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重教育，綠化城市

軒尼詩一方面著重香港教育發展，一方面嘗試對城市進行綠化。

著重教育發展

(1) 解決補助風波

軒尼詩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與高主教關係良好。1880 年，在「聖若瑟書院」的一個頒獎禮上，他竟然在樂隊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 時，當眾走至高主教面前跪下，並親吻其手。

高主教向來因《補助則例》(簡稱《則例》) 有「每日 4 小時非宗教教育之內硬性規定不能教授任何宗教內容」而不批准天主教學校加入政府資助計劃，軒尼詩有見及此，決定修改《則例》，撤銷相關條文，不再干預在校宗教活動 (包括教授宗教科目和進行宗教指導)。天主教會、聖公會創辦的學校未幾相繼加入資助計劃，爭議於是告一段落。

(2) 推動英語教學

為了「建立一個更大的英語華人社會，藉以培養出更多有技能和服從的助手來協助政府的管治和商業的經營」(夏其龍語)，港府早在 1865 年已開辦「官立英文書院」(Government Anglo-Chinese-School)。1879 年，「官立西營盤書院」 (Saiyingpun School) 成立，由美國留學回來的馮扶 (Mr. Fung Fu) 出任校長。學校在教授中國傳統學科之餘，同時兼授英文，英文教育因而逐漸普及。

又軒尼詩在 1877 年就任時曾經明確指出英語教學的重要性：「基於政治和商業上的需要，所有政府學校必須實施英語教學」。他規定

a. 英文書院全數採用英文課本和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b. 中文書院把英語列為必修科；

c. 「中央書院」由原來各 4 小時的中英文教學制度改為 5 小時英文教學、2 小時半中文教學。英語被列作必修課。

正面鼓勵了英語在香港的普及。

(3) 研究專上教育

1880 年，軒尼詩下令成立委員會，研究將「中央書院」轉變為大學專科學校。然而，委員會覺得計劃過於龐大，且香港只需要商業人才，研究最終擱置。

嘗試綠化城市

軒尼詩在擴建「香港動植物公園」(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時，增設了「花園及林務支部」(Garden and Afforestation sub-department)，隸屬測量總監 (Surveyor General) 管轄。

隨著「香港動植物公園」被遊客稱讚為「最可愛的動植物公園，美麗的佈局、豐富而罕見的來自熱帶或溫帶氣候的葉子，相互配合造就出這座充滿趣味的花園」，「花園及林務支部」亦正式更名「植物及林務部」(Botanical and Afforestation Department)，負責在「維多利亞城」後陡峭的山坡上種植杉木，建設大規模的人工樹林。

今天的「漁農自然護理署」，乃「植物及林務部」演變而來。

結語

十九世紀末，接受港府資助的學校已超過 100 所，英文書院約有 101 間。

英語的普及，打破了華洋溝通上的隔閡。尤有進者，不少華人願意與世界各地的商人、旅客交往，香港自此躍升為國際城市，英語亦成為香港人的第二語言。

至於「綠化城市」，在當時更屬前衛概念，是英國帶領香港站在「現代化」前沿的標誌。

現在港共摧折年青一代的英語水平，對百年老樹任意砍伐，還要破壞郊野公園的景觀及生態以建屋，這是對軒督的大不敬，也是對香港的踐踏！

[主要參考資料]

1.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 - 1894 (中文版)》。

2.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泛民也要勇武，焉能不投六號

慢必、長毛、毛孟靜、范國威、李卓人等霸佔主席台，除了證明毓民先知先覺，更突顯制度暴力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當溫水變成沸騰的熱水，一眾青蛙自然要用盡各種方法掙扎，那怕有些方法曾經被他們反對。

不過，楊岳橋要算是無辜受害了。他說：「我睇唔到去衝主席台，除咗帶來一剎那衝擊，實際可以解決到乜？」，本來是「泛民」一貫立場，怎料到陳鑑林發功，「泛民」竟然一反常態。自打嘴巴事小，流失選票給始終主張「以武制暴」的梁天琦事大。加上「公民黨」於 2011 年曾經支持修改議事規則以限制議員的言論自由，難怪有網民認為楊最錯是出身「公民黨」。

梁楊之爭，既是新舊之爭，亦是快慢之爭。因為新，所以理念先行、衝勁十足，較快採取應對之道。因為舊，所以有包袱，較難適應急劇惡化的局勢。用《笑傲江湖》類比，梁好比令狐沖，用「獨孤九劍」來個「料敵機先」，楊則猶如華山諸弟子，守著一代傳一代的殘缺「華山劍法」，半步不敢違越。

誠然，令狐沖不乏處於險境的時刻，梁天琦不一定能夠拯救香港。可是，堅持「和理非」的抗爭方式、從容坐在座位上，香港必被赤化無疑。「泛民」也要勇武起來，正好告訴各位，票投梁天琦乃順天應人，毫無懸念！

偽善的香港人是時候醒覺

站在道德高地說話，港人向來非常受落。或許是日常生活中經常違逆 / 掩埋良心行事，港人總希望在政治領域尋找到一個潔白無瑕的人物，讓他 / 她來替自己彌補生命中的缺陷。由司徒華、余若薇，到黃之鋒、楊岳橋，一個接一個假借道德感召進入大家眼球，但試問當中又有多少個具備真正的道德情操？

道德不是口講，更要身體力行。最低限度，言論與行為需保持一致。黃之鋒曾經指出：「(港獨) 訴求在姿態上相當激進，但實際上卻是膚淺的，未來會漸漸消失」，今天卻組織政黨推動港獨公投。至於楊岳橋，一邊聲稱為義士提供法律意見是「保障他們應有的法律權利」，一邊卻不停以此作賣點爭取選民支持。盧峯甚至在＜支持楊岳橋才能頂住梁振英濫權＞說：「楊岳橋在維護抗爭者基本權利上沒有退縮，沒有迴避......這種對個人權利自由及確當程序的承擔豈是其他候選人可以相提並論，更不要說那位認為以暴力襲擊記者也沒問題的候選人了」。折騰了一番，原來是為了自己的選情、立會的議席，此乃偽善，卻非正人君子所為。

港人求救贖，成就了政客之虛情假意。稍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上等人物出現，其無異於一面「照妖鏡」，既令政客們感到不是味兒，亦令港人尷尬難堪。抹黑、誹謗因而如潮湧至，目的只有一個：令春秋大夢不致破滅。

十年前的香港，滅族之禍尚未到來，大家可以「馬照跑，舞照跳」，發一下夢。可是，「雨革」後的香港已面臨逐步被瓦解的困境，夢是時候醒了，高登網民近日紛紛向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道歉，表示過往「錯怪了毓民」，這全是夢醒的徵兆。

當港人直接承認舊日錯誤，對值得相信的人重拾信心，他們將不再被偽善、矯情迷惑，而能夠脫胎換骨。梁天琦說：「此為時代之爭而非世代之爭，時代不分年齡，就算年紀大的，只要相信自由、擁抱自由，你就是新時代；就算年紀輕的，思維都是舊的、擺脫不了舊框架，就是舊時代的人」，正是這個意思。

假如有人因「顧全大局」、「不想周浩鼎入立法會」、「保住關鍵一席」等理由而票投楊岳橋，他們其實都是偽善的。選一個口舌辯給的大狀進入可以「剪布」、強行通過法案的立法會，以阻撓中共有意的殖民侵略？做「忠誠反對派」也不要做得如此惹人發笑吧！

