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匈奴列傳》：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關於衛青用何種手段及戰略打敗白羊、樓煩王，《史記》未有詳細記載。
不過，喬忠延在《西漢雙雄：長平侯衛青與冠軍侯霍去病，且看舅甥二人如何助武帝開創大漢盛世》一書中提到：
次年，衛青率領四萬鐵騎，再度出征。本是要收復河南地，即現今黃河以南的河套地區，他卻兵出雲中 (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迂迴側擊，攻占高闕 (今內蒙古杭錦後旗西北)，截斷了盤踞河南地的白羊王、樓煩王與匈奴王庭的聯繫。繼而飛速形成對白、樓二王的包圍，精兵猛攻，正如《史記》所載，「捕首虜數千」，大獲全勝，一舉收復河南，解除了匈奴逼近長安、危及京城的困局。
值得留意是「迂迴側擊，攻占高闕」、「截斷……與匈奴王庭的聯繫」、「形成對二王的包圍」，整個過程以「飛速」進行，衛青大軍必然全為騎兵。
中國改革網刊有丁濤＜漢武帝「以強制強」經略北疆＞，其中一段文字：
為此，漢武帝選擇從邊患最烈且距離單于王廷最近的雲中、定襄、雁門等地切入，以東線為策應，採取大迂迴的方式迅速推進至高闕塞，割裂白羊、樓煩二王與匈奴腹地的聯繫，奇襲防禦空虛的河南地，一舉解除腹心之患。
跟喬忠延所說大致相同，可見喬氏所言為普遍共識。
據中國大陸鳳凰網評論文章＜陳湯奔襲三千里滅北匈奴：「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指出：
從漢武帝時代起，騎兵發展迅速，西元前 119 年春漠北之戰時，僅衛青、霍去病兩軍的戰馬數量就達到了 14 萬匹，實力十分強大。最終漢軍騎兵完成了向戰略軍種的轉變，成為軍中的第一主力兵種，從而使漢軍能夠以機動對付敵之機動，既可遠程奔襲，也能迂回、包抄、分割、圍殲，贏得戰場上的主動地位，殺傷力和機動性都大大提高。
衛青領兵作戰，擅長「遠程奔襲」，具體操作如下：
1. 善用大兵團騎兵的高機動性，深入敵境數千里；
2. 兩軍正面交戰後，實施迂迴包抄，以奪取敵方牛羊和資源，切斷其後勤補給；
3. 斷敵後路，施以合圍；
4. 用所得供養自身軍隊，達到以戰養戰的效果。
高闕是一軍事要塞，由戰國時期趙國君主趙武靈王下令修築，扼守著北方草原通向河套平原的交通咽喉。衛青大軍佔得高闕，等於隔絕匈奴王庭對白羊王、樓煩王的經濟軍事支援，令二王陷於孤立。漢軍乘機包圍二王，奪河南地，焉有不成功之理？
衛青收復河南地，築朔方城後，匈奴多年來對長安的威脅得以消除，誠如錢穆《國史大綱》所言：
是時漢都長安，匈奴據河套，實為最大壓迫，自是始無烽火通甘泉之警。(錢穆前引書)
錢穆又提到：
時李廣亦稱名將，衛、霍皆以親貴任用，而李廣則為豪傑從軍 (時稱「良家子」從軍，即今之義勇隊也)。衛、霍雖以女寵進，而重以建功絕域自顯，其一種進取勇決無畏之風，亦可敬矣。惟當時親貴與豪傑判為兩黨，衛、霍雖貴盛，豪傑不之重；李廣父子愈擯抑，豪傑亦愈宗之。史公親罹其禍，故為史紀抑揚甚顯。(前引書)
據此可知衛青派系與邊郡武將集團存有矛盾。司馬遷在李陵投降匈奴後為其辯護，李陵正是邊郡武將集團代表李廣之孫。司馬遷同情後者遭遇，因而招禍，前者則獲武帝扶植，建功立業，卻犧牲了不少邊郡將士的性命，以及得來不易的馬匹。《漢書・食貨志下》以下一段可為佐證：
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西漢開始出現賣官鬻爵等流弊，嚴重影響官員質素，竊以為跟對匈戰爭耗費過鉅有關。《漢書・食貨志下》：
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