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庶人」對武惠妃及壽王李瑁不利？

早在開元三年 (公元 715 年)，李瑛已被立為皇太子，玄宗急切希望王皇后有子，更多是嫌棄李瑛母親的出身。李瑛生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母親出身卑微，成為李瑛一大污點，玄宗欲改易之而後快。加上武惠妃得寵後，「麗妃恩乃漸弛」，令李瑛更加惶恐。適值鄂王李瑤、光王李琚同因母親失愛而憂心忡忡，三人於是站在同一陣線。

武惠妃生子壽王李瑁，李瑁深得玄宗鍾愛，遠超諸子之上。李瑛等人看在眼裡，越覺不是味兒。從「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李瑛等只知自怨自艾，不懂設法扭轉劣勢，其非成功人物可知。武惠妃終於受女婿楊洄唆擺，以為太子結黨要加害她母子，向玄宗泣訴，玄宗聽畢，大為震怒，與宰相張九齡商議廢太子，張九齡反對，曰：「陛下三個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玄宗只好作罷，但經此一事，李瑛與武惠妃的矛盾顯然已變得尖銳。

李林甫代張九齡為中書令後，立場偏向武惠妃，打算勾結武氏以鞏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其不斷稱讚壽王瑁，令武惠妃相信兒子更適合當太子。楊洄又來慫恿，說李瑛兄弟三人圖謀不軌。武惠妃遂向玄宗進言，玄宗詢問李林甫意見，林甫回答：「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竟使宦官宣詔於宮中，廢李瑛等為庶人，未幾賜死。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何武惠妃今次的進言那麼有力量，足以令玄宗對太子等人動殺機？《舊唐書》未記箇中隱情，但《新唐書》有以下一段，或可解釋玄宗何以狠下心腸：

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瑛、瑤、琚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

據《新唐書》的說法，武惠妃向玄宗進言前，曾用詭計「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引誘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披甲帶兵闖入皇宮，玄宗聽到武惠妃進言，同時收到李瑛等武裝入宮的消息，誤信謀反真有其事，須知道政變在唐朝是嚴重事態，不是謀反者被整肅，就是皇帝遭軟禁，所以玄宗決定果斷廢三子為庶人，再斬草除根。不過，《新唐書》的講法存有一疑點，既然李瑛與武惠妃向來有矛盾，當武惠妃要求李瑛帶兵入宮，李瑛不可能全無警覺此乃一場請君入甕的騙局。即使李瑛未有覺察，鄂王、光王該知道勢色不對吧！何以都會犯相同錯誤？《通鑑考異》有

瑛等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元良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

不信披甲入宮真有其事，反而以為楊洄譖告李瑛等有意加害壽王李瑁，令玄宗下毒手。事實真相如何，至今仍是個謎。可是，「三庶人謀反事件」後，武惠妃「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她應該是作了虧心事，有份參與陷害李瑛等人。

李林甫屬意壽王李瑁做皇太子，玄宗卻採納宦官高力士「推長而立」的建議，立忠王李璵。忠王李璵即後來的唐肅宗李亨。

陳寅恪發現：

瑛乃玄宗初立之太子，其皇位繼承既已不能固定矣，至於此後所立之太子即後來繼位之肅宗，其皇位繼承權亦屢經動搖，若非乘安祿山叛亂之際擁兵自立為帝，則其果能終嗣皇位與否，殊未可知也……

……惟肅宗既立為皇太子之後，其皇位繼承權甚不固定，故乘安祿山叛亂玄宗倉卒幸蜀之際，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僅別開唐代內禪之又一新局，而李輔國因是為擁戴之元勳，遂特創後來閹寺擁戴或廢黜儲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按陳氏看法，李亨在安史亂期間至靈武即皇帝位，未有隨玄宗入蜀，純粹為自身利益考慮。他看見李瑛的前車之鑒，知道做太子不一定能當皇帝，甚至會不得好死，恰好安史亂提供一契機，他遂分兵北走，自取帝位。如斯看來，肅宗皇位繼承是否合法，頗值得疑問。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玄宗諸子傳》

2. 劉昫等，《舊唐書・李林甫傳》

3. 歐陽修等，《新唐書・十一宗諸子傳》

4. 歐陽修等，《新唐書・宦者上》

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6.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漢武帝對西域諸國的外交戰略

張騫欲促成漢朝與大月氏結盟，不得要領，逗留大夏國一年多，便沿著南山，從羌人控制的區域返國。「南山」即今昆侖山脈 (《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學》)，希望避開匈奴威脅，卻又為匈奴所得。直至軍臣單于去世，時任左谷蠡王、軍臣單于之弟伊稚斜發兵奪位，自立為單于，匈奴內部爆發王位繼承人紛爭，讓張騫一家及堂邑甘父有機可乘，逃亡返回漢朝。

軍臣單于在公元前 126 年 (西漢武帝元朔三年) 去世。史載張騫回程被俘後「留歲餘，單于死」，以「單于死」之年逆推一年多，張騫第二次被俘當在公元前 128 至 127 年間 (即元朔元年至二年)。而張騫在啟程返國前，曾在大夏國「留歲餘」，再往前逆推一年多，他抵達大夏國的時間應為公元前 129 至 128 年間 (即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據張倩儀《絲與絲路初邂逅：漢代通西域新說》:「年輕的武帝一登基就在建元三年 (前138年) 派張騫帶上一隊人馬西去聯絡大月氏」。從公元前 138 年出發，至公元前 126 年返回長安，前後頭尾正好大約十三年，與《史記》所載「去十三歲」的記錄完全吻合。而第一次被匈奴俘虜滯留，該為公元前 138 至 129 年間，與《史記》「留騫十餘歲」相符合。

張騫回國後，官拜太中大夫 (皇帝近臣 / 侍從，負責議論政事、向君主直諫或提出建言)，堂邑甘父為奉使君。《史記．大宛列傳》有以下一段，足證「鑿空」旅途艱險：

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原來堂邑甘父的角色是利用其出色射術，射殺動物給張騫一行人充饑。十三年過去，百餘人只有二人倖存歸國，箇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另外，張騫為人堅韌有毅力，胸襟廣闊，以誠實守信待人，令他深得西域諸國敬愛，漢朝能與西域建立良好外交關係，張騫的道德人格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張騫對漢武帝的報告，當時西域諸國狀況如下：