「以武抗暴」是拯救香港的唯一手段

盧峯昨日 (2 月 22 日) 在「蘋論」發表了一篇題為＜永遠站在非暴力抗爭的一方＞的文章。筆者認為，此文的思路代表著多數「和理非」支持者的想法，今嘗試逐點駁斥，以令迷途者知返。

「非暴力抗爭」失效，抗爭者「以武抗暴」

盧氏首先說：

文明、理性、非暴力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一直是絕大多數市民堅持的信念，不管是百萬人的八九大遊行，不管是 03 年七一的五十萬人大遊行，不管是每年六四的燭光晚會，大家都堅持非暴力抗爭，不卑不亢地表達我們的訴求及期望。有的時候我們的抗爭行動爭取到成果，如 23 條立法就在我們的非暴力抗爭中倒下，中學的國教課程就在人民力量下被擱置。有的時候，我們的非暴力抗爭沒有甚麼實質效果，包括仍然未能落實真普選，未能阻止李國章成為港大校委會主席，也未能令市民憎惡的梁振英下台。

姑勿論「文明、理性、非暴力」何時取代「民主、自由、人權」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重點是他完全不願去承認「『非暴力抗爭』已然失效」這個事實。

說什麼「非暴力抗爭」有時爭取到成果，有時爭取不到，請各位注意，擱置 23 條立法發生在 2003 年、國教事件發生在 2012 年，假政改、李國章任港大校委會主席、689 一連串劣政卻通通湧現於 2014 - 15 年。將上述年份與「非暴力抗爭」的成效結合一起看，「非暴力抗爭」的成效明顯在消失，而此乃中共收緊對港政策的必然結果！

中共一改以往舞步，香港人的抗爭方式理應隨之而轉。不料「和理非」支持者竟然將「文明、理性、非暴力」包裝成不可違逆的所謂「核心價值」，一有人採用全新的抗爭方式，立即「群起而攻之」，此等行徑，用中共祖師毛澤東的話說是「教條主義者」，用今天的講法則是「左 (阻) 膠」。

況且，「暴力」是指不當使用強力壓迫他人。現在抗爭者看不過眼「差佬」不當使用強力壓迫小販及抗爭者，利用磚頭、火種予以制止，這分明是「止 (平息) 戈 (干戈) 為武」，何來「暴力」？

抗爭純粹為了捍衛港人僅餘的生存空間

盧氏接著說：

我們的抗爭從來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是為了打造一個對個人自由、生命、尊嚴更尊重的社會......一旦抗爭加入了暴力的元素，甚至變成以暴力為主，以傷害他人為手段以達成目標，我們跟抗爭的初衷只有越來越遙遠。

這是對現時抗爭目標徹底不了解，也對香港人面臨的困境缺乏深切體會。

年青一代當下的抗爭，不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而旨在捍衛：香港人的福利、工作及升學機會不被大陸人搶奪；香港的「高度自治」不被中共無理歪曲；香港的廣東話不被普通話取代；香港的城市景觀不會被「大媽舞」和金舖、藥房所破壞......簡單而言，即抗拒大陸化、港中融合。

利用抗爭來建設一個對個人自由、生命、尊嚴更尊重的社會，前提是：該社會現時已對個人自由、生命、尊嚴有一定尊重。李波以「自行方式」返大陸，至今生死未卜。「差佬」Whatsapp 群組流出「今次暴徒暴行，前線同事應該可以開 100 槍以上」。當一個社會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對他人的生命可以肆意傷害，抗爭的動機就不是那麼崇高偉大，而純粹希望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嚴格而言，它更似是一場保衛戰。

既是保衛戰，就不能妥協退讓，亦不宜與虎謀皮。汲汲於在抗爭細節裡體現民主公投、理性溝通等精神，只會貽誤戰機，功敗垂成。

多數支持非必要，關鍵少數已足夠

盧氏說：

我們的抗爭是為了爭取更多人支持，是為了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隊伍，好讓人民的力量越來越壯大......一旦抗爭隨時加入暴力元素、隨時演變成暴力衝突，肯定嚇怕支持、同情抗爭目標的市民，令抗爭行動脫離群眾，被市民大眾唾棄。應該謹記，任何抗爭都依賴人民的支持，都必須得到市民的支持才能持久，才能發揮最大效用。走向暴力抗爭實際上只會令運動跟人民隔絕，變成小撮人的宣洩。

這裡有四個謬誤：

(1) 曠日持久的抗爭不一定能發揮最大效用，如 1989 年北京學生佔領天安門、七十九日的「佔領街頭」。據此，得到市民支持其實並非必須；

(2) 即使採取「非暴力抗爭」，在缺乏明確清晰的政治訴求下，人們也不一定願意加入抗爭行列；

(3) 歷史上不少成功的抗爭皆由少數人使用暴力展開。1911 年的「辛亥革命」，湖北新軍搶先發難。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備受壓迫的新興資產階級開出第一槍；

(4) 暴力抗爭若然促使港共退讓，基於港人著重果效及崇拜勝利者，他們未必不支持、同情抗爭行動。

與其要求抗爭者放棄「以武抗暴」，不如苦勸港共政府回頭是岸

盧氏最後說：

有的人說，制度暴力如此無孔不入，只有訴諸實際暴力才能撼動之，令它改變。這樣說好像有點道理，有點吸引力，實際上這是糖衣毒藥，是在跟魔鬼做交易。首先，暴力引來的只有更大的暴力，抗爭者開始使用暴力的話，當權者只會毫不客氣的把暴力升級、把裝備升級、把戰術升級，然後再循環上升......像這樣不斷上升的暴力除了造成更嚴重的破壞、更多的傷害甚至有人喪生外，有甚麼作用呢？有甚麼成果呢？此外，暴力只會加深社會的仇恨，只會令社會的互信降至零，大家互相提防，反應過敏，隨時擦槍走火......

還有一點必須謹記，暴力是不會僅用一點點的。只要抗爭轉向暴力，情緒便會失控，然後迅速升級，把對方以至途人看成仇人，想用上任何方法傷害及消滅......

對此，筆者的看法是：

(a) 只要當權者不用加倍的暴力反制，而改用和平商討、疏導民憤的方式應對抗爭者，暴力抗爭是不會引來更大暴力的。換言之，一旦出現更大暴力，當權者難辭其咎；

(b) 基於抗爭者動武是為了「止戈」，「以武抗暴」是不會引發情緒失控的，「魚蛋革命」期間有義士在便利店排隊買飲品便是一例。反而，「差佬」擁有精良武備，心理壓力又大，他們才是易於失控、令暴力升級的一方。

結語

香港和以前不同了。我們再也玩不起沒有成果的「公民抗命」，看不得立法會內了無意義的相互指罵 (故此，票投楊岳橋可謂全無意義)。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暴政禍港，青年譁變，以死相搏！(反對向 689 暴政報告致謝！)＞中說：「青年學生 2000 年的『公民抗命』，演變成 2016 年的『以武抗暴』，孰令致之，難道不值得人們思考嗎？」。形勢已然轉變，倘若「和理非」支持者繼續依然故我，不痛改前非，歷史的懲罰相信很快就會降臨。

成立「電話公司」，發展「山頂纜車」

軒尼詩任內，「電話公司」和「山頂纜車」相繼出現，標誌著香港逐漸邁向現代化。

引進電話服務

1876 年 3 月 10 日，加拿大人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利用電流傳送聲音的原理，與他的同事試驗了世界上第一台電話機。貝爾取得電話專利後一年 (即 1877 年)，香港開始引進電話服務。1882 年，「東方電話電力公司」(Oriental Telephone and Electric Company) 成立，為市民提供公共電話服務。

