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軍發難，促成革命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帝王統治，開啟了共和憲政的新時代。對於這次革命能夠成功進行，各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歸功於袁世凱，有人向孫中山致敬。然而，有一個重要關節卻經常為大家所忽略：「湖北新軍」的發難。

中國向來推崇「學而優則仕」，而確保「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則是科舉考試。可惜自光緒親政後，採用康有為、梁啟超推行「戊戌變法」，廢科舉，辦「京師大學堂」。年青人讀書出仕之路絕，於是只好「另闢蹊徑」。適逢日本於 1894 - 95 年大敗清廷北洋水師、1905 年擊潰俄國，中國年青一代紛紛仰慕東洋的現代化軍事，在清廷銳意建立新式陸軍配合下，年青人得被保送至日本的軍校學習基本的軍事知識，以及進行軍事實習。「湖北新軍」的出現，很大程度上緊扣這個大背景。我們甚至可以說，「湖北新軍」是清末一系列變法措施的產物。

年青人留日期間，經常受到革命黨人的遊說，繼而認同革命理念，甚至加入革命黨。當時在日本從事這類「穿針引線」的工作者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 諸君。

「同盟會」於 1905 年在東京成立，由興中會 (以孫中山為首，來自廣東)、華興會 (以黃興、宋教仁為首，來自湖南長沙)、光復會 (以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為代表，活躍於上海一帶) 等多個革命團體組合而成。著名的「七女湖起義」、「鎮南關起義」、「黃花崗起義」等，都是「同盟會」直接發動，卻無一成功，理由是：參與革命的人大多來自三合會，唯利是尚，且未曾接受正規的軍事訓練。革命黨人由此明白「要令革命成功，新軍支持實屬關鍵」的道理。

已受「同盟會」洗禮的年青軍士，後來獲清廷委派至各個地方，建立所謂「新軍」。其中一部份進入湖北，成為「湖北新軍」。「保路風潮」爆發，清廷急調湖北舊有軍隊入四川平亂，造成湖北地區防守空虛。「湖北新軍」於是乘機發難，決定在 10 月 16 日起義。不料漢口俄租界發生炸彈爆炸事件，革命黨人名冊被盡數搜出，致使湖廣總督瑞澂瘋狂逮捕革命黨人。「湖北新軍」遂提早在 10 月 10 日響起第一槍，為「辛亥革命」揭開序幕。

「辛亥革命」未幾演變成南方各省相繼獨立，這是清末立憲派的功勞。至於革命能順利推翻滿清統治，袁世凱的陣前倒戈亦出力不少。不過，話雖如此，欠缺「湖北新軍」的搶先發難，「辛亥革命」只怕沒有出現的可能，更遑論可激起千重波浪了。

敵人反對我贊成 - 必須旗幟鮮明高舉「去中國化」

共匪陳佐洱大言不慚，疾言厲色，批評香港「去殖民化」不力、「去中國化」熾盛，稍有民族氣節之人，聽後無不氣憤難平，鬱結難紓！

遙想去年「雨傘革命」，港人風餐露宿，高舉「我要真普選」橫額，無非希望中共兌現承諾，給予港人真正的選擇，組織徹底代表香港人的政府。奈何中共一律誣之以「外國勢力介入」，對佔領人士予以嚴厲打壓。夏慤催淚、旺角血戰、龍和道慘敗，凡此種種，俱是血的記憶！也是血的教訓！皇家警察的聲譽掃地了，港人的民主中國幻滅了，亡港的切膚之痛來臨了，「香港民族」於焉而生，卻是出於逼不得已。陳匪今天不問情由，將龍獅旗在香江飄揚歸罪於香港的教育工作者，這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天朝宗主心態作遂，既是可憐，又是可悲。

港人對前殖民宗主英國向無懷念之心。天祐吾皇，港人不懂誦唱；彭督離港，港人未予阻止。零八京奧期間，懾於北京開幕式的宏偉壯觀、中國運動員的優秀表現，港人竟有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者。所謂一葉知秋，「去殖民化」不力，只怕更多是陳匪錯判，殊非實情。再者，本土抗爭者言必稱「華夏」。一時「無愧於子孫後代」，一時「對得住天地良心」，念茲在茲，皆在弘揚傳統文化。「去中國化」在此何嘗成立？

