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環球時報》社論看中共對「李波案」的定調、取態

儘管《環球時報》對「銅鑼灣書店」股東、員工「被失蹤」的評論荒謬絕倫，中共對有關事件的定調、取態未嘗不可從字裡行間反映出來。

1 月 6 日發表的＜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以下一段：

綜合港媒的報導看，李波很清楚這次配合調查所涉及的不是小事。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造成了惡劣影響。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但它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卻早已「越境」進入內地，李波對此心知肚明。他原本大概很願意這次配合調查「低調進行」，港媒大肆炒作對他本人、對書店的生意都不是什麼好事。這種炒作對李波和家人所帶來的傷害反對派是不會彌補的。

簡單而言，中共將「銅鑼灣書店」定性為破壞國家有效管治的亂源，欲除之而後快。李波等人「被失蹤」，更多是中共主動出擊，大興問罪之師，以正本清源的結果。所謂「願意配合調查」，只是中共騙人的詭辭而已。

1 月 7 日發表的＜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說得更清楚：

首先，銅鑼灣書店雖開在香港，但它很大程度上面向內地讀者出版、銷售政治書籍，因而事實上雙腳跨到香港和內地兩個社會中。它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挖了內地法治的牆腳。內地圍繞它開展調查，不僅「理」站得住腳，也是符合中國法律的。

由於「銅鑼灣書店」「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挖了內地法治的牆腳」，按照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原則，涉事人物自然需被拘捕，並予以嚴懲。

有人在此或會提出：「根據《基本法》，即使港人在香港從事危害中共統治的活動，中共的執法人員亦沒有資格在香港執法。否則，《基本法》將被違反，『一國兩制』即蕩然無存」。對此，中共其實有回應。

＜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這樣一段文字：

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港人也享有港式言論自由。但在「兩制」的同時，香港與內地還首先同屬「一國」，香港不能是敵對勢力從事顛覆國家政治制度活動的特殊基地。香港極端反對派極力將「兩制」說成是無條件的......從這樣的錯誤認識出發，激進反對派試圖把「言論自由」等打造成對抗中央的極端工具。

「一國」凌駕於「兩制」，這是中共的立場，絲毫不能退讓。《基本法》無疑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能夠在港執法」。然而，《基本法》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的，黨和國家的安全穩定才是至高無上、不可撼動。如是者，在非常時期，稍為踐踏《基本法》的底線，根本沒有什麼問題。況且，疑似公安並未被證實為真正的公安，「一國兩制」怎會蕩然無存？

＜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如果是內地警員去香港對李波採取強制行動，把他「五花大綁」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那肯定不行。然而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有一點很重要，香港法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是對抗的關係，前者不是用來掩護一些人或機構危害國家安全的專門制度安排......

香港熱衷反對派政治的人還是要搞清「一國兩制」的實質含義，不應幻想「兩制」高於「一國」，認為在香港怎麼搞危害內地和國家的行動都沒事......

中共在這裡基本上已經承認是公安擄走李波，只不過未曾用上「『五花大綁』塞進警車帶過檢查站」而已，加上公安的身份無法被證實 (港共亦不敢證實)，「一國兩制」當然毫無問題。故此，中共自信是次做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緊接的兩段則開宗明義指出「兩制」、《基本法》、香港法律並非不可撼動。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兩制」、《基本法》、香港法律在必要時應該讓路。

關於李波日後能否回港，＜港書商親筆信讓「綁架」謠言不攻自破＞有：

......李波早晚是要回到香港的......

＜香港書商配合調查真是被炒作歪了＞有：

......看來只能等李波出來回到香港後，由他本人對香港媒體說了。

估計被放還的可能性很大。

不過，「由他本人對香港媒體說了」一句，李波似乎將被脅迫召開記者招待會，好好打發大家一番，繼而令大家如常酣睡在夢中。

倘若上述分析無誤，吳亮星的「五條『書局友』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捕」明顯不符合中共的調子。一心護主，卻不跟隨主子的步伐，這是「保皇派」的死穴，難怪吳亮星翌日馬上急忙道歉。

被擄北去，將成常態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被疑似公安人士帶返內地，這是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新常態。

