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余英時對香港形勢的過份樂觀，以及其學術定位問題

余英時說香港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已得到強化和深化，不易被政治暴力摧毀，我是不認同的。我反而較接受李怡的比喻「你做個瓷器，做得好要很多功夫，但你打破就很容易，用手掃一掃它就碎了。」由 2014 至現在，九年時間，香港已被收緊到連六四集會都舉行不到，最近更有傳立廿三條，「不犯法不代表不破壞國安」，意味著他朝國安機構可向不犯法的唱衰中國和香港的異見者下手，回望余先生的意見，他看得實在太樂觀。

另外，歷經三年疫情及《港區國安法》，香港人已變得敢怒而不敢言，激烈抗爭幾乎消失。仍嚮往自由的，選擇到台灣、英國、加拿大去，原有的香港族群實際等於花果飄零。刻下距離 2019 不遠，大家在外還會說心繫香港，就香港各項議題發聲，但一年、兩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後呢？記憶與遺忘，只怕仍是遺忘勝一籌，即使不遺忘，香港亦只怕成為各海外 KOL 的談資，賺錢討個生活的工具而已。以為香港人會持續激烈的反抗，這無疑脫離現實。

至於共黨內外有人提出民主訴求，六四後難道沒有嗎？動輒監聽、禁聲、恫嚇家人，有訴求亦無法轉成具體行動。至於依靠西方國家，近日英國辛偉誠拒關孔子學院，被指親共。台灣對港人移民亦擬加辣。考慮及自身本國的利益，誰願意長期與中共為敵？批評是一時，覺得西方批評香港就有救，太異想天開。

誠然，余英時先生視香港為他一個故鄉，他對這個彈丸之地有情，故不忍見它沉淪。可是，客觀形勢是昔日香港已一去不返，此乃不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認清事實或許比抱有無限幻想更佳。

關於余英時的學術定位問題，亦值得一講，有謂他繼承錢穆，更多指他和胡適一脈相承。這裡需要指出，余先生的本行是治中國史，曾得到錢穆先生親炙受業，兼推薦跟從楊聯陞讀博士。他撰《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都帶有通貫數個朝代的眼光，是某種意義上的通史，《方以智晚節考》更得錢先生推許，他的學問怎會是胡適一派？胡適、傅斯年相當注意史料的真偽，余先生很少相關著作，更見他和胡、傅非同路人。

余英時和錢穆不同，一是他不寫大部頭通史，而傾向專題研究，以小見大。二是他喜歡援引西方理論詮解中國史，如以柯靈烏對比章學誠，用心理史學解構宋孝宗晚年用人部署，都是其中例子。這是余氏治學的獨特處，和胡適無干也。

余英時和胡適有契合，就只在於政治上二人皆理解並且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文化上非一面倒吹捧中國傳統。余英時對憲政民主制衡統治者權力，是首肯的，錢穆覺得這是造成統治者和人民的矛盾對立，社會不和諧。另余英時認為，儒家文化可在多元社會中被包容，兼且發揮正面作用，錢穆則覺得爭取自由民主不如提倡儒家的修身成德。

總括而言，余英時的學問傳承自錢穆，此乃無容置疑。他和胡適更多是「英雄所見略同」的思想上的同路人，同歸宗於自由主義。

我看《感激這對手》

家強、肥媽的羅生門，重點不在家駒生前有否答應送歌給肥媽，也不在家強曾否對肥媽說過兄長有這方面的意思，而是肥媽確實在 Beyond 前經理人陳健添穿針引線下完成了家駒的遺作，由 demo 變成一首歌。作為弟弟，假如對兄長尊重，至少應該歡迎肥媽和陳健添的付出，他們有再多的不是，畢竟令家駒 demo 變完整。而作為樂迷，我們可以不喜歡肥媽的演繹，但必須承認肥媽令家駒這首曲被更多人認識，也令大家記得今年是 Beyond 成立四十周年。

陳健添選在六月天請肥媽唱家駒的 demo，絲毫沒有商業考慮，純粹紀念 Beyond 成軍，這決計不可能，此亦是家強大動肝火的原因，覺得有人無恥到要消費他逝世多年的兄長，以及一直支持 Beyond 的樂迷。可是，動機是一事，客觀效果是另一事，況且，肥媽已坦白自己心意：「我都係尊重佢，佢作畀我唱㗎咋，我冇得益㗎，我完全唔要得益㗎。人哋都係紀念你大佬啫……」要開火，應向陳健添，偏偏陳是 demo 的版權持有人，換言之，家強只能作道德譴責，但陳的做法在法理上並無問題。

許多 Beyond 樂迷覺得肥媽 hea 唱，浪費了家駒心血，亦有批評歌詞寫得不好，編曲太公式化。首先，就 MV 所見，肥媽從預備到錄音，並沒給人「求其」的印象，她的唱腔是一以貫之，她向來不是唱搖滾，又怎能唱到像家駒般？有樂迷叫 AI 家駒演繹，這反而值得嘗試。其次，歌詞上，講用雙手護家，很貼合肥媽的人設。一個甚少唱搖滾的人唱搖滾，已頗新鮮，歌詞還彷彿為肥媽度身訂造，這是教人意想不到的 mix and match，我不覺得家駒會不喜歡。其三，正因為編曲很 Beyond，那個化學作用才能夠出來，第一段副歌「然而就是大無畏，即使多吃虧」，尾聲的「la la la la la la la la」，根本一聽就知是家駒的 signature。肥媽是中介，精神是家駒，樂迷應該聽出底蘊。

退一步說，就算肥媽唱得不好，歌詞垃圾，編曲不行，那首曲現在大家都聽過，入了腦，我們可以自己演繹，另賦新詞，重新編曲。此總比曲都未聽過好，肥媽、陳健添功勞在這裡。

在 Beyond 重組無望下，有人完成家駒遺作並發佈，不論基於什麼原因，對樂迷來說都是一件好事。畢竟，家駒離開太久了，我們都思念著他。

余英時對當前香港政局的思考

在＜展望香港的前景 – 答某媒體八問＞中，已故史學家余英時給出他對當前香港政局的若干思考。

中共秘密盤算，港人在地抗爭

按照余英時的意見，《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是中共決定將香港納入其極權體制之中，從此開始，中共將逐步把香港轉化為一個內地城市。而這是有違「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也令「一國兩制」轉為「一國一制」。由於香港不能再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港人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遂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

大專學生與大學管理層的矛盾

大專學生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基本上已獲得西方國家的敬佩和重視。自由世界的共識是：無論實際效果如何，這樣的努力都是值得堅持下去的。惟大學校長的聘任和管理層的構成，必須事先得到中共認可，不得不聽命於北京，全無獨立自主的權力，這一客觀的教育體制下，大學不可能出現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一型的校長，大學校長表態支持《國安法》，其實並不值得驚訝。與其寄望大學行政部門保護學生，不如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

教育局官員不懂歷史學

「1900 – 19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這是可以討論的，考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只要列舉可靠史料予以論證即可。教育局官員誤以為試題是讚揚日本侵華，說「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的空間」，這暴露出他們完全不懂歷史學的性質。況且，對試題未進行過任何研究，怎敢大膽說「答案只有弊無利」，而且「沒有討論的空間」？僅靠「官方」身份對任何問題提出最有權威的答案，此乃極權國家才發生的事。

「溫情敬意」還要講客觀實證，「愛國」觀念不只有一種詮釋

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出版時，曾遭受中共最嚴厲的批評，他們攻擊的焦點，正是其中「溫情與敬意」之說。按中共當時看法，根據歷史唯物論，秦漢以下兩千多年中國都在「封建」體制的宰制之下，應該受到譴責，不應該有「溫情與敬意」。直至 1959 年，中共對《國史大綱》的敵視一直未變，還在官方刊物上大加批判，今有親共人士引用書中對「歷史與文化」要抱有「溫情及敬意」來支持教育局有關「愛國」的「決定」。這是教人啼笑皆非的，其心可誅。

《國史大綱》是抗戰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含有民族主義情感是很自然的。可是，錢先生並未誇張民族情緒，在＜引論＞中，他明確指出，研究歷史「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治史必須盡量廣泛地搜尋證據 (包括人證、物證、文字之證等)，然後通過詳細研究而得出結論。結論可以修改，一旦有新證據出現，便應予以考慮，重新研究。向一切觀點開放，是研究歷史應有的態度，「民族、愛國主義」不應獨佔史學研究。

教育局倡導的「愛國」是「愛中共政權」，不是愛中國傳統文化。香港年輕學生為一個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中國而奮鬥，不想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被毀滅，從「雨傘」到「反送中」等運動引出幾十萬到幾百萬人遊行抗議，可見香港人仍然愛中國，只是不愛中共政權。

