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本＞篇顧名思義，是要人崇本以抑末，不要離本以重末。此處「人」又特別針對統治者而言。
為政之道，要旨在何？王符的看法是「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這跟管仲「衣食足而知榮辱」相同，亦通於先秦儒學「先養後教」的思想。
「富民」當「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古時商人需到處奔走尋覓商機，故稱「游業」。重農抑商，即是富民。另外，「百工」當致力於「致用」，而不應鑽研奇技淫巧。「商賈」之存在，在於令貨物暢通，孫中山所謂「貨暢其流」，而不是以售賣奇珍異寶以貴。此處王氏明白將工業和商業置於農業以下，作為農業的附屬，工商業造成的奢侈浪費，更為王氏所反對。
在「正學」方面，強調以道義為教訓，反對巧辯。辭語當以信實恭順為本，即講究真實和上下尊卑，反對詭辯瑰麗的矯飾雕琢。士人身體力行孝悌，不以交游廣闊、交朋結友為務。孝悌又該著重對父母真心的奉養，而非為做給別人看，博取好名聲，所謂「華觀」。為人臣者，要用忠正的態度侍君，不能向權力獻媚。學若能正，仁義可興，否則道德崩壞。
王符「富民」的建議，跟東漢中葉政治社會弊病有關。細緻言之，病痛如下：
(1) 民間棄農重商的風氣熾盛，導致富商巨賈出現，卻不利於政府稅收。
(2) 工匠好造彫琢之器，器物不「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全不利於方便農事，欺詐老百姓，謀取利益。
(3) 商人販賣無用之貨，令社會出現窮奢極侈的歪風，「惑民取產」。
王氏認為，風氣持續的話，「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商人辛勤置富發達的同時，便是對國對民不利。所以為政者要做的是，
(a) 明白監督工商業的運作，避免出現過份和違背原意的發展。
(b) 限制商人滋長，在社會上降低其地位，勿讓商人壟斷暴利。
(c) 寬待農民。
「正學」的提出，則跟學風不純有關。
i. 從事學問的士子，好談虛無，爭造「彫麗之文」，標奇立異，以博取他人賞識。
ii. 詩賦的創作者，喜歡用奇言怪字，重文辭修飾多於抒發真情實感，令作品矯揉造作，「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iii. 士子致力交游，廣結黨羽，卻「不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只知「偷世竊名」。
iv. 所謂孝行，大多是「違志儉養」，即違背自己的心願，用最低限度的物資奉養。父母死後，馬上大排筵席宴請賓客，說自己如何孝順，求名心切，此非真孝悌，而是「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
v. 出仕為官者，多向當權者獻媚，作威作福，視法規如無物。
不難發現，察舉孝廉對國家並非完全有利，其利用鄉評及孝行以選官，不但令士子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德行，忽略真情實感，而且使他們習慣虛偽矯情，互相吹捧。所選官員只知一己之私，不體恤民間疾苦，遂一轉而為盤剝百姓以自肥的歹官。
魏晉清談重真我之解放，實有其歷史因由，過去的束縛、桎梏太多了。而由「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可見談玄非始於曹魏，而為東漢中葉士人間之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