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緣起

我從來無意對西方文化作一系統的論述。《西方文化概論》之所以寫成，也有一段因緣。

且說去年 (2018 年) 八月，我身心俱疲。

自曉瑩 (我唸大學時的同系女同學，我心儀之對象) 2017 年 9 月 2 日跟我絕交後，我的情感生活得不到安頓，繼而是整個價值世界的倒塌，我覺得做什麼事都無意義、無價值。

儘管我如常上班、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此無疑是一種生命的吊掛。我很辛苦，喘不過氣。《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都是需要閱讀大量史料才能寫好，這對病中的我尤其構成負擔。加上述他人的成果多而發自己的議論少，在力不從心下，我懷疑自己要不要繼續寫下去。

八月二十日是一個關鍵。當晚，我吃下麥當勞餐後，竟徹夜不能眠。我過往從未經歷過如斯困境。二十一日早上我需要替工作的學校到觀塘招攬學生，我不能不睡覺，我已經很累。可是，我始終睡不著。什麼息念、數綿羊之類，全然無效。我恐懼，恐懼潛伏已久的高血壓是造成我失眠的真兇。

翌日，我拖著疲乏的身軀前往觀塘一商場。我不禁自問：我的生命是否快到盡頭了？如果是，我該做些什麼呢？我該繼續為學校賣命嗎？不該吧！我又該繼續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嗎？但我已沒太多時間和心力可浪費。我又不能見曉瑩......

直到最後，我想到，有沒有一些東西，我不寫我是會後悔的。如果要在世上留下最後一部著作，我該留下些什麼？就在這時，我想起幾年前寫的一部大綱，題為《中西文化概論》。

《中西文化概論》是我在 2011 - 2012 年左右動筆起草 (那時距離大學畢業僅數年)，總共八頁。因方便誦覽，全用點列式，內容始於古希臘，至二戰結束，還有一小部份談中國哲學流變，屬未完稿。我一直認為此稿是我歷來學習的一點心得，我很想把它整理好，使它變得更完整。奈何人有惰性，文句之間亦不見通順流暢，改寫費時，結果此稿遲遲未獲得它應有的待遇。

八月二十一日早上我覺悟後，下午我馬上回家整理第一篇，這是我撰寫《西方文化概論》的開始。

最初的時候，我仍想做中西比較，故採用舊題《中西文化概論》，但寫至一半，發覺西方部份尾大不掉，遂乾脆集中講西方，改成《西方文化概論》。

我本來想用湯恩比的「挑戰與回應」作分析框架。可是，越往後寫，越偏重來龍去脈的歷史式的交代，以及思想觀念與現實的互動，這在進入現代後特別明顯。我唯有安慰自己，此乃資料本身的理路脈絡使然，我是「寫在文化與歷史之間」。

有別於寫《中國近古簡史》及《香港史概述》，寫《西方文化概論》帶給我很多樂趣。

當我寫基督教時，我想起中學時唸聖經科的日子。當我談《原富論》，我憶起高中苦讀經濟。至法蘭克福學派及一戰「slide into the Great War」，我想起唸劉國英教授的「應用哲學」和張學明教授的「西方歷史傳統與變革」。

時光飛逝，人去樓空，就只有那麼一點點的學問知識在我心徘徊，好讓我去回憶。既是快樂，也是失落。

我亦發現了許多過往不曉得的道理。

我向來是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同情的。法國大革命的激昂澎湃，我深感震撼。資本主義，我鄙視其自私和貪婪。保守主義，我痛恨其窒礙改變，助長專制。

然而，經過一番考查，我發現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才是人類合理的經濟活動方式。保守主義從不反對變革，它只反對激進的、一蹴而就的血腥的革命。法國大革命是動物性權力欲的大混合，馬克思主義是其衍生物，大革命影響所及，足以阻礙俄國現代化，造成中國全面赤化，甚至催生兩次毀滅性大戰。

我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英政治、漸進改良等益信不疑，擺脫舊日思想窠臼，是寫《西方文化概論》最大的得著。

歷經大半年，我仍思念著曉瑩。坦白說，部份篇章下筆時，我常因內心創痛，抱頭大睡。《西方文化概論》某程度上是我面對殘酷現實的奮鬥紀錄。

有關中國歷史文化，將來有機會我還是想寫一寫。讀者讀畢全篇，再讀我關於中國古代、近現代史的論述，該對中西雙方有一平情的了解，也知五四「全盤西化」的「西」當指西歐英、美諸國，而非俄、德等國。