英治年代的自由氛圍與「認中關社」之所以出現

英治年代，教育司署僅提供歷史教科書的指引 (如時代、地區等)，決不干涉編寫內容。當時編書工作是自由開放的，由書局約人撰寫，出版後由各學校自由選用。那是一個私人競爭的書市。香港雖是英國殖民地，但英國人決不過問教科書對殖民當局的態度，像鴉片戰爭這樣敏感的題目，教育司署也完全不加干預。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正處於「改革開放」時代，大陸青年學生追求人文精神和現代普世價值，香港青年與之接觸，意識到自己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不甘心繼續做「殖民地的子民」，於是轉而認同中國，關心香港社會，興起民族文化意識。這在當時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趨勢。

中共如意算盤未必打得響

香港自開埠以來，是一個貿易自由的殖民地，早就發展出一套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1949 年以後，大批內地人士南來，在香港尋求生存的自由，這一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得到極大的強化和深化，決不是政治暴力所能輕易摧毀。

香港居民也和大陸上的中國人不同，他們一直生活在一種自由文化之中，而且為了保衛自由不惜進行激烈而長期的反抗，香港人的抗拒會發揮關鍵性作用，中共在香港摧毀「一國兩制」的企圖決不容易得心應手。

現在於香港爭取民主相當困難，但並非不可能。首先，香港民主運動已引起大陸強烈的民主要求，而這些要求都是黨內外重要人士提出。其次，香港一再傾城而出，遊行抗爭，再加上武漢病毒傳至世界各地，已令西方許多國家對中共「一黨專政」展開批評。他們知道「一黨專政」不僅為中國之害，其惡劣作用還會向全世界擴散。

談俄羅斯一日兵變

俄羅斯兵變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香港人滿以為堡壘從內部攻破，今次普京還不「著草」，烏克蘭反攻有望，殊不知在極權專制的國度，軍事叛變很難成功，誰願意最後人頭落地？誰不對當政者充滿善意的幻想？進軍到距離莫斯科二百公里，城中守軍薄弱，防務空虛，這是最有機會的一次，奈何「華格納集團」領袖普里戈津同意講和，下令調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日後的下場如何，大家可約略猜想，據俄羅斯 3 家新聞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普京根本未有撤銷普里戈津「煽動武裝叛亂」的刑事指控。

關於兵變的起因，主要是對烏克蘭戰爭正規軍不夠打，普京於是藉普里戈津用金錢收買死囚為僱傭兵，號為「華格納集團」。「華格納集團」由亡命之徒組成，打起仗起，反而比正規軍勇猛。立下戰功，一方面換得越來越多軍事武裝，一方面亦惹起正規軍的忌諱，特別是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以及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格拉西莫夫。近日俄羅斯國會制定新法，要將「華格納集團」納入規範，加入正規軍，服從紹伊古、格拉西莫夫的命令，不復以普里戈津為領袖，「華格納集團」與二人有仇，對烏戰事之艱難場口，二人每動員「華格納集團」，一旦規範化成事，這不等於枉送性命，兵變因此而起。

莫斯科空虛，注定守不住，傳聞普京已經準備逃亡，但或許關鍵時刻普京作出了重大讓步，普里戈津竟決定撤兵。坊間流傳普京答應不追究兵變罪責，兼改組國防部，撤換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可是，觀乎俄媒爆料，整場和談未嘗不是緩兵之計，普里戈津錯失了推倒獨裁者的黃金時機，境況堪虞。

中國歷史上，南宋初年，宋高宗手上無兵，全靠韓世忠、岳飛幾個將領集結地方勇武之士，組成「韓家軍」、「岳家軍」，為宋室維持半壁江山出力。這些軍隊名義上雖歸朝廷管轄，但他們更多是以韓世忠、岳飛馬首是瞻。宋高宗卒之殺岳飛，震攝韓世忠，把將領們的兵權收回。由此可知將帶有私人性質的軍隊納入官方規範，必然涉及鬥爭，亦必然有人被鬥倒。

幾百年後，國民政府蔣介石完成北伐統一，欲把馮玉祥、閻鍚山、李宗仁的部隊納入國軍，予以裁減，馬上激起三人反叛，中原大戰由此爆發。普里戈津與普京的矛盾，只不過是過去歷史的一再重演。

執筆之際，有傳普里戈津發表錄音講話，指「華格納集團」將於 7 月 1 日停止運作，早前直逼莫斯科，也不是要推翻俄羅斯領導層。雖不至跪地求饒，但已不如之前大義凜然，威風滿面，曹劌論戰的名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放過了普京，讓他有機會翻身，狂人又怎會讓你好過？

余英時看錢穆《國史大綱》

近日台灣出版《重返《國史大綱》：錢穆與當代史學家的對話》一書，收錄王汎森等史家解讀錢穆思想及《國史大綱》的專題論文，「本書以閱讀、史料、學說為三大方向，從錢穆寫作的時代背景談到他對各朝代的史觀，第一本全方位解析《國史大綱》的微言大義」，「本書分為『錢穆的思想世界』、『《國史大綱》的歷史世界』兩大主題，從歷史書寫、閱讀視角、學術精神、士人概念、域外觀點、宗教影響、朝代史觀等論點著手，帶領讀者一步步打開《國史大綱》」。

惟余英時先生已然仙逝，有網民對余先生未能「與錢穆對話」，即在書中留下一文深感遺憾，其實，早在 2016 年，余先生已就老師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寫下一長篇導讀，文中鉅細無遺談及《國史大綱》的方方面面，為余先生的獨特心得。今不妨撮述文中要旨，供後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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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司馬遷《史記》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樹立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後，《史記》、《漢書》、《通鑑》都因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經典，《國史大綱》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故能成為現代經典。

《國史大綱》將「究天人之際」作為其主要工作，「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人」指人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實際的創造作用。

《國史大綱》在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士階層功能，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尤其能做到「通古今之變」。

至於「成一家之言」，是指錢穆能從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假設，建立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系統觀點」，將中國史整體動態盡可能客觀地呈現。

和《國史大綱》不同，其他通史偏近「記注」，即對原始史料進行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祖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這一長編便相當於「記注」。

呂思勉的斷代史著作，原名《國史長編》，這部長編，無論就「整輯排比」(「史纂」) 或「參互搜討」(「史考」) 來說，都達到了極高水準，將「方以智」型的史學發展至最上乘的境地。《國史大綱》不是「方以智」的「記注」，而是屬於「圓而神」的「撰述」。兩者目的與功能互異，學術價值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國史大綱》作為「圓而神」的「撰述」，主要表現在它是一部貫穿著系統觀點的「專門名家之業」，也就是太史公所謂「一家之言」。而「撰述」能夠達到「圓而神」的境界，主要關鍵即落在「抉擇去取」上。

錢穆認為，「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國史大綱》正是在這一指導原則下寫成。

在史料處理上，全書不只根據廿四史，還廣泛徵引廿四史、十通以外的種種記載。以「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章為例，所據材料便在廿四史、十通以外。又論述王安石新政時，錢穆博採宋明各家文集。即使是運用正史材料，《國史大綱》也經過「整輯排比」、「參互搜討」等系統性的處理，包括：(1) 先對所引史料作一番「記注」功夫，如廣引事例以建立某一時代特有的歷史現象，或依據時代與地域編制各類表格 (戶口、稅收等等)，並引其他相關史料為參證，以凸顯變動的趨向。(2) 徵引史文以最關重要的字句為限，「書中所引，未詳出處」，僅取其字面涵義。

書中同時重視近人研究成果，對「近人文字」、「時賢新得」，不只「採獲」，甚至提出商榷。如論上古史，錢穆接受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之「新得」，卻不接受＜殷周制度論＞以周代「封建制從父子相傳制而來」。另關於西魏府兵制起源，錢穆不從宇文泰個人的動機和策略切入，有別於陳寅恪，而傾向將宇文泰把六柱國分統府兵比附為周官六軍之制，視作胡漢勢力長期消長所發生的作用，余英時說：「自西魏以來，軍隊主體已不斷移到漢人一邊……宇文泰部下既越來越多漢族，則如何採取漢化體制以安頓他們應該是一個更迫切的問題，而府兵制即是其中的環節之一」。第十五章有按語「宇文或是匈奴而雜有鮮卑之血統也」，竊以為採自傅斯年，周一良晚年回憶＜論宇文周之種族＞的撰寫，提到「我又根據傅斯年先生的啟發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宇文氏是匈奴而不是鮮卑，這個說法後來也得到承認。」

《國史大綱》往往能用一兩句話概括出劃時代的動向，使讀者悟境頓開而觸類旁通，如論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唐中葉以前在黃河流域，以後則移向長江流域，便是一例。

