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新近出版的《1927:民國之死》,顛覆了我們很多對民國史的印象,教人著迷。
談吳佩孚。原來吳早年為一介書生,因目睹清廷於甲午戰敗,遂毅然棄文從武,保衛家國。余杰說:「在北洋體系中,真正配得上『儒將』和『戰神』稱號的,惟有吳佩孚一人。」
國民革命軍北伐,吳喪失數十萬雄兵、退居四川。日本表示,願意借現金一百萬元,贈送步槍十萬支,山炮五百門,機關槍兩千挺,以助其重振雄風。吳一笑置之,曰:「中國事中國人自了,盛意恕不敢承!」軍閥賣國?史實剛好相反。
張作霖外表猥瑣,卻引孫中山為同道,並深知中共藉滲透國民黨以完成其赤化全中國的使命,見於「本大元帥與中山一生宗旨,本屬相同。不意過激份子,假借中山主義,投降外人,宣傳赤化,害民禍國,背友蔑倫,種種罪惡,難於指數......本大元帥爲老友爭榮譽,爲國民爭人格,爲世界爭和平,仍當貫澈初旨,問罪興討,劍及履及,義無反顧。」
皇姑屯事件,向來流傳屬日本關東軍所為,余杰利用日本歷史學者宮協淳子的研究,以及原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克格勃的解密檔案,推測蘇俄才是炸死大帥的元凶。
余杰解釋:「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與張作霖矛盾最大的外部勢力,不是日本,而是蘇俄。張作霖最堅決反對『赤化』,多次嘗試收回蘇俄掌握的中東鐵路的權益,嚴厲打擊蘇俄特務在東北的活動。張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之後,與蘇俄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他命令軍警衝入蘇俄駐北京使館,逮捕並處決躲藏在內的李大釗等中共要員,查獲並公佈蘇俄利用共產國際等組織顛覆北京政府的文件。」
加上 1928
年初和日本人簽訂《滿洲獨立密約》,史太林視「該密約已經威脅到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必須對變本加厲反蘇反共的張作霖實施清除計劃。」(戈爾巴基迪、普羅霍羅夫《克格勃下達暗殺令》)
蘇俄嫌疑因此較日本大。
蔣介石北伐勝利,不是他用兵如神,而是 (1) 黨軍「為主義而戰」。(2) 黨軍得到蘇俄的武器支援和戰術訓練。(3)
北伐軍採取正確的戰略:打擊吳佩孚、中立孫傳芳、放開張作霖,繼而逐個擊破。
又蔣建立的南京政權,其官僚機構迅速淪落成充滿偏執、陰謀、謀殺和暴力的、比帝制更加不堪的統治階層。北伐的收穫是加固了醜惡的暴力文化,摧毀了北洋政府 16
年來「三權分立之結構、多黨競爭之格局、各級選舉之實踐、地方自治之嘗試,以及公民自由之保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張作霖治下的東北、孫傳芳治下的浙江,經濟發展蓬勃,有實現地方聯邦制的打算。北伐捷報傳來,學者王國維憂心忡忡,終於投昆明湖自盡,疑是畏懼赤化而死。「香港大老」何東當時亦出錢支持張、孫,倡議和平統一。孫、蔣北伐果真恰當?頗需深思。
是書也有談到香港,金督一句「離開使得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寧願快樂地留在這裡,不想去其他地方」,猶如對共官貶抑英治作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