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是兩部我參考得最多的書，兩書頗多創見，值得閱讀。

困境與出路

(一)

自由主義學者海耶克 (F. A. Hayek) 撰寫《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值二戰將近結束，在第一章＜放棄了的道路＞，他語重深長作出提醒：

「當我們把全副精力用於獲致戰爭勝利時，我們有時不易記得，即使在戰前，我們現在藉作戰來保衛的許多價值標準，在英國已經遭受威脅，在別處已經遭受破壞。雖然，代表著不同理想的國家是各自為其生存而戰，可是我們不能忘記這一爭鬥是起於觀念的衝突。這一觀念的衝突，在不久以前，是孕含在共同的歐洲文明裡的；並且，由於極權制度之創立而登峰造極的許多趨勢，並不限於目前陷入極權制度之下的國度中才有。雖然，我們現在首要的任務是贏得戰爭，可是贏得戰爭的目標僅僅是為得到另外的機會來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並且覓致一種方法來趨避那威脅相似的文明之命運。」

二戰結束了，「鐵幕」(Iron Curtain) 隨即拉開，英國首相邱吉爾說：

「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這張鐵幕後面坐落著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 - 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全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僅落入蘇聯影響之下，而且已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強的控制。」

「鐵幕」以西是自由世界，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以美國為首。「鐵幕」以東是共產世界，崇尚一黨專政、一人獨裁、計劃經濟、人只是國家生產的螺絲釘，以蘇聯為首。「觀念的衝突」彷彿並未消除，而是用另一種形式繼續著。

1990 年，東西德統一。1991 年，蘇聯解體。共產陣營看似已土崩瓦解。

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89 年春夏之交用鎮壓手段對付民運人士，避過民主化浪潮。步入九十年代，儘管經濟上逐漸改行市場經濟，政治上仍然堅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年，更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大旗，掛馬列的羊頭，賣納粹法西斯的狗肉。美國與之抗衡，展開中美貿易戰，此仍是上世紀「觀念的衝突」之延續。

(二)

實現民主自由乃近現代西歐演進一大主軸。1750 年工業革命後，不少人因掌握生產工具及工人而置富，稱為「資本家」，又稱「中產階級」。他們對君主專制的國家有經濟上的支持，需要交稅，現存制度卻不保證他們在政策制訂上有話語權。他們因而要求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推選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議士，出現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的訴求。

爭取落實代議民主制，等於要分享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專制君主當然要極力反對。開明如英、美，都經歷過戰爭才可成就憲政。封閉、保守如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往往演變成暴力革命與血腥鎮壓的拉鋸。

尤其甚者，他國出兵協助鎮壓，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瞬間滑入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這種對民族獨立自主的嚮往，始於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經拿破崙戰爭幅射至四圍如德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巴爾幹。

民族國家次第建立，在資源有限和弱肉強食的氛圍下，彼此必然會出現競爭、矛盾、衝突，衍生極端民族情緒、軍事結盟制度、爭奪海外殖民地等。

即使落實代議民主制，「資本家」/「中產階級」利益獲保障，此只令他們進一步剝削工人，並幫助他們實現海外擴張。換句話說，代議民主制不過造就「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以及成為促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

一戰爆發，很大程度是「實現民主自由」、「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導致，而「實現民主自由」恰好源於資本主義的蓬勃和工業革命。

二戰結束後，陸續有學者對兩次大戰的成因作根本的反省。其中，「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 的見解最深刻。

賀爾克海姆 (Max Horkheimer)、亞登諾 (Theodor Adorno) 認為，資本主義蓬勃和工業革命源自啟蒙理性。啟蒙理性有下列特色：

(1) 以征服、支配自然為出發點；

(2) 以科學知識萬能、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至上為特徵；

(3) 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

(4) 以社會歷史進步為目標。

從一方面看，啟蒙理性成就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它導致技術理性 (工具理性) 的霸權，人文理性遭到貶抑。當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身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支配被支配、利用被利用的關係，社會實際上是徹底的異化。工具理性過度膨脹的結果，就是毀滅自然、毀滅人類、毀滅自己。啟蒙理性以非理性告終，具體表現就是兩次世界大戰。

「法蘭克福學派」畢竟曲高和寡，隨著各國領袖爭相研發大殺傷力武器，唯有採取一些防制性措施 (治標不治本的措施) 以避免科學科技被濫用造成惡果，如要求解除核武等。

(三)