所謂「依法治國」，從來不是西方英美式的「法治」，而接近於戰國晚期由法家提出的「法管」。習近平訪英，在國會上援引韓非的話：「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此乃最有力的證明。配合毛澤東「百代猶行秦法政」，今天不少港人對公安的作為感到驚訝，其實驚訝更多是出於對中共的無知。

法家認為，「法」是統治者維護自身權威、有效控制人民的工具，背後必帶有賞、罰「二柄」，軟硬兼施促使人民就範，不敢反抗。李波意圖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新書，變相是抹黑當今統治者，動搖其權威。執法公安自然要用盡一切方法，對叛逆者予以懲處，否則「依法治國」豈不是淪為一句空話？

港人認為，《基本法》規定，只有香港執法人員能在港執法。故此，中共的作為明顯違反《基本法》。可是，疑似公安的人士已被證明為真正的公安？沒有。退一步，即使真的出自公安之手，難道事事奉迎中共的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會真心誠意進行調查，並將結果告知廣大市民嗎？只怕到頭來又是敷衍塞責，隨便安排當事人召開記者招待會便草草了事。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此事解釋給國際社會知道《基本法》已經被違反。不過，中共就是看穿國際社會不會協助香港人，極其量只會作出道義上的聲援。

誰造成今天香港的困局？主張「建設民主中國」的人固然有責任，但香港人自己呢？撇開默許 97 主權移交不談，李波被擄的消息傳出前，大家不是聚精會神批判港女崇拜高富帥嗎？不是為著林海峰的《我是廣東歌手》而感動落淚、蔚然歎曰：「香港樂壇有希望啦」？

2016 是香港政治極為嚴峻的一年，要打破當前困局，首先還是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

首位華人議員

1880 年，港督軒尼詩委任華人伍廷芳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這是香港歷史發展一大轉折。

開埠初期立法局的職能與組成

香港開埠後，設有立法局 (最初稱為定例局)。根據《英皇制誥》，立法局的職能為「制定及通過為維持香港的和平、秩序及良好管治......而不時需要的所有法律及條例」。劉蜀永等人則指出，「立法局的任務是協助港督制訂法律和管理政府的財政開支」。

立法局制訂的法律，通稱「條例」(ordinances)。一項法案往往需要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經過「三讀」才能完成立法程序。

立法局由「當然議員」、「委任官守議員」組成。「當然議員」包括港督、駐港英軍司令、首席裁判司三人。「委任官守議員」主要由政府官員出任。1843 年，第一屆立法局誕生，成員分別有：砵甸乍、莊士敦、摩理臣、威廉‧堅。

鑒於首兩任港督與英籍商人關係惡劣，文咸上任後，增設「非官守議員」，以「行政吸納」的手段，將民間的反對力量消融於建制之中。首兩名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是「怡和洋行」總經理大衛‧渣甸、「哲美森洋行」老闆約瑟‧艾德格。「非官守議員」的設置，增加了立法局的組成部分，洋行大班不時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官商一體」因而成為香港政治的常態。

又立法局帶有強烈的「行政主導」色彩。港督長期兼任立法局主席，對所有法案、議案有最終否決權。《皇室訓令》進一步規定，投票表決時，港督除了擁有自身的一票，在贊成票與反對票的數目相等時，其有權再投下決定性的一票 (casting vote)。由於港督對法律的制訂擁有決定性影響，此變相暗示立法局並不擁有完足的權力 (黃毓民認為，「三權分立」從未在香港出現，香港只有「司法獨立」，實屬準確)。

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一直被排拒在立法局大門之外。1855 年，港督寶靈嘗試提出溫和改革方案，建議部份「非官守議員」由選舉產生，候選者必須是英國人，但華人可以享有選舉權，前提是：他們每年向政府交租稅 10 英鎊，且擁有固定資產。不過，有關方案仍然被英國政府拒絕，立法局始終沒有代表華人的聲音。

伍廷芳的早年經歷

伍廷芳 (1842 年 7 月 9 日 - 1922 年 6 月 23 日)，本名敘，字文爵，又名才，號秩庸，筆名觀渡廬，廣東新會縣人。他在英屬馬六甲峇都安南出生，三歲隨父親返回廣州芳村定居，並在此讀書。十三歲前往香港求學，入讀「聖保羅書院」，畢業後擔任高等審判廳翻譯，時為 1861 年。

