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交替，舊酒新瓶

「泛民」中青代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以下簡稱《決議文》)。細看文中論點，要麼拾人牙慧，要麼內容空洞，令人失笑。

《決議文》首先說：「《基本法》畢竟沿襲了香港政府自二次大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廣泛自治權，並且將《中英聯合聲明》這條國際條約所保障的各項自治權予以成文化，是我城自治地位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香港人民必須捍衛《基本法》下我城的各項自治權，並爭取修改當中的不合理條文，以充分確立和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這基本上是陳雲對《基本法》的見解，亦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對「全民制憲」的看法。不過，陳、黃二人的名字未有被提及，跡近剽竊。又陳、黃已經主張透過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匯聚民意，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若干條文，敢問「泛民」中青代會用什麼手段迫使港共修改《基本法》？《基本法》哪些條文需要修改？未及消化，勉強提出，只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

《決議文》又說：「香港人民應該團結爭取『內部自決』，以實現由香港人民自行管理香港事務」、「2047 年後香港的政治地位，必須經由香港人民透過有充分民主授權、以及有約束力的機制，自行決定......『永續自治』將是處理二次前途問題的恰當選擇。」

「泛民」中青代肯定不知香港現時人口換血之嚴重。小學生已有不少習慣使用普通話，對港共政權的傀儡本質懵然不知。至於新來港的大陸移民，更是傾向「有啖好食算啦，唔好搞亂香港」。抱有民主理念的土生土長香港人，不是移民他方，就是準備移民。民主自決香港前途？立即做尚且困難重重，何況《決議文》並未為自決定下期限，五年？十年？還是「永續社運」的摹本？與其汲汲於爭取自決，不如先「驅蝗」、作「我者 - 他者」之區分，香港民族黨在此處明顯稍勝一籌。

《決議文》最後認為：「非暴力抗爭 - 包括議會抗爭、佔領、抵制、罷工、罷課、罷市等等 - 能夠凝聚大多數香港人民的認同，應該是爭取政治革新的主流方法。」

當「拉布」、霸佔主席台皆無補於事，非暴力議會抗爭有什麼作用？七十九天佔領在民意逆轉下無疾而終，「三罷」於「雨革」初期無人理會，妄想這些手段可以迫中共及港共就範，不是癡人說夢，欺騙公眾麼？唯一能夠收效的，要算是「抵制」，即《香港革新論》所謂「在地抗爭」，社運左膠所謂「深耕細作」。然而，光顧本地小店、支持使用本地貨、屋邨裡鄰舍互助互讓，很多市民自己已經默默進行，根本無需政黨刻意宣揚、介入。

或許，以下一番話才是「泛民」中青代的心聲：「在公開和透明的原則下，我們不反對就香港政治地位問題，與北京政府談判。」撰寫《決議文》也好，附和修改《基本法》、自決也好，鼓吹非暴力抗爭也好，總之要守住民心，同時令中共覺得其並非「頑固派」，乃可以交談的「民主派」友好。兩面討好，向來為「泛民」老大哥的思維模式，原來中青代亦擺脫不了，世代交替，不外如是。

「歸英」主張，不易駁倒

學者王慧麟在《明報》發表＜失去的自決權＞，提到「歸英派」不可能利用「《聯合聲明》失效後，《南京條約》會自動恢復效力」，令香港回到 97 前的英殖狀態，從而利用殖民地身份奪回民族自決的權利。

對此，筆者想作出若干澄清。「歸英派」中有主張「法理歸英」者，他們傾向依靠昔日不平等條約中「永久割讓香港島 / 九龍半島南部予英國」，從法理上指出香港應該歸還英國。王氏的駁論，勉強適用於針對此一支，卻無助否定整套「歸英」主張，因「歸英派」尚有另一支，「歸英」主張尚有另一套理由支撐也。

簡單而言，另一支「歸英派」承認《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已經無效。當《聯合聲明》被中共單方面撕毀，香港的主權理應不再屬於中共，而陷入「懸空」狀態。誠然，中共一天不倒台，其在現實上仍然握有香港主權，但此乃「勢」所使然，不代表背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朝「支爆」來臨，中共不復存在，神州大地內鬥不斷，香港主權實實在在地「懸空」著，按照國際慣例，香港很大機會在聯合國託管下完成自決公投，躋身獨立主權國之列。

然而，問題出現了：

(1) 上自港共官員，下至建制派、土共組織，新政府應否嚴懲他們，抑或是既往不咎、視他們為香港國一分子？又若要嚴懲，應採取何種方式？除了他們，社會上還有其他「港奸」、「共諜」嗎？

(2) 自從「義勇軍」解散後，香港並無屬於自己的國防力量。加上新一代缺乏軍事訓練，野心勃勃的鄰國乘機襲來，香港有沒有條件抵擋？該如何抵擋？

(3) 主權移交後，香港一直不重視政策研究，也缺乏相關人才 (見李彭廣《管治香港》)。適值香港的經濟產業面臨轉型、民生問題堆積如山，知識、經驗俱欠奉的新政府，能在劇變的環境下應對自如而不出岔子嗎？

以上種種，不過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還有與他國建立邦交、修復往日城市風貌等，皆不是「港獨」成功即可以解決。

英治時代，港府高層官員主要來自英國，具備長遠規劃、準確決定發展大方向的視野，部份甚至有在其他殖民地任職的經驗。「六七暴動」期間，英軍曾經協助鎮壓左派分子。專門從事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活動的政治部，幕後指揮是英國軍情五處第二處。至於麥督、彭督抵港履新前，各自精心籌劃了一套治港部署，包括：如何興建公共房屋、如何與中共周旋等，鉅細無遺，一清二楚。舊日盛世，絕非偶然。

「歸英派」的另一支預見到直接獨立會引致無數港人不易處理的問題，希望透過反覆強調英國在《聯合聲明》中的角色和道義責任，爭取英國在「支爆」時不僅對香港作出口頭聲援，而是利用具體的外交及軍事行動支持香港，例如：臨時託管香港主權，避免聯合國在香港即時進行自決公投。

千萬不要誤會，爭取英國臨時託管香港主權不等於把香港變回英國殖民地。香港 97 前已經是「準國家」(解密文件有「香港共和國」的講法)，加上英國根本負擔不起長期經營遠東的開支，按此推斷，託管期必不長久，自決公投隨之而至。屆時港人大可選擇 (a) 英國海外屬土的高度自治；(b) 全面獨立，締建共和國；(c) 與台灣、中國大陸的新政府建立邦聯。要之，不論公投結果為何，英國對香港始終有貢獻，香港自此會與英國維持永久友好關係，外交上不再怕被孤立。

為了確保託管期內英國無法侵吞香港，港人必須在英方代表到來前盡早成立臨時政府及不同自治組織，如同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般。整個平亂復甦過程，既是合作，也是學習。倘若英國能協助香港培訓具決策能力的高官、建立國防力量、展開有一定水準的政策研究，他朝香港獨立所面對的阻力就會大幅減少。

有人或許質疑：「英國如此著重利益，不會做這盤蝕本生意的，這支『歸英派』的想法注定是一廂情願」。

筆者無法得知英國怎樣打算，只是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推測，中國崩潰，美國全球影響力大不如前，英國韜光養晦近百年，不趁此時再起，更待何時？而藉著「支爆」插手香港事務，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的慣常做法，正是英國重奪全球領導權一個好開始。

英國完全不理香港事務，除非其國力真的萎靡不振，無心取回「超級大國」地位，甘願永遠受美國頤指氣使而不以為恥。

港獨之父，689 當之無愧

689 說：「香港會因為『港獨』和『自決』的主張，而失去中央的信任，因此失去中央對香港的支持」。首先，只有「少數人」(689 親口承認) 支持「港獨」和「自決」，非主流政見不見得令中共動搖對香港的信任。其次，主權移交至今，天價買東江水、金鋪藥房趕絕地道小店、大白象工程......無日無之，中共支持香港？不然，是「從香港攫取利益」、「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香港民族黨的回應)。

