體華民此刻似都欣喜若狂」，可以為證。
1911 年 10 月 18 日，四百名群眾遊行到大清銀行和《商報》(立場傾向保皇派) 辦事處，強迫他們除下黃龍旗。馬應彪 (先施百貨創辦人)、李煜堂 (原籍廣東新寧，香港富商、四邑商會主席) 等成立「粵東紅十字會」，為革命傷員提供藥物及醫護人員。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難民，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全城莫不擁護革命，卻對前清遺老留有餘地，容許他們建別墅、聽音樂、作詩、打麻將，過流亡貴族的生活。前衛得來念舊，這就是香港！
革命黨人不想香港出現排外情緒。然而，部份港人 (集中在低下階層) 認為是時候驅逐殖民宗主 (更多希望趁火打劫)，他們製造炸彈、購置槍械、搶掠商店、向警察掟石、毆打洋人、劫獄，形勢急轉直下，逼使港府展開拘捕行動。幸得華人精英何啟、韋玉於立法局投票支持修訂《維持治安條例》，批准對煽動暴亂的囚犯施以笞刑，否則動亂很有可能持續，香港無法恢復穩定 (華人精英有穩定社會的功能)。
1912 年總登記官在報告裡分析動亂成因：中國「革命所孕育的激昂情緒」加上「愚昧無知的政治熱情」，帶來了「凶險情勢」和「肆意妄為之徒可乘之機」。亂事能夠迅速平息，全賴團防局「眾士紳不辭勞苦」，「殖民地上各人恪守法紀」。
動亂過後，港府始對革命活動感到憂慮。在此之前，港府立場一向中立，甚至傾向同情革命。
因香港人口以華人為主，華人普遍懷有中國民族主義 (反對歧視，抵制美國貨、日本貨不時發生)，期待中國變革圖強，倘若一昧鎮壓革命，只會招致不滿，迎來管治危機。故此，第十一任港督威廉‧羅便臣處理廣州起義失敗的孫中山，一方面向他發出驅逐令，限制其五年內不得進入香港，一方面仍拒絕廣州當局要求，不把一名孫的追隨者引渡到中國，且未有試圖取締興中會等革命組織。第十二任港督卜力更直接收容維新派康有為，派警察保護陳少白免被清廷刺客暗殺 (楊衢雲剛身死)。
不過，謂港府故意推動中國革命，未免失當。本地學校從不教授中國近代史，僅課程內容有探討議會政體，學校圖書館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書刊，間接刺激學生思考政治，投身革命。又給孫中山下的驅逐令始終有效，康有為不久遭婉轉建議前往新加坡，俱反映香港不完全是革命孕育地。港府仗賴捍衛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令革命黨人樂於在香港辦報、策劃行動、躲避風頭，似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隨著《教育條例》、《煽動刊物條例》出台，港府盡量防範任何破壞香港穩定的言論和宣傳，可視為辛亥革命對香港的影響。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