從事翻譯工作之餘，伍廷芳亦積極辦報，先後協助《中外新報》、《香港華字報》的出版。1864 年，他與牧師何福堂的女兒何妙齡成婚。1871 年，調任港府巡理署譯員。1874 年，伍廷芳偕同妻子，自費赴英國倫敦留學，在林肯律師學院 (英國四大法學院之一) 攻讀法律，三年後畢業，考獲博士學位和大律師資格。

於香港求學、辦報的一段經歷，無疑令伍廷芳對英國現代先進文明有著深刻的體會，中國大陸的內憂外患有著緊密的觀察。留英三年，他更習得一身法律知識、一口流利英語。如此了得的年青才俊，自然深受有識之士歡迎。清廷駐英公使郭嵩燾一度有意羅致伍廷芳。1877 年 3 月，伍廷芳離英奔喪，在船上認識了當時候任港督的軒尼詩。同年 5 月，他獲准在香港執業，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大律師。

被委任為「太平紳士」、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1870 年以後，香港華商的社會、經濟實力逐步上升，他們乘機在 1878 年提出參政訴求，希望港府允許華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

適值軒尼詩同情華人的處境，意圖透過若干改革令本地華人與歐籍人士享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基本自由、參與政府各項施政的權利，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英籍商人，於是在 1878 年 10 月 7 日發起集會，決議上書英國殖民地部，要求撤銷軒尼詩的港督職務，捍衛自身的特權。

正當軒尼詩坐困愁城，伍廷芳竟然聯同東華醫院總理梁鶴巢，號召在港華人反對「外籍人士攻擊港督」。他們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會議。期間，颱風襲港，但這並無損會議的進行，會議廳依然座無虛席，反應踴躍。在華人群起聲援下，軒尼詩終於逃過大難，未被撤職。

自此以後，軒尼詩深切明白到消弭種族歧視刻不容緩，對伍廷芳亦心存感激，另眼相看。他遂於 1878 年 12 月委任伍廷芳為首位華人「太平紳士」。1879 年，律政司因事返英，軒尼詩要求由伍廷芳署理這一職務，卻因遭到在港英籍人士的反對和施壓，被迫作罷。1880 年 1 月，軒尼詩趁立法局議員吉布 (H. B. Gibb) 請假返回英國養病，向殖民地大臣比奇 (M. H. Beach) 建議，讓伍廷芳暫時佔據立法局這一席位。比奇同意由伍廷芳暫時擔任立法局議員，直到吉布返港為止 (任期不超過三年)。伍廷芳因而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

結語

伍廷芳能夠成為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更多得益自軒尼詩個人的政治理念 (人人皆應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義務，華人亦不例外)、賞識和提拔，不代表當時的歐籍人士已然摒棄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心態。

伍廷芳以後，華人黃勝、何啟、韋玉相繼出任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議會內持續有一把代表華人社群的聲音，大大減少了港府與本地華人的磨擦，有效改善彼此之間的關係。

伍廷芳未幾因遭受嘉蘭威廉伯爵 (Richard Meade, 4th Earl of Clanwilliam) 多次冷落而心灰意冷，毅然決定北上發展。他卒之成為李鴻章的幕僚、清廷的駐美公使。「武昌起義」爆發，他更代表南方革命政府與清廷談判 (史稱「南北議和」)，為推翻清室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作出貢獻。

[主要參考資料]

1.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2. 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

3.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4.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5. 黃毓民，《比橡皮圖章更不堪 - 香港立法機關崩壞實錄》。

6. 佘義 (Geoffrey Robley Sayer)，Hong Kong 1862 - 1919：Years of Discretion。

2016 年中、港局勢的若干估算

今天是元旦日，筆者在此謹祝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回首 2015 年中、港兩地的發展形勢，2016 年很有可能是危機四伏的一年，北宋范仲淹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本文現在嘗試對 2016 年中、港兩地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一估算，以讓一眾有心人提前做好有關的心理準備。

