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榮＞中，王符開首就說：「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
這番話值得細味。「高位厚祿富貴榮華」應該為君子所擁有，卻不足以界定君子之本質。「貧賤凍餒困辱阨窮」應該為小人所身處的境況，卻不足以界定小人之本質。然則，君子、小人的區分另有標準，許多擁有「高位厚祿富貴榮華」的人未必是君子，身處「貧賤凍餒困辱阨窮」的人未必是小人。
君子、小人當如何界定？關鍵在其心志之善惡。王符舉出史例，桀紂雖為夏商之君王，但因「其心行惡」，仍「不免於小人」。相反，伯夷、叔齊雖餓死首陽之山，但因「義不食周粟」，志行高潔，故配得上稱為君子。
王氏進一步指出，「……士苟定於志行……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
扼要言之，士人一旦心志向善，其即使擁有天下，亦不覺有什麼大不了，因德行在天下之上。又不受重用，亦不必自輕自賤，因道德常存我心。人只有心存歹念才會覺得羞恥，否則低下的社會地位不足以為恥。相反，統治全世界不足以為尊榮，尊榮來自個人內心之善。
誠然，王符的看法出自孟子，＜告子上＞有「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人爵」相當於「高位厚祿富貴榮華」，相當於「有天下」、「撫四海」、「寵位」，人人都想得到，奈何中間有命運左右，欲得而未必真可得，故古之人不汲汲於追求。
對比「人爵」，「天爵」來自內心，仁義忠信「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境遇再差，不足以影響一人做惡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古人因此向此處用力，王符亦認「天爵」方是人賴以尊榮的根源，君子之憑藉。
為何王符要重提孟子的觀點？原來和東漢中後期的時弊有關。
且說察舉制造成「以族舉德，以位命賢」的社會歪風，地方官竟有以家族、身份地位的貴賤界定君子小人。王氏對此不以為然：
(1) 堯為聖人，兒子丹朱卻兇殘傲慢。舜為聖人，其父瞽叟卻頑惡，豈能以家族界定一人是否有德行？
(2) 周幽王、周厲王貴為天子而暴戾荒唐，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有德行，身份地位的貴賤與道德修養何干？
王符據此判斷察舉制難獲真正賢德者，可謂發聾振聵！
王符相信，人之善惡，性之賢鄙，跟是否出身世家大族無關，也和社會地位高低無干。朝廷用人，當避免選用無能無德之輩為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