1. 以大宛國為分水嶺，在其西北有康居，康居西北有奄蔡。兩國風俗接近大月氏。康居有騎兵八九萬，鄰近大宛國，國小力弱，只能在月氏國、匈奴之間委曲求存。奄蔡有騎兵十餘萬。

2. 大月氏在大宛國西邊，南有大夏國，西是安息國，北則為康居。本來「隨畜移徙」，屬遊牧民族，與匈奴風俗亦同，有騎兵二十萬。被匈奴打敗後，月氏遺民向西越過大宛，擊敗大夏令其臣服，並在大夏重建王庭。安息接近農耕文化，當地人會耕田，種稻麥，釀蒲陶酒，有城邑，更有市集供商業活動進行，有車船給人民、商賈使用。安息西邊有條枝，人口眾多，耕田種稻。大夏國人口繁盛，「其兵弱，畏戰。善賈市」，軍事力量薄弱而商業興旺。東南是身毒國。

3. 大宛國在匈奴西南邊。有城郭房屋，當地人耕田，種稻麥，釀蒲陶酒。盛產汗血馬，人口數十萬，騎兵武備精良。東有于窴，盛產玉石。大宛東北則有烏孫，遊牧民族，與匈奴風俗相同。騎兵數萬，敢於作戰。以往臣服匈奴，及後發展勢力，有叛離匈奴之意。

張騫為漢武帝制訂具體外交策略，見《史記．大宛列傳》：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

扼要言之，對軍力薄弱、喜歡漢朝商品的定居國家如大夏等，與其建立良好商貿關係，利用經濟優勢 (貿易與賞賜) 進行文化滲透與政治懷柔。對機動性強、軍力龐大的遊牧大國如烏孫等，則利用財物和利益予以拉攏，令其向漢朝稱臣，成為牽制匈奴的軍事側翼。

漢武帝元朔六年 (公元前 123 年)，張騫以校尉身份跟從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由於久居匈奴，對當地地形環境非常熟悉，知道何處有生存資源，漢軍因此避免物資困乏，張騫因功封博望侯。「博望」取「博廣瞻望」之意，表彰他開通西域、貫通中西交通的卓越功績。

唐玄宗只立過一位皇后？

唐玄宗只立過一位皇后，儘管他後來寵愛武惠妃、楊貴妃，兩人只是「妃」而非「后」，武惠妃成為皇后，乃死後追封。那麼，玄宗唯一的皇后，有什麼特別的事跡？以下為大家娓娓道來。

皇后姓王，當李隆基尚為臨淄王，王氏已被納為妃。王氏父親王仁皎，「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長上果毅」相當於在禁軍服役的高級長官，正因為此，先天政變前夕，王氏得「預密謀，贊成大業」。可以說，李隆基扳倒太平公主，王仁皎是主要功臣之一。李隆基即皇帝位，王氏順理成章成為皇后，王仁皎則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王家都算一朝顯貴。

《舊唐書》筆鋒一轉講王皇后與兄長王守一行「符厭之事」，但王皇后既得玄宗寵愛，父親又立有大功，她何必行這麼一步？中間必發生了些事，令王皇后下此險棋。

《新唐書》記載較《舊唐書》詳盡：

……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厭勝……

扼要言之，王皇后未能懷孕，令玄宗不得不寵幸其他妃嬪，武惠妃於是被看上，成為玄宗新寵。這位武惠妃來頭不小，是武則天伯父武士讓孫子武攸止的女兒。王皇后覺得自己失寵，也可能有年老色衰的因素牽涉其中，遂於言語上詆毀武惠妃。她或許只在平日發些牢騷，未有直接在玄宗面前講武惠妃壞話，故史書有「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 (對下屬們素有恩惠，故沒人願意說她壞話)」。可是，在玄宗看來，他有意廢后，理由未必是不愛王氏獨愛武氏，而是為將來皇位繼承打算，他必須盡快後繼有人做太子 (《通鑑》有「密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玄宗確是為此而廢后，但謂「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則與《新唐書》「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的文脈不一致，至謂「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兩唐書無相關記載，今不取)。

玄宗與姜皎密議，從「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為皇太子，召暐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可知姜皎一直是玄宗心腹，有份參與唐隆、先天兩政變。惟此人口疏，廢后消息外泄，馬上招來李嶠舉報。《新唐書》未記箇中細節，獨《通鑑》有

嗣滕王嶠，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迕於道。

另《舊唐書》有

十年，坐漏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奏，敕中書門下究其狀。嶠，即王守一之妹夫；中書令張嘉貞希守一意，構成其罪，仍奏請先決杖配流嶺外。

雖語帶隱瞞，但可以確定姜皎泄密發生於開元十年 (公元 722 年)，而王皇后一邊旋即展開反擊，令姜皎被流放。

《通鑑》記

姜皎既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猶上豫不決者累歲。

玄宗猶豫不決，王皇后在後宮得民心是一個原因，見《通鑑》「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另一個原因是王氏父女畢竟與他共過患難，《新唐書》有一段記載：

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

原來李隆基一家仍被幽禁時，有一次李隆基過生日，想吃湯餅 (麵條)，王仁皎不惜拿衣服換麵粉，為李隆基做生日湯餅。李隆基是念舊情的人，「憫然動容」絕非矯情偽裝。惟事情發展至王皇后和兄長王守一行「符厭之事」，此乃觸及唐朝後宮的大忌，高宗廢后王氏，不是因「求巫祝厭勝」被廢嗎？武則天險些被廢，亦因經常與道士往來。儘管王皇后一心只想為玄宗誕下麟兒，兼得享當年則天皇后「天后」的地位 (即獲玄宗專寵)，這卻為她惹來大禍。開元十二年 (公元 724 年) 秋七月己卯，王皇后被廢為庶人，別院安置。其兄長王守一被賜死。同年十月，王氏鬱鬱而終。

欲知王守一為人，可參考「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王皇后顯然錯信兄長。玄宗雖然廢后，但他仍下詔以一品禮葬王氏於無相寺，他也從此不再立皇后，其對事件感後悔，是無容置疑的。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2. 劉昫等，《舊唐書・王仁皎傳》