毛澤東嘗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陳匪既然如此畏怕「去中國化」，抗爭者不妨從現在起，對「去中國化」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讀書會講、辦示威遊行講、進行電子公投講。龍獅香港旗則照舊揮舞，必要時佔據球場內的紅海。

面對共官的冥頑不靈，反覆指罵、譴責注定徒然，迎頭痛擊才是道理！

中西薈萃

東華醫院採用現代西方的管理模式經營，卻有效地保存了不少中國傳統特色。

現代西式的管理

A. 提供住院服務

東華醫院是一所中醫醫院。根據以往的慣例，中醫醫師只會提供門診或上門應診服務，病人需要另覓居所休養。可是，東華醫院提供院舍給病人居住，且設有三位駐院醫師專門負責診症。這是來自西方的現代概念，帶有強烈的以病人為本的色彩。

B. 引進董事局選舉

東華醫院每年都會辦董事局選舉。選舉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並非胡亂進行。據說只有街坊領袖、捐款多於港幣十元的華人可以在董事局選舉中投票。各大商會和行業公會亦會發動會員參與。新任總理需與東華員工按章程宣誓，且確保醫院的賬目具有清晰的透明度，運作受章程規限。

C. 偏重商人

中國傳統「四民社會」強調「士、農、工、商」，將商人的社會地位放至最低。然而，東華醫院的管理層多由商人組成，與西方的重「商」傳統更為貼近。

董事局選舉期間，實際的競爭只會在各商會及行業公會中發生，因各商會及行業公會才擁有新任總理的提名權。另外，大額捐獻的商戶甚至擁有額外提名權。基於「獲得提名者大多數能夠順利當選成為總理」，東華醫院的總理於是全為商人，無一例外。

又東華醫院的董事局通常有五位買辦、兩位南北行商人、一位公白行鴉片商、一位從事美國兌匯貿易的金山莊商人、一位米商和一位布商，醫院事務則主要由洋行買辦、南北行商人定奪。這些皆是東華醫院重視商人的表現。

中國傳統的保留

a. 中醫中藥

和香港開埠初期成立的醫院不同，東華醫院的一大特色是：堅持使用中醫中藥。

這一方面令華人敢於前往醫院求診 (華人心理上傾向相信中醫多於西醫)，改善了華人的生活；一方面確保中醫得以在香港傳揚、發展，不致斷絕。

b. 尊重富有名望、資歷較深者

東華醫院於總理之外設有協理、值理，負責組織常務委員會以管理醫院的日常運作。協理主要由經驗豐富、具有社會威望的總理出任，值理則由華人團體擔任。

值得一提的是，東華醫院同時批准已經卸任的總理繼續保留決策的權力。

c. 依賴捐款、租金，實行自付盈虧

中國傳統的地主往往透過購置田產以賺取租金。至於非牟利的慈善、教育機構，則憑藉大眾的慷慨捐輸來勉強經營。

由於東華醫院在創建初期得不到政府資助以維持日常運作，其於是需要自行開闢財源，所謂「自付盈虧」。大概而言，當時「開源」不外採取以下途徑：

(1) 由華人社會各界 (特別是各商會及行業公會) 提供捐款，作為醫院的經費。

(2) 購置物業，以所得租金支持醫院的營運。

兩者皆是源自中國傳統。

有關 (1)，部份行業公會更會使用威嚇手段 (如拒做生意) 迫使會員捐款。而會員為了顧全面子，往往順應公會的要求。華人「強撐門面」、「愛面子」等陋習，變相因此被保存。

結語

東華醫院之所以能持續運作，關鍵在於：它大膽引進及採用現代西方的「醫院」概念、管理模式和重「商」價值觀，以促進本地華人的福祉。若要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則我們不妨表述如下：

I. 目的 - 促進本地華人的福祉；

II. 手段 - 引進及採用現代西方的「醫院」概念、管理模式和重「商」價值觀；

III. 副作用 (side effect) - 華人傳統文化及其民族性的保存。

今天不少抗爭者只知以「復興華夏」為拯救香港的靈丹妙藥。重新審視東華醫院過去的一番經營，委實教人唏噓！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論曾鈺成＜無分優劣＞背後的含意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佈 25 周年研討會上提到：