689 又說：「『港獨』會成為一個主要的不明朗因素，香港會失去投資者的信心，香港人亦會失去發展和就業的機會」。第一，「港獨」成事可能令香港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簡稱 TPP)，吸引更多東亞及歐美投資者。第二，「港獨」促使香港不再依賴中共，為發展創新科技帶來契機。近年香港美食車協會和環保科技聯盟合作，發明「土炮」美食車，用太陽能發電，專門售賣爆谷和棉花糖，便是好例子。港人稍稍動腦筋，不愁沒有發展和致富的機會。

至於 689 認為「有人在香港主張『港獨』或『自決』，是嚴重地影響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的興致」，對不起，香港人樂意承受這一後果。用陸客減少來換取街道的寧靜、港鐵的寬敞，絕對值得。

綜上所述，689 的講法根本無助遏止「港獨」、「自決」思潮，反而有點像火上加油，替中共幫倒忙。網民開玩笑說：「港獨之父，689 當之無愧」，誠哉斯言！

面對極權，寧鳴不默

《人民日報》殺氣騰騰批判香港民族黨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中涉及煽動、顛覆等罪行，引來一眾「應聲蟲」和應。律政司袁國強說：「『港獨』是違反香港《基本法》，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們會按照正常程序，交由執法機關調查，然後有調查報告後，我們會採取行動」，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則表示：「『港獨』是違反《基本法》，違反一國兩制」。原來《基本法》的設置，不是為了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而是用作維護共產黨管治，這算是什麼「小憲法」，根本與惡法無異！

直到目前為止，民族黨只有召集人和發言人各一名、一個面書專頁、數篇文章及公開聲明。黨不似黨，更遑論有任何實際行動。宣佈成立以來，晝夜不斷遭受親共人士、建制派、港共官員乃至黨媒共官嚴打，此顯然是破壞宣講政治理念的自由。加上姜國元 (筆名安裕) 被《明報》總編輯鍾天祥「粗暴」解僱，新聞自由亦告淪喪，難為 689 還要裝門面：「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地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羞恥不羞恥？

中共及其傀儡政權持續收窄言論及新聞自由，無非是想令異見聲音在社會上消失。然而，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密爾 (J. S. Mill) 在《論自由》(On Liberty) 指出，異見聲音裡面很可能藏有讓社會更加進步的真理 / 讓社會警惕糾正的思想，有利於社會發展。據此，中共及其傀儡政權的作為，變相是扼死香港！

又「大躍進」之所以造成「大飢荒」，亦因為「反右」過後再無敢言的知識分子向毛澤東進諫。前車可鑑，歷史覆轍何必重蹈？

北宋名臣范仲淹撰有《靈烏賦》，其中兩句常為民國學者胡適所引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身處今日的香港，我們每一位更應該對這句座右銘念茲在茲。當人人都能夠做到不平則鳴，對抗強權，香港終有重光之期。

成立工務局、潔淨局

成立工務、潔淨兩局，是寶雲任內一大建樹。

工務局職能

工務局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即工務司署，1883 年設立。首長為工務司 (有關專業的英國人擔任)，統率建築工程師、高級文員、事務文員及工人等。香港市區各項建設工程，如修道路、建學校、築砲台、造橋樑、蓋街市等，一律歸工務局規劃。至於興建民房、商行、戲院，亦要將圖則呈交工務局審批。

工務局備有貨倉，專門儲存政府工程所需的建築材料及工具，由專人管理。為了確保建築物質素，工務局往往採用英國出品，鐵釘、鐵絲、鐵門、鐵板、水管、玻璃、油漆、水泥等，莫不皆然。

張連興批評：「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工業迅速發展，急需海外市場，推銷產品，掠奪原料......所以，佔據香港之後，當然要控制香港市場。在建築材料方面......用英國工廠的出品」，這一說法雖然有道理，但不免忽略了英國材料本身之優良，有失偏頗。

順帶一提，港府每項建設工程，工務局均按照既定程序公開招募承建商，價低者得，充分體現程序公義。

潔淨局草創

1880 年，首席軍事醫療官 (principal military medical officer) 對香港衛生情況作了一次負面報告，其中提到「這個殖民地的環境衛生，嚴重危及駐港英軍健康」。適逢英國民間相信「保持環境衛生是預防所有疾病的萬靈丹 (panacea)」，倫敦政府遂在 1881 年委派工程師查維克到香港深入調查健康和衛生情況，並於次年發表報告，這份報告促使港府在 1883 年成立潔淨局 (Sanitary Board，市政局的前身)。

潔淨局負責全港衛生事務。除了規管街市、屠場外，它還需要清理垃圾、疏通渠道、埋葬屍體等。潔淨局也有權進入民宅檢查和消毒，並強制傳染病人在醫院隔離。

不過，礙於 (1) 華人有「未婚女子不得與陌生人相見」的傳統風俗，而港府曾經承諾過保存所有華人風俗 (2) 華人擔心改善衛生耗費太過高昂，潔淨局執行職務時遇到極大阻力，不受歡迎。尤其甚者，歐籍人士把華人的不合作誤解成排外心態、迷信、鄙視西方醫學的表現，華洋關係進一步緊張。

1888 年，潔淨局舉行首次選舉 (屬於政府機關的首次間選選舉)，選出堪富利士 (John David Humphreys)、法蘭些士 (John Joseph Francis，1878 年就拐帶婦女問題起草《保良局條例》，促成保良局建立) 出任非官守議員。二人同時是香港選舉史上最早的民選議員。《孖剌西報》(Daily Press) 指出，是次選舉將會深受未來香港史學家關注，因為它是首次繳交差餉的業主在政府內對自己的事務有發言權。

結語

香港過去有不少堅固耐用、富有特色的建築，工務局作出了很大貢獻。又潔淨局能夠全面發揮功效，主要在 1894 年上環鼠疫爆發後。

董建華年代，推行高官問責制，工務局被合併至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現已分拆成環境局、運輸及房屋局和發展局。

潔淨局 1936 年改名市政局。主權移交前夕，擁有獨立財政、土地使用權和執行決策的部門，成員多數來自民主黨。董建華為免反對派威脅港共管治，以推行「市政服務改革」為理由，解散市政局 (俗稱「殺局」，民建聯鍾樹根於 2015 年說：「當時形勢上我們一定要支持殺局，因為連民主黨也一併殺了，他們在局內人多，我們想他們死，所以要殺局」，可以為證)。隨著市政局成為絕響，香港民主亦正式倒退。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4. 安德葛 (G. B. Endacott)，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 - 1962：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建制陣營，明爭暗鬥

九月立法會選舉，哪一派本土訴求能夠順利跑出固然是關注焦點之一，但建制陣營的內部鬥爭亦值得大家細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 4 月 21 日 (星期四) 發表文章＜居心叵測＞，當中轉述了甲、乙兩人「並非純屬虛構」的對話內容。

由甲說：「我們也有責任反映民意，是其是、非其非」、「政府的施政和政府官員的表現，令許多市民感到失望和不滿，這是事實；這責任沒理由要我們承擔」，其顯然是自由黨田北俊的化身 (田北俊 2014 年在面書留言：「我今日亦已辭任了自由黨黨魁，但我仍然是自由黨的立法會議員，以後會繼續是其是，非其非」、今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中則提到「特首點火，泛民加油，建制派被擺上枱撲火」、「感到不服氣」)。