3. 劉昫等，《舊唐書・王守一傳》

4. 劉昫等，《舊唐書・張暐傳》

5. 劉昫等，《舊唐書・王琚傳》

6. 劉昫等，《舊唐書・姜皎傳》

7. 歐陽修等，《新唐書・后妃上》

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二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戰略用意與歷史結果

張騫在《史記》無傳，事蹟載於《大宛列傳》，「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漢中」位於陝西省西南部。太皇太后竇氏建元六年去世，則張騫在竇氏生前已入朝為郎官。郎官相當於皇帝身邊的侍從官，負責守衛宮殿門戶、隨行車騎及備受顧問，官階不高，卻與皇帝關係密切。漢武帝欲主動出擊匈奴，聞大月氏與其有仇，特別招募使者出使絕域，張騫以郎官身份應募，與堂邑氏奴甘父 (《史記索隱》解釋「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 一同離開隴西。

大月氏與匈奴的仇怨，見司馬遷以下記載：

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

冒頓單于治下的匈奴帝國，積極向西擴展，致使月氏國多次被打敗。冒頓死後，其兒子老上單于殺掉月氏國王，並把國王首級割下帶返匈奴，用他的頭蓋骨作酒器。月氏國民無奈西遷，對匈奴心懷怨恨，卻苦無盟友，漢武帝得知消息，打算派使者聯絡，以夾擊匈奴。

「斷匈奴右臂」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下》：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中國古代習慣以西方為「右」、東方為「左」，當時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西域諸國須向匈奴提供貢賦、士兵，猶如匈奴之臂膀。漢武帝派張騫到大月氏，意在切斷匈奴於西方的羽翼，從而削弱其整體實力。後世史家因此將整個戰略稱為「斷匈奴右臂」。

然而，張騫出使並不順利，《史記．大宛列傳》：

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原來漢帝國通往大月氏的路途中，必須經過匈奴管治的範圍，匈奴單于都算優禮張騫，為其置妻生子，建立家室，希望用倫理關係的束縛，消融張騫對國家民族、對漢武帝的忠誠。值得留意是「十餘歲」，「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由公元前 123 年上推，張騫出使約在公元前 136 年前後。

司馬遷記載：

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

由於張騫娶匈奴妻子成家立室，且已留居匈奴十年之久，匈奴單于低估他對漢武帝的忠誠，對他的防範監視日趨寬鬆，張騫趁機攜同家眷出逃，向西走至大宛國。

此處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為何張騫要帶著匈奴妻兒離開？而不棄妻不顧？」除了夫妻間感情深厚，更多可能是張騫並非抱持「嚴分華夷」的敵對思維，由他與胡奴甘父同行，至攜妻出走，皆反映他是一個胸襟極度開放、對胡人有很大包容度的漢人。此一開放胸襟，在邊郡軍事集團的代表如李廣身上都能見到，這對漢武帝用兵匈奴非常有利。

大宛國一直對漢帝國富饒略有所聞，知張騫為漢使者，欲前往大月氏，特別派人充當嚮導，指引張騫等人抵達康居，再經康居至大月氏。《史記．大宛列傳》：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

漢宣帝對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試觀張騫承諾返國後會用珍貴厚重的財物回饋大宛國幫忙，此不是「霸道」麼？正屬於當年梁惠王的思路，而被孟子批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務實功利、避免迂腐，令張騫成功抵達，但月氏遺民早已在大夏國過著安穩的生活，無意報當年之仇。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張騫傳》：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

漢武帝無法與大月氏結盟，卻出乎意料地通過張騫口述，加深了對西域各國的認識。後來他開發西南、對大宛用兵以奪取汗血馬，都和張騫的介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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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為何要發動先天政變？

關於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鬥爭，《通鑑》有詳細記載，事件可由景雲元年 (公元 710 年) 廢太子風波說起。

且說睿宗甫即位，即以李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本來打算憑藉親兄妹的感情，以及造王有功，架空睿宗，把持朝政，豈知兄長竟先發制人，冊立太子，而這個太子不是懵懂無知，乃英銳非常，不易擺佈，公主遂生起改易太子的念頭，「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她先派人製造流言「太子非長，不當立」，待睿宗有所反應，制止流言傳播，公主便改用另一套路，於太子身邊廣設耳目，「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李隆基當然感到芒刺在背，對姑母更加怨恨。

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結成政治聯盟，設法扳倒李隆基，睿宗與韋安石的一段對話尤其值得注意：

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

太平公主必是看出唐隆政變時，李隆基有僭越父親之嫌，故小題大做，把太子塑造成有意奪位的形象。睿宗的話，反映其內心曾經有動搖，他也懷疑兒子是否想奪位。這個時候，韋安石開口，太子信得過，理由是「太子有功於社稷」，誅除韋武陣營有功，由此可知唐隆政變的成功確實為李隆基取得不少分數，至少在一眾忠於李唐王室的大臣們眼中，他們接受李隆基多於太平公主。韋安石後來為這段話付出代價，「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郭元振正是大唐又一忠臣，未幾參與剷除太平公主。

敢與太平公主對著幹的，還有宋璟、姚元之 (即姚崇)。公主對宰相們進行遊說，「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宰相們覺得很驚訝，不認同公主做法，但個個敢怒不敢言，唯獨宋璟一人發不平鳴：「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宋璟的理由和韋安石的一致，就是李隆基靖內難有功，他是太子的合適人選，竊以為此乃李唐忠臣之間的共識。

宋璟與姚元之商議，將李隆基的潛在競爭對手宋王李成器等人外調地方為刺史，再把左、右羽林軍收歸太子控制，太平公主與丈夫武攸暨則移置東都。睿宗同意「諸王惟卿所處」、「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卻以「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反對外調太平公主出京師。這話兩唐書無記，卻合乎情理。睿宗並非不知妹妹有所圖謀，否則就不必盡快立太子，但要他手刃親妹，甚至與親妹長期分隔兩地，他始終心不甘情不願，睿宗這個人重感情，這既是他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

睿宗是否完全信任李隆基？可參看以下一段文字：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於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

三番四次疑心太子會帶兵入宮奪位，睿宗對李隆基不完全信任，顯而易見。唯太子深得李唐忠臣們的支持，形勢比人強，睿宗亦只得接受。景雲二年 (公元 711 年) 二月，李隆基以太子身份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由太子處分。這是李唐忠臣們爭取的結果，太平公主看在眼裡，自然感到不是味兒。