以往耶穌基督也好，真主阿拉也好，都教人博愛，跟私欲作鬥爭。偏偏兩次大戰反映出來的人性，全是為求一民族、一國家乃至一己之利益，不惜置他人生死於不顧，任由冷冰冰的理智去思慮計量、爭強好勝的獸性去盲目衝動。此斷非耶穌所許可，也非阿拉所許可也。

「上帝已死，一切都被允許」(尼采語，「上帝」可泛指一切傳統道德宗教人文價值)，這令知識分子的心靈極為失落，主張「堅持奮鬥，對抗人生的荒謬」(卡繆語) 的存在主義因此成為二戰後的顯學。

但是，人生應該有奮鬥的目標、方向，它不能永遠停留在無目的、血氣的、自然氣質的掙扎。部份學者提出復興基督教、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 (如社群主義大師麥金泰爾 Alasdair MacIntyre 在《德性之後》After Virtue 所講)、青年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甚至引入中國儒學 (如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說)，「新人文精神」之重建、「新人文主義」之重提，未嘗不是西方文化斷港絕潢的一條出路。

二次大戰

跟 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不同，1919 年的巴黎和會並不能有效維持歐洲的長期和平與穩定。意大利得不到阜姆等地，憤而離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成立，美國卻不擔任主導角色，維和部隊亦欠奉，徒靠外交施壓迫逼虎狼國家收手，軟弱無力。《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的苛刻條款，尤其令德國人深感被羞辱，汲汲於東山再起。

歷經大規模戰事，英、法已元氣大傷。1929 年的華爾街股災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對兩國更是一重挫。它們加緊要求德國償還賠款，德國經濟頻臨崩潰。人民生活無以為生，一部份投向共產主義的懷抱，一部份則仇恨富有的猶太人，強調要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實現民族與文化復興。後者逐步發展成納粹主義 (Nazism)。

納粹主義宣揚種族優越論，認為雅利安人種 (Aryan race) 是最優秀的、對人類進步唯一有貢獻的民族。「優等種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種族」，猶太人 (Jews) 屬於「劣等種族」，故殺害猶太人是必須的。世界乃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各民族必須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求勝，為此，實行對外侵略擴張，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建立民族世界霸權，乃不可避免。

希特拉 (Adolf Hitler)《我的奮鬥》(Mein Kampf) 把納粹主義系統地表述出來。美國民間學者賴貝克 (Timothy Ryback) 撰《希特拉的私人藏書》(Hitler's Private Library)，提到：希特拉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與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的學說下過功夫鑽研，特別是費希特的「德國例外論 (德國人從語言到思維都有自己一套德國模式，和其他歐洲國家大不相同)」、「反猶太人論 (猶太人永遠是日耳曼統一的障礙)」，對希特拉思想帶來極大震撼。希特拉曾在費希特著作上留下過百頁眉批。

另外，希特拉從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的超人哲學 (Übermensch) 吸取養分。總之，和馬克思主義一樣，納粹主義也是一頭思想的怪物。

希特拉生於奧地利，一戰時曾為德軍服役，獲授鐵十字勳章 (Iron Cross)。1919 年，希特拉加入「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1921 年，他成為該黨的領袖，「德國工人黨」改稱「納粹黨」(Nazi Party)。1923 年，他在慕尼黑發動「啤酒間叛變」(又譯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 失敗，並捕入獄，期間寫成《我的奮鬥》。1924 年獲釋後，憑藉個人魅力、演說才能及政治宣傳，希特拉獲得廣泛民眾支持。1933 年，納粹黨於威瑪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 國會選舉獲勝，希特拉被任命為德國總理。

納粹主義重視民族、國家，反對平等，其因此和「工人無祖國」、講究平等的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予以排斥。國會縱火案 (Reichstag fire)，納粹黨將矛頭直指共產黨，左派勢力遭連根拔起。

「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把不受控制的衝鋒隊 (SA) 全部肅清，代之以親衛隊 (SS) 及蓋世太保 (Gestapo)。至此，希特拉已然一人獨裁。

1934 年 8 月 2 日，總統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病逝，希特拉成為元首 (Führer)。他旋即大規模武裝擴軍，並屠殺猶太人。英、法、國際聯盟予以譴責，始終未採取實際行動，有心無力。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是希特拉效法的前輩，也是希特拉重要盟友。