至於乙，既真心視「支持政府」為建制派始終堅持的原則，又懂得欣賞反對派「反對政府永遠保持高度一致」。如斯人格、胸襟，只怕非曾主席本人，無人能為之。

所謂甲、乙對談，說穿了即是田、曾對談，商界精英、老左派之對談也！

商人比較理性務實，不會自欺欺人。田少因此洞悉「支持了不得人心的政策而丟失選票，輸了議席，支持政府便只是空話」、「我們盲撐政府，市民對政府的不滿就會投射到我們身上」。

相比之下，曾主席年輕時畢竟接受過馬列主義洗禮，理念、立場先行。故此，他覺得建制派要「旗幟鮮明地和反佔中、反拉布的市民站在一起」，否則「立場模糊、態度曖昧」，只會「失掉建制派的鐵票」。

不過，建制派雖出現兩條路線之爭，他們卻同樣以「新冒起的愛國愛港團體」(即新左派) 為敵人。李偲嫣年初表示有意出選立法會，一旦成事，建制陣營 9 月火拼，誰取得較多議席，將在某程度上反映中共對港政策究竟有沒有改變。屆時，「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是不是謊話，自會一目了然。

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

親愛的女皇陛下：

今天是您 90 歲大壽，在此恭祝您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年逾八旬的父親從電視上得知您快將生日，問我：「事頭婆 90 歲大壽那麼重要，應該有公眾假期吧？還要辦很多很多慶祝活動呢！」我實在不知如何回答，只能黯然地說：「爸爸，香港主權已經移交中國了，已經移交了。」

父親是英治時期港府公務員，見證過七八十年代香港的輝煌歲月。儘管在大陸出生，用一封錯漏百出的英文求職信成功進入港府工作，仍然是他一生引以為傲的事。他習慣稱呼您做「事頭婆」，因為您是他的「米飯班主」。如果沒有您、沒有長俸制，我和弟弟可能無機會升讀大學，他退休後更可能三餐不繼。

人年紀越大，越分不清過去與目前，望您切勿介意我父親的糊塗。

不過，坦白說，何止我父親，相信現在絕大部份香港人 (包括我在內)，心裡仍然懷念著那個作為您「皇冠上一粒珍貴的珠寶」的香港，那個設有「英女皇壽辰」假期的香港，那個電視休台前播放「天祐女皇」的香港！

還記得 41 年前您曾經和丈夫菲臘親王、麥理浩總督一同訪問香港嗎？昔日的皇后碼頭已被中共扶植的傀儡政權拆毀。皇家警隊亦不再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為己任，只知維護港共劣質管治。最令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您參觀過的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市，當下竟被趕盡殺絕，變成基層市民可仰望而無力光顧的高檔貨品集散地。我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天真無邪的下一代還被迫用普通話學習中文，接二連三遭考試、測驗折磨。有些忍受不了，早已投入天父懷抱。不知身在遠方的您，對以上種種，會否略有所聞？

習近平去年訪英，您故意在他面前重提香港問題、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此番心意，我們完全理解。可是，我們也希望您明白，近年之所以出現「港獨」呼聲，實屬迫不得已。當中共挾帶徒具樣相的「一國兩制」行消滅香港之實，要維護香港於不墮，就只有主張「港獨」，別無他法。

我們常常慨嘆自己未有像直布羅陀人般大聲叫喊 "British we are, British we stay"，但不要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透過持續不斷的抗爭，終有一日，香港旗會再次在天空中飄揚，這個小島岸將與英國共享光榮。

所以，盡情慶祝吧！把香港交給我們！

一名香港小市民　敬上

飽受中共折磨的自由人

撰寫《英國采風錄》的儲安平，其一生經歷十分值得香港人引以為鑑。

儲氏初為一文藝青年。1936 年赴英期間，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受到自由主義薰陶，從此成為「自由派」。1940 年 8 月，他在國立師範學院任教，主要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1946 年，儲氏創辦《觀察》半月刊，宣揚自由民主思想，同時在復旦大學教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全盤西化的頭腦，加上不怕極權的性格，可謂儲氏之標誌。

儲安平直言不諱，未幾激起蔣介石反感，《觀察》遭到查封，有關工作人員被逮捕。

然而，他並未投向共產黨，曾說：「唯有承認人民思想及言論的自由，始能真正實現民主的政治，然則吾人以此事衡量共產黨，則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治區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產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何以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任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表意見的刊物？」(＜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中國的政局＞)。

奈何形勢比人強，儲安平卒之默許中共管治。他卻意識不到自己根本無法在赤化後的中國生活！終於，「大鳴大放」來臨，儲氏因說上「黨天下」三個字，被毛澤東劃為「右派」，嚴加批鬥。他「承認錯誤」、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殘酷的迫害始終未斷，直至其無故失蹤。

今天湯家驊、黃成智、陳祖為、狄志遠等人經常以「溫和民主派」自居，主張走「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真不知他們看畢儲安平的際遇後，會作何感想。與虎謀皮，無異於引火自焚。要保性命，堅決抗拒才是硬道理，這也是「港獨」思潮澎湃的原因。

《英國采風錄》撰於對日抗戰時。全書共十章，分別介紹國王、王后、上下議院、內閣、大憲章、自由主義、鄉村生活......屬不可多得的英國文化普及讀物。香港人向來不太了解前宗主國，這本小書是很好的入門。

不一樣的愛情

中國歷史上帝王的愛情故事多半是悲劇，虞姬於項霸王面前自刎、唐玄宗被禁軍逼迫縊殺楊貴妃，俱為箇中顯例。比觀英國，甜蜜美滿的愛情不難在君主身上發現，尤其以維多利亞和愛德華八世的經歷最為人津津樂道。

近日讀民國學者儲安平《英國采風錄》，書中提到維多利亞與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的一段往事。

且說親王按例不得參予政治，阿爾伯特也一樣。於是，每當大臣進謁維多利亞，阿爾伯特都會被要求退下。有一次，宮內舉行舞會，維多利亞忙於迎接賓客，竟冷落了阿爾伯特。阿爾伯特心裡難受，舞會後獨自回到臥室，對維多利亞連番敲門不理不睬。女王初時極為氣憤，但稍一轉念，憤怒瞬間化成溫柔。當她以「你的妻子 (Your wife)」而非「維多利亞」回答阿爾伯特時，阿爾伯特深深感受到妻子為自己放下身段。他卒之開了門，二人關係更勝從前。

由於阿爾伯特真心愛戀維多利亞，以往敵視他的人慢慢肅然起敬。阿爾伯特病重，仍然堅持陪伴維多利亞批閱公文至深夜。終於，他的去世為維多利亞帶來極大傷痛，維多利亞從此不再出席公眾場合。直至報章發聲批評、首相入宮苦諫，女王才重新振作。

換了在中國，阿爾伯特要麼仗著妻子的權勢作威作福；要麼來個「後宮干政」，援引黨羽，排斥異己。兩人能夠成就美滿婚姻，皇室和政府截然兩分的制度設計、英人樂於接受制度約束，皆發揮著很大作用。換言之，此乃英國文化締造出來。

有別於維多利亞的愛情、事業兩得意，愛德華八世需面對江山、美人的抉擇。

辛博森夫人為愛德華八世迷戀的對象，卻並非系出名門，且曾結過婚。坎特布里大主教率先表態拒絕為二人證婚，繼而有以包爾溫為首的內閣極力反對。群情洶湧之下，愛德華八世沒有如唐玄宗般戀棧江山，而是選擇自願放棄王位。他的遜位演說，教人動容：「我遜位的理由，你們想已知悉。我若沒有我所愛的那個女子，我將無一事能為 (I can do nothing without the woman whom I love)......現在決定讓位於吾弟約克公爵」。儲安平形容，當時一般太太小姐聽畢，無不熱淚盈眶。