斜封官存廢爭議，揭示太平公主與姚元之等矛盾對立。姚元之等認為斜封官該廢除，太平公主則覺得「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斜封官是唐中宗受武則天影響，不經兩省而逕自封拜的官職，因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照常規樣式封發，改用斜封，時人稱之為「斜封官」。斜封官存廢的背後，是挺武 (則天)、反武 (則天) 的鬥爭。睿宗身處其中，嘗試做到兩邊都不得罪，「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敍用」，但實在困難至極。

太平公主知道姚元之、宋璟向睿宗進言，大為忿怒，李隆基勢力不足夠與姑母正面衝突，故「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姚元之、宋璟被貶地方，宋王李成器等人不必外調。李隆基受挫，標誌著太平公主大反擊的開始，朝政盡為公主把持，睿宗心灰意冷，於是有「傳位太子」的念頭。太平公主既以兄長為靠山，自然不許，故有和逢堯「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

延和元年 (公元 712 年)，睿宗內禪，李隆基即位，是為唐玄宗，改元先天。同年，太平公主丈夫武攸暨去世。睿宗雖然禪位，軍國大事李隆基仍須與父親聯合商議，「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這種安排，類似於南宋高宗與孝宗，清朝乾隆與嘉慶的關係，要之，睿宗雖退居幕後，大權仍然在握。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李隆基矛盾白熱化，「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在王琚、張說、崔日用慫恿下，李隆基主意已決，在不驚動父親李旦的情況下，與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率萬騎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先殺左、右羽林將軍常元楷、李慈，再擒太平公主親信賈膺福及李猷，殺宰相岑羲、蕭至忠，竇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後遭賜死，合計其兒子及黨羽死者數十人。

李旦知道兒子發動政變，馬上登上承天門樓。雖然郭元振向其解釋，李隆基只是要清除竇懷貞等，別無他意，但李旦心知肚明，親妹今次難保性命，自己亦恐怕會被兒子用武力迫逼，上皇誥有「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李旦隨即徙居百福殿，如斯情狀，與當年玄武門之變時李淵的反應與遭遇何其相似！

兩唐書及《通鑑》皆記太平公主蓄意謀反在先，但觀乎當時形勢，太平公主在朝中佔盡上風，她有無必要冒如此大的風險？況且，她對政變有豐富經驗，若真要謀反，恐怕不可能這麼輕易被平定。反而李隆基方面，誠如陳寅恪所言：「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為皇太子，而其皇位繼承權仍不固定，其後雖已監國，並受內禪，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誅夷太平公主黨徒之後，睿宗迫不得已，放棄全部政權，退居百福殿，於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誠可注意者也。」先天政變是李隆基孤注一擲的賭博，此方是歷史真相。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

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反守為攻：元光六年漢武帝兵分四路出擊匈奴

元光六年 (公元前 129 年)，漢武帝派四路大軍出擊匈奴。《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元光五年 (《史記．匈奴列傳》有「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當為元光六年發生，《漢書．武帝紀》用元光六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

上谷郡位於今天河北懷來縣一帶，據周長富＜關於《史記》上谷郡記載的辨析 – 補論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縣之偽＞：

東胡是指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烏桓、鮮卑、肅慎等東北地區的民族。上述引文說明上谷等郡原是東胡的活動區域，燕國通過戰爭獲得以後才在此置上谷等郡。

換言之，衛青是負責東北戰線。

雲中郡即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東北，原屬戰國晚期趙國北疆第一重鎮，偏近西北。

代郡即今河北蔚縣一帶，地處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交界，為匈奴南下中原的交通要道，雁門關也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兩地位處正中央，共同結成重要防線。

當時漢軍使用什麼兵種？從「軍各萬騎」四字，可見是以騎兵軍團為主，而且動員逾數萬人。這是漢軍首次大規模主動出擊匈奴，結果是：

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只衛青一路有斬獲，其餘三路皆無功而還，尤以中央戰線死傷慘重，李廣甚至被俘虜。

衛青能夠取得軍事勝利，主要原因是他未有遇到匈奴的主力部隊。《史記．李將軍列傳》：

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

匈奴根本在雁門置重兵，而代郡、雁門向來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因兩地地域距離較近。若北方強敵突破代郡，雁門郡的側面與後方就會直接暴露。反之，若雁門失守，代郡也會陷入敵軍的側翼包圍之中。李廣遭遇匈奴大軍壓倒性的兵力，公孫敖怎能置身事外？萬騎失去七千，此乃相當嚴重的軍事受挫。李廣全軍覆沒，作為驍將負傷被俘，更等同宣告中央戰線徹底崩潰。

衛青孤軍深入匈奴祭天聖地龍城有所得，果敢有餘，卻不代表漢軍在是次戰役取得勝利，整體而言仍是得不償失。

誠然，李廣治軍也有問題，《史記．李將軍列傳》有以下一段，比較李廣和程不識的治軍方式：

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鬬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鬬，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

程不識軍紀嚴明，公文簿冊清清楚楚，部隊出戰，總是人不解甲、馬不卸鞍，長期處於戒備狀態。防禦因此滴水不漏，士兵卻異常勞苦。李廣治軍寬鬆，士兵舒適佚樂，願意為他效死，卻疏於戒備，喜歡以戰養戰。

儘管杜佑稱讚李廣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兵五．撫士》)

匈奴亦畏懼李廣有謀略，但行軍打仗，終究不能靠個人才華魅力可以成事，西北邊郡武將集團採用子弟兵的形式，卒之迎來大挫敗。

衛青擅長長途奔襲，主動深入匈奴腹地，無限延伸戰線，將戰場推進到匈奴境內，而非在漢朝邊境，此乃以往漢軍從未做過。霍去病後來率軍深入漠北二千多里，大敗匈奴左賢王部，使「漠南無王庭」，其實是貫徹衛青出擊匈奴的原則。

《史記．韓長孺列傳》：

徒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

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史記．李將軍列傳》記元朔二年 (公元前 127 年)，李廣出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稱他為「漢之飛將軍」，數年不敢入侵右北平。由韓安國到李廣，由居於對付匈奴的主帥地位退到防守右北平，可以看出主和派和早期主戰派慢慢退場，取而代之是深得武帝信任、以衛青為首的「少壯派」得勢。