1. 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2. 特首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起着連結的樞紐作用。

3. 「三權分立」制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頂多只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而不可能完全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因「三權分立」只是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

張曉明的言論甫出街，泛民主派梁家傑、李柱銘紛紛表示不滿 (梁家傑質疑張曉明的講法令梁振英變相成為封建皇帝，不受任何節制。李柱銘則堅持香港實行普通法，體現著「三權分立」)，但大多無關宏旨。反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今天 (9 月 17 日) 發表的文章＜無分優劣＞卻對張曉明的言論作出了一個婉轉而有力的回應。有趣的是，曾鈺成這篇短文的「弦外之音」，竟與 689 在 3 月發表的一番言論不謀而合！

以下我們先考察張曉明的言論。

1 和 2 是「挺梁」的宣示，也是對香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強調。至於 3，則是借助一個事實的陳述 (香港只有司法獨立，沒有「三權分立」)，用以打擊當下越演越烈的「港獨」思潮，其背後的邏輯是：「三權分立」是擁有完整權力的主權國家的政治體制。而香港不是實行「三權分立」。所以，香港只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曾鈺成的＜無分優劣＞表面上是闡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並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條件」、「不論是否『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都可以有效實現行政主導」，實際上卻有一些「弦外之音」：

A. 即使沒有「三權分立」，不代表香港無法成為民主國家。

曾鈺成以英國的「議會制」作為「欠缺『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美國的「總統制」作為「體現『三權分立』元素的民主制」的例子。順張曉明的講法推敲，他只是認為香港走不到美國「總統制」的道路 (因他反對香港有「三權分立」)，卻未有斷定香港走不到英國「議會制」的道路。曾鈺成在此其實想暗示：港人要爭取民主，就要實現英國式的民主，且在香港全面推行「議會制」。屆時，香港即可成為和英國一樣的民主國家。

B. 成為民主國家後，香港仍可維持有效的行政主導。

對於 1 和 2，曾鈺成基本上是同意的。可是，他不認為香港一旦成為民主國家 (不論是採取「議會制」還是「總統制」)，行政主導的傳統就會消失。他因此著力解釋英、美政制如何能有效維持行政主導。

在承認中共擁有香港主權的前提下，竭力爭取香港實現英式「議會制」，建立一個類近民主國家的規模，這似乎是曾鈺成心底裡的願望。

無獨有偶，689 於本年度 3 月 26 日舉行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曾經衝口而出：「英國國會議員可以同立法會議員類比，英國國會議員唔能夠同特首類比，行政長官只能夠同英國首相類比」。曾、梁二人鬥爭不斷，對香港未來政制的看法卻出奇地一致，這是異常弔詭的。

不要「政治明星」，爭取獨立自主

「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於 9 月 14 日以「個人身份」與「社民連」黃浩銘、吳文遠 (俗稱「左膠」) 一同站台，引發軒然大波。「本土派」支持者群起而攻之，紛紛指責黃台仰「變質」、「膠化」(《聚言時報》和面書是主要戰場)。更為嚴重的批評是：一直正面鼓勵「本土派」青年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竟被痛斥「誤導支持者錯信不可靠的黃台仰」。黃毓民創辦的網台 MyRadio 甚至被質疑只是另一個「大台」。筆者無意於此多作評論。然而，這件事卻帶出了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港人對「政治明星」的過分相信和依賴。

政治事務本來不應該由一部份人代理，而應該由全民參與。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因此採取直接民權理念，以確保人民能夠直接行使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只可惜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發展代議政制，要求全體市民選出若干人士作為政治代理人，協助處理地區事務，以及就著政府施政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和批評。這些人士通常具有若干知名度，出身自社運的活躍分子 / 電台、電視節目主持。港人熟悉的司徒華、劉慧卿等，便是據此躋身政壇。而隨著時日的推移，憑此渠道以進入政圈的人漸多，大班 (即鄭經翰)、毓民皆在 2004 - 2006 年加入立法會。二人俱是政治代理人自不待言。