儘管近年有解密文件披露辛博森夫人和納粹德國高級官員有染，此無損愛德華八世得到了愛情，至少他不用為錯失意中人而抱憾。

愛德華八世可以擺脫江山、美人的兩難，是因為他有機會選擇要江山抑或要美人。設想其生活在國家安全、民族大義高於一切的社會，悲劇恐怕依舊會出現，這正是中、英兩國文化差異所在。

幸好中國人懂得美化不幸，無法長相廝守？來個雙雙化蝶，再續前緣。不再朝夕相見？畫幅丹青，懸於書房，日夜思念。中國不少畫作、劇作，便是在人生不幸的孕育下誕生。

新一代華人精英：黃勝

1884 年，黃勝 (原名黃達權，字平甫，1827 - 1902) 繼伍廷芳出任定例局 (即立法局) 非官守議員。他同時是首位華人太平紳士。

接受西學，負笈美國

黃勝於 1827 年在廣東香山縣出生。1841 年，他前往澳門的馬禮遜學堂 (美國傳教士、耶魯大學畢業生勃朗創辦。辦學團體「馬禮遜教育會」由馬儒翰、威廉‧渣甸、顛地等倡議成立) 就讀，接受西式教育。香港島被割讓予英國，致使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黃勝遂隨校到港生活。

1846 年對黃勝來說是關鍵的一年。校長包朗牧師 (Rev. Samuel Robbins Brown) 因身體欠佳，辭職返美。他希望攜同校內數名優秀學生前赴美國留學。在芸芸學生中，容閎率先站立表示有興趣，其次是黃勝和黃寬。三人在 1847 年 1 月 4 日跟從包朗牧師乘船自上海出發，同年 4 月 12 日抵達美國，入讀麻省孟松學院 (Monson Academy)。一年後，黃勝因水土不服返港，這時的他已受浸成為基督徒。

從事印刷、編輯、翻譯，推動中西文化交流

黃勝回港後，獲《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又名《中國郵報》、《德臣報》) 聘請，參與印刷、編輯工作。1853 年更協助倫敦傳道會承印及翻譯新創辦的《遐爾貫珍》(香港第一份以中文為主的報紙，創立於 1853 年 8 月，由英華書院印刷所發行，內容主要介紹西方歷史、地理、科學、文學、政治、宗教各方面的知識及報導中西新聞)。

與此同時，黃勝替理雅各 (James Legge) 將《四書》翻譯成英文。在理雅各介紹下，他認識到來港避難的洋務派學者王韜 (王韜曾經協助理雅各翻譯《尚書》)。二人一見如故，合作撰寫《火器說略》，專門介紹西方兵器。《火》書後來得到丁日昌 (曾國藩幕僚)、李鴻章賞識。

1864 年，黃勝在丁日昌推薦下，前往上海同文館教授英文。三年後連同舊同學唐廷樞至中央書院招收學生，赴福州船政學堂深造，未幾因事辭職。

創辦《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及《循環日報》

長期在《德臣西報》及英華書院印刷所工作，令黃勝累積了不少經驗，萌生辦報的念頭。

早於 1858 年 (卓南生認為在 1864 - 65 年)，他連同伍廷芳與《孖剌西報》(Daily Press) 合作，出版《中外新報》，這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1872 年 4 月，黃勝又和《德臣西報》副主編陳靄庭合辦《華字日報》。其更親自擔任該報主筆。

英華書院在 1871 年停辦，將印刷所的印刷設備出售。黃勝乘機與王韜斥資購入設備，成立中華印務總局，專門承印各類中西書籍。1874 年創辦《循環日報》，由王韜主持，專門就中國的社會政治發表評論，建議清廷推行君主立憲，效法西方實行經濟、科技及軍事改革，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

由陪審員到定例局、潔淨局非官守議員

黃勝的公職生涯始於 1858 年 (當時港督為寶靈) 出任陪審員 (他是第一位被認可的華人陪審員)。儘管往後曾協助清廷處理留美學童、對美外交等事務，他始終視香港為發揮自己所長的地方。

東華醫院創立，黃勝是建院總理之一。其亦獲得堅尼地委任為中國語文考試委員會委員，聲名大噪。加上備受清廷器重，儼然成為華人社群的精英領袖。黃勝卒之在 1883 年 12 月獲准歸化英籍，旋即被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在此之前，太平紳士全是英國人)。

1884 年，寶雲重組定例局，黃勝憑藉能「完全勝任以英國人的眼光觀察華人事務，並以華人眼光觀察英國人的事務」，獲委為定例局第二位華人非官守議員。1888 年 6 月再連同何啟獲委為潔淨局 (後來稱為市政局) 非官守議員，成為首批出任潔淨局議員的華人。

不過，黃勝甚少在議會上發言，對華人社群的利益也未能清楚反映。華人社群往往被迫尋求外籍議員協助，而不選擇黃勝。舉例言之，港府為《1889 年建築物條例》展開商討時，華人社群就選擇遮打爵士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擔當中介人替自己爭取權益。

1890 年 7 月，黃勝以商業事務繁忙為理由，離開定例局，議席由何啟接任。兩年後卸任潔淨局議員，為其公職生涯劃上句號。

結語

和伍廷芳相同，黃勝屬於新一代華人精英。徐承恩指出，「與擔任買辦及商人的華人精英相比」，這批華人精英出身「專業階層」，「舉止較為西化......英語水平較高，亦比較認同西方文化 (案：例如基督教)」，他們「因而較易與西方人溝通」，也獲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及立法局議員，「在某程度上壟斷了香港的政治」。

雖然他們有著中華情意結，但基於對西方社會的認識，其普遍主張清廷應當效法西方，有別於大陸知識分子囿於儒家禮教、堅持「中學為體」。蔡榮芳將這種港式愛國主義稱為「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collaborationalist nationalism)，此其實是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

1940 年代，華人精英以「華洋共處、互相合作」為主調，編撰《香港百年史》和《百年商業》，紀念香港開埠 100 周年，箇中未嘗沒有原因。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3. 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 (1925 - 1995)》。

國之將亡，必有「膠」黨

周永康、岑敖暉等人成立新政黨「香港列陣」。就黨名而言，已經不知所謂。「列陣」二字通常用於戰鬥，而且必含所列者 (如軍隊)。敢問貴黨有意向中共宣戰麼？又「香港」是具體可見的東西，可被列出來麼？「香港人陣線」尚且可以勉強接受，「香港列陣」則是徹頭徹尾的「膠」名！

再看政綱，主張「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市民權益」。當下香港面對中共殖民壓迫，貴黨竟然叫我們「放眼世界」？自己家園被毀不打緊，最重要是幫助敍利亞難民爭取進入歐洲各國的權利，這樣做果真合理？簡直是荒謬。

至於「建設民主中國」，習近平上台以來，專制獨裁氣氛日盛一日，最近便有「兩學一做」(學中共黨章黨規，學習主席系列講話，做合格中共黨員) 的提出。貴黨要向高難度挑戰一回事，請不要其他香港人作為犧牲品。還有，孫中山當年是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於香港叫口號、辦遊行不會令中共變天的。

最有趣莫過於記者會安排：「為免閑雜人等進入會場，記者請預先向我們登記」，作賊心虛乎？圍爐取暖乎？大概是兼而有之吧！

《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觀乎「眾志」、「列陣」皆可組黨出選，「膠」氣充天，香港前景實在堪虞。