「東方電話電力公司」設在雪廠街 16 號西洋會館，由未婚的歐籍婦女擔任接線生。15 個客戶全數為洋行和富商，第一號電話用戶是 1864 年來港定居、亞美尼亞裔香港商人遮打爵士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使用電話服務時，用戶需要拿起電話，把電話機旁的搖手搖動。機房的接線生聽到鈴聲，會向用戶詢問要接通的電話號碼，然後接過去讓用戶講話。電話費每年 100 元 (當時一般人的月薪只有 3 元)，頗為昂貴。

「東方電話電力公司」後來改稱「中日電話電力公司」(China and Japan Telephone and Electric Company)。1890 年以後，電話服務開始為華人店戶所使用，公司有電話 65 台，由庇理羅士女校畢業生擔任接線生。二十世紀初，服務藉海底電纜延伸至九龍。

興建「山頂纜車」

香港開埠初期，往來太平山至中環的主要交通工具為轎 / 山兜，居住在太平山頂的富商名流 (當時山頂約有 40 戶家庭，另有「山頂酒店」的住客) 上落山極為不便或危險。

1881 年 6 月 13 日，立法局議員伍廷芳在會議上提出「創建車路計劃」。時為「香港總商會」(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的莊臣 (F. B. Johnson) 於 7 月 2 日擬出規劃草案，10 月交立法局特別委員會審核。港府最後在 1882 年 2 月 9 日頒佈《有軌電車事業條例》(Professional Tramways Ordinance)，批准興建 6 條有軌車路。

不過，因承辦商只對連接中環花園道半山區至太平山爐峰峽 (Victoria Gap，原稱山頂峽 / 域多利亞峽) 的路段有興趣，有關當局於是率先興建「山頂纜車」。由莊臣 (F. B. Johnson)、沙遜 (D. Sassoon)、芬梨‧史密夫 (A. F. Smith，蘇格蘭商人)、曉士 (W. Kerfoot Hughes) 合組的「香港高山纜車鐵路公司」(Hong Kong High Level Tramways Company)，於 1885 年 9 月展開工程，動工前一度派遣工程師赴美加等地考察。三年後 (即 1888 年)，工程告竣。「山頂纜車」成為香港最早出現的機動公共交通工具、亞洲第一條纜索鐵路。

結語

透過回顧「電話公司」和「山頂纜車」的由來，我們可以知道：

(1) 香港過去能夠擁有最先進的基礎設施，與其英屬殖民地身份密不可分；

(2) 華人所遭受的待遇確實不及歐籍人士 (「電話公司」和「山頂纜車」皆不是專為本地華人而設)，但歐籍人士得到的好處，隨著時日的推移，普遍能令華人受惠；

(3) 「市場經濟」的原則被充分體現 (例如：有對「山頂纜車」的需求才施工興建、興建前參考各地經驗以確保投資不致虧蝕)。

因「六七暴動」期間參與罷工而遭解僱、拘捕的前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在商台節目《光明頂》中說：

英國人對香港發展有貢獻的地方，我們應該學習。譬如說電車、小輪、山頂纜車，澳門 (開埠以後) 四百年有沒有做到呢？英國人建設了這些東西，對今天的香港人乃至大陸人來說，仍然是一種享受。

現在港共妄顧民意，動輒挪用數百億公帑興建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且對英治時期的歷史一面倒掩埋 / 抹黑，此無異於葬送香港！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黃棣才，《圖說香港歷史建築 1920 - 1945》。

3. 陳志華、李健信，《香港鐵路 100 年》。

「一面倒親共」只會置香港於死地

689 上任以來，一直奉行「一面倒親共」政策。近日，中共對內、對外均作出了不少異樣的動作。香港再不改弦更張，只怕劫數難逃。

控制資訊傳播，杜絕異見聲音

習近平於 2 月 19 日上午接連視察「一報 (人民日報)、一社 (新華社)、一台 (中央電視台)」，且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1) 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黨媒) 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國際話語權，集中講好中國故事。

(3)「正確輿論導向」不限於黨媒，還包括都市類報刊、新媒體。所有時政、娛樂類、社會類新聞要講導向，副刊、專題、廣告宣傳、國內國際新聞也要講導向。

此舉顯然是要全面控制各個訊息傳播的渠道，以政治強力摧折新聞中立和自由、廣告娛樂的多元。

其中，(1)、(2) 和月初公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幹部工作的意見》有若干相似，可能涉及習、江兩派的權力鬥爭。至於 (3)，驟眼看不禁令人想起 1942 年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氏最後創製了樣板戲、簡體字、雷鋒精神等害人不淺的玩意，習近平似乎亦不遑多讓。可以預見，大陸的傳播和娛樂事業將遭受一次酷寒的嚴冬。

習近平牢牢掌握輿論平台，無非是想杜絕各種異見聲音，維護自身的管治威望。不過，前車可鑒，缺少異見聲音及負面報導提點的中共中央，不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犯了極左、冒進的嚴重錯誤而不自知嗎？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上得到的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上得到任何教訓！」，習近平正是重覆著人類的通病。

部署防空導彈，背棄舊日承諾

對內抓緊「筆桿子」，對外則有意出動「槍桿子」。

去年 9 月，習近平曾經表示，中國不會在南海進行軍事化行動。事隔半年，中共竟被發現在西沙的永興島部署「紅旗 - 9」遠程防空導彈及雷達系統。美國國務卿克里對事件深感憂慮，促請中方嚴肅商討，中國外長王毅卻強硬回應：「這恐怕還是某種西方個別媒體想製造新聞的看法」，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甚至認為有關做法只是「部署必要的國土防衛設施」、「行使國際法賦予主權國家的自保權和自衛權」，並無問題。

永興島設有跑道長達三千公尺的軍民兩用機場。戰機由此出發，可以深入南海海域。加上越南未幾向聯合國提出正式抗議，指責中共嚴重侵犯其領土主權。純屬自衛？豈其然乎？

官民相率投共，香港慘遭毒害

呼應習近平對新聞輿論的管制，無綫新聞總監袁志偉高薪聘請「民建聯」前總幹事陸漢德出任新聞部編輯主任，專門負責本地政治新聞的審稿工作。又藏有反共出版物的 22 歲青年被懷疑干犯暴動罪、「1908 書社」因「銅鑼灣書店」事件而宣告結業、「六七暴動」被改名為「六七騷亂」......長此下去，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只怕會被可怕的文字獄、歪理悖論所取代，香港屆時將與中共同赴黃泉。

結語

正因為香港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年青一代才紛紛走上街頭，用激烈的方式抗爭。 胡適說：「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這正是香港今天的實相。

新東補選是捍衛香港獨立自主的一次變相公投

新東補選舉行在即，投楊岳橋或梁天琦成為網上熱議的話題。楊岳橋大狀出身，隸屬「公民黨」，曾於「魚蛋革命」爆發後為一眾義士提供法律支援，算是一名人物。梁天琦則是港大哲學系學生、「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因引發「魚蛋革命」而成為「暴徒」之首。兩人同樣對香港有情，卻一為「泛民」、同意「和理非」，一為激進「本土派」、贊成「以武制暴」。

隨著投票日迫近，雙方各出其謀拉票乃勢所必然。不過，日前「選舉事務處」拒為梁天琦寄出選舉文宣，刺激一眾本土派支持者空前團結為梁進行選舉工程。「泛民」有見及此，唯恐楊氏被「界票」，於是展開輿論戰：「票投梁天琦，等於送『民建聯』周浩鼎入立法會，讓他修改議事規則」、「與其投一個很有可能輸的人，不如投一個有機會贏的人」。最可笑是，自稱「激進派」政黨的「社民連」、「人民力量」，其主席竟然一致主張「票投楊岳橋」。楊、梁二人未必有鬥爭意識，「泛民」、「本土派」之爭的局面卻已然成形。