又《國史大綱》對研究者發生參證及啟示作用。所謂「參證」，是指研究者 – 尤其是有成就的研究者 – 對歷史上一些重大問題或事件已形成某種論斷的傾向，卻在《國史大綱》中找到或同或異的看法，這些同異之見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參考點，使他不能不將原有的論證向更高層次發展。所謂「啟示」，是指研究者讀到《國史大綱》某些論述而發生思想的躍動，使他在研究題旨上有所突破，終於取得有價值的成果。這種經驗往往發生在較年輕的研究者身上。余英時相信，錢穆在各方面大大小小的歷史問題上有自己的睿識和創見，這些睿識和創見才是直接引起參證和啟示作用的源頭活水。徐旭生拿自己畢生治史的心得與《國史大綱》互相參證。范文瀾對《國史大綱》的材料另作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解釋。楊聯陞對書中「占田」、「課田」的解釋不接受，提出自己的結論，都是參證和啟示的具體案例。

《國史大綱》採用綱目體，大號字的正文是「綱」，中號字而低一格排印的則是「目」，此外還有小號字的雙行夾註，多數見於「目」中。歷史論斷通過三層深度分別呈現，每一層次都有作者的睿識和創見，有待讀者抉發，這是《國史大綱》的難讀處，也是其引人入勝處，與一般平鋪直敍的通史截然不同。讀者只有達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才能在《國史大綱》的世界中自由出入。

[參考資料]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 –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收錄於錢穆《國史大綱》(出版 83 週年紀念版)

朱熹對南宋初年政局的看法

北宋末年財政似乎出現大問題，這從「帑藏空竭」、「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已然反映。宋欽宗面對父親留下的爛攤子，無計可施。尤其甚者，朱子說：「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無知人之明，也無剛毅不屈、迎難而上的鋼鐵意志，甚至害怕戰爭爆發，欽宗的柔弱，終於迎來被金人俘虜的厄運。

高宗南逃，拜主戰的李綱為相。李綱，字伯紀，朱子認為他「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高宗堅決起用李綱，跟他有志恢復中原有關。朱子提及一件事：「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黃輩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黃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汪黃」即汪伯彥、黃潛善，二人俱為主和派，從高宗敢於頂撞他們，乃至用李綱，可見高宗非一開始就同意主和。

就建都論，「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建康形勢勝於臨安」，「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著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選都建康，是張浚的主意，「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後淮西兵變發生，趙鼎建議移歸臨安，南宋偏安之格局於是形成。

由地理形勢看，鄂州 (古時叫做武昌) 是收復中原的絕佳據點，「上可以通關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比觀之下，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又嚴格上「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建康舊都所以好，卻以石頭城為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這岸，方得，所以建鄴可守。屯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至於江陵，「江陵低在水中心，全憑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築，只是土」，極容易丟失長江天險，不如鄂州，故岳飛不依旨令移鎮江陵。

堅持對金抗戰，最大問題是給予機會前線將領坐大，朱子不諱言「諸將驕橫」、「將驕惰不堪用」，說：「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裡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由於高宗無周世宗、宋太祖之將才，面對恃功專橫的將領們 (包括岳飛)，他只好走議和一途。朱子一番話特別值得注意：「張 (浚) 與韓 (世忠) 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疏，高宗又忌之，遂為秦 (檜) 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處死岳飛，在朱子看來，未嘗沒有殺一警百的意思。

秦檜知道金人厭戰，兼察知高宗也不想繼續用兵，故主張和議。朱子批評他「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秦檜為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要去一人時，只云劾某人去，臺諫便著尋事上之。臺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纔得之，即上文字。太上 (高宗) 只是慮虜人 (金人)，故任之如此」。須知道北宋臺諫本來是糾劾宰相，到了南宋初年竟與宰相朋比為奸，同流合污，臺諫失其效能，難怪秦檜得以肆無忌憚！

秦檜為人陰險，朱子說：「李泰發 (即李光) 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不當面駁斥，而是背後放冷箭，都算惡毒。

高宗雖用秦檜成就和議，但他始終處處提防，甚至反被秦檜牽制。朱子說：「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又說：「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又說：「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

高宗死後，孝宗「初恢復之志甚銳」，想有一番作為，奈何無人可用，「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朱子承認孝宗「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關於孝宗為人，其「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晚來極為和易」，「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更有唐太宗之風。惜乎「所用宰執，多是庸人」，重新起用張浚，「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結果唯有「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張浚單打獨鬥，加上「年老，覺得精神衰，急欲成事」，招來「符離之敗」，朝臣乘機幸災樂禍，主和的湯思退被重用，成就宋金隆興和議 (又稱乾道和議)。

[參考資料]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本朝一、本朝五

朱熹看北宋盛衰

南宋朱熹 (以下簡稱朱子) 對自己身處的時代有不少反思，這些都是研究宋史極珍貴的材料，今不妨看看他如何論北宋。

對於北宋開國君主趙匡胤，朱子非常欣賞，稱其有「聖人之材」。有謂「太祖盡除五代弊法，易亂為治」，朱子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宋太祖之可貴，在於「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他說：「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循序漸進地改革，不選擇一蹴而就，朱子有保守主義的傾向。這一視野下，他自然不喜歡王安石，「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

宋太祖在位時，「時事甚簡徑，無許多虛文」，朱子非常討厭「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認為「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又明日何處看習水戰，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用今天的話說，朱子主張「少說話，多做事」的務實政治。

太宗以後，北宋偃武修文，但朱子對太宗以下的君主並無好感，「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裡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卻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

宋神宗即位，有意發奮圖強，所謂「銳意為治」。這位年青君主確有過人之處，如在用人上便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便一向傾信他」，他又頗留心軍事。惟信用急變全變的王安石，加上「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改革卒之無所成。朱子評用兵熙河：「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卻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指「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經不起事實考驗。

朱子同意「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他「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兼「好用生事之人」，變法終於失敗。

至徽宗，用一百萬貫代稅錢換燕京六座空城，對老百姓傷害極大，朱子說出事實：「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定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煞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值得注意是，朝廷巧立名目以苛索掠奪，且有官員中飽私囊，如此質素的管治，不亡於金人之手，亦難以持久。

另金人滅宋一事，原來有內情，朱子說：「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鬥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

扼要言之，遼國滅亡後，徽宗厚待契丹降軍，激起宋朝戍邊軍隊不滿，雙方先有一輪互相廝殺。及後女真揮軍南下，契丹降軍搶先投降，充當嚮導，因其熟知河北地理險要及軍事虛實，金兵得以長驅直入。

復添以徽宗屢次敗盟失信，違反「兩邊不得受叛降」的承諾，「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靖康之難」可謂北宋咎由自取。

[參考資料]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本朝一》

燒豬、燒鴨、燒鵝背後牽涉胡漢飲食文化交流

今天燒豬、燒鴨、燒鵝已成廣東地區名菜。追源溯始，三者皆來自北方，《齊民要術》記燒豬製法如下：

用乳下豚極肥者，豶、牸俱得。擊治一如煮法，揩洗、刮削，令極淨。小開腹，去五藏，又淨洗。以茅茹腹令滿，柞木穿，緩火遙炙，急轉勿住 (轉常使周匝，不匝則偏焦也)。清酒數塗以發色 (色足便止)。取新豬膏極白淨者，塗拭勿住。若無新豬膏，淨麻油亦得。色同琥珀，又類真金。入口則消，狀若凌雪，含漿膏潤，特異凡常也。

燒豬，古時叫做「炙豚」。書中另記燒鴨、燒鵝製法：

肥鴨，淨治洗，去骨，作臠。酒五合，魚醬汁五合，薑、蔥、橘皮半合，豉汁五合，合和，漬一炊久，便中炙。子鵝作亦然。

《齊民要術》作者是北魏官員賈思勰，成書於東魏武定二年 (公元 544 年)，記述黃河流域下游地區 (即山西東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東北部、山東中北部) 不同生產技術的知識。據此，燒豬、燒鴨、燒鵝技術早於北魏末年的黃河下游地區已甚為普遍。

向上追蹤，燒豬製法又見於《禮記．內則》以下一條文字：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涂之以謹涂，炮之，涂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

譯成白話，大意是：

選取乳豬 (或母羔羊)，宰殺之後剖開腹部並掏出內臟，在它的腹中裝滿大棗，用編好的蘆草包住。用有穰草的黏土塗實。用火烤。等到把外面的泥全部烤乾，剖去草泥和蘆草包，然後洗乾淨手再輕輕搓，搓去乳豬 (或母羔羊) 上面的肉皮 (薄膜)，再把稻米磨成粉，調和成糊狀，敷在乳豬 (或母羔羊) 的外皮上，放在油鍋中炸，油一定要沒過乳豬 (或母羔羊)。用大的鍋 (無足銅鼎) 放入水並燒開，再用小鼎放入紫蘇等香料，開水不要淹沒裡面的小鼎。(隔水) 煮三天三夜不要滅火。最後，用食醋和肉醬調味，食用。