香港台灣，同病相憐

肯尼亞將涉嫌參與電訊詐騙和網絡犯罪的台灣人遣送中國大陸，激起台灣現任總統馬英九、候任總統蔡英文強烈不滿。馬英九指責中共「有違程序公義」，軟弱無力之餘，也搔不著癢處，反不如蔡英文在面書上所言：「如果，台灣人民涉及海外犯罪問題，應該押解回台灣依法審判......北京當局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對兩岸關係傷害至深且巨」。「主權及管轄權之爭」確實是理解今次事件的重要關鍵。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刊登署名文章＜台灣海峽雖大，但不一定夠你洗臉＞，其中提到「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且長期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國家，肯尼亞非常明白，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居民犯法了，而且主要針對大陸居民實施犯罪，那麼，肯尼亞自然應當配合中國警方對中國的犯罪嫌疑人進行處置」。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配合去年 9 月閱兵時中共以東道主自居、周子瑜因高舉中華民國國旗而被迫公開道歉、「京台高鐵」推出，「一中各表」顯然已被撕破，代之以「一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表」。要求肯尼亞將台灣疑犯遣送中國大陸，只是枝節；中共改變對台政策，才是根本。

又社評＜蔡英文休用「台灣人不高興」要脅大陸＞提到「台灣電訊詐騙嫌犯在肯尼亞作案，受害者幾乎都是大陸民眾，大陸與肯尼亞之間的遣返完全符合國際法，走遍世界都理直氣壯」、「島內一些人對待此事的態度很像『認親不認理』，更不認法」、「那些人怎麼不想想大陸受害人的利益和感受？」。

姑且當肯尼亞的做法符合國際法，但蔡英文的不滿是否源自「認親不認理，更不認法」？台灣有自己的民選政府、憲法、法律、海陸空軍、貨幣、外交關係，儼然就是主權國！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王珮玲曾經說：「中華民國自 1912 年肇建，為一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可以為證。作為中華民國候任總統，眼見自己國家的公民被送進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度，受他國嚴刑峻法折磨，能不作聲嗎？能不憤怒嗎？能不譴責嗎？中共連番說辭，無非是想帶出：台灣人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約束。大家都是親兄弟嘛，做弟弟的重創了哥哥，不打緊，做哥哥的會用自己的法律幫助弟弟「改過」，此之謂「依法治國」。可是，對台灣來說，中共的做法變相蠶食其國家主權，蔡英文焉有不反對之理？

李怡說得好：「英殖時代的香港，是華人社會中最好的時代；民國時代的大陸和台灣，包括汪精衛的偽政權時代，是華人社會次好的時代」(＜八十年變遷＞)。無獨有偶，香港、台灣之所以能令華人淺嚐幸福滋味，與外國勢力悉心經營有密切關係 (香港由英國一手提攜，台灣則得益於日本和美國)。唯獨中共，堅持用自己的無產階級思維，走自己的道路。結果處處碰壁。抄襲史太林模式，造成大飢荒；推動改革開放，促使全黨姓貪；復興中華民族，引致五星紅旗於外國被塗污。

現在，這個尚未開化的野蠻國家，竟然恃著一時的經濟成功，侵吞港、台兩地自主權。香港和台灣，猶如同病相憐的兄弟，各自積極爭取獨立固不待言，互相呼應對抗中共亦是必須。否則，華人百多年前所經歷的劫難將會再次來臨。

彭督幼女貼舊照，香港人心歸處見

彭督幼女彭雅思 (Alice Patten) 於面書貼上早年在港拍攝的全家幅，留言說：「我很感激你們的支持，我愛香港！」，親善而重情念舊，與 689 問題女兒梁齊昕滿眼的怨毒、仇恨 (梁齊昕曾發表「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一世都唔會放過你哋。你哋知你地係邊個」等怪論) 可謂大相逕庭，難怪網民一面倒回覆「永遠的第一家庭」、「真正香港人仍然很掛念你們」、「回來吧」。

香港人喜歡彭督一家，喜歡英國管治，並非沒有理由。

很簡單，彭督會落區吃蛋撻、飲涼茶，與市民作近距離接觸，689 會嗎？親民尚且做不到，還要帶頭破壞香港的法治，委過於人，試問如何令港人心服？

李彭廣《管治香港》指出，戴麟趾離任前，一度因接受民間所送的貴重禮物有可能違反《殖民地條例》和相關指引，多次詢問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意見，不敢恣意妄為。麥理浩抵港履新，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要求規劃香港的社會發展，被麥督以「總督擁有殖民地管治的最後決定權」駁斥。正因為以前港府講究原則、遵守程序，一視同仁，它才深受廣泛市民愛戴。倘若歷任港督無異於 689，以權謀私，一副「只許州官放火」的架勢，港人焉會不視之如寇讎？

中共常常怪責香港「人心未回歸」。其實，人心早就回歸，不過不是回到你這一邊罷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可惜中共一意孤行，決心與香港人對著幹，其要在日後重拾港人信心，恐怕難上加難。

9 月立法會選舉前瞻

立會選舉將至，新政黨 / 聯盟相繼成立，俱主張「香港人優先」、「自決公投」。由雙學成員組成的香港眾志，打算用 10 年時間推動公投制憲。青年新政、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天水圍民生關注組等 6 個傘後組織所組成的選舉聯盟，則要求在 5 年後舉行電子公投，讓香港人自決前途，「『港獨』將會是一個選項」。

姑勿論他們能否將自己所說化成行動，僅就目前形勢看，尚未提出過任何本土訴求的民主黨、執迷於大愛包容的社記人力，似乎注定被時代摒棄，選情越來越不利。

公民黨雖曾發表《為香港而立：本土、自主、多元》宣言，但文質彬彬的形象、「本土」和「多元」的格格不入，令他們得不到年青首投族支持。年青首投族需要戰士、抵制大陸文化滲入，公民黨滿足不了他們。專業人士選票相信仍是公民黨賴以「偏安」的憑藉。

「泛民」窮途末路、「建制」不會有大變動 (因中共有精密的配票機制、源源不絕的蛇齋餅粽)，選舉焦點必然落在各本土派的競逐上。故此，是次選舉其實可視作「對各條本土路線的公投」。

在已知出選的本土派中，新民主同盟最溫和，只強調「香港人優先」，未有表態「反共」及爭取「自決公投」。香港眾志較進一步，推動十年後公投制憲，但「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屆時公投可能已異化成替「新香港人」爭取自決前途，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則淪為少數族群。相比之下，「傘兵」聯盟提出 2021 年公投，訴求較合理。可是，和理非的抗爭手法，加上「反共」取態不清晰，致使他們的路線始終屬於溫和。

激進路線有熱 (血公民) 普 (羅政治學苑) 城 (邦派)、本民前和香港民族黨為代表。

熱普城高舉「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看似走得極端，實則不然。陳雲新近發表文章＜公投與香港民意的問題，全民制憲與假扮公投的分別何在？＞，提到爭取「動議修訂《基本法》第五條，永續《基本法》，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主權」、「動議特區政府執行《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令香港擁有大陸移民的審批權」。前者 689 搶先回應：「以《基本法》規定之五十年內不變，我們說的，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並不是指主權五十年後可以變」，換句話說，即使《基本法》永續，中共也只保證香港繼續享有「經濟自主」，卻不允許香港擁有完全的「政治自主」。至於後者，眾所周知，港共乃中共之傀儡，除非中共倒台，否則港共決不會奪回審批權。陳雲樂觀展望是好，但訴求的確不易實現。

況且，黃毓民在＜全民制憲是中共在香港最後的下台階！-「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延續＞發言稿說：「提出全民制憲的計劃，其實已經是一種妥協，給中共在香港維持名義上主權的下台階 - 五星紅旗可照舊飄揚，及維持象徵式駐軍」，陳雲亦多次重申「香港建國」的「國」是與中共有著邦聯關係的附屬國，並非完全獨立的共和國。和本民前不介意代表「港獨」、民族黨爭取建立「獨立自主的香港共和國」並排而觀，熱普城是激進路線中的保守派，毫無懸念。