究竟「泛民」提出的理據能否成立？筆者嘗試作出簡單的分析：

(1) 回應「票投梁天琦，等於送『民建聯』周浩鼎入立法會，讓他修改議事規則」

這說法其實並不成立。首先，支持梁天琦的票不少是由對「泛民」失望的人投下。即使沒有梁天琦，楊岳橋的「泛民」背景足以令他無法取得這群人的票。其次，退一步，即使周浩鼎入了立法會，且修改議事規則，基於補選議員任期只有半年、《財政預算案》要在立會三讀通過，「泛民」只要利用「拉布」抗衡，未嘗不可將周氏的歹心拉倒。

(2) 回應「與其投一個很有可能輸的人，不如投一個有機會贏的人」

這個講法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很有可能輸不代表一定輸，港人無需因此不投梁天琦。第二，投票給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有機會贏」，而是因為他相信我所認同的政治理想，並替我實現。

至於有人質疑「本土民主前線」的發展方向 (有關「偽勇武」的指控)、背景 (與陳雲關係密切)，筆者覺得，既然港共已經將梁天琦塑造成「魚蛋革命」的元兇、捍衛「自治」和「香港有迥異於中國的歷史」等的標誌，我們何不將這次選舉當成另一次變相公投，對「自決」、「自治」乃至「魚蛋革命」作出認真而嚴肅的表態？

只要梁天琦得到高票 (不一定當選)，港共、建制派、藍絲即被重重掌摑了一巴。以後抗爭者發起類似行動，可以宣稱得到一定民意授權，擺脫「由一小撮激進本土極端分離組織發動」的罵名，何樂而不為？

據此，「泛民」的不斷抹黑、楊岳橋告誡梁天琦「當與怪獸搏鬥時，千萬不要令自己也成為怪獸」，更多是被歷史巨輪壓死前的躁動不安、垂死掙扎，不足為奇。

「敏感詞」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港共為阻「本民前」梁天琦勝選，不惜動用「選舉事務處」指梁的選舉郵件內含「敏感詞」，與《基本法》第一條「有根本性抵觸」，拒絕免費投寄。梁天琦的選情固然因此告急，令人氣憤的是，「自治」、「自決前途」、「香港有異於中國的歷史」、「公共資源 (如食水、農業)，自給自主」竟然成為「敏感詞」！此無異於單方面取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且顛倒是非、指鹿為馬！

港人捍衛「高度自治」，是要中共履行當初承諾

「本民前」主張港人捍衛的「自治」(即「高度自治」)，本是中共對香港人的歷史承諾，見於《基本法》第十二至十九條、第二十二條。簡單而言，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香港特區政府享有行政、立法、司法、終審權，可以自行管理香港境內的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

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葉國華在《維港故事：獨掌難鳴》說得很清楚，97 主權移交初期，一切大小事務只需董建華同意即可進行，無需通知「中聯辦」。此乃貨真價實的「高度自治」。

惜乎 2003 年「七一大遊行」以後，中共逐步收緊對港政策。發展至「雨革」前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其中提到「(香港「高度自治」) 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這根本與《基本法》對「高度自治」的描述有天淵之別！

加上建制派未幾因「政改」鬧劇入「中聯辦」謝罪、《施政報告》一半篇幅講「一帶一路」、納稅人辛勞賺得的血汗錢被強行挪用至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的興建上，港人反抗無從，深切體會到「高度自治」正在消失，要求中共履行當初承諾，有何不可？

「選舉事務處」斥梁的「自治」有違《基本法》的「高度自治」，賊喊捉賊，明眼人不是一清二楚嗎？

「自決前途」本是香港應有的權利，不容中共無理剝奪

1960 年，聯合國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考慮到殖民地的自決問題，該宣言的第一條規定「各民族之受異族奴役、統治與剝削，乃係否定基本人權，違反聯合國憲章，且係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之障礙」。自此以後，「解殖」浪潮熾熱。

香港當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理應跟隨歷史潮流「自決前途」。不料中共在 1972 年取得聯合國席位後，竟然要求將香港和澳門在「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剔除，使兩地的本質改變為被英國和葡萄牙侵占的領土，間接剝奪兩地自決的權利。此做法完全未獲港人授權，純粹是中共的一意孤行，乃不合法。今天香港的年青一代有所醒覺，意欲取回他們應有的自決香港未來的權利，完全合理合理。「選舉事務處」聞「自決前途」而色變，根本是政治審查，袒護中共！

香港歷史從來有別於中國歷史

香港自 1841 年開埠以來，發展軌跡就與中國大陸不一樣。僅舉兩例以作說明。

「太平天國」起事、廣東土客械鬥，清廷深受困擾，香港卻因大量華商帶同資金、人口南下，得到了全面發展的動力。東華醫院、保良局等華人自治組織次第成立，更有助港府改善施政。

1945 年香港重光，英國夏愨少將比國府司令張發奎搶先一步取回香港，不但避免香港陷入糧食短缺的危機，而且令香港逃過多番災難 (如國共內戰、文革等)。

凡此種種，俱見香港史迥異於中國史。今「香港有異於中國的歷史」成為「敏感詞」，這是徹頭徹尾的歪曲事實！

自給自主，並不容易

至於「公共資源 (如食水、農業)，自給自主」，雖然香港有農業生產的經驗可循、海水化淡廠的興建，但試問多少年青人喜歡以務農為生？海水污染的程度有多嚴重？不讓選民拿取後獨立思考，卻去從源頭上堵截，除了不智和魯莽，實在不知如何形容。

結語

事勢發展至此，筆者希望新界東的選民明白投票給梁天琦的真正意義 - 為維護香港於不墮作出表態。筆者亦懇請「公民黨」楊岳橋及其擁護者，暫時不要計較個人得失，呼籲支持者票投梁天琦。另外，「學民思潮」黃之鋒、《香港革新論》一眾作者，請繼續宣揚「自決公投」、「永續自治」等主張，以文字及言論破除白色恐怖的迷霧。

筆者深信，只要香港人眾志成誠，目標一致，必定能為香港帶來一絲曙光。不要忘記，黑暗之後，就是光明！

傳言不可靠，迷信不需要

海外「博聞社」於上周五 (即 2 月 13 日) 刊登了一篇名為＜香港旺角事件習近平批示：安撫港人禁調軍隊避六四翻版＞的獨家報導，令不少人對習近平再度燃起希望。他們始終覺得，689 胡作非為，與習近平地位不穩、朝中奸佞當道有關，非習近平有意為之。

然而，「博聞社」的資訊不一定可靠。其曾在 1 月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高層已介入「李波案」，相信李波很快能以合適的方式回到原有的生活中。實情卻是，直到目前為止，李波仍未現身香港。

加上報導中有「協調小組長張德江在會上傳達了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旺角事件所作的幾點重要指示」，張德江屬於江派人馬，向來與習近平不咬弦 (他因此在去年 12 月被安排坐在 689 旁邊)，試問習近平怎會要求潛在的敵人傳達自己的重要指示？