跟北朝的「炙」法不同，這是「炮」法，類似「叫化雞」的烹調方式。《禮記》成書於西漢，則西漢的燒豬方法實和北朝的迥異。今天燒豬、燒鴨、燒鵝的製法，基本上採用北朝的「炙」法。

北魏政權由鮮卑拓跋氏創建，他們都是以射獵為生的遊牧部落。台灣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歷史科專任講師蔡惠琴撰＜「羌煮貊炙」與「飯稻羹魚」- 略論魏晉南北朝胡漢飲食文化交流＞一文，指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胡漢雜居，造成兩者文化衝擊與交流……烤炙是北方胡族傳統的飲食烹調方式……烤炙是人類一旦學會用火就可進行，此種方式在草原游牧民族中十分流行。直到中古時期，烤炙仍是華北居民普遍採用的烹飪方式，烤炙的食材大多是肉類，包括牛、羊、豬、雞、鴨、鵝、鹿、兔肉及各種魚類，甚至動物內臟如肝、胃、腸等，也都可以用炙法處理。

燒豬、燒鴨、燒鵝，背後原來涉及胡漢飲食文化交流，真是料想不到。

Derek Parfit 的無我觀與道德實在論

英國哲學家 Derek Parfit 在 2017 年去世。最近 David Edmonds 出版《Parfit: A Philosopher and His Mission to Save Morality》，介紹其傳奇一生及道德理論。關於 Derek Parfit 對哲學的貢獻，不得不提他對「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 問題的回答，以及迥異於主流的道德實在論 (Moral Realism) 立場。

「個人同一性」問題，簡單講是要問，「昨天的我、今日的我、未來的我是否同一個我？」這個問題被提出時，似乎已預設有一個「我」存在。Derek Parfit 不同意這一預設，在他看來，無所謂「我」，遑論追問「我會繼續存在嗎？」人只能看見自己的腦和身體，當我們昨日的腦和身體與今天的、未來的有某種心理聯繫 (如記憶、性格) 和高度的連續性，個人同一性便得以確立。

一個完全脫離腦和身體的形而上的實體的自我，Derek Parfit 從不承認其存在，這和 David Hume 的看法一致。又腦 (包括記憶、性格) 和身體移植到他人處，遠比人喪失腦 (包括記憶、性格) 和身體 (猶如幪面超人中被洗腦及換上鋼鐵身體的影月) 可取，後者已無「個人同一性」可言。

道德哲學方面，據 James Alexander 為《On What Matters》撰寫的書評，Derek Parfit 先把「應該做什麼」(What ought to be done) 和「什麼是被命令的」(What is commanded) 區別開。基督教神權時代，兩者同一，但上帝既死，命令再無施令者發出，尼采、叔本華把「你不應該殺人」看成命令一般，此其實不合理，未能擺脫基督教的殘餘影響。

用契約論、協商的方式重建道德理論，有實際政治操作的意義，卻不能產生道德真理，只成就道德妥協。另有學者集中研究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力圖避免道德相對主義的非難，但 Parfit 認為他們注定徒勞，「『應該做什麼』是有意義的，只有當它們是潛在地真的」、「道德問題猶如數學問題，有真假答案可言」、「世上存在一種客觀的道德秩序」。Parfit 甚至坦言：「如果沒有這樣的規範性真理，那麼一切都無關緊要，我們也沒有理由試圖決定如何生活。」「應該做什麼」不是作為神的命令而有意義，而是其符合客觀地真的道德事實，他稱呼自己的取態是「非形而上學、非自然主義的規範認知主義」(Non-Metaphysical Non-Naturalist Normative Cognitivism)。

康德義務論、效益主義後果論、契約論式的道德觀，Derek Parfit 覺得三者在「不同側面攀登同一座山」。他綜合三理論而特別提出「三重理論」(Triple Theory)：一個行為是道德上正確的，當且僅當，其依從一原則，此原則 (1) 作為普遍法則將使事情進展順利 (2) 作為普遍法則將被每個人理性地意願 (3) 無人可提出理由拒絕它。

Bhaskarjit Neog 在＜Derek Parfit: The Philosopher’s Philosopher＞一文中說：「他的觀點與佛教的無我學說非常接近，無我學說與我們普遍的看法相反，在眾生中沒有永恆不變的自我或類似自我的物質。儘管他們的方法存在差異……兩者都認為，拒絕持久的自我認同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調整自己的信念和態度……它幫助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一種更加客觀、利他和無私的生活和世界方式上。」竊以為是對 Parfit 適切的評價。

及時行樂 (16-06-2023)

1. AI 尹光 - 一人之境

2. 尹光 - 少理阿爸

3. AI 家駒 -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4. Beyond - 冷雨夜

5. 葉蒨文 + 鄭秀文 - 談情說愛

6. MC 張天賦 - Volar

7. Blur - The Narcissist

8. Oasis - Wonderwall

9. Suede - Attitude

10. Avril Lavigne - Don’t tell me

11. Linkin Park - Lost

12. AGA 江海迦 - MI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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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一舞傾城》

關於《一舞傾城》，還有幾點要說。

首先，有謂劇集抄襲台劇《華燈初上》，但誠如陳法蓉所言，《華》劇基本上是懸疑推理片，有別於《一》劇著重溫情倫理，把《一》劇視為抄襲不合理，兩者只是表面類似，即同樣以夜總會為大背景。

況且，即使抄襲，只要抄得有機 (organic)，即能更好地表達劇中主旨，抄其實沒有問題。細細粒一場性虐戲，基本上抄自電影《格雷的五十道色戒》，但這場口出現是有原因，兼可突出細細粒的個性及做人態度，此安排即沒問題。須知道「天下文章有大抄」，優秀的文學作品，必有從前人作品吸收養分和靈感，以抄襲批《一》劇不知所謂，未免不知文學創作為何物。

其次，劇中志飛和沙律兩條感情線都帶得出真正的愛情涉及責任，難能可貴。Monica 為前男友打官司籌錢，不惜跟司徒大狀上床，她也一度被麻鷹下藥，拍下裸照。然而，志飛對這些全不在意，他只在意她為自己擋過刀，在意將來如何可給她幸福快樂。大結局的求婚，既有喜歡，亦含責任，此乃正確的愛情婚姻觀念。同樣，沙律開槍殺屠伯為夫報仇，這也是她為人妻子所不得不盡的本份，若逃避了，由志飛開槍，看見丈夫的仇人而不出手，這根本不是愛，愛必定愛屋及烏，且會把對方的仇人視作自己的仇人，因為盡了對青龍的愛，所以沙律才會微笑從容地自首。

其三，許太、屠伯、糯米雞雖為配角，卻有豐富的內涵。許太是個可憐人，政治婚姻下，她心愛丈夫，但同時知道丈夫不愛自己，結果只好與其他男人鬼混，以排遣寂寞，兼希望丈夫有朝一日在意自己。偏偏丈夫愛上舞小姐，她掌摑 KK、用錢迫 KK 走、奚落 KK 是妓女，都不討好，但這些何嘗不是愛 Macro 的表現？最尾 Macro 要走，她一聲「老公」，一下跌坐，真相大白，花盡心力去愛、去維繫婚姻，終不得好下場，此不是可憐嗎？另屠伯雖為洪泰大佬，也對兒子麻鷹寄予厚望，但去到不得不二選其一，他堅持為保權位而親手殺子，「虎毒不吃兒」，經親手殺子一幕，屠伯比老虎更惡毒的形象變得鮮明。糯米雞一出場是意圖強姦親女 KK，色膽包天的他殺 Monica 前男友 Dave 不敢，面對麻鷹追殺，更怕得要命。寫綠葉配角都寫得有戲，足夠飽滿，十分難得。

最後沙律冷靜說理，充當囡囡們的人生導師，剛安慰 KK 面對人生無常，接受 Macro 之死，轉頭青龍死於非命，她即哭成淚人，能醫不自醫，貼近人性。又用流行曲配電視劇情節，《大時代》亦做過，而且做得很成功，《一》劇還原基本步，回到九十年代大台電視劇的一貫拍法，返本開新，對現在以流水式工廠作業拍攝出來的粗製濫造的電視劇，也起一當頭棒喝的作用。

《一舞傾城》不失為一套出色的電視劇

《一舞傾城》自播出以來，反應兩極，喜歡的高度評價，厭惡的群起而攻。我自己是非常欣賞這套電視劇，亦覺其為王晶乃至 TVB 近年的水準之作。所以，對於一些批評，不妨先予回應，再談全劇可觀之處。