李隆基為何與太平公主發生矛盾？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舊唐書》記他「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新唐書》則多了「善騎射」，要之，能文能武的他，先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其對武氏勢力亦頗厭惡，七歲時，武懿宗自恃是武則天姪子，趾高氣揚，利用金吾將軍的權力，阻撓李隆基的車騎儀仗，李隆基大聲叱喝：「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 (我家的朝堂，干你甚麼事？竟敢挾迫我的車騎隨從)！」儘管事後作為祖母的武則天「聞而特加寵異之」，李隆基與武氏不共戴天的意識在此已非常突出。

李隆基對武氏沒好感，還可能和生母離奇死亡有關。隆基生母竇德妃，於長壽二年 (公元 692 年) 被婢女團兒誣譖與劉氏 (李旦原配夫人) 施行法術咒詛武則天。竇德妃與劉氏於嘉豫殿朝見武則天，離開後同時遇害。史書留有「梓宮秘密，莫知所在」，但據《通鑑》，「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考異》引有「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團兒諂佞多端，天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焉，怨望，遂作桐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譖殺之，又矯制按問上」，團兒是武則天的人，欲得李旦寵幸而不得，心懷怨恨，遂誣陷劉、竇二氏，而武則天竟默許整件事的發生。竇德妃遇害時，隆基方七歲，當他痛失親母，傷心萬分時，知悉真相，他對祖母會是如何觀感？又對諸武會有什麼印象？這些都對其成長構成影響，而令他日後與姑母太平公主針鋒相對。

相比之下，太平公主幸運得多，自出生以來，即深受高宗及武則天寵愛。史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天以為類己，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為帝，母為后，夫為親王，子為郡王，貴盛無比。」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太平公主得以預聞政事，早在高宗未死已經發生。第二，公主個性擅玩權謀詐術，喜歡政治。如斯一個人物，得如斯機緣，加上身份顯貴、丈夫兒子都有影響力，長達二十多年，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勢力盤根錯節，可以想像。果然，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清除二張，太平公主有份參與，並表示支持。

太平公主初嫁薛紹。薛紹被誣告謀反伏誅，武則天殺武攸暨的妻子，再把公主許配給武攸暨。神龍革命後，中宗復位，韋后專權，連帶女兒安樂公主肆無忌憚，當時足以與之抗衡者，唯太平公主。上官婉兒表面是韋后黨羽，背後卻與太平公主暗通款曲。中宗死後，婉兒與太平公主商議，起草遺詔援引李旦入朝輔政，這便是二人合作的最佳證明。上官婉兒之所以這樣做，也很容易理解，韋后「智謀不及公主」，「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有智謀，有政治影響力，而且深得知識分子支持，聰慧如婉兒，怎會不懂站隊？

唐隆政變能夠成功，李隆基獲得太平公主的首肯及支持非常重要。李旦與太平公主是親兄妹，李旦復位，太平公主貢獻至鉅，見「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玄宗、大臣尊立睿宗」。

然而，問題來了，李隆基是痛恨武氏的，太平公主丈夫正是武攸暨，生母為武則天。復添以日益自負，政變期間先斬後奏，以「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憂怖大王乎！若請而從，是王與危事；請而不從，則吾計失矣」反對「先啟大王」，李隆基對父親李旦不見得有十分的尊重，反而有僭越之嫌。事實上，他毅然斬殺上官婉兒，婉兒可是李旦、太平公主的「內線」(佈置在敵方內部探聽消息或進行活動的人)，此已反映隆基跋扈難制。沿此形勢發展下去，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只會越演越烈。

從「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太平公主可謂手握軍政大權。請注意，她也知道禁軍的重要，「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可惜李隆基手握萬騎，萬騎是禁軍中的精銳，太平公主終於敗於侄兒的「槍桿子」。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玄宗本紀上》

2.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3. 劉昫等，《舊唐書・太平公主傳》

4. 歐陽修等，《新唐書・睿宗、玄宗本紀》

5. 歐陽修等，《新唐書・后妃上》

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五

漢武帝的皇權伸張：從陳皇后被廢到衛氏外戚崛起

漢武帝劉徹能夠登上帝位，跟其母王太后選擇站到太皇太后竇氏、長公主劉嫖一邊有密切關係。長公主女兒嫁武帝，《史記．外戚世家》：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

儘管《漢武故事》有「金屋藏嬌」的典故：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書中許多內容是與《史記》、《漢書》不合，且夾雜虛妄傳說，疑似漢魏六朝民間文人所作，缺乏可信性。陳皇后和漢武帝的婚姻，更像是一場政治結盟，據此即可解釋陳皇后為何無子嗣，因漢武帝根本對她無愛意，不願與她同房。

太皇太后尚在，陳氏有靠山，得以「驕貴」。可是，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 竇氏去世，隨著武帝另結新歡，陳皇后地位開始動搖。誰是武帝新歡？衛子夫。

《史記．外戚世家》：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和陳皇后出身顯貴不同，衛子夫只是平陽公主府中的歌姬。所謂「謳者」，指歌唱的人，特別是以歌舞為業的女性藝人。

漢武帝 16 歲即位，幾年無子，邂逅衛子夫時，尚未到 20 歲。由平陽公主出示美人而漢武帝看不上眼，他對美色是有要求的。「獨說衛子夫」足以證明衛子夫乃一絕色佳人。

惟武帝安排衛子夫入宮後竟未再寵幸，直至衛氏聲淚俱下請求離宮，漢武帝才對她憐惜，予以挽留，重新寵幸。「涕泣」反映衛子夫在宮中生活孤單寂寞，而「憐」可知武帝對她是有感情的、不捨的，這份情成就衛氏後來的尊榮，亦令同母異父的弟弟衛青獲得重用。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換言之，平陽侯是平陽公主的夫君。衛媼是平陽侯府中婢女，與在平陽侯家辦理公務的官吏鄭季私通，誕下衛青 (即衛青本來不是姓衛的)。衛媼在與鄭季私通前，已誕下一子三女。長子衛長君，長女衛孺，次女衛少兒，三女衛子夫。衛子夫得武帝寵幸，衛青是她同母異父的弟弟，後來冒姓衛。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由此可知衛媼次女衛少兒是霍去病生母。