與其迷信「習近平是仁慈的、善良的」，不如早日認清習近平與 689 沆瀣一氣！

由習近平去年高度肯定 689 的工作表現，到 689 搶先定性「魚蛋革命」為「暴亂」、中國外交部形容「暴亂」由個別本土激進分離組織策動，習近平焉會不參與其中？

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強烈譴責那些激進分離勢力越來越暴力化甚至帶有恐怖傾向的活動」、一貫「反梁」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批評：「旺角騷亂暴徒用磚襲擊警員，又不願以真面目見人，無膽負責，是懦夫所為」、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一改舊調：「『官逼民反』這四個字，我過去二十多年聽了很多次，如果拿著這四個字『官逼民反』就可以作為放火、作為擲磚頭的理由，擲磚頭不是隨意扔在地上，是拆出來擲向人，我們的社會一早就亂了，請那些仍在說『官逼民反』的人，認真思考，我們的社會到底要『反』到甚麼程度，這個暴力行為，是否真的達到改善社會的目的」，能迫使他們與 689 口徑一致的那個人是誰，各位應該沒有懸念。

港人要堅守正道以避免「亡天下」

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綜觀「魚蛋革命」後一周的狀況，香港所面對的，不只是「亡國」，更是「亡天下」。

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在《城市論壇》同意警察開槍殺「暴徒」。689 則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被捕人士當中，大多數是無業，部分屬於極端組織，呼籲政黨不要再為「暴亂」塗脂抹粉。李偲嫣甚至附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認為「魚蛋革命」是「暴徒」長久以來想進行的一次有計劃的恐怖襲擊。這些人說話時，全都振振有詞，面無愧色。配合「無線電視」刻意「求真」的報導，港人鸚鵡學舌，竟驟然盡失天生固有的良知，「讀屎片」、「攪亂社會」一類冷嘲熱諷滿天飛。

稍知事實真相的，坦白告訴箇中原委，反遭到「你係咪俾人洗腦呀」、「你係咪癡左線呀，幫暴徒」等謾罵。法國人托克維爾曾經提出「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亦是被雅典民眾投票處死，今天的香港社會，彷彿帶有類似的影子，教人不寒而慄。

人與人之間，貴在相互關愛、尊重，而非仇恨、鬥爭。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倘若由統治者至民眾皆好鬥成性、崇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此無異於重蹈文革的覆轍。新儒學大師熊十力於文革期間在街上自言自語：「中華文化亡了！中華文化亡了！」，香港有必要落得如斯下場嗎？

1997 年主權移交，龍獅香港旗、米字旗徐徐降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五星紅旗慢慢升起，這是「易姓改號」，是「亡國」。現在官員、政客、無知市民埋沒良知，欲去年青抗爭者而後快，將香港變成純粹的經濟鬥獸場，此乃「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是「亡天下」。

顧炎武曰：「國之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願尚秉持良知行事的港人，動心忍性，明辨是非，堅持到底。只有這樣，「亡天下」的惡夢才不會成為事實。

尊重華人

和歷屆港督相比，軒尼詩可算是最為尊重華人的一位，不時為華人爭取權益。

1877 年 5 月 23 日，軒尼詩下令批准華人在從前保留給歐籍人士的地區購地。兩年後，總值 1,700,000 元的昂貴地段已由歐籍人士之手轉移到華人手上。

他又委任了不少華人精英為太平紳士，深化對華人精英的行政吸納，最明顯的例子是 1880 年伍廷芳被委任為香港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

有見於華人使用香港大會堂的博物館、圖書館時遭受到諸多限制，軒尼詩一度建議取消相關的歧視政策，容許華人在若干時段使用這兩項設施。歐籍人士認為，大會堂由英國斥資興建，華人不應佔用，紛紛表示不滿。建議最後在一片反對聲音中作罷。

為了舒緩歐籍人士的不安全感，軒尼詩恢復了已然解散的香港防衛軍 (the Volunteer Corps，1854 年 5 月成立，1866 年解散，一說 1868 年)，時為 1878 年 2 月。

然而，三個月後，他竟致函殖民地部，主張成立華人部隊：

談到一般殖民地防衛，以及女皇陛下的屬地如何在戰爭中支援帝國等問題時，這個殖民地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值得政府留意。我所指的是利用香港成為徵募華人為女皇陛下服務的基地。

我親見西印度步兵團在非洲服務，亦見證了其他 (英軍) 土著部隊在世界各地服役的價值；我認為各殖民地不但擁有可以保護自身的力量，更可為正規軍提供不可小覷的助力。在歐籍軍官的帶領下，華兵將與其他殖民地士兵一樣服從紀律，而且面對敵人時亦不會退縮......

儘管建議因威妥瑪 (Thomas Wade) 反對 (威氏認為，如果中英政府之間出現誤會，駐港華兵將變得不可靠，建議在南洋直接招募華兵前往印度服役)、唐樂文中將 (Edward Donovan) 改變立場 (唐氏視察駐港英軍營房後，認為華人生活習慣不衛生，有損英兵健康，因而不贊成軒尼詩的建議)、戈登 (Charles Gordon，曾指揮「常勝軍」協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國」) 遊說倫敦失敗而未能成事，軒尼詩在過程中表現出鍥而不捨的態度，這多少令歐籍人士心感不忿。

尤其甚者，港府及倫敦於 1881 年通過《華人歸化英籍條例》，准許在港居住的華人歸化英籍。楊進發指出：

對於英國人來說，批准歸化是一項殊榮，亦是承認申請者在其本族社會所居地位的一種表示。

換言之，此其實是拉攏在港華商的一種手段，對華商在社會及經濟上擔當著重要角色予以肯定。

由於軒尼詩「偏袒華人」，歐籍人士大多感到不是味兒，批評其刺激罪案增加，令華人紀律蕩然無存。

可是，軒尼詩向來篤信自由主義思想，為實現種族平等而努力，其卒之未有向歐籍人士作出任何妥協、讓步。安德葛 (G. B. Endacott) 因此批評他只顧與華人打交道，未能與西方人社群建立和諧關係。

對比今天 689 及其垃圾官僚凡事皆向中共妥協、讓步，軒督的所作所為，確實令人敬佩！

[主要參考資料]

1.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3.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4.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 (1857-1997)》。

5. 楊進發，《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

6. 周子峰，《圖解香港史 (遠古至一九四九年) 》。

香港「激進派」其實並不激進

「長毛」梁國雄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不同意「魚蛋革命」中部份義士使用過份武力，認為這些行為既無助改變社會，亦無法吸納更多人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激進派政黨「社民連」的主席、哲古華拉的信徒，竟然說上這一番說話，可謂充滿諷刺。

不過，想深一層，「長毛」譴責義士的行為，未嘗不可被理解。

須知「長毛」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英國尚未撤出香港。他最激進的行為，莫過於在中共領導人訪港期間抬棺材至會場外抗議。「社民連」成立於 2006 年，當時中共剛開始收緊對港政策，香港人尚未面臨人口換血等危機，只知爭取消弭貧富差距。凡此種種，俱令「長毛」及其政黨缺乏足夠土壤真正激進起來。稱呼他們為「激進派」，純粹是相對更為溫和的「民主黨」、「公民黨」而言。一旦遇上真正的激進行動，西洋鏡被拆穿，他們定然會按捺不住，大肆譴責。

竊謂「長毛」譴責義士，純粹因為「英雄遲暮」，失去了當初對抗極權的鬥心。對此，筆者不以為然，理由是：即使「長毛」鬥心如昔，他的激進也只能去到佔路、抬棺材、燒一兩個車胎。此乃他經歷上的局限，與遲暮無干。

至於有人覺得「長毛」一生景仰的哲古華拉也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筆者想說的是，「長毛」眼中的哲古華拉並非歷史上真實出現的那個。「長毛」高舉哲古華拉，純粹象徵著對理想的追求。如何實現理想？實現什麼理想？用和理非的公民抗命爭取最低工資、全民退保、真普選......。這就是「長毛」所詮釋的哲古華拉。如斯解讀之下，哲古華拉可能會對自己曾經進行暴力革命懺悔也說不定，何況譴責使用武力的義士？