墨索里尼原本是一名記者。一戰結束後，他在米蘭建立法西斯 (Fascism) 組織，以武力鎮壓農民和工人運動。

法西斯，按照一般定義，是：

「一種具革命形式的極致民族主義，此民族主義決心要動員所有『健康的』社會和政治能量，以抵抗其認定造成民族衰敗的威脅，以實現國族或民族脫胎換骨的目標。該民族主義方案涉及政治文化的復興，包括支撐政治的社會及倫理文化的重生，而在某些案例此重生包括了基於種族學說的優生學概念的復興重生。」

墨索里尼補充：

「即使假定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的世紀，這並不表示二十世紀也必須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的世紀。政治原理會消失，國家則會繼續存在。我們能相信這將是一個權力的世紀、『右翼』的世紀、一個法西斯的世紀。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的世紀 (自由主義意味著個人主義)，那我們能相信這將是一個『集體』的世紀，也因此必然是國家的世紀。」

換言之，法西斯主義為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反對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主和個人主義。

1922 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發動「進軍羅馬」(March on Rome)，國王伊曼紐三世 (Victor Emmanuel III) 29 日任命他為首相 (Prime Minister)。他未幾獲任命為總理並組建內閣。

墨索里尼擅長演說，自稱 Duce，Duce 一詞源自拉丁語 Dux，指古羅馬執政官乃至古羅馬皇帝。加上旗幟有古羅馬侍從官束棒 (fasces)，墨索里尼明顯以復興古羅馬的光榮與輝煌為己任。

墨索里尼二十年代就成為意大利獨裁者 (dictator)，較希特拉早十年。不過，意大利軍事實力遠不如德國。其入侵非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利比亞 (Libya) 等地，後者在軍事裝備落後的情況下，全無反抗餘地。納粹德國用少於四十日攻陷巴黎，空襲倫敦令英國喘不過氣，跟法西斯意大利不可同日而語。法西斯意大利在二戰後期還成為納粹德國的負累。

1936 年，希特拉指示德軍進駐萊茵河沿岸非軍事區 (Rhineland)，暗中突破《凡爾賽條約》。同年，德國和意大利建立「柏林 - 羅馬軸心同盟」(Rome-Berlin Axis)。西班牙內戰 (Spanish Civil War)，德、意兩國出兵援助當地法西斯領袖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德、意此舉旨在試探英、法的反應。

1938 年初，希特拉以奧地利和德國同為日耳曼民族國家，兼併奧地利。9 月，英、法同意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割讓領土蘇台德區 (Sudetenland) 給德國 (《慕尼黑協定》 Munich Agreement。英、法行綏靖政策 Appeasement policy，是因為當時兩國俱無足夠經濟及軍事實力重啟另一場大規模戰爭)，德國反而趁機侵佔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不久，德軍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

德軍採用「閃擊戰」(Lightning War)，以機動性強的裝甲部隊衝散敵軍防線，空軍優勢火力支援，再由機械化步兵與炮兵殿後，實現高度協同作戰。波蘭守軍仍停留在騎馬的層次，遇戰即潰。希特拉和蘇聯史太林約定互不侵犯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彼此瓜分波蘭。東線暫時安全，德軍矛頭即指向世仇法國。巴黎快速陷落，英法守軍被迫至鄧寇克 (又譯敦克爾克，Dunkirk)，狼狽撤退。

德軍發動「不列顛空戰」(Battle of Britain)，原意是摧毀英軍戰鬥機，豈知一次失誤，德軍所投擲的炸彈炸到了英國市區，英軍施以報復性空襲，德軍轉為對倫敦等各大城市狂轟。「不列顛空戰」以德軍損失大量戰機和飛行員，英國戰力未被瓦解告終。

1941 年是二戰的轉捩點。希特拉展開「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德軍越過蘇德邊界，入侵蘇聯。蘇聯採取堅壁清野戰術，引誘德軍深入，待其補給線延長，再施以截斷、圍攻。隨著天氣寒冷，大雨不止，地上滿是泥濘，德軍裝甲部隊全無用武之地。勞師遠征令士氣消沉，紅軍終於反撲，德軍兵敗如山倒。史太林格勒一役 (Battle of Stalingrad)，二十二個德軍師團被全殲。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 (Attack on Pearl Harbor) 刺激美國參戰，加入盟軍對抗軸心國。在美國支援下，盟軍 1943 年登陸意大利西西里島，法西斯政府倒台，墨索里尼被軟禁，輾轉被殺。1944 年 6 月，盟軍在諾曼第 (Normandy) 登陸。1945 年 4 月底，蘇聯紅軍進入柏林外圍。30 日，德國國會大廈被紅軍佔領，希特拉自殺身亡。5 月 8 日，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二次大戰歐戰結束。