政治代理人普遍具有一定的群眾支持。而為了在選舉中吸納更多的選票，正氣形象的塑造、公開演說的出眾、具體政績的展示當然少不了。久而久之，市民慢慢將這些代理人視作自己的代表，信賴他們的一言一行，繼而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持 (如替司徒華購買揮春、捐款給普羅政治學苑等)。這些代理人獲得越來越多支持者擁戴，且能在主流傳媒長期曝光，其於是與娛樂圈的明星沒有兩樣，而可被稱為「政治明星」。

在天下承平的日子，「政治明星」的存在確實為枯燥乏味的新聞資訊添上一些趣味，誰不喜歡看毓民當年痛罵董建華和曾蔭權、長毛梁國雄批評司徒華「癌症上腦」？可是，當社會處於革命 / 暴動的邊緣，示威、遊行、口誅筆伐皆變得軟弱無力，「政治明星」便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取而代之是真正的行動者 - 暴徒 / 革命黨人。「政治明星」在這一刻需要做的，是退下火線，並用其影響力聲援值得支持的一方，卻不是用種種方式另造年輕新星。至於年青人借革命 / 暴動爭取知名度、曝光率，繼而口誅筆伐，對政府施政冷嘲熱諷，以吸引大眾支持、投票，這些人其實對改變社會現狀並無助益，純粹出於一己之愚昧無知 / 虛榮心，該被摒棄。

筆者不敢斷定黃台仰是否投機分子，一心只想成為新一代「政治明星」。而觀乎毓民過去的言論，他亦似乎有意退下來，MyRadio 只是一個讓不同年青人發聲的網上電台而已。可是，由「本土派」支持者鋪天蓋地的攻擊看來，他們彷彿認定，現今的香港人 (包括抗爭人士) 仍然對「政治明星」存有過度的信賴。而筆者覺得他們這個認定未嘗沒有根據。

與其批評黃台仰、責難黃毓民，不如從根本處解決問題：打破港人對「政治明星」的崇信，倡議獨立自主，勿受人惑。胡適曾經說過：

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當全體香港人皆能做到自作主宰，筆者相信，民主的國度必將臨近。

復華興漢，俱屬不必

近日，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與「城邦派」「國師」陳雲掀起罵戰。其中一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香港應該復興『華夏文化』？還是復興『漢文化』？」。何氏傾向後者，反對使用「華夏」一詞，卻遭到陳雲及其信徒猛烈的批評。事件觸發「本土派」進一步分裂，內鬥不斷。

姑勿論雙方誰對誰錯，更為關鍵的是，我們應該了解，在客觀學理的層面上，「華夏文化」、「漢文化」的確實內容究竟意指什麼。當然，陳雲可以有一套對「華夏文化」的理解，何氏亦可有自己一套對「漢文化」的理解。可是，理解歸理解，理解是可以出錯的。如何判斷一套理解有否出錯？最後還是需要回到歷史、哲學的研討上。明代朱子學者羅整菴曾經說過：「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這番發人深省的說話，置於今天評議何、陳之爭，其實仍然適用。

本文將嘗試簡單疏理「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指出今天香港的抗爭者實在不必要刻意高舉這兩套文化。

「華夏文化」淺析

要了解何謂「華夏文化」，我們可以參考以下一些資料：

(1)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2) 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周書‧武成》疏)

(3)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1) 清楚告訴我們，「華」是指衣服、典章之華麗漂亮，「夏」則是形容禮制儀節之寬大氣派。至於 (2)，「華夏謂中國也」一句說明「中國」是「華夏」的通稱。諸侯倘能穿上華服行帶有氣派的禮，其自然是「中國」的化身，故 (3) 中孔子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相反，諸侯穿上毫無美感的服飾行有失氣度的禮，其即不是「中國」的化身，孔子稱之為「夷」，與「中國」對揚。

當然，有人或會問：「帶有寬大氣派的禮是指什麼禮？寬大氣派從何而來？」。對此，孔子其實有回答：

(4)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

(5)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

(6)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里仁》)

(4) 反映孔子一直以「周」作為其政治理想的投射。(5) 則表露孔子以周公作為效法的對象。他眼中的「禮」，亦即帶有氣派的華夏之禮，自然是周禮 (至少有周禮的元素)。而周禮之所以帶有氣派，原因在於 (6)：它以「仁」為本。「仁」即人真誠無妄的情感。