「長毛」對義士行為的反感，正好讓大家看清楚香港知名的「激進派」其實並不激進。深入民心的激進領袖尚且如此，早已有投奔「泛民」之心的「人民力量」更加不用多說了。

論《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幹部工作的意見》的意涵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上周五 (2 月 5 日) 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幹部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其中提到「(要求離退休幹部黨員)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人民日報》於去年曾發表文章＜辯證看待人走茶涼＞，批評：「有的領導幹部不僅在位時安插『親信』，為日後發揮『餘權』創造條件；而且退下來多年後，對原單位的重大問題還是不願撒手」，相信《意見》旨在進一步處理心懷叛逆的離退休幹部，從而鞏固習近平的領導地位。

有趣的是，綜觀近期被查的離退休幹部，沒有一個不是和江派有關。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斯鑫良，據傳被廣廈集團創始人樓忠福供出，而樓忠福涉嫌與令計劃妻子谷麗萍有商業合作。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曾得到回良玉一手提拔，回良玉則是江澤民的親家。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與王世益有利益交往，王世益追隨過周永康。

配合「習核心」說的出台，《意見》表面上是遏止老人干政，實際卻可能涉及習、江兩派的權力鬥爭。

返回香港的發展脈絡上，習近平領導地位的日益牢固，無疑不利於港人捍衛固有的核心價值 (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習近平以俄羅斯「政治強人」普京為師，堅持不可全盤否定毛澤東，且在 2009 年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他的「中國夢」顯然充滿鬥爭氣味，以及排拒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香港因此難逃被改造的厄運，境況堪虞。

「魚蛋革命」的抗爭方式，大家可以奮力批評，但退後一步想，這何嘗不是中共內政轉變所帶來的一種直接反應？《皇后大道東》歌詞其中有一句「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香港今天的艱難狀況正是如此。

蓄婢爭議

軒尼詩任內，一度掀起蓄婢爭議。「保良局」選擇站在「贊成」的一方，令「妹仔」制度得以免遭廢除。

司馬理對華人蓄婢風俗的抨擊

早在 1833 年，廢奴法案 (Slavery Abolition Act) 已經規定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為不合法。不過，為了避免華人敵視香港政府，義律在 1841 年 2 月曾經發出公告，表明繼續容許蓄婢風俗。

隨著 1869 年蘇彝士運河通航，來往香港的歐美旅客日益增多。他們開始發現香港存在著類似奴隸的「妹仔」，為此感到異常驚訝。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 (Isabella Bird) 說：

(蓄婢) 是中國風俗所認可的一種極為可厭的奴隸制形式，在維多利亞城已達到觸目皆是的地步。

與此同時，英國改革派團體 (如反奴隸制協會、保護土著協會) 亦逐漸關注香港的蓄婢問題。終於，在 1879 年 10 月，首席按察司 (即今天的首席大法官) 司馬理 (John Smale) 發不平鳴，指蓄婢風俗嚴重牴觸英國和香港禁止奴隸制的法律。

司馬理估計，香港至少有一兩萬名女孩是富戶的奴婢。他說：

我看穿我們文明光鮮亮麗的表面，看得愈深，愈相信此地生活的廣闊底層暗流，彷彿像黑奴盛行時代美國的南方各州，多於近似英國的普世文明。

有關言論旋即惹起社會廣泛討論。

「保良局」華商上書反對廢止蓄婢

司馬理的言論，刺激一眾倡議「保良局」成立的華商。同月 22 日，招雨田、梁安、馮明珊、馮登、陳灼之、崔瑞生、胡浩泉、黃筠堂、郭松、黃澍堂、梁鑾坡、馮衍庭、彭逸圃、郭南屏等代表全港華紳商民，上書港督軒尼詩，指出：

近因有貪利之徒，假託買婢為名，轉販外洋為妓，致令正按察司司馬理廉訪於審訊買良為娼案之判詞中有云︰「買賣婢女，均有罪名。」使闔港居民深為惶恐，殷商富戶固慮冒犯律法，貧苦弱小又懼求生無路。

他們解釋「合法買賣男女童」有別於「非法誘拐販賣」，前者應該被允許：

買子承嗣，買女為婢者，與拐販不同。賣男鬻女與人為嗣為婢，雖有拆散家庭之嫌，然於貧苦之家，未嘗不是生路一條，否則男者淪為丐盜，女者慘被溺斃。至於買子者，因後嗣乏人，欲藉螟蛉以繼，而宗廟之傳，乃族中首要，此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買女者，緣家務繁冗，暫分操勞，幼時教養兼施，長大即行婚嫁，任其自便。

中國素於買賣男女童稚，如屬彼此情甘，非拐誘擄勒者，皆例所不禁。此等事不獨庶民有之，即官宦之家，亦有之......

加上義律過去「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的承諾，軒尼詩遂委託「中國通」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進行詳細的調查，再作定奪。

歐德理發表報告，強調「妹仔」不同於奴隸

經過深入了解，歐德理在三日後 (即 10 月 25 日) 發表報告，詳細交代「妹仔」在香港的緣起及特點。他認為，蓄婢風俗是「家內僕役制」的一種，與「父權家長制」、「中國人的家庭主義」密不可分。另外，西歐的奴隸普遍是終身為奴，「妹仔」則獲准在適婚年齡出嫁他人，恢復自由身。兩者因此並不相似。

1880 年 6 月 21 日，殖民地大臣於英國上議院就蓄婢問題進行辯論。會議一致同意司馬理對蓄婢習俗之論點過於誇張、不合理，覺得港府無需干涉此一根深柢固的華人習俗，以免為殖民地管治帶來風險。至此，蓄婢爭議告一段落。

結語

蓄婢爭議其實是一場「接受西方普世價值」與「保存華人傳統風俗」的角力。司馬理、軒尼詩推崇先進的「人權」觀念，覺得「妹仔」失去人身自由、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傾向廢除蓄婢。華商則基於保存既得利益、傳統不可廢、「妹仔」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積極捍衛蓄婢。

殖民地部最後反對廢止蓄婢、只通過法例保障「妹仔」不會被賣為娼，一方面表現出對華人風俗的尊重、避免激起華商不滿，一方面也令無數「妹仔」不用面對魯迅《娜拉走後怎樣》所描述的困局、得到較為合理和人道的對待。

誠然，「保良局」在維護蓄婢風俗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冼玉儀說：

在這個爭論中，保良局倡辦人的傳統宗法思想是顯露無遺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他們創辦保良局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把「合法販賣人口」與「非法販賣人口」分辨出來，令蓄婢制度得以保存下去。不過儘管如此，保良局在這狹窄的保護婦孺的原則下所作出的貢獻，依然是功不可沒的。

此大體是中肯的評價。

直至 1938 年，港府才正式廢止蓄婢，「妹仔」自此式微。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香港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 1880年。

3. 〈廣東軍務摺檔〉，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五冊。

4.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收錄於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

5. 《解密百年香港 - 保赤安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YGwIGC7JI。

抗爭範式轉移，各方均需適應

「魚蛋革命」爆發，標誌著香港抗爭範式的徹底轉移。著重關鍵少數、以攻為守、不介意坊間譴責、零商討、運用適量武裝......這些俱與「雨革」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對「差佬」構成更有力的威脅。