首先，有指全劇在佛山取景，演員有在大陸出生，王晶政治立場藍到發紫，不了。此其實不成批評，因非針對劇集本身而發，純粹用先入為主之偏見篩選。觀乎香港電視市場萎縮，中港合拍片成為慣常，我不覺得用大陸演員、到大陸取景有什麼原罪，重要是拍出來的好不好看，受不受歡迎。

其次，有指劇集題材有傷風化，美化舞小姐、夜總會和妓女，過度強調「賣處」，教壞小朋友，不宜放在闔家歡時段播放。這些批評雖針對劇集本身，但實屬無理。電視劇某種意義上屬於通俗文學，其為編劇們創作的心血，雖在現實世界取材，但終究要離開現實而帶有一定想像性，既然必含想像，美化有何不可？只要合乎全劇主旨，美化不成問題。又母親慫恿女兒為錢「賣處」誠然不是正確價值觀，但撇開說教，大家捫心自問，現實世界中真的沒這些事發生？為脫貧可以去到幾盡，天天在劏房、木屋都可能出現，現實是殘酷的，將它赤裸裸反映，這叫做坦白，要教育小朋友，不如關掉電視看童話故事更佳，何必出來苛責？還有，有年資的電視迷都知道，930 已經是家長指引時段，說這時段不可播成人情節的電視劇，是沒有道理的。

最後，有指劇集橋段老土，王晶抄自己作品，劇中時空錯亂，多次出現穿崩場口。這套劇擺明車馬 sell 懷舊，老土正見其成功。劇中時間約為 1995 – 1996 年，出現 Twins、容祖兒的歌，確實奇怪，但撇開時間，歌詞內容是否準確描述劇中主人公心境，幫助劇情推進，這才更重要。惟有千禧年以後的家居景物出現，此為大不妥，但瑕不掩瑜，我們是否應該集中欣賞劇情本身？至於抄的問題，電視劇最緊要多人看，古惑仔系列、三級片深得人心，王晶將這些元素放入劇中，未嘗不可。

《一舞傾城》這套劇好在哪裡？第一是人物個性鮮明立體。沙律媽面對客人時八面玲瓏；面對囡囡們關懷備至，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領悟；面對丈夫青龍時癡情而傻氣。如此豐富多面，不是其他劇的女主角可以媲美。又 Monica 為男友打官司而與大狀上床，為志飛而擋刀，俱見其敢愛敢恨。細細粒為了替姊妹還債，不惜被魯中源性虐待，足見其重義氣。Money 有工作的憂慮，不想坐冷板，同時又是浪女回頭變孝順。總之，劇中女角不是美艷的媽媽生和舞小姐那麼簡單，她們是活生生的人，有種種身份，也有種種難處。即使是魚旦媽，做反派的，販毒被捕，她卻不顧後果收留愛人麻鷹，麻鷹死了，她悼念，屠伯叫她運毒，她內心掙扎，邪中有正氣，所以教人憐惜。

第二是劇中充分運用對比及鏡像人物，張力十足。以 KK 那條線為例。王俊駒為追夢不計金錢的大學生身份，跟 KK 為賺錢而做舞小姐強烈對比。這個矛盾要化解，需要一中介人，此便是 Macro。Macro 為了錢而娶自己不愛的 Karen 為妻，此不是跟 KK 處境很相似嗎？Macro 是 KK 鏡像，所以二人才會一見如故，刻骨銘心。Karen 表面對丈夫愛理不理 (甚至當著他面前出軌)，心底裡是很愛他的，這就和 Macro 的心態對立起來，看見丈夫被奪，她迫他用錢解決跟 KK 的關係，KK 之前因為缺錢、要養家跟俊駒反面，現在有錢了，可以追夢，矛盾消解，二人自然可以走近，所謂能夠「拍住上」也。Macro 看在眼裡，不是味兒，但 KK 作為其鏡像，也給他帶來影響，他後來決定離婚，自己開公司，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未嘗不受 KK 影響。惟其畢竟是中介，為成就俊駒與 KK 而存在，他的死，許多觀眾覺得沒必要，但明白以上脈絡，就知他必須死，方可成全俊駒求婚成功。

第三是劇集捕捉到人生的艱難、荒謬與無常，令人有共鳴。KK 媽勸 KK「賣處」時，說到一句「我都唔想㗎，我窮咗好耐。我真係好驚，唔想好似以前咁窮呀」。任何經歷過極度貧窮的人，不能不對此番話有感受。另李青龍為社團坐牢十多年，以為替社團立下大功，豈知出了獄，一個人都不識他，頓覺人走茶涼的他慨嘆十多年時光浪費了，希望重新開始，與愛妻沙律共諧連理，豈知樹欲靜而風不息，麻鷹一槍把他斃命，青龍只能含恨而終。為公司打拼而錯過與愛人共處，終至抱憾，很多人經歷過，劇中故意放大青龍與沙律的甜蜜溫馨以突出二人死別的不幸，那種 irony，那種荒謬，於最開心的場合承受最傷心的痛，王晶團隊捕捉得相當好。

第四是演員演出精湛，歌曲配搭得宜。沙律媽在殮房與丈夫盡訴心中情，那段獨腳戲，開始是閒話家常，勸青龍不必擔心她，她有好姊妹陪伴，困難捱得過去。接著連番叫「老公」而不得回應，進入決堤式的情緒崩潰，「我真係好嬲你，你明明同我講過你會同我一齊到老，你做唔到做咩應承我……」、「我等咗你十幾年喇，你點解要抌低我一個……我冇咗你唔得架……」這段戲非常難演，但陳法蓉演得很到位，有網民說她值得拿「視后」，是有道理的。

又她與青龍的恩愛亦很自然流露，隨警方離開靈堂，那個轉害怕為微笑的表情，充分表現她為丈夫報仇的內心滿足。順帶一提，屠伯訪魚旦媽一節，屠伯上一句才客氣地說視魚旦媽為兒媳，當聽到魚旦媽不願替他散貨，他馬上變面，此也是演技的表現，是鄭恕峰這種老戲骨能夠演繹。歌曲方面，精彩的有志飛古惑仔打架插有 Beyond 的《我是憤怒》，沙律穿婚紗插有彭羚的《小玩意》，俊駒目送 KK 上 Macro 的車插有黃凱芹的《情深緣淺》，KK 情迷巴黎與 Macro 發生關係插有黎明的《如果這是情》，志飛暗戀 Monica 插有容祖兒的《逃避你》，KK 情傷插有王菲的《執迷不悔》。有網友指這些歌都是象徵著香港輝煌起飛的時代，配合劇中九十年代背景，切合故事情節、人物性格，還令人回味香港往昔風光，這不是厲害嗎？

第五是劇集有深度的反思。KK 問沙律：「夜總會賣什麼？」，沙律答：「賣幻覺，夜總會就好像遊樂場，來光顧的人，有些想逃避現實，瘋狂玩一晚，有些渴望被愛，想得到他人關心、對自己噓寒問暖，更有些是希望奪回自己尊嚴，在別人面前威風一次」。劇集結尾，萬國城結業，這段對話再次出現，更配上八、九十年代香港街景，此不禁令人聯想到，劇集是否想借萬國城的興衰諷刺香港。曾幾何時，香港是英國本土失意人、南來避難中國人、土生土長香港人尋開心建功立業之地，他們很賣力，去付出，去拼搏，香港一度輝煌，但終究要熄燈打烊。夜總會是遊樂場、賣幻覺，香港何嘗不是？最妙是 KK 問沙律：「我們豈不是一個小丑？」沙律答：「人生在世，只要有東西要追求，誰不是小丑？」批評權貴是容易的，但明白權貴荒唐都是為了家庭、為了生活，體諒或許更加需要。

全劇還有許多地方值得細味，今只舉冰山一角略作引介，已見《一舞傾城》藝術價值高，為一套優秀的電視劇。

補充一點，王晶是這套劇的編審，但還有其他人參與創作，包括：李梓樅、馮靜雯、潘幸枝、留晴。李梓樅、留晴參與過寫 ViuTV 劇集《反起跑線聯盟》，覺得王晶出品不用看，ViuTV 才是正道，果真如此非黑即白？

唐君毅對黑格爾哲學的消化

今天學界普遍看重牟宗三而輕視唐君毅，偶有觸及唐君毅哲學者，亦不過說他援引黑格爾模型論述中國文化，然則具體操作如何，少有人解說清楚。以下我僅將自己的意見寫下，供各方思考。

就我所知，唐君毅對黑格爾哲學最大的消化，是把「絕對理念」/「絕對精神」換成中國文化精神，而將純粹的理性認知主體轉換為道德實踐主體，沉思則轉換成持之以恆的道德實踐。