綜合而言，所謂「華夏文化」，實際上是一套成型於周代、重視人與人之間用恰當的方式 (穿上華美的衣服，行沿革自夏、商、周的禮儀) 進行真摯的情感交流的文化。今天香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穿上華服、向親友拱手祝賀、全家一起吃開年飯，這些皆是「華夏文化」的體現。

略談「漢文化」

和「華夏文化」不同，「漢文化」成型於西漢，這是「天下定於一尊」的大一統時代。

天子權力的至高無上，致使讀書人的治國主張無法獲得採納，且動輒得咎。董仲舒於是利用「天降災異」、「天人感應」等怪力亂神之說，威嚇漢武帝聽取自己的意見。後來，這些想法逐漸演變成「五德終始」的迷信之說，王莽遂據「漢德已衰，新聖將興」篡位自立。

神秘色彩濃厚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對「天」的高度敬畏，與「華夏文化」重視「人」的真情流露，顯然有著根本的差別。

又「漢文化」同時著重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這由《春秋繁露》中有出自《韩非子‧忠孝篇》的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可見一斑。

抗爭不必高舉「華夏」與「漢」

有關「華夏文化」與「漢文化」在學理上的分歧，上文已經扼要交代。陳雲、何氏所言是否「貨真價實」？讀者大可自行判斷，不贅。

反而，一個問題必須為大家認真思考：「今天從事本土抗爭行動，真的非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不可嗎？」

倘若「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土壤是適合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茁壯成長，反對固屬不必。但問題是：「華夏文化」 / 「漢文化」有一些核心的內容，與民主普選制度、開放理性的公民社會、三權分立、自由市場......不相容，甚至針鋒相對。我們既然要用抗爭捍衛香港固有的制度和價值，為什麼還要高舉「華夏文化」 / 「漢文化」的大旗？

「華夏文化」的優點是重情，講求「謙遜」、「內斂」、「恭敬」，並對人 (包括統治者及其官僚) 真誠的信賴。然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互相制衡，背後正是建基於對統治者及其官僚的不信賴！又公民社會中立場鮮明的激辯，亦不講究個人情感、道德修養凌駕於事實理據，而是體現「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求真至上的態度。尤其重要的一點，「華夏文化」剝奪了人選擇放蕩不羈、憤世疾俗、逾越禮教的自由！難於表達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自閉症」患者將會遭受新社會誤解、遺棄。如此一個「烏托邦」，果真值得我們今天奮力爭取嗎？高舉「華夏文化」大旗有何益處？

至於「漢文化」，問題更大。「以天制君」某程度上是過去讀書人面對絕對君權，迫於無奈下所玩弄的小把戲。而這個把戲是很容易被拆穿的，《漢書‧董仲舒傳》有以下一段記載：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作為「始作俑者」的董仲舒因大談「天降災異」而險招殺身之禍，這正好反映「以天制君」的策略並不容易駕馭。今天我們要致力的，更多應該是爭取制度設計上的改變，以人民作為權力的源頭，即中山先生所言的「人民有權」，談災異、說鬼神或可作為民間傳說的一部份，但此不該是抗爭者用力的方向。

又將各家思想共冶一爐，容易造成強姦他人見解、騎劫他人立場的唯我獨尊，這亦不利於多元聲音的良性互動和溝通 (董仲舒將韓非思想結合儒門學說，即扭曲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當然，陳雲曾經在網台節目中表示，高舉「華夏文化」只是為了突顯香港人崇尚優秀、先進的文化。何氏對「漢文化」的闡述亦不見有怪力亂神、自以為是的地方。本文對「華夏文化」、「漢文化」的評議，未必適用於他們身上。可是，假如有學者打算認真把「華夏文化」 / 「漢文化」與當下本土抗爭結合，他們仍須正視本文所提出的種種詰難。

團防總局

團防局 (District Watch Committee) 的設立，既是港府「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現，也是日後東華醫院得以創建的觸媒。

成立始末

且說 1866 年初，坊間謠傳廣州人將計劃火燒和劫掠香港。適逢當時香港警隊貪污成風，紀律敗壞，以譚亞財、何亞錫為首的數名華人領袖，遂要求港督麥當奴批准成立一支更練團，以保障他們的個人財產。初時更練團全由華人自資組成，但隨著時日的推移，不少洋商亦要求華人更練來維持治安。麥當奴有見於華人領袖能透過成功的社區動員來分擔政府的職責、改善香港的治安，其於是在 1867 年決定將更練團納入官方體系，成立團防局。

