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理對華人蓄婢風俗的抨擊
早在 1833 年，廢奴法案 (Slavery Abolition Act) 已經規定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為不合法。不過，為了避免華人敵視香港政府，義律在 1841 年 2 月曾經發出公告，表明繼續容許蓄婢風俗。
隨著 1869 年蘇彝士運河通航，來往香港的歐美旅客日益增多。他們開始發現香港存在著類似奴隸的「妹仔」，為此感到異常驚訝。旅行家伊莎貝拉‧伯德 (Isabella Bird) 說：
(蓄婢) 是中國風俗所認可的一種極為可厭的奴隸制形式，在維多利亞城已達到觸目皆是的地步。
與此同時，英國改革派團體 (如反奴隸制協會、保護土著協會) 亦逐漸關注香港的蓄婢問題。終於，在 1879 年 10 月，首席按察司 (即今天的首席大法官) 司馬理 (John Smale) 發不平鳴，指蓄婢風俗嚴重牴觸英國和香港禁止奴隸制的法律。
司馬理估計，香港至少有一兩萬名女孩是富戶的奴婢。他說：
我看穿我們文明光鮮亮麗的表面，看得愈深，愈相信此地生活的廣闊底層暗流，彷彿像黑奴盛行時代美國的南方各州，多於近似英國的普世文明。
有關言論旋即惹起社會廣泛討論。
「保良局」華商上書反對廢止蓄婢
司馬理的言論，刺激一眾倡議「保良局」成立的華商。同月 22 日，招雨田、梁安、馮明珊、馮登、陳灼之、崔瑞生、胡浩泉、黃筠堂、郭松、黃澍堂、梁鑾坡、馮衍庭、彭逸圃、郭南屏等代表全港華紳商民，上書港督軒尼詩，指出：
近因有貪利之徒，假託買婢為名，轉販外洋為妓，致令正按察司司馬理廉訪於審訊買良為娼案之判詞中有云︰「買賣婢女，均有罪名。」使闔港居民深為惶恐，殷商富戶固慮冒犯律法，貧苦弱小又懼求生無路。
他們解釋「合法買賣男女童」有別於「非法誘拐販賣」，前者應該被允許：
買子承嗣，買女為婢者，與拐販不同。賣男鬻女與人為嗣為婢，雖有拆散家庭之嫌，然於貧苦之家，未嘗不是生路一條，否則男者淪為丐盜，女者慘被溺斃。至於買子者，因後嗣乏人，欲藉螟蛉以繼，而宗廟之傳，乃族中首要，此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買女者，緣家務繁冗，暫分操勞，幼時教養兼施，長大即行婚嫁，任其自便。
中國素於買賣男女童稚，如屬彼此情甘，非拐誘擄勒者，皆例所不禁。此等事不獨庶民有之，即官宦之家，亦有之......
加上義律過去「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的承諾，軒尼詩遂委託「中國通」歐德理 (Ernest John Eitel) 進行詳細的調查，再作定奪。
歐德理發表報告，強調「妹仔」不同於奴隸
經過深入了解，歐德理在三日後 (即 10 月 25 日) 發表報告，詳細交代「妹仔」在香港的緣起及特點。他認為，蓄婢風俗是「家內僕役制」的一種，與「父權家長制」、「中國人的家庭主義」密不可分。另外，西歐的奴隸普遍是終身為奴，「妹仔」則獲准在適婚年齡出嫁他人，恢復自由身。兩者因此並不相似。
1880 年 6 月 21 日，殖民地大臣於英國上議院就蓄婢問題進行辯論。會議一致同意司馬理對蓄婢習俗之論點過於誇張、不合理，覺得港府無需干涉此一根深柢固的華人習俗，以免為殖民地管治帶來風險。至此，蓄婢爭議告一段落。
結語
蓄婢爭議其實是一場「接受西方普世價值」與「保存華人傳統風俗」的角力。司馬理、軒尼詩推崇先進的「人權」觀念，覺得「妹仔」失去人身自由、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傾向廢除蓄婢。華商則基於保存既得利益、傳統不可廢、「妹仔」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積極捍衛蓄婢。
殖民地部最後反對廢止蓄婢、只通過法例保障「妹仔」不會被賣為娼，一方面表現出對華人風俗的尊重、避免激起華商不滿，一方面也令無數「妹仔」不用面對魯迅《娜拉走後怎樣》所描述的困局、得到較為合理和人道的對待。
誠然，「保良局」在維護蓄婢風俗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冼玉儀說：
在這個爭論中，保良局倡辦人的傳統宗法思想是顯露無遺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他們創辦保良局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把「合法販賣人口」與「非法販賣人口」分辨出來，令蓄婢制度得以保存下去。不過儘管如此，保良局在這狹窄的保護婦孺的原則下所作出的貢獻，依然是功不可沒的。
此大體是中肯的評價。
直至 1938 年，港府才正式廢止蓄婢，「妹仔」自此式微。
[主要參考資料]
1.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2. 《香港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 1880年。
3. 〈廣東軍務摺檔〉，收錄於中國史學會編《鴉片戰爭》第五冊。
4. 冼玉儀，〈社會組織與社會轉變〉，收錄於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
5. 《解密百年香港 - 保赤安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YGwIGC7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