中國大陸

如果有留意大陸過去一年的情況，局面實在令人憂慮。中共向來打「促進經濟，加高 GDP」的牌，但由保 7% 降低至保 6.5%，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狀況。配合內地 A 股時升時跌、人民幣盛傳貶值、中共意圖擴大內需市場而無法收效，大家想想，以前已經生產的東西應如何處理？請注意，這些東西要麼屬於侵權膺品，要麼帶有毒素、具危險性，卻無質素保證。正常買賣途徑不能將之輸出，唯一輸出的方式就是強迫他國接受。故此，如無意外，中共日後應該會實行殖民政策 (亞投行、「一帶一路」便是其中端倪)，甚至發動地區開戰 (即陳雲以往曾在節目「本土論壇」說的「放手向外一闖」)。

當然，礙於軍力不足，開戰沒有必勝把握，中共暫時不會輕舉妄動。可是，「產能過剩」的問題依然是存在的，未有被解決。尤其甚者，為了維持大國形象，中共一定會繼續推動 GDP 的增長，「產能過剩」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直至無法收拾的地步。有朝一日，GDP 增長再也無法持續，股市、人民幣又無起色，中共可以做些什麼？參照黨史，1958 - 1962 年「大飢荒」之後，毛澤東未幾即發動「文革」，全面展開階級鬥爭、思想文化鬥爭。而觀乎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用鬥爭轉移人民對經濟問題的關注，絕對有可能發生 (詳細可參考林和立＜五十年後文革捲土重來？＞)。

一旦出現鬥爭，中共勢必揭櫫「反貪」大旗，加上其刻意塑造涉嫌貪污人士 / 機構與外國勢力有關，「打貪」的另一面自然是「仇外」。中國民間一直有「仇富」心理，中共兩年多來不斷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火乘風勢，可以預料，中國很大機會重演「文革」，出現嚴重內鬥。倘若屆時中共軍力有所提升，更不排除在內鬥的同時向外開戰，反正有「抗美援朝」與「土改」、「三反五反」同步進行的先例。

香港

由習近平高度肯定工作表現、「老左派」吳康民轉軚支持，689 肯定會連任。因為有連任的把握，所以 689 才會漠視民意，堅決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

根據「六七暴動」經驗，中共出現內鬥，香港一定被波及。以往因得到英國的護蔭，英軍出動掃蕩左派分子，暴動過後積極協助重建，香港才可以起死回生。然而，今時今日，情況截然不同了。港共乃中共的傀儡政權，為 689 及其垃圾官僚體系所盤踞，沆瀣一氣！689 的鬥爭思維，將會煽動更多矛盾，這是無容置疑的，特別是年青、年長兩代，親中、戀殖兩批人之間的矛盾。而按照政府的口吻推斷，其似乎會傾向老年親中分子，嚴厲打壓年青戀殖人士。

社會陷入兩極，矛盾日益加深，「泛民」首先會因為死守親中、溫和立場而遭殃，面臨亡黨厄運，此亦是李怡先生替「泛民」憂心的原因。「離地中產」見立法會無人代表他們發出溫和抗爭的聲音，一是選擇移民他方，一是轉為投靠建制派。基於道德潔癖，移民人數應該會大幅上升。那時候，仍然留在香港的，不是接受中共，就是傾向「建國」。

受制於建制派、功能組別，即使本土 / 建國派於立法會選舉大勝，其依舊不能有什麼作為。唯一在議會可以做的，是預備搶咪、打架，鍛鍊體魄因此變得十分重要。「議會抗爭」不再有效，焦點轉移至「議會外抗爭」是理所當然。「議會外抗爭」莫過於佔領、堵路、前線衝擊。有了平定「雨傘革命」的經驗，估計 689 會重施故技，利用土共、藍絲搞破壞。而現時不少土共、藍絲實際上並未真正經歷過「六七暴動」，「老左派」又老的老，沉默的沉默。「六七暴動」的惡夢很有可能死灰復燃，只不過時移勢易，今次的受害者換成捍衛本土、懷念英治香港的年輕一代 (中共即時傾覆則另作別論)。

寄語港人

假設上述分析無誤，港人於 2016 年宜多做一些自救工作，包括：

(1) 維持與外國傳媒接觸，讓國際社會知道香港民族的處境是如何危險。

(2) 持有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的人，請盡快完成續領。擅於英文書寫的人，能向英國政府發信講述香港困境更佳。