另《漢書．公孫賀傳》：

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當年曾害怕李廣死於對匈奴的戰爭中，為之泣諫。公孫賀獲武帝重用，是因為其妻衛君孺 (即衛孺) 乃衛子夫之姊。

可以發現，漢武帝重用以規劃及指揮對匈奴作戰的核心統帥，全是衛氏外戚。對匈奴戰爭的成果與光芒，後來也完全算在衛青、霍去病身上。

衛氏家族本來寒微，憑藉衛子夫得寵而逐漸顯貴，此未嘗不是漢武帝君權 (皇權) 的一次伸張。

漢武帝君權伸張的另一表現，即陳皇后被廢，《史記．外戚世家》：

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

《漢書．外戚傳上》：

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

陳皇后指使女巫楚服等人行巫蠱詛咒之術爭寵，觸怒武帝，因而獲罪被廢。

上官婉兒為何被李隆基斬殺？

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可知上官婉兒在唐隆政變中被殺。然而，由中宗暴斃到政變發生一段時間，婉兒的政治取態是否完全傾向韋武陣營，隨著其墓誌銘出土，加上兩唐書、《通鑑》的記載，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上官婉兒最終被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儘管兩唐書有上官婉兒勸韋后「行則天故事」，《舊唐書》收有李邕一番議論，其中幾句是這樣的，「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容紿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李邕講這番話時，睿宗 (即相王李旦) 已然在位，太平公主籌謀策劃，上官婉兒動筆起草遺詔，致使李旦得以輔政。誰的遺詔？自然是中宗。換言之，中宗暴斃後，上官婉兒是站到幫助太平公主、李旦的一邊，其非一面倒支持韋武陣營。

《舊唐書》略嫌隱晦，成書較後的《新唐書》則有頗為完整的記載：

始，從母子王昱為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

據此，上官婉兒政治立場的轉變，遠因是王昱的告誡，近因則是李重俊發動政變誅殺武三思等人。她害怕自己日後不得好下場，於是在中宗逝世的關鍵時刻，選擇和太平公主合作，起草遺詔引相王輔政。奈何唐隆政變時，李隆基不買婉兒的帳，婉兒終於被斬殺。

《通鑑》所記與《新唐書》同，卻多了「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由心附帝室、執燭出迎，上官婉兒顯然以為自己是李旦陣營的一分子。「宗」指宗楚客，「韋」指韋溫，二人皆為韋后黨羽，「宗、韋改之」揭示上官婉兒所草遺詔不符合韋武陣營的利益，言下之意，上官婉兒與韋武陣營出現意見分歧。

2013 年 8 月，上官婉兒墓出土，其中有＜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銘＞，補充了正史的不足。

以韋氏侮弄國權，搖動皇極，賊臣遞構，欲立愛女為儲；愛女潛謀，欲以賊臣為黨。昭容泣血極諫，扣心竭誠，乞降綸言，將除蔓草。先帝自存寬厚，為掩瑕疵；昭容覺事不行，計無所出。上之，請擿伏而理，言且莫從；中之，請辭位而退，制未之許；次之，請落髮而出，卒為挫衂；下之，請飲鳩而死，幾至顛墜。

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堅貞，廣求入腠之醫，才救懸絲之命。屢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請退為婕妤，再三方許。暨宮車晏駕，土宇銜哀。政出後宮，思屠害黎庶；事連外戚，欲傾覆宗社。皇太子衝規參聖，上智伐謀，既先天不違，亦後天斯應，拯皇基於傾覆，安帝道於艱虞。

昭容居危以安，處險而泰。且陪清禁，委運於乾坤之間；遽冒銛鋒，亡身於倉卒之際。時春秋四十七……太平公主哀傷，賻贈絹五百匹，遣使弔祭，詞旨綢繆。

透過銘文，我們可以知道：

a. 上官婉兒政治立場的轉變，始於安樂公主提出想做皇太女，即景龍四年 (公元 710 年)

b. 婉兒曾泣血死諫中宗，勸他剷除安樂公主等人。中宗宅心仁厚，不想家醜外揚，未有採納。

c. 婉兒後來請求辭位，削髮為尼，甚至飲鴆求死，中宗為其堅貞所感動。

d. 中宗死後，韋后專政，外戚當權，李隆基發動政變，婉兒處之泰然，毫不驚懼，她最後死於亂兵之中。

e. 對於婉兒之死，太平公主深感哀傷。

結合兩唐書及《通鑑》的記載，由中宗在位後期至唐隆政變發生，上官婉兒基本上已遠離韋武陣營，向李旦陣營靠攏，尤其與太平公主關係密切。中宗死後，她更和太平公主聯手，起草有利李旦回到中央權力核心的遺詔。可惜唐隆政變期間，李隆基對上官婉兒的投誠全盤否定，婉兒被殺，反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間存在著矛盾 (先天政變的火苗，早已埋藏)。

銘文有「皇鑑昭臨，聖慈軫悼，爰造制命，禮葬贈官」，唐睿宗李旦對上官婉兒之死應該是同情的。婉兒墓後來被嚴重毀壞，這絕不可能是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意思，下令的人自然就是李隆基，即未來的唐玄宗。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2. 劉昫等，《舊唐書・韋巨源傳》

3. 歐陽修等，《新唐書・后妃上》

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馬邑伏擊何以無功而還？(兼論漢武帝有否在馬邑之役領兵親征)

在「馬邑之謀」中向軍臣單于告密的尉史，是很特別的官職，根據李迎春對漢簡的分析，他說：

「尉史」一職由於職廝祿薄而不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在出土文獻中，主要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西北漢簡和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概括來説，張家山漢簡和尹灣漢簡所見「尉史」主要是地方行政系統之吏員，而西北漢簡之「尉史」則主要屬於邊郡軍事系統，這一情況與傳世文獻中對「尉史」的記載一致。《史記．韓長孺列傳》……其中「尉史」居於雁門郡武州塞之烽燧中，以「行徼」為職責，顯然屬於邊郡軍事系統。(＜漢代的尉史＞)