唐君毅第一部哲學性著作，名為《道德自我之建立》，「道德自我」取自孟子「良知良能」，被提煉成道德實踐主體，此乃唐君毅哲學的起腳處。

往後他撰有《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其實就是道德自我，書中有以下一段文字，足證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實為異名同謂：

吾人所謂理性，即能顯理順理之性，亦可說理即性。理性即中國儒家所謂性理，即吾人之道德自我、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所以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本質或自體……此理此性為形上的、超越的、精神的。順此理此性之活動，為精神活動。精神活動之內在的體驗即精神意識，簡名之曰意識。而當吾人之精神活動，有一自覺或不自覺依理性而形成的對客觀世界之理想時，吾人即有一文化理想而亦有一文化活動。每一文化活動、文化意識，皆依吾人之理性而生，由吾人之自我發出。故每一文化活動均表現一對自我自身價值或道德價值。由是而吾人所謂道德自我、超越自我、精神自我，創造文化具備文化意識之自我，只是一自我之異名。

文化活動乃道德自我展現其自身，換個角度，即吾人從事每項文化活動，皆可從中體證一形上的、超越的、精神的道德自我。

道德自我，置於康德哲學中，相當於實踐理性，與純粹認知理性區別開來。早在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熊氏已用佛家的「性智」、「量智」作出類似劃分，「性智」成就道德，「量智」成就知識，不可混為一談。唐君毅繼承熊十力、康德的二分而進一步，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他提到：

仁心是人之價值意識的根原，亦即人之良知良心自己，或一般所謂良知良心的判斷的根原。仁心之所以為人之一切價值意識的根源，是因人的仁心直接肯定直接經驗的世界之存在，亦直接肯定一切世界有價值的一切事物之價值。仁心的本性，不同於分析的理智之從事抽象，而是要成就具體的事，而不傷之。人望人之得其生，是仁心之表現。春天來了，樂於觀彼草木之欣欣向榮，亦是仁心之表現。以至對於當前之任一物，喜其成，而惜其毀，皆是仁心之表現。故人之仁心，是一直接成就、持載、護惜具體事物之世界的心。而此心亦復是能肯定「一切有價值的自然事物，與一切能實現價值的人之精神態度，如人之宗教態度、藝術態度」，肯定「表現價值的人類文化與其歷史」的心。

康德的實踐理性，仍偏向冷智，唐氏的道德自我則是溫情洋溢，非常敏感，用傳統儒家的講法，是其以「不忍」為內容。因為不忍，所以尊重、保存不同有價值的東西，故能成就文化。

歷史與「文化意識」、「道德自我」是如何一種關係？在＜中國歷史之哲學的省察＞，唐君毅說：

吾人自己之生活，乃一嚮往理想，而實踐理想之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之歷程。於是吾生活於歷史中，即將見歷史之發展，亦為人之嚮往理想而實踐之之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之歷程。由是而吾人之看歷史之態度，即不復如一般歷史家之止於一居今以述古、循流以考原之態度，而為直下在人之精神理想之泉源處立根，以順流而下觀之態度……由是而見歷史之步步進展，即人之精神理想之步步生發，步步為人所實踐之歷程。

舉個例子，東漢黨錮之禍、清末公車上書、民初五四運動，八九六四事件，歷史家只知追索其始末因由及後續影響，但唐君毅認為，這些歷史事件其實都是道德自我之逐步實現、開顯其自己，為道德自我不同程度的展現。也可以說，歷史是表象，背後則為道德自我在發用，此處唐君毅明顯採取黑格爾「精神—現象」的框架。

在＜中國文化之原始精神及其發展＞中，唐君毅以「禮樂之精神」作為中國文化原始精神的具體內容，「禮樂之精神」即為愛敬之情，道德自我。

唐君毅「道德自我 --> 文化活動 --> 歷史」的看法，基本上為牟宗三所首肯，亦與錢穆晚年的見解相契，在＜天人合一論＞，錢穆說：

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錢穆說：

文化即是人生，歷史乃是人生之記載。故可說，文化即歷史，歷史即文化。

言下之意，人生、文化、歷史是三位一體。「天命」即「天命之謂性」，即道德。道德透過歷史展現，從歷史中看出道德，這和唐君毅並無二致。

總括而言，唐君毅「創造性轉化」黑格爾「精神—現象」的框架，開出當代新儒家獨特的對文化、歷史、道德的看法。沒有唐君毅對黑格爾的吸收及消化，新儒家是不能成形的。輕視唐君毅哲學的人，可謂「有眼不識泰山」！

從香港史的發展脈絡審視反修例事件的前因與後果

八十年代中葉，香港開始出現壓力團體及議政組織，他們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逐步政黨化，跟英國殖民地政府有意下放權力，推動政制改革有關。八八直選雖未能成事，但 1991 年香港立法局已有首次地區直選，至彭定康任港督，1995 年立法局選舉讓港人擁有「一人兩票」，功能組別變相直選，此無疑給予不同政黨訓練人才的機會，同時亦令普羅市民更加關心時政，電台的「風煙」(phone in) 及時論節目如雨後春荀，香港市民從此升格為香港公民，「香港是我家」的歸屬感因此形成。

誠然，英國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加快香港民主步伐，未嘗不是希望借助直選、民間輿論、成熟的公民社會以牽制九七主權移交後的新宗主國，避免中共對香港過多的介入及干預。事實上，1997 – 2003，甚至 2014 年「雨傘革命」前夕，英國人的如意算盤都是打得響的。董建華年代推行通識教育，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因課程內容都是當今世界所發生的事，更易讓年輕學生對香港、對中國、對世界有歸屬感。換言之，公民社會更加牢固，以往港人的政治冷感，在年輕一代不復存在。網台普及、社民連成立，香港的民間輿論更開放、更多元，政壇更首次出現「中間偏左」(即重視資源公正分配) 的政黨，政治光譜越見開闊，這不是很多國家能夠出現。建制派雖有「阿爺」作後盾，但制度上畢竟是直選，既是直選，彼要入立法會，便需爭取市民支持。雷曼事件，民建聯站到苦主一邊，正是為此。

但 2012 年起，事情慢慢起變化，學民思潮反國教，回響甚大，這是香港的輿論與公民社會跟中共矛盾白熱化的開端，2003 年矛頭指向董建華，不是指向中共，國教事件則是明白反對中共在香港進行洗腦教育。當時雖有 D&G 事件，但本土思潮並不熾熱。大家所關心，是 2012 年有沒有雙普選。按照《基本法》，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循序漸進」達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由 07、08 雙普選到 2012 雙普選，香港人從未想過中共會不兌現承諾，會背信棄義，即使後來轉成 2017 雙普選，上至民主黨諸君，下至普通市民，仍舊選擇相信。直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人大「八三一決定」出台，一個有提名委員會篩選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港人一等再等，至此如夢初醒，928 以後的連串佔領，87 枚催淚彈是激化，根本亂源則在於中共向來所說的謊言被揭穿。也由這個時候開始，香港人不再爭取雙普選，對以往為他們爭取雙普選的民主派議員亦棄如敝屣，「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是當時口號，人民充權作為雨傘革命的精神，刺激不少新興的由年輕人或素人組成的政治組織冒起，其中為人熟知的包括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

雙普選此路不通，加上佔領無疾而終，民憤未平，之前一直居於伏流的本土思潮 / 意識，慢慢走上台前。2016 年新東補選尤其具標誌性，此乃脫共與在中共統治下爭取民主之爭，也是和理非與勇武之爭。遙想當年，兩派勢成水火，各不相讓，無人會想到兩派能有合作、互補的空間。即便在六四集會議題上，一派堅持參加支聯會的燭光悼念，一派反對悼念，或悼念都要聯繫到香港目前境況，總之，彼此無溝通的可能，直至 2019 年的反修例事件。

整場反修例事件，無人提出過分離主義，「五大訴求，決一不可」是抗爭者說得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加油」，竊以為此乃和理非大中華派、勇武本土派的最大公約數。有兩個日子非常關鍵。6 月 12 日，警察首次對抗爭者開槍，經此，同仇敵愾消泯了政見分歧。7 月 1 日，勇武派衝擊立法會時，和理非下午一度勸止，擔心中敵人圈套，又怕有鬼破壞抗爭，但當天晚上，中共承受了對港管治以來最大的侮辱，和理非亦與勇武派達成和解，「和勇不分」往後成為主調。