問題是：當中共捕風捉影，對「港獨」疑神疑鬼的時候，我們何不殺它一個措手不及，力捧「港獨」政黨的場？民族黨、本民前的總得票略高於熱普城，遠超過香港眾志、新民主同盟，將會是一個極為可怕的警號，標誌著香港人 (特別是年青一代) 全面否定中共管治合法性，同時不再承認習以為常的「中國人」身份。中共面對此一收拾不了的殘局，無法安枕之下，未嘗不會認真考慮將國家主權分散一點到香港。然而，這不是我們妥協換來，是中共妥協的結果！

筆者無意左右各位的投票取態，僅將自己千慮一得之愚見加以分享。毛澤東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現時中共鋪天蓋地打壓「港獨」，9 月站在「港獨」一邊應該不會犯大錯。

東方直布羅陀

寶雲在任期間，大潭水塘的修建工程展開，天文台、賽馬會相繼成立，香港變得越來越現代化。

興建水塘，歷經曲折

隨著人口迅速增長，薄扶林水塘不足以應付龐大的供水需求。第七任港督堅尼地委派負責工務工程的總測量師派斯 (J. M. Price) 尋找新水源，興建新水塘。派斯在 1873 年提出大膽而富想像力的大潭計劃。

大潭計劃選址大潭谷，原因是：該處能夠提供大面積的集水範圍，而且日後可再進行擴建工程。不過，大潭谷與市區相距較遠，食水從山後 (即港島南部) 輸送往山前的問題必須被克服。有見及此，派斯建議：挖掘一條貫穿黃泥涌山嶺的隧道管道，緊接地面依灣仔山勢而建的寶雲輸水道，以連接西端的濾水池和配水庫。

整項工程的造價大約是 35 萬英鎊，後減省至 12.26 萬英鎊 (1877 年，計劃規模縮減為：把大潭的溪流改道，穿越群山引往市區，水塘則不用興建)。礙於經濟不景氣、1874 年「甲戌風災」的善後工作，港府無力支付有關費用，計劃最終被迫擱置。

1882 年是關鍵的一年。駐港英軍投訴華人聚居地區衞生情況惡劣，食水嚴重短缺。殖民地部派出衞生專員查維克 (Osbert Chadwick) 來港深入調查。查維克在評估報告中極力促請港府重新展開大潭計劃，適值 1880 年以後香港整體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計劃於是在 1883 年重新啟動。

大潭計劃的首期工程於 1883 - 88 年進行。這項工程包括興建：

(1) 一條高 90 呎、長 400 呎、寬 60 呎的水壩 (用花崗石和混凝土建成)；

(2) 一條長 7,344 呎的輸水隧道 (輸送食水穿越黃泥涌山嶺)；

(3) 一條長 16,505 呎的輸水道，名為寶雲輸水道 (1885 - 87 年沿灣仔對上山坡依勢而建，用磚石建成。輸水道兼備輸送、儲存食水的功能)；

(4) 位於亞賓尼谷的 6 個濾水池和 1 個配水庫。

1888 年，工程完成。新水塘能夠儲存 3 億加侖食水，儲水量是薄扶林水塘的 4 倍。

觀測氣象，預防天災

「甲戌風災」所造成的破壞、人命及財物損失，令香港有識之士深感觀測氣象對預防自然災害非常重要。他們因此促請港府設立氣象觀測機構 (當時，國際氣象組織已在維也納成立)。

1877 年 10 月 5 日，派斯要求在九龍伊利近山 (Mount Elgin，即天文台總部現址) 興建發佈和接收氣象訊息的機構，是為天文台創立之先聲。未幾，英國皇家學會基爾委員會 (Kew Committee, Royal Society) 提議港府成立氣象觀測台，為船隻、市民提供颱風警告。1881 年，陸軍少校龐默 (H. S. Palmer) 的建議書加快了天文台成立的進度。天文台卒之在 1883 年 3 月 2 日創辦，由杜伯克博士 (Dr. William Doberck) 出任首位天文台台長。

參照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 (Royal Observatory, Greenwich)，香港天文台傾向著重報時、釐訂經緯，以輔助航海。同時，它也對天文、地磁、氣象、水文進行各項觀察。每逢颱風逼近，天文台會以不同形狀的信號球表示颱風的位置及移動方向，且會鳴放風炮 / 燃點炸藥向船員示警。

由於工作成績卓越，天文台很快獲得英廷表揚。1912 年，英皇佐治五世更賜予天文台「皇家」頭銜。

成立馬會，規範賽馬

早於 1845 年，英國人已經將賽馬活動引入香港。港府在黃泥涌谷 (即快活谷) 建造了一條賽馬跑道，這是跑馬地馬場的由來。1846 年 12 月，跑馬地馬場首次舉行賽馬活動。1873 年，香港打吡大賽首次舉辦。

1884 年，熱衷於賽馬的人仿倣英國模式，把賽馬活動規範化，香港賽馬會正式成立。當時，賽馬活動純屬業餘性質，進入馬場者主要為歐籍人士。基於資金短缺，馬場的看台僅用草棚搭成，賽馬會亦長期處於虧蝕。直至 1891 年設立博彩服務，賽馬會才擺脫上述困境。

結語

寶雲稱呼香港為「東方直布羅陀」(Gibraltar of the East)，理由是：他在香港看不見殖民地 (colony) 劣政，卻看見英國海外駐地 (garrison town) 的良好經營。觀乎大潭水塘、天文台等次第興建，「愛國史觀」常常強調「香港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可以休矣。

又大潭計劃重啟源自查維克訪港、天文台及賽馬會的經營模式皆師承英國，可見香港能夠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城市，英國貢獻至鉅。所以，1923 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感慨道：「彼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於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主要參考資料]

1.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 I 》。

2. 白錦文 (Robert Peckham)，Disease and Crime: A History of Social Patholog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ealth。

3. 古物諮詢委員會，＜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群、黃泥涌水塘、九龍水塘、城門 (銀禧) 水塘和香港仔水塘的文物價值＞，收錄於《第 138 次會議討論文件 (附件B)》。

4. 《解密百年香港 - 馬會春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k9KgwItek。

「行李事件」提醒港人「兩制」已滅

為了協助女兒梁頌昕取回遺留在禁區外的行李，689 竟然向機管局施壓。這完全是中國特色的以權謀私，令人聯想起數年前於大陸發生的「我爸是李剛」案。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批判「港獨」主張只會令香港加快步向「一國一制」。其實，「一國一制」早就來臨了。當李波出售政治敏感書籍而被「強力部門」安排用「自行方式」返大陸、口談「港獨」也是違法的時候，香港何來尚有「兩制」？「行李事件」的發生，不過是另一個標誌，提醒港人「一國兩制」已為「一國一制」所取代。

正因「一國一制」摧毀香港的程序公義、法治精神、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年青一代才要高舉「港中區隔」，反覆強調自己是「香港民族」，甚至不惜走上「港獨」一途。親中人士左一句「香港人不是民族」右一句「香港沒有資格獨立」，心浮氣躁的說教，根本針對不到問題核心，無助解決當前管治困局。

總理李克強表示，「我們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香港民眾有智慧處理香港遇到的各種複雜問題和局面」，算是把握到問題的癥結。可惜習近平始終無法忘懷大一統的「天朝上國」觀念，加上 689 幫倒忙，「港獨」之火焉能不燎原？

香港眾志何足道，民族黨深得我心

黃之鋒等人成立新政黨 Demosisto，中文取名「香港眾志」。姑勿論其與中大眾志堂有沒有關連、會否爭取「我要真頹飯」，關鍵是：一個基層「打工仔」怎會有興趣知道 Demosisto 是由一個希臘文字和一個拉丁文字組成？「後生仔學人拋書包！」必然成為他們心目中的套版印象。只有離地中產懂得欣賞這個古怪名字。