有評論認為，二戰是一戰的延續，世界大戰其實打了三十一年 (1914 - 1945)。這說法未嘗沒有根據。至少，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變種，而極端民族主義正是導致一戰的第一義的、根本的原因。

捲入一戰

美國史學家西德尼・布拉索・費伊 (Sidney Bradshaw Fay) 在其成名作《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中指出，一次大戰是一場意外 (accident)，它不是任何國家的統治者所計劃或預見。「捲入 / 滑入大戰」(slide into the Great War) 命題後來被英國首相勞萊・喬治 (Lloyd George) 引用而廣為流傳。

各國如何捲入 / 滑入一戰？現在我們嘗試分析一下。

(一)

普法戰爭後，法國被迫簽訂《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割讓阿爾薩斯 - 洛林 (Alsace-Lorraine) 予德國，並賠款五十億法郎。德皇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舉行登基大典，尤其對法國造成極大的羞辱。自此，法國矢志復仇，德國深感憂慮。

俾斯麥篤信「現實政治」(Realpolitik)，為免法國報復令德國腹背受敵，他採取「同盟制度」(alliance system)，孤立法國。

德國先與奧匈帝國 (1867 年，奧地利因接連在意大利統一戰爭和普奧戰爭中失利，國際地位相對下降，致使境內各民族紛紛要求自治。奧地利皇帝卒之與匈牙利相妥協，建立奧匈二元帝國，避免帝國分裂)、俄國結成「三帝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1878 年柏林會議，德國大削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跟俄國交惡，1879 年 10 月遂與奧匈帝國秘密締結「德奧同盟」(Dual Alliance)，視俄國為假想敵。

儘管德國 1887 年 6 月與俄國簽訂《再保條約》(Reinsurance Treaty)，三年後俾斯麥黯然下台，《條約》未有續簽 (renew)。俄國終於在 1892 年與法國結盟，俾斯麥「法國突破孤立的噩夢」成真。

法國打破外交上的孤立，1904 年 4 月又與英國簽訂「英法協約」(即摯誠協定，Entente Cordiale)，停止爭奪海外殖民地，展開對抗德國的合作。1907 年，「英俄諒解」(Anglo-Russian Entente) 簽署，「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形成。

而早在 1882 年 5 月，德國、奧匈帝國跟意大利王國結盟。「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和「三國協約」對壘，歐洲正式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

「同盟制度」要求，陣營內某一國家被另一陣營的國家攻擊，該陣營的其他成員國必須出兵協助。這容易令一局部的、地區性的戰事演變成世界大戰。

(二)

資本主義蓬勃，工業迅速發展，催生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和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列寧 1917 年發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系統地探討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他表示，帝國主義是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後階段。

列寧解釋，為了使資本主義產生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利潤，資本往往被出口和投資於經濟欠發達的國家，謂之「殖民」。在「殖民」經濟欠發達國家的過程中，企業和政府難免對當地民眾進行經濟剝削，間接容易捲入地緣政治衝突。帝國主義因此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包含 (a) 出口金融資本 (b) 對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兩部分。部份企業及政府會利用剝削所得的超級利潤，賄賂當地知名領袖和貴族，在政治上消弭反抗意識，維持殖民地穩定。

列寧的理論框架大抵適用於闡述英、法、德等國的海外擴張。

另外，英國左翼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在《帝國的年代：1875 - 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 - 1914) 中認為，有別於傳統帝國主義，出現在 1875 - 1914 年的新帝國主義，主要是為了舒緩 1873 - 1896 年嚴重的經濟蕭條，歐洲各國藉大幅向亞非地區殖民，從而獲取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並向本國人提供就業機會。商品傾銷殖民地復能獲取暴利。新帝國主義基本上是以資本和商業行為驅動的。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導致列強時有衝突，彼此關係變得緊張。具體例子有：

(1) 1881 年突尼西亞事件：法國、意大利爭奪突尼西亞，意大利未能成功，因而投身德國、奧匈帝國的陣營。

(2) 1882 年埃及事件：英、法兩國爭奪埃及，矛盾直至 1904 年「英法協約」簽署才得到解決。

(3) 1898 年法紹達 (Fashoda) 事件：英、法因爭奪法紹達一地，陷入國際爭端，最終以英國的外交勝利告終。

(4) 1899 - 1902 年第二次波耳戰爭 (Second Boer War)：英國與川斯瓦共和國 (南非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 (位於非洲南部的一個獨立國家) 爆發戰爭。德國對英國展開輿論攻擊和外交孤立。