「和勇不分」若置於 2016 – 2018 年，可謂完全無法想像。但亦因為「和勇不分」，警察對付和理非抗爭者的態度變得嚴厲，大圍捕不時發生。整場抗爭，其實到 2020 年初仍未被平息，事件迅速平定，並急速褪色，亦多得中共。2020 年初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未幾疫情蔓延香港，林鄭政府以防控疫情為名，禁止示威、遊行、集會，連帶舉辦多年的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都壽終正寢。和理非聚人流活動辦不成，勇武抗爭於是無法起動。港府乘機將抗爭者拘捕並送入天牢，且迫逼《蘋果日報》倒閉，以初選案拘捕一眾民主派頭面人物，缺了領袖，少了喉舌，動員變成不可能。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支聯會、教協解散，六四紀念館停止營運，公民黨也維持不下去，《立場新聞》、《眾新聞》等停止運作，電台敢言的時事評論人離港遠赴外地，尊子政治漫畫成絕響……這連串動作，等於把八十年代以來英國殖民地政府扶植的民間輿論及公民組織連根拔起。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區議會直選成分大減，行政長官普選更是遙遙無期。至此，英國九七前設下的牽制措置被瓦解殆盡。

尤其甚者，重批判的通識教育改為重單向灌輸的公民及社會科，教育局要求學校推行國安教育，高中生必須返大陸交流，認識中國歷史文化，說好中國故事。在囚抗爭者須接受中式步操及去激進化教育。2019 年種種，無重提的空間，連《願榮光歸香港》都不可再唱。六四後中國大陸所經歷的除名毀憶及馴化教育，今天再次在香港出現，而且速度遠比當年的六四快。

儘管有移台、移英的香港人堅持拒絕遺忘，這只是變相的燭光悼念，自我安慰而已，無濟於事。至於以為在囚者於香港重光後能出人頭地，筆者對此更不感樂觀，香港人是有良知，但同時是善忘的，功利的，喜歡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當處處是大陸同胞、外地勞工，抗爭過只是一污點，很殘酷，很難以接受，卻是事實。

李怡先生當年曾對劉曉波說：「你做個瓷器，做得好要很多功夫，但你打破就很容易，用手掃一掃它就碎了。」英國人建設的香港，猶如一瓷器，精美是精美，卻一碰便碎，刻下中共不只一碰，是掃來掃去，瓷器碎個體無完膚，又焉能重新黏合？

香港公民身份不再，回到市民乃至臣民，政治冷感重臨是必然的，面對苛政，或逆來順受，或忍痛離開，近年移民人數創新高，絕非偶然。

粗略地看黑格爾哲學的輪廓

黑格爾哲學深奧至極，一般人不易理解，讀哲學的人亦未必明白。今從幾個切入點，勾勒出大概。

須知道黑格爾是德國觀念論的高峰，德國觀念論是針對康德「現象與物自身」的理論問題而展開。扼要言之，康德認為，人只能對現象有知識，卻無法認知物自身。但物自身既無法被認知，康德何以肯定有物自身？這不是矛盾嗎？於是有人走出來說物自身並不存在，解消了物自身，現象都是由人的認知主體 (理性) 開出，這是費希特「絕對自我」的進路，為德國觀念論的開端。另一條進路是不解消物自身，堅信人的理性能把握物自身、對物自身有所認識，此乃黑格爾的立場，物自身在黑氏系統中叫做「絕對」。

「絕對」又名「絕對精神」/「絕對理念」，體現在世間事事物物上，亦可以說，世間種種事物，都是「絕對精神」/「絕對理念」之展現 (這裡有「泛神論」傾向，「泛神論」相信神存在於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神即一切，一切即神)。黑格爾有一名言「凡存在即合理」，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世間事物之所以得其存在，全因為其體現「絕對精神」/「絕對理念」。用中國哲學勉強比擬，「絕對精神」/「絕對理念」相當於宋明儒所謂「理一」，世間事物的存在相當於「分殊」。無「分殊」不能見「理一」，有「理一」才可開出「分殊」。事實上，黑格爾大談歷史哲學、宗教哲學、法哲學、美學哲學，終極目的都是要研究「絕對精神」/「絕對理念」本身。這有些少朱夫子「即物以窮其理」的氣味。

除了「凡存在即合理」，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對黑格爾的批評，以及存在主義祁克果對黑格爾的反感，亦值得注意。馬克思覺得，黑格爾辯證法過於強調人的思維過程、心智，忽略了「物質的東西」，即生產和經濟活動。據此逆推黑格爾辯證法內涵，即黑格爾相信，事物存在與否，跟人的思維、心智密不可分，王德峰談巴門尼德時，提到：

巴門尼德把思維不僅看成是人的主觀活動，而且是事物存在的根據。請大家注意這一點，思維不僅是人類的思維，而且就是萬事萬物存在的根據本身。巴門尼德那句話，說「能被思維者與能存在者是同一的」……西方人把人類的思維不僅看成是人類心智的最高活動，而且看成是世界得以向我們呈現的根據。

黑格爾將「絕對精神」/「絕對理念」展現自身的方式同於人的思維過程，未嘗不是依循巴門尼德的途轍。由於黑格爾將所有事物都看成是「絕對精神」/「絕對理念」的展現，而「絕對精神」/「絕對理念」展現自身的方式同於人的思維過程，世上沒有任何一件事物能處於人的理性思維以外，這正是祁克果最反對的。在祁克果看來，黑格爾哲學只是停留在純粹的思想中，並沒有涉及具體的人生。「我們時代所缺乏的不是反省力而是熱情」，偏偏黑格爾哲學只重視反思和理性，缺乏熱情。又人做什麼並不有賴於他理解什麼，而取決於他要什麼。意志較理性優先。黑格爾哲學沒有給予意志應有的地位。

「絕對精神」/「絕對理念」跟現象 (世間種種事物) 的關係是不即不離，為異質的兩層，卻又互相影響。黑格爾撰有《精神現象學》，探究精神、現象之間的關係，「精神」即指「絕對精神」。錢穆寫《國史大綱》，認為中國歷史全體進程皆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之體現，勞思光稱其架構類似於黑格爾論精神、現象的關係 (《思光人物論集》)。

哥帥圓夢！曼城首奪歐聯冠軍！

歐聯冠軍戰，已奪英超冠軍及英格蘭足總盃的曼城，對戰意甲國際米蘭。賽前輿論普遍追捧曼城，但哥迪奧拿過去曾多次與歐聯冠軍失之交臂，國米會否殺曼城一個措手不及，亦未可知。有消息指恩沙基集中踢防守反擊，觀乎國米的「3-5-2」陣式，其注重防守顯而易見，這也注定重視猜傳的曼城將會面對一場硬仗。

曼城今仗擺出強陣，足總盃尚用奧迪加及基爾獲加做正選，今次用回艾達臣及傷癒復出的尼敦艾基。事實上，尼敦艾基在左閘防務做得出色之餘，不時會壓上前場助攻，哥帥似乎比較喜歡這類功能多樣的左閘球員。惟國米策略得宜，曼城需要分波到左右翼，讓賓拿度施華或基利殊落底傳中，偏偏國米安排達美安釘死基利殊，迪馬高釘死施華。二人轉身傳球都不容易，曼城只好用長傳交波給賀蘭，但賀蘭表現一般，僅迪布尼一次傳送，交到賀蘭攻門。奈何迪布尼未幾傷出，換入科頓，科頓傳送不如迪布尼那麼具有創造力，雖在右路協助施華，但整場表現無大突破，只在下半場有一次具威脅的射門。

上半場的曼城，無法帶波入禁區，連中場搶奪都不成功，國米三番四次在中場偷波，製造反擊機會。此完全出乎大家意料。國米方面，杜費斯是荷蘭國家隊右閘，曾效力 PSV 燕豪芬，他擅長從右路突破，今場賽事卻未顯功架。門將奧拿拿，之前效力荷甲勁旅阿積士，坦白說，他表現不俗，曼城多次角球、科頓的射門，都被他一抱入懷。反而國米的前鋒線值得一講。拿達路馬天尼斯下半場一次攻門，本來可交後備入替的盧卡古施射，他卻堅持自己窄角度勁射，結果過不到艾達臣。盧卡古大部份時間太靜，既無迫搶，亦無自行帶波上前，純粹等波踢。迪馬高頭搥中門楣，再頂被盧卡古的腳擋出。兩次射門，一次頭搥，盧卡古都無法順利製造入球，欠運氣加上前鋒把握力不足，是國米致命傷。

曼城在迪布尼傷出後，士氣一度低落，控球權落到國米手上。艾簡治更一度防守失神，走漏了拿達路馬天尼斯。根度簡憑個人能力在左邊突破落底線傳中，交科頓，科頓交艾簡治，艾簡治終於做場好戲，直線傳送交得漂亮，賓拿度施華接應施射被擋，洛迪走近撞射入網，曼城 68 分鐘打開紀錄。這球波，除了艾簡治和洛迪，根度簡功不可沒，因之前曼城球員仍無入禁區、落底線的機會，國米防守實在太嚴密。