689 及其垃圾官僚齊聲譴責「暴徒」、「差佬」毒打被捕者至垂死邊緣，除了出於維穩需要，更重要是源於內心的不知所措。對方的底線既不得而知，今次是掟磚頭、放火，下次難保會動用大殺傷力武器。「差佬」不是解放軍，缺乏嚴格的軍事訓練，要確保「差佬」不會再次立足於危牆之下，唯一的方法就是運用輿論恫嚇，以及對被捕者施以極刑。當然，高壓手段能否令類似形式的抗爭永遠不會發生，大家看看秦代末年的歷史，可以推知一二。

由於抗爭範式出現了「質」的飛躍，有人跟不上甚至反對是正常不過的。「民主黨」涂謹申認為，「勇武抗爭」者無非是想透過激烈的肢體衝突，讓普羅大眾在電視、報紙上認識到某一議題的不公。他因此對抗爭者打採訪記者感到大惑不解。筆者想說的是：涂議員，你錯了！「勇武抗爭」者是貨真價實地「勇武」，目標很清晰 - 報「差佬」在「雨革」期間瘋狂仆打佔領人士之仇、報「港共」厲行殖民滅族劣政之仇。涂謹申對「勇武抗爭」者的誤解，正好反映其無法消化全新的抗爭範式。

又不少市民、學者事後發表評論，說什麼「抗爭者也有不對」、「暴亂只是 689 精心安排的劇本，以便日後連任」。對此，筆者的看法是：

(1) 假如閣下覺得武力抗爭不對，請閣下提出對而且有效的抗爭方法。再一次「和平佔中」？請看看「李波事件」後參與遊行的人數，不過一萬。「雷動」立會？別忘記中共懂得配票、具有大量蛇齋餅粽。「總之我地唔可以反反下變左另一個共產黨」，坦白說，閣下一講這句，早已變成中共的同志了。說不出對而且有效的抗爭方式，卻譴責人用不對而略有成效的方式抗共，閣下還不是替中共維穩？做人誠實些，既然志在維護黨中央在香港的根本利益，請票投建制派，不要高呼「對準政權」、「我要真普選」了。

(2) 倘若閣下認為「魚蛋革命」是 689 安排的好戲，可以預料，閣下應該知道箇中內情，掌握不少可靠的證據，乃 689 的心腹。既是 689 的心腹，請坦然承認，讓公眾知道。

筆者深信，不少市民、學者並非中共的維穩打手，亦與 689 沒有絲毫瓜葛，言論純粹發自「珍惜和諧、穩定」的善心。然而，「珍惜和諧、穩定」的同時，「邏輯一致」亦十分重要，說話切勿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魚蛋革命」開展了香港抗爭史的新一頁。誠如《學苑》前副總編輯陳雅明所言：「大年初二的旺角暴力抗爭，不會是最後一次，這才是火頭的開始」，解鈴還須繫鈴人，要從本源上消弭「暴亂」，港共仍需切實疏導民怨、虛心回應抗爭者的訴求。不懂得的話，建議翻閱一下《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官逼民反，革命有理

2014 年「9・28」當晚，坊間一度流傳「差佬」有意對群眾開槍。儘管傳言後來不了了之，「差佬」今晨卻用向天開槍、把槍口指向人群作出了遲來的回應。原來港共真的有意殺害香港市民。當「國家機器」全面失控，市民出於自保而採取適度的武力，此其實是合情合理。

港共將市民「以武制暴」的做法定性為「暴亂行為」，乃不折不扣的歪曲事實！我們不妨追問：(1) 為什麼港人故意要在農曆新年發動「暴亂」？(2) 為什麼「暴徒」內有不少前途一片光明的大學生 (如梁天琦、顧博謙等)？(3) 為什麼「暴亂行為」僅限於掟磚頭、打「差佬」、設路障、放火，卻沒有到處設置炸彈、砍人？

說到底，若然沒有食環署嚴厲打壓無牌熟食小販、「差佬」判斷失誤而開錯了槍、港共對「雨革」失敗後所積累的民憤不聞不問，「魚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 根本不會爆發！始作俑者既在港共一方，689 還要說：「我們不應該為任何的暴亂行為作任何一些姑息的評論」，半點自省之心也欠奉，世上只怕沒有如此無恥的政府首長。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表示，所使用的是「最低程度」武力。可是，資深警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鍾錦華於 2007 年曾經指出，本港人口稠密，向天開槍將有機會傷及途人，警例對警員使用槍械有嚴格規定，不容許向天開槍。據此，「差佬」使用的武力怎會是「最低程度」？

「無線電視」新聞部不問是非黑白，一味附和港共，言必稱「暴徒」。新聞工作者的客觀、中肯，可謂盡毀於其手。至於「民主黨」、「公民黨」的公然譴責，只反映他們完全落後於形勢，終為時代的巨輪所淘汰。

著名作家雲海在面書上留言：「對唔住！我真係乜都唔想講！剩係好掛住英國佬！」，又曦則說：「人生有啲位，係無得騎牆。我永遠選擇企喺雞蛋果邊。永遠」，時事評論員林忌說：「拜年團聚，說起昨夜，家慈：示威者都忍果班亂打人的差人耐啦。家嚴：擺檔都唔畀？梗係打啦」，對抗爭者一面倒的同情、諒解，正好突顯港共的不堪、「無線」的偏頗、「泛民」的錯判。

況且，回想「龍和道潰敗」時，「差佬」曾經洋洋自得在天橋上鼓掌，以及恐嚇會強姦一名女抗爭者。現在「暴徒」來個「以直報怨」，有何不可？

「年獸」故事有助港人建立反共意識

今天是農曆大年初一，在此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新春佳節，不能不談談「年獸」的故事。

相傳在遠古時代，一隻頭有犀牛角、貌似獅子的兇惡怪獸經常在新舊歲之交糟蹋百姓的莊稼、牲口，叫做「年」，人稱「年獸」。有一年，「年獸」跑到一條村落作惡，被一家門口晾的大紅色衣服嚇跑。「年獸」後來又在另一條村落被火光嚇走，且懼怕整潔的環境。人們於是知道「年獸」的弱點：怕紅色、怕火光、怕整潔的環境。每至年末歲首，必定在家進行大掃除，於門前貼紅聯、放鞭炮、掛紅燈，把「年獸」嚇走。「年獸」卒之失去影蹤，人們敲鑼打鼓，互稱「恭喜」，以為慶賀，「過年」由此而來。

「年獸」故事是否屬實，至今已難以考究，亦無人考究。許慎《說文解字》：「年，穀熟也。從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年」由「禾」及「千」兩個字組成，有五穀豐收之意，似與動物無關。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日，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這或許才是放鞭炮的歷史由來。

不過，即使「年獸」從未在現實世界出現過，此一傳說對香港人仍然有著極大的意義。

近日，港共政府開始試圖在小學強推「簡體字」，加上翻譯小說《香港獨立戰爭 (上)》被封殺、小麗老師因爭取恢復桂林街平民夜市而被檢控，凡此種種，俱是中共這隻怪獸 (標榜「共產主義」，暗行「權貴資本主義」；身披「中華文化」外衣，心存欲望、仇恨、自私、怨毒。不是怪獸是什麼？) 在張牙舞爪。

步入猴年，筆者祈望港人仿傚驅逐「年獸」的家家戶戶，用堅定的信念和意志，捍衛自己的家園，謹以金判坤教練的一番話與大家共勉：「香港給我機會，信任我，鼓勵我。香港是有夢想的地方。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

「雷動」立會保泛民，政賢維護大陸人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提出「雷動計劃」，呼籲非建制派政團、組織、參政者及市民攜手合作，在九月立法會選舉爭取 35 個議席，令建制派無法主導議會大局。