(5) 1905 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機 (First Moroccan Crisis)：法國欲把摩洛哥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摩洛哥惶恐不安，援引德國抗衡法國。1905 年 3 月 31 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訪摩洛哥北部重要港口丹吉爾 (Tangier) 時，宣稱將會保護摩洛哥獨立及其領土完整，德、法對立。

(6) 1911 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 (Second Moroccan Crisis)：摩洛哥發生叛亂，法國乘機出兵，德國亦以保護本國商人為名，將豹號戰艦 (SMS Panther) 駛至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 (Agadir)，戰爭一觸即發。不久，英國因忌憚德國挑戰其海上霸權，支援法國，法、德談判。1912 年 3 月，德國同意摩洛哥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可是，事後德國與英、法兩國結怨更深。

(三)

德皇威廉二世是英國維多利亞長公主的長子，維多利亞長公主乃統治英國長達六十三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換言之，維多利亞女王是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皇同時是愛德華七世的母親。愛德華七世次子喬治五世是英國國王。威廉二世因而時常以表弟為假想敵，希望德國超越英國。

英國有皇家海軍，威廉二世不甘在海軍上落後，於是大量擴建海軍，建造多艘無畏艦 (dreadnought)，積極爭取海上霸權。英國擔心德國坐大，又倍增軍備。

其他國家也積極擴充陸軍、空軍規模以爭取優勢。稍一不慎，即墮入「擦槍走火」的邊緣。

(四)

塞爾維亞公國打算把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 (Bosnia-Herzegovina) 吞併，偏偏奧匈帝國在 1878 年柏林會議取得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的行政統治權，奧匈帝國與塞爾維亞交惡。

1908 年 10 月 6 日，奧匈帝國以保護僑民為理由，吞併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波斯尼亞危機」(Bosnian Crisis) 刺激塞爾維亞強烈的反奧情緒。尤其甚者，鄂圖曼帝國的軟弱無能、任由他人宰割，加強巴爾幹諸民族對其輕蔑，「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便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門特尼哥羅聯合攻打鄂圖曼帝國。

塞爾維亞原先在戰爭中取得阿爾巴尼亞 (Albania)，因奧匈帝國從中作梗，阿爾巴尼亞獨立建國。奧、塞矛盾加深。

保加利亞在戰後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攻打塞爾維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揭開序幕。塞爾維亞聯合門特尼哥羅、希臘、羅馬尼亞等攻打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大敗。塞爾維亞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大幅擴張領土，威脅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既得利益。俄國奉行「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向來支持塞爾維亞。結果俄國與奧匈帝國發生矛盾。

在巴爾幹戰爭中戰敗的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為向塞爾維亞報復，加入德奧陣營。

(五)

奧匈皇儲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在塞拉耶佛 (Sarajevo，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首都) 遭塞爾維亞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 槍殺，奧匈帝國旋即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 (ultimatum)。1914 年 7 月 28 日，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

30 日，俄國總動員支持塞爾維亞。31 日，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十二小時內取消總動員，俄國置之不理，德國決定向俄國宣戰。

德國要求法國保持中立，未獲回覆，8 月 3 日向法國宣戰。

按照「施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德國必須取道比利時進攻法國，英國考慮到比利時對自身國土安全極為重要，於是向德國宣戰。6 日，奧匈帝國向俄國宣戰。12 日，英國向奧匈帝國宣戰。

基於「同盟制度」，其他國家陸續加入，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及保加利亞地處歐洲的中心地帶，故稱 Central Powers，中文叫做「同盟國」。英國、法國、俄國則叫做 Allied Powers「協約國」。

1915 年 5 月是一戰的轉捩點。意大利因英、法答應在戰後分得阜姆 (Fiume) 和達爾馬提亞 (Dalmatia)，轉投協約國一方，對同盟國宣戰。德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導致從美國出發的英國郵輪「路西塔尼亞號」(RMS Lusitania) 遭擊沉。由於郵輪上大部分乘客是美國人，加上德國向墨西哥發出齊默爾曼電報 (Zimmermann Telegram) 煽動其反美，美國決定參戰，支持英、法對抗德國。

雖然 1917 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 使俄國退出一戰，但美國龐大的軍事及經濟支援對同盟國構成嚴重不利。1918 年 9 月起，同盟國陸續宣告投降，一戰 11 月 11 日正式結束。