不過，國米的打法太消耗體力，70 分鐘以後，國米球員體能已然下降，基利殊、科頓已可輕易轉身。米希達恩換入後，確能建立一些組織傳球，盧卡古頭搥被撲出，國米最後含恨，曼城首次在哥帥帶領下奪得歐聯冠軍。

盛傳根度簡季尾約滿曼城後會轉投巴塞，如果成事，曼城將失去一重要的中場主力，惟迄今其去向仍未被正式公佈。

年輕而漂亮的靈魂

「反送中」四周年，我關注的，不是《願榮光歸香港》是否成為禁歌，也不是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的歷史細節。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幾個年輕而貌美的靈魂，他們都在 2019 年 6 月至 8 月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離開人世，卻留下發人深省、餘音繚繞的遺言。

6 月 15 日，梁凌杰身穿寫有「林鄭殺港，黑警冷血」的黃色雨衣，於金鐘太古廣場外的棚架掛上「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反送中 No EXTRADITION TO CHINA。MAKE LOVE No shoot！」的橫額，旋即一躍而下，墮樓身亡，年僅 35 歲。

十四天後，6 月 29 日，教育大學創意藝術與文化 (音樂) 系女學生、年僅 21歲的盧曉欣，在粉嶺嘉福邨福泰樓自殺身亡，死前在後樓梯用紅筆寫上血書：「致香港人：雖然抗爭時間久了，但絕對不能忘記，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一定要堅持下去。強烈要求全面撤回條例、收回暴動論、釋放學生示威者、林鄭下台、嚴懲警方。本人但願可以小命，成功換取二百萬人的心願，請你們堅持下去！」當時，中老年人對年青人的激烈抗爭有微言，抗爭陣營內部亦有意見分歧，覺得再爭無用，不如「見好就收」、用選票懲罰政府，曉欣見狀，心急如焚，遂犧牲一己性命，換香港有良知的人堅持下去。

翌日，6 月 30 日，29 歲曾任職幼稚園教師，後轉職公證行文員的鄔幸恩 (Zhita Wu) 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四樓平台墮下，搶救後不治。她在個人面書留下遺言：「香港，加油。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們的勝利。七一我去不了，其實真的絕望透了。所有的事情也讓我覺得沒有明天……累了，不想再為明天努力……我是會被社會淘汰的花枝，漂流在河上，而不是在樹上盛開的繁花。我沒有家……多謝愛我的每一個人，感激每一個相遇。」現在讀來，香港有良知的人，哪個仍會說當下的香港是我家？《蘋果日報》沒了，支聯會六四集會成了建制市集，教協被教聯取代，立法會及區議會直選成分大減，街上出現隨機斬人案……你還會說這是香港嗎？該是「美麗新香港」吧，Zhita 沒有說錯，而且很有前瞻性。

7 月 3 日，28 歲的麥小姐在長沙灣住所墮樓身亡，留下「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的，香港需要的是革命！」8 月 26 日，25 歲的郭志偉在觀塘順天邨天韻樓高處墮下，留有「但係香港人未輸，邊個撐到最後邊個就會贏，香港人加油！」

清朝末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啓超勸譚嗣同一同出逃，被譚嗣同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變法雖然失敗，但不久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終於滅亡收場。

我不知道這些漂亮的靈魂們的心願何年何日能夠達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人格是高貴的，其用生命感染、觸動著真正的香港人，此遠非當權者用法律、暴力所能遏止。

論 A. J. P. Taylor 和 Eric Hobsbawm 世界史研究的異同

比較 A. J. P. Taylor 和 Eric Hobsbawm，我們會發現二人對十九世紀中葉至一戰前的歐洲比較滿意，幾個傳統大帝國基於保守主義原則，利用外交手段維持歐洲均勢，確保繁榮與穩定，這遠比 1918 年苛刻的《凡爾賽和約》有效。他們又比較左傾，對全無約制的資本主義不敢苟同，兼帶有相當的主觀偏見，A. J. P. Taylor 始終相信西德的建立會在他朝引發另一次大戰，Lawrence Freedman 則批評 Eric Hobsbawm 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不守規矩且本質上是極端主義的力量，是沒有理由的。

不過，在若干方面，兩人的分歧是鮮明的。

首先，A. J. P. Taylor 更強調人類的錯失及意外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他解釋德意志統一、一二次大戰爆發，皆採此立場。Eric Hobsbawm 恪守唯物史觀，以經濟發展作為歷史演進的動力。他講十八、十九世紀的革命事態，同時提到工業革命、工業家、資本家、資本主義，正因為工業革命令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資本家累積了大量財富，遂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權利，也影響國家實行殖民政策。對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吸收及消化，尤見其左翼史家立場。

其次，A. J. P. Taylor 比較同情蘇聯，承認紅軍在摧毀納粹德國一事上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Eric Hobsbawm 則對蘇聯不乏批評，覺得蘇聯自列寧下迄史太林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實行社會主義，根本有違馬克思的原意，亦不合國際主義理想。

其三，A. J. P. Taylor 治史有民族文化的向度，分析希特拉和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時，他會向上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日耳曼人採取無止境的東進政策。另處理德奧合併，他亦著重日耳曼民族這個關鍵因素。比觀之下，Eric Hobsbawm 談文化更多是採取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批判哲學的立場。他批評二十世紀的青年文化並沒有把「青年」視為「成年」的準備階段，反而將之視為人類全面發展的最後階段。又個人主義、國際化橫行，使過去將人類編織成社會結構的絲線全被截斷。

順帶一提，畢業於柏林洪堡大學的 Hajo Holborn，曾撰有《歐洲的沒落》(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 一書。其中提到歐洲在世界政治史上的主導地位已經一去不復返。這個過程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歐列強取得最後勝利，全賴美國果斷介入。至二戰結束後，西歐列強要維持其在歐洲大陸的地位，必須依靠美國持續的支持。西方文明的政治重心因此已跨過大西洋來到美洲，美洲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則已然沒落。Hajo Holborn 的觀點和 A. J. P. Taylor、Eric Hobsbawm 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Eric Hobsbawm 看帝國及極端時代

1875 – 1914 年是和平而樂觀的時代。雖然歐洲發生過一些小衝突，但人們普遍認為未來不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經濟蕭條過後，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復甦，資產階級日益富裕，成為獲益最多的階級，比觀之下，傳統貴族則日益邊緣化。

生產力提升，導致商品流動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西方進而發展出殖民體系，奉行帝國主義。和列寧一樣，Eric Hobsbawm 同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主義的興起緊密相連。然而，他不相信資本主義會垮台，通過安撫群眾並接受一些社會主義要求 (例如福利國家的要求)，資本主義是可以倖存下來。

德國、美國迅速冒起，削弱佔主導地位的英國經濟。又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持續升溫，令各國忙於儲備軍用物資，以預防將來的衝突。上帝退場，對進步和科學的信仰正在向舊宗教勢力瘋狂猛攻。

《The 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 – 1991》集中剖析兩次世界大戰及冷戰。Hobsbawm 把 1789 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段時期稱為「漫長的十九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蘇聯垮台的時期稱為「短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見證國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的災難性失敗，也是一個藝術、社會變革無太大進步的時代。此遠非當時的政治觀察家所能預料。

1917 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並非如馬克思所預言，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在它薄弱或幾乎不存在的地方比在它的中心地帶更容易被推翻。」Hobsbawm 因此憂慮，俄國革命表面看似「進步」，背後卻「剩下一個更加堅定地紮根於過去的俄羅斯……實際統治這個國家的是越來越小的官僚機構，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和資格比以前更低。」

國家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背叛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願景。其摒棄民主元素，反自由主義根深蒂固。對國際革命的支持，Hobsbawm 重申，「實際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 (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後來的中國) 是在違背史太林建議的情況下進行的」。史太林 1943 年更試圖解散共產國際。

Hobsbawm 對民族國家取代古老帝國的浪潮有很深感觸，視《凡爾賽和約》為 「1918 年之後拙劣的和平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他預言極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注定失敗，「我們這些經歷過大蕭條時期的人幾乎不可能理解純粹的自由市場的觀念」、「『不受限制的國際貿易將使較貧窮國家更接近富裕』的信念與歷史經驗、常識背道而馳」。兼指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廣受歡迎，非關哲學，而是其能帶來超卓的技術成就。

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教授說：「這是一部極具洞察力的著作，同時也非常盲目」。福山覺得，Eric Hobsbawm 未有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優勢，對 Hobsbawm 偏愛中央集權政府 (Hobsbawm 曾讚許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共) 亦不以為然。