又香港各黨派一直以其政治願景命名，如民主黨以爭取實現雙普選而名曰「民主」，自由黨以捍衛市場上的經濟自由而名曰「自由」等。即使是新興的本土民主前線，其亦強調守護本土族群以爭取民主。羅冠聰解釋「香港眾志」四個字的由來：「我們相信改變香港、扭轉我城命運的力量，不在於少數政治領袖或抗爭者，而是植根於香港普羅大眾的意志中。以『眾志』之名『聚眾之志』，亦取同音『種志』，希望將自決我城的願景栽種於我城的眾人心中」，這不是具體可見的政治願景，而是虛無飄渺、實現無期的幻想。愚昧港人那麼多，何日方可盡醒覺？一朝醒來，周圍盡是「新香港人」，難道貴黨要為「新香港人」爭取 2047 自決公投？

當下香港，赤化問題嚴重，解救工作刻不容緩。短期目標是無底線阻止大陸人來港搶奪一切社會資源和福利、港共實施一系列殖民滅港政策 (包括：強推普教中和簡體字等)，長期目標是培養港人對「香港民族」的認同、宣揚公投自決是港人應有權利、推動港獨及重新制憲。黃之鋒等人會贊成「勇武抗爭」麼？會斬釘截鐵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麼？短期目標尚且無法達到，香港人口被換血，還要繼續高舉「爭取自決」、「修改《基本法》」，此乃埋沒良心之政客所為，無恥至極！

相比之下，香港民族黨更深得我心。該黨的名字清楚說明要激發香港民族自強獨立。另外，召集人陳浩天在網台節目「勞思動眾」表示，民族黨也有神秘的一面，匿名黨員潛伏在各行各業，積極進行串聯工作，成立自治組織，必要時不排除使用武力抗爭，一律聽從黨指揮。此等安排，令人聯想到清末興中會、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應當如此！惟用記招方式向外界宣佈，效果不如元末義士之藏紙於月餅中，略嫌美中不足。

正因民族黨具殺傷力，港澳辦及一眾親共人士才會鋪天蓋地打壓、抹黑。黃之鋒等人的新政黨全無威脅性，賣弄學生純潔形象如故 (「我們是一個以學生為主的團隊，在缺乏人力物力資源底下，嘗試盡力做好每一件事情」)，中共對之不免嗤之以鼻。

緬懷蔣公，毋忘反共

今天 (4 月 5 日) 是中華民國先總統蔣中正 (字介石) 逝世四十一周年。在本土思潮熾熱的當下，年青一代對這位歷史人物越來越陌生，但筆者仍想舊事重提，稍作緬懷之餘，亦希望諸位緊記其一貫的「反共」立場。

蔣中正躋身近代史舞台，始於奉陳其美命令暗殺陶成章。陶曾聯合章太炎列出孫中山罪狀，蔣的行動因而贏得孫信任。1922 年，粵系軍閥陳炯明叛變，包圍身在永豐艦的孫 (當時宋慶齡也在艦上)。孫拍發電報「事緊急，盼速來」求救，蔣二話不說前往救援，在連番炮轟下助孫脫險。所謂「患難見真情」，孫自此引蔣為心腹。蔣曾在日本接受現代軍事訓練，適逢孫有意建立軍校、培訓革命武裝，蔣遂順理成章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為 1924 年。

不過，蔣中正是一介武夫，加上追隨孫的日子不長，孫對汪兆銘 (別號精衛)、廖仲愷等人始終比較信任。這時孫深受俄國「十月革命」刺激，思想開始左傾，汪、廖等人無不受其影響，唯蔣例外。赴蘇考察又加深了蔣對蘇共的認識和疑慮，其卒之萌生「反共」念頭，至死不改。

1926 -28 年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是蔣中正一生最大成就。然而，他同時注意到，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軍校內大肆宣揚馬列主義 (聲勢幾乎蓋過三民主義)、招收學生入共產黨。蔣只好與汪兆銘 (廖仲愷已於 1925 年遭暗殺。胡漢民被懷疑是幕後主謀，一度遭拘留，後出國蘇聯。至於宋慶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俱站到了汪的一邊) 分道揚鑣，毅然下令清黨，此乃「寧 (指南京國民政府) 漢 (指武漢國民政府) 分裂」的由來。

儘管寧漢不久復合，蔣中正「反共」之心依舊，變的是汪兆銘。北伐完成，蔣苦惱於削減軍費開支、推動現代化建設。可是，他對中共坐大極為憂慮，致使國軍先後五次圍剿蘇區。礙於朱德、毛澤東等人的游擊戰術，以及丘陵地帶掩護，接受正規陸軍訓練的國軍無功而還。三十年代以後，民間抗日呼聲日益高漲，蔣的好兄弟張學良 (張在東北易幟令蔣兵不血刃完成北伐統一，蔣對張一直敬重) 於 1936 年發動「西安事變」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蔣卒之被迫以有限兵力正面迎擊日軍，放棄剿共。

蔣中正深知出兵抗日等於自尋死路，故他堅持「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奈何事與願違，日本狼子野心，國府精銳盡數毀在八年抗戰中，尤以「淞滬會戰」之死傷最為慘烈。

竊謂蔣中正應該盡早放棄上海以減少傷亡，彼不知他一心一意打跨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之狂想。又有謂蔣下令花園口決堤斷送人命無數，其實他旨在利用洪水氾濫阻止日軍西進。

最要命是東北三省竟被蘇聯佔據，日本先進軍械盡數落入中共手中，蔣中正預視到「赤色中國」來臨，就是無法阻止！

國府遷台後，蔣中正時刻不忘「反攻大陸」。中共「大躍進」失敗，餓莩遍野，神州悲鳴，蔣暗中籌備「國光計劃」，圖謀恢復。可惜軍力不足，計劃擱置。蔣唯有將滿腔鬱結化成「反攻跳棋」，聊以自遣，臨終則留下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四十年過去，國民黨跡近亡黨，台獨意識日盛。至於香港，中史地位逐漸被本地史取代，「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絕於耳。重溫蔣中正一生，更多應該學習其始終如一的「反共」態度，避免重蹈「剿匪不力」的覆轍。

中法戰爭

1883 - 85 年的中法戰爭，是中、法兩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卻刺激香港出現大規模騷亂。

中法戰爭爆發

「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後，法軍旋即進攻越南南部，先後佔領嘉定、定祥、邊和、永隆等省和崑崙島。1862 年 6 月，法國和越南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將西貢一帶的地區割讓給法國。次年，越南承認法國是柬埔寨的保護國。

1873 年 11 月，法國駐西貢總督杜白蕾派安鄴率軍攻佔河內、海陽、寧平、南定等城。越南皇帝阮福時要求劉永福 (太平軍的將領，天京陷落後盤踞中越邊境，獲越南阮朝招安、封官) 率領「黑旗軍」勤王。12 月 21 日，十多人的法軍分隊遭受重創，安鄴被殺。阮福時乘勝與法國議和，簽訂《第二次西貢條約》，承認法國是越南的保護國。同時起用劉永福管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以「黑旗軍」阻止法軍北上。

可惜法國並未因此滿足，一心想奪取越南北部。1881 年 7 月，法國國會通過撥款 240 萬法郎，作為用兵越南的軍費。1882 年 3 月，法國派遣海軍上校李威利 (Henri Laurent Rivière，又譯李維業) 率兵攻佔領河內、南定。在劉永福等人支持下，法軍一度敗退，李威利被殺。可是，隨著波滑繼任統帥，並成立由海軍少將孤拔 (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領導的艦隊，法軍逐漸恢復過來。適值阮福時病死，繼任的阮福昇於是在 8 月 25 日和法國簽訂《第一次順化條約》。自此以後，越南為法國所控制。