管治利益的考慮

麥當奴對華人並不友善，且主張優待歐籍人士的種族隔離政策，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義」支持者。他之所以成立團防局，更多是出於管治利益的考慮。

高馬可有以下的描述，仔細刻劃麥當奴如何壓迫當時的華人：

箝制華人最厲害的港督，當數接替羅便臣的麥當奴......雖然他聲稱降低了罪案率，並減少香港囚犯數目，但他能這樣做是靠擴大警權，加強宵禁和大肆執行笞刑、絞刑和遞解出境 - 這些刑罰不但施用於被定罪的犯人，還施用於乞丐、麻瘋病人，以及「危險」和「可疑」人物。為舒緩香港監獄人滿之患，麥當奴在 1866 年推出解決方法 - 囚犯可以自願被打烙印或刺字，然後遞解出境，條件是他們要是潛回香港，就會被鞭笞並再次入牢服刑。

比起羅便臣，麥當奴更加相信在法律面前，歐籍人和華人不應平等。麥當奴推行更加廣泛的登記制度來管理華人。在 1866 年，他試圖管制所有進出維多利亞港的華人船舶。

只是礙於：

(1) 華人逐漸累積有大量的財富 (主要得自南下的華商)，且懂得自行組織以料理各種日常事務 (源於華商的結社傳統)，對港府的管治起著一定的抵抗作用。

(2) 港府當時經濟困窘，且無法依靠警隊全面維持社會治安。

麥當奴才迫不得已正視華人領袖的意見，並成立團防局 (麥當奴不以主觀立場左右管治利益的考慮，這正好反映英國人管治的高明之處)。

團防局的職能

團防局成立初期，主要負責中、上環周邊的更練及巡邏事務，以彌補警隊之不足。其須受總登記官 (Registrar General，職責包括：統籌日常的人口登記、管轄所有華人組織、協助港府與華人溝通，後來改名「華民政務司」) 監察。

成員方面，以華人為主，僅得 45 人。華人領袖則獲委任為團防局委員，負責日常的運作與管理。

「行政吸納」政治的體現

學者金耀基曾經指出，香港過去的政治模式是「行政吸納」政治。何謂「行政吸納」？簡單而言，即是透過某種方式將可能反對政府的力量吸納至建制之中，從而使政府的政策與民間有一定的配合，以鞏固政府的管治。

香港開埠初期，港督砵甸乍、戴維斯與在港英商經常鬧得不歡而散。文咸到任後，委任「渣甸洋行」大班大衛‧渣甸、哲美森洋行老闆約瑟‧艾德格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這是「行政吸納」政治的肇始。

下降至麥當奴，華人社群已慢慢取代英資財團成為對抗香港政府的民間力量。倘若更練團在民間進一步坐大、發展，這將對港府管治構成嚴重的威脅。麥當奴成立團防局，且委任華人領袖為團防局委員，正是要「反客為主」，將華人施予港府的壓力，轉化成有效減輕港府管治負擔的助力。同時，港府亦可借此改善與華人的關係，爭取華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

間接推動東院創建

團防局的成功，令麥當奴看出華人社群的潛力，對華人的自理能力尤其印象深刻。加上「大開賭禁」令他盡失歐籍人士及倫敦民間的支持。其於是趁「廣福義祠」醜聞，宣告接納梁鶴巢、陳瑞南等人的建議，批地撥款興建東華醫院，藉此拉攏華人社群以抗衡在港的歐籍人士。

結語

1891 年，總登記官駱克 (James Lockhart) 改組團防局，使之成為諮詢華人事務的主要架構。團防局自此被稱為「華人的行政局」。

直至 1941 年香港淪陷，團防局才在歷史上黯然消失。

[主要參考資料]

1. 徐承恩，＜英治中華的憂鬱 - 精英惡鬥史前史 (三之三)＞。

2. 鄺健銘，＜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收錄於方志恆主編，《香港革新論》。

3.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4.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香港簡史》(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5. 葉國華，《維港故事：獨掌難鳴》。

6. 周子峰，《圖解香港史 (遠古至一九四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