(3) 多做運動、結交各方志同道合的友好，並開始展開對香港地形、戰略運用的研究。

(4) 持續參與、聲援各勇武抗爭行動。

孔子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願港人的努力不懈，終能奪回往昔的生存空間，這同時是筆者 2016 年對香港的一點期許。

689 連任，港人要小心

「老左派」吳康民一反以往批評的論調，認為「新左派」689「是連任特首的理想人選」。此固然不是基於什麼大徹大悟，而更多受脅於形勢，無奈轉軚。

毫無疑問，689 缺乏民望，管治手段拙劣，政治、民生議題皆不能妥善處理。可是，試觀習近平最近的反應，他依然肯定 689 的工作表現。這裡的「肯定」實際上包含以下三個意思：

(1) 肯定他能「不妥協，不流血」平定「雨傘革命」的大功績；

(2) 肯定他擁有毛澤東式的鬥爭思維；

(3) 肯定他能密切跟隨黨中央的步伐，預先對香港的「新本土主義」有所洞察，並予以警惕。

我們再回頭看 689 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苑」《香港民族論》、在答問大會上公然引述毛澤東的詩句「牢騷太盛防腸斷」、在「全民退保」諮詢文件中故意挑起年青人和老年人兩代的矛盾，凡此種種，根本不是偶然發生，而是 689 刻意做給中共看的！

適值習近平以「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自居。一連串「反貪防腐」行動，將「新四人幫」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等拉下馬，盡顯好鬥本色。加上強調「近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主張「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689 乘機投其所好，習總自然龍顏大悅，連番嘉許。

相比之下，「財爺」曾俊華雖然得到習近平主動上前握手，但由於沒有鬥爭意識與正面評價「本土」，注定失落下屆特首寶座，僅能勉強作為其中一位候選人。至於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其早已多次表明不會參選。吳康民現在要改撐「忌才」的 689，更可證明「老左派」人丁單薄，對下屆特首選舉無能為力。

既然 689 很大機會連任，而中共內部可能正在蘊釀另一場「文革」(前中共中央委員于幼軍在中山大學講課時呼籲，警惕文革重演。林和立、劉夢熊亦先後指出，現在習近平的作為有不少類近 1966 年「文革」爆發前夕)，香港人於 2016 年實在需要萬分小心，必要時用更激烈的抗爭手段捍衛自己家園，避免捲入漩渦。

大談本土，別有用心

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中共一連串殖民政策密不可分。清拆皇后碼頭、強推普教中、縱容走私水貨客、呼籲土生土長青年北上發展......凡此種種，俱令港人產生「家園正被瓦解」的覺悟，繼而對中共極度厭惡 (甚至痛恨)，並希望盡一己之力挽救危城於不墮，建立一個真正由人民自主的政府。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提出「本土、民主、反共」三大綱領，年輕學者方志恒主張「當下香港人必須建構論述，重認我城的自治傳統......在『天朝中國』下力爭我城應有的自治權」，這些皆可被視為本土意識的核心內容。

然而，「財爺」曾俊華在 12 月 27 日發表的網誌＜喇沙與我＞中談論本土意識說：

每當我置身舊生圈子，無論是叫口號或者唱校歌，都令我覺得喇沙仔對學校那股近乎狂熱的歸屬感，和近年流行的所謂「本土」意識有着不少共通之處，兩者都是對本身的身份、傳統和文化，有着強烈的感情和自豪感，這種情感，大至國家民族，小至一間學校，都會存在......我相信這一種感情和自豪感，同時存在於所有香港人之中......