法軍征服越南後，打算進一步挑戰清廷。1883 年 12 月，孤拔進攻駐紮在越南紅河三角洲北部的清兵。次年 2 月，法軍攻北寧，清兵死守一個月後潰敗，接連丟失太原和興化。恭親王奕訢因而被免去首席軍機大臣、總理衙門領班大臣的職務，直隸總督李鴻章則獲委派與法國議和。

5 月 11 日，中、法兩國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其中清廷同意「將所駐北圻 (案：即越南北部) 各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不過，礙於駐越清兵未有及時收到撤防的命令，加上法軍強行闖入陣地，「北黎衝突」卒之出現，中、法重啟戰端。

1884 年 8 月，「馬江海戰」爆發，孤拔全殲福建水師 (洋務運動開展後，由福州船政局於 1866 年成立)。10 月，法軍攻打台灣，在淡水搶灘登陸時不敵清軍及當地鄉勇，只好對台實行海上封鎖，期間再殲南洋水師 (由沈葆楨建立)，並於 1885 年 3 月底攻佔澎湖 (孤拔當時已因病逝世)。

清廷能夠轉守為攻，廣西提督馮子材起著關鍵作用。鎮南關一役，66 歲的馮子材聯同兩名兒子，指揮清兵協同「黑旗軍」奮勇作戰，迫使法軍棄守諒山。然而，高昂的戰意始終敵不過清廷求和心切。清廷最後在 1885 年 4 月 4 日與法國達成協議，宣佈停戰撤軍。

英商發戰爭財，華人罷工抗議

英國倫敦政府對中法戰爭一直保持中立，港府亦不例外。雖然如此，在港英商仍視戰爭為生財機會，紛紛與到訪的法國艦隊進行交易，為法軍提供煤炭補給、糧食支援，從中取利。

英商的做法未幾引起華人不滿。1885 年 9 月，港內的碼頭工人、駁艇工人、運輸工人集體採取行動，拒絕為法國輪船卸貨。法籍股東向法院控告有關工人，致使全體華工於 10 月發動罷工以示抗議，令整個港口運輸幾陷於癱瘓。及後，港府出動軍隊、警察巡邏市面，並大肆拘捕罷工骨幹分子，華人社會群情洶湧。

與軒尼詩善待華人不同，寶雲處事作風強硬。有見於報章把是次事件形容為暴亂，寶雲遂推動立法局通過嚴厲的《維持治安法例》，規定政府有權將涉嫌「危害本殖民地治安和正常秩序」者拘捕和驅逐出境。又華人未得總登記官批准，不得發表文告，私藏或攜帶軍火也被禁止。

中國歷史上秦始皇對付六國遺民、蒙古人對付漢人南人，俱施行過「不准私藏或攜帶兵器」。寶雲的做法，驟眼看來，確實與高壓政策無異 (今天不少華人認為接受英國統治等於贊成異族入主、欺壓自己，其想法由來於此)。

可是，張連興引述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一段記載，多少令我們對寶雲的做法予以同情：

在港英商發了戰爭財，洋行開慶功宴會。煤炭運輸工人對此怒不可遏......於是，煤炭裝運工人成群結隊，直闖宴會酒樓，攪亂了英商的慶功宴會。

嚴禁華人私藏或攜帶軍火，與其說是刻意欺壓華人，不如被理解為：保障在港英商的人身安全，避免華洋矛盾激化。

在寶雲大力整治下，亂事歷時三日而宣告平息。港府趁機要求倫敦政府增加撥款，以加強防衛力量，獲得批准。

民族情緒不是華人罷工主因

寶雲事後推斷，罷工之所以出現，源於本地華人「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 的興起。這個推斷其實並不準確，鄺健銘指出：

在 1880 年之前，不見得工人階級有很強烈的民族情意結。基層不滿西方人，繼而有社會行動，很多時候只是出於私利。例如十九世紀末中法戰爭所引發的香港騷亂，各方的反應其實也很微妙，並非純然受民族情意結所驅使。當時的北京官員很擔心香港情況會失控，因為清廷很依賴來自香港的資金與入口武器。但兩廣總督張之洞既以威迫利誘手法迫使香港工人拒絕為法國人工作，亦動員東華成員 - 例如何亞美 - 反法。有些工人所以反法，只是因為怕在廣東的親屬受到官府所擾。後來港英政府在東華醫院外駐兵，張之洞才怕事情鬧大，急發電報指示東華精英「適可而止」。

即使部份華人精英擁有一種中華民族情結，它也是極具香港特色、主張以英國模式 (民權思想、自由貿易、工業主義、立憲政治) 革新中國。這令他們發展出「三重效忠」，即同時效忠香港本土、中國大陸和英國。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高添強，《香港今昔》。

3.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4. 曾銳生，《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

依憲治國，深奧難懂

作為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中共的憲政確實與眾不同，不易為常人所理解。

習近平於 2014 年出版施政總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其中＜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 3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到：

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法制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等等，這些憲法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我們必須長期堅持、全面貫徹、不斷發展。

原來「憲法」保障人權之餘，更要維護中共的政治制度、執政地位於不墮，這完全擺脫了西方「憲政民主」的精神，真正做到「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文中復有以下一段：

我們要通過不懈努力，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使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而且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

西方「憲法」得以制訂，建基於人民有意識保護自身權利。現在中共竟然要透過教育、宣傳讓人民認識及尊重憲法，變相暗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文社會契約，公眾認受性欠奉。

香港《基本法》亦不遑多讓，承繼著中共憲政的優良傳統。《基本法》由起草到制訂，只有司徒華、李柱銘參與其中。《基本法》序言還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對先民為生活和自由抗拒中國的努力隻字不提。好一部「小憲法」，香港人就是沒有智力全面、準確、深入認識它。

面對力有不逮者，大愛、包容是必須的，像左膠般。香港民族黨高舉「民族自強，香港獨立」，要麼是喝得多鉛水，要麼是先天智力不足。港澳辦、張曉明、老董、袁國強、林鄭應該多點體諒，慢慢學習適應。況且，中共憲政那麼獨特，年青人不了解很正常，諸位難道忘記了習近平的「三大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在美孚橋底看《十年》有感

昨晚與兩位好同事 (二人同為青衣區某小學的資深英文教師) 往美孚橋底看電影《十年》。主辦單位是傘後組織「美孚家．政」。甫抵達，場內已聚集不少有心人，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下班趕至的「打工仔」、穿著校服的學生，令我不禁認同梁天琦的「時代之爭」論：「時代不分年齡，就算年紀大的，只要相信自由、擁抱自由，你就是新時代」。儘管放映前大家曾經為著位置發生爭拗，爭拗轉瞬被如雷貫耳的感謝掌聲取代，充分表現出香港人的公民素養。

隨著《浮瓜》、《冬蟬》等一個個故事出現，場內人士開始屏息凝氣。畢竟大家不只是為求娛樂消遣趕時髦，更多是擔心電影裡所描繪的香港圖像，有朝一日會全部成真。五個故事中，《方言》和《自焚者》最為精彩。前者突顯廣東話全面變成方言之後港人的困窘與鬱悶，後者則將「港獨」人士的主張及思維方式 (「不去看行不行，只去看對不對」) 生動地呈現。一邊看，一邊想起自己工作的學校確實有小學生選擇以普通話交談、「獨立 / 歸英」派內確實有硬漢願意為香港殉身，心中越是戚戚然。

《浮瓜》和《本地蛋》預示「魚革」後的陰謀論和「國立」被刪事件，令人不寒而慄。至於少年軍的所作所為，與高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紅小兵」可謂沒有兩樣，充滿「文革」恐怖感。

放映結束，同事們從雜貨店老闆森 (廖啟智飾演) 對兒子的告誡 (「要用腦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能夠收效，重燃為人師表的熱誠。我則在他們身上，在所有觀看《十年》的人身上，再次看見香港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