(六)

德國之所以建立，源於拿破崙戰爭激發日耳曼人的民族意識。法國銳意復仇，亦是民族自尊和光榮感使然。由此衍生「同盟制度」，「同盟制度」實屬第二義，第一義的、根本的禍根是民族主義。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乃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過盛的後遺症，由爭奪海外殖民地再造成軍備競賽，資本主義和工業發展過盛實為另一個第一義的、根本的禍根。

弔詭的是，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都和「啟蒙理性」有關，有學者指「一戰是歐洲文化的自我毀滅」，非常有道理。

淺談佛家的「空」與「不斷斷」

佛家的「空」從來不是虛無主義。「空」就「性」言，事物無客觀自存的實在性，會生滅變化，會變動不居，不能久住，謂之「性空」。然而，事物仍可藉因緣和合而有，生滅變化、變動不居也是有，既是有，就不是無，夾硬說一切事物都是無，這叫做「惡取空」，佛家是反對「惡取空」的。

因為有這個世界，我們在其中生活，便要掌握世俗的知識 (包括科學)，遵循世俗的規矩，要讀書、要工作、要賺錢、要孝順父母、要待人以誠......此之謂俗諦，世俗的真理。可是，人同時該明白此世界乃一幻有，是暫時如此，不會永遠如此，假如讀書讀得很辛苦、工作做得喘不過氣、父母太多無理責難、愛侶不愛自己......苦痛傷心有無必要？答案是否定，人其實可以退開一步。退開一步的智慧，佛家稱為真諦。

真俗二諦出入無間，不著兩邊，人才能成就一個無執著、無煩惱、無苦痛的精彩的人生。龍樹四句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講的正是上述意思。

龍樹是空宗的祖師爺。天台宗智者大師後來沿真俗二諦不著兩邊進一步發展，根據《法華經》，提出成佛不能離開六道眾生、聲聞、緣覺、菩薩 (即九法界)，菩提之果必須在塵世煩惱的歷練中次第成就 (「煩惱即菩提」)。

《維摩詰經》＜佛道品第八＞：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汙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和智者大師的想法一脈相承。

天台宗的「不斷斷」，與華嚴宗「緣理斷九」(牟宗三：「以真如理為依靠為條件，由此而斷掉九界，此即九界與佛界不能相即，由是無明與法性不能同體，而是異體。真心隨緣還滅之時，以真如之理斷掉九界、亦斷掉無明，方顯佛界、方顯法性」) 有根本分歧，而通於禪宗「運水搬柴，無非妙道」。

卑賤的中國人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獲委任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提到自己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為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貢獻力量」。

敢問禿鷹，何謂「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毒品問題有中國特色、英國特色、美國特色之分嗎？「處理中國大陸吸毒、販毒問題」不是更直接麼？至於「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簡單一句就是致力禁毒。故意用上「堅持走中國特色 XX 之路」、「新時代」、「人民戰爭」一類黨八股，無非是為了擦鞋，跟林鄭「感受到國家的『底氣』」說一樣不知所謂，恬不知恥！

禿鷹最為人記得的一件事是，2014 年「雨革」期間，他在一個場合慷慨激昂為前線黑警打氣：「我想話畀大家聽，你地冇做錯到！」事隔五年，中共以其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箇中果真無政治考慮？看在中共眼裡，「雨革」由始至終是一場亂事，是「黃傘之亂」，禿鷹率領黑警平亂有功，當然要論功行賞，禿鷹的上司豺狼早已當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在是時候到他了。

蒙皇上聖恩，恭維說話不可少，於是就有句式冗長、語意曖昧、完全不似香港人平時會說的話出現。魯迅說：「中國人很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奴隸後，也會感到滿心歡喜。」禿鷹正是魯迅批評的中國人。而這類中國人是卑賤的。

旅美作家余杰兩年前撰寫了一本書《卑賤的中國人》，繼承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餘緒，他於書中自序說：「『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香港前景之所以暗淡，就是因為有太多曾偉雄樣相的卑賤的中國人。

近東問題

東羅馬帝國滅亡後，巴爾幹半島一直由鄂圖曼帝國統治。鄂圖曼帝國在第五次俄土戰爭敗給俄國，頻臨瓦解的邊緣，有「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之稱。列強見鄂圖曼帝國衰敗，或支持巴爾幹諸民族爭取獨立 (如俄國)，或極力捍衛帝國於不墮 (如英、法、奧)，導致「近東問題」(Eastern Question) 的出現。