對於「反共」、「港中區隔」隻字不提。本土意識淪為一種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性質同於對就讀學校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如此理解之下，難怪青年民建聯也聲稱要在立場上「諗得再本土啲」。

他又說：

我們對香港深厚的情感，同樣可以團結成一股正面、具建設性的力量，推動香港變得更好，讓香港整體都能夠得益，而絕對不止於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此變相批評現今的本土意識表現為「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可是，敢問「財爺」，為什麼本土意識會與保護主義掛勾？「封閉式的、消極的、具破壞性的」又如何界定？

說到底，「財爺」依然無視中共殖民，覺得香港年青一代是害怕競爭，拿「捍衛本土」作護身符，加上踢篋、惹得小朋友哭泣，表現還不夠消極、具破壞性？一貫「離地中產」口吻，這是他最大的致命傷。

「財爺」所說的本土意識不是真正的本土意識，忠實的本土派支持者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來。他的話更多是說給以下三類人士聽：

(1) 傾向支持本土理念，但不太了解箇中內容的人；

(2) 泛民、建制的支持者；

(3) 中共，

旨在：

(a) 增加自己的民望，為日後參選特首締造有利條件；

(b) 將「本土」進一步普及，令現時的本土派被標籤成本土意識的「不健康體現」，再而被邊緣化；

(c) 勸導中共不必以強硬手段打壓本土意識的興起，以免殺錯良民，激起更大的民憤。

基於 (1)、(2) 類人士佔香港整體人口的大多數，「財爺」的盤算，可謂既能成一己之私，又能成中共之私！

只可惜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樊鵬昨天 (12 月 28 日) 在《環球時報》撰有＜警惕香港「新本土主義」＞一文，配合習近平早前說「『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689 近日呼籲商界不要捐錢給大學 (大學乃本土意識最澎湃的地方)，「財爺」的努力，只怕賠了夫人又折兵，不被中共算賬已是萬幸。

不過，可以肯定一點，由「財爺」大談本土，到中共連番打壓，香港的本土意識確實漸成氣候了。

休兵和解，不易實現

李怡先生昨天 (12 月 26 日) 撰文促請「泛民」與本土派相互「休兵」，立心是良善的，卻不易實現，原因是：兩派之間的矛盾，除了涉及私人恩怨、抗爭手法的不同，更含有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

「泛民」不少骨幹成員，如「民主黨」的何俊仁、「工黨」的李卓人，同時是「支聯會」主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搞手。他們仍然相信香港人有責任為大陸同胞爭取民主，中港區隔只是臨時手段，中港兩地實現民主化才是最終目標。李柱銘對此說得最清楚：「現在，你們打的這場仗 (案：指「佔中」)，不是為香港自己打的，你們是為十三億人民打的！」(引錄自去年罷課集會上的發言)。

黃毓民卻於 2012 年「人民力量」的選舉造勢大會上高呼：「如果要我承認共産黨一黨專政，才算是中國人，我寧願不做中國人！我是香港人！」。2013 年 1 月 29 日在中大逸夫書院的演講中，毓民再次以「窮則獨善其身」為題，重申香港人沒有責任為大陸爭取民主，要爭取民主必然是爭取屬於香港的民主。另一本土派領袖陳雲則在著作《香港城邦論》中主張，「中港區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應該由臨時狀態演變成常態。

凡此種種，俱在論說上與「泛民」處於敵對狀態，只能捨此取彼，無法相互磨合。兩派南轅北轍，分開無疑對雙方更有利 (至少可明朗化各自的立場，「泛民」極力爭取愛國民主人士支持，本土派則爭取年輕獨立青年、中老年反共人士支持)，勉強合作只會催生無數紛爭。

又「泛民」中的「社民連」篤信「社會民主主義」，著重消弭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始終不知道，不談「香港人優先」，自己努力爭取的，只會淪為大陸人的嫁衣裳，受益的始終不是香港本地人。理論上，他們本來可以過渡成為本土派，但礙於盲信「大陸人是弱勢社群」、「大陸人和香港人都是人，雙方應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他們不願調整自己的步伐，甚至帶頭譴責、詆毀，結果是與「泛民」同流合污，變相為大陸人爭取權益，壓迫香港人。本土派旨在守護自己的主場，捍衛自己的權益，「社民連」的做法，猶如助長中共殖民香港人，合作、諒解自然無從談起！

至於「人民力量」，蕭若元、陳偉業等人皆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見利忘義，加上有「篤灰」(向黑警告密) 前科，休兵？何處言休？

「團結就是力量」，大家固然明白，誰喜歡互相敵視、追擊？但當彼此政見迥異、立場截然不同，或許自立門戶、各據山頭更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