戴氏說：

不試一定不能，試了失敗也問心無愧。

一貫的消極、悲觀、自虐。

他又說：

......但要成功，就需要非建制派內的各政黨、組織及個人，都本着大無畏及大無私的精神，商討總的選舉策略，和協調參選名單的總數及建立分配名額的公平機制。

......大部份支持非建制派的選民願意同心參與這計劃......不以自己最佳的選擇去投票，而是按非建制派的指引去投票。因此，非建制派需要策劃一個龐大的全港選舉工程，讓所有支持的選民明白行動的目的及投票的技術安排，因這不再是個別政黨、組織或個別參選人的事，而是所有支持真普選的港人的事。

字裡行間，完全忽略

(1)「泛民」與新興「本土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建設民主中國」VS「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2)「泛民」向來痛恨和譴責新興「本土派」所堅持的「勇武抗爭」路線；

(3)「泛民」得到主流傳媒的關注和擁有較多的資源，新興「本土派」則勢孤力弱，僅靠網台、面書爭取群眾捐款營運。

只知為「泛民」保住議席，避免他們受到新興「本土派」狙擊。堂堂一位大學教授，淪為「泛民」政客的打手，卻不以為恥，可謂荒謬至極！

同樣荒謬的還有前民陣召集人楊政賢。

在＜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中，楊氏故意將大陸學生塑造成弱勢社群，具有強烈本土意識的胖同學則成為無理取鬧、專橫跋扈的化身。對於中共在香港進行殖民政策、大陸走私客嚴重影響香港人生活等，楊氏一概不理，只知「國際生學額有幾多係影響唔到香港學生有幾多學位架」、大陸學生「過黎讀書，都要十幾萬學費，係貴我地本地人幾倍」。他還要打感動牌 (「眼框充滿淚水」、「哭濕了一包紙巾」、「痛得胸口撕開兩半」)，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擺出一副諒解對手的虛偽姿態 (「我諒解他的看法，因此我不能也不會當他是敵人般罵他」)，且自吹自擂 (「讀了四年的政治學、社會理論、道德哲學、再加半年的人權法，我竟然不能用好的理由來緩和對方的憤怒」)。

「左膠」之所以惹人討厭，在於

(a) 他們永遠用僵化了的普世價值 (人人平等、大愛、包容) 錯誤劃分「弱勢社群」，再而為大陸人爭取權益，間接出賣香港人；

(b) 他們對中共殖民暴行無切身感受，所謂「守護我城」、「對準政權」云云，全是寫論文的「閒議論」！他們因此看不過眼捍衛本土的人為著保護自己的家園而踢篋、為著防止大陸人侵奪學位而辱罵，只知高高在上，擔當偽中立的道德判官，極力譴責；

(c) 他們喜歡利用人們的同情心，矯扭造作，假裝成無能為力、受盡折磨、空有一番理想而無法實現，以博取他人接受自己的怪論。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楊政賢既然害怕遭人咒罵「這個『左膠』在出賣香港」，何不反躬自省，虛心了解問題出在哪裡？不斷的自我中心，覺得自己相信的就是真理的全部，這與聲稱「天堂留左個位俾我」的林鄭有何分別？

香港今天的墮落，錯在有一群垃圾官僚，更錯在有一群危言聳聽的教授、為大陸人侵港開路而不自知的社運活躍分子。建國自決，真是談何容易！

        

窮得只剩下「經濟自由」的悲情城市

香港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三方面皆蟬聯榜首，看似令人鼓舞，實則不然。

97 前的香港之所以令人嚮往，源於它保障了不少「經濟自由」以外的自由，例如「免於恐懼的自由」、「言論 / 出版自由」等。當時香港雖然由英國人管治，表達不同政見的報章卻可自由印行、流通。《香港時報》得以與《大公報》、《文匯報》並行不悖，各有支持者。即使揭破中共神秘面紗的政治獵奇書刊，如《前哨》、《爭鳴》、《開放》，其總編及作者始終未有受到「強力部門」的招待。香港過去能夠做到「近者悅，遠者來」，正是因為它將「免於恐懼的自由」、「言論 / 出版自由」變成現實。

又改革開放後，不少大陸學生主動前來香港升學，因香港的學術知識較為純粹和專業、未被政治毒素污染。而香港各大專院校能夠獨立於政治以外、不受當權者操縱，與港府尊重「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有關。失去了「學術自由」，大學教授淪為統治者的婢僕，知識只有政治鬥爭的工具意義，這是 1966 - 1976 年經歷「文革」浩劫的神州，一個悲憤與血淚交纏的大煉獄。

很不幸，2016 年的香港，中共的「強力部門」開始隨便迫逼出售政治敏感書籍的香港人用「自行方式」返回大陸「配合調查」。《開放》總編輯金鐘亦表示，香港已不再安全，決定赴美與家人團聚。李國章受 689 之命空降港大，校長馬斐森甘為傀儡，齊聲譴責衝擊學生。當「免於恐懼的自由」、「言論 / 出版自由」、「院校自主」相繼被剝奪，香港早就失去吸引力，「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的優越有什麼值得鼓舞？

再者，「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和「金融自由」全為商人所享有，低下層勞工飽受「長工時、低收入」困擾，根本沒有自由可言！

林鄭向傳媒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會致力提供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保障公平競爭及貿易的自由開放，沿用簡單的稅制及低稅率，以及維持高效的公營部門。政府也會致力擁護法治及司法獨立......以保持香港在經濟自由方面領先的優勢」，為著香港作為一個優勝劣敗、汰弱留強的經濟鬥獸場而沾沾自喜，對「經濟自由」以外的自由之喪失充耳不聞。窮得只剩下「經濟自由」，不禁令香港倍添悲情。

改設五大戰區，積極對抗圍堵

習近平將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 (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和中部戰區)，且親自授予軍旗兼發佈訓令：「各戰區要毫不動搖聽黨指揮，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自覺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折不扣執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指示」，此顯然是要將軍權牢牢抓緊，以避免軍中出現另一個郭伯雄、徐才厚。

配合近日多個省委書記用「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取代「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可以估計，習近平已然肅清黨內主要敵對勢力，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習近平指出，「戰區對維護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全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維護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全局」，主要是指：突破美國「第一島鏈」的圍堵。台灣「民進黨」蔡英文勝選總統、越南逐漸向美國靠攏，俱令美國的圍堵部署更趨完滿，中國的處境則越見不利。

上週六，美國再次作出軍事挑釁，派遣海軍驅逐艦「科蒂斯‧威爾伯號」駛入南中國海的中建島 12 海里以內範圍。中共的反應始終如一，僅限於口頭譴責，給人「紙老虎」的印象。《環球時報》社評＜「戰」字代替「軍」字的意義大於七改五＞有以下兩段文字：

解放軍越強大，越有隨時投入戰鬥的能力，中國和平的一面才會越生動，國家的和平崛起才更飽滿，層次分明。否則的話，和平就被認為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拒絕的被迫選擇。

實事求是說，中國軍力已經能夠確保國土不被外國人的軍靴踐踏，但支援全球化時代的公平競爭和秩序的自然演化還嫌不足。對中國崛起外界的一些力量存在戰略性不接受，如果相關的情緒和幻想借軍事優勢不加節制地釋放，就不僅將損害中國安全，還會危及世界和平。

倘若黨報與習近平的想法一致，精簡軍區背後可能涉及中共的改弦更張，旨在重建堅實的軍事力量，用實際行動回應美國在南海的小動作，以重奪國際話語權，並確保中國順利崛起。

據此，習近平將「中國夢」和「強軍夢」並提，就來得合情合理。

不過，翻查中共建國歷史，解放軍好像從未打過一場漂亮的勝仗，韓戰如是，中越戰爭如是。習近平能否令解放軍變得「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成效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