關於尉史直屬於都尉，為都尉之吏，李氏不敢苟同：

但軍事系統之「尉史」是直接統屬於都尉，還是候官、司馬、千人等與縣同級單位之吏，卻有爭論。勞榦曾有「尉史蓋即都尉之吏」的論斷，但其對這一觀點并未予以證明……已清楚彰示在邊郡軍事系統中其應屬於縣級單位如候官、司馬而非直屬於都尉……「令史」和「尉史」既可以作為地方行政系統中縣邑侯國的屬吏，也可以作為邊郡軍事系統候官的屬吏…… (前引文)

雁門郡武州尉史作為基層軍官，竟對三十萬漢軍埋伏馬邑的計劃瞭如指掌，主要因為：

1. 龐大的人馬、戰車、糧草在邊境集結，根本無法對長年駐守當地的基層邊防官兵隱瞞。

2. 為了防止不知情的邊防士兵提前與匈奴交火，漢軍高層勢必向基層軍官下達「原地待命、不可擅自燃放烽火、不可阻擊匈奴」的命令。

3. 漢軍將馬邑一帶的百姓全部撤走，只留下滿山牛羊無人看管，這正是決戰前夕的「堅壁清野」。

軍臣單于馬上撤軍，漢軍來不及應對，無功而還，是因為：

a. 單于率領十萬騎兵南下，在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武州塞，就得知真相而下令全軍原地掉頭北撤。匈奴大軍從頭到尾沒有進入漢軍的偵察範圍，漢軍自然無法迅速反應。

b. 匈奴騎兵機動性強，當單于果斷從武州塞撤兵，埋伏在馬邑的韓安國主力也需要過幾天才收到相關情報，畢竟訊息傳播需要依靠馬匹，存在時間差。派人到武州塞視察，匈奴早已完成戰略撤退，遠在代郡的王恢更是無能為力。

c. 按照原定計劃，韓安國等人率主力部隊正面伏擊匈奴單于於馬邑，王恢率三萬人側翼迂迴到代郡，抄後路襲擊匈奴的輜重部隊，地域距離阻隔令王恢在面對戰局突變時，成了最後一個知情人。

「馬邑之謀」失敗，王恢未有率領部隊襲擊匈奴輜重部隊，被朝廷追究責任，依法當斬。《史記．韓長孺列傳》：

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據此，漢武帝殺王恢，可能是受到以韓安國為首的士大夫陣營的施壓。

「馬邑之謀」令邊郡武將集團受到打擊。可是，漢武帝同時明白舊官僚集團的窒礙，他因此大舉起用衛青、霍去病、桑弘羊等沒背景卻完全聽命的「少壯派」和「天子近臣」。

關於漢武帝在馬邑之役曾領兵親征，說法來自邢義田，＜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一則武帝血氣正盛，元光二年不過二十四歲，患得患失之心必較高祖為甚。二則自平城之敗，漢室子孫引為奇恥大辱，必報之而後快。文帝嘗欲親征，阻於群臣、太后 (《漢書．文帝紀》十四年)。武帝即位，亦以雪恥為志職。元光二年，自率將軍五，師三十萬，伏馬邑，一無所獲，大覺難堪。其難堪於責王恢之言可以概見……恢固以死代罪，安國亦被護諸將之名，頂武帝率師之責。武帝不甘失敗，自元光末至元狩四年，幾年年出師，大敗匈奴。元封元年，且勒兵十八萬，出長城，登單于臺，親向單于挑戰；太初四年，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 其少年氣盛，必欲復仇之心，昭然若揭。則其當年嘗親赴馬邑，實甚可能。

易言之，《新序》謂武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或非虛言，《史》、《漢》失載，非不明事實，蓋有以諱之也。

不過，筆者比較認同勞榦的回應：

《新序》所說只是一個「孤證」。在《史記》和《漢書》中，找不到一點漢武帝「親征」的消息出來。《史記》是一部在作者生前不準備公開的書，對漢高帝平城之圍，一點也不諱飾，對武帝迷信及心理不正常在封禪書中描寫的十分露骨，也毫不掩飾。至於馬邑之役，只是單于逃走，漢兵並未挫敗，比平城之役輕鬆的多，似乎《史記》無諱飾的必要。而況《漢書》成於東漢，東漢皇室乃長沙定王之後，並非孝武子孫，更不必為此事諱莫如深。如其劉向不加諱飾，班固更不必諱飾。我想《漢書》為史書，史筆必需謹嚴，《新序》為子書，作子書者不必那樣嚴格。(＜勞貞一先生書＞，收錄於邢義田前引文)

邢氏的假設固然大膽創新，別出心裁，亦有《新序》作文本根據。惟《新序》屬子書，用字有欠嚴謹，不適合作為史料。復次，《新序》只有一條提及武帝領兵，《史記》、《漢書》俱未記載，謂《史》《漢》二書隱瞞，此乃邢氏猜測，未必屬實。加上史書用字謹嚴，實無棄班馬二史而採劉向《新序》記載的道理。

韋皇后、安樂公主合謀毒殺唐中宗？

關於中宗之死，《資治通鑑》有以下一段記載：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

據此，中宗死於馬秦客、楊均與安樂公主進毒餅，馬、楊二人怕與韋后通姦事泄，安樂公主則想透過擁立親母，成為皇太女，因此動殺機。

不過，查《舊唐書》，未有記載馬、楊二人害怕事泄，僅得

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

此極其量可知馬、楊與韋后有私通，並在中宗病重時負責其醫藥、飲食。

安樂公主確有可能為做皇太女而弒父，見

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

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自是與后合謀進鴆。

但書中同時有

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

重點是「議者歸罪」，安樂公主有弒父動機，但未必有所行動，只是朝中議論紛紛，說她毒殺親父。

至於韋后，儘管燕欽融曾上書，言其干預國政，但景龍四年 (公元 710 年) 初，中宗尚與韋后微服出行，這在《舊唐書》和《通鑑》皆找到相關記載：

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游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夫妻如此情深，委實很難想像，數月以後，韋后會參與毒殺親夫。

假如上文分析無誤，安樂公主有嫌疑，馬秦客、楊均有方便下手的機會，但無足夠證據顯示三人毒殺中宗。至於韋后，她和中宗共過患難，與中宗感情深厚，「與后合謀進鴆」不見得成立。

那麼，中宗的突然暴斃該如何解釋？此處可參考楊憶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一篇論文，他在＜形象與真相 – 唐中宗朝史事探析＞有很精闢的分析：