1804 年，塞爾維亞民眾率先發動獨立革命，試圖脫離鄂圖曼帝國的統治。塞爾維亞人屬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俄國鼓吹泛斯拉夫主義 (Pan-Slavism。在俄國領導下，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拉夫民族團結起來，對抗鄂圖曼帝國)，變相給予塞爾維亞革命的信心。革命的結果是塞爾維亞公國 (Principality of Serbia) 成立，鄂圖曼帝國雖仍是其宗主，公國卻有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等，距離全面獨立只差一步。

1821 年，希臘人展開獨立戰爭。鄂圖曼帝國派兵鎮壓，俄、英 (避免希臘一面倒親俄)、法 (同情希臘) 三國決定介入，各派一支艦隊馳援希臘。1828 年，第八次俄土戰爭爆發，鄂圖曼帝國戰敗。9 月，雙方簽訂《亞德里安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俄國取得更多黑海沿岸土地、商船獲准進入達達尼爾海峽、商業利益增加。1832 年，雙方再簽訂《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希臘正式獨立。

1853 年 7 月，俄國藉口保護鄂圖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派兵攻佔摩爾達維亞 (Moldavia) 和瓦拉幾亞 (Wallachia)。宗教理由背後，是現實利益的考量：俄國想向歐洲擴張，獲得一個通往地中海的大門。英國和法國不希望見到俄國擴張，汲汲於保存自身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1854 年 3 月底，兩國與鄂圖曼帝國結盟，對俄宣戰。1855 年，皮德蒙・薩丁尼亞王國加入，以博取英、法對意大利統一運動的同情。

隨著聯軍在克里米亞半島登陸、俄國黑海艦隊基地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要塞被圍攻，俄國向聯軍投降。1856 年 3 月 30 日，《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簽署，《條約》規定：

1. 同盟國把在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歸還給俄國，但俄國不得在塞瓦斯托波爾設立防禦工事；

2. 英國、法國、俄羅斯及其他交戰國撤軍，黑海改劃為中立地區，只對商船開放，禁止建立軍事設施，任何國家的軍艦都不得駛入 (黑海條款)；

3. 和平時期，達達尼爾海峽及博斯普魯斯海峽均不准外國戰艦通過；

4. 俄國放棄對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的控制權，並把南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割讓予摩爾達維亞。名義上，鄂圖曼帝國為兩地的宗主國；

5. 鄂圖曼帝國同意推行改革以加強自身國力，同時承諾一如對待回教徒般平等對待國內基督徒。

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海軍威脅大大減低。

不過，1871 年起，形勢有所改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放棄敵視俄國，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又支持俄國單方面廢除《巴黎條約》中的黑海條款，俄國因而得以重建黑海艦隊。

1875 年，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爆發反鄂圖曼帝國叛亂，席捲波斯尼亞 (Bosnia) 及保加利亞 (Bulgaria)。俄國出兵支持叛亂者，趁機奪取鄂圖曼帝國領土。1878 年 3 月 3 日，俄國與鄂圖曼帝國簽訂《聖斯提法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內容包括：

i.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及門特尼哥羅 (Montenegro，黑山) 獨立；

ii. 給予保加利亞自治權，建立大保加利亞 (Big Bulgaria)；

iii. 於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進行改革；

iv. 鄂圖曼帝國向俄國支付鉅額賠款。

其中，大保加利亞版圖過闊，引起歐洲列強不滿，恐怕它會成為俄國傀儡，令俄國在巴爾幹半島及地中海地區的影響力大大增加。俾斯麥於是充當「誠實的調解人」(honest broker)，在德國首都柏林召開國際會議，討論巴爾幹問題，平衡各方利益。

柏林會議 (Congress of Berlin) 對《聖斯提法諾條約》大幅修訂，俄國利益大減。《柏林條約》規定：

I. 原本的大保加利亞分割成三部份：保加利亞 (獲得自治權)、東魯米利亞 (屬鄂圖曼帝國擁有，但有自治權) 、馬其頓 (歸還鄂圖曼帝國)；

II. 承認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門特內哥羅獨立；

III. 英國獲得地中海東部的塞浦路斯 (Cyprus)；

IV. 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名義上由鄂圖曼帝國統治，行政上歸奧匈帝國統治。

造成一戰的塞拉耶佛事件 (Sarajevo Incident)，奧匈皇儲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被塞爾維亞槍手射殺，塞拉耶佛正是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