當時政變發起者指稱起兵的原因是韋后毒害中宗，是以釐清中宗的死因或有助於後人對這場政變的認識。中宗死亡時為五十五歲，與五十二歲逝世的太宗、五十六歲逝世的高宗享年相近，不算早逝，而考察史料記載，高祖、太宗、高宗、順宗、穆宗、文宗、宣宗皆曾罹患風疾，顯示風疾可能是唐皇室的遺傳性疾病，為歷任帝王的生命帶來不小的危害……

……按前文所述，風疾會因勞逸失度、情志不遂與飲酒飽食等行為被激發，而中宗在景龍年間非但多有宴飲，且由於國內政爭問題未解，內心壓力不小，如再對照其臨死前曾詔馬秦客侍疾，而早先毫無病狀，豈不正與風疾的起因及奪命情況相合？由此可知，中宗逝世未必如隆基等人宣稱，來自妻女的惡意酖殺。再者，自政變發生經過分析，隆基早在還不清楚宗楚客的密謀前，就已暗中聯繫朝廷內外反對韋、武家族的官員及將領，打算一舉推翻當前的政權，只是在等候一個合適的起兵時機。中宗的駕崩讓他得以借題發揮，煽動羽林軍革命，遂大獲成功。若非如此，何以在政變的隔日，要特別將弒帝的兩位元凶 – 韋后與安樂公主，各以一品與三品之禮善加安葬？大可將二人曝屍郊外，以儆效尤。但不管怎樣，最終李旦與李隆基以政變勝利者的姿態，順利將歷史導引至他們希望的方向……

楊氏「中宗死於風疾」說是建基於客觀史料所作出的適切判斷，可謂替韋后及安樂公主洗冤！由此也引出一重要人物，即李隆基，他是相王李旦之子，中宗之死所引發的連串事件，背後涉及韋武陣營與李旦陣營的衝突和矛盾。

中宗死後，韋后恐懼不已，秘不發喪，引心腹入宮商討對策。她該知道是李旦陣營下手，故惶恐不安。韋后決定立李重茂為少帝，自己為皇太后，臨朝攝政。當時，韋溫總知內外兵馬；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韋播、韋璿等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 (禁軍之一，唐太宗貞觀年間始置百騎，從皇帝射獵。至武則天時改為千騎，並以其隸屬左右羽林軍。中宗景龍年間，擴大千騎改稱萬騎，分置左右營)。可惜韋播、韋璿為了樹立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眾皆怨，不為之用」，適逢李隆基在長安時於萬騎中廣為結交，得到萬騎支持，他又取得戰略要地玄武門的控制權，「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繼而入太極殿。韋后、武延秀、安樂公主出逃，為亂兵所殺，韋武餘黨盡數被肅清，史稱「唐隆政變」。

[主要參考資料]

1. 劉昫等，《舊唐書・中宗、睿宗本紀》

2. 劉昫等，《舊唐書・后妃上》

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

4. 楊憶頻，＜形象與真相 – 唐中宗朝史事探析＞

「馬邑之謀」始末：邊郡武將集團的戰略豪賭

建元六年 (公元前 135 年)，匈奴軍臣單于遣使求和親，引發漢朝內部主戰主和爭論。以大行王恢為首的主戰派，深惡匈奴多次背盟，主張興兵出擊，韓安國反對，認為勞師遠征有弊無利，堅持和親。當時太皇太后竇氏尚未去世，漢武帝不敢違逆「黃老無為」大政方針，故「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徃來長城下」(《史記．匈奴列傳》語)。惟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 年)，竇氏已病逝。漢武帝親政，竟一反常態，用聶翁壹建議，誘軍臣單于至馬邑以伏擊之，史稱「馬邑之謀」。

《史記．匈奴列傳》：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姧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查《史記．韓長孺列傳》，聶翁壹的身份是「鴈門馬邑豪」，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豪猶帥也。」「豪」指地方豪傑或領袖，他們往往擁有財產與私兵，成為割據一方或保衛鄉里的關鍵力量。聶翁壹是鴈門、馬邑兩地的地方豪強。鴈門、馬邑是北方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必經要地。如斯人物願意違反漢朝禁令，私自與匈奴進行商業活動，更放出風聲願意將馬邑城賣給軍臣單于。軍臣單于不虞有詐是很合理的。

但聶翁壹並非普通地方豪強，他是漢朝的間諜，《史記．韓長孺列傳》：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聶翁壹因為大行王恢的主戰立場而獻計，可見他是同意主戰。趁匈奴剛與漢朝達成和親協議，放鬆戒備，不如用財貨利益作為誘餌，引其大軍深入，予以擊殺。為了令單于信服，更不惜找一死囚充當「馬邑令丞吏」，斬其首以向單于表忠。計謀天衣無縫，王恢不可能不參與構思，軍臣單于領兵至武州塞，武州塞位於今山西省大同市西部至左云縣一帶。

《史記．韓長孺列傳》：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

李廣以「隴西良家子」投身軍伍，屬邊郡武將集團。公孫賀祖父公孫昆邪曾怕李廣戰死而哭，亦為此集團之一員。王恢為東北邊地燕國人。李息是郁郅人，郁郅即北地郡郁郅縣，位於今甘肅省慶陽市境內。北地郡是「六郡」之一。合而觀之，馬邑伏擊基本上是邊郡武將集團主導的一次軍事行動，韓安國等人只是輔助。

《史記．匈奴列傳》：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 (怪) 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徃徃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距離馬邑還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滿山遍野都是牲畜，卻看不到一個放牧的人，先令軍臣單于起疑心。再有鴈門尉史泄密，將漢軍在馬邑設下埋伏的計劃全盤托出。結果匈奴避過一劫。王恢想追擊，見對方兵多，不敢妄動。王恢後來被漢武帝追究責任，斬首收場。

「馬邑之謀」失敗，令匈奴與漢朝的外交關係變得緊張，邊境軍事衝突不斷。不過值得留意是，匈奴和漢朝的關市 (邊關的交易場所，屬於官方控制貿易市場) 並沒有中斷。這種「亦戰亦和」的經濟及文化持續交流，長遠更促使部份匈奴人逐漸內附並深度漢化。四百年後匈奴後裔劉淵 (漢趙開國皇帝) 能熟讀漢籍、並假借「繼承漢室」之名起兵中原，實發軔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